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精选多篇）

第一篇：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

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

张玉芬

 2011-03-09 16:06:02

来源：《当代世界》2007年第5期

l999年8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俄罗斯联邦军队以于攻占格罗兹尼为标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把车臣非法武装残余赶到南部山区。普京政府也开始了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进程。

普京总统直接治理

2000年6月8日普京总统签署命令，对车臣进行总统直接治理，在车臣建立执行权力机关，并设总统驻北高加索代表。在2000年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前，普京就表示，俄当局准备在车臣战争结束后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为了使车臣局势完全正常化，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只有在进行了车臣权力机构的选举后，过渡时期才算结束。根据普京签署的法令，将逐步在车臣建 立共和国、区和居民点三级权力机构，车臣政府首脑由联邦总统直接任免，必须定期向联邦总统和政府汇报工作。

俄罗斯主要官员均支持普京此举。2000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指出，目前谈论在车臣最后建立权力机关为时尚早，车臣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此时，在车臣对权力机关进行选举是不现实的。俄政府副总理、联邦中央驻车臣全权代表科什曼说，在车臣将成立地区管理机构，联邦中央每个部和主管部门派2一3名代表参加管理机构的工作。地区管理机构负责建立车臣共和国的各个部和主管部门。俄总统助理 亚斯特任布斯基认为，车臣需要1-3年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将成立由联邦中央直接控制的特殊管理体系。由联邦中央的代表和愿意合作的车臣领导人参加管理体系的工作。在对车臣的政治体制作出最后决定后，车臣的过渡时期将宣告结束。

2000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关的法令，并任命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政府领导人。这标志着俄开始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车臣局势由单纯军事状态转人政权和经济建设同武装剿匪并行的新阶段。2000年6月20日，卡德罗夫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举行就职典礼。他呼吁车臣居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共同努力复兴家园。卡德罗夫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近1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分裂的车臣人民团结起来，忘却多年来的恩怨，同舟共济重建家园。他说，只要背井离乡的车臣人还仍然因担心生命安全而不敢返回故乡，那么车臣就远远没有实现和平与稳定。卡德罗夫还表示，只有当巴萨耶夫、哈塔布等匪首被消灭后，车臣战争才能算结束。即使他们逃到国外，也不意味着车臣问题的解决。卡德罗夫得到了俄多数政治家，特别是军方和强力部门的支持。

2002年车臣非法武装策划的莫斯科人质事件震惊俄罗斯。车臣议会提出加快车臣立宪进程的建议，普京总统表示支持。原车臣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副首脑甘塔米罗夫就表示，车臣局势稳定后，应就车臣的政治体制和车臣是否留在俄联邦版图内等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主张车臣仍然是俄联邦主体。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指出，为了在车臣真正建立和平稳定的生活，必须完全恢复车臣的政治体系、重建社会经济生活、彻底消灭残匪以及使车臣的犯罪记录降到俄罗斯的平均水平。

2002年12月11日，车臣人民代表大会举行，讨论车臣新宪法和选举 法草案。12月抢日，普京发布关于车臣全民公决的总统令。车臣新宪法草案规定，车臣是俄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基本法草案若在公决中获得通过，将从法律上确定车臣作为俄联邦一个主体的地位，进而保证俄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法律，车臣全民公决若能顺利举行，6个月后即可组织总统和议会选举。2003年3月16日，普京发表讲话，他强调这是车臣历史上第一次将自己起草的宪法提交全民表决，是车臣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他号召人们踊跃参加投票，做出正确的抉择，为车臣建立新政权机关开辟道路。

2003年3月23日，车臣举行了全民公决，车臣共和国公民就是否赞成新的共和国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进行投票。2003年3月24日下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韦什尼亚科夫宣布，在23日举行的第一次车臣全民公决中，大约84%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大约95%的选民投票赞成通过车臣共和国新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等三部法律，赞成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为车臣进人法制建设轨道奠定重要基础。投票结束后，普京表示：“威胁到俄联邦领土完整的最后一个严重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车臣人 民选择了和平，选择了与俄罗斯在一起”。普京说，这一事实不仅清楚地说明车臣人民愿意和俄联邦其他各民族人民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还表明了车臣人民对共和国和联邦政府的高度信任。

国家综合治理

2003年3月2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卡德罗夫时强调，车臣顺利举行全民公决后，必须集中力量起草俄联邦中央与车臣共和国之间权利划分条约，并着手准备在车臣举行总统选举。全民公决后，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进程进人了新阶段。在起草俄联邦中央与车臣共和国之间权利划分条约时，应考虑到给予车臣最广泛的自治权，以保证车臣人民的利益，保证车臣能够健康和有效地发展。他说，要在公决通过的车臣新宪法基础上有条不紊地着手准备车臣总统选举。

2003年7月4日，普京宣布车臣总统选举于10月5日举行。车臣先后共有11名候选人在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登记，准备参加总统竞选。2003年10月5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对卡德罗夫竞选构成挑战的商人赛杜拉耶夫和贾布拉伊洛夫，以及俄车臣族国家杜马议员阿斯拉哈诺夫退出竞选。7日，俄联邦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尔萨哈诺夫正式宣布，车臣共和国行政长官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当选车臣总统。这次选举共有49.9万多名选民参加投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7.7%。最后计票结果显示，卡德罗夫获得40.3万多张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80.84%。

2004年5月9日，卡德罗夫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中被炸身亡，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当月21日宣布，车臣将于2004年8月29日举行总统选举，包括阿尔哈诺夫在内的7人参加竞选。车臣非法武装活动此后接连制造多起恐怖事件，试图破坏车臣总统选举。由于俄当局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车臣总统选举得以顺利举行。

阿尔哈诺夫坚决反对车臣前领导人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的分 裂活动，在两次车臣战争中都站在俄联邦中央政府一边，同车臣非法武装和恐怖分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2003年4月16日，阿尔哈诺夫被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任命为车臣内务部长，成为卡德罗夫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竞选中表示，当选总统后他将继续执行卡德罗夫的路线，首先确保居民安全，实现社会稳定，同时努力恢复车臣地方经济和改善居民生活。他还表示，只要非法武装头目马斯哈多夫放弃分离主义立场，车臣政府就可与他进行谈判。2004年9月1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车臣前内务部长阿卢·阿尔哈诺夫在8月2只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车臣新总统。共有50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85.25%。阿尔哈诺夫获得37万多张选票，得票率为73.67%。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哈米多夫以8.9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5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超过5%。

2004年10月5日，阿尔哈诺夫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宣誓就职，他表示将继续执行车臣前总统卡德罗夫的车臣和平建设方针。俄总统驻南方联邦区全权代表科扎克，俄总统办公厅、联邦政府和议会代表以及俄一些地区领导人等出席了就职仪式。科扎克宣读了普京总统给 阿尔哈诺夫的贺词。贺词说，阿尔哈诺夫当选车臣总统表明车臣各族人民期盼和平与稳定，车臣有望进一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复兴。阿尔哈诺夫在宣誓就职后表示，他将努力实现社会团结，消除恐怖主义，保障公民安全，让人们过上正常的生活。阿尔哈诺夫表示不准备对车臣现政府进行大的人事调整，现政府主要官员继续留任。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阿尔哈诺夫表示新一届政府在努力保障安全的同时将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在未来的5年内创造出巧万个就业机会。阿尔哈诺夫在接受俄通社一塔斯社采访时表示，他不会与车臣叛军首领马斯哈多夫或其他任何拒绝投降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阿尔哈诺夫认为车臣共和国将是一个和平稳定高速发展的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安定发展的共和国。这是俄罗斯所希望的目标，也是他作为总统的目标。车臣首先需要安全和秩序，另一个任务则是高速发展，恢复经济。阿尔哈诺夫表示，现在车臣共和国里出现了许多私营公司，在共和国已经奠定了工业恢复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他的任务就是使车臣逐渐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卡德罗夫不幸被炸身亡后，车臣代总统谢尔盖·阿布拉莫夫任命拉姆赞·卡德罗夫出任车臣政府第一副总理，使他一跃成为当时车臣共和国中的二号人物。此前他掌管着车臣国家安全部。这一任命显然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许可。这既是俄罗斯政府对卡德罗夫家族的褒奖，也表明小卡德罗夫在未来的车臣政府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很有可能将子继父业，成为车臣共和国新总统。

2005年11月17日晚，车臣总理谢尔盖·阿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郊区遭遇车祸并身受重伤。作为车臣第一副总理的小卡德罗夫随后出任代总理一职。2006年2月28日，在德国养病治伤的阿布拉莫夫正式提交辞呈。车臣总统阿尔哈诺夫接受其辞呈，并于2006年3月4日任命拉姆赞·卡德罗夫为车臣新总理。小卡德 罗夫当天表示，担任总理之后，他仍将主抓车臣强力机关的工作。他认为，目前车臣强力机关应把保障当地居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反恐取得重大胜利

2005年3月，车臣非法武装最高领导人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击毙后，萨杜拉耶夫成为车臣非法武装最高领导人。2006年6月，萨杜拉耶夫在车臣阿尔贡市也被车臣政府武装击毙。小卡德罗夫表示，恐怖组织已经被砍去了头，车臣非法武装受到了沉重打击，并且永远难以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终结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恐怖活动。他说，政府对完全消灭恐怖分子充满信心。萨杜拉耶夫死后，车臣非法武装“西南战线”司令多卡·乌马罗夫继任“总统”，随后任命沙米利·巴萨耶夫为“副总统”。

2006年7月10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宣布，俄罗斯政府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的车臣头号恐怖分子沙米利·巴萨耶夫被俄罗斯安全部队击毙。帕特鲁舍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说，俄罗斯安全部队9日深夜在印古什地区采取的行动中击毙了现年41岁的车臣反政府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其他几名武装人员。帕特鲁舍夫说，巴萨耶夫试图伙同其他恐怖分子在印古什地区策划恐怖袭击，破坏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巴萨耶夫是车臣非法武装强硬派人物，1991年以来，他多次策划、实施劫持人质事件。他宣称对别斯兰人质事件负责。

小卡德罗夫表示，消灭车臣匪首之一的巴萨耶夫是俄罗斯执法机关无可争辩的成功。他还坚信其他匪徒，包括多卡·乌马罗夫很快也将被消灭。小卡德罗夫认为，消灭巴萨耶夫对匪帮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即使那些尚未意识到恐怖主义道路是条不归路的人，也将会彻底明白他们的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宣布，今后无论是在车臣，还是在其他相邻共和国境内，还将积极发动消灭其他恐怖分子残余的行动。

2006年11月26日，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联邦安全分局副局长梅尔库洛夫宣布，俄军警当天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击毙了包括“基地”组织驻北高加索代表阿布一哈夫斯在内的5名武装分子。车臣总理小卡德罗夫当天表示，击毙阿布—哈夫斯是一个重大胜利，并将对车臣共和国的局势产生正面的影响。因为他是俄境内非法武装从国际恐怖组织获取资金的重要中间人，北高加索恐怖组织获取的所有外来资金都由他经手。

综上所述，普京谋求对车臣综合治理，在军事上加大剿灭非法武装的力度，在财政上加强对车臣的 预算拨款，在政治上主动积极。普京时代对车臣问题的治理是成功的，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俄罗斯社会与经济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第二篇：车臣问题 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

车臣问题 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

李雅君

 2011-03-05 09:02:29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车臣问题对确立普京执政地位的特殊作用，概括了普京的车臣政策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车臣局势的演变。普京总统对车臣政策的基本点是:（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俄罗斯严峻的反恐形势、反恐的巨大社会成本和反恐的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实现其强国战略的掣肘。能否在短期内取得反恐的胜利，是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内面对的一道难题。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车臣问题 反恐

【作者简介】 李雅君，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总理。他上任伊始便发动了针对车臣非法武装分裂活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对车臣军事行动的成果阻止了民族分离主义的蔓延，也迅速提升了普京的政治地位，使他顺利当选俄罗斯第二任总统。目前，车臣非法武装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巨大的反恐社会成本和反恐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强国战略的掣肘。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在组织全民反恐的同时，加紧了联邦制改造，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以提高反恐效率，推进强国战略。

一 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执政的契机

在现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车臣问题”包含着多重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现实政治产物;既属于民族问题，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既含有政治利益因素，又具有经济利益因素;既是俄罗斯国内问题，又是当今人们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车臣问题甚至影响着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倾向，如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在当时就起到了某种社会动员的政治作用。

特工出身的普京原本只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文职人员 [1]，并没有多少从政业绩。上任之初，除了叶利钦对他个人品质的信赖和办事能力的推崇之外，普京几乎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政治派别的支持，甚至叶利钦周围的人对普京也没有信心。更可怕的是，叶利钦执政8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危机、国力衰弱、社会秩序混乱、民众对现政权极度不满。在当时的政治评论家眼里，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利钦挑选普京的真正目的或许就是看上了他的籍籍无名，从而不得不受制于叶利钦家族的势力，既可以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的利益与安全，又可以保证叶利钦亲手建立的宪政体制不会改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的新人来说，其任务无疑是繁重非常。普京坦言:对担任总理一职“还没有做好准备” [2]。

然而，叶利钦这一“政治幻想”却在短短的3个月后变成了现实。普京不仅顺利接过了总统大权，而且还以强势总统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普京时代”。

在促成普京执政的诸种因素中，车臣因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早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公认。

但是，如果考虑到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俄罗斯民众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以及当时围绕发动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化与激烈政治动荡，那么事隔5年后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就不仅仅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简单延续，它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围绕宪政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政权内部矛盾上升。在叶利钦当政的整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始终充斥着激烈的权力对抗:1993年以前是总统与旧议会就国家权力体制问题展开的斗争;1993年以后是现政权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围绕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的斗争。无论哪种斗争，最后几乎都发展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整个社会被长期卷入政治纷争，民众被迫一次次地在支持总统还是反对总统?quot;继续向前走“还是”走回头路“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做出选择。1996年总统选举后，围绕国家宪政制度的斗争以现政权的胜利暂告一段落，俄共等左翼反对派逐渐丧失了挑战现政权的能力 [3]。取而代之的是执政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 [4]。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组成的中派集团的威望迅速上升，向现政权发起挑战。而叶利钦则急于在现政权内部找到继任者。

第二，社会矛盾出现激化趋势。叶利钦执政后期，大规模社会政治斗争虽已结束，但各种社会矛盾却突显出来:（1）经济严重下滑，1992～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综合国力大为削弱 [5]，”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6];（2）激进经济 改革导致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激增，加之少数大资本掠夺性地占有社会财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7];（3）权力腐败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问题破坏了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社会和谐;（4）民族矛盾加剧，1999年被搁置3年的车臣问题再度爆发。

第三，民众情绪发生变化。1996年以后，当社会主体拒绝”回到过去“，并在行动上支持了”民主派“所选择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后，却发现”真正的“民主离他们十分遥远。社会调查显示，到2000年年底，有50%以上的人认为”俄罗斯社会不是民主社会“ [8]。叶利钦执政后期，有两种社会倾向反映了民众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一是政治参与热情降低，对现政权不信任;二是对所谓的”民主政治“不满，但又作不出其他更好的选择。

恰在此时，1999年8月7日，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率领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车臣非法武装侵入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帮助那里的宗教极端势力推翻了当地政府，并声称”准备建立一个联合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独立伊斯兰国家“。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出任政府总理。8月11日，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军队同占领达吉斯坦的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展开激战。8月24日，收复达吉斯坦领土的战斗结束，受到重创的车臣非法武装残余逃回车臣。9月初，莫斯科等城市接连发生数起与车臣恐怖分子有关的民宅爆炸案，民众的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被挑动起来。9月30日，联邦军队奉命进入车臣境内打击非法武装。

也许1999年下半年车臣局势的恶化与普京的出现纯属巧合，但它确实为普京地位的迅速确立并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最佳契机。这是因为:

首先，车臣危机的再度爆发，使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上升为国家的主要任务。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联邦中央被迫与车臣非法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使车臣实际处于联邦中央权力控制之外，车臣成为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quot;独立国家”。随着车臣分裂势力向北高加索等地区的扩展，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因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其次，战争激发了民众的强国意识，转移了社会矛盾。对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败，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昔日大国地位的怀念与惋惜之情。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时，全国上下表现出了少有的团结。这同时也缓解了其他社会矛盾。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形成了这样一幅政治景观--民众“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位置” [9]。

第三，社会政治力量以是否支持车臣战争为标准被重新划分。如何看待第二次车臣战争和普京下令进行的军事行动成为当时所有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民众更关心各党派对待车臣战争的态度。对普京的车臣政策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政党，如“祖国-全俄罗斯”、“亚博卢”集团等，在1999年年底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受到重创。甚至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主张和谈与撤军的列别德将军 [10]以及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受到舆论的指责，由他们分别领导?quot;俄罗斯人民共和党“和”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或宣布退出竞选，或遭到惨败。惟有1999年10月才成立的”团结“党，因公开坚决支持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获得了选民的青睐，意外地获得大量选票，成为仅次于俄共的议会第二大党。

第四，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威信。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相比，联邦军队吸取了3年前的教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受到科索沃战争的启发，俄军在攻打车臣的战斗中大量采用了高新技术武器，既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又最大限度地打击了非法武装力量。这使得联邦军队在民众中的威信有所恢复。

第五，显示了普京的个人能力。叶利钦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忠诚、坚决果断、具有意志力。普京的这些品格在车臣战争中表现得尤其充分:他亲自制定作战计划，协调各部门行动，他那句”要把恐怖分子全部消灭，哪怕他躲到茅厕里，也要把他找到“的名言大大鼓舞了俄军的士气;2000年新年之夜，他亲自驾机飞到车臣前线慰问作战官兵。这些在其他领导人身上难得看到的政治意志自然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好感。”军队的战果成了普京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来说，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得到扭转。“ [11]

二 普京的车臣政策

随着战争不断向前推进，普京的社会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999年9月初时仅为1%，而到同年12月议会选举结束时已高达50% [12]。由于叶利钦提前辞职，总统选举被提前到2000年3月举行。在总统大选中，车臣因素为普京赢得了其他候选人和竞争对手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源--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以及来自强力部门的支持。这也成为他日后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权力基础。普京说:”如果说所谓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因为车臣要求独立，俄罗斯最终同意了，而且还付出了使国家蒙受耻辱的代价。结果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不是独立的车臣共和国，而是一个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地区，是从外部攻击和从内部颠覆俄罗斯的一个前哨阵地。不消灭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就不能解决车臣问题?quot;[13]基于这样的认识，普京在车臣问题上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决不允许车臣独立出去;二是要在军事上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

为了应对车臣的复杂局势和提高士气，普京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1）重新制定《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1月10日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批准），为政府的车臣政策提供法律依据。新《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消除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共同作为国家利益的内容提出来。《安全构想》同时指出:“恐怖主义是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了一场旨在破坏俄罗斯局势的公开运动”;“在出现用暴力推翻宪法制度、破坏国家领土完整以及公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在国内使用武力” [14]。（2）进行军事改革。在各军区和兵种中建立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在全军（首先是驻车臣的部队）中改义务兵役制为合同兵役制;提高军人津贴 [15];加速军队现代化等。

应该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对车臣的政策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权。首先，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国家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联邦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终于摆脱了来自国内的“道义”上的压力，这也就是普京说的所谓“罪过综合症” [16]。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议会反对派、护法机关和新闻机构联合起来指责联邦军队的军事行动践踏了车臣人的公民权。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叶利钦总统和武装部门负责人为此曾专门接受过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质询。但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社会上几乎再也听不到类似的非议，民众普遍认可政府再次发动车臣战争的必要性。

其次，普京当政以来，政局的基本稳定，相对集权体制的建立以及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为普京保持在车臣政策上的延续性提供了条件，这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局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外，虽然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仍对俄罗斯实行双重标准，利用车臣战争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指责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但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为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获得了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西方国家最终承认了俄罗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反恐怖主义性质 [17]。

凭借上述有利条件，普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严格限制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 [18];解散“士兵母亲”等民间组织，并禁止这些组织的人员进入车臣境内 [19];将车臣恐怖组 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联系 [20]，提出“先发制人”理论，表示将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21];利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和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的困境，争取在车臣问题上的国际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22];利用全民反恐形势，推动国家政治制度改造[23];用法律形式确定车臣对俄罗斯的从属地位，2003年3月车臣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车臣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普京的车臣政策可以概括为:

（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政治解决只能在联邦军事上取得绝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普京认为，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联邦政府在没有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就与车臣签订了和平协定，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直到使其不能生存，然后才能谈政治解决问题 [24]。

（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为消除车臣危机带来的一切隐患，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普京对车臣非法武装分子采取了不留余地、严厉打击的强硬政策，这在2002年10月的莫斯科人质事件和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普京曾说:“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人类只有一种有效方法。这惟一的药方--便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北高加索所做的事情进行到底……”[25]

（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在对车臣非法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为了得到车臣人的信任与支持，联邦政府有意扶持和利用车臣内部愿同联邦政府合作、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已故的原车臣行政长官、总统卡德罗夫和新当选总统阿尔汗诺夫）来负责管理车臣的内部事务。由于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残余至今未能完全肃清，目前车臣境内的生活秩序仍主要依靠长驻车臣的联邦军第42摩托化步兵师和第76空降师及部分特种部队来维持，车臣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 车臣局势的演化

按照联邦政府与车臣非法武装军事对抗的程度，普京执政以来的车臣局势可以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9月战争开始到2000年年底。以2000年2月6日攻占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为标志，联邦军队利用一系列现代化军事手段完成了对车臣全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2000年6月，普京宣布在车臣建立隶属于联邦中央的车臣临时政府，任命反对车臣独立并愿与联邦中央合作的车臣宗教领袖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行政长官。2000年年底，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宣告结束，车臣战后重建工作开始实施。

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年初到2002年年初。这期间联邦军队虽已控制了车臣大部分地区，但双方小范围的冲突不断，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以马斯哈托夫和巴萨耶夫为首的车臣非法武装残 余仍坚持车臣独立的主张，拒不放下武器，并利用各种恐怖手段不断与联邦军队对抗。他们结成小股力量，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与俄军展开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有时还与隐藏在当地的一些车臣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利用夜间向俄军发动偷袭战。面对非法武装残余分子的恐怖活动，普京政府毫不手软，予以坚决打击，并表示绝不在车臣问题上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激起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更疯狂的反抗，加上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他们企图通过大规模恐怖活动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引起人们对普京政策的怀疑。

第三个阶段从2002年年初到2004年9月，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逐步升级，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反恐方面找到了契合点。随着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车臣非法武装实施恐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主要在车臣境内逐渐扩展到俄罗斯其他地区;恐怖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由零星的恐怖袭击发展到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震惊世界的重大恐怖事件;恐怖活动的手段越来越残忍，由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演变为以平民百姓为袭击目标的恐怖暴力活动。

2003年，经车臣全民公决通过了车臣宪法、选举了车臣总统，并先后打死了扬达尔比耶夫等车臣非法武装的重要头目。然而，车臣非法武装势力始终无法完全肃清，车臣局势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实质性变化。惟有不同的是，近6年来敌对双方对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纯军事对抗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激烈较量。自2002年10月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被武力化解后，俄罗斯境内的大大小小恐怖袭击事件始终未曾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03年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有几十起，进入2004年后恐怖活动的规模和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此外，在车臣境内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官员和平民的袭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个阶段从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至今。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之间的较量进入到全民反恐阶段。2004年9月1～3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事件”。迫于严峻的反恐形势，利用国际国内在反恐问题上的舆论支持，9月4日，普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政府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并提出了俄罗斯反恐的3项措施:（1）近期内制定出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2）建立负责控制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协作体系;（3）建立有效的反恐指挥体系。他号召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9月14日，俄政府宣布为安全机构增加54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全国的反恐行动。

在对外政策上，普京政府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俄罗斯全民反恐的策略调整，声明俄罗斯将不排除采取“先发制人”方式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

目前，隐藏在车臣南部山区的非法武装残余因生存环境恶劣，经费来源不足，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拒不放弃恐怖活动，发誓对抗到底。别斯兰事件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甚至通过国外媒体扬言，准备要与联邦政府对抗10年。2005年3月8日，联邦军队在车臣境内的围剿行动中，成功击毙车臣非法武装重要头目马斯哈多夫，在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中起到了威慑作用。据俄军方公布的材料，目前车臣境内仍有大约80个非法武装团伙，大约1500名非法武装成员在活动，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原苏联地区和其他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雇佣军 [26]。

四 车臣问题的挑战

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是普京执政之初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27]。在普京看来，对车臣的军事行动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显示国家权威，恢复联邦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消除内部威胁，为实现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28]。利用在车臣问题上有利的国内舆论，普京采取一切政权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车臣问题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然后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2000年年初，车臣战争爆发3个月后，身为代总统的普京就提出了他的强国战略，将发展经济，振兴俄罗斯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按照普京的想法，车臣问题也应该主要转向战后恢复工作。2000年7月，联邦军队已经取得了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决定性胜利，普京在接受《消息报》记者专访时特别谈到了有关车臣的战后重建问题。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指车臣问题--作者注）不仅需要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复原工作、有效的政治过程、政治资源和一定的牺牲。” [29]

近6年来，虽然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阻止了分裂势力的蔓延，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车臣战后的重建也因恐怖活动频仍而无法实现。其实，2000年3月在联邦军队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上的胜利后，双方对抗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对抗变为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联邦军队在车臣的主要作战目标转为反恐行动。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对普京强国战略的实现形成了某种牵制。这主要表现在:

（1）反恐形势的严峻导致战争的长期化。近几年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表明，短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并不现实。别斯兰事件后，普京号召进行全民反恐，力促杜马通过《反恐怖法》，这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与恐怖分子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车臣非法武装残余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也会使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更加激烈且前景难测。

（2）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状态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不得不动员全民反恐，一切以反恐为中心，经济发展让位于反恐行动。反恐成本成为国家的巨大经济负担，从2000年起政府每年用于国防和反恐的资金逐年增加，2005年已经占到了联邦预算的近30%。反恐周期越长，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与全民反恐已经成为普京实现强国战略诸因素中既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的两极。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全民反恐的成效，不进行全民反恐行动，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就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全民反恐行动的长期化和高成本又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反恐的经济成本，还有一个反恐的社会成本问题 [30]，它同样影响着反恐行动的效果。

首先，长期的战争状态使车臣的经济受到了彻底破坏，失业率高达70% [31]。虽然联邦政府每年拨出大批款项用于车臣重建，如2003年政府专门拨出200亿卢布用于车臣的经济恢复，但由于车臣内部资金管理不严，社会治安差等原因，车臣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仍得不到改善，因战争逃离家园的大批难民至今难以返回故土。应该说，大部分车臣人早已经厌倦了长期战乱，他们希望过和平生活，但如果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增加，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将难以消除。

其次，两次车臣战争也严重地破坏了车臣社会的教育体系，车臣的年轻人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煽动，成为新的恐怖分子的后备军。

第三，战争加深了俄罗斯国内民族间的仇恨。因人质危机等恐怖事件的逐步升级，尤其是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在全俄境内发动的大量针对普通平民的恐怖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民众对车臣人的敌视。例如，别斯兰事件后，莫斯科在公共场所发生了专门针对高加索人的搜查活动和暴力事件;在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由于车臣恐怖分子常常把亲近联邦中央的邻近民族地区作为实施恐怖活动的对象，也引起了这些民族与车臣人之间的矛盾和仇视。

此外，虽然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但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仍将不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牵制 [32]。

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家权力为依据，提出了包括政党改革、议会改革和联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这些看似与反恐行动没有直接联系，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强化总统集权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酝酿已久，而选择在反恐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提出来，用意非常明显，即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仇视，取得社会对以上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改革措施的支持。这也表明普京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地集中政治资源，提高反恐行动的效率。随后，普京又提出《反恐怖法》草案，议会于2004年12月20日以385票对47票的压倒多数获得批准通过。根据该法案，当国家在出现恐怖袭击威胁时，俄罗斯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有权限制言论自由，有权禁止通信和审查新闻媒体等，同时宣布在全国建立三级公共预警体制。此外，杜马还修改了1993年制定的《自由迁徙法》，宣布恢复户籍登记制度，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目前，俄罗斯反恐部门已在全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反恐网络，对恐怖分子实行追捕和重点清剿，制止了多起恐怖活动的发生，成功击毙马斯哈多夫等多名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在提高反恐成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对普京来说，能否有效地利用目前在反恐问题上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短期内尽快消除恐怖活动对俄罗斯国内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其第二任期内真正实现车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他面对的一道难题，也是对他的挑战。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 1997年3月起普京任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兼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1999年3月29日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2]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7～12页。[3]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99年5月由俄共发起的“弹劾总统”和“修宪”运动的失败。

[4] 1998年3月～1999年8月的政府危机和以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势力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政权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5] 1990年俄罗斯的GDP总额为10000多亿美元，是当年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而2000年俄罗斯GDP总额下降为2469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的2.7%、中国的25%。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6]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6页。

[7] 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富人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其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人口占37.7%。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第425页。[8] 同上书，第336页。

[9]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105页。

[10] 1996年9月列别德将军代表联邦政府同车臣地方领导人签订了宣布停战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11] 同[9]。[12] 同[9]。

[13]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31页。

[14] 转引自陆齐华《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50、360页。

[15] 从2000年起，每年的联邦预算中都专门有用于武装力量的财政拨款数额。其中，俄罗斯政府用于国防支出、国家安全和护法活动的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2004年为27.5%，2005年为30.5%。参见〔俄〕《俄罗斯报》2004年12月9日。

[16] 1999年9月8日，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在自卫--有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因此，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的综合症，包括罪过综合症”。参见〔俄〕鲍里斯·叶利钦著《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383页。

[17] 2003年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指责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领导的车臣非法武装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宣布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同年8月，鲍威尔又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认定“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从事或极可能冒险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公民、外交或经济的恐怖活动”，宣布对他实行“包括冻结资产在内的一切制裁”。引自新华网2003年8月9日。

[18] 普京上台不久即利用司法手段先后整治了曾严厉批评过政府车臣政策的媒体巨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另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期间，俄罗斯《消息报》总编因过多报道死伤儿童照片受到政府批评而被迫辞职。[19] 前引书:《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93页。

[20] 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9月4日普京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强调:“俄罗斯目前面对的不是个别恐怖分子的恐吓，而是国际恐怖势力的直接干预，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人民网莫斯科2004年9月4日电。

[21] 2002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后和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俄罗斯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表明过这一立场。

[22] 2001年9月24日，普京在针对九一一事件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愿意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等方面的协助（参见《普京文集》，第419页）;2004年12月20日，普京在访问德国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同德国和欧盟合作以解决车臣冲突（参见中新网2004年12月21日电）。[23] 别斯兰人质事件结束后，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民动员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联邦体制、政党体制和议会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方案。

[24] 九一一事件后，为了分化瓦解车臣非法武装残余，普京曾表示对自愿放下武器的非法武装分子实行限期大赦，同时有条件地与非法武装头目谈判，但效果不明显，随后联邦军队进一步加大了在车臣军事行动的力度。[25] 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38页。

[26]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车臣非法武装的总兵力达2.5万余人，由马斯哈多夫指挥的正规军（约1万多人）、巴萨耶夫指挥的半官方军（约6000多人）和以外国雇佣军为主的各类非官方武装团伙等3部分组成。

[27]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对普京车臣政策的评价最新调查结果，42%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6%的人持中立立场，只有12%的人表示反对（引自:http://www.dni.ru网2005年3月25日）。

[28] 2000年11月20日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在谈到车臣问题时强调指出:“对于我和你们来说，车臣共和国形式上的地位并不重要。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使这块领土任何时候都不被任何人用来作为进攻俄罗斯联邦的基地，任何时候都不变成像我们的地缘政治敌人所企盼的那样让我们的居民极端化和让俄罗斯陷入地区之间种族冲突血泊中去的一个策源地。”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03～204页。[29]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4页。

[30] 这里主要指与车臣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车臣难民问题、车臣重建问题、失业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等等。

[31] 〔俄〕乌·阿里苏达诺夫:《车臣危机的起源、进程及其发展前景》，载《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4年第2期。

[32] 流亡的车臣分子中，在美国的有车臣“外长”阿赫马多夫，在法国的有车臣“卫生部长”汉比耶夫，在英国的有车臣“文化、信息和新闻部长”扎卡耶夫。车臣流亡分子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都有流亡基地。九一一事件后，2002年10月，丹麦允许流亡海外的车臣人在哥本哈根举行“世界车臣人大会”;2003年4月，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2003年11月，英国拒绝俄罗斯的引渡要求，向扎卡耶夫提供“政治避难”。2004年8月，美国为车臣“前外长”阿赫马多夫提供“政治避难”。

第三篇：车臣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流血的伤口：由车臣问题浅谈我国民族政治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胡伟楠）

内容摘要：解决民族间的分歧与矛盾，促进多民族国家稳定和谐的发展，一直是我国政府致力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国际地位日益上升，我国的民族问题却日益突出。民族认同感下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方面矛盾尖锐。少数分离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断制造危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活动。2008年3月14日和2009年7月5日，藏独和疆独势力制造了旨在破坏民族关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暴力事件，给我国和谐的多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正逐步重新调整民族政策，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关键词：车臣问题；民族政治；实践

一、引言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5000多个民族，现代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在俄国内，生活着200多个民族，除俄罗斯族之外，其余都为少数民族。但比较特殊的是，这些民族基本都是在帝俄时代被俄罗斯人征服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这些民族问题之中，车臣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车臣问题原本是俄国的国内民族问题，但由于俄罗斯未能妥善的解决，使得这种矛盾长期存在，更兼各种势力不断将触角伸向车臣地区，使之与人权、国际恐怖主义等挂钩，业已成为成为了阻碍俄罗斯重新确立世界大国地位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历届俄政府都无法回避、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与俄罗斯类似，我国也是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推行比较合理、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间关系也比较和睦，同时各民族群众也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政策，妥善的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这一切的成就都成为我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1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均的状况。尽管党和国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了政策、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因很多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等的影响，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未能及时妥善的解决。近几年来，由于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支持，许多民族分裂势力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这种民族间略显微妙的关系，不断制造分裂国家的事件。2008年3月14和2009年7月5日，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在西藏拉萨和新疆乌鲁木齐制造了旨在蛊惑人民群众、制造民族分裂的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每个中国人为之心痛。

这两起事件虽然在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反对下被挫败，但是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间关系的好坏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关键。联系到车臣问题对俄罗斯重塑大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希望通过探究车臣问题的由来，分析车臣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为我们解决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更好的促进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车臣问题的由来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部高加索山脉北侧，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首都格罗兹尼。车臣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属于比较开放的逊尼派。在18世纪末，当时的沙皇俄国大举南下高加索地区，车臣以及其他民族遭到侵略，车臣人从1830到1864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抗，史称高加索战争。战后，付出巨大代价的沙俄开始正式接管车臣地区，并采取了相对怀柔的统治政策，虽然得到了车臣人的支持，但因为未能尊重车臣人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为此，沙俄采取极端措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强迁国内车臣等民族给土耳其，用以交换乌克兰等民族迁入沙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个俄罗斯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车臣和其他高加索民族开始了独立建国的探索，并相继的建立了许多政权。但最终，车臣人未能达成目的，车臣还是成为了苏维埃俄国的一个州。

1922年苏联建立之后，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分配。由于在领土以及产品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歧视车臣人的做法，引起了车臣人的强烈不满，民族情绪不断上涨。以至于在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广大的车臣人选择了与德国人合作共同反对俄罗斯人，甚至加入德国军队与苏军作战。当1944年苏军反攻高加索，高加索得到解放后，斯大林下令将整个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族人迁往中亚的流放地，对这些居民的反叛实行集体惩罚。数百万的车臣人从此开始了苦难的流放生活。1957年1月9日，苏联宣布允许车臣人从流放地返回故乡，并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行政建制。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国内各民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为数不少的车臣人也紧抓时机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991年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1991年9月前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武力推翻了车臣地区的苏维埃政权。10月车臣地区进行了共和国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总统。11月苏联解体前夕，杜达耶夫颁布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并且组织车臣国民卫队，车臣走上独立道路。为了平息分裂主义势力，叶利钦政府决心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1994年12月，俄军出动6万大军开始对车臣地区武装进行打击，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1996年8月13日，俄联邦政府和车臣地区武装达成协议，规定将车臣问题搁置5年。历时20个月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而告终。

1997年1月，车臣地区进行总统选举，马斯哈托夫当选。同年5月，俄联邦和车臣签署和平与互相关系原则条约。但是马斯哈多夫坚持车臣是独立国家，不仅拒不执行和平协约，反而加紧分裂活动。而且马斯哈多夫领导下的车臣不但加紧分裂活动，而且经常武装袭击与其毗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企图和该国一起建立所谓“神权政治国家”。因此，1999年8月俄政府当局出动10万大军，爆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到2004年，每年车臣武装分子至少要发动3次恐怖爆炸事件，每年的爆炸事件至少导致数百人丧生，以千记无辜百姓受伤。

2000年1月俄政府宣布马斯哈多夫为车臣非法总统，他躲到车臣南部山区，成为车臣非法武装3大头目之一，领导非法武装与俄军对抗，俄军经过空中地面联合打击消灭了大部车臣武装。但剩余的车臣武装继续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不断在各地进行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00年2月6日，俄罗斯军队占领整个格罗兹尼，标志着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整个俄罗斯还没来得及为胜利庆祝，各种类型的恐怖袭击便继踵而来，且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车臣，在偌大的俄罗斯并不算起眼的高加索国家，却成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都关注的反恐怖重点地带。

战后，俄罗斯开始对车臣进行全面的管理：确立了车臣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安抚车臣老百姓的抚恤措施；继续部署大批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小股的车臣非法武装。虽然收效甚微，但客观上却使动荡二十多年的车臣地区局势趋于稳定，车臣人民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但此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车臣非法武装合流，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让整个俄罗斯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中„„

三、车臣问题的主要原因

“车臣是俄罗斯的车臣，我们愿意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荣誉！”俄前总统普京的豪言壮语代表了整个俄罗斯的声音。诚然，作为俄罗斯南线石油基地的高加索地区，关乎俄罗斯未来十几年的发展大计，而车臣的稳定更加左右着该地区的局势。有评论家甚至指出：俄罗斯若想重返世界大国舞台，则必先重振经济；若想重振经济必先把握好石油命脉；若想保住石油命脉，则车臣必保证稳定二十年！

仔细分析车臣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历史上俄罗斯长期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

俄罗斯是一个伴随着征服其他弱小民族从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以民族成分划分的。但是俄罗斯过多的给予了几个主体民族的行政区以优惠，这使得俄国内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后来的苏俄和苏联更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采取了流放整个民族的极端措施。可以说，自车臣被俄罗斯征服的那天起，车臣人就没有享受过公平的待遇，一直为俄罗斯所排斥和压迫，无形之中加剧了原本紧张的民族关系。历代车臣人都在为独立自由而努力，意图脱离俄罗斯，从而获得自由发

展的空间。可以说，正是俄罗斯长期以来的错误政策，让车臣问题萦绕在俄罗斯长达几百年。

2．宗教因素。

车臣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车臣人利用伊斯兰教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所以每当车臣掀起反俄的斗争时，伊斯兰教都能被用做凝聚民族和动员社会的思想工具。近代以来，伊斯兰教一直作为车臣等少数民族处在俄罗斯主体民族包围中的自我保护手段。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在东正教的口号下实现复兴，不啻是对伊斯兰教的公然蔑视。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行政主体不应该加入俄罗斯联邦。近几十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并通过中东向世界输出。同为穆斯林的车臣人也受到了影响，民族间的恩恩怨怨逐渐的被加上了宗教的色彩，让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车臣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3．西方国家为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干预车臣问题。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的去看待。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轰动世界、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影影绰绰地潜藏着某些西方势力。这些都已经是公认的现实。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和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而车臣危机的爆发。也不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的发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为西方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俄罗斯被迫的做出了战略收缩的决定。但随着亲西方政策的失败，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开始重视高加索地区，车臣战争的爆发明白无疑的表示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不满和抗议。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俄罗斯和西方走到了国际反恐的战壕中，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从车臣地区退出。

4．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

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的车臣非法武装，逐渐放弃了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转而开始改用游击作战或者发动暴力事件与之对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深入到高加索地区，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给予车臣非法武装大力支持，使得俄国内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人员财产损失不断上升，成为萦绕在俄罗斯民众心中的阴云。

四、结论

车臣，这个本该平静的高加索山地之国，却从未真正的享受过一天的安宁生活。流血，这个令人惊悚的字眼，成为全部俄罗斯人对车臣的唯一印象。车臣的稳定，已经成为俄罗斯大国之路上的一座避也避不开的险峰。悲观者甚至认为，因为车臣问题的无法解决，俄罗斯永远也无法重回大国之林。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类似车臣问题的现象怕是不会出现。可实际的情况是，我国的各民族之间并非牢不可破。分裂分子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制造的3·14和7·5流血事件，让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民族关系的现状。

不过，中国毕竟不是俄罗斯。在新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冲突，结果被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所利用，将经济文化上的分歧冲突，扣上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歪帽子”，并不断借此挑唆各民族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为了避免车臣的惨剧在中国上演，我们应该谨小慎微，根据现实间各民族的现实状况不断调整相应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之间科技、文化教育之间的交流活动，最终在各民族群众共同努力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篇：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

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和美国的封锁，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维持香港现状，避免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开辟一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国际通道。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那时香港作为中国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对外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作用非同一般。

1959年，毛泽东针对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曾说过“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时间进入70年代，1972年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与澳门。11月1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建议。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已开始被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英国希望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在香港的中外投资者也开始筹划、猜测香港的未来。

种种迹象表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趋成熟

1980年 1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的主权。

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而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新界是必须还给中国的，但由于新界占香港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2%，在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岛和九龙区离开新界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这就迫使英国政府不能不从整体上认真对待中国提出收回全部香港地区的要求。

中英双方的立场

从1979年起，英国不断派员前来中国，想摸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底牌。

港督麦里浩在这一年访华时，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从商业事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并把“新界”地契原来的年限规定(1997年6月27日)改为本地契“在英国王管制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达到模糊“九七大限”的目的。

但邓小平面告麦里浩，无论用什么措辞，延长地契年期，都必须避免涉及“英国管制问题”。同年 9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答复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中国政府不同意英方的建议。

之后，英方继续派遣高层人士如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毕力嘉、副外交大臣艾坚斯访华，了解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

1982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带着撒切尔夫人交付的重任来到中国。见到邓小平后，希思明确提出希望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态度。

邓小平回答：“无论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邓小平的话很含蓄，但是已经把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表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的主权必须收回。至于在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希思进一步问道：“现在谈判是否有失仓促呢?” 邓小平回答：“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我们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中英第一阶段谈判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过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英国首相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说，假如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

撒切尔夫人的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早就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

接着，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 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

他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

邓小平随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在香港的其它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

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的抗议。

从1982年10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1983年1月起由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继任)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继续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度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英国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到1983年，磋商未能取得进展。

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 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爆炸性观点”都不感兴趣。

情况进一步变化，英方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 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

同年3月9日，撒切尔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月，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中英第一阶段谈判宣告结束。

“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中英第二次谈判历时14个月，在北京共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会谈前期，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会议大体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英方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

在双方僵持的同时，由于英方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香港发生“金融风暴”，港元汇率及股市急剧下泻。香港经济波动，英方损失也很惨重。不久，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干预汇市、稳定港元的措施，使金融危机得以平息。

要遭关系破裂的危险，直到1983年10月 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柯利达在会谈中阐明，1997年后英国将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1997年后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第二段落，指的是第 7轮会谈到第12轮会谈。中心问题是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

撒切尔夫人于1984年初，在首相府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把“谋求香港最大限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

在谈判中，英方不再宣传“港人治港不可行”，并由鼓吹香港政制完美无缺转而强调港英当局“绝对不会反对香港政治结构的未来发展”。但是英方在会谈中不时提出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试图让英国人在1997后香港新行政体系内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比如，中方希望今后13年过渡期，核心问题是港人要学习和参加管理，为实行“港人治港”创造条件，为此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机构，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权力

移交的具体措施。但英方强烈要求不应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期”，并认为设立这样的机构会损害香港权威。

这一年 4月，为了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这次访问双方达成了一些谅解，如有关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有关“过渡期”管治，有关中英联合小组的成立等。

第三段落，指的是第13轮至第22轮会谈。这一段落的主题有两个，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

这一段落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这期间，英方还在散布“中国未必遵守协议”的论调。

1984年 5月，中国政府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会议的批准。

邓小平随后又在接见多位香港官员时强调了“港人治港”的方针，并指出只要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地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人，就是爱国者。这些讲话广为传播，“一国两制”日渐深入人心。

关于中英联合机构，英方希望推迟进驻香港时间，中方7月28日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商量。否则，谈判中止。

1984年 7月29日，英方的态度果然有所变化，双方商定将联合机构定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在协议生效时正式成立，于1988年 7月进驻香港，并继续工作到2000年。

至此，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得以消除。月30日，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就有关文件的形式和名称达成一致意见：协议采用“联合声明”的形式，内容包括中英两国政府所发表的互有关联的声明。此后好像一直都很顺利了。

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月26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

1984年12月19日下午，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个时刻，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第五篇：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观后感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观后感

一次面对未来的抉择，两位伟人数度交锋，香港回归尘埃落定。这部纪录片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依次是钢铁碰撞、峰回路转和过渡风云。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同年4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并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也酝酿着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这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会谈原定时间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会谈开始前，邓小平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摆出强硬姿态，坚持“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邓小平重申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以及15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1983年，中英谈判举步维艰。谈判桌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谈判桌外，英国人想尽办法，来增加其在谈判桌上的筹码，甚至不惜牺牲香港的经济，制造了香港股市的“黑色星期六”事件，这就是所谓的“九月风暴”。香港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市民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眼见“经济牌”再打下去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0月15日港府宣布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英方打出的“经济牌”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1984年，双方才达成一致意见，于12月1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会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权。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