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工商局违法年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上诉案
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诉四川省达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违法年
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上诉案
委托代理人张大群，四川达州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达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张方清，主任。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基良，经理。
上诉人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以下简称漯河经营部)因诉原四川省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违法年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原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达川中院)(1999)达行初字第4号(1—2)行政附带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达川中院判决认定，企业年度检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进行检查，是对企业是否具有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四川省原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达川工商局)未对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饲料公司)逾期申报年检进行处罚确有不当，但核准粮油饲料公司企业年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实施的年检行为合法。年检合格的企业不依法履行合同给他人造成损失，不应由达川工商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并判决：“
一、维持被告四川省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年6月27日对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作出的年检合格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的赔偿请求。”漯河经营部上诉称：达川工商局将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司所开办的、主管部门已决定撤销的粮油饲料公司年检合格的行为在程序和实体上构成违法。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判令达川工商局依照《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19条规定履行法定义务；并判决达川工商局与粮油饲料公司对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达川工商局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系主营粮油及粮油制品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4月，粮油饲料公司副经理张云寿及铜江面粉厂质检员李贤林等前往河南省漯河市采购小麦。在对小麦验质合格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提出对粮油饲料公司经营资格等情况进行审查，见粮油饲料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达川工商局于1997年6月27日年检合格。其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即与粮油饲料公司签订购销硬质小麦600吨、单价1460元/吨，共计货款4731万元的《工矿产品订货
1合同》，并约定，货到5日内结清货款。货到后，粮油饲料公司共付货款10万元，余款经多次催收无果。上诉人漯河经营部向达川中院提起民事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见(1998)达法经初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但粮油饲料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1998年5月28日，达县人民法院作出(1998)达经执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并予以执行。同年10月27日，达县人民法院出具了漯河经营部又实收货款15174810元的书面证明。目前，粮油饲料公司已下落不明。同时查明，粮油饲料公司是于1992年10月4日由原审第三人原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达川食品办)以(1992)31号《关于成立四川省达县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批复》批准成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原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公司。
1995年12月7日，达川中院以(1995)达中经破字第40号公告称据债务人申请，该院已裁定宣告国营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公司破产还债。
1997年3月29日，粮油饲料公司向达川工商局申请年检并提供1996年度的《企业法人年度报告书》、《资产负债表》等年检材料。
1997年6月11日，达川食品办作出达地食(1997)字第15号《关于撤销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通知》。告知粮油饲料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立即到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该通知抄送了原登记机关、税务机关、开户银行。1997年6月17日，达川工商局企业登记科科长贾月书在收到的《关于撤销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通知》上批注“请存入该企业档案备查”。27日该局工作人员朱忠坤在粮油饲料公司报送的《企业法人年度报告书》上登记主管机关审核情况栏签署了“经审查该单位提供的年检资料，1996年未按国家规定参加年检，变更经营地址，请审批”。该局企业登记科副科长陈正明在核准栏中签署“同意办理年检后变更登记”。同日，该局在粮油饲料公司的《企业法人年度检验情况》上核批“1996年度年检合格”并在粮油饲料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
另查明，因诉讼中，原达川地区被撤销并设立地级达州市。被上诉人达川工商局因此更名为四川省达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审第三人达川食品办更名为四川省达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
以上事实有漯河经营部及粮油饲料公司的营业执照、《工矿产品订货合同》，达川食品办《关于成立四川省达县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批复》及达地食(1997)字第15号文；粮油饲料公司1996年度《企业法人年度报告书》等有关的年检材料；达川中院(1998)达法经初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达县人民法院(1998)达经
执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及《证明》；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有关证据材料为证。
本院认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年度检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进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它不涉及企业法人资信能力、商业信誉等方面的评价。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逾期申报年检的行为未予处罚确有不当，但以此否定年检的法律效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粮油饲料公司虽然未按时申报年检材料，但该行为不属于《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19条规定应予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范围。年检时粮油饲料公司也不存在《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8条规定的不予年检的法定情形，达川工商局核准粮油饲料公司年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达川食品办虽行文撤销粮油饲料公司，但没有出具应申请而作出的批准决定和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清算组织负责债权债务的文件。粮油饲料公司也未提出过注销企业的申请报告，达川工商局依法应当对粮油饲料公司的年检申请进行年检。经年检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依法履行合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与工商行政机关的年检行为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由于粮油饲料公司的单方故意违约给上诉人漯河经营部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畴。上诉人漯河经营部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19条的规定，判令原达川工商局吊销粮油饲料公司营业执照的诉讼请求及判决由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给上诉人漯河经营部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赔偿请求应予驳回。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二篇：工商局行政上诉答辩状
行政上诉答辩状
答辩人：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花岗区工商分局 地址：遵义市中华路 电话：（0852）8822464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花岗区工商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姓名：王云 性别：男
年龄：43岁
民族：汉族 职务：副局长
工作单位：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花岗区工商分局
住所：遵义市万里路
电话：（0852）8832518 委托代理人：姓名：
民族：汉族 职务：主任科员
工作单位：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遵义市工商局宿舍
电话：（0852）8233193 答辩人因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答辨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不服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08)红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提出上诉一案答辩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商业赂贿，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
答辩人于2007年7月1日依法对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为获取评估业务交易机会，以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按双方事前约定的比例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行贿一案进行调
查；经调查发现，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为获得固定资产贷款评估业务，于2001年2月起与建行遵义分行开始合作抵押物资产评估业务，双方约定建行遵义分行利用其在固定资产贷款业务中形成的垄断地位将信贷业务中涉及的抵押物资产评估项目推荐介绍上诉人评估；上诉人收取评估费后按50%比例支付给建行遵义分行，但一直几乎没有业务，2004年双方重新签订协议将支付协作费比例改为4:6（上诉人中审会计师事务所40%，建行60%），2004年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了建行遵义分行推荐的业务五笔，收取评估费22,500.00元，缴纳税款1,237.50元，按照约定比例，支付给了建行遵义分行业务协作费13,500.00元；2005年双方再次重签协议，协作费比例调整为所收评估费税后的3：7，（中审会计师事务所30%、建行70%），2005年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接建行遵义分行推荐的业务四笔，收取评估费165,000.00元，缴纳税款9,075.00元，按比例支付给了建行遵义分行协作费101,500.00元，从2004年4月起至今双方共合作九笔业务，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共计收取评估费187,500.00元，上缴税款10,312.50元，支付建遵义分行业务协作费115,000.00元，自己非法获利62,187.50元。[187,500.00（九笔业务总收入）—115,000.00（支付建行协作费）—10,312.50（上缴税款）=62,187.50元。]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佐证：
证据（一至十一）：2007年10月24日，上诉人提供了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的：（1）营业执照（2）执业证书（3）资产评估资
格证书（4）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5）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6）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7）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8）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9）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证书（10）司法鉴定许可证（11）国有企业审计查证资格证书,共11个证书的复印件，证明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和相应资质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能力。
证据
（十二）：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法人代表陈策英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陈策英的个人身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证据
（十三）：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与建行遵义分行2004年合作项目清单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在2004年合作5个项目，上诉人收取评估费22,500.00元。应支付协作费13,500.00元。
证据
（十四）：记帐凭证复印件，证明上诉人支付2004年协作费是以“应付业务协作费”支付的，金额为13,500.00元。
证据
（十五）：贵州省遵义市服务业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建行遵义分行于2004年12月29日向上诉人开据收取13,500.00元“评估费”的发票。
证据（十六）：支票存根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于2005年4月14日用转帐支票付给建行遵义分行，金额为13,500.00元。是由罗勇签收的。
证据（十七）：合作项目清单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在2005年合作4个项目，上诉人收取评估费165,000.00元。应交税9,075.00元，应支付协作费109,147.50元。
证据（十八）：记帐凭证复印件，证明上诉人支付2005年协作费是以“业务协作费”支付的，金额为101500元。
证据（十九）：支票存根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于2006年4月7日用转帐支票付给建行遵义分行业务协作费101,500.00元，是由罗勇签收的。
证据（二十、二十一）：贵州省服务业统一发票复印件（2张），证明2006年4月7日建行遵义分行收取上诉人两张共为101,500.00元的协作费。
证据（二十二）：对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陈策英的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94年，其法定代表人是陈策英。上诉人将其资质报给建行和其他银行，在有客户需要贷款时，银行向客户介绍其资质，2005年前是按所收评估费的4：6；2005年后是按所收取评估费的3：7；2004年至今经建行介绍评估业务9笔，共收取评估费187,500.00元，支付建行协作费115,000.00元。
证据（二十三）：对陈策英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合作签订有书面协议，是2001年开始和建行遵义分行合作的，当时支付协作费是按所收评估费的5：5，但几乎没有业务，2004年应建行要求支付协作费比例改为4：6（中审四成、建行六成），业务仍不多，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便与建行遵义分行交涉，问为何给的业务不多，建行回答主要是协作费比例问题，并提出协作费按3：7（中审三成、建行7成）。
证据（二十四）：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于2001年2月15日签订书面协议：建行遵义分行信贷业务中涉及的抵押物资产评估项目，均推荐介绍到上诉人处评估，双方合作项目按收费金额各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分成。
证据（二十五）：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于2004年4月16日重新签订书面协议；建行遵义分行信贷业务中涉及的抵押物资产评估项目，均推荐介绍到上诉人处评估，双方合作项目按收费金额建行按百分之六
十、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分成。
证据（二十六）：上诉人与建行遵义分行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当事与建行遵义分行于2005年4月4日再次重新签订书面协议：建行遵义分行信贷业务中涉及的抵押物资产评估项目，均推荐介绍到上诉人处评估，双方合作项目收费分成比例为：土地评估收费按6：4（建行60%，中审40%）；其他资产收费按7：3（建行70%，中审30%）。
证据（二十七）：建行遵义分行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建行遵义分行作为独立主体及其营业场所、负责人和经营范围等情况。
证据（二十八）：上诉人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情况说明，证明中审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经建行推荐的评估项目5个，收取评估
费22,500.00元，缴纳税款1,237.50元；2005年经建行推荐的评估项目4个，收取评估费165,000.00元，上交税款9,075.00元，共缴税款10,312.50元。
证据（二十九）：对遵义开元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余宗科的询问笔录及余的身份证明，开元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开元会计师事务所如不答应建行的合作条件，建行就不予认可其评估报告，不向委托贷款人介绍该事务所。同时证明开元会计师事务所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余宗科，经营范围等资质情况。还证明了余宗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证据（三十）：对遵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王庆琨的询问笔录及王的身份证明，遵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遵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与建行的合作条件不公平（建行70％，华信30％），故只做一笔业务后就终止与建行的合作。同时证明遵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庆琨，经营范围等资质情况。还证明了王庆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证据（三十一）：对遵义正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冯小侃的询问笔录及冯的身份证明，遵义正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遵义正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如不答应建行的合作条件，建行就不予认可其评估报告，不向委托贷款人介绍该事务所，同时也不认可其出具的评估报告。证明遵义正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是合伙企业，所长是冯小侃，经营范围等资质情况。还证明了冯小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上述证据在行政处理程序中上诉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对上述证据的取得、证明事项也没有提出异议。并经一审法院当庭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了确认。
对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其理由根本不成立。商业赂贿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和个人，以争取交易机会或交易优惠条件的行为。商业行为是市场交易当中的贿赂行为，从性质上看商业贿赂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从目的上看是为了销售或购买商品即争取交易机会或交易优惠条件，从行为本身是看是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收买，这是商业贿赂的本质。从贿赂的对象看一般是对方单位和个人，但不限于此，还包括对商品的购销有直接有影响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在本案中，建行遵义分行正是对上诉人开展评估业务有着直接影响的单位，上诉人正是在开展评估业务工作中采用贿赂手段，通过向对其开展评估业务有影响的第三人建行遵义分行按比例支付一定的费用，从而获得交易机会的。因此，不管上诉人是以协作费、咨询费、还是手续费的名义都不能改变其通过行贿手段获得交易机会这样一个事实，也改变不了其行贿的事实。其都是意图通过违反诚实信用为获得竞争优势或交易机会，从而扰乱了正常的公平的竞争秩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此，答辩人在一审的诉讼过程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并通过一审判决得予认可。
二、关于上诉人称《处罚决定》对违法所得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问题
我局是依据违法所得的法理进行的计算，为了慎重起见，贵州省工商局就个案专题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请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8年9月12日以[工商公字(2008)198号]文件正式答复,其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与我们采取的计算方法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属于典型的“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公平竞争原则，采用给予、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手段，以提供或获取交易机会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且在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规定的时间内不主动申报其违法活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六）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
1.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或者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的；
2.有悖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规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的违法行为的；”规定本应从重处罚，但考虑到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我局正是本着以教育为目的，作出“没收违法所得62187.5元、罚款5万元”从轻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执法主体合法、办案文明。恳请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所作出的第一项判决，并对我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请求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此 致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花岗区工商分局
法定代表人：李思桥
2008年11月24日 附：答辩书副本贰份。
其它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正确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见》、工商公字[2008]198号各壹份。
第三篇：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上诉案
北京展望化工涂料有限公司与胡明等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任赔偿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9)二中民终字第195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展望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国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家生，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昌江，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明。
委托代理人王文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健博。
委托代理人王文艳。
上诉人北京展望化工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明、胡健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9）朝民初字第22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钱丽红担任审判长，法官盛涵、刘斌参加的合议庭，于2009年11月9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展望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展望公司与北京衡诚瑞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诚瑞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于2003年9月19日生效，根据判决书衡诚瑞安公司应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展望公司72 876元，展望公司随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4年6月法院因衡诚瑞安公司下落不明裁定中止执行。衡诚瑞安公司于2005年8月29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并责令其股东限期进行清算。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为胡明、胡健博、陈永波，胡明、胡健博、陈永波不仅未对公司进行清算，还转移、隐匿、私分公司财产，并解散公司员工，使公司名存实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的规定，展望公司起诉要求胡明、胡健博对衡诚瑞安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要求胡明、胡健博连带清偿衡诚瑞安公司的债务72 876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03年9月29日至今的迟延履行利息。
胡明、胡健博在一审中答辩称：展望公司索要的款项已经法院判决处理，其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胡明、胡健博在衡诚瑞安公司只是小股东，也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胡明、胡健博只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衡诚瑞安公司未进行清算，展望公司也未向法院申请对衡诚瑞安公司进行清算，不能认定衡诚瑞安公司无法清算和公司财产灭失，不能追究公司股东责任。胡明、胡健博不同意展望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展望公司与衡诚瑞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03年9月19日经法院终审判决，判令衡诚瑞安公司于十日内给付展望公司货款68 200元、违约金2046元、诉讼费2630元。后展望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4年6月1日，法院裁定因衡诚瑞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展望公司不能提供衡诚瑞安公司的财产线索，故中止执行。2009年6月3日，展望公司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申请，法院裁定终结执行。衡诚瑞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现股东及其出资情况为陈永波出资2 005 000元、胡健博出资55万元、胡明出资445 000元。2005年8月29日，工商部门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衡诚瑞安公司的营业执照，衡诚瑞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负责清算，并在清算完毕后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衡诚瑞安公司至今未组成清算组，未进行清算。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衡诚瑞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衡诚瑞安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应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展望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现展望公司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衡诚瑞安公司强制清算，即以衡诚瑞安公司无法进行清算、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开始清算而导致公司财产灭失为由直接要求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缺乏法律根据。法院对展望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展望公司的诉讼请求。
展望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明确。一审判决以展望公司未进行清算为由，驳回展望公司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即便是如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清算是必经程序，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而不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展望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清算义务人证明可以清算而主张有限责任庇护的前提下主动认定“清算必经”而驳回展望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展望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胡明、胡健博对衡诚瑞安公司欠展望公司的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胡明、胡健博服从一审判决，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作为有限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未经清算、不能确认股东有违法行为情况下，股东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展望公司已经撤销了对衡诚瑞安公司的执行，不应再向胡明、胡健博主张该债权。现在衡诚瑞安公司既没有清算，也没有股东违法行为，股东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胡明、胡健博请求驳回展望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2003）二中民终字第08358号民事判决书、（2003）丰执字第06487－2号民事裁定书、（2003）丰执字第06487－3号民事裁定书、衡诚瑞安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京工商门处字〔2005〕第2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衡诚瑞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为胡明、胡健博、陈永波。2005年8月29日，衡诚瑞安公司被工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衡诚瑞安公司至今未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公司的股东应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现展望公司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衡诚瑞安公司进行清算，即以衡诚瑞安公司无法进行清算、衡诚瑞安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开始清算而导致公司财产灭失为由主张胡明、胡健博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展望公司并未提供衡诚瑞安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及胡明、胡健博未在法定期限内开始清算而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损毁或者灭失及所造成损失具体范围的相关证据。故展望公司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三百四十五元，由北京展望化工涂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六百二十二元，由北京展望化工涂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丽红 审 判 员
盛 涵 代理审判员
刘 斌 二○○九 年 十二 月 十一 日 书 记 员
李 丛
第四篇：赵立新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行政批复纠纷上诉案
赵立新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行政批复纠
纷上诉案
法公布(2000)第36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1999)行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立新，男，42岁，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前进街43号楼。
委托代理人马力，宁夏博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仲凌，宁夏博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解放西街162号。
法定代表人马晓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克杰，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希仁，宁夏伊信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凤凰北街44号。
法定代表人越经臣，该协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席卫东，银川市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佐安，银川市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住所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山北街105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捷明，该公司副经理。
上诉人赵立新因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宁夏国资局）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9）宁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岳志强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段小京、甘雯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蒋勇担任记录。上诉人赵立新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力、陆仲凌，被上诉人宁夏国资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克杰、王希仁，原审第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宁夏科协）的委托代理人席卫东、韩佐安，原审第三人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捷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87年6月13日，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综合服务部（以下简称综合服务部）成立，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汪册资金25万元，其上级主管部门是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实业总公司）。1988年12月14日，综合服务部名称变更为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科技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器材经营部），同时实业总公司下发了“关于经营服务部增拨固定资产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实业总公司给器材经营增拨固定资产20.5万元。同月，赵立新与实业总公司签订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书》，约定：器材经营部由赵立新承包，经营承包形式为上缴包干，超收全留，承包期从1989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承包（考核)指标为1989年实现利润5万元，1990年实现利润7万元，1991年实现利润10万元，每年交纳房租、水电、管理费2万元。1989年1月9日，实业总公司任命赵立新为器材经营部经理。1990年8月10目，器材经营部又更名为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自动化仪表成套部（以下简称仪表成套部)。1990年12月11日，实业总公司与仪表成套部签订《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与宁夏科技实业总公司自动化仪表成套部关于经济关系交割及工作人员划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将仪表成套部独立出来，归宁夏科协直接领导并更名为宁夏自动化仪表成套部（以下简称成套部）。《协议书》称：“总公司给仪表成套部投资的营业用房已经收回，不复归仪表成套部所有；仪表成套部的现有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全部归仪表成套部所有；总公司分配给仪表成套部使用住房三套，价值16．7万元，已由仪表成套部向总公司付清，房产权归仪表成套部所有。1991年4月，宁夏科协调拨中山北街194平
方米营业用房供成套部使用。同月4日，宁夏科协与银川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签订（91）拆字09号拆迁安置合同，该合同约定：“
1、开发公司拆除宁夏科协原194平方米营业及其它用房；
2、宁夏科协要求在原地安置并保留产权；
3、办公用房按400平方米计算、营业用房按500平方米计算，宁夏科协的房屋款与开发公司房屋款相抵后，宁夏科协应补差给开发公司68520元”。1991年12月20日，成套部与开发公司签订补充合同，双方确认在(91）拆字09号拆迁安置合同的基础上，就有关安置事宜协商一致，即“开发公司将仪表成套部原地安置在中山北街14号楼5－1和5－2号营业房内，合计面积364．51平方米；扣减原房屋作价和预付款后，仪表成套部实际应向开发公司付补差价245392元；本合同与原合同有抵触之处，以本合同为准，原合同其它条款不变”。1992年2月22日，成套部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房产所有权证。同年6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委员会根据宁夏科协的报告，批准成套部更名为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同年7月1日，成套部填写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该注册书中载明：成套部更名为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注册资金为84．4万元，营业场所地址是银川市中山北街得胜小区14号楼5－
1、5－2号，营业面积为364．51平方米。同年9月25日，宁夏科协以(1992）第027号文件任命赵立新为成套公司经理，马维孝、葛瑞风、程捷明为副经理。赵立新和上述三人与宁夏科协又签订了新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形式仍为上缴包干，超收全留，承包期自1992年12月31日起为期三年。该合同履行到1993年7月23日，宁夏科协以赵立新在任期间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很大损失为由，免去了赵立新的经理职务。1997年4月赵立新以宁夏科协为被告向银川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成套公司主张产权。在民事诉讼期间，宁夏科协于1997年5月12日向宁夏国资局申请对成套公司资产进行界定。1997年5月23日，宁夏国资局作出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主要内容是，一、根据国家固有资产管理局国资法规发(1993)68号《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成套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今，由宁夏科协及实业总公司投入资本的有关证据情况进行核实后，以下资本及权益属固有资产：
（一）1987年7月实业总公司设立经营服务部，投资10238元；
（二）1988年12月14日，实业总公司增拨固定资产20.5万元，上届承包人结转流动资金10546元；(三)1989年、1990年承包人按合同规定应向总公司上交利润及管理费13万元，经批准未上交，作为国家资本再投入；(四)1991年4月，宁夏科协调拨中山北街194平方米营业用房供成套公司使用，价值约23万元。1991年12月20日成套公司增购办公用房170．51平方米，价值245392元。上述四项资产总计831176元。该企业在续存期间形成的资产增值（利润）所有权相应为国有资产。
二、从企业经营者的选聘情况看，成套公司历任法人代表均为宁夏科协同意实业总公司聘任，与现行固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方式一致。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只有资产经营权并按合同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承担相关责任，而不具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
三、从成套公司设立注册情况看，其系宁夏科协批准并由其所属实业总公司投资设立的，自1987年设立后至今，名称和法人代表虽几度更换，但其在工商注册登记时的经济性质一直为全民所有制。基于以上事实，对成套公司性质界定为国有企业，其资本权益也界定为国有资产。
1997年6月10日，成套公司填写了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
赵立新对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不服，于1998年3月5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赵立新诉称：成套公司系其个人挂靠在宁夏科协名下的私人企业。在宁夏科协主管期间，宁夏科协免去其经理职务是侵权行为。宁夏国资局在银川城区法院审理原告与第三人公司财产争议中，将成套公司的831176元财产界定为国有资产，不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程序违法。请求：
1、判令撤销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
2、判令第三人返还因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侵占的成套公司的财产，赔偿上述财产被侵占期间的全部损失l58万元。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诉讼费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认为原告赵立新第2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属民事争议，且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应另案处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成套公司自成立至今，虽然名称多次变更，但其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原告挂靠问题。作为其主管的上级单位宁夏科协根据规定申请宁夏国资局对该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界定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宁夏国资局依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法规发（1993）68号文件作出宁国资发（1997）46号《关于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产权界定的批复》，主体和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
持。但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认定部分事实存在瑕疵，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举证的“商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证明，1987年6月13日，总公司为经营服务部支付注册费，工本费283元，7月7日拨款1万元。但其所举的另一证据“经营服务部向科技总公司挂账明细表”却证明，截止1988年10月经营部曾数次向总公司还款，尚有8783．85元挂账处理。两个证据相互矛盾，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认定实业总公司投资238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举出“科技实业总公司向经营服务部增拨固定资产决定书”，证明1988年2月14日实业总公司向成套公司增拨固定资产20．5万元，而被告所举另一证据《协议书》却证明原实业总公司给成套公司投资的营业用房已经收回，不归成套公司所有，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将成套公司主管部门早已收回的财产权仍以该公司所有进行界定缺乏事实依据；另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将10546元流动资金界定为国有资产也缺乏法律依据；被告所举1988年12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书》证明，1989年考核指标为5万元，1990年为7万元，1991年为10万元，每年交纳房租水电管理费2万元。原告提供的“宁审所字（l994第005号审计报告，则证明，1989年至1991年实际完成利润7．86万元，两年管理费均已上缴，宁国资发（l997）46号批复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考核指标认定为投资不妥。综上所述，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认定的上述部分事实存在瑕疵，应予撤销。原告主张公司财产权归自已所有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中国资发（1997）46号批复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因当庭不能举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目、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维持宁国资发（1997）46号《关于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产权界定的批复》第一条第（四）项、第二条、第三条，即1991年4月宁夏科协调拨中山北街194平方米营业用房归成套公司使用，价值约23万元。1991年12月20日成套公司增购办公用房170.51平万米价值245392元属国有资产的界定部分和企业性质部分。
二、撤销宁国资发(1997)46号《关于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产权界定的批复》第一条第(一)、（二）、（三）项。即
（一）1987年7月，实业总公司设立经营服务部，投协资10238元。
（二）1988年12月14日，实业总公司增拨固定资产20.5万元。上届承包人结转流动资金10546元。(三)1989、1990年承包人按合同规定应向总公司上缴利润及管理费13万元，经批准未上缴作为国家资本再投入的界定部分。
三、撤销宁国资发（1997）46号《关于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产权界定的批复》第一条中“上述四项资产总计831176元”的认定部分。
四、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赵立新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于1999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1997）46号批复没有对成套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界定，且界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主要理由是：
1、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1988年承包成套公司后向企业投入10546元，否定成套公司购买中山北街194平方米营业用房，否定上诉人在承包期间的个人投入和个人应得部分未曾提取等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成套公司设立之初是集体企业性质，产权界定应按照《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办法》进行；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是在上诉人与第三人对成套公司财产发生争议诉讼到银川市城区法院后、法院审理中作出的，其界定行为违反了《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程序，且该批复没有引用法律和法规的条、款、项。故被上诉人宁夏国资局作出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撤销一审判决，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宁夏国资局、原审第三人成套公司和宁夏科协答辩中均认为：上诉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当事人分别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和辩证，并经法庭当庭认证，确认以下证据合法有效：
被告宁夏国资局提交的有：
1、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固有资产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2、《固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
3、《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4、《公司法》；
5、《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7、宁科协发（1997)025号《关于请求界定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的函》；
8、经营服务部向科技总公司挂账明细表；
9、1988年12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合同书；
10、实业总公司向经营服务部增拨固定资产决定书；
11、审计工作取证单；
12、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1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明细帐；
13、宁科总字（1990)008号《关于变更总公司经营服务部名称的报告》；
14、《协议书》；
15、仪表成套经营部主管部门变更后，企业名称和资金变更审验资金的说明；
16、拆迁安置合同与补充合同；
17、自治区经委《关于宁夏自动化仪器仪表成套部更名的批复》；
18、关于马维孝等同志的任职通知；
19、1992年承包经营合同书；20、1993年8月24日会计检查报告。
21、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
22、商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
23、工商企业变更申请登记表；
24、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5、1989年1月1日和1992年9月25日赵立新任职文件；
26、企业国有资产占有权登记表。
原告赵立新提交的有：
1、1988年12月7日开户证明及证人证言；
2、资金表；
3、银川城区法院立案通知书；
4、宁夏科协（1993)第069号文件；
5、银川市公安局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及银川市公安局释放通知书；
6、银川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通知书；
7、1999年6月6日王怀胜关于赵立新购买漆包线的证词；
8、1999年5月18日陕西省泾阳县电磁线厂证明；
9、吴步寿关于赵立新在西门经营电工电料证词儿；
10、1999年6月9日郭永春关于给赵立新装修营业房付款证词；
11、1997年6月5日高惠明给赵立新安装照明线路付款证词；
12、张安生1989年3月给赵立新调试变压器证词；
13、1999年6月10日贾尚仁给实业总公司服务部制作门头牌证词；
14、赵刚1989年7月给赵立新装修营业房证词；
15、1989年至1992年税收检查通知书。
第三人宁夏科协提交的有：
1、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1984)87号《关于成立华夏传统建筑造园工程有限公司的通知》；
2、宁会证字（1989）482号查帐报告书；
3、王绥中1997年10月29日对该公司性质的证词；
4、王绥中1995年10月24日给市检察院作的证词；
5、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周京立关于该公司性质和总公司为成套部还款的证词；
6、宁科协党组（1992）O15号《关于聘任赵立新为宁夏自动化仪表成套经营部经理的通知》；
7、审计事务所关于005号审计报告几个问题的说明；
8、1987年7月实业总公司设立经销部投资明细表；
9、刘永新关于漆包线的证词；
10、赵立新工资介绍信；
11、赵立新职工登记表及工资调整审批表；
12、银川市城区人民法院(90）银城法经字第292号民事调解书与(90)银城法经字第325号民事判决书。
第三人成套公司对宁夏科协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提出异议，未再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原告未提供有关因宁夏国资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证据。上述证据均已移送到本院。
本院根据上述证据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原判无异。在法庭审理中，上诉人赵立新、被上诉人宁夏国资局及原审第三人宁夏科协、成套公司对原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二项，即“撤销宁国资发(1997)46号《关于宁夏科协所属宁夏自动化控制设备成套公司资产产权界定的批复》
第一条第（一)、(二)、（三)项判决内容，均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成套公司从成立到发生诉讼，虽依法更名五次、变更企业主管部门一次，但该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企业经济性质均为“全民所有制”。赵立新作为成套公司的职工，从其与实业总公司及宁夏科协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签订《承包合同》以及成套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赵立新为该公司总经理等活动来看，赵立新与成套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关系。赵立新所称该公司系挂靠在宁夏科协名下非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承包人若因承包期间与企业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
中山北街194平方米营业用房系宁夏科协调拨给成套公司使用的房产，该房屋拆迁后的房屋补差款及成套公司增购的170．51平方米办公用房，均系成套公司用企业增值资产所购买。该房屋产权已于1992年2月22日登记在成套公司名下，宁夏国资局将上述房屋确认为国有资产是合法的。
根据《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规定》的规定，宁夏国资局有权对成套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界定。《固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全部或部分占用国有资产单位的产权界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他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国有资产产权的界定及产权纠纷的处理。”第三十一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他经济成份之间发生的产权纠纷，由全民单位提出处理意见，经同级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司法程序处理。”该条规定的“其他经济成份”，是指除全民所有制经济成份以外的其他所有制成份。赵立新与成套公司或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产生的纠纷不能适用上述规定。宁夏国资局根据《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规定》，依宁夏科协的申请对成套公司国有资产进行界定，不属于对产权纠纷作出处理，其所作出的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未引用前述规定的条、款、项，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上诉人赵立新关于“批复作出的程序违法、批复未引用规定的条款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批复适用法律正确是错误的”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赵立新认为，一审判决否定其1988年承包该公司时向企业投入资金10546元的事实是错误的。经查，该部分事实属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第一条中的第(二)项内容，而该部分内容，已由一审法院判决撤销。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赵立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赵立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岳志强
代理审判员段小京
代理审判员甘 雯
二000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蒋 勇
第五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及对策
添加时间：[2012/2/27] 作者：[胡海鹏 胡清文] 点击数：428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受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案件主要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此类案件赔偿的数额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笔者对某法院近三年来53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的执行情况调查，发现此类案件执行到位的仅5件，不足10%。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拿不到赔偿的问题，极易产生上访、缠诉，严重影响司法“定争止纷”功能的发挥，已严重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此类案件已经成为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难点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
一、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被告人财产没有进行财产保全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执行难最主要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系是以犯罪人为中心，司法机关及其相关人员多重视对罪犯的惩罚问题，对被害人的求偿权保护不够，即对被告人财产没有进行财产保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更注重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收集，对被告人所有的财产一般没有进行财产保全，不采取扣押、查封措施。人民法院多注重审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忽视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和财产线索的查证，一般在执行过程中，才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扣押、查封措施。从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被害人及其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到申请执行立案的几个月时间里，被告人家属或相关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转移、隐藏、变卖被告人的财产，致使很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能够得到执行的案件因司法机关未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而执行不能。在监狱服刑期间，监狱部门也没有将附带民事执行与否作为被执行人予以减刑、假释的一个条件，也使部分有偿还能力的被告人或者家属不去执行或者代为执行已经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判决书。
（二）公民法治观念差，被害者不知如何法律救济。重刑轻民思想影响严重，老百姓那种“罚得赔不得，或赔得罚不得”思想作怪，被执行人出狱后也认为自已被羁押服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视生效判决为白纸一张，认为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义务就该不了了之，对法院的执行传唤不理不睬，甚至到处逃避执行。不少群众法治观念差，在法院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过程中，非法干扰法院执行情况也不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百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多数被害者及其家属不知附带民事赔偿的审判规则、也没有向司法机关提供被告人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或线索，或者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以致坐失一些执行良机。
（三）国家没有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救济。
从现有的社会保障救助制度来看，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来救济那些遭遇犯罪分子伤害的受害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流动作案多，实际赔偿能力差，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大多无职业、无固定收入，无能力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些确实无偿还能力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大都陷入了无法执行或中止执行的状态，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法律救济，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执行的原因之一。
二、改进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执行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增强公民法律意识。要利用多种途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执行法律宣教活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提高公民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自觉性，帮助和支持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物质损害向人民法院附带民事诉讼，为人民法院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教育或者告知被害者及其家属向司法机关主动提供被告人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或线索，和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由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采取必要扣押、查封、冻结等措施，使被告人或者相关人员没有机会将被告人的财产转移、隐匿或者处分。法院也应当主动与普法、宣传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组织基层相关人员举办各类法律知识培训班，利用电视等宣传媒体开展以案释法教育，扩大宣传效果。
（二）加强对被告人财产采取财产保全工作。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是被告人犯罪情节从轻的量刑情节之一。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刑事受害人赔偿的问题，但那时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罪犯进行经济赔偿。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大大提高了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在许多刑事案件，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以及侵犯财产罪的许多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造成物质损害以及造成物质损害的程度，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是被告人犯罪情节从轻的量刑情节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有关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9）项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可以理解法律规定了司法机关及其相关人员在重视对罪犯的惩罚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对被害人的求偿权。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注重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收集，还要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要对被告人所有的存款、车子、股票、房产等财产进行依法查询，了解并掌控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作为被告人是否有赔偿能力的证据，来衡量是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一个从轻量刑情节去考虑，从而加强对被告人所有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工作，对被告人所有的存款、车子、股票、房产等财产采取必要的扣押、查封、冻结等措施。在审判阶段，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先予执行。依职权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线索的查证，对被告人所有的存款、车子、股票、房产等财产采取扣押、查封、冻结等措施，有效地防止被告人家属或相关人员转移、隐藏、变卖被告人的财产。
（三）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要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多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有关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9）项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争取刑事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把代为赔偿的数额作为酌定从轻判处被告人刑罚的一个情节，对那些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的被告人，可以在量刑时可以适当考虑。这样可以激励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鼓励被告人的家属积极帮助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使得很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能够得到执行的案件而执行到位，最大限度地满足被害人利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
（四）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被执行人的减刑、假释管理工作。在监狱服刑期间，监狱部门要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附带民事执行与否作为被执行人予以减刑、假释的一个条件，多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努力争取刑事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使得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刑事被告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而执行已经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判决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建议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刑事被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判决得不到履行，越来越成为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国玲2007年1月7日在接受广州日报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理论依据上看，公民受害，国家没有尽到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就有必要保护和救助处于弱势的公民，因此，在公民受到伤害时，国家也有责任进行救助和补偿。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07年提出将研究建立一个以政府财政为主体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给予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救济，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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