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读书笔记——从货币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推荐）

第一篇：微观经济学读书笔记——从货币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推荐）

从货币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苏教授在课上说“要将所学知识和所处时代联系起来，关注知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于是我考虑在读书的时候就尝试寻找和现状有关联的内容阅读学习。

我在读书前对现状存在一些疑问：为什么会有“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说法？为什么会有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却遭逢美元贬值，国债“含金量”下降的现象？金融危机到底是怎样引起的，又会对世界金融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针对这些疑问经过读书和学习思考的过程，我努力尝试了解一些表象后面的事情发展脉络本质。也对教授形象地比喻的“做蛋糕”和“分蛋糕”（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这些天里看了《经济学原理》有关货币的一些介绍论述以及《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从最基础的货币定义、货币作用、本位的改变等等开始学习思考，到能够了解一些现状的可能发生原因。这篇读书笔记我想从现在的一些经济金融领域的现象说起，考虑一些可能有参考意义的面对态度和解决方法，并试图对“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适当的预警，还有是对历史上世界货币中心和本位体系的变化做一个以时间为标准的纵观，从而得出财富货币的积累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即有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最后，我在读书中还留下了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记录在这篇读书笔记中，作为以后探索方向的一个参考。

正如文首所说，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额非常巨大，特别是对美国国债的大量持有，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这样的情况使人民币“美元化”了，如果美元能够作为世界货币稳定保值的话，可能问题矛盾还不会凸显，但是现在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它没有稳定的金银本位，而是废除银本位实行主权信用本位，这种本位下的美国货币是不稳定可靠的，它发售给我们的美元国债不过是一张张的债券，当它打着“量化宽松”的大旗开启印钞机的时候，债务就会被稀释，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含金量”就大幅缩水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之一——巨额外汇占款导致人民币“美元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听信美国宣传的什么“限制贸易逆差”和“增加就业”，从本质上来看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毕竟“贸易顺差”要求美国输出商品回收货币，而这样就会减少在国际市场流通的世界货币量，“限制贸易逆差”是一个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幌子，而“增加就业”就显得更加不可行，毕竟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摆在那里，不可能人民币升值就能将“MADE IN CHINA”变成“MADE IN AMERICA”，制造环节还是在美国国外发展，那就业岗位就不会增加。

还有一个现状，与前面提到的不无关联，就是所谓“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感觉或是臆断，这是确实存在的事实。美国以主权信用本位发行的美元只是相当于债权凭证，当开启印钞机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时候，美元贬值了，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还尽量降低了，从汇率上看人民币是升值了，但同时由于美元贬值导致了世界物价的普遍上调让我们的发现拿在手里同样数目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少了，人

民币对内还是贬值了的，如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

美国用主权信用货币这一不理想的世界货币，卖给了中国大量的国债，然后刺激人民币升值，如果中国政府及时调控美国还要给中国扣上“操纵汇率”的帽子。虽然在长远来讲，可能人民币升值会在进口和海外投资中体现出一些好处，但是，当下我们就面临着外汇储备资产损失，以及对国内巨额存量资产进行价格重估的问题。人民币的升值必然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冲击中国的市场，这将加大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一者减少了自身负债，二者促进中国资产泡沫的生成，当泡沫戳破的时候，我们可能又将面对如2008年一样可怕的金融危机。

如何应对现在的情况呢？有一些方法可以作为参考。首先，是本位问题。人民币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应该保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现行的是货币本位，可是面临着美元等外币对人民币币值的冲击，我个人考虑的是回归稳妥的金银本位，毕竟金银是有价值的商品货币，有保值的作用，但是它可能还会有它对应的弊端，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发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像金银的储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不断进行下去的话，会超越金银本位的极限，如果提高金银价格的话，又将导致金银的投资目的储藏而非流通于市场，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正常运用。关于金银本位的探讨由于我阅读过的资料有限，所以暂且搁置到以后的课题中。至于《货币战争》的作者提供的“广义物价”本位制，我认为也并不是十分实用可信的，毕竟这种本位制度太过理想化，而在落实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许多问题的存在。类比美国经济的货币存量衡量标准都有M1、M2等不同标准下的计算方式，如果我们定义并计算出“广义物价”指数，怎样能保证合情合理地满足人们“最关心”的资产价格通过这个计算指数都能稳定呢？提出的本位制很理想化，落实很难。

还有一种好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想法很吸引我的注意，它是设立“外汇平准基金”代替中央银行购买外汇储备，杜绝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现象。对于已经存在的外汇占款可以用资产置换的方式，比方说，回购外资企业股权的方法进行资产置换等等。虽然这种想法很吸引人，看上去也很容易让人信服，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它还是太理想化了，成立这样一个“外汇平准基金”需要创立、改变很多制度，而后它的功能和对人民投资积极性的调动还都是问题，如果暂不讨论这个，就算是“资产置换”也并不那么真实，毕竟我们要考虑到，外企不会那么简单地把股权转让给你，用有形资产换取一堆钞票。

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需要考虑许多显隐性的因素，毕竟，人民币在哪里，就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做到人民币的监管使用，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多看一些相关方面的材料，对“人民币主权”上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在下一次的读书笔记中有所反映。

还想说说那个“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案例，因为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形象贴切了，让我们一直有一种欲望去探索有关的问题。查找有关资料我看到，“做蛋糕”是创造财富，而“分蛋糕”是分配财富，创造财富的效率和分配财富的均衡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轨迹。拥有

财富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自身劳动来创造，而是通过分配系统去分享。我不认为一个地区需要绝对的“做蛋糕”和“分蛋糕”，也不赞同同学曾经提供的“先做后分，分后再做”的顺序观点。我认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应该像化学平衡一样，是相互平衡，同时进行的，一味“侧重”哪一方，或者强调“先后顺序”都是不合适的。我们既需要财富创造力源源不断地“做蛋糕”，也需要公平的制度合理地“分蛋糕”。书上也提到了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的转移，是巨额财富的拥有腐蚀了他们的财富创造力，让他们在历史中遭遇淘汰等等。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调查，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最受社会尊重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70~80年代是医生和律师；90年代以来则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如果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谁愿意从事研究工作，又有谁愿意忍受工厂生活呢？这让我不禁想到了教授说的坚决“批判科学家对荣誉的渴望、对利润的贪婪和对政治的热心”，确实，在经济市场巨额财富拥有腐蚀下的人们有几人能够保持财富创造力呢？很庆幸我能够在大学这样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时期受到这样的思想教育，有宁可“从善如登”也坚决不“从恶如崩”的信心，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只有保证思想的纯洁，才能够不受拥有财富的腐化，才能够保持住财富创造力。

后面，我还想探索一些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时我们如何保证货币主权；支票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前景以及原因；关于信用和信贷的思考；关于通货膨胀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我知道，每一点问题后面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学习思考，我也知道，以我目前经济学浅薄的知识理解还不足以将问题认识深刻，甚至有时会得出错误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在教授的引导下，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我真的能够学到一些“学问”，明白一些道理，实现一些不仅仅是学识上、更是思想上的成长。

2011/9/28

第二篇：人民币国际化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第12组的陈琳虹。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

1（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而美元三权指的是美元的对价权、储备权和美元债权的实现权，即中国通过输出商品和劳务获得美元平等对价的权利，我国获得的美元以电子形式储备于美国银行的权利和中国用美元债权购买权益资产和实物等资产实现的权利。）

2（鉴于11组同学已经说明了人民币国际化和美元三权理论，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和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

受经济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一片低迷。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日本、西欧三大经济体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市场需求继续萎缩，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同步下行。

美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以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损失风险加大，形成资产泡沫，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7.2478，而2013年1月4日则为6.2897。如图

人民币持续升值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加大失业压力、金融风险、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将自身的危机转嫁到中国，让中国为美国的奢侈与消费买单。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外国贸易摩擦增多。由于国际大宗物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国际炒家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货币贬值，以及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结构性的因素，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金融危机使得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逐步削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形成已在全球达成了共识，这为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会加大中国经济的风险，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的难度，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减少汇价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边境贸易的发展；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等。

下面我们来看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视频）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启动，人民币在港、澳、台地区流通显著提高，人民币越来越多地成为周边国家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不断扩大。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依然任重道远。人民币国际化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第三篇：浅析人民币国际化利弊

浅析人民币国际化利弊

一、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及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其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

人民币国际化，被本国货币当局提高到官方战略的层面，肇始自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2008年岁尾之际。2009年，中国建设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揭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直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也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5年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之后，人民币国际化明确作为国家战略，逐步实施。

“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实行两个‘三步走’。”两个“三步走”具体来说：一是地域的“三步走”，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地区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已经实现了准周边化，将来人民币可以由准周边化发展为正式周边化，进而发展为正式区域化及准国际化，最终人民币将真正实现国际化。二是货币职能的“三步走”，即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配合地域的“三步走”，人民币可依次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货币和区域性的投资货币，最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全球各国所接受。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发展的意义

第一、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还远不能与之相称，这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币缺乏国际地位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日渐频繁；首先是在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流通日益频繁，作为一种汇率稳定、基础牢固的货币，人民币在我国边境国家的流通程度越来越高。在朝鲜等东亚国家中，人民币已成为了许多市场上默认的结算货币。在边境国家中，人民币已经逐渐取得了区域性货币的地位；而欧洲的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已经能够办理人民币业务（银联），这些国家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也正在形成。这些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

第二、可以为我国在国际金融制度的安排、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提供更多的政治经济话语权。美国之所以能够垄断、支配或影响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与美元的世界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参与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制定的机会。如果人民币能够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其主要资源伙伴国接受，成为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对于睦邻友好、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都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人民币被中国贸易伙伴逐步接受为结算货币，将加大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更为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增加主动性与灵活度。而人民币在向国际储备货币迈进的每一步都是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话语权提升的具体体现。

第三，可以为我国带来“铸币税”收益。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我国获得的最直接利益就是国际铸币税。铸币税是指货币发行者凭借其货币发行特权而取得的货币面额超过其发行和管理成本的金额。

第四，实现中国经济存量保值。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用外币计价。我们的出口持续超出进口，累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是用外币（特别是美元）持有，并无奈地大量投资于美元国债之中，国际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将可能导致国家外汇储备数十亿美元的帐面亏损。降低外汇储备的规模有助于减少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存量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在对外经济贸易中能更广泛地作为结算货币，我们的企业须承担的外汇风险就会更低，政府经营外汇储备的压力也会大为缓解。

第五，促进中国经济增量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有一种论调，说中国的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的物价，中国大量外汇投资于美国的债券压低了美国的利率，结果导致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并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在对这种论调感到愤懑之余，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着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出口与内需的不平衡。中国庞大及持续的贸易顺差一方面将这种不平衡带到全球经济体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自身经济持续与健康发展，并对中国的汇率、利率政策带来重重压力。人民币国际化本身虽不能直接减少这样结构上的不平衡，但它在有效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缓解汇率压力与加大中国与其主要区域及资源伙伴国之间经济与贸易平衡协同发展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我国的进出口商、国内对外投资人在经常项目下的资金结算都可通过人民币进行，只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就可以有效避免因汇率所带来的风险，从而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稳定发展。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还可以进行逆差融资。逆差融资是指当我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央行可利用发行人民币获得融资，从而支付逆差。逆差融资的好处在于我国不必再通过紧缩经济，牺牲国内的经济利益来维持外部均衡，其有效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在政策选择上的矛盾，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第一、可能增加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会影响货币发行国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降低当局控制基础货币、调控国内经济的能力。国际货币作为本国货币和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国内的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在实施国内货币政策时会受到国外人民币持有额的钳制，国际上持有人民币的数量越大，国内金融政策执行的难度就越大。同时，由于取消了货币壁垒，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可随时传递到国内。在人民币没有区域化、国际化的情况下，不管中央银行投放多少基础货币，它都只是在我国境内流通。而当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以后，便有相当部分是在境外流通，这部分流出境外的货币虽然暂时对国内物价不发生作用，但其准确数据难以掌握，其数量增减也难以为货币当局所控制，这就必然会增加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难度。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境外人民币又可能大量回涌，从而影响国内货币流通和币值的稳定。此外，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情况下，由于取消了对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本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连成一体，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国境，也会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削弱。

第二、可能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持有，必须输出本国的货币。从理论上说，输出本币的途径无非是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以直接输出美元的方式向欧洲各国大量输出资本，为美元占据国际货币领域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依靠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大量的贸易逆差来继续输出美元，大量贸易逆差形成的对外债务和债务利息使美国背上沉重的负担。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必然也会大量输出，这就可能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后，我国也会出现“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提出的，其难题在于：美元承担的两个责任，即保证美元按官价兑换黄金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和向世界提供清偿力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保持充足的国际清偿力，人民币的国际流通量增加，但我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扩大，货币国际信用下降；而通过改善逆差或实现顺差，货币国际信用提高，增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但由于外国借款者不愿意借入有升值预期的人民币，从而使人民币在国际化经济中的流通量减少，国际清偿力大幅度降低，总而言之，顺差逆差都不利于发展。

第四篇：高级微观经济学读书笔记

高微读书笔记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不必严格地按照标准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理论的讲法，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只需以人们公认的1776年为里程碑，亚当·斯密发表他的《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开始了出离哲学的第一步，而到1998年阿玛蒂亚·森为另一标志，经济学某种程度上又开始了向哲学复归的进程（其实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系也一直未断，不过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强弱程度有差异罢了）。这200年间经历众多学派、无数论战，其中长期困扰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便是作为立论之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论战持续了几十年，LSE的经济系主任罗宾斯在上世纪早期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实际上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的选择的科学，只要有稀缺性，必然有选择，只要有选择，也就有经济学的用武之地，罗宾斯把经济学之基础归结为稀缺，没有对理性人作较多论述，他的出发点在于防止让经验因素介入理论经济学研究之中——也正是基于此，罗宾斯、哈耶克以及广义的奥地利学派在早期数量经济学刚刚起步之时都对之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而承认理性人某种程度可能意味着将心理等经验因素引入，从而可能打乱他们严格的逻辑演绎体系。

偏好公理中蕴含的理性人假设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不必严格地按照标准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理论的讲法，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只需以人们公认的1776年为里程碑，亚当·斯密发表他的《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开始了出离哲学的第一步，而到1998年阿玛蒂亚·森为另一标志，经济学某种程度上又开始了向哲学复归的进程。这200年间经历众多学派、无数论战，其中长期困扰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便是作为立论之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论战持续了几十年，LSE的经济系主任罗宾斯在上世纪早期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实际上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的选择的科学，只要有稀缺性，必然有选择，只要有选择，也就有经济学的用武之地，罗宾斯把经济学之基础归结为稀缺，没有对理性人作较多论述，他的出发点在于防止让经验因素介入理论经济学研究之中——也正是基于此，罗宾斯、哈耶克以及广义的奥地利学派在早期数量经济学刚刚起步之时都对之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而承认理性人某种程度可能意味着将心理等经验因素引入，从而可能打乱他们严格的逻辑演绎体系。

但显然，理性人的设定对经济学具有充要性。以经典物理学为标竿的经济学从早期就贯穿着对确定性的、完整的体系建构抱有浓厚的兴趣。即至今日欧美三大研究生用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Mas-Colell版、Varian版、Jehle版）中也依然保持着这种倾向，而捍卫理性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仍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第一要务。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从古典走向新古典直到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价值论的变化。古典经济学以价值论为基础，成熟期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必以价值论置于论述的首位，至新古典实现了从生产到消费、客观价值到主观效用的转变，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放在首位的不再是价值论部分（甚至于也略去了对价值论的探讨），而是一般以消费者理论为开端。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从现代性的观点看，无论是经济行为主体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归根到底都是作为一个人受某种普适性规律的支配。这个规律，经济学家认为是理性人的行为假设。理性人假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来自经济学学科内外的强烈质疑，这里不作过多探讨。只着重从《高微》一书的开篇七条公理分析一下，在一个演绎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如何蕴含其中的。

首先是完备性。消费者面临X集中的两个选择x1与x2，要么x1≥x2，要么x2≥x1。完备性公理的潜台词是，消费者必须具备区分、判断和评价能力，能够对不同的消费计划进行比较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其次是传递性。对属于X集的任意三元素x1、x2、x3，若x1≥x2且x2≥x3，则x1≥x3。传递性公理暗示我们：消费者的选择具有前后一致性。这一公理存在争议，因为不完全与某些人的某些消费行为相符——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行为也是很普遍的，故而在消费者问题一章引入的显示性偏好弱公理（WARP）只能满足于两物品情形，两个以上必然存在传递性问题。

第三是连续性。对所有的x∈，“至少与x一样好”集（≥x）与“不优于x”集（≤x）在 上是闭的。连续性公理确保了偏好不会发生突然的逆转，而无差异关系～作为≥集与≤集的交集，实际上也是闭的。

第四是局部非饱和性（也称局部非餍足性）。对所有x0∈X，与对所有ε>0，总存在一些x∈X，使得x>x0。局部非饱和性公理意味着消费者对任意消费计划x0具有不满足性，无差异关系作为“至少一样好”和“不优于”两种关系的交，只能是一条线而不能是一个区域。否则根据本公理，在此假想区域内任一点为圆心、任意小长度为半径做圆，也不会交于无差异区域。

第五是严格单调性。对所有x0，x1∈X，若x0在数量上大于或等于x1，则有偏好关系x0≥x1；若x0在数量上严格大于x1，则有偏好关系x0 x1。严格单调性公理意味着，在两物品平面上任取一点，针对该点所代表的商品组合，在该点右上方的全部点集必然严格优于该点（因两物品的数量都向东北方向绝对增加），同理，在该点右下方的全部点集必然严格劣于该点（因两物品的数量都向西南方向绝对减少）。

第六是凸性。若x1≥x0，则对所有t∈[0,1]，tx1+(1-t)x0≥x0。凸性公理表达的偏好关系式的左边实际上是x0至x1之间的某一点xt，消费者认为xt计划至少和x0一样好。这一公理确保了无差异曲线不可能凹向原点。

第七是严格凸性。若x1≠x0，且x1≥x0，则对所有t∈[0,1]，tx1+(1-t)x0 x0。严格凸性公理在凸性公理的基础上进了一步，排除了无差异曲线为线性条件的可能。这两条公理共同暗示了消费者是一个中庸平和的人，不会走极端，在两物品选择集情况下，总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加权平均，而不至于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全部选择一种商品而置另外一种商品于不顾。理论上也易于证明，平衡地选择各种物品优于极端的消费结构。

这七条公理是消费者偏好公理，从上述规定性来看，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他能够对各种消费集做出比较，并给出评价（偏好关系），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在上述公理之下，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也呈现向右下方递减且凸向原点的特征，与我们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所见到的情形完全一致。

理性人特征的进一步描述

其实关于理性人假设的更突出描述在于优化问题。人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无法无天、无拘无束地实现自己的预期。因此，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的同时，也的的确确是一门研究稀缺性的学问，一门研究优化配置的学问。如何在条件约束下，最大化个体的效用，这是个人本位经济学考虑的首要问题。具体地，对消费者来说，是在价格和收入（预算平衡性）约束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问题；对厂商来说，是在生产技术（生产函数）、投入价格（成本函数）与产出价格约束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根据拓扑学的对偶性原理，又可以在最优点转化为相应的两个最小化问题——即支出最小化问题和成本最小化问题。

书中在论述为什么要坚持把利润最大化假设作为厂商理论的基础时运用了前面的消费者理论，可谓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作者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作了精彩的分析。一方面，假设经理层不作为，不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企业的盈利能力未达到饱和，这就将直接导致企业所有者消费能力达不到饱和状态，而根据前面的消费者理论，理性消费者是要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的，因此所有者必然要寻找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新的管理人员替代现有人员。另一方面，假设企业所有者本身不作为，无意于谋求利润最大化，则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所有者作为理性消费者，为了谋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必然有足够的动力希图并购此企业。资本具有扩张的天性，它谋求的是利润，因此势位必须达到均衡，否则便处于不断的流动与能量转换过程中。当然，技术性质及其相关的规模报酬类型对于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存在性也有很大影响。

顺便一提，包络定理是论证最优问题的一把神兵利器。在上述优化问题列出后，建立拉格朗日方程，运用包络定理可证明罗伊（Roy）定理、谢泼德（Shepherd）引理、霍特林（Hotelling）引理甚至反需求方程组等大量定理。其中罗伊定理用于在给定间接效用函数v(p,y)情况下，对p和y分别求偏导在相比并加负号可得到马歇尔需求函数x(p,y)；谢泼德引理用于在给定支出函数e(p,u)情况下，对p求偏导可得到希克斯需求函数xh(p,u)；霍特林引理则用于在给定利润函数∏(p,w)情况下，对p求偏导可得产出供给函数y(p,w)，对w求偏导并加负号可得投入需求函数x(p,w)。

VNM模型蕴含的深刻的人本思想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序数效用问题，序数效用的目的在于保证消费者选择排序的前后一致性，也就是对一个效用函数作正单调变换后，它所代表的消费者对物品组合的评价也就是偏好关系并不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考试成绩问题，假如出题较难，使得全体学生按照卷面成绩核算都偏低，不符合正态分布，则为保持相对的优次顺序，只需对分数做正单调变化就可得到较好修正，常见的开根号乘10的办法就是典型例子。

这种正单调变换只能保证排序信息不变，但未必能保证线性的成比例的变动，而这一点在第二章后面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NM）模型中得到了很好的改进。实际上他倒是有点超越传统的基数论和序数论的味道，这得益于他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视（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一位健将，摩根斯坦很好地继承了门格尔以降的对包括不确定性在内的非传统经济因素的研究），引入概率P之后，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而关于P的设定以及个人期望效用函数的给出则要来源于大量基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状态的实验测度，这也比较好地沟通了演绎与实证两种方法。

VNM模型一大贡献在于引入期望的效用U（E(g)）与效用的期望U（g）。个人认为，这个区分在经济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何为期望的效用？就是通常意义的期望值。根据教材中所举多个例子，不难看出，期望值是一个赌局中所有得意情况的数学期望，它的单位是货币，因此，期望值直接地等同于财富值。何为效用的期望？就是根据实验数据推出经济行为主体对包含特定风险的赌局的效用函数，并不简单地运用赌局中各结果的货币而是代之以相应的效用函数值进行数学期望的计算所得出的结果。这一变化，从哲学的视角看是对自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发端的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的继续。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评价、主观价值、主观效用的期望值要远远重于简单的贵金属期望、货币期望，故而是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经济学史上众多以客观价值为核心的学说的一种间接但却是深刻的反驳和批判。价值问题尽管在现代经济学中似乎被有意掩饰甚至忽略掉了，但仔细观察，还是处处可见的。门格尔说价值即意义，价值是行为主体赋予给客体的，财富自身没有价值，只有当它纳入到人的主观效用分析框架之内，作为效用函数U（w）的一个变量才具有意义。第二章中有关风险投资的一些例题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而通过比较U（E(g)）与U（g）的大小，观察曲线的U（w）曲线的凹凸性，进而还可严密一些用阿罗—帕拉特（Arrow-Pratt）测度办法通过对财富效用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符号的观测得到经济主体对待风险的不同类型（风险回避、风险偏好、风险中立）。

(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一直弄不懂期望的效用与效用的期望之间的区别，后来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弄懂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解释，觉得真有几分道理啊！)

上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一些货币哲学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大略地提到了几句“货币的幻象”。预算平衡性px(p,y)=y和消费者需求函数x(p,y)关于关于价格和收入的零次齐次性意味着什么？无非就是说明“货币中性”这个问题，零次齐次性条件下，货币收入与所有价格水平等比例变动，价格上浮情况下预算线等比例地向右平移并不代表你的真实购买力的增强，而不过是一种相应的补偿。齐次性的作用就在于消解货币尺度，转而任意地把n种物品中的一种物品作为计价物来替代货币职能进行分析。理论经济学偏爱物物交换的框架不仅仅是由货币在历史中的出现晚于物物交换，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抓住问题的根本。门格尔、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也无一不在两部门简单交换的模型中花费了大量心思，进而论证交换行为有利于创造更大的满足程度（效用）和更高的社会福利。因此，简单地以货币、财富、GDP等等绝对的数字来作为计量个人效用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标准，实不可取。

技术与经济学

第三章厂商理论是以生产问题开端的。生产函数研究的是一个“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潜含着技术条件。在给定成本条件下，产出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在技术上最有效率；根据对偶性，我们也可以说，给定产出条件下，成本最小化的成本函数，也在技术上最有效率。因此，f（x）和c（w，y）都潜含着技术条件。这次期末考试中一道有关Cournot和Stackelberg模型的计算题中的一问，是厂商1由于改进技术而改变了成本函数，降低了耗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技术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宏观经济学对技术究属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已经纠缠了几十年，并由此催生了系列的增长理论与模型，现在看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也蕴含着一定的技术经济学要素。在成本函数的推导过程中，列出给定产出水平约束下成本最小化问题的拉格朗日方程，对两种不同的投入品价格求一阶偏导后相比，可以看出其恰好等于边际产出之比，也就是投入价格比等于边际技术替代率，于是技术与价格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讨论经济学与技术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学的盲目扩大和细致化——将触角伸向各具体领域，会丧失经济学研究的本意，演变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比如农业经济学转化为农业科学等等。他的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未免过于悲观。根据生产中的对偶性，具有一个成本函数性质的任何函数都能够生成与此成本函数相关的生产函数。具体的应用研究这当然需要获得所研究具体产业的技术性信息，但是完全不必要具备详尽技术知识和相对复杂的工程资料，只需要对可观察的投入品的市场价格与产出水平的方式估计成本函数并从估计的成本函数中运用可积性定理“恢复”生产函数。故而，从经济学对稀缺性的情有独钟、从经济学最原始的配置资源的意义上看，尽管它不是直接研究技术的本质特征的，但不能说经济学无法反映技术条件，这种反映恰是通过数量（产量）与价格（投入品价格）这两个重要的杠杆实现的。厂商理论——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技术条件——经济效率，大概是这么一条线索。

市场中的策略行为

在前面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后，第四章着重研究由这两者共同组成的市场体系，并致力于对这个市场体系的不同性质和状态进行价值上的评估。在完全竞争情况下，消费者与厂商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每个人基于各自的环境与目标进行自利的市场行为，但最终会趋向于市场均衡。均衡的条件，在短期情况下，厂商数目给定但存在进出壁垒，厂商存在不可变动的投入要素，因而其均衡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出清的实现；在长期情况下，不存在固定投入，一切要素可变，厂商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自由进出市场，因此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自动实现了优胜劣汰，最终的均衡在表明市场出清的同时也传递了另一个信息，即通过竞争各厂商利润为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亏损，因为利润是收益与经济成本之差，成本中是包含正常利润的。完全竞争刻画了一个完美的经济状态，在均衡点上，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达到了最大化（供求曲线与价格轴围成的面积达到最大），不存在不损害他人福利而使一些人福利得到提高的帕累托改进。这也表明每个企业提供的产量必然位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的最低点——耗费最少的资源提供最大程度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出，而消费者购买商品耗费的预算也达到最低点，这确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理想局面。

然而现实总是充满多方面不确定因素来阻止理想状态的出线的，现实中只有相对、没有绝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现实中，完全竞争和纯垄断都不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这两种形态中，厂商都只需按部就班地理性计算求解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就足够了，完全无须顾及其他方面的策略行为。但大多数的市场是垄断与竞争不同程度的结合，这是不完全竞争，其特点就是行业内每个厂商都感觉到相互间的依存性，于是就出现了对串谋的可行性论证。既然都认识到强烈的依存关系，那么尽可以组建卡特尔来实现共同利润最大化达到一个串谋性的均衡水平。事实证明合谋协议会刺激厂商实施谋求打破均衡的欺诈行为，所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走入囚徒困境。对合作均衡的奢望破产，催生了非合作纳什均衡思想。

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模型是古诺（Cournot）模型、伯川德（Bertrand）模型和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模型。概言之，古诺模型的核心逻辑是价格由市场总产量决定，众寡头厂商根据自己的成本函数与价格等条件列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其一阶条件方程，联立后求解各自均衡产量，由经典古诺模型的均衡解推出的价格偏离公式表明，价格随厂商数目的增加而趋近于边际成本，这很好地描绘了不完全竞争向完全竞争进化的过程图谱。伯川德模型恰反其道而行之，其核心逻辑是数量由市场价格决定，各积极厂商不再以数量作为竞争手段，而是运用定价策略进行较量，众寡头宣布各自宣布他们索要的价格——这意味着价格差异不能过大，否则定价过高的一方必然失去全部消费者，因此具有价格优势的一方只需将价格定位在小于等于对手的边际成本上便可轻松占有全部市场份额，而这种策略是交替进行诬陷重复下去的，直至最终将所有厂商的定价逼近到各自的边际成本的水平上。伯川德模型的思想与门格尔论述的思路极为接近，后者早前者近十年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用特有的图表描述了一个供给者对众多消费者、几个供给者对众多消费者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尽管没有使用严格的微积分方法，但那种离散的、非连续的、不可微的模型表达的却是同样的边际思想。而正是由于这里的出色表达，门格尔赢得了和杰文斯、瓦尔拉斯一样的殊誉，成为边际革命三大开启者之一。至于斯塔克伯格模型则类似于古诺模型，也是基于数量竞争的考量，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行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确实是与经济现实中厂商的行为相符的。斯塔克伯格双寡头模型要求两厂商彼此知悉对方的成本和市场需求信息，追随者将领导者的产量视为给定，并依此确定自己的产量。领导者则将追随者的反应视为给定，并依此确定自己的产量。特别的，不同于古诺模型，斯塔克伯格模型要求先从追随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入手，通过其一阶条件导出其产量对领导者产量的反应函数，而追随者的“任务”到此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是领导者将追随者的反应函数代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求解出自己的产量。

一气呵成写完这么一堆，就是怕时间长记不清了。就此打住，开始准备下一科考试，书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思考清楚（书也只学了一半），留待寒假慢慢啃吧。

参考书目

[1][美]杰里,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2][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五篇：人民币国际化论文开题报告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货币国际化之所以被各国全力追逐，是因为它能够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并给国家带来可观的收益。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迈向了新的台阶，尤其是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有效推进了人民币的区域化。特别是香港地区，因为具备地理优势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再加上我国政策的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快速。

人民币的国际化、离岸人民币数量的积累、离岸人民币汇率即期和远期市场的发展都给我国货币市场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我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那么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已经成为当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同时，离岸人民币也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因为随着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和人民币产品的增加，会给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干扰。央行如何有效的调控在岸货币市场和离岸货币市场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而本文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国基准利率的发展。一方面，一国基准利率不仅是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各类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另一方面，基准利率为离岸货币产品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价格，而稳定的货币是有利于其进一步流通的。

XX年，我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正式运行，因其报价机制具备市场化的特征，被称为“中国的libor”，央行相关政策也积极推进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率成为市场基准利率。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和h渐复杂的金融环境，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是否有效充当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指标，能否促进离岸货币市场的发展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1.2本文取得的创新点

第一，本文运用nelson—seigel模型分析了美元libor曲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因素，并引入了汇率这个影响因素，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个因素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也是通过该模型，分析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曲线的影响因素，通过该视角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多。第四，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前，都进行了 adf检验，有效防止了 “伪回归”问题。第五，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确定模型变量间的关系，比较严谨。第六，分析了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相关性，由于香港离岸人民币拆借出现较晚，所以，目前研究它的学者不多。

1.4本文的框架

第一章绪论，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本文的论题，并叙述了当前的研究现状，此外还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本文的框架。

第二章介绍了同业拆借市场的相关概念、国际货币市场上主要的拆借利率和形成机制以及国内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历程。第三章描述了我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主要是从香港人民币存款状况和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状况来论述。第四章介绍了文献中用到的adf模型，granger检验以及nelson—seigel利率期限模型。第五章则是运用nelson—seigel利率期限模型分析了离岸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影响因素和我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影响因素，以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香港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相关性。第六章搜集数据并分析认为我国离岸市场对我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虽然不显著，但是今年来，上海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变动是香港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变动的原因。分析原因认为我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还有待完善，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