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赃款去向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定性的影响

第一篇：浅论赃款去向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定性的影响

文章标题：浅论赃款去向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定性的影响

在反腐败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证据确凿无法否认其贪污受贿犯罪时，便在赃款去向问题上做文章，将据为己有的钱财说成“为公支出”，并交出相当的票据加以佐证。“赃款用于公务”成为许多腐败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遁辞。而法院有时也以赃款“为公支出”

为由，将“为公支出”的款项从贪污贿赂款的总数中予以剔除。

在这种情况下，“为公支出”的部分不应从贪污贿赂款的总数中予以剔除。也就是说，赃款去向不影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性。如果“为公支出”属实，也只能作为量刑时酌定从轻的一个情节来考虑。这是因为：

第一，“为公支出”很难查清。据调查，80的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后，都会对赃款去向提出一个“为公支出”的理由，而且票据繁杂。“为公支出”的理由大多是为公招待、公费旅游、请客送礼等难以处理且不易查明的费用。而票据种类有的是白条，有的是收据，大多数是招待餐饮票据，而且外地票据居多。这些票据有两个特点：一是票据多是假用途，即票据上的用途和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不一致，譬如修车的发票，辩解是公费娱乐，餐饮票据辩解是走访慰问上级领导；二是这些票据是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经办的，具有隐蔽性，很难查清票据的真伪和赃款的真实用途。为此，有人建议借鉴英美证据法对证据评判的“排除合理怀疑”做法，对于辩方提出的“赃款用于公务”应由被告人就此提出证据，否则法庭可以这样推断：被告人将本应由单位财务报销而又可以报销的开支硬说用个人违法手段所获款项作了开支，这不合情理，应当不予确认。

第二，赃款去向不是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赃款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非法获取的金钱和财物，它与一般财物的区别是获取手段及途径的违法性。而赃款去向是指赃款的流向及其最终所在，是嫌疑人、被告人以各种方式对所取得的不义之财的处分。从法理上讲，实施犯罪后处分赃款的行为并非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必要条件，不应影响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赃款去向是罪后情节，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就像杀人案件中对尸体的处理一样，无论是扔在河里，或者埋于地下，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犯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仅仅是对财物的非法占有，而不是非法占为己有。“非法占为己有”是指行为人自身将赃款赃物非法地实际占有、支配和处分；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则是使赃款脱离物主的实际控制而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贪污或受贿手段非法取得赃款，就已经反映出其主观上具有刑法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即使其事后确实将这些赃款用于公务，也难以否认其事先的非法占有的故意。譬如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其非法所得基本上都用于单位业务支出，但并不能否定其构成单位受贿罪。

第三，我国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与一般的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不同，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除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外，还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即使最终用于合法的目的，它也只是赃款的使用问题。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性不仅仅在于犯罪行为人获得了非法利益，更重要是它滥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亵渎了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扰乱了国家的职能活动。因此，即便将贪污受贿的赃款用于本机关的正当活动或归还本单位，那也只能认定为积极悔罪、主动归还赃款，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来考虑，而不能直接在其犯罪数额里扣减。另外，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称的“用于公务”，要么是用于不正之风，要么是用于违法行为（如贿赂行为），对于这种情形，非但不能从轻、减轻、免除刑罚，反倒应成为从重、加重处罚的依据，如构成犯罪（如行贿罪），还应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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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议赃款去向与贪污罪的认定

浅议赃款去向与贪污罪的认定

时间：2012-02-27作者：刘冬梅

来源：正义网

【摘要】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案件时,行为人在证据确实充分无法否认其贪污犯罪时,往往在赃款的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成了许多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法院也往往以赃款为公花销,没有非法占有故意或者赃款去向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这种现象的屡屡发生和普遍存在,已严重影响了对贪污案件的惩办,限制了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反腐败斗争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关键词】贪污罪 赃款去向 立法本意 举证责任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案件时,行为人在证据确实充分无法否认其贪污犯罪时,往往在赃款的去向上大做文章,要查明贪污犯罪赃款的去向十分困难,“赃款用于公务”成了许多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法院也往往以赃款为公花销,没有非法占有故意或者赃款去向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这种现象的屡屡发生和普遍存在,已严重影响了对贪污案件的惩办,限制了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反腐败斗争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贪污犯罪中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对贪污罪的定罪。理由如下:

一、赃款去向不属于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是侵犯了有关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从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并未将赃款的去向作为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从犯罪形态上看,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即只要采取了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这一法定后果表现为公共财物已失去原所有人控制成为犯罪嫌疑人所有,即财产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就具备了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构成了犯罪既遂,在此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对这些赃物随意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司法实践中大量犯罪嫌疑人辩称为公招待、为公花费等,这些辩解显然是游离在犯罪过程之外。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它标志着某一犯罪行为的完成和终结,并具备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至于犯罪嫌疑人的种种借口或拒不交待赃款去向是在犯罪行为已经结束的状态下发生的个人后续行为,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更不可能改变其行为的贪污犯罪性质。而实践中,我们都经常以犯罪在事后对赃款的处分行为去改变其行为性质及其所处的形态,显然已经对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性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如果其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财物都能以“用于公”而扣除,会改变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既遂标准,使执行法律走入误区。如我院办理的沈某贪污一案,检察机关在案件侦察阶段,为堵死犯罪嫌疑人的退路,不仅查清了沈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入不入帐、虚报冒领、重复报账等手段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而且非常注重查清赃款的去向,反复讯问其赃款去向,但犯罪嫌疑人一直辩称用于公务,拒不交代用于哪些公务。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沈某家人向法庭提供关于为公花销的招待费等部分票据,我院只得申请法庭延期审理并重新调取证据,但侦查人员在讯问沈某时其还是拒不交待“为公支出的招待费”是在什么时间、为何事、招待什么人?该单位职工对招待费用是招待何人也不知情,且无人参与招待。法院审理时认为沈某这部分赃款去向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由此例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一旦无法否认其贪污行为时, 1

便在贪污赃款的去向动脑筋作文章,以所得赃款“用于公务”、“为公招待”为由,否认犯罪,企图减轻罪责或逃避法律制裁。在此笔者认为,赃款去向应是行为人完成犯罪之后的行为,与犯罪行为相比是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行为阶段,犯罪行为应是主行为,而赃款处分是一附属行为,附属行为只能从属主行为,而不能改变主行为的性质和状态。贪污赃款的去向,不应影响贪污犯罪性质的认定。另外,我们在查办贪污案件时,查明赃款去向一方面是为挽回损失,追回账款、赃物;另一方面是为看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大小,这是具体量刑时应当适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等于说赃款的去向是贪污罪构成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赃款去向”论违背贪污犯罪的立法本意

我国刑法规定贪污罪的立法本意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法律规定,具备贪污罪构成要件,即构成贪污罪。正常的公务支出可以通过正常的财经审批渠道解决,而以法律所不允许的手段来取得财物,特别是刑法所明文禁止的手段取得财物,正是其违法犯罪性的根本体现。不论其获取的财物用于何处,均触犯了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特别是从刑法所设定的贪污罪侵犯的客体看,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及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复杂客体分为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随机客体,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主要客体决定具体犯罪的性质[①]。贪污罪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及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这一客体应作为是贪污犯罪的主要客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因此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并非仅仅出于对有关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而是为维护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国家要求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勤政为民,而贪污犯罪正是与国家廉政制度的要求背离的。它不仅腐蚀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军队、人民团体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对党风和廉政建设造成极大破坏,这是贪污罪社会危害性的根本所在。那种强调赃款去向用于公务则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恰恰是只注意到贪污犯罪侵犯合法财产权这一犯罪客体,而无视贪污犯罪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这一客观要求。

三、贪污罪案件中对“非法占有”理解的误区

我国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犯罪。我们明确看出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对主观方面,特别是非法占有问题的不同认识,一些人错误的认为非法占有必须是“非法占为己有”。这种观点的结果扩大解释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违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罪行法定的基本原则。例如:张某系某国有企业的会计,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5万元,捐献给社会福利机构。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张某把财产捐献给社会福利机构实为张某贪污公共财产的犯罪动机,而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犯罪。笔者认为有人将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混同于“犯罪构成要件”。所谓犯罪动机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在冲动或内心起因:[②]而犯罪构成要件则是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考察其行为是否具备了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只要具备,则构成犯罪;犯罪动机一般不会影响对犯罪的认定,仅在处罚时作为酌定考虑的情节。再例如,某甲所在村乙某家中受灾,村民纷纷捐款给乙某,但甲某本身家中贫困,但是他为了捐款从邻村丙处盗取1000元钱捐给了乙某。此案中甲某没有非法占用的故意,为什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甲某有期徒刑?由此可以看出法官对“非法占有”理解混乱,使用随意性大,同一法官对此可以今天这,明天说那,造成执法不严肃。

四、赃款去向不应属于检察官的举证范围

在贪污案件中,要查清贪污所得赃款去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赃款的去向途径十分复杂,可以是转移、隐匿、花用、投资、赠予、存储等多种,要完全查清不仅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要耗费很多时间,即使如此下功夫,也不一定能完全查清。如我院办理的沈某贪污一案,法院在审理讯问沈某是否还有为公支出的票据时,沈某回答暂时没有了,他的这种回答的含义可想而知,“我所拿出的这些票据数额正好与贪污的数额相等,检察机关如果再查处我贪污公款时,我还可以再拿出些票据来充抵我贪污的公款”。司法实践中嫌疑人辩解的随意性大、花样繁多,今天说用于什么了,经查无此事;明天说记错了,其实是买什么什么了,经查又无此事;后天说记混了,其实是„„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由于被告人的口供的随意性,必将严重损害司法效率。司法实践中,以赃款去向不清或“赃款用于公务”为由宣判被告人无罪,不仅对打击腐败分子不力,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了极坏的消极影响,更主要的是有悖法理。如果将犯罪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只能导致放纵犯罪。为了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必须把认定罪与非罪的证据和罪重与罪轻的证据区分开。因为赃款系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且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要查明财产型职务犯罪去向十分困难,作为侦查和控诉的检察机关在获取能证明行为人有贪污犯罪的证据后,就可以依法提起公诉,启动庭审程序。赃款去向如果是用于公务,属于辩方削弱指控的依据,辩方如果申辩赃款用于公务,并能举出证据证明则可以在量刑上予以减轻,反之则认为辩解理由不成立。例如,新加坡1988年颁布的《反贪污法案》又再次重审“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在本法公布实施之前后已经占有的财产)或其在财产里的利益有与其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合而该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满意解释时,其财产应被视为贪污所得。”[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赃款用于公务来否定行为人构成贪污罪,不仅有悖法理,而且违反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很大。只要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法律明确禁止的贪污行为,就应认定其构成贪污罪,而不应论赃款的具体去向,更不能以赃款用于公务来否定行为人的贪污事实。赃款去向仅仅是量刑时应考虑的一个情节,而不是决定罪与非罪的根本性因素。

注释:

王作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巩富文.高举肃贪惩腐司法之剑——外国及香港廉政司法措施述要。

[①]王作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②]主编王作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③] 巩文富、高举肃贪惩腐司法之剑-外国及香港廉政司法措施述要。

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关于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报告

关于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报告

近来年，金融系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发生，且呈上升趋势，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我利用节假和休息日到当地检察院和金融系统进行走访、调查，针对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危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犯罪数额大，危害严重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场所，是直接管理资金的职能部门，由于其职能的特殊性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大都直接管理和经营货币，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机会多，涉及金额也大。

(二)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案件多为共同私吞“小金库”

金融系统基层机构是开展各项业务的“窗口”，长期以来，由于点多、面广、人员杂、职业素质较低，加之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致使金融基层机构负责人对收入隐瞒不报，私设“小金库”，从而为滥发奖金、挪用、甚至私分国家财产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大部分“小金库”由有帐记载发展到不建帐或建帐后销毁，对“小金库”支配随意性强，犯罪手段隐蔽。

(三)犯罪动机有由贪图享乐型向投资营利型发展的趋势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工作人员因经济拮据违 —１—

法犯罪的极为罕见，绝大部分犯罪人员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不满足于现状，企图谋取更大私利。同时，有的金融系统人员挪用、贪污公款不直接用于个人享乐，而是用于个人、亲友投资营利活动，并在这方面有发展的趋势。

二、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

(一)主观上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金融部门作为经营单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不少单位思想、法制工作薄弱，致使工作人员思想不坚定，意识不强，对于什么是违法犯罪模糊不清，在金钱面前，动摇不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二)客观上有掌握财钱的便利

常年从事金融业务，客观上为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一种不捞白不捞、不要白不要的想法。以福利、辛苦费等名义，或以“红包”的形式发给个人。

(三)有章不循，违章不纠，内部监督不力，致使犯罪分子多次作案，屡屡得逞

随着行业电脑设备的不断更新和数量增多，加之缺乏管理经验，其运营体系和监督机制不完善，有一些金融部门又存在重效益、轻监督的现象，致使多种检查“走过场”，监督制度得不到贯彻，监督措施不到位，管理混乱，对基层的利益收入情况根本掌握不起来，使这部分资金流入“小金库”，为实施犯罪提供方便。如王某任工商银行某储蓄所主任期间，在长时间内多次挪用“小金库”资金达30余万元，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内部监督部门毫无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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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行业竞争激烈，特别是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专业银行向商业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揽储竞争日趋激烈，有些金融机构为稳储增存，便暗中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给储户一定的回扣或“好处费”。单位为支付这笔钱，便采取揽储户后不入帐或其他方式设立两套帐，进行帐外经营、高息贷出，致使大量银行资金“体外循环”。

(五)进人把关不严，给犯罪埋下隐患

近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职工待遇较高，金融行业成为年青人择业的热点。进入金融系统的人员相当一部分没有通过严格的考核而直接上岗，使一些品行不良的人混入金融队伍，甚至提拔为骨干，安排在重要岗位上，授予大权，称为“能人”。当“能人”如鱼得水，疯狂作案，侵吞国有财产被检察机关立查后，单位才以“没看准人”而“痛心”，因用人不当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对防范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

为进一步维护金融秩序，保证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必须切实做好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防范工作。(一)加速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1.加快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一是金融机构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以破除金融机构的官商作风，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的合理竞争。二是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为社会组织的融资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三是金融机构运作方式的市场化，用市场手段调节配臵金融资源。四是 —３—

资金价格的市场化,即逐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2.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健全金融机构的组织机构,逐步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二是高级管理层要逐步实现经营的专业化，并真正对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三是金融机构要逐步引入董事决策机制，董事要相对独立。四是改进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决策方式，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二)建立和完善防治金融腐败的法律体系

1.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不断完善我国金融法规体系，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2.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一是要根据金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金融领域出现的违法违纪新动向、新问题，及时修改《刑法》有关金融犯罪方面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协调刑法和金融法规的关系。二是要考虑超前立法，把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严重金融腐败行为列为犯罪行为。三是要加大刑法对金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发挥刑法在打击金融腐败中的应有作用。

(三)加强金融行业廉政体系建设

1.加强金融廉政文化建设，树立新的廉政观。要旗臶鲜明地以廉政文化反对贪腐文化，把反腐倡廉教育同思想教育、纪律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二是在形式上，创新金融廉政文化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2.加强金融廉政制度建设，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和完—４—

善以民主化管理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权力的正确行使。二是建立和完善包括公开性、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三是构建内部控制制度的总体框架。建立内部控制十大系统，即授权管理系统、资金计划系统、会议控制系统、人事教育控制系统、筹资风险控制系统、信贷资金风险控制系统、外汇业务控制系统、信用卡业务控制系统、计算机风险控制系统和清算风险控制系统。四是健全授权授信审批制度。在强化一级法人制度的同时，严格推行授权、转授权制度，确定授权范围和责任。五是建立健全制度的有效执行机制。加强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建设，营造有效的执行文化，建立健全问责制，提高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3.加强金融廉政监督机制建设,构建内外部监督体系(1)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把党委(党组)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要建立独立于同级机构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三是要加强对容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的重要部门、重要岗位、重要环节的监督。四是要实行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换交流制度，以及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廉政谈话、诫勉谈话等监督制度。

(2)建立反腐败的奖惩机制。通过经常性和性的廉政考核，建立严格规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金融行业腐败分子惩处力度，使金融腐败成为被查处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经济成本极高的“高 —５—

风险、低回报”行为。同时，弘扬金融行业廉洁正气，对防范风险或举报、消除案件发生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鼓励干部职工与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

(3)建立高效的金融行业监管制度。一是加强金融监管。通过金融监管理念、方法和制度的更新与改进，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抑制金融腐败的滋生。二是完善金融外部审计制度,建立公共监督机制。审计是腐败尤其是金融腐败的“克星”。应该通过对行长或董事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或履职审计，对他们的业绩和问题进行系统地审查和评价，赏功罚过。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审计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支持做好金融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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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报告

关于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报告

近来年，金融系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发生，且呈上升趋势，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近期我院对九九年以来查办的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等进行了认真地分析。

一、基本情况和特点

这类案件的特点：

（1）犯罪数额大，危害严重。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场所，是直接管理资金的职能部门，由于其职能的特殊性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大都直接管理和经营货币，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机会多，涉及金额也大。如原农业银行某储蓄所主任刘某自98年2月至99年6月，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十次挪用公款32万元，进行营利活动，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二）发案面广，基层所、部、科负责人作案比例高。

查办的21起30人案件涉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人民银行等单位，其中3人为基层负责人，另有1名科级干部。

（三）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案件多为共同私吞“小金库”。

金融系统基层机构是开展各项业务的“窗口”，长期以来，由于点多、面广、人员杂、职业素质较低，加之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致使金融基层机构负责人对收入隐瞒不报，私设“小金库”，从而为滥发奖金、挪用、甚至私分国家财产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大部分“小金库”由有帐记载发展到不建帐或建帐后销毁，对“小金库”支配随意性强，犯罪手段隐蔽。

（四）犯罪动机有由贪图享乐型向投资营利型发展的趋势。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工作人员因经济拮据违法犯罪的极为罕见，绝大部分犯罪人员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不满足于现状，企图谋取更大私利。同时，有的金融系统人员挪用、贪污公款不直接用于个人享乐，而是用于个人、亲友投资营利活动，并在这方面有发展的趋势。

二、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

（一）主观上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金融部门作为经营单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不少单位思想、法制教育工作薄弱，致使工作人员思想不坚定，法律意识不强，对于什么是违法犯罪模糊不清，在金钱面前，动摇不

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一是存有侥幸心理，二是得手再次作案。

（二）客观上有掌握财钱的便利。常年从事金融业务，客观上为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一种不捞白不捞、不要白不要的想法。以福利、辛苦费等名堂，以“红包”的形式发给个人。

（三）有章不循，违章不纠，内部监督不力，致使犯罪分子多次作案，屡屡得逞。

随着金融行业电脑设备的不断更新和数量增多，加之缺乏管理经验，其运营体系和监督机制不完善，有一些金融部门又存在重效益、轻监督的现象，致使多种检查“走过场”，监督制度得不到贯彻，监督措施不到位，管理混乱，对基层的利益收入情况根本掌握不起来，使这部分资金流入“小金库”，为实施犯罪提供方便。如刘某任工商银行某储蓄所主任期间，在长时间内多次挪用“小金库”资金达30余万元，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内部监督部门毫无觉察。

（四）金融行业竞争激烈，特别是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在专业银行向商业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揽储竞争日趋激烈，有些金融机构为稳储增存，便暗中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给储户一定的回扣或“好处费”。单位为支付这笔钱，便采取揽储户后不入帐或其他方式设立两套帐，进行帐外经营、高息贷出，致使大量银行资金“体外循环”。

（五）进人把关不严，给犯罪埋下隐患。

近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职工待遇较高，金融行业成为年青人择业的热点。进入金融系统的人员相当一部分没有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而直接上岗，使一些品行不良的人混入金融队伍，甚至提拔为骨干，安排在重要岗位上，授予大权，称为“能人”。当“能人”如鱼得水，疯狂作案，侵吞国有财产被检察机关立查后，单位才以“没看准人”而“痛心”。因用人不当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对防范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

为进一步维护金融秩序，保证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必须切实做好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防范工作。

（一）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把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应当说，金融系统内部的机构是健全的，规章制度也是很严密的，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机构的扩大，人员的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金融系统在票据结算管理、利率计算和支付以及信贷审批、发放、回收等业务环节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金融系统内部应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严格支款凭证和审批制度，增强管理环节，坚决杜绝违法经营、帐外经营、私设“小金库”等现象发生。此外，要切实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督查落实，克服“重现金轻凭证、重防外轻防内”的现象，积极推广岗位轮换制度和灵活多变的稽核检查制度，防止稽核流于形式，达到事后监督的最佳效果，防微杜渐，严防犯罪发生。

（二）以人为本，不断加强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当前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增多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加强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切实搞好金融从业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重点部位要选用思想过硬、业务精通、德才兼备的人员，努力消除因用人不当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尤其是加强基层所、部、科领导班子建设。同

时要严把进人关，真正把素质较高的人才录用到金融行业，安排在关键岗位。

（三）加大打击金融犯罪力度，充分发挥法律震慑力作用。

政法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对打击金融犯罪重要性认识，要从讲政治、维护大局的高度，把打击、防范金融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同时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逐步掌握犯罪的规律、特点，提高办理这类案件的专业知识和水平。

（四）做好预防金融犯罪工作，为金融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秩序。金融部门要很好地运用直接管理同间接管理相结合，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全方位监督，司法机关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中，也要与金融部门加强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各项防范工作措施，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应主动加强与金融系统的联系，积极开展检企共建活动，并采用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经常给金融行业干部职工敲警钟，努力为金融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第五篇：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其预防

贪污贿赂犯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其特点及现状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激励机制以及国家的调控职能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就实质意义而言，贪污贿赂犯罪只是一种现象，它反映的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实质，它只是一种附体，它的载体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这个结合体流向哪里，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犯罪也就跟向哪里。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我们不难理解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的特有的特点和规律，它总是发生在那些直 接掌管金钱或商贸的经济单位和管理部门，哪些部门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力大，哪些部门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滋生的热点部位。可以说权力处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核心位置，权力的“魔杖”挥向哪里，贪污贿赂犯罪也就向哪里聚集。

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突出。贪污贿赂犯罪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的过程。犯罪分子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范围”，必然要向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发射“糖衣炮弹”，获取新的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也必然有时利用有利时机，利用职务之便，用非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

⒉“首长”犯罪居多，案犯级别高，犯罪数额巨大。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目前大要案猛烈上升，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⒊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着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已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已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⒋贿赂犯罪率成上升趋势。在监管不力的许多部门，挪用公款等罪数额都巨大。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管理保险费，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⒌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不大，但是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利益分配的底层，客观上给此类犯罪营造了气氛。同时他们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赌博，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⒉严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权力膨胀，无人监督。有的领导就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文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⒊制度不健全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几十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⒈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食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⒉加强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宣传教育。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

⒊依靠党委领导，与预防单位共建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建立预防体系。预防此类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纪检、监察、检察反贪部门、公安经侦部门、审计等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适时互相通报在反腐败特别是在查处审计违法违纪经济案件方面的工作情况，交流工作信息和经验。各部门既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又密切协作，互相配合，形成对反腐败工作齐抓共管，合力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态势，对贪污贿赂腐败分子该司法处理的依法处理，该党纪处分的依纪处分，该行政处罚的依规处罚，必将起到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