你太慢——加藤加一(励志)

第一篇：你太慢——加藤加一(励志)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加藤嘉一在北大》

作者 张樱摘自《大学生》2010年11月上

贫二代、农三代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

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

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质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已成当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

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经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性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进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样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加藤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安排到了几年后。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后，眼下他开始用母语写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书、1本英文，内容无一例外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两年后他的工作目的地将是美国，“国为我发现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汉学的都是中国人，对汉学的解读和看法主观，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视角去教汉学。但无论如何，我会把观察中国当做我一辈子的使命去完成。”

第二篇：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加藤嘉一在北大》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加藤嘉一在北大》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加藤嘉一在北大》来源： 王俊雅°的日志

作者 张樱 月上

摘自《大学生》2010 年 11

贫二代、贫二代、农三代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 在同学的观念里 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在同学的观念里，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 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2003 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 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 5 点找传达 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 7 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 11 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 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 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 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 BBC 和 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 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 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 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 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 50 多次。他 13 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 3 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 只剩下 500 日元（约 30 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 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

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 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 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 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 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 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 5 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 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 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 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 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 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 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 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 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 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 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 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质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 与调

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 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 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 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 况。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 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已成当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 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 7.5 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 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 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 4 点多起床跑步 10~15 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 饭后 7 点看《新闻联播》，8 点开始看书，11 点睡觉。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 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 7 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 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 望有人陪伴，渴望 24 小时的集体归属感”。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性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进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 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样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 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 “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 表控制你的生活，

第三篇：加藤嘉一：学前教育决定中国未来

加藤嘉一：学前教育决定中国未来

最近，“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后在内的中国朋友经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儿园特别困难，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报名，排队一两年才能确保孩子进到“勉强能接受”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好的公办幼儿园自不必说，没有特殊关系和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园。就算民办幼儿园，门槛也挺高，学费相当贵。前几天，我与北京的资深幼儿教育人士深聊，了解到北京民办幼儿园的月学费至少1000元，而且几乎没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园时还需要交至少一万元赞助费。我问，“月薪加起来一万元的夫妻敢为孩子的幼儿教育付多少钱？”专家回答说，“他们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宁愿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对于那些在大城市“蜗居”的年轻夫妻来说，贵绝不是个问题，无论多贵，都要想方设法把孩子“扔”出去。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经济实力养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够接受传统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妇”角色，父母灌输的传统价值观一般又不允许子女不要孩子。年轻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养育孩子是一大困难，却无法回避这一两难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选择就是尽早把孩子“托”给幼儿园。

除了中国大城市严重缺乏学前教育资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其“质”。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国的幼儿园教小学的课程，小学教中学的课程，中学教大学的课程，大学重新学习幼儿园的东西。比如，对人讲礼貌，诚实，守信…”在我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国的中学生知识面很广，思辨能力超强，外语运用能力令人惊讶，还具有国际视野，进入大学之前，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基本都满足了。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探索中，不算成功，许多学生带着基础教育阶段的姿态面对大学生活，或过早地接触社会，比如大一就开始找实习，搜索就业信息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

已经开始走向社会的我的同龄人———80后正在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天天在媒体上饱受争议。不少在华日本企业的老板曾向我表述同样的困惑：“年轻员工学习能力强，迅速明白原理，但缺乏礼仪和诚信，不懂怎么对待上司和客户，心态混乱，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郁…所谓“80后问题”，其根本原因几乎都归结于如何做人，而不在于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质和修养只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可今天中国的学前教育跟基础教育没什么两样，教师和家长都急于向孩子灌输知识，书法、外语、钢琴、数学…急功近利，觉得学东西越早越好，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完备所有知识面，并把它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

增加幼儿园是当务之急，但若不改变学前教育的现状，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中国不妨参照日本经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受益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日本孩子在3—6岁几乎都在上幼儿园。老师在实践中教的无非三项：一，如何与同学相处；二，如何礼貌对待长辈；三，如何靠自己解决问题。

此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8月16日

第四篇：别嫌你电脑运行速度太慢

别嫌你电脑运行速度太慢，只是你不会清理系统！信不信由你！

1、双击“我的电脑”

8、清理过程中，您可看得到未经您许可（您可点“查看文件”看，就知道了）进来的“临时文件”被清除了，盘的空间多了。对D，E，F盘也用此法进行。

二、随时进行清理

5、再在“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前的方框里打上勾三、一星期进行所有盘的垃圾清理

5、点“磁盘粹片整理程序”

理中您可看到您的盘里的状况，可将清理前后对比一下）

四、给宽带加速，一分钟学会释放电脑保留的20%宽带资源。

1、单击“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后即可打开“组策略对象编辑器”。

中的“限制可保留带宽”，在打开的属性对话框中的“设置”选项卡中将“限制可保留带宽”设置为“已启用”，然后在下面展开的“带宽限制（％）”栏将带宽值“20”设置为“0”即可。

载的速度明显提升。此项修改对XP和VISTA均有效

第五篇：中国人为什么不是日本人对手的一个现实证据——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加藤嘉一在北大》

题记：学堂张校长常常要我们老师和学堂的学生向日本人学习。他认为：如果是朋友，当然可以取笑和贬低甚至忽略他的优点，这除了让自己不进步以外，并无太大的坏处。但是对于敌人，就一定要研究他的优点和长处，否则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因此，对于日本人，如果真的要当做敌人，就更应该好好地研究和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

当然，张校长并不喜欢“敌我分明”的立场，他作为文化人，更强调“事实和真理”，不管它掌握在谁的手里；从中华文化传统继承的角度来看日本，他认为日本更多地继承了汉唐时期的中华文化精神和内涵；这是一个开放，善于学习，勇于进取，同时也很注意保护自己文化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对于我们国家被长期以来的官家腐朽的儒学破坏的封闭式传统文化，被自负和骄傲填满的愚蠢相比，日本人要更接近古代积极进取的中华文化一些。因此，校长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日本人也是值得学习的。

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很有感触；在国内看惯了中国大学生们过着梦一般的“大学生涯”，为日本人有这样的大学生感到惊讶；我更惊讶的是，这个日本留学生并不是“极少数”，而是代表日本青年人的“主流”；这个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大学生提到在日本学习的大学生跟他一样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他只是到了中国才被中国大学生看做“很进取”而已，在日本“努力进取”的大学生是常态；他只是选择了一条“游学中国”的路罢了。

中国的未来会“很辉煌”吗？看了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的大学生的比较，你很容易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会很悲惨。当这个日本留学生看到周边的同学（请注意，他们都是我们的精英名牌大学--北大的学生们）天天过的就是“玩电子游戏，聚餐游乐，说空话废话”的生活，表示自己和他们“合不来”的时候，你能够读出他心中对于“中华上国”人的鄙视吗？他会尊重这些“未来的中国精英”吗？这些他眼里“没自信，没思想”的中国大学同学？

我们现在沾沾自喜GDP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老二”的“世界经济强国”位置，却不知道以一个超过日本十几倍大的国家去做这种总量比较其实很可笑。更可悲的是这种“经济强国”位置是不可靠的，无法继续的；现在的经济进取是以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换来的表面繁荣。但是这种繁荣能够持续下去吗？更别提媒体和官方这种繁荣的鼓吹和宣传，纸醉金迷的气氛贯穿全国，却摧毁了我们的下一代进取的精神；我们变态的教育体系，也在摧毁我们下一代身体和心灵以及学习的能力。这样的未来，会有“前途”吗？美国兰德公司早就在算计出来我们的未来和下一代会很贫穷和悲惨，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国人醒醒吧---无论你爱自己，爱自己的子女和家庭，爱你的国家，都学会更务实更清醒，也更积极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吧。刘明慧题记

下文系转载，作者张樱摘自《大学生》2010年11月上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加藤嘉一在北大》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

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

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验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已成当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经你快。”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性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进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加藤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安排到了几年后。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后，眼下他开始用母语写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书、1本英文，内容无一例外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两年后他的工作目的地将是美国，“国为我发现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汉学的都是中国人，对汉学的解读和看法主观，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视角去教汉学。但无论如何，我会把观察中国当做我一辈子的使命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