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篇：车臣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流血的伤口：由车臣问题浅谈我国民族政治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胡伟楠）

内容摘要：解决民族间的分歧与矛盾，促进多民族国家稳定和谐的发展，一直是我国政府致力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国际地位日益上升，我国的民族问题却日益突出。民族认同感下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方面矛盾尖锐。少数分离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断制造危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活动。2008年3月14日和2009年7月5日，藏独和疆独势力制造了旨在破坏民族关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暴力事件，给我国和谐的多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正逐步重新调整民族政策，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关键词：车臣问题；民族政治；实践

一、引言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5000多个民族，现代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在俄国内，生活着200多个民族，除俄罗斯族之外，其余都为少数民族。但比较特殊的是，这些民族基本都是在帝俄时代被俄罗斯人征服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这些民族问题之中，车臣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车臣问题原本是俄国的国内民族问题，但由于俄罗斯未能妥善的解决，使得这种矛盾长期存在，更兼各种势力不断将触角伸向车臣地区，使之与人权、国际恐怖主义等挂钩，业已成为成为了阻碍俄罗斯重新确立世界大国地位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历届俄政府都无法回避、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与俄罗斯类似，我国也是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推行比较合理、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间关系也比较和睦，同时各民族群众也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政策，妥善的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这一切的成就都成为我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1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的状况。尽管党和国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了政策、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因很多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等的影响，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未能及时妥善的解决。近几年来，由于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支持，许多民族分裂势力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这种民族间略显微妙的关系，不断制造分裂国家的事件。2008年3月14和2009年7月5日，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在西藏拉萨和新疆乌鲁木齐制造了旨在蛊惑人民群众、制造民族分裂的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每个中国人为之心痛。

这两起事件虽然在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反对下被挫败，但是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间关系的好坏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关键。联系到车臣问题对俄罗斯重塑大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希望通过探究车臣问题的由来，分析车臣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为我们解决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更好的促进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车臣问题的由来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部高加索山脉北侧，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首都格罗兹尼。车臣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属于比较开放的逊尼派。在18世纪末，当时的沙皇俄国大举南下高加索地区，车臣以及其他民族遭到侵略，车臣人从1830到1864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抗，史称高加索战争。战后，付出巨大代价的沙俄开始正式接管车臣地区，并采取了相对怀柔的统治政策，虽然得到了车臣人的支持，但因为未能尊重车臣人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为此，沙俄采取极端措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强迁国内车臣等民族给土耳其，用以交换乌克兰等民族迁入沙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个俄罗斯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车臣和其他高加索民族开始了独立建国的探索，并相继的建立了许多政权。但最终，车臣人未能达成目的，车臣还是成为了苏维埃俄国的一个州。

1922年苏联建立之后，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分配。由于在领土以及产品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歧视车臣人的做法，引起了车臣人的强烈不满，民族情绪不断上涨。以至于在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广大的车臣人选择了与德国人合作共同反对俄罗斯人，甚至加入德国军队与苏军作战。当1944年苏军反攻高加索，高加索得到解放后，斯大林下令将整个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族人迁往中亚的流放地，对这些居民的反叛实行集体惩罚。数百万的车臣人从此开始了苦难的流放生活。1957年1月9日，苏联宣布允许车臣人从流放地返回故乡，并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行政建制。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国内各民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为数不少的车臣人也紧抓时机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991年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1991年9月前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武力推翻了车臣地区的苏维埃政权。10月车臣地区进行了共和国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总统。11月苏联解体前夕，杜达耶夫颁布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并且组织车臣国民卫队，车臣走上独立道路。为了平息分裂主义势力，叶利钦政府决心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1994年12月，俄军出动6万大军开始对车臣地区武装进行打击，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1996年8月13日，俄联邦政府和车臣地区武装达成协议，规定将车臣问题搁置5年。历时20个月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而告终。

1997年1月，车臣地区进行总统选举，马斯哈托夫当选。同年5月，俄联邦和车臣签署和平与互相关系原则条约。但是马斯哈多夫坚持车臣是独立国家，不仅拒不执行和平协约，反而加紧分裂活动。而且马斯哈多夫领导下的车臣不但加紧分裂活动，而且经常武装袭击与其毗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企图和该国一起建立所谓“神权政治国家”。因此，1999年8月俄政府当局出动10万大军，爆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到2004年，每年车臣武装分子至少要发动3次恐怖爆炸事件，每年的爆炸事件至少导致数百人丧生，以千记无辜百姓受伤。

2000年1月俄政府宣布马斯哈多夫为车臣非法总统，他躲到车臣南部山区，成为车臣非法武装3大头目之一，领导非法武装与俄军对抗，俄军经过空中地面联合打击消灭了大部车臣武装。但剩余的车臣武装继续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不断在各地进行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00年2月6日，俄罗斯军队占领整个格罗兹尼，标志着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整个俄罗斯还没来得及为胜利庆祝，各种类型的恐怖袭击便继踵而来，且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车臣，在偌大的俄罗斯并不算起眼的高加索国家，却成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都关注的反恐怖重点地带。

战后，俄罗斯开始对车臣进行全面的管理：确立了车臣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安抚车臣老百姓的抚恤措施；继续部署大批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小股的车臣非法武装。虽然收效甚微，但客观上却使动荡二十多年的车臣地区局势趋于稳定，车臣人民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但此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车臣非法武装合流，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让整个俄罗斯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中„„

三、车臣问题的主要原因

“车臣是俄罗斯的车臣，我们愿意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荣誉！”俄前总统普京的豪言壮语代表了整个俄罗斯的声音。诚然，作为俄罗斯南线石油基地的高加索地区，关乎俄罗斯未来十几年的发展大计，而车臣的稳定更加左右着该地区的局势。有评论家甚至指出：俄罗斯若想重返世界大国舞台，则必先重振经济；若想重振经济必先把握好石油命脉；若想保住石油命脉，则车臣必保证稳定二十年！

仔细分析车臣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历史上俄罗斯长期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

俄罗斯是一个伴随着征服其他弱小民族从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以民族成分划分的。但是俄罗斯过多的给予了几个主体民族的行政区以优惠，这使得俄国内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后来的苏俄和苏联更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采取了流放整个民族的极端措施。可以说，自车臣被俄罗斯征服的那天起，车臣人就没有享受过公平的待遇，一直为俄罗斯所排斥和压迫，无形之中加剧了原本紧张的民族关系。历代车臣人都在为独立自由而努力，意图脱离俄罗斯，从而获得自由发

展的空间。可以说，正是俄罗斯长期以来的错误政策，让车臣问题萦绕在俄罗斯长达几百年。

2．宗教因素。

车臣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车臣人利用伊斯兰教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所以每当车臣掀起反俄的斗争时，伊斯兰教都能被用做凝聚民族和动员社会的思想工具。近代以来，伊斯兰教一直作为车臣等少数民族处在俄罗斯主体民族包围中的自我保护手段。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在东正教的口号下实现复兴，不啻是对伊斯兰教的公然蔑视。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行政主体不应该加入俄罗斯联邦。近几十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并通过中东向世界输出。同为穆斯林的车臣人也受到了影响，民族间的恩恩怨怨逐渐的被加上了宗教的色彩，让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车臣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3．西方国家为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干预车臣问题。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的去看待。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轰动世界、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影影绰绰地潜藏着某些西方势力。这些都已经是公认的现实。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和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而车臣危机的爆发。也不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的发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为西方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俄罗斯被迫的做出了战略收缩的决定。但随着亲西方政策的失败，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开始重视高加索地区，车臣战争的爆发明白无疑的表示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不满和抗议。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俄罗斯和西方走到了国际反恐的战壕中，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从车臣地区退出。

4．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

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的车臣非法武装，逐渐放弃了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转而开始改用游击作战或者发动暴力事件与之对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深入到高加索地区，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给予车臣非法武装大力支持，使得俄国内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人员财产损失不断上升，成为萦绕在俄罗斯民众心中的阴云。

四、结论

车臣，这个本该平静的高加索山地之国，却从未真正的享受过一天的安宁生活。流血，这个令人惊悚的字眼，成为全部俄罗斯人对车臣的唯一印象。车臣的稳定，已经成为俄罗斯大国之路上的一座避也避不开的险峰。悲观者甚至认为，因为车臣问题的无法解决，俄罗斯永远也无法重回大国之林。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类似车臣问题的现象怕是不会出现。可实际的情况是，我国的各民族之间并非牢不可破。分裂分子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制造的3·14和7·5流血事件，让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民族关系的现状。

不过，中国毕竟不是俄罗斯。在新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冲突，结果被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所利用，将经济文化上的分歧冲突，扣上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歪帽子”，并不断借此挑唆各民族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为了避免车臣的惨剧在中国上演，我们应该谨小慎微，根据现实间各民族的现实状况不断调整相应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之间科技、文化教育之间的交流活动，最终在各民族群众共同努力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率放缓和通胀率居高不下并存的状况，同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而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由美国、欧盟、日本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构成。而在这些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增速缓慢并且出现高额的赤字；欧盟则深陷欧债危机这个无底洞，经济增速缓慢甚至零增长；日本在遭受地震灾害后经济又将面临一个长期的低迷和复苏时期；只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普遍疲软的环境中勉强快速发展，但仅靠新兴经济体任然难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赤字欧债危机日本经济灾后复苏金砖四国

当前，处于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世界经济治理的变革出现了一些新迹象，面临一些难题，这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启示呢？下面我就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分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自从2008年美国爆发由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速缓慢，国家出现高额赤字以及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见金融危机的危害是有多么的可怕，我不得不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它：“金融危机的力量足以让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瘫痪”。目前美国主要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下：

（1）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仅为1.8%，没有达到2.0%的预期水平；同样，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仅为

1.3%，也没有达到1.8%的预期水平；第三季度的GDP增速为2.5%，刚好达到了预期的水平。

（2）美国经济尚未走出困境。目前美国的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没有走出困境；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美国住房价格疲软或下跌，建筑业普遍收缩，经济出现停滞；经济复苏的最大挑战在于就业，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9.7%，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欧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自欧盟成员国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相继爆发出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债务就像一个无底洞，严重的拖累了欧盟经济的复苏。希腊的债务危机严重挫伤了投资者对欧盟经济的整体信心，致使大量的资金逃离欧元区，同时欧元短期信誉受到影响，新增欧元储备比重骤减，这无疑对欧元区经济复苏是雪上加霜。

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经济三大问题。问题一：内部发展失衡，这被认为是导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的根源。问题二：欧元区双层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欧元区的成员国仍掌握有财政、工资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自主权。在行使国内政策的同时，各国步调不一致，结果导致出现问题。问题三：欧元区管理存在巨大漏洞。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曝光的希政府为了掩盖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捏造统计数据丑闻，凸显欧元区对成员国监管严重缺失。

三、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当前日本经济本身就处于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因此其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此次又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21世纪初期，日本的经济前景看不到曙光。

四、世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发展普遍处于疲软状态，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动力。虽然我国经济最近几年发展迅速，但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目前也处于经济下滑期，我国今年预期的GDP增长率将在7.5%左右，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来首次放弃GDP增长率保8%的做法。可见，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得到一些启发，避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首先，我国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止国际上的热钱大量的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这样可以防止高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次，加强对金融产品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准入监管，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最后，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做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处在合理水平，没有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

10级金融工程1班

段金勇（2010136126）

第三篇：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众多原因中，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苏共最后解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杜绝腐败。

关键词：苏联解体;腐败;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52-02

苏联，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老大哥，它的解体给苏联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的国家和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内出现的特权阶层不断壮大，贪污腐败盛行。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惩治腐败刻不容缓，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一、苏联腐败问题的历史演变

腐败是指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作风不正进而产生的结党营私、循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也可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苏联固然毁于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代，但有人认为苏共倒台的全部原因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苏联崩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结果，而腐败是一个过程，苏联的腐败则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

（一）列宁执政时期党内风气公开透明

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使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执政期间，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合夹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共产党人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完善而独立的纪检监察制度。列宁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让腐败现象有任何产生的机会。当时强调党的纪律性，在成立了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之后，并于1921年党的十大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基于这一时期苏联各项国家权力是公开透明地运行的，使得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和特权阶级没法形成，因此有力地抑制了政府和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腐败现象开始滋生

斯大林执政后，为了快速巩固苏维埃政权，加速其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苏共中央管理一切，基本不受群众的监督，最后形成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必然伴随着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等现象的出现。随着斯大林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公开建立干部等级制，并按干部官阶高低赋予不同的特权。这就使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开始扩散。

（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腐败走向普遍化、常态化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开始出现问题。他片面追求领导干部的稳定，最终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不但使领导阶层缺乏应有的活力，而且非常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果不其然，在其执政后期，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级，并且领导干部的特权进一步制度化。这个时期苏联几桩著名的腐败案，如“黑鱼子酱案”“钻石走私案”“驸马案”等，都与勃列日涅夫的直系亲属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有恃无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断膨胀，使苏共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分子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苏共垮台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当特权阶层不仅满足于自己享受，还希望将这些特权永久占有并传给后代的时候，他们发现只要苏联还是共产党执政，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通过特权得来的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财产就无法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认为原有的特权必须得到根本改变，而资本主义则是使他们需求得到满足最合适的制度。因此苏联搞了“公开化、民主化”的运动，最终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转而投向西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共产党员听之任之，特权阶级则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样不仅继续为腐败提供有利条件，更将腐败分子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二、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究竟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当中，腐败是怎样在党内迅速地产生发展，最终导致政党的失败、国家的灭亡呢？这既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在苏共内部特权阶级的强大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这些都造就了腐败在苏联的盛行。

（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执政期间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然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高度集权统治不断地发展为个人的专断，“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1]35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缺失，这就从根本上腐蚀了执政党的根基，动摇了政权存在的阶级基础，是苏联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体制一成不变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期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一成不变，没有经历任何实质性改革。1957年赫鲁晓夫失败的经济体系改革，使得苏联的“影子经济”开始产生，非法的地下作坊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获得国家严格控制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那么只能通过贿赂工商行政部门干部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等非法途径取得。这种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影子经济”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是苏联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特权阶级强大，官僚主义盛行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自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之后，就造就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成员的新特点是他们本人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未必有很多存款。其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2]68官僚特权阶层十分反对来自党内党外的监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和社会的落后也在所不惜。并且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由于特权阶层势力的强大，造成了裙带风、官官相护风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是苏联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亡党亡国对我国反腐建设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由于腐败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对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开展了高强度的新一轮反腐后，大批官员落马，我国反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反腐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防范腐败现象的产生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本身就容易产生腐败。为了避免我国在改革深水区腐败问题的滋生发展，我们要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更加完善，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反腐败斗争胜利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存在的权力制衡机制，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起了很好的制约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在反腐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加大权力制衡力度，需要对监督权力机构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经济领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日渐加重的趋势，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遭受到了损害。腐败问题再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将和苏联一样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从当代国际社会看，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零容忍，在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国家公职人员会因为不申报财产或偷税漏税等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正是因为国家对腐败的零容忍造成了腐败现象无法生存。习近平提出了“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3]，这使多年以来官官相护，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然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4]，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保障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民群众不是和党站在一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反而被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这都和苏共的党员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造成党员蜕化变质，使得党严重脱离群众是分不开的。

我国要从严治党首先就要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白“人民公仆”的责任和义务。一是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二是要抓好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的考验;三是要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廉洁操守。只有首先从思想上入党，从源头上控制腐败思想的产生，这样才能够杜绝腐败现象的繁衍。

第四篇：中国革命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中国革命新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摸索的一条有益的革命道咱，它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

首先，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不可忽视农村这个重心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无论是发展繁荣经济，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农民，离不开农村。基于农村既是多种矛盾的集中焦点，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改革就首先从农村突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发展对农业主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农业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如今取消农业税、发放各种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中小学免费上学以及农村养老问题、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对农民问题充分重视。只要我们党始终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农村、重视农民，就一定能够使农村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富强。

其次，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一贯立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一个重大成果。只要我们党始终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坚持独立自主，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最后，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反对左、右倾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领域里的陈旧保守观念，又要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潮，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五篇：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启示

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处历史阶段及企业具体情况不同，对日本企业

文化建设的经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一、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真正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企业发展实践是企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反过来企业文化又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企业文化建设的程度和水平，既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直接相关，又与企业家的素质和职工的整体状况直接相联。而且，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只有内在生长起来的文化，才能适应这个企业的需要，才能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从而真正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可以适当引导，但不可以超越阶段；可以积极创造，但不可以忽视企业职工的整体特点。

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三个规律”，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一是遵循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做到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注重文化积淀，不断实现文化提升。企业百年不倒靠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也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目前，在部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短期行为、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应该得到克服和改进。二是遵循企业成长的规律，认清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做到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内在要求出发，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既不能过于超前，又不能严重滞后，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企业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保持协调一致。三是遵循文化育人的规律，坚持文化理念推行的系统性和长期性，做到因人因群体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推进理念普及和文化育人。考察中，19名同志对日本企业在推行理念中强调自主性原则印象很深，但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日本企业员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以及企业文化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处于企业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员工素质有待提高的中国企业来说，过分强调自主性也是不适宜的，必须把自主性原则与强制性原则结合起来，把正面激励同

系统灌输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文化育人的实效性。

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推动以人为本原则的全面落实。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央企业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结合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进行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把确立正确的以人为本原则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充分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并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工作，才能使企业文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把以人为本和以企为家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价值原则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作为目的的价值高于人作为手段的价值。这一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状况的一种扬弃，是对物统治人、个体淹没在虚假集体之中状况的一种扬弃。它实现了由人仅仅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到成为既是企业发展手段，更是企业发展目的的一种提升，这一提升并没有否定人作为发展手段的价值。由此引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以人为本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企业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从现实互动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与以企为家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企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员工坚持以企为家就是

自觉把自己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和动力主体。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倡导以人为本必须同倡导以企为家结合起来，必须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否则，只强调人作为企业发展目的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导致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就会导致以人为本原则悬挂在空中。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各个企业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对职工提出“以企为家”的要求，注重引导职工充分认识到，企业“以人为本”的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只有做到职工“以企为家”，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以人为本”，职工只有首先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

体，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

二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历史性，把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与企业发展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产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在不同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要求。“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必须同一个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日本企业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是日本国家发展程度的缩影，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我们在惊叹、羡慕的同时，必须用历史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结果和状态。同时，真正从我们企业现实条件出发，根据企业发展程度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并通过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三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整体性，把个体利益实现程度与整体利益实现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原则中的“人”既是一个个体性概念，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发展，更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发展，实现各个群体在发展上的动态平衡；“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人的一个方面的发展，更是要实现人的多方面发展，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因而我们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必须按照整体动态平衡的要求，既要解决个体的特殊问题，更要实现整体性发展。

三、正确处理实施CI战略与实施CS战略的关系，及时导入CS战略，不断提升和强化中央企业的品

牌形象。

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多已实施了CI(企业形象塑造的英文缩写)战略，这对提升企业自身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日本企业文化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在推进CI战略的同时，应该及时导入CS战略，使企业的形象塑造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CS是顾客满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的英文缩写。1990年，日本丰田公司、日产公司率先导入CS战略，建设顾客导向型的企业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现在CS战略在日本已经广泛普及。如：大金公司在经营理念中提出“洞察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并对此进行详细阐述。所谓“洞察下一个需求”，就是深入到顾客的内心深处，去发现连顾客自己也还没有察觉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其变为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给顾客以惊喜，继而创造新的需求，就是顾客满意战略的一种体现。松下公司充分利用本公司长期的技术储备和雄厚的设计实力研制出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代表家用电器发展趋势的20年后的家用电子屏幕墙，在东京自己

公司的国际展览中心，每天都在向来访者进行描述和展示。

日本企业推行CS战略是同高度市场化的特征相适应的。高度市场化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市场导向，市场导向的核心是一切以顾客满意为标准，就是顾客导向。因此，CS是对CI战略的丰富和深化。CI战略体现的是单一的企业视角，着眼于自我形象的提升；CS战略是企业、顾客等多重视角，关注的是顾客需求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导入CS战略是一种趋势和必然，但并不意味着导入CS战略就取代CI战略，二者视角不同，所起作用也不同，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目前，中央企业应该对实施CS战略进行认真研究，择机导入、广泛实施这一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品牌和

形象的新提升。

四、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为目标，为企业发

展创造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创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贫富差距却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同日本社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积极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对我们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深

刻的启迪意义。

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把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即“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社会)、企业与环境、员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核心，通过积极进行理念创新，确立和宣传体现构建“六种和谐关系”的发展观、合作观、环境观、生活观等价值观念；在合理界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塑造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心理文化建设，促进员工身心和谐发展等措施和途径，不断优化人际关系，建立良好公共关系，优化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五、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特性，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

2004年7月6日至9日国资委在大庆召开的“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各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初步掀起了建设企业文化的热潮。但这次日本之行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树立经营“文化”的新观念，做

到建设“文化”与经营“文化”有机结合。

精神、理念、价值观等软性文化同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物质产品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这些软性文化越使用越增值，并且可以转化为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可以成为企业的经营性资产。这是可以对我们的企业文化进行经营的理论根据。而我们中央企业一般都有几十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创造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这构成了我们经营“文化”的资源基础。即使有的企业文化积累薄弱，也应该从经营“文化”的视角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经营”文化这个词的涵义就是提升企业文化以及对由此开发出来的具体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营，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内赴海尔学习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实际上就是经营“文化”的一种结果。当然，现在参与经营的主体不仅仅是海尔集团，更多地是媒体等企业外的社会力量，但起点还是企业本身。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不是要取代基础性的文化创建工作，而是对这一基础性工作的提升，是将在基础性工作中创造出来的成果所蕴藏的价值体现出来，并且不断增值。这就要求在基础性的文化创建中体现经营“文化”的要求。如：我们各中央企业建设的纪念馆、展览馆、资料馆等，就不仅仅是保存文化成果的场所，而应该成为经营“文化”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对这些场馆的投入，就不是纯消费性的支出，而恰恰应该是长期的经营性投资。

当前，中央企业开展“经营”文化的工作，具体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制定经营“文化”的长远战略，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中长期目标，从战略层面对本企业长期积累的文化资产进行经营。第二，可通过打造文化品牌，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如：在相关企业中把长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建设精神”等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打造成文化品

牌，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三，开发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商品，通过具体的文化营销，实现企业文化资产的升值，包括：开发体现企业文化个性的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邮票、企业歌曲、电视剧、网络游戏等。第四，培育宣传文化英雄，以此来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从经营“文化”的视角看，王进喜、王启民、李黄玺、许振超等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劳动模范，更是这个企业的文化英雄，代表着我国国有企业广大员工的精神追求，也体现着一个个企业的个性文化。如：王进喜是“创业文化”的代表，是大庆精神的人格化；王启民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李黄玺是新时期知识工人的代表；许振超是“效率文化”的代表。从经营“文化”的角度，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进行解读和释义，不断进行培育和

传播，就可以使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增值。

六、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尤其是要把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与提高员工的文化执行力有机

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能力。

企业文化是全员性文化。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践行的主体和文化育人的对象都是全体员工。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而企业全员文化自觉的程度又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因此，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在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体

现得非常明显。

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应该在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程度上下功夫，尤其是要着重在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和员工的文化执行力上下功夫。因为文化自觉程度低是当前我们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存在三种错误倾向，可概括为“三论”：一是单一主体论。即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因而往往是因领导人员的变动而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随之变化。实际上，企业家只是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而不是单一的创建主体，是文化理念的主要设计者，而不是惟一设计者，是文化践行的先行者，而不是文化践行的基础主体。“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这一论点主要是源于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概括。日本企业的性质大部分是私有制，而且早期都是家族企业，企业领导人长期不变，因而企业家的文化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各自企业的文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也有其局限性。而把这一论点移植到中国，尤其是移植到中央企业的文化建设上却是有失偏颇的。二是部门文化论。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和落实仅仅是企业文化部一个部门的责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各部门各负其责、合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三是与己无关论。这主要是存在于员工中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只是企业家的责任和工作，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也就无法谈文化执行力的问

题。

这三种错误倾向是中央企业在提高全员文化自觉上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应探索建立全员创建体系，形成全员建设企业文化的局面。日常工作中，注重设计具有全员性特点的文化创新与培育活动，吸引员工广泛参与。二是应探索建立综合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三是应探索解决文化与管理融合的问题，提高文化理念的制度化程度，使文化通过管理和制度发挥作用。四是应探索建立长效培育机制，把文化培训作为获得企业人资格、岗位任职资格等方面培训的重点，贯穿在自我成长过程中。

对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

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把推进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出资人代表的职责认真予以落实。企业文化是除人、财、物

之外的第四种重要资源，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可。通过挖掘、整合、建设企业文化，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在塑造企业品牌、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存量，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是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的重要职责。建议国资委从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角度，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保值增值的重要内容，加大工作指导力度，不断提高中央企业乃至所有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

二、建议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工作力度，全面提高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指导意见》已经正式颁布实施，这必将促进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但国资委所管理的中央企业的行业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历史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同。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中央企业要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国资委应加大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建议加大《指导意见》的宣传力度，使中央企业的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充分了解《指导意见》的内容，认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自觉性。同时，要通过召开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座谈会、组织参观交流等多

种途径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开展督促检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三、建议国资委尽快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培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者素质。

一是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文化培训制度，使出国培训规范化，分期分批地选送中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文化部门负责人出国学习考察，真正使中央企业领导人适应世界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宽阔的眼界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去认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同时，要认真选择培训国和培训内容，以提高培训效果。像这次日本企业文化培训考察就获得全体团员的一致好评。二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都已把企业文化师确定为一个新职业的情况下，建议国资委研究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认证工作，建立规范的评审审批标准和程序，形成企业文化的职称系列，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的提高。三是在组织出国培训考察的同时，建议组织企业文化的国际交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知识、信息和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共享。

四、建议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开展形象宣传与品牌塑造的力度，充分发挥国资委管理、组织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建议国资委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资源优势，引导中央企业加大形象宣传和品牌塑造的工作力度，不断提升中央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议国资委充分发挥管理、组织和人才资源优势，主动搭建形象展示平台，为中央企业创造集体亮相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中央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为中央企业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建议国资委利用北京的中心优势，举办中央企业发展成就展览会，展览会期间可举办研讨会、主题论坛等多项活动，充分利用各种优势，集中展示和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这次日本爱知世博会就设立了企业展区，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日本企业就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展示了机器人等世界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和产品，有力地提升了企业的自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