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摊丁入亩范文大全

第一篇：论摊丁入亩

探究清朝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

一、何谓“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政策是清朝初年重要的财税制度,又称“地丁合一”、“摊丁入地”、“丁随地起”,它是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一条鞭法”的一种赋役制度,据说将应出徭役之数折成银两平均摊入土地之中,与田赋一同缴纳。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不再另外征收人头税,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减轻了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对国家税收的保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中国的赋役制度又前进了一步。

二、“摊丁入亩”的发展

（一）源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没有颁布之前，缴税都是米、牲畜等等，在它之后统一用货币税替代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条鞭法”明朝中叶以后逐渐推广并实施的赋役制度,主要是劳役方面法律政策的改革，但也涉及赋税。明代原来的徭役是分别为三等九则，作为征劳役的依据。这种徭役制的实行是以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广泛稳定存在为条件的。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贵族大地主所侵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承受不了沉重的劳役而逃亡。而导致明朝当时严重的统治危机，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编征劳役的中心由户丁转向田亩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

清初赋役制度基本上根据明末的一条鞭法征收地银、丁银两项。一条鞭法已实行了部分的摊丁人亩，为清初完全的摊丁人地奠定了基础。

（二）、康熙盛世的“永不加赋”

摊丁入亩分两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赋, 称“盛世兹生人丁, 永不加赋。”把全国征收丁税总额固定下来，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更重要的是，它为“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创造了可行性。通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使得丁银定额化，不再随人丁的增减而变化，完全可以随地征收，而随地征收则更为便利。皇帝,率先提出了在全国实行“摊丁人亩”。他说:“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皇上较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无已。但现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现在人丁之累也,朋后既不增额,则有定数可稽”。请求“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 1

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对此当时朝廷意见颇多。康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下户部议,以“不便更张而止”，另一方面却默许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准许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在四川省,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公私称便。

“盛世兹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明“一条鞭法”相比,虽是一个进步,但却不能消除赋役不均的现象。其规定“滋生 16 岁人丁,顶补年过 6 0 岁的免役和死亡人丁纳丁税,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族丁多者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补。”这样一来,赋役不均的现象不仅不能消除,反而更加严重起来。“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结果在沉重的赋役压迫下, 广大农民被迫农民为此常常隐匿户口,甚至不敢落户垦荒,最后导致丁银难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清政府的统治。首先,“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影响政府收入。“丁额无定,丁银难收”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其次,劳役负担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 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化,康熙四十年(1701)宁波府“黠民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 ”。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再度被提上议程。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御史董之燧提出了“摊丁入亩”。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摊丁入亩”既能保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巩固封建统治。雍正元年(1723)清廷颁发诏令,全国推行。

（三）、雍正正式推行“摊丁入亩”

1、雍正帝时期“摊丁入亩”法律制度的背景

赋役不均,是清朝入关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及发展的严重问题。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代,继续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并一律折征银两的“一条鞭法”。但经过明末社会**,各地的人口生死、迁徙和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清政府为此对“一条鞭法”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重新编审户籍人口,并规定了增审人丁的考成办法,以尽量增加在册人丁数额和赋役收入。但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官吏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追求增审人丁,结果出现了税额与现有人丁数严重不实的问题,户丁的编审也成为贫困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士绅为了逃避编审丁役,与地方官员勾结,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赋役的摊派不均使大批贫困农民无力承担繁重的丁银,被迫逃亡异乡。

2、雍正时期推行“摊丁入亩”的过程

雍正帝即位后，1723年6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将山东省丁银援照浙江省之例,摊人地亩输纳”,并请“通伤五省一体遵行”，未准。7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南、永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下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1724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 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三 《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西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各地摊丁银时还有“摊人地亩”、“摊人地粮”和“以粮载丁”、“以田载丁”等形式的差别。所谓“摊人地亩”就是按土地的亩数摊丁银。如云南省,丁银摊人全省成熟田地内按亩摊征。“摊入地粮”即是按地粮数量摊征丁银。“以粮载丁”、“以田载丁”即是平均若干税粮或若

干田亩承担一口丁银,如四川省新繁县,“每粮一石一斗二升六合三匀八抄二撮四圭五粒二粟载丁一丁,每丁征银二钱九分七厘。

3、雍正帝对“摊丁入亩”的政策实施力度

摊丁入亩,绝不只是个赋税征收的方式的简单改变。背后的关键所在是税负分担者的重新摊派。对人征税为只对土地征税,使税负与土地占有多寡挂钩,田少则税负少,田多则税负多。因此,拥有大部分田产财富以及仆佣佃户的豪强富户无疑成为这种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土地少的农民相对以前负担较少，这样的后果必然导致大地主阶级的反对。一些士大夫还多次与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缓行，还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 摊丁入亩”，如李光波言“ 富者虽田连阡陌, 不过一身贫者虽粮无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输税, 赋既无容偏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则急其从公, 贫者必尽镯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义, 则役非偏枯乎”，[12] 不仅如此, 江南地方还出现过更为严重的抗拒行为, 一些大地产所有者唆使他人聚众闹事。对此, 文献记载“ 浙省向有丁归粮办一事, 业经均摊将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 拦阻摊丁”。

因此,要减小阻力,就必须适度安抚富人。所以,清廷在政策实施的力度上似已预留余地。如,清朝向例是对官户、儒户、绅衿贡监等实行优免,实行摊丁入亩后,他们仍然享有此种特权。据《清史稿·志食货》记载:“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疏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绅衿贡监优免之例禁革,部议驳之。复下九卿议定,绅衿止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官户者罪之。”

4、雍正帝对征收税银官员的严格要求

摊丁入亩的意义:雍正在他继位一开始就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收来放在所负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求。而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非常严苛,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面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说明了雍正帝对摊丁入亩的正确落实极其重视，从而希望得到预期的效果。

5、摊丁入亩的实施后成效

摊丁入亩制度是丁役银摊入田赋银中统一征收的形式具有一定的说明性，所以缴纳地丁银的土地所有者不需亲自服力役来避免妨碍农业生产。摊丁入亩实施之前，人头税与财产税始终并存，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由税负失衡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摊丁人亩进一步简化了税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官吏的贪污舞弊，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相对减少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从而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动力，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摊丁入亩原则上以土地的多寡为标准确定交纳地丁钱粮的数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阶层的赋役负担，基本上取消了地主阶级优免丁银的特权，削减自耕农和无地贫民的赋役负担，相比之前的赋役制度更为公平。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热情，缓和了阶级矛盾的冲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

丁役是封建国家束缚人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地步。摊丁人亩在一条鞭法部分废除丁役的基础上，彻底地将田赋和丁役合而为一，从而松动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特别是对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的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将来。

三、摊丁入亩的重大借鉴意义

这是一项轰动的赋税改革。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再以地亩多少核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的也比较坚决。中国的人头税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以人丁论税额,沿习成疾:凡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依律缴纳人头税的政策。最终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走向灭亡，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具有极大的深刻含义，对当代中国税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改革要循序渐进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都不是顺利进行的，在而快餐文化的生活下我们需要学习循序渐进的好处。国家采取缓慢的改革方法，把原来的子孙优势的范围缩小,算是随时变化。摊丁入亩实施之初，遭到了绝大部分地主、官僚、王侯等富人的反对的态度，而这些人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摊丁入亩制度直接威胁到富人的利益，他们肯定要进行反抗，造成严重的黑面影响。国家采取渐进的手段，把原来的子孙一体优免的范围缩小,算是应时变通。我国目前有九亿农民,“三农”问题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前要注意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定耕地 18 亿亩这个耕种决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改善耕地耕作环境。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更是民心、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

（二）、改革一定要注重公平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分配制度上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 但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摊丁入亩”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平,但落实下来反而加重了人们的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任何经济制度的改革, 要尽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公平,才能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使人民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所以改革应是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尽可能排除人为的阻挠, 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实际上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摊丁入亩”进一步体现了农民与土地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农民迫切需要土地, 土地权益是农民根本利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在改革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目前现状，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和法律制裁的强弱息息相关，特别是为了使摊丁入亩政策能顺利地实施下去而实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区实行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农村税收改革以及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积极一面。

（三）、改革必须要考虑到带来的弊端并及时采取措施

“摊丁入亩”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赋税制度改革,有合理积极的一面,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所反映的恶况。“摊丁入

亩”导致人口激增,由于生产力滞后, 生产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从而极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阻碍了社会生产。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当前要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与此同时合理解决因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从以往的实例出发,面向未来。如今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 只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

第二篇：清朝前期的财税改革摊丁入亩范文

清朝前期的财税改革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烨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①“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1716），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①。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

这一措施，虽未取消丁税，但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全国丁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负担相对稳定，有可能安心生产；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地方官来说，因清政府放松了对户丁的编审要求，也可稍得喘息。康熙五十六年（1717）政府宣布废除对“增丁州县官员议叙”的制度，便从反面说明了这点。当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目的在于，因其旧的户丁编审制度和增收人丁税的做法，已经陷入绝境，为保证赋役来源与缓和阶级矛盾，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推行的实际结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仅易于查清户口，保证了赋役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稳定了社会秩序。不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为其迅速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经过此次丁银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转归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②。

① 《清圣祖实录》卷249。

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户口编审》。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未能解决赋役负担偏枯不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按户征收的人丁税，常因生育死亡发生变动，而除、补之丁额又很难恰好相当。长此下去，很快便会出现“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①。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时，在编审过程中，不仅一切费用均归纳户负担，而且各级官吏又乘机敲诈，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直隶总督李绂揭露的那样：“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等等，常高达正赋之数倍。“各省皆然，直隶尤甚”。②他们甚至置朝廷之谕旨于不顾，仍肆意放富差贫，胡作非为，所谓“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对贫苦百姓则“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③。至于康熙皇帝亲自询问过的那种“并无差徭，共享安乐”的“余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缙绅豪富之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其赋役负担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

重实际的农民群众，又怎么能不对朝廷之诏令发生疑虑，从而继续“携家远徙”，四处流亡？其结果仍然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清廷的赋役收入仍难得到保证。这时，统治集团中才开始有人尖锐地意识到，“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④这就是说，丁税同田赋一样，都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与其靠加重广大贫苦无依的人丁之负担，来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将其陆续逼跑，哪如将这已固定了的人丁税银均摊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更有把握？因为土地是固定不动，跑不掉的，有地便会有人耕种，其赋税就不愁没有着落。这是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放弃丁银原额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变一下征收方式，即将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丁应交纳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役银总额，平均摊入到全国各省之诸州县的田赋银中，按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计算，然后一起输纳征解。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制度，又称“丁随地起”，或简称“地丁”制度。这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最后的一次赋役制度改革。

② 嘉庆《无为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

①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② 李绂：《穆堂初稿》卷39 下《清通融编审之法疏》。

③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2。

④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

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这虽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之始，但实际上尚属试行性质。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鉴于本省“无地穷丁”甚多，而“北五府（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入亩）”。后经户部及九卿各方议准：直隶省“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摊入地银之内，造册征收”。李维钧又根据“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银之内”的实际情况，“为苏民困”，“计之再三”，最后决定通省计摊，“统为核算”，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①。大体上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2.0702681928273 钱许。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尽管奉天、台湾和贵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迟迟拖到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但是，此时“摊丁入亩”制度已基本上成为全国划一的赋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便成为其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①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5 册，《李维钧奏折》。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赋役》。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

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1 广东康熙五十五年(1716)1.064(钱)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①2 直隶雍正二年(1724)李维钧2.0702681928(钱)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福建〃〃黄国材0.527 ～ 3.12(钱)各州县计摊屯田摊入丁银，每田银一两摊入0.083 ～ 1.448 钱。

①《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 1 — 2 钱不等。山东〃〃陈世倌1.15 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首摊0.104 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镜0.117 ～ 2.07 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 本传称“五年始”。

①《抚豫宣化录》卷2②《清世宗实录》卷516 浙江〃〃李卫1.045 钱〃〃《清会典事例》称： 2.045 钱。①《浙江通志》7 陕西〃〃岳钟琅1.53 钱(遇闰加0.04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本传称：“五年始”。

①《清史稿》卷2968 甘肃〃〃李元英河东1.53 钱河西0.106 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劝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

同上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9 四川〃〃每粮0.052 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粮石计摊《会典事例》作“六合”。云南〃〃杨名时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通省计摊2.8 — 6.2 钱①《清史稿》卷290 本传②王鸣盛《杨氏全书》序11 江苏雍正五年(1727)每亩摊征丁银0.011 ～ 0.629 钱不等以亩计摊“班匠银三千余两亦摊”。安徽〃〃同上〃〃13 江西〃〃迈柱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056 钱。屯地摊0.291 钱。以两计摊《清史稿》卷289 本传称“四年”。

①《清史稿》卷289 本传14 湖南雍正六年(1728)〃〃每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 ～ 8.61 钱以粮石计摊①《清吏稿》卷289 称“七年”。广西〃〃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36 钱不等以两计摊16 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296 钱以两计摊17 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缺①《大清会典事例》18 贵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亩赋银一两摊丁银以两计摊19 山西光绪五、六年(1879 — 1880)缺《山西通志》①下列十八省资料来源同此。此外，另见出处者，各栏分别注明。

位计摊；主要是通省统一核算计摊，但个别省份也有以州县计摊者。这些又说明了摊丁入亩制度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最后，从各省摊丁入亩开始的时间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间。这更反映出，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决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历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推动，地主阶级逐渐感觉到重点控制和剥削劳动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来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对人身的控制而多从经济上加强搜刮更为有利，于是便开始逐渐将其剥削的重点，由原来的控制人身转移到加重对劳动者的经济榨取上，从而使封建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劳动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顺应这种趋势，赋役剥削制度也

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先是唐代后期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转变为“惟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现的这种“摊丁入亩”制度，则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摊丁入亩这种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见于全国不少地区。如明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带丁”的倡议，即“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据说在当时曾经实行过，惟因“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崇祯八年（1635），陕西城固县则有“丁随粮行之法”①；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随地派”法，规定“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入一丁”之负担②；九年（1670），广东四会有“以丁随粮”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属的芦山县，更实行了“按亩均丁”法；与此几乎同时，直隶乐亭知县于成龙更进一步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该县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③；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则更提出在全国推行“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只是由于被户部议为“（旧册）相沿已久，未便更张，而止”④。其他尚有多处。以上种种，名虽不同，实质则一，均属“摊丁入亩”性质，有的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故当雍正初年清朝廷一声令下，便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而集中地普及起来。当然康熙雍正时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提供了顺利推行的政治保证。摊丁入亩的确立和贯彻执行，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对清初以来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内，（亦）则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归划一”，地丁制度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统一的赋役内容，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疏》。② 道光《太康县志》卷2《田赋·人丁》。

③ 乾隆《乐亭县志》卷4《田赋·户口前序》。

④ 《松江府志》卷21《田赋》下。

摊丁入亩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①，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②。这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就全国而言，东南地区（如江浙）原本赋重役轻，今将较少的丁役银均摊于较多的田赋银中，每两田赋银具体增加只有少许，而北方诸省，丁役虽重，然田赋却轻，往往几亩或十几亩甚至几十亩才负担田赋银一两，故每两田赋银摊入二钱左右的丁银，平均到每亩田里，为数也极有限。这样，南北两方的赋役负担，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渐趋平衡。再就各阶级阶层来说，摊丁入亩也使其中大多数人负担有所减轻。不单“寸土皆无”的佃农、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本上摆脱了丁银的“赔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谋生出路，而且“丁多地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在废除丁银后只在自己负担的为数不多的田赋银中摊入极少量的丁银，负担较前也有所减轻，即使中小地主，其田赋负担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胥吏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别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③咸丰时人王庆云在评论摊丁入亩时说：“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其有田者也。甲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④这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赋役负担的比较公平合理，当然会对久困于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此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

丁役或丁银，包括所有匠班银、盐钞银等，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对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体体现和显著标志，是一种纯粹的“超经济强制”。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种依附关系在不断地被减弱着。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入清以来，这种削弱的趋势更为加速。康熙十一年（1672），浙江的盐钞银摊入地亩银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02）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匠班银也陆续摊入地亩；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更将全国现有的丁银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税；而摊丁入亩则最后将所有的人头税目也统统摊入田赋银中，总称为“地丁银”。至此，不仅相沿千余年的人头税完全匿迹于史册，开始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而且长期束缚人民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制度也日渐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终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连过去为征发差役和限制农民外出的里甲制，也开始被专职防盗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摊丁入亩使清廷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银的赔累，致使不仅经济发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①，甚至地处边远的贵州等省，也使“赤贫无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②。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隐，人口的统计也较前更为精确符实。

① 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

②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③ 乾露夏津县志》卷4《田赋》。④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① 乾露常昭合志》卷3《户口》。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1。

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按丁与口比例为1∶3.16 计算，共计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万。雍正八年（1730）则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万丁，八千零五十一万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则骤增至近三亿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亿大关。其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那已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全归咎于此。恰恰相反，在当时，人口的增长，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人手，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又使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继离开农村，纷纷转入城镇和场、矿，为手工工场（或作坊）和矿山增添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靠劳动换取计日（或计时、计件）工银，以糊口或养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明代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

最后，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摊丁入亩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则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结果，势必使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丁银转摊到地主身上。故王庆云称“（摊丁入亩）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甚至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当时，就有人揭示它“实与贫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①。因此，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尚在其试行阶段，归善知县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惩？”而甘“使富户坐困于役？”待到摊丁入亩全面推行后，地主阶级反抗更为激烈。理学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极力辩解：“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升无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对）富者则急其从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①他们不仅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而且竭力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②，妄图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纠众闹事，“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并借乡试之机“聚众进城”③，“鸣锣执旗，喊叫罢市”，进行阻挠④。

当然摊丁入亩改革最大的获利者还是清廷。首先在经济上，不仅使原额丁银连同田赋银

一起得到切实保证，而且将原属根本无法征收的“户绝人亡”者的丁税，也一起摊入地亩，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着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顺治时，每年仅二千万两左右，康熙、雍正时则增长到二千五、六百万两左右。从乾隆至清末，则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成为清皇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曾三令五申，无论哪级政府，无论何种情况，都一“概不准借用地丁银两”。

① 《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折。

① 陆燿：《切问斋文钞》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② 康熙《户县志》卷4《田赋志·赋役》。

③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④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过摊丁入亩的改革，缓和了同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获得了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够顺利而果断地制止和查处了大地主们的反抗。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加强了其封建专制的统治。

但是，摊丁入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在旧的传统的赋役制度陷入绝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作为保证政府赋税收入与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出现的。至于它对大地主的这种限制打击，乃是清统治者从本阶级总体的长远利益出发，利用其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缓和地主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通过对绅衿富户的限制和打击，将其一小部分地租剥削物转化为国家的赋税，用以抵偿因免除无地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丁税而失去的税额，进而达到既能保持赋税足额又可缓和因征丁税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目的。这正是其正常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并非与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随着清廷财政状况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大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清廷对大地主阶级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转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转嫁赋役的罪恶行径。甚至公然以“粮从租出，租自佃交”①，“租未收，赋从何来？”②为理由，明令“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这些都充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再次证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① 《永禁顽佃积弊碑》。

② 梁绍壬：《秋雨盦随笔》卷7。<

第三篇：摊丁入亩在中国古代赋税演变中的意义

摊丁入亩在中国古代赋税演变中的意义

摘要:摊丁入亩作为清王朝赋税改革的主要成果，并不是偶然的。从魏晋南北朝的户调到唐朝的租庸调制，再到唐后期的两税法的巨大变革，以至明朝的一条鞭法，有一个明显趋势，便是由按人头征税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土地田亩数征税为主，以至于到清代的摊丁入亩则完全废除了人头税。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从而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减少了户口隐漏，使国家的丁银收入有了保障。同时，它导致了与古代赋役制度相联系的人丁编审制度失去意义，农民不再被强迫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等，这显然对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关键字：地税；地丁合一；历史必然；一元化

康熙、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作为中国田赋制度改革的典范而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有记载，对其大加赞扬。它在我国历次赋税改革的实践中有着划时代的地位。因而本文将从实施的背景，实施的步骤，尤其是实施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来对其做一探讨。

一、摊丁入亩推行的背景

首先，从其实施的历史背景来看，“摊丁入亩”政策,萌发于“ 一条鞭法”之中, 普及于雍正初年的全国各省，是明代差徭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这次税制役法的改革, 其中心内容是将过去的丁役银、人头税合并到田税银里, 一起征收。早在明代中期, 由于官府对徭役的横征暴敛, 再加之自然灾伤, 使得农民大量逃亡，从而造成多达万石税粮（相当于全国税粮的十分之一的遗荒田的产量）的损失。向称耕田不足的福建省延平等府也形成了“ 千里一空, 良民逃避, 田地抛荒” 的局面。浙江省的金华府、台州府所属各县, 也因人口逃散而生机顿减。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 国内各地形成了所谓“ 客户多, 主户少, 流窜人口遍地”的局面, 使得官方屡屡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困难。在此形势逼迫下, 赋役的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许多官僚、绅士认为“ 土地万世

而不变, 丁口有而盛衰, 定税人头税”。清政权建立之初, 战火仍在燃烧,百姓

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 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 而到清顺治八年, 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 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 而到清顺治八年, 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 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 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缓和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巩固政权, 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 看中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 摊丁入亩” 制度。清初, 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 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 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中, 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 摊丁入亩” 措施的合理性, 加之在康熙后期, 国内土地兼并严重, “ 一邑之中, 有田者十一, 无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 不少人丁聚而复逃,“ 丁额缺, 丁银失, 财政 徭役以丁, 稽查为难, 定税以亩,检核为易”。[1]他们主张, “ 丈地计赋, 丁随田定”, [2]即实行“ 摊丁入亩” , 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 而人口却是变动的, 因此, 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 即本着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 摊丁入亩” , 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清康熙年间,“ 丁随粮派” 或以田摊役的地区, 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 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 以减轻贫民疾苦, 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其次，从其实施的现实背景来看，清朝实行摊丁入亩, 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令, 试行于五十五年的广东,推广于雍正初年。当时正值康雍乾盛世, 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 国用充裕, 社会安定。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 这一时期, 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还援引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有关数据以资说明, 即“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3]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也认为, “有清一代, 生产增长, 市场繁荣,十八世纪达于高峰。十八世纪, 中国与西方比, 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 至少旗鼓相当。”[4]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赋税改革, 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时的财政冲动, 而更多的是通过赋税制度这一联系千家万户的大政的优化, 来达到长治久安；应视为一种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态, 隐含着无比的政治自信,这才是康熙大帝的胸怀。众所周知, 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 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 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 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 政治上高压震慑, 即后人熟知的兴文字狱；经济上迂回徐进, 先是频繁蠲免钱粮, 继则“永不加赋”, 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 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另外, 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 自然也要彰显政绩, 光大恩德。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 年), 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 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 自身并无田地产业, 强壮者流离四方, 老弱者即死于沟壑。”[5]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 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 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 彼小民何以为生?”[6]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 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 说他自己“勤求民瘼, 事无巨细, 必延访体察, 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 惟恐闾阎滋扰, 此念时切于怀”。[7]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 关系尤重, 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 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 皇考示谕在廷, 不允其请, 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 民何以堪乎? 嗣后断宜禁止, 或被上司察劾, 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8]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 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二、摊丁入亩的实施

摊丁入亩作为一种可行的赋役制度, 即将应出徭役之数折成银两,平均摊入土地之中, 与田赋一同缴纳。其改革分两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赋, 称“盛世兹生人丁, 永不加赋。”把全国征收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但行之既久, 各地人口生死迁徙, 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 出现许多流弊。第二步, 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 年)下令,将康熙末年已在四川、广东等省试行的“摊丁入亩”办法推广全国, 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税平均的摊入田亩之中, 又称地丁合一,或称地丁银制度。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一百余年, 除盛京外, 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当然所谓全面普及或全面推行,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实施, 有个别省份和个别地区则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才逐步执行的。其中, 如台湾地区，“ 摊丁入亩” 推迟到乾隆十二年实行，贵州省推迟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开始将贵阳等府、厅、州、县应征丁银平均摊入地亩，山西省虽然从乾隆元年开始推行地丁制度,但仅仅是在一部分地区搞, 直到晚清道光年间延期了多年执行才完成了。

摊丁入亩的实施是一漫长的过程。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土地兼并与其它省份相比不太严重, 自耕农较多, 尤其是山西, 号称“ 富豪放债, 百姓种田” , 所以, 仍然维持从前的赋、役分征办法。后来随着这些地方土地兼并程度的加大, 才真正实施了“ 摊丁入亩” 制度。这表明当时的赋役改革不是一刀切, 而是照顾了某些特殊情况, 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从康熙五十五年广东首开先河, 到雍正初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正式推行, 中间相隔十多年;而从雍正元年直隶省获准推行,再山西、贵州等省全部实行,相隔又十多年。可以说是由点到面,逐步到位。就全国看是如此,再就一省看也是如此。如山西省,情况就相当复杂。朔平府的丁银, 是乾隆元年、十年和五十九年分三期丁随地起的;代州是在乾隆十六年、二十三年和道光四年;保德县是在乾隆十年、二十三年和嘉庆二十四年;汾州是在乾隆元年、十年和二十三年,均是分三期逐步实行摊丁入亩的。而潞安府则是在乾隆十年、嘉庆元年、道光四年和光绪五年分四期才实现了摊丁入亩。此外,在摊丁入亩的实行过程中, 清廷也允许各省就本地人丁、地亩等具体情况,确定丁随地起的不同的计算范围。如直隶、甘肃两省是通省计摊;而大部分省份则是以州县为单位计摊。在地丁合并上, 各地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同情况,如江苏、安徽、贵州是以亩计摊;又如四川、湖南两省却实行以粮计摊。清廷通过对摊丁入亩实施力度的灵活掌控,有效缓释了阻力,打消了顾虑,使这一“千古更张之事”得以顺利推行。

如果说政策实施力度的灵活掌握旨在减轻阻力的话,那么,伴随摊丁入亩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采行与推广,则优化了此次改革的内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即赋额的调整, 赋则的调整和税收工具的规范健全。这些税收制度内部的调整, 虽非全因摊丁入亩而设, 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此次税改的推行。就此, 我们可以通过江苏省苏松两府的税额的调整, 来略作说明。清代苏州府全境耕地为九万余顷, 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而每年所交税粮却多达二百五十万石,占全国税粮总额近十分之一。地方官曾屡次上书请予减免,终因种种原因只蠲免了部分积欠。雍正三年三月, 清世宗针对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重赋所发谕旨中称:“苏松浮粮, 常廑皇考圣怀, 屡颁谕旨, 本欲施恩裁减, 乃彼时大臣,以旧额相沿已久, 国课所关綦重, 数以不应裁固执复奏。凡国家大事, 因革损益, 必君臣计议画一, 使可举行, 若皇考违众独断, 既非询谋佥同之意, 且恐一时减免, 倘后来国用不足,有又开议论之端, 是以从众议而中止”。[9]在此谕中, 世宗令将苏州府正项税粮减三十万两,松江府减十五万两。两地总税额减轻以后, 每亩土地的实际税负也会有所下降。江苏又是实行计亩摊丁的省份, 这就会使该地区的丁银负担有所减轻, 从而赢得人们对改革的支持。

三、摊丁入亩实行的意义

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的也比较彻底。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1、这项改革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丁役一直是封建国家束缚人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这种比较落后的徭役制度开始动摇了。至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役制度衰落的历史过程。“摊丁人亩”则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了地赋和丁役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史称“自后丁摇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外，另无徭役矣”。[10]说明“摊丁人亩”之后，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确实有了很大松动。特别是“摊丁人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了丁银，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摊丁入亩实施以前，手工业中工匠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控制。例如，明承元制，有所谓名隶官工业的匠户，它是劳役剥削的产物。在所有民匠中班匠约有二十三万，约占工匠总数的八成。但是，不伦轮班匠还是住坐匠，都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他们不堪忍受官府奴役纷纷用怠工、避班、隐冒和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虽然最后实施了“匠班银”（又称“班匠银”嘉靖四十一年，政府下令，“班匠不许私自投当”，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但工匠仍编在匠籍，受到严格控制。摊丁入亩实施以后，各省陆续将匠班银并地丁代征，最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将手工业者从封建人身束缚下解放出来。最终封建国家基本放弃对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的直接控制，农民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迁徙或者是改行业都不再受严格的户籍限制。它所产生的结果，首先是人的区域间流动加快，促进了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地狭人稠地区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边远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同兄弟民族一起开发当地经济，密切了交往。再就是，摊丁入亩后，无地的手工业者不再有丁银负担，这对工商业的繁荣很有好处。此外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进人城镇或矿山，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厂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2、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使全国赋役负担达到某种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基本上取消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这对于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当时许多记载，摊丁入亩“实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11] 因而从一开始，“摊丁入亩”政策就受到各地富户缙绅的强烈反对。以浙江省为例，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折奏该省百姓因“摊丁入亩”政策而形成两派争斗，“如浙省向来有丁归粮办一事，经均摊将妥，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彼时，法海惊慌失措，即令官员劝散，暂缓均摊之议。及后又被有丁无田情愿均摊者，窥破伎俩，复聚集乡民围辕吵闹更甚，又有一班门面丁差亦为效尤而该守 竟手足无措，不能驱逐司道若不知者”。很明显，在浙江省，由于阶级权益受到威胁，“摊丁入亩”政策遭到“田多丁少”的富户强烈反对。这些富户们因占有大量田地而被加派到较之以前更重的赋役负担，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摊丁入亩”政策的成功之处。因而，其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农民负担的减轻也使得其购买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3、摊丁入亩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别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进一步简化了税收程序，这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官吏的贪污舞弊，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对于保证国赋无亏，也有实际作用。在摊丁入亩实施之前，赋税的征收非常的杂乱,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在征收的各个环节上都对广大贫苦农民实施掠夺。以宋代为例，在缴纳田赋时，有所谓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延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需自备。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地区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到宋仁宗时改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现价，每斗五十文，官府却定为一百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二十文、仓耗二十文，共一百四十文，农民负担平白的增加了近两倍。此外在当时的正税之外还加了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另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食”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赋役的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为了减轻赋税便把自家的土地和人丁分散成许多户头，这叫“诡名子户”。有的人家假称把土地献给僧寺、道观，叫做“诡名寄产”。有的“伪为劵售田与形势之家，假田户之名，以避徭役”，叫做“诡名頬佃”，这样，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便被大量的转嫁到广大下等主户的头上。而摊丁入亩实施以后这样的行为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正如史称“自摊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既增加了国家的税收，避免了各级官吏的中饱私囊，又直接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封建盛世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4、“摊丁入亩” 制度的实行, 也稍微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 因为土地负担有所加重,他们购置田产的热情就不那么高了。正如清朝工部尚书王庆云所言施行“ 摊丁入亩”制度“ 所不便者, 独家止数丁而田连吁陌者”。由于此种赋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影响了大地主疯狂地括收地产, 所以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一些士大夫还多次与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缓行，还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 摊丁入亩”，如李光波言“ 富者虽田连阡陌, 不过一身贫者虽粮无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输税, 赋既无容偏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则急其从公, 贫者必尽镯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义, 则役非偏枯乎”，[12] 不仅如此, 江南地方还出现过更为严重的抗拒行为, 一些大地产所有者唆使他人聚众闹事。对此, 文献记载“ 浙省向有丁归粮办一事, 业经均摊将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 拦阻摊丁”。对土地兼并的一定程度的抑制，一方面使得广大自耕农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至于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5、“ 摊丁入亩” 制度使土地与丁役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对的关系,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农村范围而言, 田多者多出役银, 田少者少出役银, 没田者不出役银, 人们的役银负担在总体上相对均衡。尤其是无田的乡民、佃户和市民因不再参与徭役活动,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差役负担沉重而逃亡了, 这在客观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 具有积极意义。正如清人王庆云讲的“ 惟均之于田, 可以无额外之多取, 而催科易集, 其派丁多者, 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 亦必有田者也。保甲无减匿, 里户不逃亡”,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府对无地少地之农民和手工业者施加的经济压力, 缓和了阶级矛盾,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摊丁入亩政策的局限性

“摊丁入亩”政策虽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摊丁入亩”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政策选择, 其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封建社会自身的缺陷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积累莫返之害” 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这便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是由学者秦晖，根据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并”规律的认识，综合归纳而成的。其基本要点是，历史上每一次赋税改革，都把附加税、杂税、供纳等并入主税，使民众形成越来越大的赋税负担。[13]

具体就摊丁入亩来说来说，其弊端在于:在执行中仍对没有土地的农民和产粮地区征税；“永不加赋”并未实现 ,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 ；为了补偿熔销碎银为银锭的损耗而多征的火耗，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官吏作弊,征派不均。“摊丁入亩” 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也有“减丁”背后的“流民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人民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赋税的情况愈演愈烈。统治者无法维持康熙五十年固定数额，只好减少数额，试图延缓人民逃亡的趋势。人丁的减少表明了另一个问题：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农民逃亡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也表明实际上“摊丁入亩”政策改变的只是封建赋役制度的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综上所述，摊丁入亩这一赋税制度的实施，是清王朝在总结以前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的基础上，依据自身实际而实施的重要赋税举措。是在既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又尽可能的减轻人民负担；既缓和阶级矛盾，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制度性改革。在我国漫长的赋税改革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赋役变革的结晶。虽然它最终未能摆脱其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是有目共睹的。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必须围绕着税制的公平、简化的方向变革，加强依法治税，特别是为了使摊丁入亩政策能顺利地实施下去而实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区实行、区别对待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农村税收改革以及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指导老师：张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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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Kai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hannxi Weinan 714000)

Abstract: Booth Ding Rumu pays taxes the reform as Qing Dynasty the main achievement, is not accidental.Adjusts Tang Dynasty's tang dynasty ststem of levying grain system from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ousehold, arrives at the Tang later period's two tax law huge transformations again, down to Ming Dynasty's single whip system, some obvious tendency, is by per capita levies taxes evolves gradually primarily for by the land fields number taxation primarily, completely abolished the poll tax to Qing Dynasty's booth Ding Rumu.It finish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e person farmlands dual taxation standard to cause the pay in labor unification finally, thus simplified the tax revenue principle and the procedure, reduced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address hidden to leak, enables national the poll tax income to have the safeguard.At the same time, it caused the person who related with the ancient times pay in labor system to edit the system to dwindle, the farmer is forced no longer to fetter on the land, the massive surplus-labors might flow, are engaged in the tenancy, the hireling, doing business,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so on, this obviously was playing the enormous promotion effect actively to the economical various departm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also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capitalism germinated.Key words: Local tax;Field Ding-in-one;History necessity;Centralized

第四篇：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丁嘉耕论书法

丁嘉耕论书法

一、书法不能为名所累

多年来，不少人对我以闻名书法家相当，但我觉得自己水平还不够“格”。“格”是个什么标准？我自己也说不清，似乎每一个时期自己对自己都有一个“格”。就像做人有人格那样，人格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没有止境。从艺的艺格，更是没有止境的。书法这门艺术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综合性“巨著”，它没有页码，没有尽头，是几代人、几十代人都钻研不透的无底洞。你可以不断发现书法的美好，书法的神秘，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东西。我觉得做人不能损人格，书法创作、出书、办展也不能丢艺格。我最近出版的两部书法集，大致是我目前的“艺格”。这个“格”自己跟自己比，大致够格。按照“书法家首先是学问家”的“格”，距离相差还很大，甚至不够格。

书法家笔下的一点一画都是生命轨迹的外在流露，都是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我们所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可能流传于亘古。每个书家大概都希望自己作品和出版物经得起岁月风霜的考验，与千年纸寿共存亡，而不希望后人把他的作品、作品集和生活垃圾一起送进焚烧炉。害怕速朽的最高明办法、也是对后人最负责的办法就是，提高创作品质，提高出版品位，把住书法艺格！记住：不该出手的千万别出手……

小时候，老师和长辈总是教育我们，长大了一定要成名成家。喜欢书法的奶奶和爱好民族乐器的父亲在我四岁时就把我当文化人培养，让我作字操琴，意思是想让我将来成名成家。当我走进名人圈，才知道做名人太难、太累。书法艺术本来是一种享受，真的成名就太累了，不但累了自己，还累了家人。

我对成名始终用平常心对待，所以可参展，也可不参展；可获奖，也可不获奖；可成名，也可不成名，一切顺其自然。假如为展所累，为奖所累，为名所累，不惜为其绞尽脑汁，我觉得一点也不值得，书法这东西究竟在人生价值里，还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二、书法学习要耐住寂寞

有人说，我在书法界始终保持低调，也有人传丁嘉耕不写字了。自从1992年我参加全国第五届书展、全国第五届中青展后，至今十多年了，我确实很少参加展览。因为我总认为，书法艺术不是时鲜的水果，它忌讳满街叫卖。它有点像石油，大凡漂在表面的，看似五颜六色，但那是浅薄的油花，沉在地底那浓浓的原油，看似色彩暗淡，但那是催化生命的动力。书法是一种文化，靠的是深厚文化底蕴去吸引人们视线，打动人们心灵，任何人为炒作都会事与愿违。

陈年老窖，越存越香，就怕心急火燎，老是开缸走气，经常跑味，结果一缸好酒成了酸腐的酒酿。书法也是如此，静不心来刻苦临帖，只是忙于展览，忙于发表，忙于应酬，而品质数年一贯制，这样，本想早日成名，结果弄巧成拙。任何艺术家，当然包括书法家，都要坐得起冷板凳，十年二十年在所不惜。假如为利益驱动，不在临帖上下功夫，而在宣传上打主意；不在理论上下功夫，而在关系上打主意。到头来，只能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是书法家。我历来认为，钢铁是练出来的，美酒是酿出来的，书法是写出来的。

耐住寂寞写自己的字吧，研究一辈子书法，假如历史能够宽容大度地给你留下一幅字，甚至一个字，就胜过一百次展览，对已对人都很负责，今生足矣！

三、学习书法切莫求怪

当今书坛，各种思潮、各种现象，各种希奇的流派，各种莫名的称谓，光怪陆离。在这种种“现象”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经得住诱惑，让自己的书法始终植根于传统，取法于经典。

现在书法界确实存在一种反常现象，假如你写一手传统的“颜柳欧赵”，也许真的获不了奖，参不了展，我觉得参展和获奖都不重要，我们学习书法不是为参展、获奖而学，一切有志于书法学习的战友，一定不要为了获奖、参展去扭曲自己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跟着流行书体左右摇摆。“颜柳欧赵”等等这类传统的书法永远不会过时，学习这类经典书法永远不会错。把中国传统这棵千年大树连根拔起去新栽一棵是得不偿失的事。

我们提倡书法的儒雅书风，提倡书法的“中和之美”。历览古今书坛，古有王羲之、米芾父子，今有启功、林散之、沙孟海等等，个个都是儒雅之人，儒雅之字。同时，我们也不反对百花齐放，百家登台，各种流派，共存共荣，异彩纷呈。但无论那一种流派，那一种创造，都必然出于真功夫，“功”从何来？传统为师，“勤”字当先！所谓“功到自然成”。努力吧，朋友们，用你们的勤劳和聪明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吧。我们期待更多的书法家活跃当代书坛！我们也期待书法这样的高雅艺术占领中国文化阵地！

四、书法应当人品书品俱高

“写好字首先要做好人”，沙孟海先生给我的第一课如是说。做人与写字啥关系，我当时迷惑不解，后来读大学时，接触到许多古代书论才明白做人比写字更重要。

1976年2月，沙老给我说：“书为心画，心灵不美怎么能写出美的字来？”西汉学者杨雄说：“书为心画”。柳公权有闻名的“心正则笔正”之说。明末清初书法大家傅山也说，作字先作人，假如人格不高，字格就媚俗。杨守敬说：书法家“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朱和羹在他的《临池心解》一书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我们翻开中国书法史册，别的暂且不论，仅就宋代四大家来说，无论是苏（轼）字的天真安闲，还是黄（庭坚）字的纵横奇崛，无论是米字（芾）的迭宕多姿，还是蔡字（襄）的温厚敦实都与他们的人品和性格有着惊人的巧合，于是后人并有了“字如其人”之说。这些说法都为当今众多艺术家所接受。书法作为书法作者从心灵流淌出的琼浆玉液，他必须有一个美的心境，美的“场”。灿烂千余年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当年王羲之假如不是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美丽环境和文人雅集、曲水和觞的和谐心境，而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就不可能写出那样精妙绝伦、流传千古的佳构。征之以书法史，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等，有英雄、有忠烈、有贤臣，人品书品俱高者比比皆是。书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书法是人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所以有人说，书家的品德好比山崖，书法好比水，从圣洁的山崖里流淌出来的是清洌的甘泉；从肮脏的沟渠里淌出来的必定是泔水。此话虽然有点绝对，但至少品行不正的书家之作，人们是耻于挂于殿堂的。汪精卫的书法，尤其楷书，可称一绝，由于他后来失节为奸，其墨迹在人们的视线中早已消失。明末有个书法家叫张瑞图，书法自成一家，由于慑于魏忠贤的权威，认贼作父，换取高升，立身一败，为后人所不耻。据史载，岳飞和秦桧，一忠一奸，其字都能够上书家的水平，英雄岳飞的书法在神州大地有的勒于石，有的刻于壁，有的供于堂，八方流传。而奸雄秦桧的字，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消亡，只能在声讨奸臣的历史典籍中寻到他的笔迹。可见，品行对书法是何等重要。我希望爱好书法的朋友们，写字首先做好人。做好人未必字就好，写好字一定做好人。

五、书法不要唯“名”是藏

当代书法创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品数量超过了历朝历代，而质量却不及古人。我为我们的后人感到担忧，这么庞大的“作品”数量，品位高高低低，品质真真假假，他们要费多大的心思去鉴别、去淘汰。我想，历史的狂风暴雨会无情地冲刷今天那些艺品不高的所谓作品。在北京，经常有一些喜爱收藏的朋友叫我去欣赏他的书画收藏品。打开一看，我的天，全是些书法还没入门的自称为“书家”的书家写的，作品既不入流，也不入派，全凭自己的想象发挥。写楷，横不平，竖不直，形象怪异；写草该省的不省，该简的不简，该断的他连，该连的他断，粗看是一幅字，细看是“一锅粥”。

我认为，书法的收藏，应当将艺术水准放在第一位，不要唯“衔”是藏，谁的名头大就收藏谁的，也不要“惟奖是藏”，谁获了奖收藏谁的。我喜欢收藏有真正艺术品位的作品，它经得起时代潮水的冲刷，艺术光线是永难磨灭的。书法收藏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工程，一个艺术家的知识修养有三六九等，知名度有三六九等，作品品位也有三六九等，同一个作者同一个时期甚至同一天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也有三六九等，其收藏价值决定于你所收藏的艺术品是否是该书家的精品，当代有些书法家本来水平很高，但应酬之作过多，人去价跌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书法欣赏还没有完全入门的收藏爱好者，可请鉴赏水平较高的书法家掌眼，把真正有艺术价值的精品收藏进来，把真正有发展后劲的书法家的精品收藏进来。30年前，大画家吴冠中的画从不被人重视，因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衔头的失落的知识分子，住在北京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画家无处卖画，鸡窝漏雨就用他的油画去盖，而他当时的油画水平可以和西方“画圣”凡高比肩，谁知30年后，吴老的画，每幅拍买价达百万元之巨。当年那“鸡窝盖布”足可以换一栋豪华别墅了。

六、书法是情感的宠儿

书法创作，不仅仅写古人法帖中我们所能见到的世界，而是写我们心灵中所感受到的世界。毕加索有句名言“我不是画猫的本身，我画它的微笑”。猫的本身多么单调乏味，猫的微笑却是可以画出的千变万化的艺术感受。写心灵的情感，在中国并不生疏，所谓“胸有成竹”、“心中要有千山万壑”。“胸中之竹”和“心中的千山万壑”都是心灵之物，都是情感之物。古代的西方艺术家大都注重写实，在“形”上做文章，很难成就大业。到了二十世纪这一百年，西方艺术家为什么创造了那么的重要流派，产生了那么多的艺术大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追求到了表现心灵的感受，展示情感的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形似、强调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重在表现艺术家内心的主观世界。

书法作品是书法家心灵的构置件。书法意境的创造带有书法家浓重的感情色彩。只有在作品中倾注感情，点画线条才有生命力，才能流美传神，才能驾起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感情桥梁。书法创作有时能让我发狂。拿起毛笔，一个个字，飞恕般地以各种形态飘散在我的脑际。有时像不明飞行物一样，呼啸而来，闪着奇异的光线，变幻着各种形态，让你有一丝惧怕，满腔惊喜。

意境是书法的灵魂，感情是意境的灵魂。只有用吟诗作词、放声高歌的昂扬激情，让情感掀起波涛，撞击心灵，涌向笔端，才能创作出外形润美，内寓刚劲、意境超逸的作品，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书法，正因为情随人异，情随地异，书法才有了千种风流，万般意境。书苑才出现了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笔墨品类和千古流芳的翰墨丰碑。

第五篇：论“婚内q####j”的入罪思考

内容摘要：婚内q####j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截至目前，在我国的《刑法》及其解释中均没有出现这个词，婚内q####j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虽然近几年有个别案例在实际中得到了判决，但因其特殊性而对于现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无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学、法理学、刑法学等角度对婚内q####j可以构成q####j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以判例的形式，将婚内q####j纳入q####j罪的范畴；在诉讼法上规定婚内q####j案件的起诉方式为自诉，并从法律上对妻子的这种诉权加以限制，防止该权利的滥用。

关键词：q####j罪 婚内q####j 丈夫豁免 自诉

Summary: The rape in marriage means a kind of action of which the husband has a sex with his wife by means of violation and force or other ways, which are against the willing of his w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riage.Until now, the phr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doesn't come up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today and it seems that only here of theory research is the rape in marriage stay.Some precedent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have been decided by some courts in several years, in light of their peculiars, they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at present.The article 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jurisprudence and criminology puts forward views of the writer, i.e.the rape in marriage should be stipulated in the form of precedent.private indictment should be stipulated as the means of c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in our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ursuant to laws, restrict the right of litigation owned by the wife so that the right will not be abused.Key words: the rape crime the rape in marriage immunity of husband private indictment

1999年12月24日，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审理并判决了一起妻子状告丈夫q####j的案件。判决内容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虽为夫妻关系，但已分居达16个月之久，且被告人先后两次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夫妻感情已破裂。在一审已判决离婚，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特殊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依法应予处罚。鉴于案情的特殊情况，可对被告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王卫明犯q####j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这是我国法院认定婚内q####j构成犯罪的第一例。王卫明被判q####j罪后，在中国司法理论界和实践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法律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由于针对婚内是否存在q####j的问题，我国的刑法及其解释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各家对此存在争议也是情理所在。

目前，对婚内q####j是否构成q####j罪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完全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同居为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同居即是双方的权利，也是双方的义务。在我国，法律和主流道德均认可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既然性行为是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则行使权利的行为自然不能对其定罪。

第二，完全肯定说。持此观点的人大多是根据《刑法》中对q####j罪的界定来认定的，他们认为《刑法》中规定q####j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然丈夫为男性，妻子为妇女，就应当适合刑法之规定。再者，否定说所提的同居义务在《婚姻法》中也未明文规定为法定义务，所以，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应当定性为q####j罪。

第三，折衷说。即持该观点的人们承认婚内q####j构成q####j罪，但由于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即夫妻关系，使这种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认为婚内q####j构成q####j罪是有条件的。当前比较集中的观点就是将婚姻分为正常持续阶段和非正常持续阶段，只有在婚姻非正常持续阶段发生丈夫强迫妻子的性行为才构成q####j罪。

那么，在婚姻存续期内，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到底构不构成q####j罪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来看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女权运动。[2]我国的广大妇女也纷纷参于其中，她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各项活动中去，强烈要求妇女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自由。随着这项运动的开展，传统的立法模式和立法观念也有所改变。在目前的中国，旨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也纷纷出台。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性文化的发展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而发展缓慢。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广大妇女的性意识也在逐渐的得到开化和增强，在婚姻家庭中，妇女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以强暴和征服为特征的野蛮“性关系”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加大对妇女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法制的重要价值取向。联合国在2000年6月专门以“21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召开的特别联大会议，[3]说明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已经在全球达成共识，如果在这种背景下，法律仍然对在婚内遭丈夫强暴的妻子的合法权利不管不顾，则会从另一种意义上纵容丈夫更加有恃无恐地对妻子性权利进行侵犯。

再者，随着妇女性意识的增强，其有自由选择是否同丈夫进行性生活的权利。[4]即应该赋予女性在同丈夫性生活上的拒绝权，其理由如下：第一，婚姻的自然性质决定了婚内性暴力的非法性。现代婚姻是双方自愿的结合，这种自愿不仅指婚姻的缔结是双方自由意思的表示，而且指婚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是性爱，而不是单纯的肉欲。因此，既然婚姻是自由的，那么缔结婚姻本身表明双方做出了在性行为上相互尊重的承诺，“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意志的契约”。[5]第二，法律面前人人的平等原则排除了婚内性暴力的合法性。人格平等是现代法律的元价值之一，男女平等是婚姻关系的原则，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性权利排斥任何一方使用暴力以实现性权利的可能，因为在婚姻关系中，既然夫妻双方的性权利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方被迫屈从对方的意志都违反了平等的原则。第三，免受性暴力的自由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免受性暴力压迫，是人的自然和绝对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它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因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把自己永远的出卖给他人，即使一个人与他人签订了此类契约，现代法律也不予认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与其性交，不仅会对妻子自身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 从法理学角度来看：

（一）传统法律体系下的丈夫不可能成为q####j妻子的q####j犯，即在传统法律体系下，丈夫享有豁免权。[6]其实，单从这一点来看，“丈夫豁免”并不难理解，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毕竟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男性几乎统治着整个世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处于附属地位的妇女所享有的权利少之又少，而此刻的妇女要想拥有性自主权则更无从谈起。因此，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丈夫豁免”也就无可厚非。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国家也从法律上肯定了妇女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如果此刻仍然坚持丈夫豁免论，则无疑是对现代法制的漠视。

（二）从比较法的层面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西方，广大妇女的地位并不比我国高，她们一样处于男性的压迫之下，是男性的附庸，那一时刻的西方国家无不或明或暗的实行丈夫豁免的原则。

但是，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妇女的抗争，西方主流国家已成功走出了“丈夫豁免”这一最后维持野蛮“性行为”的黑暗阶段。例如，属英美法系的美国，到1993年，北卡洛莱纳州成为最后一个废除丈夫豁免的法律的州。[7]还有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目前其判例法认为：“只要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与任何女子进行性交都是违法的。”这其中，妻子也成为受保护的对象。另外，作为大陆法系下的法国，在1994年，新刑法第222—223条规定的q####j罪定义为：“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q####j罪。”[8]由此不难看出，丈夫对妻子也可构成q####j罪。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法律为我所用，但可以相信，在一定程度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废除“丈夫豁免”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只有将丈夫纳入q####j罪的主体中来，才能更好的保护妻子的性权利少受或不受侵犯。

（三）夫妻间性权利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的应该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很多人认为婚姻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即是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双方应尽的义务。[9]也就是说，夫妻任何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与己过性生活的权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也有与另一方过性生活的义务。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不错，婚姻关系的确立的确体现的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夫妻关系的确立使夫妻间产生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婚姻法》第二十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等。然而，所谓的夫妻同居义务并没有作为一种法定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

三 从刑法学角度来看

（一）我国传统理论关于q####j罪的界定

刑法理论认为，q####j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其特征是：1，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妇女的性权利是指妇女生命存续期间根据自己的意志发生性行为的权利。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行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性交，是q####j罪的本质特征。这里的暴力是指以殴打、伤害、捆绑、按倒、强拉硬拽等使被害妇女不敢、不能反抗，对其人身实行强制的手段。胁迫是指以伤害、杀害或利用职权优势对妇女相威胁，使妇女不敢反抗。3，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十四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男性。[10]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故意内容。[11]

（二）提到婚内q####j，其主体必然少不了丈夫的角色。那么丈夫到底能不能成为q####j妻子的犯罪主体呢？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理由如下：

1，从刑法23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q####j罪的主体为年满14周岁的男性，该规定并没有将丈夫排除在外，因而，q####j罪的主体自然包括丈夫。另一方面从q####j罪的犯罪要件来看，立法机关并没有将丈夫明确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也就是说丈夫是特殊的q####j主体，即“婚内q####j”主体。

2，q####j罪侵犯的客体为妇女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刑法》规定中并没有将妻子的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排除在外，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所有妇女的一种人身权利，侵犯这种权利违背了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交行为的权利。有人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并不构成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他们认为《刑法》设定q####j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该q####j罪条款所保护的对象是妇女拒绝男子对其实施奸污的权利。夫妻间关于性的权利与义务，因为双法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相互之间的专属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婚姻关系的一方不能随意拒绝另一方的性交要求，与妻子发生性交行为是丈夫的法定权利。据此丈夫虽然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也不能构成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上述观点完全抛开妻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自主权利，其根本上还是将妻子置于丈夫的附属地位，而这恰恰与我国当前的法律价值取向相悖。

男女之间缔结婚姻关系，只能是表明他们相互承诺负有配偶在法律上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情感和性关系上承担了任何义务，即使在婚姻的关系

下，妻子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妻子享有任何妇女所享有的权利，如人格权，性的自主权，人身自由权等。如果丈夫不尊重妻子的人格，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性交，则是对妻子性的自主权的一种粗暴的侵犯，其非法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即使具有婚姻关系，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进行性行为，也符合了q####j罪的客体要件，即该行为侵犯了妇女性自主的权利。

3，另外，除了分析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构成q####j罪必须符合犯罪要件外，还要考虑到该行为是否具有应受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婚内强迫性行为除了给妻子造成一定的生理损伤外，给妻子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关系中，这种伤害更为严重。当妻子的性权利遭到丈夫的侵犯而又无法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时，不仅会使她们感到绝望，而且还会助长丈夫更加肆无忌惮的对妻子施以侵害，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

从以上论证不难看出，婚内q####j不管是从其犯罪主体，还是客体，以及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符合了《刑法》对q####j罪的规定，即使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层合法的婚姻关系，其犯罪的实质也是不容抹煞的。

四 那么，除了针对“婚内q####j”是否构成q####j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呢？

有人认为婚内q####j构成犯罪，但并非q####j罪，而是构成虐待罪。[12]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婚姻关系的存在使夫妻间的性权利相互吸收，丈夫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妻子性行为，并没有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如果在强迫性行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其他伤害或有虐待行为，则只能用伤害罪或虐待罪条款来认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首先，任何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夫妻间的性权利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相互吸收。其次，丈夫强迫性行为虽然对妻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丈夫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强迫妻子性交，至于对妻子造成的各种伤害，则是在对妻子q####j的过程中的附属伤害，坚持婚内q####j构成虐待罪的观点只是看到了q####j行为造成的表面伤害，否认了该行为最终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犯罪实质。

五 婚内q####j的恰当规范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观念上的进步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修改q####j罪的规定。目前，针对“婚内q####j”立法，在英美德等西方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规定。而在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广大的妇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最大限度的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才能从更大程度上调动起她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从立法上明确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对于那些长期遭受丈夫性侵犯的妇女来说，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对其他妇女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所以说，当前的中国到了为“婚内q####j”立法的时候了。

（一）那么，是不是在刑法条款中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就可以了呢？其实事情并非想象中这样简单。相反，如果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它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1，这种做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法律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作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之一，即是对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即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人们维护自身生存活动的形式，属于社会发展的主观方面。法律运作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该社会法律文化观念及法律意识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领域，婚内丈夫不可能对妻子构成q####j，即使有此种行为发生，人们也不会对丈夫的行为给与过多的指责。如果将婚内q####j以成文法的形式写入刑法，这将和传统的法律文化、道德观念不相适应，如果强行实施，必将遭到人们的议论和抵制。另外，如果将婚内q####j规定在刑法中，也将给婚姻关系内的丈夫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进而进一步危及到婚姻家庭的稳定，这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定者所不愿看到的后果。那么这种法律的在实施过程中所潜藏的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

2，如果将婚内q####j写入刑法，也会导致一定的道德危机。在社会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基本的共同的道德规范，也产生和发展了一个民族固有的伦理体系和道德准则，如果法律的制定背离了传统的道德规范，那么其在现实中的实行也将举步维艰，更甚至会走上被人们抛弃的道路。在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中，婚姻关系必然包括了性关系。正如前面所言，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性交，人们也许不会对丈夫进行过多的指责，反而会对拒绝丈夫要求的妻子进行谴责，所以说，如果将婚内q####j规定在刑法中，不仅背离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实际上是对妻子这种拒绝权的一种立法肯定，此种做法给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刑法肯定了婚内q####j，也就是肯定了妇女性权利的绝对自由，即妻子有权利决定同谁发生性关系，别人干涉不着。而这本身也就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所以说，一旦将婚内q####j用刑法来规范，将会在伦理道德领域造成严重的混乱与危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将婚内q####j规范在刑法当中并不是一种明智之举。

（二）那么，我们将以何种形式来规范这类特殊的q####j罪呢?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现实，可以以判例的形式来对此类案件进行规范。虽然我国并没有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的一种，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判例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不完善时，以判例弥补法律的这一漏洞，将有利于同类案件的判决大体一致，充分实现法的安全性，而且可以针对此类特殊案件给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从而真正实现法与道德的相互融通，避免成文法所带来的弊端与不足。

（三）任何一个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制约和规范，婚内q####j作为q####j罪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也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原则对其进行规范。

1，“婚内q####j” 认定为q####j罪并不是随意的，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并非丈夫只要违反妻子的意志进行性行为就构成q####j罪，因为该罪的发生是在披着婚姻这件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只有丈夫的q####j行为达到一定的程度，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才能对其定罪，否则，就不能将丈夫判定为q####j罪。

2，承认婚内q####j构成q####j罪的同时，丈夫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呢？笔者对此有两点建议可供参考：一是如果妻子诬告丈夫q####j，在法院查明真相的情况下，可以将妻子入以诬告罪。另一则是虽然夫妻关系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性关系，但可以说性关系在维系夫妻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妻子长期拒绝丈夫性交的要求时，丈夫可以据此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

3，关于婚内q####j案件是作为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的问题。笔者认为理应定为自诉案件的范畴。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一般的刑事q####j犯罪规定以公诉形式由公诉机关侦察搜集证据来提起诉讼。但是由于婚内q####j是发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内，犯罪主体和被害人存在合法的夫妻关系，这就决定了该类案件与一般的q####j案不同，如果公诉机关完全抛开这一层关系而进行公诉的话，其中必然会侵犯到公民一些隐私。再者，婚姻关系持续期间，虽然妻子一时不同意同丈夫性交而遭丈夫强迫为之，但她们对丈夫的这种行为并非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也不想利用法律手段来惩罚丈夫。如果此刻公诉机关强行介入其中，势必会破坏婚姻关系的稳定。我想这一后果也并非是人们所乐意接受的。所以说应当将婚内q####j案件定为自诉案件的范围，实行不告不理。这样就避免了公诉机关强行介入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此刻如果妻子选择了起诉丈夫，其婚姻本身也就无稳定性可言。

4，如果将婚内q####j定位自诉案件，那么如何来规定案件取证问题？由于婚内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外界很难确定丈夫与妻子的性行为哪一次是属合意性质，哪一次是属非合意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婚内q####j案件可以采取 “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举证原则，即应当以原告举证为主，被告举证为辅。这是因为该类案件的原告和被告为合法夫妻，双方以前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感情基础才走到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婚姻关系的持续和双方感情的变化，不排除哪一方为了自己的私利来陷害对方的可能。所以通过这种举证责任方式，可以有效防止妻子为达到某目的而要挟、诬告丈夫，进而有效遏制妻子该诉权的滥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案件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5，在惩罚机制上，由于婚内q####j自身的特殊性使其与一般的q####j犯罪有所区别，如果完全依照刑法规定对丈夫量刑，则显得过于严酷，在处罚丈夫时，应当比照q####j罪之规定酌情减轻处罚。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中国是需要判例制度的。这是因为随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本无法解决，而立法活动或现行法律的修正工作无法及时跟进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不同的法院在审理案情相近或相同的案件时，做出迥然相异的判决结果。运用判例来规范婚内q####j案件，可以说是目前我国规范此类特殊案件的最佳形式，它不仅为今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能够把一些相对模糊的法律概念具体化，明确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便于人民大众的理解和遵行。

如果真能实现这一变化，那么这将是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不仅从另一层意义上肯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有效抑制丈夫的野蛮性行为，从而提高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质量，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参考文献：

[1]欧阳涛主编：《性犯罪》，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曹子丹、储怀植等主编：《最新中国刑法实物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3]李三宝、祖铁军主编：《罪名适用新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刘光显：《试论q####j罪》载2001年《法学研究》第8期

[5]（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淑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美）哈里格劳斯：《家庭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文生：《关于q####j罪本质特征的思考》，《法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8]《德国刑法典》徐文生、庄敬华译，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9]周华山：《婚内q####j的本土化研究》，《浙江学刊》199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