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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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五四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一、五四运动的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

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到6月28日学生以及各界代表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不衰的爱国精神,贯穿始终的民主与科学理性精神,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寻求中国出路而百折不回的执着追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第三,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场运动也对孙中山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改变不重视、不发动群众的观念,促成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

第四,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四、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继承光荣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广大青年更应该做到: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弘扬五四精神的伟大旗帜,展望未来,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添一份力。

五、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

第二篇: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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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4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其导火索是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由于北大学生的主导作用,5月4日也成为了北大的校庆日。

然而,五四运动给我们当代大学生又带来了什么。或许有人会说给我们带来了一天假期,按照国务院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至28周岁的青年放假半天,但有关单位执行效果不理想,就拿我来说,我记不得有哪次是因为青年节而放假。但半天假就能阻止五四运动的影响,显然不能。

先撇开我们书本上的那些,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大道理不说,五四运动把我们青年一代的思想从保守的束缚和禁锢中拉了出来,才有了今天的各抒己见,才有了开放的学习环境。这些让我们更加自由舒适地享受这现代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不受束缚,我们敢于追求真理。

最近一阶段全国都在发起我的中国梦活动,中国梦离不开我们青年一代,离不开有思想的青年一代。封建时期也有青年,但那些思想受到严重束缚的青年,不是寄希望的一代。五四运动后青年,是爆发后的一代,这样的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这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的。

总书记说中国梦更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急需大量勇于创新创造的人才,而这些在旧世界是无法实现的,五四运动释放了革旧迎新的力量。五四运动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五四中的那一代,敢于实践,不是把运动的思想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不怕流血牺牲,让空谈主义瞬间不复存在,这也是现实社会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

所以说,不管五四运动放不放假,他带给我们的都是一笔受用不尽的财富。

第三篇:五四运动历史

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中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有所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进行着他们长期以来已在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联合压制下,屡遭挫折。国内政治局面极为混乱,连“民国”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传播的条件下,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当时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当时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曾陆续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学说,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则,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说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两文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为启蒙工作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贯穿在许多论述青年、妇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里,作为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帮助了许多人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同封建迷信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针对《灵学丛志》所宣扬的迷信思想,《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批驳,把反对迷信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说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们不能区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区分各种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其中有关“民主”和“科学”内容的宣传介绍,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参加反封建斗争,而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过高估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贬低民族文化的错误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开始还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注: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也迁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军阀政府镇压,复又迁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

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

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说,都蜂拥而来。《少年中国》曾发表文章,主张先逃到深山野林造个新社会,再去“援救”旧社会,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所主张的以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新村主义”,被中国有些文人吹嘘为救国之道,不少报刊竞相介绍,实际上成为某些知识分子躲避阶级斗争和抵制与人民结合的屏障。传入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颇为得势,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现过不少宣传这种思想的刊物,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在许多场合都与无政府主义拥护者争论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又带来了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对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鼓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曾由张东荪、梁启超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李石岑主编的《民铎》等刊物大量贩卖,甚至还出了以“罗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至于“五四”前就为人所熟知的达尔文学说、尼采思想等,这时仍被不少知识分子用作反对封建旧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披着“科学”外衣的实用主义,则随着美国学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来华讲学而为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吹捧,许多刊物出了专号,广泛印行他的演讲录。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说,对于热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时还没有鉴别能力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学作者中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同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批判和坚决回击。在这个借综复杂的局面里,由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获得胜利的明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现实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终于发展成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这些论争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且还不免夹杂一些错误;但在这些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帮助了不少人区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这些论争,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期就引起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用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

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第四篇:学习雷锋活动历史与现实意义

学习雷锋活动历史与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是我们党总结学雷锋活动历史经验,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方针,对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学雷锋活动有着重大意义。

一、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历史根据

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是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为开端的。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揭开了中国学雷锋活动的序幕,开启了一场影响新中国历史走向,塑造全新国民性格的伟大实践。

第一,科学概括雷锋精神本质,规定了学雷锋学什么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等人的题词都指明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共产主义精神。1965年8月30日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发表毛泽东“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手迹,指明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周恩来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概括出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成功宣传,与简明扼要、抓住核心的含义界定是分不开的。题词对雷锋精神内涵和本质的全面、系统、准确、精辟的概括,科学界定了学雷锋活动学雷锋什么的首要问题。

第二,定位雷锋精神实践价值,强调了学雷锋活动的目的。

邓小平题词“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指明学雷锋是一个自觉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提升过程,是向共产主义者高标准前进的自觉的实践过程。进而强调了学雷锋根本就是要解决“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问题。周恩来题词,把“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原则、赋予明确内涵,指明学雷锋的目标取向。

第三,揭示雷锋典型人物特征,启示了学雷锋活动可能性、层次性、超越性。“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刘少奇)深刻揭示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典型特征,强调平凡与伟大在雷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一方面从认识角度引导人们在学雷锋中着眼平凡,追求崇高,从雷锋的凡人小事中,探寻和强调不寻常的共产党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启示了学雷锋活动的可能性、层次性、超越性,引导人们把学习精神与做好本职工作相结合。

第四,奠定雷锋精神基本范畴,明确、精简、易懂、易记使得学雷锋活动有抓手。题词以及遵循题词在随后宣传中提炼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规范,诸如“平凡而伟大”、“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螺丝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傻子精神”“钉子精神”等。在道德价值观上形成“甘做人民勤务员”、“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新规范。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规范,不仅使雷锋精神抽象概念变得有血有肉,而且易于入心入脑,加速人们内化雷锋精神过程。

第五,构建起上层周密安排,底层激情创新的组织体系,使学雷锋活动充满活力与成效。我们党有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学雷锋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级组织积极倡导和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学雷锋活动兴起之初很快就形成了党政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积极组织引导,党、政、军以及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互相配合、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的组织体系。上有精心安排,中有合力驱动,下有激情创新。与此同时,多种媒体载体共同宣传,报纸、图片展、画册、雕塑、诗歌、电影、教科书等媒体全部上阵,迅速推进雷锋精神的大众化。学雷锋必然酿成理性与激情合流的群体性盛大活动。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学雷锋活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有益的积极影响。它的社会意义就在于:雷锋精神鼓舞着人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激励着无数有志青年在雷锋的旗帜下,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学雷锋活动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主题提供了绝好的典型材料。由它以及它所代表、所激励而产生的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为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指示了价值目标和构成模式,并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方法。“雷锋精神”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受而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大众所易于接受的行为价值目标和道德品质,它也就自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及其指导下的学雷锋实践揭示了学雷锋活动的科学规律,其真理性在延续近半个世纪实践过程中,得到并将继续得到证实。它为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供了历史依据,规定学雷锋常态化的走向。

二、科学界定学雷锋活动内涵地位

学雷锋活动的含义是什么?从学雷锋活动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及群众性的学雷锋实践厘清了雷锋事迹与雷锋精神、学雷锋活动的两个层面等几个概念。

所谓雷锋事迹,是指在雷锋自身的社会实践中表现的具有先进典型意义的言论和行动。雷锋精神是指在雷锋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的先进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精神。雷锋精神和雷锋事迹的区别在于二者表现形态不同,雷锋精神不是雷锋事迹的机械相加或简单的排列组合,它是从雷锋事迹中抽象、提炼出来的一种理性认识,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雷锋事迹作为雷锋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属于实践活动的范围,是精神的物化形态。其次是发生启迪教育作用的重点和深度不同。雷锋事迹以生动、具体的事实打动人心,以光辉的形象鼓舞和感染人们。雷锋精神是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把握了雷锋的形象,从而把学习雷锋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再次是历史归属不同。雷锋事迹作为客观记录,是随着一个具体的人的成长进步而产生,随其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结束。雷锋事迹只能是雷锋个体所为,而雷锋精神不属于雷锋个人所有,在根本上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它是以雷锋名字命名的汇集熔铸了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先进思想品德的,由集体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弄清雷锋精神和雷锋事迹关系的意义在于解决学雷锋到底学什么问题。避免学雷锋流于对雷锋事迹的机械模仿,而要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真正把握和弘扬雷锋精神上。学习雷锋事迹,重在引导领会雷锋精神。

学雷锋活动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种是在战略层面,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学雷锋活动。一种是在具体实践层面,带有具体方式、具体方法性质的学雷锋活动。

这两种意义上的学雷锋活动,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作为从方向性、战略性角度提出来的学雷锋活动,具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主导性和覆盖全社会的普适性,以及纳入常规工作的稳定性特征。

作为具体方式、具体方法性质的学雷锋活动具有形式服务于内容的从属性和相互区别的特殊性以及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特征。

学雷锋活动的双重含义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作为带方向性的学雷锋活动,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适应了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其目的、功能是恒久不变的。作为具体形式的学雷锋活动,可以而且应当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在形式及载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以保证和促进作为方向性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不能把学雷锋的具体形式变成一种凝固的僵化的模式,也不可因为具体学雷锋活动中出现了某种偏差,就从总体上否定学雷锋活动方向,动摇学雷锋活动信心。

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及群众性的学雷锋实践厘清的雷锋事迹与雷锋精神、学雷锋活动的两个层面等几个概念,对当前理解贯彻六中全会关于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指示,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如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指引下的学雷锋活动一开始就定位在培养革命与建设接班人的战略层面上一样,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要放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来破题。

三、让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把学雷锋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是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内在契合的,学雷锋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是一体同进的。

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内在契合的。

首先,雷锋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周恩来总理对雷锋精神的概括即“爱憎分明的阶段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雷锋精神源于学习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源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一句话,雷锋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

其次,雷锋精神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在不断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继承以往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当中的文化资源,并将其作为继续前进的基础和平台。雷锋精神所包含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宝贵的价值元素。

再次,发挥雷锋典范引领作用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任何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典范人物,典范人物之于时代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社会通过树立典范人物来确定主流意识形态,并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强化;另一方面典范人物把抽象概念变为感性认知,易于人们接受,加速社会价值观的内化。学雷锋活动持续近半个世纪,雷锋精神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发展为一种大众行为,形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学雷锋活动为建设、传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从学雷锋活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学雷锋活动从来是与各个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建立相结合并共同推进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占居主导地位,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学雷锋活动是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下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学习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反过来,学雷锋活动也对不同时期社会核心价值观确立起到巨大的的促进作用。以学雷锋活动兴起为例,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倾向,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家面临巨大的困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党、爱社会主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成为全国人民同舟共济、重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重要美德。于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本位的,融中国传统美德为一体的价值观就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这种社会本位价值观的主导下,大公无私的雷锋成为全社会的精神坐标,雷锋作为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人物被全社会广泛学习。这个时期学雷锋活动不仅仅起到凝聚民众,团结一心共度时艰的聚合作用,而且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巩固。通过学雷锋活动历程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学雷锋活动的确通过具体形式加强了同一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以,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问题应该根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要求及时代特点,科学组织、统筹安排。

在具体操作层面,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强化组织动员。运用组织动员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我们的传统。在以往学雷锋活动推进过程中显示了巨大优势,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助人为乐、忘我奉献的良好风气,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这种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要坚持,不能因为在执行中曾经出现某些偏差而否定合理的内核。

二是强化制度安排。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首先要有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体同进的定位,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同时也离不开系统的制度安排。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前者引导人们自觉去做,而制度则约束人们必须去做。制度安排是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保证。要走制度化的路子,就必须形成完善的机制。诸如社会奖惩激励机制、教育培养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还要建立法律强制机制,保护追求崇高的人的合法权益,惩治不道德行为,间接地为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不能否认雷锋精神的历史意义,也不能否认雷锋精神的现实价值。为什么?不是雷锋精神没有意义,而是现实中的不少人对雷锋精神的理解与实际运用的歪曲,使得雷锋精神违背了其本质也是最初的意义。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太缺少了雷锋精神,太缺少了雷锋这样的人物,因此政府才不会把这样的人当成标兵,当成榜样来宣传。因为稀缺所以珍贵,因为没有才提倡。雷锋恐怕就是这样的产物。即便如此,雷锋照样有其真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其实雷锋的存在只是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暂时在这个方面有所欠缺,雷锋用他的行动填补了这个空缺而已,或者说雷锋提醒我们不能忘了真善美的价值,不能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应该互相帮助,不能忘了作为一个人你得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果我们追溯雷锋精神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雷锋精神是有很强的时代色彩:60年代雷锋=真善美;70年代雷锋=爱憎分明;80年代雷锋=钉子精神;90年代雷锋=爱岗敬业。我们不能轻易否认雷锋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每个时代给予雷锋精神的特殊内涵而不去探究雷锋精神的实质及其现实的意义。

我们学习雷锋并不一定要把他放在一个高度来学习,而要从他作为一个人活的深度来探讨。他生命的时间很短,但就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里却有着闪亮而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生命价值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力量的人;尽管他被媒体宣传成一个标兵,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懂得关心人、帮助人、谦虚好学、不断提升自我修养。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从雷锋身上获得最起码的做人的道理,我们这个社会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生命力?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有生命的张力?我想会,一定会。我们学习雷锋,只要学那些值得我们学习,也应该学习的东西,才有现实意义。

第五篇:试论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试论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五四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近代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它传播的爱国、民主、科学等思想,浸润着中华民族同时,它的现实意义也是久远和丰富的对当代青年也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五四运动 现实意义 当代青年

引言: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传播的爱国、民主、科学等思想,浸润着民族的心灵,同时,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久远和丰富的。希望蓬勃如昔的五四精神能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更多的活力。

正文:

一、史实回顾:

1919年4月末,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战胜国的地位被列强藐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取的权益被和会转交给日本,中国人再次受到沉重打击。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学生们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并决定先到使馆区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争回青岛和胶济路主权。最后,这场运动以群众的胜利而告终,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在近现代中国群众运动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是应该浓描重写的一个内容,革命领袖们纷纷撰写文章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建国后,我国还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隆重地予以纪念。

二、简介五四运动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它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被高高举起,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主旋律。作为一个事件,我们永远也不能否认它所彰显的爱国主义激情。

2、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关注的热点。

3、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

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近代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

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5、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三、五四运动蓬勃如昔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1、民主精神:新文化运动最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随后讲“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要想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科学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包括“赛先生”与“德先生”),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

3、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之所以不顾高压,奔走呼号,他们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知名人士、上层人物和广大工商界群众的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今天,要胜利跨人21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4、振兴中华:“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之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

5、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二)、五四运动对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影响。

1、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

五四运动的健将们以他们那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思维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动向,都希望在交汇的中西文化中,从深层面为中国指一条明路。众多的思想家为民族病患把脉的结果最后都归结到思想文化层面,民主和科学成为千金良方,从此后,民主成为中国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方向和政治制度设计的主要价值取向。五四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民主精神,民主包含了平等、自由和法治等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对于饱受封建专制统治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民主是与专制相对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社会精神,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和希望所在。

2、五四运动提出了“外争主权”的口号,强化了国民对自己主体地位的认知,体现了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理论兴起于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强调的是一国政府的对外独立权和对内最高权。

五四运动以街头游行示威的形式对政府的无能进行抗议,开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尽管在运动中有烧毁赵家楼和殴打章宗祥等暴力情节,但这并不能抹杀五四运动在民主宪政发展史上的地位,因为任何群众性运动都有失去控制的可能,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即使在今天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也常有这种暴力情节出现。民主是宪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宪政是民主实现的基本方式。

(三)、五四运动对当代青年的影响及意义。

五四运动的爆发背景是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时刻。外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压榨,内受北洋军阀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华夏大地将要被瓜分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爱国学生奋然而起,自发组织起来,冲破军阀政府的种种阻挠,不畏困难和牺牲,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广大热血青年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有此伟大的爱国义举,在当今和平年代,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梁任公曾著有《少年中国说》,谓“少年强则中国强”。广大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理应担任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担。在当今和平年代,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将不会发生,但隐患仍存。而中国也在日渐强盛,不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般积贫扶弱,任人宰割蹂躏。但广大青年切不可以此为借口,恣意享乐,置国家和民族于一边,忘记了自己身上担负的历史重任,忘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所应有的爱国传统。五四的精神就是伟大的,不惧困难,不怕牺牲的爱国忧国精神。于当今,广大青年要以此精神来充实和激励自己,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锻炼自身能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同时,广大青年也不可一味的埋身于读书求学之中,一味的躲避于象牙塔之中,不闻不问天下大事。对于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要投以热情的关注,勇于探索和思考祖国的未来,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历史的责任感,勇敢的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这就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地位。要想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就必须要了解“五四运动” 的精神。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接近一个世纪,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比有史以来任何时期都要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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