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通州古文化遗址调查及保护
通州古文化遗址调查及保护
指导教师：李红梅
小组成员：张丽张萌 王鑫 王彤丁泓博赵彤彤 张楠赵晨曦王超黎子轩邹国春刘鸣崔爽王朔赵祎健 年级：高二
学校：通州区第四中学
摘要：在文化小组活动中，我们查阅有关通州的历史资料，了解到通州曾经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有其独特的运河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淡薄，保护措施不利。历史上遗留下的物质遗产被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对这种情况我们感到痛心。在追踪文化遗迹的同时，我们感受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化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并提出保护遗产的几点措施。
关键字：文化遗产 调查保护
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见证，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抢救、挖掘、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同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通州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通州历史及其文物古迹
通州区，位于北京城东部。全区一望平川，多河富水。通州历为京东交通要道，漕运、仓储重地。万国朝拜，四方贡献，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此地，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和兴旺。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通州区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就有人类活动。金天德三年（1151年），于县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命名。隶属大兴府。元隶属大都路。明初隶属北平府。永乐起隶顺天府。雍正六年（1728年），三河、武清、宝坻三县与州脱离，直接隶属顺天府，通州成为无管辖县之散州，隶属顺天府。通州在金、元、明、清四代均为首都漕运仓储重地，水路门户，为别于江苏省之通州（南通州，即南通），俗称“北通州”。通州自西汉就已建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古都北京的东大门，著名的世界级历史人力工程———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曾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在漕运盛行时期，这里曾是南北水陆要汇，仓储重地。商贾贵胄云集，其繁华景象可以想见。京杭大运河在通州境内流域长达42公里，运河两岸分布有燃灯佛舍利塔、八里桥、西海子公园、漕运码头、皇木厂等一批文物古迹。
1、燃灯塔
燃灯塔位于通州北城，大运河北端西畔。据县志载，此塔始建于北周，唐、元、明诸代曾予以维修。
燃灯塔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13层，略有收分。原高48米，围44米，须弥座，双束腰，每面多嵌精美砖雕，下腰置二龙戏珠，上腰设三壶门，内镶仙人，各角雕力士披甲顶盔。此塔距潞河数百米，然其影垂映河中，故乾隆帝有“郡城塔景落波尖”诗句。
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其身倾圮，发现一颗佛牙与数百粒舍利；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通州，对塔进行破坏；1976年唐山地震受损。1985年9月重修，塔刹增高5米，添相轮
二、圆光
一、仰月
一、宝珠四，添设避雷针，重修塔顶莲花座及各层塔檐，补铸铜铃，按原色油饰。
2、八里桥
永通桥为明正统十一年（1446）建造，为三券石拱桥。南北向，长50米，宽16米，两侧石栏，望柱头圆雕雄狮，各具情态，栏端戗以蹲坐麒麟，昂首挺胸，栩栩如生。中孔高阔，舟行不必免帆，侧券矮小，洪水可以畅泄。向日凭栏东望，可见巍巍古城，夜晚挟栏鸟瞰，能赏浆碎玉盘。“虹腰八里卧晴川，画舫摇从月窟穿”、“入夜霜清一轮堕，凌寒征锋去萧萧”，清代诗句即当年美景写照。明清之际，桥上车辘辘，马萧萧，运河码头百货运往京城；桥下船轧轧，人喧喧，皇都运米驳船驶向通州。其繁闹景象当推北京之首，乃京通间咽喉要塞，是拱卫京师四大桥之一，因东距通州州治八里，又俗称八里桥。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近2万人自天津入犯北京，遭到中国国民节节抗击。在八里桥头，清军以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英勇阻击洋兵，被洋枪大炮击倒一批，再上一批，固守长桥，血染通惠河水，谱写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之爱国主义篇章，使此桥更加壮美，愈显辉煌！如今，在洋炮劫余之汉白玉护栏上，尚留有帝国主义弹痕，乃是鲜明罪证，时刻警示中国人民随时准备保卫中华。
八里桥在建国路旁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咸丰十年七日（一八六零年八月），英法侵略军自天津北犯京师，在此受到三万清军阻击。经过一场石破天惊的血战，三万将士全部殉国，用热血谱写了一曲彪炳清史的壮歌。
3、西海子公园
西海子公园位于通州区北城，东邻电影院，西毗游泳馆，南临通州宾馆，北靠通惠河。公园建成于1936年，现已成为既有园林景色，又有文物古迹，还有现代化娱乐设施的大型公园。
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坐落在西海子公园东北角，是古通州象征。此燃灯佛舍利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建筑结构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人称古塔凌云。
园中亭廊景点16个，近500年的古树名木仍绿树成荫，湖中可荡舟，儿童乐园可嬉戏，盛夏酷暑游人可在水上世界戏水娱乐。
相传燃灯佛舍利塔是为了珍藏燃灯佛的舍利而建的，塔内供奉着燃灯佛祖的遗骨，并珍藏有佛祖舍利子。现在的塔是清代修复留存下来的。
4、李卓吾墓
李卓吾墓在通州城内西海子公园。
李卓吾（1527-1602），名贽，号宏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焚书》、《藏书》等书。李贽因反对封建礼教和假道学，触犯朝廷，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下狱致死。友人马经纶将他收葬在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1954年迁至城北大悲村，1983年又移至今址。
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
5、御制通州石道碑
御制通州石道碑位于通州城西，京通快速路北侧，清世宗御笔，为纪念雍正七年敕筑北京朝阳门至通州各仓，码头间石道事，于十一年（1733）制立。南向面道，艾叶青石制。螭首龟跌，全高七米，其精其巨，京东堪冠。
龙子螭虎，性好文采，雕至碑首；龙子霸下，性好负重，甘负巨碑；碑侧高浮雕升龙，鳞片闪光，碑阳浅浮雕群龙，水波荡漾。俱精雕细刻，生动形象。碑额“御制”二字，篆刻古朴。铭文左汉右满合璧，遒劲流畅。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身，艺术与文笔完美结合，高大与精美相得益彰。可谓佳作妙品。
文中有“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之句，将通州战略地位之高，经济繁荣之景，高度描绘而出，乃京门通州辉煌历史之见证，乃通州运河文化之产物，不可多得。文中还有“朕临御以来，详求治理，昼夜孜孜，惟恐不逮。近而郊圻，远而郡邑，遐取僻壤之区，其有关于利济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次修举”之语，更发人深思。
令我们痛心的是，我们小组成员分头重访的遗址并不像文字中记载的美好，很多遗迹破烂不堪。
二、被破坏的文物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通州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通州区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八里桥的石狮子头被砸掉，桥身上乱写乱画，桥下的蹲坐麒麟被油污染的又黑又脏。河水有时候“五颜六色”。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
式加以承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三、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
1、政府要加强法制管理。我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文物保护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但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不能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相适应；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政府要发挥组织经济建设和组织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保护力度，加强保护文物社会宣传工作，使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2、鼓励社会民间保护文物。历史文物古迹是勤劳勇敢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保护文物必须调动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研究颁布合理的奖励和鼓励措施，把民间资本引入到文物保护上来。发动人民群众监督、检举破坏文物的行为，调动人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培养青少年热爱文化，保护文物的意识。多举办文化活动日，培养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热情，让他们从接触、喜爱到自觉学习，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我们在此次活动中参观了通州博物馆。
博物馆固定的展览为“通州春秋”，由“古代通州”、“通州烽火”、“当代通州”三部分组成。大量的实物与资料再现了通州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记述通
州人民在近、现代史上用鲜血写就的光辉一页，以及通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四、通州文化新发展
1、北京市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通州文化新标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画家方力钧、刘炜、杨少斌和批评家栗宪庭等人相约来到宋庄镇，逐步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在国际上显露头角。经过13年的发展，2000多位艺术家在集聚区内进行生活与创作，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世界之窗。与此同时，艺术家的聚集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集聚区内现有文化相关制造企业近30家，文化相关服务企业20多家，有宋庄美术馆、北京当代艺术馆、东区艺术中心、上上美术馆等12家艺术馆以及66家画廊，集中展览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艺术品经营面积达25000多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4亿元。
2、台湖拥有北京出版发行物流
该中心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占地460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全国600多家出版社聚集在这里，是集商流、现代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出版发行产业集聚区。自2007年11月8日正式开业以来，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业者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的建成不仅填补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大型现代出版发行物流中心长期缺位的空白，而且还在出版物经营链条上成功构筑了一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平台，开创了新型业态和经营模式的先河，在中国出版发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抓住机遇，发展通州新文化
打造运河文化特色品牌。举办通州运河文化节、“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运河之夜周末演出剧场”等活动。
第二篇：兰陵县古文化遗址
社会百科 兰陵县古文化遗址
王岭遗址
该遗址为兰陵县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位于兰陵县下村乡王岭村东北50米，双河水库东岸，东西80米，南北100米，文化层堆积厚约4米，采集标本有石核、刮削器以及动物化石等。
南吴庄遗址
该遗址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长城镇南吴庄村南约200米处。遗址中间高四周低，东西、南北各约250米，文化堆积厚约1.50米。地表采集标本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火成岩打制的舌状器，龙山文化的夹砂黑陶罐，商周时期的夹砂灰陶绳纹鬲足，汉代的灰陶罐等。
于官庄遗址
该遗址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兰陵镇于官庄村北及村内，东西南北各约400米，现遗址的三分之二为村落所覆盖。地表采集标本有北辛文化的夹砂红陶鼎足、大汶口文化的夹砂鼎足、龙山鬲足、商周鬲口沿、汉代板瓦片等。1992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子古遗址
该遗址跨新石器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为沂沭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两处新石器北辛文化遗存之一，位于兰陵县向城镇城子村内及村后，总体形状为梯状高台，东西、南北各约250米。地表采集有北辛文化夹砂褐陶圆柱高鼎足、大汶口文化夹砂红褐陶鼎足等，遗址出土汉代“治河赏”陶罐和铁剑等文物。1992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湖子遗址
该遗址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南桥镇小湖子村南200米处，南距江苏邳州大墩子文化遗址1500米，总体形状为土丘式高台，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约200米，地表采集的标本有大汶口鼎足，龙山鼎足，商周盆口沿，汉代筒瓦等。1992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高尧遗址
该遗址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庄坞镇东高尧村南，前高尧村（原名寺前村）北，东靠武河总体形状为土丘式高台，最高点高出地面约5米，东西180米，南北150米，地表采集标本有大汶口鼎足，龙山鬲足，龙山黑陶口沿，商周鬲足等。1963年，东高尧村张吉祥在此挖地窖时曾出土一批晚商青铜器（属国家一级文物，为临沂市文物馆镇馆之宝），1984年9月清理发现大汶口时期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两座，出土罐、匾、背壶等一批铜器，同时发现晋墓一座。2006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杨官庄遗址 该遗址跨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明、清，至民国仍有居民居住，被誉为“沂蒙山地区5000年前的村落”。位于兰陵县神山镇后杨官庄村北约700米，燕子河东侧，遗址分布呈椭圆形，东西约400米，南北宽约250米。
2010年5-7月，为配合枣（庄）临（沂）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铜器、铁器等300余件文物。陶器除大量陶片外，可辨器物有鼎、盆、罐、甗、碗、豆、鬹、觯形壶、筒形杯、高柄杯、器盖、纺轮、拍、球、弹丸、珠和网坠等。其中有少量岳石文化时期陶片，如陶甗腰部、蘑菇形器纽、瓮腹上的附加堆纹等。石器中有斧、锛、凿、铲、长方形刀、双孔半月形刀、矛、镞、打磨器和大量磨石，石镞数量最多，质料多采用板状泥灰岩、闪长岩和千枚岩制成，形状主要有菱形、三棱形、柳叶形、桂叶形等。大型石斧和双孔半月形石刀制作规整，刃部锋利，尤为珍贵。石钻帽的发现，反映出当时钻孔技术的普遍运用与不断提高，属山东省境内首次发现。骨器中的骨针磨制光滑，而且针鼻还可以穿进丝线，说明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该地区纺织缝纫技术已经出现。
东城子遗址
该遗址跨新石器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兰陵县大仲村镇东城子村后，西靠温水河。东西约130米，南北约120米，最高点高出地面约7米。采集的标本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加砂圆锐状鼎足，龙山文化的黑陶片，春秋鬲足，春秋战国时期灰陶豆、盆残片以及汉代瓦片等。
程村遗址
该遗址跨龙山文化、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龙山文化、商、周、汉，位于兰陵县南桥镇程村北50米处，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北约380米，东西约250米，堆积厚度约1.5米，采集标本有龙山陶片、商周鬲足、鬲口沿、汉代瓦片等。
兰陵县古城遗址
鄫国故城
文化堆积跨越夏、商、周等历史时期，秦汉以降历为郡县治所，位于向城镇鄫城前村后，鄫城后村前，文峰山东侧。1977年12月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鄫国是东方较早建立的部落方国，为夏朝第七代君主少康次子曲烈的封地。因大禹为姒姓，故称其为姒姓鄫国。其时，鄫国大面积种植桑柞麻，盛产蚕茧，因桑麻丝织品统称“缯”，故又名“缯国”。夏代有证可考的部落方国约30个，鄫国便是之一。
故城近似方形，城墙遗址显不规则丘陵状，起伏绵延，部分城垣积土呈红褐色，如战火烧过的焦土。城垣为人工黄黏土夯筑，平面略呈方形。东墙550米，西墙480米，北墙530米，南墙528米，其中，城墙东南角、东北角高约9.5米，所存城墙墙基宽30米。城内有鄫子井1眼。城中一高台遗址，东西290米，南北140米，为宫殿和府衙遗址，地面散布较多的瓦当等残片，地表采集的标本有商周鬲足、东周豆柄、东周瓦当、汉代瓦当、汉代豆盘等。是山东地区时代较早，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故城遗址之一，对于研究山东地区先秦古国史和秦汉时代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向邑故城遗址
向邑故城为鲁国于鲁桓公十六年(公元前696年)所建，位于兰陵县向城镇驻地西南。《续修山东考古录》记载：“向邑故城，今向城镇，春秋地名”。故城东西约500米，南北约450米。现故城遗存部分——西南城角，东西长约60米，墙基宽约30米，高2.5米。采集到半角瓦、平瓦当、陶豆盘、陶纺轮、铜剑等文物。
柞城故城
该遗址跨春秋、秦、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城东北，分外城，内城两部分。大城全长3915米，城区轮廓完整，界限分明，东、西城门遗址清晰可见，自城西南起向北651米为西城门遗址，门址宽约15米。大城南城墙长845米，残留高3米，东城墙长1070米，残留高3米，北墙长905米，西城墙长1095米，墙基宽约40米，建筑年代为秦汉早期。小城略成正方形，分西、北、南三段，共长1450米，建筑年代为春秋时期。故城内曾出土陶鬲、陶豆、瓦当、铜镜、铜壶、铜洗等。1979年出土战国时期1枚阴文篆体“荼大夫之玺”5字铜印，属国家一级文物。出土的永初六年（公元112年）铁刀，已调往国家历史博物馆。1980年冬，出土一批窖藏汉代铜器，为11件铜洗。其中6件带有铭文和纹饰，“永元二年（公元90年）堂狼造”、“蜀郡董氏造宣侯”、“吉雁”等铭文清晰可辨；鼎鹤图、鹿雁图、双鱼图、飞雁图等图案分明，形态生动。铜壶3件，其中之一的圈足部有40字铭文，文曰：“元和四年（公元87年），江陵黄阳君作，宜子孙及酒食，吏人得之，致二千石，□人得之，致二千万；田家得之，千厨万仓”，另一件口沿处有“缪公”二字，为汉代兰陵望族缪氏遗物。2006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兰陵故城
位于兰陵县兰陵镇驻地，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春秋时鲁国国相季孙行父执政时期（前610年-前568年），名为次室邑，距今约2620年。前256年楚灭鲁，改次室为兰陵，以儒学大师荀子为兰陵令，距今约2270年。此后的秦、汉、魏、晋、北朝、隋、初唐一直是兰陵县治所在。清朝乾隆后期在此设立兰山县分县。东西约860米，南北约1900米，墙基宽约30米，护城河遗址宽约50米。曾出土大量战国时期楚国货币“郢圆”（俗称“印由”或“鬼脸钱”）、汉代五珠钱范、清代甘棠碑等文物，采集文物标本有圆瓦当、半瓦当，筒瓦，灰陶豆，花纹砖等。旧有城门四处，东曰“东海镜清”，西称“逵达邹鲁”，南名“衢通徐淮”，北呼“文峰映秀”。
大城子遗址
该遗址跨大汶口、龙山、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位于兰陵县庄坞镇大城子村内及村北，总体形状为缓丘高台地，东西、南北各约250米。地表采集有大汶口鼎足、龙山鼎足、商周鬲足、汉代筒瓦残片等；1979年出土大汶口白鬶陶一件。遗址西北2000米处的层山东坡有西汉中晚期墓葬群，曾出土龙柄玉斗和羊脂白玉带钩。
兰陵县古建筑遗址
灵峰寺古建筑群落遗址
位于下村乡山北头村西，抱犊崮东侧，1991年5月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年代不详，元至正五年（1345年）、明成化五年（1469年）年、万历十年（1582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等重修。座北朝南，东西约50米，南北约80米，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遗有藏经楼、钟楼、鼓楼等建筑。藏经楼顶已塌毁，墙体仍岿然屹立，东西14米，南北8米，高10米，正门门楣题写“释迦文佛”4字，北门门楣题写“灵峰大寺”4字。钟楼、鼓楼各三间，面阔9.50米，进深5.50米。其中钟楼房门两侧镶嵌石碑，北为“重修灵峰寺碑记”，乾隆六年（1741年）立。鼓楼东侧为万历十年（1582年）年所立“重修鲁府天台山灵峰寺碑记”石碑，青石质，圆首，方座，高2.7米，宽1米，厚0.21米，额篆12字，碑文650余字，楷书，记述灵峰寺的地理环境、抱犊崮的得名、元至正五年（1345年）重修寺院后兴盛情况及本次重修事宜”。
朗公寺古建筑群落遗址
位于大仲村驻地东3.5千米处的车庄村东北大宗山前。2003年9月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朗公寺旧为沂州四大名寺之首，与杭州灵隐寺、泰山灵岩寺齐名，寺院早已倾废，遗址犹存。
始创于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兴于隋唐，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重修，明弘治三年（1490）年扩建，清代多次扩建重修。现有上寺、塔林、下寺三大群落遗址。上寺遗址东西约120米，南北约100米，大殿墙基高5米，宽1.3米。内有碑刻若干。元代采画水陆传记碑，篆额，高2.15米，宽83厘米，厚29厘米，座东面西，碑身地下约1.5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立。宋稷学《游朗公寺记》石刻一方。上寺西约50米为历代僧人灵骨塔林，现余7座。下寺遗址位于上寺遗址西约200米山涧北侧，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万古流芳碑”残碑一通。
万村李家大院
建于明代后期，位于兰陵县尚岩镇万村，清朝后期万村李氏十六世李继思扩建，由门楼和3座院落组成。东西50米，南北22米，分布面积约1100平方米。门楼座东向西，东西5米，南北4米，青砖砌成，上边各伸出一打制成“弓”型石梁，上挂青砖刻制的莲花石雕，并镶嵌“福寿”“康宁”等字样，上有飞拱形门楼前檐盖筒瓦。进入大门、东西通道，通道北一进三院，房屋为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上覆青瓦，墙体青砖垒砌，座北朝南，西院、中院保存较好，其中中院面阔19米，进深10米，正堂主房5间，原有东、西厢房，现仅存东厢房3间。正堂主屋门庭西13根木条串成“册”字形窗棂。西院现存存堂屋5间，东院存堂屋3间。
兰陵坊前沈家大院 建于明代后期，位于兰陵镇沈坊前村内，为沈坊前沈氏先祖所建。原为典型的座北朝南、两挎三进式北方家族大宅院，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50米，分布面积约3500平方米。
东挎院仅存三进天井的东厢房三间。西挎二进院保存相对完整，其余院落皆不存。西挎二进院东西21米，南北20.7米，有房屋15间。北面堂屋3间，内厦式走廊，木质顶柱，长9米，宽4.7米，高约7米；东有过道房、侧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西3米，南北11米。南面东侧为二进院过道门楼，南北宽5米，东西长3米，高6米，屋顶正檐饰有“祥云”青瓦，西边伸出山墙眉面饰有“莲花、寿字”合体图案，门两旁枕石和石鼓完整无缺。门楼西有南屋3间。建筑用材为石、砖、木、瓦等，屋顶以阴阳反扣式双层青瓦覆盖，顶盖下为椽木托起的把砖，椽木以下为横向橝木支撑，橝木以下为山墙与屋梁支撑，屋梁为梯垛式，山墙为砖石混合构组。样式古朴，仍坚固如初。
庄坞永济桥
建于明朝中期，位于兰陵县庄坞镇庄坞村西武河之上，西北东南走向，方体墩础平梁式架构，主体保存完好。据《临沂县志》及桥碑记载：永济桥，明弘（治）正（德）间始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杨蕃重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杨廷扬、杨初等人再次重修。长72米，宽3.8米，高出河床4米，31孔，孔跨2.3米，桥身为长条巨石垒砌，因清朝咸丰年间重修时立有六通记事石碑，俗称“六碑三十一孔桥”。
庄坞刘氏节孝坊
始建于嘉庆十年(1805年)，竣工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是清廷旌表儒林郎杨绩继配夫人刘氏的节孝牌坊。位于庄坞镇河西村东北，坊高9.6米，东西宽7.4米，南北阔3米，横竖石料均系整块大石迭成。2006年12月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牌坊结构为4柱3间5层楼阁式，石柱擎承。坊中间跨度大，走车马，两侧跨度小，过行人。斗拱承托楼檐，歇山顶，座北朝南，四立柱两侧刻有赞美刘氏的对联，其下为四尊门神雕像、四座神兽雕刻。
朝阳面的对联分别是：“三美全收卓矣大家之范，一清独抱蔚然女士之宗”，“冰霜著节垂千古，松柏为心贯四时”；朝阴面的对联分别是“宜文学富兼从慈孝同传，道韫风高闻者心形俱服”，“青闺品望寿贞珉，丹阙恩光昭绰楔”。
主横梁为二龙戏珠透雕，其上五层石刻，自上而下，最上层为斗拱飞檐，中间镶嵌圣旨刻石；第二层朝阳面刻丹凤朝阳，背面刻凤参牡丹；三层朝阳面浮雕状元及第，背面浮雕八洞神仙；第四层两面分别为“光扬彤史”、“节重清门”巨匾；第五层横匾书“敕建例授儒林郎候选州同杨绩继妻例封安人刘氏孝节坊”24字。
门楣两侧两块刻石记录牌坊筹建经过。当时的山东巡抚铁保，山东学政刘凤诰，山东布政使司布政使陈仲琛，沂州知府克什纳，兰山县（清代庄坞属沂州府兰山县管辖）知县张廷楠等山东省、沂州府、临沂县等地方政要均参与了节孝坊立建的奏请事宜，户部主事宋潢题写了全部四幅对联。
整座牌坊浮雕与透雕相结合，构图严谨，均衡对称，纹理清晰，繁而不乱，以谐音和隐喻的手法，表现福寿吉庆等意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小湖子节孝坊 建于清光绪十年，是清廷表彰刘纯修夫人闫氏及其儿媳李氏两节合一的节孝牌坊。位于南桥镇小湖子村东部。整体为四柱五层阁楼式建筑，正面向东，高约8米，南北长约6米，宽约2米。斗拱承托楼檐，歇山顶。
整体青石刻凿，四立柱上端刻有赞美闫氏、李氏的对联，下端从北向南依次刻有水仙、兰草、竹笋、松鹤、菊花、玉兰等图案。
主门柱东面所题对联是“贤姑树懿型彤管芬芳光后嗣，孝妇亲妇德苍松志节绍前徵”，西面是“褒扬荣两代国恩万古常新，节孝萃一门壶范千秋不朽”。外侧门柱东面所题对联是“星使深怜双节苦，天恩崇锡一家荣”，西面是“光争日月次第联辉，节励冰霜后先济美”。
主横梁两侧皆刻二龙戏珠浮雕，其上五层石刻，自上而下，第一层楼顶起脊飞檐和圣旨悬匾，毁于文化大革命；第二层东刻双凤朝阳浮雕，西刻凤参牡丹半透雕；第三层两面均为“两叶清芬”的悬匾；第四层为状元及第图；第五层刻“旌表刘纯修妻闫氏节孝坊，旌表刘奇之妻李氏节孝坊”22字。
珩头宋氏祠堂
位于向城镇杭头村西南部，东西23米，南北26米。初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由琅琊宋氏第九代传人宋之普、宋之韩等人筹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宋氏第十五代传人宋献章等人重修；文化大革命以后再次重修。正堂3间，座北朝南，设有走廊，木质顶柱。东西配殿各3间，结构同正堂；门楼，砖木结构，屋檐起脊，饰祥瑞图案。
第三篇：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论 文 摘要
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给我们积淀了许多的文化瑰宝，以不同的形式留存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文化遗址。文化遗址作为一种文化实体有其直观性、多元性、不可再生性等特质。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时期，在历史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交叉口，文化遗址保护正遭遇着空前考验，本文从文化遗址的点、线、面即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古城风貌三个层次论述了作者对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遗址保护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观点。
关键字：文化遗址 城市发展 保护层次
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我国现正处于建国以来国力的增强最为迅速的阶段，各大中小城市无不大兴土木，城市的规划发展可谓一日千里，高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新商业街等成了城市规划发展、资源整合的典型模式，也成了展现一个城市的实力的重要标志，在这种城市竞争客观形势及城市发展价值观的引导下，必然导致旧城区、旧街道及旧宅的改造重建甚至拆毁。在面对新旧矛盾冲突时，由于我国文物保护体系的的不健全，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偏少，造成了大量的历史街区、文化遗址的破坏甚至消失。而有些地方政府受政绩因素的驱动，在城市规划时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损毁古代文化遗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文化遗址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不同时代的遗迹留下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对后人研究历史发展、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化遗址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又担当着城市名片的功能，它们向外界展示着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源远流长的文明，是历史长河中璀璨文化的积淀，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标志。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几次民族浩劫对文化遗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果那些无法避免，那在和平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还在破坏。现在保护文化遗址已经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何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文化遗址保护相互促进，如何完善文物保护制度，如何更完整、更专业的保护好文化遗迹也成为当今热门的话题。特别是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后，如何合理的加强文化遗址的抗灾害能力也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1982年颁布的文化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文物保护法》，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已经形成。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起单体文物、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城等多层次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目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38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中已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的仅有16处，占11.6%，目前正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的有46处，占1/3，两项合计不足45%，严重不适应保护工作的需要。由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保护规划编制严重滞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研究编制亟须加强[1]。
《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我觉得这个方针涵盖了文物保护的几个重点所在，精辟准确，也应成为解决城市发展和
遗址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文化遗址的保护在范围上可以分为点、线、面三个层次：所谓点就是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历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保护法》规定要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古迹是一般名称，“文物保护单位”是法定保护的名称；所谓线，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所谓面，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2]。
一、在点的保护方面是要扩大分级的范围，对现有遗址及传统民宅加强保护力，面对文化遗址，新建筑必须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对古建筑进行巩固及改造，提高其实用性，改善居住人的生活质量。
现在对对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等的保护虽然已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人为的破坏还是屡见不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所谓“危旧房改造”中造成遗址损毁；二是在所谓“旧城改造”中以面盖点，导致了传统民宅的拆毁破坏；三是在基本建设工程施工不当，波及了文物古迹；四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不合理开发造成文化遗产毁坏
[3]。例如，“‘南京市秦淮区文物保护单位牛市清代住宅’的牌子悬挂在老宅门口，外墙底部的石条高及人肩，红色的‘拆’字被刷在上面。此处民居在2007年6月10日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被公布为第三批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的文化遗产拆毁之多、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自1980年以来，已经被拆毁的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有4个、区县文物保护单位16个、文物点160个，约占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1/6”。一些文化遗产所在地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政绩，擅自改变管理体制，把文化遗址交由公司承包管理，采取掠夺式经营，导致破坏事件发生。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管理，细化城市规划开发项目管理细节，对涉及文物保护的特殊项目应特殊监管，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要完善文物保护监管体系，提高群众文物保护意识，为民众的文物保护监督功能提供一个敞开的窗口。
二、在线的保护方面要积极探索城市建设与文化保护相结合的新模式，对现有传统街区合理开发利用，对特色街区应以修缮巩固为主，历史建筑重建为辅，提高城市文化底蕴，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美国学者威廉·怀特曾说过：“街道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面对面接触的中心场所”，又说“街道是留下记忆的空间”。清明上河图也反映了宋代的城市
街道生活„„街道应是构成城市特色的重要元素之一，因为街道生活是城市物质景观和人文景观最集中的体现。保护现有的近代特色街道和恢复历史上某种风格的街道，应成为城市发展中实现文化遗址保护和创新的重要手段。但现在许多城市建设中存在着两种极端方式都是我们应该摒弃和反思的，一种是对近代老街道、特色街区大拆大建，一味追求高层现代建筑；另一种是不顾历史渊源、地方特色而牵强地模仿宋街、明清街甚至汉街、唐街等，只是追求形似，劳民伤财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文化传统街道在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研究、美术、建筑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典型代表就是北京的四合院、浙江的乌镇等，但是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当地特色街道值得保留、利用。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时不能意识到这点，对老街道进行商品房开发，导致大批古宅、道路、水井、古树被破坏。针对现状可以认为，对该保护的街区不能按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进行运作，其保护整治是不能以追求利润作为开发目的的。有些城市在开发时，虽然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制定了相应保护规划，但在运行过程中开发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能是不断修改规划，其结果还是导致保护区面目全非，没有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正确的作法是应该由政府主导，以保留古民宅群原风原貌为指导方向，按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保障按规划实施。历史文物保护区内整治不可大拆大建，要采取逐步改善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保证社会的稳定。以“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按“政府主导，居民参与，公司运作，渐进改善”的方式，作好保护区的保护整治工作[4]。
在恢复历史特色街道时，要有据可循，结合当地历史文化底蕴、历史事件，充分收集史料文献，另一方面要提高文化景观的艺术性、观赏性，不能一味的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仿古造古，哗众取宠，而且切忌“毁掉真文物，制造假古董”现象的发生。从北京琉璃厂拆除原有传统建筑，新建仿古建筑开始，全国陆续出现了许多多由传统街道改造而成所谓古街，致使文化遗址保护和商业开发误入歧途。有些地方政府觉得维护历史传统建筑费时费力，见效慢出不了“政绩”，所以出现了大批用现代材料、色调花哨的仿古建筑群，大批小镇、老街、民宅被重新整修得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但同时，同一座城市中其它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却惨遭破坏。当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楼阁、庙宇等得以重建时，现存文化遗址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完全偏离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真谛，实际上是文化的无知。
三、在面的保护方面，应维持城市的文化风格统一性，做到统一规划、有序进行，在城市建设格局方面加强创新，既能有效地保存城市文化面貌，又不阻碍现代化经济建设。
现在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城市已经为数不多，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要带来大量的建设，因此要特别注意保护。而整体保护是古城风貌保护的主要原则，大量的古迹应受到重视，构成环境的建筑物须严格保护其外部传统风貌，古城内一切新的建设必须在高度、色彩和形式上协调。人口的增长，经济活动的频繁开展，交通流量的增加，是对本已处于饱和状态的旧城的传统风貌的主要威胁之一。开辟新的发展区成了当务之急，新区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在旧城外另辟新城，如苏州、平遥古城的发展方式；另一种则是以老城为中心向外环呈辐射发展，欧洲许多历史性城镇就是依据这种模式发展的。但建立新城时还要兼顾旧城区的改造，旧城区大多因缺少资金而呈衰败面貌，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在对南阳、商丘、绍兴等地在调查中发现，古城区内居民对全盘保护古城持怀疑甚至有敌对的态度，东京大学铃木充教授认为这种情绪在日本也存在，要改善旧城的居住质量，这在华盛顿宪章中被列为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古城内的城市结构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大型工业项目，特别是有环境污染的项目，必须迁出，小型的无污染街道工业可允许保留鼓励发展与传统或旅游有关的手工业，建设与历史文化相宜的旅游和文化娱乐设施。
在保护城市整体面貌时，要注意近期、中期、远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近期阶段，主要是保护文物古迹及环境，防止人为破坏，包括严格控旧城内的新项目建设，对占用文物和污染环境的企业强行搬迁，合理加固整修岌岌可危的文物古迹。中期，调整老城内的用地结构，结合新区建设，控制老城内的人口容量。远期，各项文物古迹全面整修，有些已不存在的古迹可视需要重新恢复，居住区的改建全面完成，老城内的旅游设施得到很好的建设[5]。
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都在探索适合自己城市的城市发展规划模式，以保护城市文化遗址，传统风貌为主旨，协调现代化发展与保护旧城的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城市发展应该是集社会活动诸多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各个方面矛盾的辩证统一，是居民生存质量及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只有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两者并重，城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ttp:///gb/cityherald/2006-12/05/content_1050983.htm
[2]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年18卷6期.9-13页.[3]单霁翔.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城市规划.2007年31卷5期.9-23页.[4]汤志平、董鉴泓.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策.城市规划汇刊.1991年1期.28-34页.[5]王景慧.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第四篇：古建筑保护调查及古建筑文化调查
访古建，知古建
收拾好第一天路途留下的疲惫，7月7日早上八点，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系“拓梦队”和荆州理工职业学院“缘梦队”的队员出发前往我们实践活动的第一站——荆州古城，开始做关于古建筑的保护和古建筑文化实践课题。
此行的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关于荆州古城及其城楼、城墙，城内典型的古建筑群在建筑保护、建筑修缮，文化，地理，历史上的调查及研究。调查主要以询问当地向导、建筑周围的居民和做问卷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为主。
荆州古城墙东西长3.75公里，南北宽1.2公里，周长11.28公里，城墙高8.83米，是中国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现存的城墙为清朝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依明代旧基重建，在城墙建筑保护方面与我们专业相关的是浇筑墙体的是糯米浆浇筑，古城城池构筑也十分坚牢，为防止城墙因水浸腐蚀而下陷，城墙基脚全部用条石垒砌。城内现存两座城楼都为全木质结构建筑，其中迎宾门（东门）城楼宾阳楼在2012得到重新修缮，使得古建筑的建筑工艺和建筑文化得以更好的流传下去。沿着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城墙，两队队员来到了纪南门关帝庙。整个庙宇仿原关庙风格，仪门、正殿、陈列馆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灰瓦红墙，气势宏伟，独具魅力。此庙有六殿三重。庙内关公塑像高九尺有余，英俊威武，手执「春秋」，显出一派“大义凛然”之气。三义殿前矗立着两棵千年银杏，成为古刹历史
永久的见证。之后两队队员来到位于古城西门的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开元观做关于古建筑文化相关调查。现存建筑为明、清两代所建。至今其中轴线建筑山门、雷神殿、三清殿、天门、祖师殿,保存尚好。其中三殿依次升高，在古建筑风格上也是少见的。
让队员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变迁，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古建筑有人为破坏，自然损坏，修缮不当而没有得到足够保护的情况，作为学习这方面知识的队员们来说，不应该只是作为观光者的身份，更应该思考如何保护越发古老的建筑以及发扬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传统。这是一次有意义的调查，古建筑文化的魅力深深打动着队员们的心。
2013年7月7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第五篇：保护红色遗址留住红色财富
保护红色遗址珍惜红色财富
——关于华容县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陈伟
【摘要】：2011年7月，我们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华容暑期社会实践。在此期间，我们对当地的革命遗址进行了走访和调查。通过调查，我们针对华容县的烈士陵园，桃花山等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和规划。呼吁人们加强保护革命遗址的意识，留住这笔珍贵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利用 红色旅游
一革命遗址及其资源的定义
革命遗址、旧址、遗迹及各类纪念设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中留下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红色遗产(革命遗址)资源,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二华容县革命遗址的形成和背景
华容县位于湖南省北陲，岳阳市西境，北倚长江，南滨洞庭。华容县烈士陵园兴建于东城区陡岗山，占地215亩。1961年开始建设，现已具相当的规模。陵园内建有烈士墓群（包括何长工，朱绍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军墓区、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等革命遗址。此外，于2000年建成的华容县博物馆也在陵园之内。馆内收藏着华容籍老将军、诸多革命烈士的遗物，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素材。陵园和博物馆的建立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缅怀革命先烈们，发扬革命精神。位于县内的桃花山则是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山内的红军树烈士陵园，位于桃花山北端，与鹿角头山相对峙，园后有九千平方亩的三菱湖为毗邻。园内三株黄芯绎，被贺龙当年命名为“红军树”。在桃花山，我们更能追忆华容的峥嵘岁月。
三华容县革命遗址存在的问题
华容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涌现了以何长工同志为代表的英勇无惧的革命英烈们，有着十分光荣的革命史，亦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历史资源。在实践期间，我们对当地的一些革命遗址进行了走访和调查，通过结合华容的历史和现实，发现这些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仍然具有很多不科学性，不能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珍惜这些珍贵的红色财富。这些革命遗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革命遗址宣传力度不够；很多革命遗址没有任何纪念标志，让人们无法了解；对革命遗址开发和利用不够，基本设施有待完善，开展的红色文化教育较少等。
四对华容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一些建议
加强对华容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促进红色旅游事业科学健康而有
序地发展，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工程，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实际，合理规划，科学实施，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些革命遗址的作用，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红色文化。我们通过开展对全县红色革命遗址的调查，掌握了一些红色革命遗址存在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充分发挥了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推广工作，提高华容红色旅游景点的魅力。县宣
传部门要重点宣传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加大对革命
遗址的宣传力度，大力开展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做到宣传与教
育的有效结合，政府和宣传部门也应加强重视。于此同时，适时适当
地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具有深刻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优秀红色作品，将
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景区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完善未有纪念标志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建立一系列与之配
套的设施。切实做到革命遗址保护和利用，加强对未标志的革命遗址的重视，在群众中大力宣传保护革命遗址的重要性，充分开发这些遗
址。合理开发利用红色旅游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深度挖掘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综合运用一些科技手段，达
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落实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设
计，杜绝一切不利于宣传红色文化的行为，树立属于自己的红色旅游
主题品牌，加大设施建设保护和环境整治力度，使重要的文物遗址、文献、建设等得到妥善保护，避免造成建设性、利用性的破坏。同时，也要适时适量的开发一些新的红色旅游资源，好好利用红色财富。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红色旅游环境。县
政府应加大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增加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遗址保护的投入，把红色旅游纳入经济发展规划中，为游
客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利于红色旅游的发展。加强有关方面的组织领导，建立一系列合理的机制。建立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委员会，由县宣传部、旅游局带头负责研究和解决
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各成员
单位按照各自的分工，承担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规划建设、环境整治、线路开发、人员培训、宣传报道、内容审核等任务，充分
做到各司其职，为发展红色旅游，宣传保护革命遗址的意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对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意义
加强对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事业，是现阶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带动当地的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红色革命遗址是“固化”的党史和革命史，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加强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学习
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宗旨，努力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党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发展红色旅游就是要把当前亟待加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喜闻乐见、主动参与的活动之中，从而把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革命老区尽快发展起来、尽快富裕起来，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重大历史责任。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就是要更好地整合革命老区的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红”、“绿”结合，优势互补，使革命老区在我县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中实现快速发展。
有利于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文化强县。红色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建设文化强县，首要任务是大力弘扬和发展红色文化。分布全县的革命遗址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发展红色旅游，就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中蕴涵的红色精神，培育红色品牌，弘扬红色文化，使其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我县由文化大县向文化强县的历史性跨越。
六结束语
尽管一周的实践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尽自己所能针对目前华容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相信这对当地红色旅游的发展，对人民群众提高保护革命遗址的意识，对弘扬红色文化，对珍惜这些历尽坎坷的红色财富，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能够落实这方面的工作，华容，这一充满历史的革命红区，必将走向正确发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 河南理工大学，地质遗址的建立和保护。百度文库
【2】 周萌，红色旅游：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创举。百度文库
【3】 袁晓虎，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大连日报 2011年6月23日
【4】 高度重视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1月7日
【5】 范永光，全继洪，让红色遗产资源造福后人——关于加强老区革命遗
址、旧址抢救保护工作的思考。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04期
【6】 范永光，保护红色遗产资源 留住红色历史财富——关于加强政和县革命
遗址保护与利用的调查。福建党史月刊 2011年06期
【7】 佚名，华容旅游概况。2009年3月19日
【8】 古迹寻访。新华社区发展论坛201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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