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读书笔记

第一篇：史通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 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篇二：《中国史学史》读书笔记.doc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1 / 5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

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

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

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

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

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

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

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

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

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

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 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

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2 / 5 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

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3 / 5 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

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

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

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

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

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

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

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

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

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 [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

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 5 《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

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薛莹.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j].史学史研究：1987，01.[3]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篇三：周大璞《训诂学初稿》读书笔记 13级汉语言文字学 王昆 20130589 《训诂学初稿》读书笔记

摘要：

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问，属于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零散的、感性的训诂现象作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解释规律，阐述义例，在此基础上探求研究规律，总结方法手段，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初稿》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温故知新，开拓创新，融会贯通，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是一部富含基础性、理论性和启发性的著作。全书共七章，全面介绍了训诂学研究目的与方法、训诂体式、训诂条例、训诂的运用、读注和作注、训诂源流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字：训诂 训诂学 注释

一 作者简介

周大璞精于古汉语，并把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用到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在学术界名望颇高。他一生贯注全部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所工作，以古汉语为主，成果出得早、出得多，价值亦高。建国前，著有《荀子札记》、《法言校释》、《传注通论》、《论语撰人考》等。建国后，撰写过《语言学概论》、《现化汉语》、《汉语语法史纲要》等教材。在报刊上发表过《释侬》、《释底》等论文三十多篇。1980年他的专著《训诂学要略》一书正式出版，在国内外颇获好评。接着，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编撰一本高等学校文科通用的训诂教材，即后来的《训诂学初稿》。该书自1987年出版以来，已先后重印20余次，已发行近二十万册。

二 读书笔记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一）训诂

训诂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训诂这个词很早就有，最初本是两个经常连用的单音词。前人把它们分别加以解释，各家说法略有不同，可以有如下概括： 1.“训”和“诂”散言时，都是“解释”的意思，析言时才有区别。“诂”是释故言，“训”是道物之貌。2.由于散言无别，所以对语言的解释可以单言“诂”，或单言“训”，也可以连言为“训诂”或“诂训”。“训诂”也叫做“故训”，诂、故，古字通用。3.“诂”和“训”兼具动词、名词两种用法，“训”“诂”连称也兼具动词、名 1 词两种用法。《尔雅》的“释诂”、“释训”篇，“诂”“训”是名词，《毛诗诂训传》中，“诂”“训”是动词。

（二）训诂学

训诂学就是以词义解释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问。它通过训诂实践的总结和现存训诂资料的分析归纳，研究训诂的理论和常用的体式、方法、条例，揭示语义系统，推求词语根源，探索语义发展的内部规律，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第二节 训诂的任务及其目的（一）指导训诂实践，培养继承文化遗产的人才。

（二）指导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辨析词义，增强人们运用词语的准确性。

（四）沟通方言，促进汉民族语的统一。

（五）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和词义发展的规律，建立科学的训诂学。

第三节 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及其与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传统训诂学是一门以研究语言意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有实用意义的学问。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中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除语音、语法外，还与文字学、词典学、修辞学、语源学、方言学等有关。

（二）训诂学与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关系 1.与语义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训诂学属于语义学的范畴，它研究的重点是语义。语法、语音等专门知识的运用，服从于解释语义这一基本目的。训诂还要阐明名物制度、史实等，这些解释仍应看做释义的范畴。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训诂学经常要涉及语法结构、篇章大意和修辞手段等，而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的涵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2.与语源学的关系

语源的研究离不开训诂学。

同源词的研究更是与训诂学密不可分：其一，研究语源的实质就是研究语义变化发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新训诂学的一项任务。其二，研究语源必须掌握大量的训诂资料，熟悉音变音转的各种知识。3.与语音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音学也是紧密结合的，不懂语音学就无法进行训诂。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相互依存、不能分离的。词语的孳乳演变，有着明显的语音线索，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往往是从同一个词分化出来的。这为 2 因声求义提供了可能性。

音韵学的发展能使训诂方法更臻完善，而音韵学本身也须借助训诂学研究成果来逐步建立系统。在训诂释义及训诂专著中大量的训诂资料，特别是声讯资料，都为归纳语音系统及其变化提供了依据。4.与语法学的关系

训诂离不开语法分析，词的具体意义是由语言环境和语法决定的。语法分析越周密，对句义的解释就越准确。5.与修辞学的关系

训诂要讲明文意，就要涉及各种修辞手段。用典和引用古训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指出典故出处及其含义，是训诂的任务之一。6.与文字学的关系

训诂的目的是弄清古语含义，而古语又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宋代王圣美所谓“右文说”，清代段玉裁提出的“谐声巵之偏旁多与字义相通”的论断，都主张根据声符寻求字义。7.与词典学的关系

词典学的发展离不开训诂学，又为训诂学增添了新内容，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8.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训诂学与文、史、哲、法学、经济学、校勘学、版本学也有密切联系。

第四节 信息时代训诂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第五节 研究训诂学的方法

（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二）紧密结合社会生活理解语言

（三）要把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

（四）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古为今用

第二章 训诂体式（上）

训诂体式，即训诂的体制和形式。包括“驸经”，文献正文里的训诂，通释语义的专著和考订书中的训诂。四者之中，以注疏和专著为主。

第一节 文献正文里的训诂

文献正文里的训诂，从内容上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词语

解释词语是训诂学最核心、最常见的内容。

传曰：谓吾舅者，吾谓之甥。（《仪礼.丧服》）

（二）串讲句意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韩非子.五蠹篇》）

（三）说明章旨（较少见）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乎？”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乎？”（《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 随文释义的注疏（驸经）

（一）注疏的名称

1.传 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杂引古书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

②内传就是与经义相比附的注解。

③所谓“大传”，就是大义的意思。3 ④“小传”是“不贤识小”的意思，是一种谦词。犹言“裨传”或“稗传”。2.说 即说明、解释的意思，引申为用以解说的词语。《墨子》有《经说上》、《经说下》。3.解 本意是分析，训诂就是分析语义，所以也叫做解。

集解 ①通释经传，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②集各家解说，如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4.诂（故）汉人注书，多名为故，也叫做故训或训诂。6.笺 注书叫笺，始于汉代郑玄。7.注（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后来，“注”字成为训释的通称。8.释 陆德明《经典释文》。9.诠 解释书中事理。10.述 陆绩《周易述》、王尚《老子述》。11.学 宋.李焘《易学》

12.订 对所注的书进行评议。13.校 考核古文叫做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正考父的校商颂；一是校对文字，改正脱误，如子夏读“三豕渡河”。14.证 征验的意思，如刘芳的《毛诗笺音证》。15.微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左氏微》。16.隐 《隋书,经籍志》有郭象《论语隐》。17.疑 18.义 19.疏（义疏）兼取疏通与疏记的意思。皇侃《论语义疏》。20.音义 以变音释义为本，往往也从事校勘。陆德明《周易音义》。21.章句 分析古书的章节句读。汉.赵歧《孟子章句》。

（二）注疏的内容

1.解释词义 注疏的主要内容 2.串讲文义

《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毛传：“妇人，夫不在，无容饰。” 3.分析句读 《周礼.天官.官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郑玄注：“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凡邦之事跸’。” 4.校勘文字 《诗.邶风.绿衣》郑玄笺“绿当为禒：故作禒，转作绿，字之误也。” 5.阐述语法 《诗.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传：“于嗟，叹辞。” 6.说明修辞手段 《毛诗故训传》里，凡言“兴也”的地方，都是说明修辞手段的。7.诠释成语与典故 《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8.考证古文音义 《周礼.天官.醢人》“豚拍鱼醢。”郑玄注云：“郑大夫、杜子春皆以‘拍’为‘膊’，谓胁也。” 9.叙考史实 10.记述山川

11.发起凡例 《春秋左氏传》中就有不少凡例。12.释义和叙事

（三）注疏的分类

1.注和疏（按注疏对象分类）

注只释经，疏兼释注。

2.他人所注或自注（按注疏作者分类）3.补注和集注（按注解之间的关系分类）补注：①补原文阙略，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所谓的补注。

②补旧注的遗漏，这是通常所说的补注。

集注：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兼解经和注。②何晏《论语集解》，采各家解说为一书，以便读者阅读。

（四）注疏的驸经

除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诂上》“驸经之书，则当句为释者”外，还包括： 1.马融说 2.刘歆说 3.费直说

第三章 训诂体式（下）

第三节 通释语义的专著

（一）单解语义的专著

一是总释群书语义的，如《尔雅》等；二是只释一书语义的，如《毛诗传义类》；三是解释部分词语的，如《通俗文》；四是解释方言的，如《方言》；五是解释少数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的，如《羌尔雅》。

在体例、价值、不足等各方面分别举例介绍 1.《尔雅》 2.《小尔雅》 3.《释名》 4.《广雅》《广雅疏证》 5.《拾雅》《比雅》 6.《经籍籑诂》《故训汇纂》 7.《转文》《文始》 8.《读书杂志》《经义述闻》 9.《群经评议》《诸子平议》 10.《毛诗传义类》《说雅》《选雅》 11.《通俗文》《训俗字略》《恒言录》《通俗编》 12.《常用字训》《难字》《杂字解故》《异字》《错误字》 13.《埤雅》《尔雅翼》《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14.《石药尔雅》《本草尔雅》 15.《骈雅》《叠雅》《别雅》《辞通》 16.《果裸转语记》《释大》 17.《语助》《虚字说》《经传释词》《词诠》《古书虚字集释》《文言虚字》《虚词历时词典》 18.《方言》《续方言》《新方言》《蜀尔雅》《吴下方言考》 19.《羌尔雅》《番尔雅》《佛尔雅》

（二）音义兼注的专著（分单注一书的音义和注释群书的音义）1.《经典释文》 2.《群经音辨》

5篇四：读书笔记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在此章，梁公首先对“史“和“中国史“下了定义：史者何？论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公对此定义加以分析说明，包括四方面的含义： 其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其二，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是人类社会之活动，非一个人或一般人，史迹必要以社会为范围，其活动力必能影响及于全社会；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前代人恒以未完成之业遗诸后代。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其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此成绩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乃薄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

其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

今世之史的观念，有异于古所云也。彼时所需之史，亦与今日不同，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多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今日所认为重要史迹类往往反阙不载，如巴蜀滇黔诸地其次第同化之迹为治史者亟欲闻也，古代史上有两大役载于史书不过几言；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文学界辟一新纪元，史书记载亦寥寥无几。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佚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兴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窄，事实阙略，不能予吾辈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人资鉴者。这就需要新史家的努力。

新的中国史需要满足以下四点：

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

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欲世界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中国最初之史是以诗歌、《易》、《诗经》为体裁记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为其一因。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以《竹书纪年》为代表；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春秋》、《尚书》皆可称为古代正史，除此外，尚有《琐语》、《杂书》、《穆天子传》等之类正史之外史籍。此三类，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为春秋战国间两书：一曰左丘之《国语》；一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世本》为《史记》之蓝本，宋时已佚，梁公观其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而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怀抱深远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惟迁而兼之。《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司马迁之前，无所谓史学也，自其之后，史学开放。

汉以后私人作史兴盛原因有三：其一，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史官专有之智识已渐为社会所共有；其二，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收集；其三，迁书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刘知几推尊，郑樵则低之，梁公偏于郑樵之观。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意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于此。章学诚曰：“后世失班史之意??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

二十四史良秽不齐，同在以体裁中，其价值固有高下。有一明显分野最当注意：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官撰合撰之史最大流弊在著者无责任心。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近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渐衰微，其原因在于史官性质今古有异。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纪传体利弊：长处：内容繁复；短处：事迹分隶凌乱，年代重复）。陆贾之《楚汉春秋》为编年体之祖，已佚；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之后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等，现仅存荀袁两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位编年通史，别裁之力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纪事本末体于梁公之理想新史最为相近；专纪文物制度之类亦与梁公新史理想相近，但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应此求者，有唐杜佑之《通典》。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注《三国志》。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批评史书者，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史学所赖以建设。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不过三人：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勇于怀疑，勤于综核，鉴别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郑氏“精要在乎义例”。论史学且自著一史；章氏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融会贯通，与西方史家言多有冥契。

梁公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清代史学尚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劄记》（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浩瀚古籍不可得遍读，遍读亦不能养其欲给其求，但亦不能不读，首要解决之问题在于史之改造，现今的人该读何史。

言史之改造，须明要改造什么史，此史有何弊病？应如何改造？要改造成什么样的史？ 其一，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供帝王之读，《史记》自言盖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诸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然而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由此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旧史家多为死人作史，于今人无益。史迹为人类所造，史家之责，惟在认取“历史人格者”及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其二，梁公认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应以收缩为扩充。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然经两千年分化，史中重要部分渐渐与史分离。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与人物传两种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传，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词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的范围以外。今后史家，宜将其旧领土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史学者可节省体力而善用史。

其四，今日之所求，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则曰“文以载道”，道其目的，文为其手段。自孔子《春秋》始、《新五代史》、《通鉴纲目》等为代表，将 主观思想掺于历史中，将历史作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手段，这有违为史作史之真谛。今日之史家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史家应作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而不应掺以他项目的，做到为历史而治历史。其五，下功夫搜补考证。旧史存于今者，史文阙佚、史迹湮亡者多。盖一切旧迹，大半借旧史而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今日之所需求多不相应。梁公所认为极宝贵之史料，为旧史摒弃乃至湮灭者不知凡几。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对之进行重新评价，这须费很大劳作，一曰搜补，一曰考证，此劳作虽大，但不可不做。

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应以改革。如《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等皆是如此，《左转》、《史记》等书虽有长篇记载，首尾完具，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凡此种种，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于史如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驭事实也，横纵交叉，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天文史、历史地理等。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作专门史者，不仅须有史学的素养更要有各该专门史学的素养。作普遍史者须别具有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乎其间。联合国史有史学意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逐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数年之后，渴望之理想的新史学或可望出现。

第四章 说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公在这一章中主要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得其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丧失极易：或由有意藏匿，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如秦烧列国史记；或由新著出，旧著没；或由经丧乱沦没；或孤本孤证散落，偶不注意，即便散亡（即牛弘论“书有五厄”）。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涛涛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所需求之百一也。时代愈远，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亦不能谓近代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甲午史料，梁公求诸记载而不可得。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如埃及之金字塔、文艺复兴时代遗物等；（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如殉葬制品及遗留保存至今的书画等物。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是正当的史料，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其所含史料价值亦不同；（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我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甚易。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则档案与案牍也。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亦为极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书》、《左传》、《诗经》等皆含史料；（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以后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如阿育王之丰碑。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为甲骨文；（庚）外国人著述。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不可不观。

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每经丧乱，史料必有所毁，私家之藏也多荡佚，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所心伤的，中华文化浩瀚，损毁者不知凡几，每每想起总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够具见于旧史的普通史料，而是汇集同类能观一时代之状况的史料，用此种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须将脑筋操练纯熟，有锐敏的感觉，第二要耐烦。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再加上耐心，这样能从常人不认为史料中得出可贵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迈、清代的赵翼都是这样做的。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消极性的史料亦甚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让于积极史料，以无史迹为史迹。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一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史料的“正误辨伪”主要在于“求真”。

第一种误，不是史料的误，是史学家自身的误，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觉，如万里长城为秦时物、道教教祖为老子等流俗致误。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和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但此原则有时尚须分别观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陷于大误，如明末大探险家徐霞客墓志铭之误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证，这就提醒我们篇五：读书笔记及心得 *田单复国:齐王远亲田单，善用兵。乐毅攻齐，田单命令手下用铁皮包扎车两。故在战发之时得以逃脱。乐毅攻陷七十城。百姓随田单一起努力总收复齐国。*送来了缕缕的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此出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荷塘月色》 *如坐春风：最初的意思是“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面”后来比喻与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一起并受其熏陶。和孔圣人一起生活真是如坐春风啊。*普希金只活了三十八个春秋，可他却爱书如命。他不仅读了俄罗斯的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中国的孔子，孟子的著作，读了《三字经》。总之他的日子是在书中度过的，他十分向往中国； “一同走吧，我准备好了，无论你到哪里，朋友，只要向往之地，我都愿结伴而行，哪怕是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

《致大海》中：

你那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你的骄傲的美，闪烁壮观。

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大海！

多想常常在你的岸上，我静静地惆怅地徘徊，回答我珍爱的愿望„„ * 我的失恋

鲁迅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低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宅

想去寻她没汽车

歪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时值1924年左右，北京报刊常现些“阿呀，艾呀，我要死了”之类无病呻吟的爱情诗。鲁迅先生故写此诗予以批评。语言诙谐幽默，不愧为时刻关心年青一代的伟大作家。愚认为真正的爱情并不在于送多贵重的礼物，一份真挚的心足以代表一切。整日的沉迷于情感更是表现得无病呻吟，以及龌龊。* 刘知几开先河著《史通》

刘知己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在世61年 刘知己，唐代(武则天时期)杰出史学家。

刘之前对史学著作进行评论的文章微乎其微，刘著 《史通》对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评价。刘认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才”指才华，学指“学识”，“识”是指人必须有嫉恶如仇、正直的风范，能如实记录史实，从而使昏君奸臣有所顾忌。

少时父亲令其读《尚书》（难）；刘好读《左传》其父便让读，遂后遨游史书，终成大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第二篇：《史通》读后感

《史通》中历史学理论的几个问题

———史书体例与史官建置和正史发展源流

08级研究生姓名 王海辰学号1083200

4【内容摘要】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不但在著作名称上标新立异，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设计和论述方法上都独具特色。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沾溉后人的史学理论问题，本文仅以《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四篇来分析。

【关 键 词】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

刘知几撰著《史通》，把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名称移植到史学领域中，创作出了历史学理论文体，开辟了中国专门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体裁的先河。今本《史通》由4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是有关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分论题。每篇的篇名就是该篇的中心论点，共49个论点。紧紧围绕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主题展开论述。

其中内篇36篇从史书体裁体例、创作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归纳一系列原则，构成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全书的主干部分。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①。”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

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②”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③”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另一方面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⑤”，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问题，外篇13篇是对这个体系相关问题的补充：《史官建置》阐述史学创作组织源流、《古今正④

史》阐述自古讫唐历代国史的发展源流。这两篇一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一是从国史源流的角度对以体裁为评论中心的《六家》、《二体》的内容进行补充。

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

《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馆，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⑦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看来，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正史”之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指的是纪传体史书。《隋志》把《史》、《汉》视为纪传史之祖，“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改书曰志，取消世家，整齐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班书以下，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有传，凡

属于这种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刘知几把编年史和纪传史统称为正史，他论史体结构，当然不局限于纪传史，不过主要是纪传史。刘知几关于纪传史的评论，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的地位，由之可以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注释：

①《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②《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③《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④《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⑤《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

⑥《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04页；

⑦《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4页；

参考文献：

[1]范学辉 齐金江主编本卷 《儒家史学思想研究》（21卷），中华书局；

[2]杨天宇撰 《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三篇：中华民国史读书笔记

中华民国史读书笔记

U201514925 建筑1501 李初

听了中华民国史老师在课上的介绍，我在课下也自己接触了一些关于中华民国史的书籍，老师提到的很多书籍我并找不到资源，甚至查无此书，但是徐中约先生所作的《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在网上却评议颇多，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该书的中译版研究了一番，略有感悟。

徐中约先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后赴美留学并长期任教，专攻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学界影响颇大。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也被定为‚名著‛，影响深远。

首先，这本书从开头就颠覆了我原有的历史知识体系，它判定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和我们常见的有关论著不同。徐中约先生将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定在‚清朝的建立‛，他认为:‚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构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第2－3页)在我们的中学历史体系中，近代史的起点被确定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在本书中徐中约先生讲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这么久，我认为他划分的侧重点在于整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包括历史时间发生前期的各种条件、原因和铺垫，而我们的历史教学体系则是按照历史时间的发生和期待来的结果评判的。除此以外，本书还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21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与我们传统教学中的新中国的成立的节点有所不同。

其次，本书对这近400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对这期间许多重要的史事与人物，作出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例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的概括性论述，既十分有作者独到的个性，又很贴近历史的实际:‚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第9页)徐先生关于‚中国的奋斗‛的这一见解，与‚振兴中华，追求近代化‛的中国近代史主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徐先生在很多其他历史事件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描述。如对乾隆朝的分析，徐先生一方面赞许‚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同时指出‚就在这个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后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像这样简明而精彩的论述在书中很多。

再如对当前海内外史学界热烈关注并争论激烈的‚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大陆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本书这样评价:‚‘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第208页)对这样一场复杂的运动分析得如此准确、深刻而又生动。

我认为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徐先生大胆提出很多与我们的原有历史体系相违背的看法和观点。历史本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很多久远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也已难以考证，这样的话，多看看新想法，有一些新的思路对我们对历史的清晰的理解认识其实是有帮助的。

第四篇：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专题

《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

兴农中学

易华叶

利用课余时间又重新读了《中国美术史》，现将读书心得总结如下：

美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是对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审美的反映，美术史是对美术现象和对具体美术作品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的学术性研究，是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所以应把握美术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时代在变，同样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审美观念也在变化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作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的发展源源流长。与欧洲总在变化的美术风格不同，中国美术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了令人惊奇的延续性。明朝时的作品还可以看到唐朝时的影响。一幅清朝的画作与一幅宋朝的是非常相似的。中国艺术强调对传统的尊崇，强调师法古人技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师法自然的重要性，中国美术史就是对中国历朝历代美术作品流派，形成以及成果和代表画家的综合总结。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产生的是炙剩的生殖崇拜及生殖崇拜文化这一思想内涵。从遗留下的位于新疆呼图壁县城西南的天山山脉中的岩画可以看出：男像大多数清楚地显露出艺术夸张的生殖器，女像则刻画得宽胸、细腰、肥臀，有的亦显示出生殖器管，又有群列的小人，这些形象十分明白地表现出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这和当时的饿自然条件、天灾人祸是分不开的，是原始人类对审美观念的反映。

当历史跨过了石器时代、金石并用的时代，就迎来了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青铜工艺美术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一大高潮。最能体现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是青铜礼器——狮身人像，把人鬼神化，把人置于鬼怪的威严之下，是在极端地贬抑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的，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反映。

进入了封建社会后，由《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可以看出我国时期人物肖像艺术成就的一斑，楚国贵族妇女的基本特征和“楚王爱细腰”的审美时风。也可见这时不仅追求外部形貌的肖似，而且通过外部形貌的描绘来揭示对象内在的东西，体现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理论。

三国及西晋时期的壁画，宣扬儒家思想的三皇五帝、忠孝节义、祥瑞之类的题材仍占重要地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体现新思潮、反映老庄思想与清谈玄学和佛教思想的绘画也开始出现。曹不兴所画的佛像被称为“曹家样”，其风范被弟子卫协发扬光大，从审美观的角度看，绘画从汉代古拙、雄壮、阳刚之美转化为巧密、婉约、阴柔之美。也正是时代精神、人们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转化的外化形式。到了南朝，顾恺之提出了“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美术思想，把中国绘画推向新的里程碑。

到了唐代，佛教壁画在艺术上呈现焕然求各、光彩一新的景象。由欢乐明亮代替了阴森血腥，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社会现象、宗教思想与人们的愿望。如《净土变》、《药师净土变》等壁画。唐代已不把“清赢示病之容”作为审美理想，而在“示病之容”的反面找到了“丰腴华贵”，从张萱、周舫的倚罗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萱画的妇女形象丰腴硕体，服饰艳丽，描绘的是盛唐贵妇的欢乐情绪。如《武后从行图》周舫所画繁荣仕女具有“衣纹劲简、色彩柔丽”“以本为体”的特点。如《簪花仕女图》等。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到了宋代，文人画风出现，中国绘画从原始时代到汉是个质朴、后拙、粗略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向精密、精确、华丽、逼真方面发展，到了唐代达到一个高峰，宋代文人画家在适应这种形式的要求下，力求变革，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都在“笔墨情趣”中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技法上注重“写意”，所苏轼认为绘画不是不要形似，而是认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目的，“写物之功在于传神”，只有神似才是绘画品评的最高法则，苏轼非常重视构思，注重“意在笔先”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专门题材的绘画出现。北宋的山水画以高山流水为主体，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院体山水画形成，所反映的是重视生活，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宽泛、丰满而不确定，到了南宋。画家们弃北宋以来的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急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单化、单纯化的形式，创造出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有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

十、以简化繁中国艺术的境界美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山水画也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着变化。

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绘画的发展，使他们的表现技法更丰富多彩，更富有浪漫精神，意境更为广阔、更加丰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园地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强调了绘画的文学化，画上题字作诗蔚然成风，强调诗书画意，构成审美观笔墨跟随时代。代表人物为赵孟甫。

到了清末，海派绘画作品已具有商品的性质，卖画几乎成为画家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他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爱国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日子里，其作品透露着不安、苦闷、愤怒与反抗的时代精神。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既不失文人画的优雅、含蓄的底蕴，又考虑到市民阶层的欣赏水平，因而具有“特大写意”、“雅俗共赏”的时代特征。如任百伯年等。重读《中国美术史》让我深刻体会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是人类的好朋友”的涵义。让我们在书中感悟，在书中升华。

第五篇：《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

《中国美术史》读书笔记

很幸运这个学期选修了美术欣赏这门课程，通过学习使我加深了对美术的认识。为了更好地了解美术，我阅读了《中国美术史》这本书，通过学习与阅读，使我有了很深的感触与心得。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传统美术源远流长，从远古到今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文明。

远古美术的产生是艺术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的结合，当时人们劳动的工具、生活的工具都是劳动的产物，可以说是来源于劳动的。

殷商时期由于青铜器的产生便进入了奴隶社会，青铜器在商代最为鼎盛，青铜器的用途大致是：乐器、武器、煮饮工具还有是礼器。礼器是青铜器最主要的功能，因为它象征着皇权，所以当时有成语“一言九鼎”等。最著名的有《司母戊大方鼎》其重875公斤，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的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属帛画最为著名，当时的绘画主要是引魂升天，作品有《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

秦朝最为著名的艺术作品是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有步兵，指挥部，浩洗荡荡的显示了秦皇朝的军事力量，其布局严谨，形象逼真，变化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变化！

魏晋南北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人们的思想没有寄托时刻，印度的佛教从西部进入了中国，于是在后续的文明历史就出现了有关佛教文化的艺术作品：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焞煌莫高窟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画家有书书法家，分别是陆探微、张僧繇、顾恺之，王羲之，在绘画方面内容由于玄学的出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有描绘时空的，有描绘神仙故事的等。在技法上其三杰都做出不同的贡献，尤其是顾恺之首先提出了“传神”的重要性，克服了前代的说教内容的缺点，扩大了题材的多样性。在平列式构图中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体现了人的情思及精神状态，其画法与画理均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其代表作品有《洛神赋》《烈女传》《史女箴图》。

隋唐朝时期出现了第一幅真正意义的山水画展子虞的《游春图》,也出现了吴道子、曹不兴、西域的慰迟已僧等画家。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绘画风

格的出现。在仕女画的画家有张萱周肪，其历史画家有阎立本。

五代十国周文矩，顾宏中等。

宋代时文人画的苗头开始探出苗头，其最著名的有风俗画作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元明清时期是文人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其形式是诗书画印，诗情并茂。中国美术史发展中，国画对于山和水的描绘并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首先它没有光影效果,实际上就提出了画面的客观立体感。其次,没有焦点透视,空间表现依靠主观的散点透视和纯艺术的形式把握。在中国传统绘画教学传统中,临摹是主要手段。《芥子园画谱》便是把各种物体做了最为主观最为抽象的概括,使之程式化和符号化。

关于色，中国画没有应用科学的色彩分析法,讲究主观壅塞,大多数就是单色黑白关系。但是这种黑白关系有着很强的新联诗, “运墨而五色具 ”、“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实际乃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清代林纾用等量的墨汁，放置在五个碗内分别加以不等量的清水，用以作画来区分浓淡，理解不免机械。

关于标准中国画强调纯艺术的、合乎法则的、生机勃勃的美,而不是所谓逼真的美。“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气韵,原是魏、晋词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如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 ”,“气关笔力,韵关墨彩 ”。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体尤其姿致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我们常常为中国悠久的文明、精湛的艺术感到骄傲。诚然,祖先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不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禁锢。宋人为躲开唐诗这座高峰的阴影,独辟蹊径——作词；元代文人更抛开诗律与词牌——制曲。循规蹈矩或许不功不过,但久而久之,便会使原本鲜活的艺术僵化。“创”，是艺术领域里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