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

第一篇：银行信贷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

银行信贷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

银行贷款作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准备金减少――出售债券――非银行部门减少持有货币（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减少贷款、增加债券――企业增加债券发行――银行增持企业债券。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发行企业债券困难―――不得不向商业银行贷款――商行提高对其贷款利率――中小企业投资需求下降。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净财富额渠道，是指持续的非预期的通货紧缩使得财富的分配有利于债权人而不利于债务人，债务人的净资产减少使得资信受到影响，从而对投资造成额外的负面影响。过度负债――企业出售资产――银行准备金上升――货币乘数下降――物价下跌――企业价值下跌――企业破产增加――囤积现金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上升

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两者在表现形式上非常接近。即同样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经由特定借款人受信能力的制约而得以强化。区别：资产负债渠道从银行贷款供给角度解释信用对经济的独特影响；银行贷款渠道则从不同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角度解释信用在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随着货币供给减少与利率的普遍上扬，借款人的资产状况将遭到削弱：①从净现金流量看，利率的上升导致利息等费用开支增加，从而直接减少净现金流;销售收入下降则从间接渠道进一步减少净现金流。②从证券价值看，利率的上升意味着股价的下跌，从而现有证券品的价值随之减少，资产状况相应恶化。

当市场利率上升时，银行的金融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从而引起银行信用的下降。大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且容易获得银行信贷；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和垄断性行业的优势企业，在各种融资活动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境地。大型企业无论在资本市场，还是信贷市场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大型企业等所谓优质客户甚至成了商业银行竞相争夺的重点对象。信贷融资对象与股权融资对象呈趋同趋势，社会资金使用集中于大企业。在中小企业实业投资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同时，一些大型企业可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获得大量的银行贷款。客观地来看，如果这种集中是基于现实的投资或交易需求的话，资金向大型企业集中本身并一定有什么负面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并非全部如此。一方面大型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比较充裕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优惠获得需要的大量资金。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动辄对大型企业授信几十亿、上百亿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小企业资金需求强但信贷获性可能性低。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恶化，资信评级下降、信贷可获性降低，银行的信贷投放减少，导致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减弱。虽然近年来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尤其是贷款难问题，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指导工作，但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困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除了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滞后等已被普遍关注的体制性障碍之外，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变化引起的信贷困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按照目前的规定，商业银行只对信用评价为A级的企业提供贷款支持，A级以下企业得不到贷款。据有关方面的典型调查，西北地区A级以下企业占比为80％，东北地区高达9096，南方地区一般也达到40％～50％。对于40％一90％的中小企业来说，虽然可能有投资意愿，有融资需求，但信贷渠道并不畅通。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渠道不够畅通，而是渠道本身就不够多。在许多地方，货币政策只能覆盖20％～60％的中小企业。

我国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放大了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当放松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渠道放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经济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中，名义利率上升和汇率的膨胀强化了银行对贷款的偏好程度，商业执行货币政策中强化了对经济的积极效应。

而当货币政策收缩时，在经济向新的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中与不存在银行信贷渠道的情况，相比名义利率收缩的程度和本币升值幅度明显加强，强化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消极效应。当货币政策收缩时，中小企业从银行渠道得到贷款则更为困难。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确实存在，并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判断和把握货币政策的“松”和“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篇：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的风险分析

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的风险分析

2013-06-18 15:32:06|分类： 默认分类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2012年3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围绕“税收·发展·民生”这一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互动交流，其中，与网友谈到关联企业借款利息问题如下：

[网友]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如果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核定利息收入按金融业税目交营业税的话，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第十条规定的“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取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关联企业无息贷款实际上并没有收取利息货币，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按金融保险业缴纳应计未计利息的营业税，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肖捷]……按照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是营业税纳税的义务人。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因此，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如果贷款方未收取任何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形式的利息，则贷款方的此项贷款行为不属于营业税的应税行为，也就是说不征收营业税。如果没有收取利息货币，但收取了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那也要征收营业税。

分析：

按照肖局长的回复，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不需缴纳营业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没有风险。

1、根据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七条，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营业额。关于无偿是否等同于价格偏低，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税法也没有对此进行明确。因此，实务中，税务机关很可能据此核定利息收入征收营业税。

2、根据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关联企业之间无息借款，多数是单方利益输送，即使有收取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也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都显然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利息收入征税。尽管《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无偿提供劳务不征收营业税，但税收征收管理法属于上位法，效力优先。

3、如果借给关联企业的款项还需支付第三方利息，没有收取利息收入的情况下，有关的利息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不允许扣除，企业会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4、非金融关联企业之间借款，本身存在不合法问题。《贷款通则》中明确“贷款”是指企业向银行等具有贷款经营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因此，从风险的角度考虑，建议关联企业之间委托银行进行贷款，并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收取利息，或者采用统借统还的方式（适用财税字 [2000]7 号、国税发 [2002]13 号、国税发

[2009]31号文，参照国税函 [2002]837 号文执行），进一步降低税收成本和风险，万万不可被肖局长的上述回复而误导。

第三篇：浪迹于法与童话之间

浪迹于法与童话之间

——雅科布·格林印象

初识德国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名噪世界的“德国兄弟”。

首先值得提及的是“洪堡兄弟”——威廉与亚历山大：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其在语言学、哲学上的著述，倡导自由主义，创办柏林大学而著称于世；其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作为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和生态学的创始人而享誉自然科学界（德国的“洪堡奖学金”即以其名义设立）。其次是“韦伯兄弟”——马克斯和阿尔弗雷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作为社会学的巨擘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在社会学（尤其是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aologie）上的贡献亦令人瞩目，杂志报章屡有评述。

自然，最为全世界各国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当属雅科布和威廉两位“格林兄弟”。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与其弟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于1812年和1815年梳理出版的《家庭和儿童童话集》（Haus-und Kindermaerchen，俗称“格林童话”），讲述一个又一个鲜活有趣的故事：“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狼和七只小山羊”、“青蛙王子”、“穿靴子的猫”„„。这一则一则耳熟能详的德国乡间童话，绽陈梦幻与纯洁，给这个急于成熟老化的世界。其纤柔宁静无潮无涌，如清泉流经千万人心溪间，轻起几分恬淡、欣喜。

不过，人们对格林兄弟的了解，大抵止于童话。俄国学者г·舍甫琴科在《格林兄弟传》的俄文版序言中曾指出：“格林兄弟属于这样一类知名人士，大概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的确，格林童话带来的过分显著的声名，反而遮蔽了格林兄弟的其他贡献，使我们知道的格林只不过是一个“单向度的人”。本文通过采撷其生平片断所要展现的，是作为一位重要的德国法学家形象的雅科布·格林。

求学于卡尔·冯·萨维尼

雅科布·格林1785年1月4日出生于哈瑙（Hanau，德国黑森州）的一个法律之家。其父菲利普·威廉·格林（1751-1796年）早年学习法律，后从事律师职业，曾担任哈瑙“公国城市和地方秘书”和斯泰诺的裁判官。父亲中年因病去世，格林一家举迁至卡塞尔（Kassel）。格林兄弟在卡塞尔接受了中学教育，而且在以后50岁以前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此地度过的。

出于对父亲及其职业的景仰，格林于1802年开始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学习法律。这无疑是格林兄弟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拓展了青年格林的视野，也铸造了他们聪灵浪漫而又严谨求实的心性。

在马尔堡，格林兄弟系统学习了自然法、国家法、私法、刑法、司法方法论、继承法、债法、罗马法等课程。他们与弗里德利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这位未来的法学巨子的接触和交往，对他们将来的生活、文学创作和法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萨维尼比雅科布·格林年长6岁，1800年在马尔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从1800/01的冬季学期开始在该校任教，讲授刑法、罗马法、法律史和方法论等课程。1803年萨维尼

出版其成名之作《占有权》（Das Recht des Besitzes），奠定其作为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的地位。

格林在马尔堡求学时，萨维尼在事业上正崭露头角。萨维尼的课程是他们最喜爱听受的课程。年轻的格林被萨维尼渊博的学识、勤谨的治学态度和富有朝气而又不失谦抑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而萨维尼也对与其年龄相仿的学生颇为赏识。大家谈论投合，遂成好友。

位于马尔堡城堡脚下的萨维尼私宅，是格林兄弟经常造访的地方。在这里，萨维尼通过私谈，以“认真、明睿而且以所具有的极大的敏感性”把格林兄弟带入浩瀚无垠的知识领域和科学研究的世界。而且，也正是在萨维尼的社交圈里，格林熟悉和认识了一些时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海德堡浪漫派创立者克列缅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布伦塔诺作品的非凡音乐性和丰富的想象力、甚至其飘忽不定的灵敏感觉，在另一方面型塑了格林兄弟的性格，使他们有一种“向往世界的无限性，渴望冲向天空”的浪漫情怀。这也是他们（尤其是威廉·格林）后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文学的主要原因。

谈到自己大学时的恩师萨维尼，威廉·格林这位在未来岁月中几乎完全与法学职业绝缘的文学研究者，在1850年10月31日柏林科学院为纪念授予萨维尼法学博士学位50周年而举行的隆重大会上，满怀深情地说：他（萨维尼）对于自己著作中历史方法的形成赋予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格林兄弟正是在他们的导师那里学会了一种在研究社会现象时珍视历史主义的态度，并将它运用于他们各自的研究工作之中。

发表《论法之诗》等法学著作

雅科布·格林终身未娶，一生奉献给了他所锺爱的学术事业。这位伟大的研究者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证明日尔曼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以自己的社会发展而远远胜过其他民族的民族”（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客观地说，《家庭和儿童童话集》给他和他的弟弟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声名并不能完全使其在学界立足，真正得到学界认可的，是他在一生中所从事的多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和出版的研究成果。雅科布·格林的研究领域兼跨诸多学科，这使之成为包括日尔曼民族语言、文学、历史、法学、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各个独立分科在内的日尔曼学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语音对应规律通称为“格林（一译格里木）定律”。

1815-1828年雅科布·格林在家乡卡塞尔担任图书馆的第二管理员（zweiter Bibliothekar）期间，是其学术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在此期间，他与威廉经十几年搜集的民间童话第2卷出版；确立其大语言学家地位的扛鼎之作——《德语语法》问世。雅科布在一块完全的“处女地上”构筑了德意志语言规则的大厦。诗人亨利希·海涅（HeinrichHeine）称赞《德语语法》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

1816年，雅科布·格林在“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刊物——《历史法学杂志》（萨维尼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主编）第2卷发表其第一篇法学论文，题目为《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该文篇长77页，分14节。在这篇长文中，格林以童话作家的灵敏性和感受力，语言学家的丰富知识和法学家的眼光，考察了德意志古法（如《萨克森之镜》）的诗性因素和独特的民族性格。格林在文章的开篇即指出：“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律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我们有责任把它作为一项遗产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流传给后代。”他证明说：在一定意义上，诗是纯真的、虔诚的，它不过就是古代简朴的法（das einfache Recht）。例如，德国古法是象诗歌一样表达的。在德语中，法官被称为“发现者”，他们发现判决，就象诗人也被称为发现者一样（Trobadores，Trouveurs）。法官和诗人二者都是Schaffer（创作者，希腊文），他们创造规则，确定秩序。

在《论法之诗》之后，雅科布·格林相继出版了长达数千页的几部法律巨著，这其中包括《德意志法律古董》（Deutsche Rechtsaltertuemer，1828）和《智判询答汇编》（Die Sammlung der Weisthuemer，1840-1863）。前者是从一个“古代文化研究者”（Altertumsforscher）的角度对日尔曼（包括北欧、盎格鲁萨克森）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制度（Rechtseinrichtungen）所作的一个资料汇集，它包括一个导论和6卷，涉及身份、家政、财产、计件契约（Gedinge）、犯罪和法院等内容。后者是格林搜集整理的德国乡间的智判询答（die baeuerlichen Weistuemer）而集成的资料，其中包含大量民间裁判者对法的解释，体现着“乡间智者”对法的认知和处理案件的智慧。格林对这些智判询答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在本质和内容完全可以同一般的民族语言、民歌相提并论”，“它们是德意志民族自然生成的法律自由、高贵式样的极好证明。新的、变化着的和不断年轻化的法律，在其外形上总是包含着纯正血统的古代法律风习，它们虽然长期以来不再被适用，但却被普通人所信奉，并且带着完全的敬畏„„。”

格林的后几部法律著作在法律史家那里只得到非常低调的回应（反响）。他们认为格林只是抢先将不同世纪的原始证据毫不费力地汇集在一起，他的工作只是“汇总和简单的叙述”而不是“思量、建构和诠释”。这种苛评是有失偏颇的，应当承认：《德意志法律古董》和《智判询答汇编》的学术价值仍然是独特而重要的，它们为我们了解一切日尔曼法律的历史关联提供了一种导引。正如R.Huebner的评论指出的那样，《智判询答汇编》对于法律所起的作用，就象《德语语法》对德语语言所起的作用一样：两者都可以看作是“巨大、浩瀚的德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伟大篇章”。格林的法律著作也许在具体的问题点上是可以加以校正的，但作为整体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德国当代著名法律史家魏雅克（Franz Wieacker，1908-1994）在其大著《近代私法史》（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Goettingen 1952）中，也非常公允地说：格林的所有法学著作都以其巨大的热情、想象力、散发着令人着迷、创造性人格魅力而给所有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意志法律古董》还以其浩瀚的原始材料知识和语文体的精确性而著称。

正是由于其在法学上的贡献，雅科布·格林被列为自艾克·冯·雷普高（Eike von Repgow）开始500年以来德国重要的法学家之一，与艾希霍恩和格奥尔格·贝塞勒（Georg Beseler，1809-1885）并称为德国历史法学派“日尔曼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格林与“哥廷根七君子”事件

1829年在卡塞尔由于没有获得图书馆第一管理员的职位，雅科布·格林便接受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et Goettingen）的邀请，担任该校文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其弟威廉·格林一同就职，担任编外教授和图书馆副馆长。当时的哥廷根大学（1737年建校）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集聚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一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属人文荟萃之地。

格林兄弟在哥廷根的8年生活总体上是优裕而安定的。雅科布开设的日尔曼学、古代法律文献、文学史和文学资料研究的课程吸引众多的听众，使他获得了“更加受人尊敬的”快乐。在学术领域，他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语言、诗歌艺术和法学”课题的研究，并完成其语言学巨著《德语语法》第4卷，准备把它作为哥廷根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的献礼。在其哥廷根社交圈中，一些法学界名流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当时仍然健在的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胡果自1792年起担任哥廷根大学法学正教授，由于其在罗马法文献资料的考辨和法哲学学说上的贡献，而获得当时包括萨维尼、艾希霍恩和蒂鲍（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1772-1840）等一大批法学同行的尊敬，被视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共同的法学志趣，使格林和胡果这两位年龄相差21岁的法学名

家走到了一起，并在古代法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相互持撑。

但格林在哥廷根安逸的学术生活，不幸被一个意外的事件所打破。1837年在哥廷根大学庆祝正式建校100周年不久，英国国王兼汉诺威（哥廷根属其管辖区域）国王威廉四世（Wilhelm IV，1765-1837）去世，其弟爱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继任汉诺威国王。新汉诺威王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对其兄于1833年批准的较开明的宪法不予理会，甚至考虑予以废除。这激起了得自由风气之先的哥廷根广大师生的愤慨，但多数教师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敢怒不敢言。天性素来自由浪漫的格林兄弟，虽一生志献学术、不谙于世故，貌似文弱，却有一腔义气。面对强权，遂联合另5位慷慨悲歌之士陈书抗议（他们分别是历史学教授达尔曼[F.C.Dahlman]、法学教授阿布列希特[E.Albrecht]、文学史教授格尔维努斯[G.G.Gervinus]、东方学教授埃瓦尔德[H.Ewald]和著名物理学学家韦伯[W.Weber]）。

雅科布·格林抱着“为法律观念献身”的决心，甘冒解职和逮捕的危险，悲愤地写道：

公法教师和政治教师应当从自己的信仰和科学研究的最纯粹的源泉中获得社会 生活的原则；历史教师应当不惮其烦地说明宪法和政府对于人民的幸福和痛苦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哲学教师经常研究那些创作非常有趣的古代统治者故事的古典作 家，他们应当以历史上的实例证明，人民的自由和压迫人民对于诗学的发展，甚至 对语言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渴望揭开宗教和自然界秘密的神学，甚至 医学，应当促进青年人对于神圣的、纯朴和真正的事物的要求和向往，这是毋庸赘 言的。因此，可以想象，听到废除国家宪法的消息后，大学的震惊多么巨大。（引自

[德]盖斯特涅尔：《格林兄弟传》，刘逢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版，页187。）

格林兄弟等7人以自己的行动捍卫宪法的尊严，表现出了身羸气弱的文化人所能够表现出的最大的勇气和力量，为哥廷根的教师争得了荣耀，博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尊敬和全德国有识之士的普遍同情和声援。但，格林兄弟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参与抗议的教授被强暴的国王一并解职，逐出公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GoettingerSieben）。

可叹哥廷根大学欢庆建校百年未定，不料遭此一劫，多少有些凄凄苍凉。不是情势所迫，断不会有此悲幕。格林兄弟，泪别哥廷根“井旁的牧鹅姑娘”。浪迹天涯，竭尽余生才智，编纂工程浩繁的《德语大词典》（Deutsches Woerterbuch），终至不能成就（该词典经过德国学者一个世纪的不断努力，直至1960年方告竣）。

人类的一对相濡以沫的“兄弟”，在他们度过古稀之年后，分别地离开了这个烦忙的世界，面颊上“带着充满他（们）一生的内心慈祥的表情”。不过，只有他们兄弟内心明白，“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他们的心底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创伤！人类不能理解“童话世界”背后的格林，其悲苦之心，也只有苍天可知了。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在历史上重演。

节载《中国政法大学校刊》

1995年3月20日

2000年3月28日增补

第四篇：民间工艺品剪纸京剧脸谱之间的关联介绍

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净角脸谱相传在中国戏曲发展之前，南北朝和隋唐（公元420-907）乐舞节目中就有了“假面歌舞”，这假面具就是脸谱的鼻祖。

脸谱的起源与发展

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净角脸谱相传在中国戏曲发展之前，南北朝和隋唐（公元420-907）乐舞节目中就有了“假面歌舞”，这假面具就是脸谱的鼻祖。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这就是齐人表演兰陵王戴面具击敌乐舞的记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贵州省星义地区布依族村民喜爱的古老地方戏，仍有戴艺术面具演出的习惯，这可算是脸谱历史中的活化石。但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艺术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墨、油彩、锅烟子直接在脸上勾画，这样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戏班以露天演出为主，离戏台较远的观众往往看不清演员的面部表情，勾上脸谱使观众在远处就能一目了然。

为适应露天演出，所勾脸谱一般只用黑、红、白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强调五官部位、肤色和面部肌肉轮廓，如粗眉大眼、翻鼻孔、大嘴岔等。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逐渐装饰化了。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京剧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京剧脸谱也在吸收各地剧种脸谱优点的基础上，经几代著名演员和戏剧艺术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加工提高，创新改革，得到充分的发展。图案和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来越鲜明，并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化妆谱式。

脸谱根据某种性格、性情或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为采用某些色彩的。红色有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如关羽、妾维、常遇春；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李逵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

第五篇：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讲解

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1）

龙宗智，1954年9月生于成都，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又先后返校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曾任成都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四川大学教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特邀专家咨询员。兼任重庆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重庆仲裁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务。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制度、司法制度。迄今发表专业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学术随笔近百篇，出版著作8部(含合著)。代表性著作为《相对合理主义》、《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同名博士论文《刑事审判制度研究》2001年7月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创立了用于分析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与机理的“两重结构”理论，提出了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反响。

龙教授和采访者的导师、《法学家茶座》特邀执行主编何家弘教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和采访者的导师一样，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年虽不高，声望极隆。《法学家茶座》早有采访龙教授之意，自2004年初即多次联系，但龙教授素来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且其工作繁忙，难有合适机会。直至2005年1月，《茶座》再次表明“采访之意不在宣传，在于为后来者提供指引与借鉴”(当然，这也正是《茶座》自创立之初即干辟“专家访谈”栏目的初衷)，龙教授方才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学术经历

以理性为原则，习惯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生活并且对学术思考和探索兴趣较大。

不愿局限于所研究学科的工具性知识，而一直希望在知识与理解上不断超越并保持开阔视野。

廖明(以下简称问)：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我的学术经历并不丰富。1978年我作为军人基层干部参加高考到西政读法律本科，尔后又先后回校读硕士、博士，其间在军事检察院工作多年。1998年自愿从军检机关“下课”，到川大法学院当了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2002年4月到西政工作，专业教学和研究又成了副业。

我在学术生涯中最感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够通过留学等渠道接受更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对普遍性学术思想把握不足，加之本人缺乏博闻强记的能力，因此，所写文章出于自己感悟的较多，引经据典较少。而我又不愿局限于所研究学科的工具性知识，一直希望在知识与理解上不断超越并保持开阔况野。因此，夸张点说，学养上的欠缺可能成为我“一生的痛”。

问：您当了28年的军人，做过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您1998年转业后先后在川大、西政担任法学教授，现任西政校长。我们想知道的是，哪一段经历对您的成长影响最大?在您不同时期的多个角色中，您最喜欢哪个角色?

龙：“文革”后上大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自认为是一个爱思考、重理性的人，上大学使我回到了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应当说这一转折和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最大。像我这样一个想法比较多的人，能在军队前后待了28年，这可能是需要一点“定力”，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我读书十年也是在当兵期间。就我个人体验，还是认为当专业教授的一段时间比较愉快。有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从事研究，也做一点法律实务。而作为“官员”就不一样了，你虽然显得比普通教授“有权”、“有地位”，但牺牲了很多东西。这里涉及一个生活价值观问题。如果你习惯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生活并且对学术思考和探索兴趣较大，那么你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当一名教授可能比当官还要愉快些。

问：无论是从军人到检察官，还是从检察官到教授，抑或是从教授到校长，您都适应得非常快，都做得很成功。那么，您是如何迅速地转换角色，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的呢?

龙：你过奖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干得好。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对某些角色的充任感觉好些，有的则感觉不怎么样。大体上说，我对需要思维和技术的差事容易干得好些，而对单纯的行政管理，如在军队基层带兵，我的感觉就要差些。不过，无论做什么工作，除了品德方面的要求外，我认为头脑清醒是最重要的条件，这种清醒是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能力。只要有这种能力，你就会审时度势，并由此而调整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较快地进入角色，适应工作。

问：根据苏力教授对近年来中国法学学术发展的研究，你是国内法学论文高产的学者之一——即使是在当校长期间。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担任什么工作，您一直都坚持学术研究。是什么促使您如此钟情于学术呢?从您的简历可以看到，从事教学研究在多数时期并不是您的“主业”，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您是否感到过“主业”和“副业”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龙：清华大学有人编中国“78级”人物纪实，对我的访谈用了“理性人生”这一标题。我比较欣赏这个题目，虽然这样说有自我吹捧之嫌。因为追求理性，所以即使是从事实际工作，我也有一种比较敏锐的“问题意识”，不断思考问题的本质和意义，也会十分注意某一问题的技术方面。久而久之，对问题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新的，可能也比较深的看法，将其一篇篇成文，其间既有过程的、技术的“愉悦”，又有小有成就的满足，所以也就不断能产生研究的动力。特别是结合实践进行研究，避免了理论的灰色，有一点常绿常新的感觉。而且由于是有感而发，有时甚至是不吐不快，因此写作时往往并不觉得多么艰难痛苦。这也同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职称或者完成任务有关。如2003年学校防“非典”，我对隔离问题体会甚深，就抽空写了一篇传染病防治与医疗性强制措施的文章，其中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高层领导的注意；2004年我结合工作体会，写了几篇关于教育行政的文章发表。其中一篇依法治校与高校领导体制的文章，最近在北大学报发表，发表前就有一些折腾，发表后可能会引起一定反响。

问：您是从司法实务部门到高校的，当然到高校之前，您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学者了。您认为在司法实务部门搞研究和在高校搞研究，是否有不同?多年的司法工作实践经验，对您现在从事教学研究有什么帮助?

龙：研究中国的法制及其运作，一方面要体察实际情况，能够结合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有超越现实的眼光和能力。在高校工作的教授做到前一点有些困难，在实际部门搞研究又往往缺乏一种超越性。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我的追求，但有时自己也会有困惑，甚至感到立场设置的困难。也许“相对合理主义”就由此而产生。

由于法学从基本功能看属于社会应用型学术，经验是学术的基础，尤其对于部门法学者。我感到，我过去的司法实践，乃至目前的教育行政以及在一些社会兼职中的实践，对学术研究有重要支持功效。最突出的感觉是，在提出学术上的说法时比较有“底气”，即能够大致把握某种学术上的见解在法治实践中的意义，乃至它的“场效应”。尤其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较为突出的中国的法现实中，具有法的经验也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