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书笔记--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1115080511心本班彭溪君
浅谈———《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整理与评析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的发展。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细致的论述和研究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V.V.博韦弗莱洛夫斯基,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样的先入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20世纪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
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只要人们需要在市场外合理配置医疗、文化、教育资源,那社会主义就不会缺少支持者。不过悖论的是,这种从第二国际开始的所谓的改良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实际上,左翼最为辉煌的30年(1945年-1975年)恰恰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30年。
在这波诡云谲的100年时间里,萨松试图呈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共荣的奇妙局面。这种共生使得欧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矛盾和机遇。比如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政党就面临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作为民族国家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之间的矛盾。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工人阶级必须与昔日的敌人资本家一起团结合作,抵御外敌。而在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中,同样也面临类似的局面。社会主义政党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资本家们展开激烈的斗争和谈判,但是不可避免的“福利国家在提高劳动力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
或许也正是这种必须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社会主义,使得此时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成功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比如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高度繁荣,人们逐渐认为左翼政党似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时代精神在远离左翼。但是,通过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左翼获得的选票,其实所谓的失败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获得了39.6%的选票,到了1960年,它获得的选票上升到42.1%;又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1952年获得了46.0%的选票,到了1960年上升至47.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有高有底,但是总得来说,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选票上没有失败,反而有所上升,失败的是意识形态。甚至在促进经济的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也似乎很成功,比如在1955年-1960年之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5.9%。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增长,这种倾斜于巨型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其失败的导火索。在萨松看来,此时所谓的失败,不是指它们在获得选票上的无能,也不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无效,而是一种与时代不合的精神气质,因为此时的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的是住房和洗衣机,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却依然过分紧张和呆板。正如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嘲讽:“社会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液应该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痕迹,而不是自命不凡和一本正经。”
萨松的结语写得过分悲壮,并且充满了怨恨。他在抱怨资本主义兽性未改,同时也在抱怨左翼知识分子过于软弱无能。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社会主义政党疲于应付日常的琐碎政治时,当他们乐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真正失败,但他依然相信,没有曾经的社会主义,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会变得像美国那样“邪恶”,“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他同时也在担忧,在接下来全球化的历史竞争中,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失势。
《共产党宣言》里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确就像是幽灵,它扰乱了资产阶级,乃至全世界的清梦,尽管它从来也不曾有过清晰的规划,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许诺而已。这个许诺之后被无数的国家、政党、组织和个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欧洲经历过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变革,从法国大革命的攻破巴士底狱开始,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也失败了很多,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了精神上的家园,但是也一个个的幻灭,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
就像我们国家现在,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单纯的社会主义,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并不能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改革,改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这就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靠拢,我们现在除了名字和资本主义不同其实其他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反而还不如资本主义好。我们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那种公正,反而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清廉。公务员公款吃喝,旅游比比皆是。《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是萨松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经典之作。萨松觉得虽然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计划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激发了人性的善,培养了社会的公正,乃至良好的道德——这是大多数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左翼人士都会有的陈词滥调,从先前为社会主义辩护,变成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辩护。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否站得住脚,以及他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认识是否充满了偏见。但这却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当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道德恐惧。其实所谓的不公正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相反的,反对竞争的社会主义也未必就必然意味着公正。
第二篇:《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一位当代的智者说,对于传统人们至少应该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在我看来,由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里斯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历史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对中世纪的喜爱之情还是跃然于纸上的。这固然和作者对中世纪过于正面的评价有关--虽然作者也不时提中世纪的缺陷--更因为道德的原因,以及作者对历史宽容的态度,使读者在书中很容易领会到作者对历史抱有的那种温情的敬意。尽管作者对中世纪的一些评价我不以为然,但作者对历史的这一态度让我感动。现代人总是太自以为是,这使我们很容易蔑视我们的过去,失去了起码的尊重。而这样的一本书,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些历史的知识和视角,更重要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的敬意之情,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跳跃式,我们和古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根纽带。当我们明白文明的传承是怎样顺着这根纽带缓慢前行的时候,对传统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这话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还成为了我们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孤独徘徊。西语说,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在我看来,之所以没有未来,不正是因为现实的迷惘吗?而历史,正是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
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几页,厚厚的《欧洲中世纪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对这一段西方的历史知识我是欠缺的,因为如此我以前发过不少谬论,一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感谢这位网友。匆匆读完,很难说从中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索,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国有关的--中西的对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话题。
比如书中谈到欧洲的统一之难,自古罗马一分为二后,欧洲就不再统一过,最多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内众多小的公国并列。即使是在一个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国境内,统一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公国之间的战争。他们虽然承认国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国王的臣子,但国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很小,有时候他们甚至想取而代之。国王只是一个大点的领主,或者基于血缘的关系而被承认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读到这些,我自然想到我们的中国。小小的欧洲(不包括现在的东欧和苏联)统一尚且如此之难,地质差异十分明显的大中国的统一该是多么困难啊。但中国做到了,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绝对是个奇迹。当然中西差别也就突显出来了。一方面,一种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领土分封、科举考试代替了世袭、职业分工代替等级之别;另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加强,而在欧洲只有少数时候国王才具有这样的权威,能让全国政令通行,而一旦这位强人去世,国家又将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中。
下一个问题就是战争的差别。欧洲是连绵不断领主或贵族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是反复的改朝换代的战争,谁更让人难以忍受一点呢?同时欧洲存在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为战争而生的人,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领主养活,其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和为他们打仗,读后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阶级划分的设想在中世纪得以实现。在治人者(国王和贵族)和治于人者(劳动者)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战士阶层,他们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而在中国,战士听令于国王而不是贵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而不是保卫自己领主的土地、它也不是个阶层而只是个职业。中世纪的骑士不用耕种土地,农民和农奴不仅要养活国王和贵族,还要养活骑士。而在中国当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的时候,一部分战士就离开军队谋求另一种职业。在很久以前我读到柏杨的书说中国战争之多,以至于中国人养成不会笑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欧洲的战争只怕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领主和领主之间的战争,公国和公国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后来宗教组织发动战争,只怕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机会。
提到宗教,不能不谈,中世纪也离不开宗教,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谈到了宗教的影响,包括哲学、艺术、建筑、文学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层面。作者对教会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单因为它承接着现代西方文明,也因为道德的原因。关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饰提到中世纪未期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等等方面,但教会人士自己对伊斯兰文明的吸收和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点。理性的康德说,我们无法从理性去判断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为了道德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上帝的存在。对于这点,《欧洲中世纪史》的作者大概也没有异义,所以即使教会在道德上不总是那么光彩甚至让欧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总体上肯定了教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点。而关于那些野蛮的行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对于非西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我来说,事实就并非如此了。道德不应该来自于上帝的谕意,而是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情。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宗教谈论道德。后来欧洲的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国,而欧洲的思想是贫瘠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的话,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史》一书口味是适合于西方文化保守派的(在中国则反过来了,合适于中国的激进派),即使是中国文化的保守派的我来说,虽然对作者的一些历史解读不以为然,但对作者对历史总的态度我还是欣赏甚至是感动的。当然这只一本单纯地介绍欧洲历史的书籍,作者没把欧洲和中国拿来对比,虽然在写中世纪时作者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伊斯兰文明,也只是客观的介绍而无主观的比较。光看这本书的名字,我也不应该期望找到关于不同文化对比的论述,但对于这方面有着强烈欲望的我来说,看完此书不免有些遗憾。如果有人只是想单纯地了解欧洲的那段历史,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个很好的读本--尽管在我看来它对自己的评价有些过于正面了,但不也至于偏颇得让人反感。
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其实就是中东,还有印度,这些三大宗教发源地,在这些地方,战争和生活的苦难都要超过中国,也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产生了三大宗教,而中国却没有;宗教就是为了约束现世的苦难制造者而产生的!
是的,苦难时人们更向往这个精神的寄托--宗教。
但是,中国也正是在最苦最乱的时候,即春秋战国完成了去宗教化,用世俗伦理代替了宗教说教,使之后的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区,宗教和政治是合而为一,自然宗教自由就没有了。而中国宗教和政治是分开的,中国人就多了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宗教自由。
面对苦难,中国人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选择,它把人们的目光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脱离现实到更关心现实。
第三篇:《欧洲文学史》读书笔记
绪言
古希腊文学,重点: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柏拉图《对话录》,亚里士多德《诗学》,他们是欧洲文学传统中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中世纪欧洲文学,重点,法国。法兰西文学吸收了日耳曼民族文学和凯尔特民族文学的精华。《罗兰之歌》亚瑟王的故事《玫瑰传奇》《列那狐传奇》
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重点《神曲》
文艺复兴:英国代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法国拉伯雷《巨人传》反应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和教育改革要求,西班牙《堂吉诃德》最早的一部欧洲现代小说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文学,法:雨果,德:莱辛,歌德,席勒,英: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欧洲近代史的积极意义,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西方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古代,阿波罗精神(the Apollonian Soul),二、中世纪,“东方贤人精神”(the Magian Soul),三、近代,“浮士德精神”(the Faustain Soul)。歌德晚年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在一起,是他以前欧洲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欧洲文学传统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第一章,古希腊文学 第一节,概述
欧洲古代文学主要指公元前9世纪到前1世纪产生在欧洲本土上的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罗。
古希腊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是欧洲本土的上古文化,二是埃及、亚细亚文化。上古文化: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前30-12世纪),即爱琴文化
前30世纪后期,克里特岛进入青铜时代,前16世纪中叶全盛,线形文字A,前14世纪毁灭,火山地震
迈锡尼,前20世纪中叶,亚该亚人所创,他们与前20南迁,征服土著,线形文字B,前12-11世纪,北方多里安人(多利斯人)南下摧毁之。
前11-8世纪,荷马时代/英雄时代,欧洲上古文化从此让位于古希腊文化 第二节,希腊神话
两部分:神的故事,英雄传说
神的故事: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系、天上的改朝换代、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动。万物都是神的身影,万事取决于神的意志。古希腊人常在神话中嘲笑神的邪恶,指责神的不公正。荷马史诗:“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神自己则幸福而无忧地生活着。”
英雄传说:对于远古的历史、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做斗争等事件的回忆。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系统:赫拉克勒斯的12件大功,忒修斯的为民除害,伊阿宋取金羊毛,特洛伊战争等。
神话中包括一部分关于生产知识的传说。
神话是古希腊文学的土壤,此后的诗歌、悲剧等都以神话和英雄传说为题材。第三节,荷马史诗
荷马年代无定论,约前10至前8、9之间。
荷马是盲人的说法相当流行,因为古希腊卖唱者“行吟诗人”多半是盲人。
两个时期:口头流传时期,文字流传时期。史诗最初形成在前12-9前后,前6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命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前3-2世纪,由亚历山德里亚学者编订,每部各分为20卷。
产生过程:小歌说,核心说,统一说
小歌说:荷马史诗是由若干各自成篇的“小歌”连缀而成,并非荷马个人成果。[德]沃尔夫:荷马史诗中有若干前后矛盾、重复之处,很像是若干民间口头创作的短歌集合体。
核心说:承认荷马史诗的基础很可能由若干短诗构成,但又进一步指出荷马及其门徒并未停留在这一基础之上,而是由此将短篇有机地建构,加工成长篇巨制。集体创作+和人修改补充。
统一说:荷马的两部史诗具有统一的艺术结构,只可能出自一人手笔。因此作者就是荷马。
《伊利亚特》较早,24卷,15693行,背景:阿喀琉斯父母婚礼,不和女神厄里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阿弗洛狄忒,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海伦,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十万大军战舰千艘,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帕里斯之弟,战争第十年,阿喀琉斯拒绝参战,是为楔子,讲述51天。帕忒洛克罗斯,普里阿摩斯(老国王),葬礼。
《奥德赛》波塞冬,第十年,斯刻里亚岛,艾菲克斯人,阿尔喀诺俄斯,忘忧果之乡,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爱奥里亚,风神之袋,变猪女巫岛,冥界,塞壬妖女岛,太阳神岛,神女卡吕浦索,奥吉吉亚岛,七年,宙斯雅典娜等天神,四天造小船,斯刻里亚岛,求婚者,佩涅洛佩。
荷马史诗的主题是歌颂希腊全民的光荣史迹,赞美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美德,讴歌乐观主义精神,肯定人与生活的价值。许多英雄人物同时是劳动能手,劳动不是卑贱之事。荷马史诗把人的命运归于神的意志,充满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人的斗争常常是神的斗争的缩影。荷马史诗极为生动丰富地展现了古希腊英雄们的战斗生活及种种历史场面。反映了政治军事制度,反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阶级、私有制和奴隶劳动制。为父系家长制社会提供了丰富例证。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社会、哲学、艺术、神话一切知识。
荷马史诗不做价值判断,是一种对人本身的歌颂。人物形象主次分明,详略有度,褒贬客观,毁誉得当,栩栩如生。
阿喀琉斯,两次发怒。“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 赫克托耳,成熟的悲剧英雄:1.预知特洛伊及其整个民族、家庭的毁灭,依然肩负大任,抗争命运。2.富于正义感,却为了民族利益违心地义不容辞地战斗。强烈的责任感和刚柔相济的善良人性。
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及整个欧洲文学的中心形象。聪明的领导者,劳动能手,勇敢的战士,受人爱戴的奴隶主,好丈夫。
荷马史诗的结构:重点突出,繁简分明。开场颇具匠心(《伊利亚特》以矛盾开场,有戏剧性)。细节描写方面非常出色。语言艺术为人称道(善用比喻,不用连接词的排比,固定形容词绰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交相辉映)。
缺点:失实描写,文风枝蔓,渲染过重,陈词滥调(古典作品难以避免的现象)。第四节:古希腊诗歌和伊索寓言
赫希俄德,前8末7初,祖籍小亚细亚,荷马之后第一为伟大的诗人。教谕诗《农作与时日》《神谱》。与其前辈大相异趣,但还是属于传统派。
《农作与时日》828行,六音步诗行。弟弟珀耳塞斯。具有史诗的体裁,可以看做道德格言集和农业历书。两种竞争:自食其力勤劳刻苦/奸诈或暴力。劝告弟弟做事要公正,不要从事充斥于市场和法庭的那种竞争。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潘多拉打开装满邪恶的罐子,诸神本和凡人同根。人类发展史是一部在道德上不断堕落的历史,黄金白银青铜黑铁。古希腊文学中第一个动物寓言:鹰教训夜莺不要愚蠢地和强者竞争。全诗以相当篇幅咏唱农夫的年历,较详细记载了种种宗教祭日和从事不同工作时的黄道吉日。《农作与时日》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作,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后来成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农事诗》范本。古希腊抒情诗:双行体诗,讽刺诗,琴歌,牧歌。琴歌分为独唱琴歌、合唱琴歌。双行体(芦管诗体)抒情诗中最早的诗体。最早的诗人,卡里诺斯(前7上半叶,以弗利所人)。最擅长者,西摩尼得斯(前6中叶-前5中叶)。前7下半叶的提耳泰俄斯(政治)、明涅尔摩斯(爱情)、梭伦(前640-558)
讽刺诗,源于民间的口头嘲讽。阿尔喀罗科斯,最著名,尖锐有力。前6世纪之后,讽刺诗一蹶不振,逐渐衰落。
琴歌,龟壳琴伴奏。独唱琴歌,各节音步节奏相同。合唱:首节次节末节。独唱琴歌著名诗人:萨福(女),阿尔凯奥斯,阿那克里翁
萨福(前612-?),莱斯博斯岛,古希腊最杰出的抒情女诗人,在民主派反对贵族的政治斗争中曾被迫流亡国外,后来在故乡办音乐学校,教授音乐、诗歌。九卷诗,两卷比较完整。大都描写爱情,词句艳丽无比,情调感伤,感情真挚。《致阿克纳托里亚》。同性恋。1703诗作于罗马、君士坦丁堡公开焚毁,罪名是有伤风化。诗国女荷马,柏拉图称之为“名列第十的缪斯”。因失恋而跳岩自杀。
阿尔凯奥斯(前620?-570?)莱斯博斯岛,米蒂利尼城贵族,萨福之友,卷入政治斗争,被放逐,戎马一生。作品多为应酬答和诗、政治诗、战争诗、饮酒诗、情诗。饮酒诗最具体色,最有名,称“轮唱体”,后成为一种固定的诗体。其诗总体上洋溢着乐观的战斗精神和年轻人的朝气,不时流露出忧国忧民,缅怀故土的情思。行文流畅,自然优雅,音调和谐,他和萨福使古希腊抒情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那克里翁(前550?-465?)忒俄斯岛,声名不佳。传世六卷诗,歌唱醇酒、爱情,被后世模仿,称“阿那克里翁体”
合唱琴歌题材较为广泛:颂神歌、日神颂、酒神颂、酒歌、少女歌、婚歌、葬歌、赞美歌和胜利歌(颂扬竞技活动中胜利者)
品达罗斯(前518-前442/438),17卷,4卷胜利歌(共计45首诗)。早期成名作《皮托竞技胜利者颂》第10首(前498)。品达罗斯的诗富丽堂皇,辞藻华丽,形式完美,影响后世。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奉为“崇高的诗歌”的典范,影响弥尔顿、歌德等人。
牧歌主要兴盛于亚历山德里亚时期。史诗体、双行体。忒奥克里托斯,最有名。前3世纪上半期的比翁、中期的摩斯科斯曾模仿过。
《伊索寓言》前6上半叶伊索所作,现在的伊索寓言是前4-公元2世纪收集整理的,其中2世纪古希腊作家巴布里乌斯用格律诗改写120余则伊索寓言很有名。动物寓言,短小生动。狮子与老鼠,狐狸与仙鹤,兔子与乌龟,狐狸和葡萄,披着羊皮的狼,牧羊人和狼。
第五节古希腊戏剧
公元前5世纪初,希波战争胜利,战后雅典控制提洛海上同盟,古希腊文学迎来黄金时代。前5世纪登峰造极,前4世纪衰落。
古希腊悲剧,狄奥尼索斯,山羊之歌。
古希腊悲剧的变化:首先,在演出形式方面,古希腊悲剧脱胎于民间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舞气氛特别浓厚,尤其是合唱歌队,在悲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演出者的角色作用变化。最初酒神颂歌队提问,作者口占作答。前534年,特斯庇斯首次采用一个演员与歌队对话,并使他轮流扮演几个角色。“戏剧之父”。
古希腊悲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反映的事件和情调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的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宣泄陶冶升华)。严格地说,希腊戏剧所产生的悲剧效果不是悲,二十一中具有人生哲理意义的困惑与恐惧之情,一种对戏剧中人物遭受苦难的深刻同情。命运变幻莫测、报应屡试不爽,神秘主义因素。布局简单、人物精炼、性格鲜明、语言质朴、风格雅致,诗人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第一个采用故事连贯的“三联剧”,有内在联系又独立成篇,唯一流传的三联剧《俄瑞斯忒斯》(血亲复仇代之以法律)。使用具有异域风格和恐怖的服装和面具,创造舞台效果。“悲剧之父”。七部传世之作:《俄瑞斯忒斯》三联剧《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乞援人》(血亲通婚制的瓦解),《波斯人》(反应希波战争,现存其唯一以现实为题材的悲剧),《七将攻忒拜》(内容与形式高度完美结合,第一演员第二演员合唱队的关系显出一种必然性的命运关系,古希腊悲剧中唯一做此种艺术处理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影响最大,主题崇高,风格雄伟庄严)。他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增加了第二演员,戏剧性增强。歌队的重要地位:一推动情节发展,二自始至终保持浓厚的抒情气氛。诗句庄严、雄浑,夸张;语言优美,词汇丰富,比喻奇特,偶尔堆砌。直到19世纪才受到广泛重视。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雅典奴隶民主国家全盛时期。“生前完满,身后无憾。”肯定民主,反对僭主。120-130部剧作,仅流传7部。《埃阿斯》《安提涅戈》《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特刺喀斯少女》《菲罗克特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涅戈》两部最有名,前者高超的结构技巧。“命运悲剧”继埃斯库罗斯之后,彻底把合唱颂歌变成戏剧,侧重写人而非写神,个性遭遇,对照手法,性格鲜明,安排情节,演员增至3人。结构复杂、严密、自然,布局紧凑、完美。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思想的社会背景。
欧里庇得斯(前485-前406)雅典奴隶主民主国家危机时期。三大悲剧作家中反映现实生活最真实最具体的一位。信奉民主,晚年反对战争,反对雅典对联邦的暴政。80-90部戏剧,18部流传下来:《伊翁》《海伦》《赫卡柏》《美狄亚》《圆目巨人》《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安德洛玛克》《酒神的伴侣》《请愿的妇女》《腓尼基妇女》《特洛伊妇女》《疯狂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的儿女》《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对政治现实的怀疑否定。《特洛伊妇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侵略战争后果的作品。海神:“你们这凡间的人真是愚蠢,你们毁了别人的都城,神的庙宇和死者安眠的坟墓,你们种下了荒凉,日后收获的也就是毁灭啊!”欧里庇得斯另一主题是家庭问题,主要是妇女问题。18个剧本中,12个一妇女为主要人物,其中以《特洛伊妇女》《美狄亚》《希波吕托斯》妇女形象塑造最成功。美狄亚:“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美狄亚》动人的悲剧,情节集中,美狄亚具有典型化特征。接受了诡辩派的怀疑主义,攻击神,描写的不是英雄而是现实的人。他使悲剧接近了生活。创作手法两大贡献:写实手法和心理分析。歌队失去重要性。有的悲剧大团圆结局,有的甚至带有浪漫情调与闹剧气氛。不大注重戏剧结构,有两点遭到指责:1.“开场白”有一个剧中人先说明剧情2.往往用“解救天神”来解决临近剧终的矛盾。
第二章,古罗马文学 第一节,概述
王政时期,前753-前510。共和时期,前510-前27。屋大维执政,前27-14。罗马和平时期,前27-193。公元2世纪,早期基督教流传。395,罗马分裂。746,西罗马灭亡。
前3世纪,安德罗尼库斯(前280-前204)希腊俘虏奴隶,将《奥德赛》译成拉丁文,成为第一个罗马诗人,并编译了希腊悲、喜剧。恩尼乌斯(前239-前169),也改编希腊戏剧。
共和国中期,米南德式引人发笑的讽刺世俗的轻松戏剧发达起来。代表作家普劳图斯,泰伦斯,反映罗马现实,墨守希腊陈规。
共和国末期(西塞罗时期)。加图首开演说文创作先河,西塞罗把古代雄辩术推到高峰,凯撒散文。诗人有卢克莱修、卡图鲁斯。屋大维时期,“麦凯纳斯文学集团”,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前59-前17),大散文家。奥古斯都时期,缺乏前一时期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政治辩论热情,文学风格不及前一时期遒劲豪放,单技巧却更趋成熟。
共和国末期与屋大维时期合称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屋大维死后二百年为白银时代。宫廷趣味日趋浓重,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悲剧作家塞内加,寓言诗人菲德鲁斯,讽刺诗人马希尔、朱文纳尔,传记文学家塔西佗、普鲁塔克,希腊语散文家琉善。文艺理论作品《论崇高》作者相传为朗吉努斯。
帝国末期文学创作进一步衰落。著名宗教作家基洛尼姆斯(340-420)、奥古斯丁等。帝国东迁后,形成拜占庭文化,混合希腊传统、基督教和亚洲文化。教会排挤世俗文化,4世纪焚毁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
第二节古罗马戏剧
“黄金时代”成绩寥寥,“白银时代”有所发展。早期喜剧:普劳图斯、泰伦斯,晚期悲剧:塞内加。
普劳图斯(提图斯·玛丘斯·普劳图斯,前254-前184),语言俏皮,风格粗犷。用序幕、尾声解释题材来源、作者情况等,用对话表现手法代替了古希腊的歌队,接近近代喜剧。《吹牛的军人》《孪生兄弟》(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取材于此)《俘虏》《一坛金子》(莫里哀《悭吝人》取材于此)《商人》《驴》《蝗虫》。
泰伦斯(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前190-前159)生于迦太基的奴隶六部喜剧《婆母》《两兄弟》《佛尔缪》《安德洛斯的妇女》《自责者》《阉奴》,前三部占有重要位置。站在贵族立场,认为穷人不干坏事是因为没钱,富人有钱,所以免不了要干荒唐事,应该原谅。
塞内加(鲁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前4-65),罗马最重要的悲剧家。做过一任元老,公元41年因为同情共和理想被流放科西嘉岛八年,期间致力于斯多葛派哲学(劝导人们用内心的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研究,表现了帝国时期罗马贵族的柔弱与悲观。其作品充满了悲怆的绝望情绪和令人畏惧的恐怖场面,作者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痛苦,常常采用鬼魂和巫术渲染悲剧气氛。塞内加的剧作不仅诗的格律严格,而且模仿一些希腊剧,把剧情的时间限制在24小时之内,把地点限制在一个地方。影响了后来英法古典戏剧家倡导的“三一律”。《变瓜记》《特洛伊妇女》(诗体写成,不分幕,宣扬斯多葛派哲学,女人们虽然命运悲惨,但却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第三节古罗马散文
后三头: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
古罗马散文发源于加图(前234-前149)的演说文,繁荣于黄金时代。
西塞罗(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主张元老派的“贤人政治”,恢复共和政体。哲学上的折中主义,综合希腊田园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并加以通俗化,对希腊哲学在欧非亚的传播做出贡献。主要成就是演说词和书信。900封信,58篇演说词(法庭演说、政治演说)。其演说注重材料程式组织,句法考究,词汇丰富,段落对称,音调铿锵,称为“西塞罗句法”。善于通过设问、驳对等手段调动感情,增加说服力和鼓动力。演说主要是打动听众情绪而非诉诸理性判断。西塞罗使拉丁散文达到极高艺术水平,确立了拉丁文“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成为欧洲散文的楷模。凯撒:“你的功绩高于军事将领,扩大知识领域比之于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凯撒(盖尤斯·裘里斯·凯撒,前102?-前44)《高卢战记》七卷《内战记》三卷。凝练简洁朴实无华,是与西塞罗判然有别的另一种拉丁文散文典范。
琉善(鲁齐阿努斯,125-200)约80篇,希腊语,《诸神的对话》《死者的对话》《伯列格林努斯之死》《一个真实的故事》。讽刺宗教、哲学流派、希腊诸神。欧洲古代文学最后一位重要作家。风格轻快,机智,引用古希腊,雕琢。
第四节,古罗马史诗
古罗马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
卢克莱修(提图斯·卢克莱提乌斯·喀鲁斯,前99-前55)共和国末期。《物性论》六卷,每卷千余行,1473年出土。“无物能由无中生,无物能归于无”,宇宙一切皆由原子构成,基本的唯物论观点。史诗,哲理诗。词语新颖,比喻生动,规模宏大,风格崇高。
维吉尔(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前70-前19)“麦凯纳斯文学集团”。30多岁《牧歌》一举成名,打开了通往奥古斯都周围上层社会的大门。前26左右,受奥古斯都建议,为罗马创作史诗。《农事诗》。
《埃涅阿斯纪》最后杰作,12卷,近万行,成于诗人最后的11年。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和罗马的光荣,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是凯撒和屋大维的祖先,确定新统治者出身“神统”,“遵命文学”。从《埃涅阿斯纪》开始,欧洲文学出现了所谓爱情与责任相冲突的主题。流露出哀伤的情绪,同情失败者。
模仿荷马史诗,但有不同:1.情调不同,前者乐观勇武蓬勃向上乃至凶狠,后者严肃哀婉悲天悯人乃至多愁善感;2.创作方式和形式特点,后者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六步音英雄体,流畅简练,音节响亮;3.前者注重英雄毛冒险本身,后者重在写英雄的使命感、责任感,是“遵命文学”典范;4.前者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个性显著,后者缺乏个性和生气。5.语言特色,艺术手法,前者语言朴实,后者辞藻华丽,前者富戏剧性,有叙事技巧,后者平铺直叙,略显呆板,但首创运用梦幻、象征、暗示、讽刺等手法,重视心理刻画。
包罗万象,注重细节,修辞韵律,影响巨大。《神曲》中地狱和炼狱的向导。斯宾塞《仙后》弥尔顿《失乐园》模仿他。
伊泰利克斯(25-101)白银时代。《布匿战争》17卷12000行,第二次布匿战争,拉丁文学中最长的史诗。
第四篇:欧洲文明史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欧洲文明史基佐著
10300700042周博言
第一讲
在第一讲中,他说:“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接受新的预习,才能从法国出发,征服欧洲。(下划线为引用原文)虽然这么说有夸耀法国之嫌,但从地理上看也确实如此,法国基本处于欧洲中部,我虽不完全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无疑,法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注定他将要在欧洲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花了一些篇幅以一种极为诚恳的方式来讨论什么是文明,“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纯粹哲学中,不要定下某种推理原则,并由此演绎出文明的本质„„我们研究的是这个词一般的通俗的意义。„„通常意义来自普通见识„„一个词的通常意义是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个事物时,经常会陷入纠结于定义的怪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即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普通含义,而普通含义就是我们脑海中的普通见识,我们不必每次都要用哲学的逻辑来讨论其普通含义(虽然有时仍然需要,但那是哲学范畴的),否则那会非常地累。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发展的观点,及一个词语的普通含义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吸纳进新的事物(有可能也会去除一些旧的事物),我们在讨论不同时期的同一词语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这点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他通过四个假设,提出文明的第一个概念: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后进一步提出第二个概念:人性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发展未必会立刻带来人性的发展,我总是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社会(尽管我对古代历史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取得巨大的成就,还有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文化艺术品。但人性的发展似乎并不是如此,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也并不总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如先秦时期。作者认为,人的内心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社会带来了利益,而社会状况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个人带来了利益„„也许它们之间已经间隔几百年。如果真的隔这么久,还能够充分证明它们之间确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吗?我对作者这点略有怀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如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几百年也许也只是弹指一瞬。(恕我没有精力与篇幅彻底研究这一巨大的问题,只能随便说两句看法)
第二讲
作者认为,古代社会,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绝大部分战争以某一特殊原则的统治而告终„„而近代欧洲文明不是这样,各色各样的势力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单一性可能会使社会迅猛发展,但也有可能迅速走向衰落。因为单一的社会统治势力总能最大限度地调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但当他们做出错误的抉择或是不再适应时,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作者在这里列举了古希腊的文明。单一性还可能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结果,那就是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仿佛冻僵了”。虽然没有举出中国的例子,但我觉得,中国社会似乎就是这样,当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确立后,当思想上独尊儒术确立后,虽然不断出现新的社会势力或社会思想,但都不够强大,难以动摇它们的统治地位。中国文明在经历了突然的早熟后,陷入了建立王朝和再推翻的循环(虽然不完全是这样)。
而近代欧洲则是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政体等共存或是轮流占
有绝对优势。这种差别同样呈现在思想感情上。这种多样性既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它在早期使欧洲发展极为缓慢;同时也是一个优越性,它使欧洲的发展从未停止过。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相互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这是我刚刚接受的观点,既然大家都无法使除自己以外的人服从于自己,不如大家相互尊重对方的意愿,这便形成了自由,作为个人如此,作为社会各阶层,各势力也是如此。我想虽然这未必是自由唯一的起源,但至少也是起源之一吧。
罗马帝国的形成:一个城市→诸城市的联盟,罗马的扩张史是征服与建立城市的历史。地方自治的形式和精神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制度极为松散,不像中国的中央集权,最后只能走向分裂与解体。
(下面并非是按原书一讲一讲来写的,有所忽略与跨越。)
宗教
与此同时,罗马内部形成了基督教教会团体。分为三个时期:1.最早时期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单纯的团体;2.一批教义、教规、戒律和官吏开始出现;3.教士阶层的产生,是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一个教士团体„„总之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教会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它引入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物欲的力量,贪婪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给我们印象似乎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物欲的渴求似乎是少一点的(我也不知是否正确,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对抗贪欲,也是方法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它支持和传播了一种关于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规律的思想。记得有人从逻辑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只是那种高于一切的存在的拟人化形态。可能作者这里所指的正是那种“无与伦比”的存在。但关于逻辑,关于上帝,我仍还是没有一种清晰而具象的理解。同时,宗教开始与世俗势力分离。
但在5世纪时,教会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健康原则。统治者想独立于被统治者,试图夺取世俗权力,实行专制统治。
宗教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感情,还意味着一个宗教的社会,一个宗教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权力则不例外地落到最能干的人手中。
在这里,作者简单讨论了政府。政府不是靠高压手段成立的,也不应该依赖于高压手段维持,而是要探索出每种情况的“真理”——最合适的处理方法,使人们愿意接受,即使不再需要采取高压手段,政府的必要性和它的实际存在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想“专政”一词是否意味着作者所提出的这个理念,并没有为我们的政府完全接受呢?虽然政府似乎正在努力做出改变,但不可否认高压手段从来也没有消失。而良好政府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对自由的重视。
门阀这个词不适用于基督教教会,因为它基本不存在世袭的情况。教会选择掌权人的两个原则:1.上级选择下属;2.下属选择上级。教会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尊重平等、尊重合格的优秀人士,取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也是教会受欢迎并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坏的原则也如影随行:1.否认个人理性的权力;2.擅自采取的强迫权。我觉得这是由其宗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宗教总是有向外扩张的趋势,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成为信徒,宗教有权威性,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因此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理性的发展。它会告诉你某个事实就是那样,而不是为什么会那样。而那些怀疑者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则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这种对自由的抑制其实是违反宗教的原始准则的,其最后也会对宗教本身造成负面影响。
5到6世纪面对新来占领者时,宗教曾试图转变他们的信仰,但暴力最后占了上风,宗教提出:与世俗势力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原则(客观上为思想独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修
道院制度得到发展。君主有时会尝试摧毁宗教的独立性,而宗教也在尝试取得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而当他们站在统一战线时,就产生了糟糕的结果——迫害异端。
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时,查理曼做了一次恢复罗马帝国的尝试,但却没能成功。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宗教也陷入了混乱状态,虽然教会内部努力寻求统一,但却加剧了分化。
在12世纪前,教士完成了与基督教普通民众的合法分离。但人民在教会中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教士与各种身份的人均有联系,且作为封建组织的一员,难免与世俗社会不断接触。
教会的管理方式以及它对人民的影响
关注对人内心的发展,以温和的思想感情启发权势者,使他们与弱者之间的关系更合乎正义。同时关心教士团体的发展和教士个人的教育。而对于社会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解放,禁止一些野蛮习俗,改善了刑法、民法。教会的悔罪制度也是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的。但仅仅靠这样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还是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其作一个概括性的论断:宗教对近代欧洲的道德界和知识界,对公众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发挥巨大影响,总体来看对人的心智还是有益的但在政治秩序上则不然。
十字军东征
始于11世纪,持续到12、13世纪,这是一个全欧洲的事件,具有广泛性与自发性。精神上的原因是宗教情感与信仰冲动,社会方面的原因:国家、生活、思想都局限在狭窄的天地里,而人们对游动生活带来的刺激和惊险的爱好依然存在。
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与伊斯兰教的斗争,在第一次东征时,伊斯兰还只是痛恨的对象,但后来则不把他们当做是妖魔一样的存在,毫无疑问,这其中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文明的交流也许最初是以冲突的形式,但十字军的参加者在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的眼界、思想更加开阔(一些重大发明如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可能是十字军战士带回欧洲的),有利于他们摆脱偏见,心智成熟。可以想象,一个与自己所处社会情况完全不同的文明与世界给人内心带来的冲击有多么的大。同时,许多教众目睹了教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了解了在宗教争议中私人利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宗教信仰不再是思想活动的唯一领域。到13世纪末,发动十字军的精神原因已不复存在。而欧洲则向着思想自主、自由迈出了一大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正如我们的国家,不必将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当做洪水猛兽,只有更多的交流才能使相互之间更加了解,才更有利于民众心智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交流也比当初更文明、方便得多。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民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应该尽量客观地向他们展示一切,让民众自己做出选择。组织神权政治的尝试
但在一开始就碰上了阻碍:基督教靠单纯的精神力量,没有管理事务的实权。
其他障碍:封建贵族的抵抗;宗教的独身主义,使其不能完全同化继承者(因为不是世袭);教士集团内部也存在纷争。
其最光辉的时代是11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掌权期间。他的主要思想是:教士掌管世界,教皇掌管教士,一个庞大的正规的神权政府掌管欧洲。虽然直到13世纪中叶,神权思想依然兴旺,但大规模的群众反教会行动在欧洲的大片土地上发生了。
15世纪精神领域的变革
15世纪前,未见除宗教外真正影响人民大众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教会所排斥的思想未能在人们头脑中普遍而长久地扎根下来。而然到15世纪初,出现了公开要求改革的呼声。
一方面,宗教会议寻求合法改革,一种明智而又羞羞答答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教会外的,凶猛而热烈的改革。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希腊难民给意大利带来了更高深的古文化知识和大量文稿。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产生了一批自由的思想者。这也为16世纪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
首要效果即是将欧洲国家分为两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这一对抗从16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
作者并未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记述,但给予这一运动相当高的评价。
我认为这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这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耶稣会取代了原有的教会势力,宗教渐渐被驱逐出政治,神权不再具有世俗的权力。民族意识随之觉醒,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逐渐形成,这是政治上非常关键的一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一次尝试,废弃了精神霸权,实行心灵的自主。以法国为例,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得以确立。这是向着人类心灵的解放迈出的一大步。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到现在也没能完成的事业。
虽然不可避免,宗教改革存在许多矛盾与弱点,但还是向所有信徒敞开了宗教的禁区。当信徒重新成为宗教的主人时,宗教也就离开了统治社会的地位。
野蛮时代
开始于5世纪,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文明诸成分不断斗争,但没有一个能成功统治社会,直到9世纪左右。政治上正统的原则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一切权力的起源上,我们遇到了武力。作者指的是一切权力,即使起源不是武力,也必然会受到武力的影响。但所有的制度都否认武力是权力的起源,因为他们知道,凭借武力建立的权力不是稳固的,某一天,其他制度也会凭借武力取而代之。所以他们才会自称:他们凭借古老的历史获得了一个不同的资格(建立权力的资格)。这便是政治上的正统性:否认物质力量是权力的根源,而把政治上的正统与公理、正义与理性联系在一起。
个人的状况:四个阶级的人——自由人、leudes(通过伙伴与首领关系承担义务与获得土地)、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各阶层的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相互转换。
社会状况:贵族、王权与自由政体的并存。
野蛮状态产生的原因
物质上:连续不断的入侵,法兰克人的王朝更迭,东北方向的入侵逼迫着日耳曼人向西,同时阿拉伯人开始了对地中海的征服。
精神上:没有为大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核心思想。
野蛮时代结束的四个原因
1.欧洲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本能
2.辉煌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回忆
3.基督教会的努力
4.伟人的出现
随着南方和北方入侵活动被制止,各族移民居有定所,财产固定,野蛮时代达到了它的终点。
封建时代
10世纪初,作为野蛮状态的第一个产物,封建制度控制了欧洲。是必要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它已被普遍地建立起来(这似乎是存在即合理的逻辑)。
封建制度改变了人口在地面的分布,领地所有者和居住在这片领地上民众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所有者在他周围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同于古代贵族,它完全来自于他本人,这将产生一种高傲与自负。五六个人处境优越而又疏远社会中其余的人,这就是封建家族。
作者认为:妇女地位方面的进步应归功于家庭生活方式在封建制度内的发展和必然优势。乍一看与我印象中,中国的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十分矛盾,其实细想后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只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而无内在的联系。再加上社会风貌、文化的截然不同,妇女地位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两种封建有一点似乎是相似的——世袭的观念。
封建制度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痛恨,因为它是个人对个人的控制权力,是一个人意志的统治。一旦他看出他的主人也仅仅是一个人,压迫他的意志纯粹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凡人的意志,他便感到愤慨而强压住怒火忍受这种桎梏。
封建制度中即不存在高过一切的意志和权力,也不是公众意志和权力的体现,这样很容易产生反抗。
在我看来,欧洲的封建似乎是向君主制的一种过渡,人们由那种极为松散的野蛮状态,一点一点走向集中,先是集中于小的封建领主,下一步即是集中于大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为君主埋下了伏笔。
君主制度
几乎与十字军运动发动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它的发展过程。这里的君主制,与我之前脑海中的君主制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古代,君主制几乎意味着个人意志的统治。但这里的君主制虽然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然而却是人格化的共同意志。这一意志基本上是合理的、开明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正是以这种名义,个人意志才取得统治的权利。君主把自己描绘成绝对统治者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有着极大的相似。君主制有时能加速社会的形成,因为它比起其他形式更强大地代表并行使了绝对统治权。君主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5到12世纪,蛮族君主、帝国君主和宗教君主同时出现。当封建制度盛行的时候,出现了第四种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然而此时的实权都存在于地方,国王有名而无实。自12世纪始,欧洲的君王以一种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君王只有以一个英明的执政官的面目出现,才能成为为人民所支持的力量。
到17世纪,欧洲大多国家都实行了君主制。作为社会统一的象征和核心,君主制确实促进了了欧洲统一国家的形成。
后记
看完这本书,心中还是有不少感想。首先,如果怀着想了解欧洲具体历史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可能会觉得失望。但这本书似乎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看欧洲文明的历史,还是给我展现了一幅宏伟壮阔的欧洲文明景象。它的立足点非常大,只描写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对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则相对提到较少。
这本书让我对欧洲文明的各因素,如宗教、政治制度、人的精神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总体的印象。其中有很多内容和我原先脑海中的印象截然不同,由于对欧洲的历史确实了解不多,只能是从本国的一些概念去想象,但实际上欧洲的封建、君主制和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宗教带来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消极的,在一段时期内也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这也给我一些启示,认识事物不能仅从它们的名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同样的名词含义也许具有相当大的区别。
最后,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本书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也需要我通过更全面地了解欧洲文明去填补脑海中的空白。
第五篇:近代中国留学史-欧洲留学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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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留学史-欧洲留学之始
欧洲留学以沈葆祯于光绪元年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随法人日意格去法为最早,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派天津武弃卞长胜等七人随德人李励协去德次之。同治六年,闽督左宗棠奏设船厂于福建,保沈葆祯为船政总理,前后五年造成轮船三艘,兵轮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并创立拉铁、打铁、铸铁、轮机、水缸诸厂,聘法人日意格为监督,同治十二年来,即筹备派遣闽厂学生去英法两国学习,适台湾事起,中途停止.光绪元年日意格返国.沈乃遣学生数人同赴法国学习船政。当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因定购新式后膛枪炮,并托德国克鹿卜炮厂代雇德国都司李励协为教习,以三年为期;光绪二年三月期满返国,李鸿章遣卞长胜、朱耀彩 等七人同赴德国学习陆军,以三年为期。〔”此为中国学生去法德两国之始,但均为大员所遣,非政府正式派送,故学生监督,学习科目均无一定规章,光绪二年十二月李鸿章等奏准派遣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三十名,去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并派监督两人管理其事,管理经费等事均有详细章程,兹录如下:
1.奏派华洋监督各一员不分正副,会办出洋肄业事务。侠拿 带生徒到英法两国时,由监督公同察看大学堂、大官厂应行学习之处,会同安插.订请精明教习指授。如应调赴别厂或更换教习,仍须会商办理。其督课约束等事亦贵成两监督不分珍城.如遇两监督分驻英法之时,则应分投照顾。其华员及生徒经费归华监借支发,洋员洋教习及华文案经费.归洋监督支发。每年底由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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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将支发各数会街造报。凡调度督率,每事必会同认真探讨.和衷商榷,期于有成。万一意见不合。许即据实呈明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察夺选派制造学生十四名、例造艺徒四名,交两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此项学生即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抵,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傅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以备总监工之选。其艺徒学成后,可备分厂监工之选。凡所习之艺,均须极新极巧,俏仍习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如有他厂新式机器及炮台、兵船、营叠、矿厂、应行考订之处.由两监督随时酌带生徒I给。其第一年除酌带里给外,其余生徒,可以无须游历,第二第三两年,约以每年游历六十日为率,均不必尽数同行,亦不必拘定时日。
I.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交两监督带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此项学生应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侠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其间.并可带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约共一年,再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定可有成。但上兵船倾可提日本派送肆业之例陆续拔尤,分班派送五六人,其未到班者,仍留大学堂学习。既上兵船,须照中国水师规制,除由留辫发外,可哲改英兵官装束。其费由华监督归经费项下支给。内有刘步姗林泰曾二名,前经出洋学习,此次赴英,即可送入大兵船肄业。
1.制造生徒赴法国官学、官厂学习,驾软学生赴英国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学堂并铁甲大兵船学习,应请总理衔门先行分别照
会驻京之英法公使,咨会本国外务院,准照办理。其英国学习各事,或再由中国驻英钦差大臣,就近咨商办理。两项学生每三个月由华洋监督会同甄别一次,或公请专门洋师甄别。并由华监势酌量调考华文论说。其学生于闲暇时,宜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以期明体达用。所有考册,由两监督汇送船政大臣,转咨通商大臣备核。其驻洋之期以抵英法都城日起,计满三年为限。未及三年之前四个月,由两监督考脸学成者送回供差。其中若有数人将成未成,须续学一年或半年者,届时会同寨候裁夺。总以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需之物,驾驶者能营驾铁甲兵船.回华调度布阵,并有专门洋师考取给予确据者,方为成效。如一切办无成效,将监督议处。
1.制造驾驶两项学生之内.或此外另有学生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者,由监督会商挑选。就其才质所近,分别安插学习,支给教习修金。仍由两监誉随时抽查功课.令将逐日所习详记送核,亦以三年为期。学成后公订专门洋师考脸确实,给有底据,送回供差。
I.两监督及各项生徒自出洋以迄回华,凡一切肄习功课游历 见闻,以及日用晋接之事,均须详注日记,或用药水印出副本.或设循环薄.递次互换,总以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将薄中所记,由船政抄咨南北洋大臣搜核。或别国有便益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由监督随时探明,觅取图说.分别绘译。务令在洋生徒,考究精确,实能仿效。一面将图说汇送船欢衙门察核,所需各费,作正开销。
1.各项生徒如遇所订教习不能认真指教,或别有不便之处,应随时诉明华监督会同洋监督察看确实,妥为安置。若该生徒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啥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
留遣产究,其员生每月家信二次,信资以及医药等费,作正开销。或延洋医,或延驻洋公使之官医,或应另请派拨医生,均于到洋后的定。万一因攻苦积劳,致有不测之事,则运回等费,作正开销。并
给薪费一年半;仍酌量情节,案请附奏.以示优恤。如有闻讣丁忧 者,学生在洋守制二十七日,另加恤赏,饰该家属具领。
I.此次选派生徒,应由监督溯查考迹,详加脸看。如有不应出洋,滥收带往,不能在官学官厂造就。以致别回者,其回费由监任自给。生徒赴洋后有藉词挟制情事,因而剧回者,即将挟制实在情形,案请抵华后查明惩究。如咎不在监督者.仍开报回费。实系因病遣回者,不在此例。
i.两监督和衷会办,当互相觉察。万一华监督有嫩衍塞责等 情弊,而洋监督不行举发,或洋监督有数衍塞贵等情弊,而华监督不行举发者,咎各相等。查有扶同确据,即分别照会咨行,随时撤换,不必俊三年期满。如果事事实际,生徒多优异者,将两
监督专折奏请奖叙。
I.此次所议章程,总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若三年后或从此 停止,或另开局面,均由船政大臣、通商大臣会商主裁,外人不得干预。洋师补教以充根抵;一面偕同洋监督面商英法部臣,将在英之驾驶生先派三名登铁甲船,九生入格令尼次官学,续将官学八生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洋等处学习操防排布迎御之法.迫离船后,又专延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具有船主凭单给执,并照章酌量游历上厂以广见识。是驾驶诸生在船学习不止原定章程分班五六人上铁甲船已也。其在法之制造生先送四生入削浦官学,五生入多廊官厂,其余派入汕答佃官矿学及科备苏民厂,分习开采、烹炼、铭铸等事.旋经商明部臣将汕答等处五生入巴黎官矿学其制造。艺徒初派民厂,补习工艺,续经分送赛隆及向海士登官艺学,该生徒等各照官学所定章程,专门洋师,按年甄别,给执官凭,并酌量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以资考订。凡有传习各生徒。俱已竟功.”
此次学生之成绩优异者有习制造之魏瀚、陈兆翱、郑清廉、林怡游,习开采铬炼之罗臻禄、林庆升,习驾驶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吴、方伯谦、萨镇冰诸人。光绪七年并由李等奏请续派船厂学生十名去英法学习,以后即停止。直至光绪十六年四月由总理衙门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二名,共计十名,均以三年为期。光绪二十一年再奏准派学生分赴
俄、英、法、德各四名,共计十六名,惟所派学生
均以襄赞使署公赎为务,无暇求学.实不能谓为留学生,不过闽厂学生回国,西洋留学以此使署学生相续耳,此二十年间可算为西洋留学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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