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一百个人读会有一百种解释

第一篇：一个故事一百个人读会有一百种解释

一个故事一百个人读会有一百种解释

八一路小学于春晓

陪伴孩子们学习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每个孩子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想法。每一种生活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了不同的生活认识，也正是因为这因素使得我们的课堂精彩纷呈，常常出现许多特别的课堂生成。

记得在二年级时有一篇课文名叫《三个儿子》，讲述的是三个儿子面对着三个妈妈拎着沉重的水桶走来时，力气大的只顾翻跟头，嗓子好的只顾唱歌，他们对妈妈手里的水桶视而不见；而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儿子，却能帮助妈妈拎水桶的故事。课文内容浅显，但是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孝敬自己的父母。怎样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文章的思想内涵而不是通过枯燥的讲大道理来实现呢？我尝试着让学生扮演角色朗读，尝试着表演的形式来感受文章意境，在我认为我已经把课文要传达的东西已经都说完了时，我提出了“你们想对故事中的人物说点什么？联系你的生活，说说你有什么感受？”我本想着课文说到这个份上应该孩子们能说出要学习的精神，或者联系自己的生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我刚满意他们的回答时，有一位平时比较很少回答问题的孩子举手了，我连忙叫起了他，他说：“我觉得第三个儿子的妈妈太不自信了，这么好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夸夸他呢？别的孩子没他好，可是他们的妈妈都会表扬自己的孩子。”听了后，我为之一震，我先愣了一下，然后想到他很难得提出问题的，我可不能打击他。可这个问题的角度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想想，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二婚的，他是妈妈前夫的儿子，现在妈妈又怀上一个小弟弟。妈妈虽然也爱她可是很少顾及到他。他呢，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很听话很热心很单纯，虽然自己有时候管不住自己，但他一直在努力在做好。他多么希望妈妈能赞美自己几句。我想他在读课文时从第三个儿子的身上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于是提出了这样地问题。我缓了一下神，借着这个问题和他说：“知道吗？这是一种美德叫做——谦虚。我们以前学过一句名言叫‘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他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谦虚的人。大家试想一下，这三个儿子以后会怎样？”大家又开始新的讨论：“谦虚的儿子以后会一直很孝顺，而那两个挺多了赞美的儿子可能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他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眼神中显得更加坚定一些了。

第二篇：读《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一、之前由于做毛概的课内实践主题是四人帮，自己对文革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文革是被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是官方的说法，默默地回避了群众的错误。然而从偶然和必然的关系来说，文革极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必然，只是毛泽东生物晚年错误决策和四人帮的野心勃勃加速了它的进程。虽然早在辛亥革命，中国就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但是封建人治的瘤毒一直没有肃清。而四人帮和无数想靠文革上位的人利用了它，加上民众的愚昧和法则的不健全，使得文革长达十年之久。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一次把文革的从历史布满尘埃的狭缝中翻了出来，力图以一百个人不同的经历呈现文革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异常复杂的全貌。在看这本书里每一个受难者的经历时，心情很沉重。这是一场精神灵魂的虐杀。“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的消失，人间演出原始愚昧时代的互相残杀；美与善将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狼下的还是掀动这狂狼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的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以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

然而在那个灾难的时代，作者冯骥才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记录文革里的这些人和事，近乎疯狂的写下来，背诵在心，之后再烧掉纸片？

二、我在这场文革厮杀中看到了小市民对这片黄土地绝对的忠诚，对统治者永无质疑的赤诚。这份纯真的赤诚很值得称赞，然而我却感到悲哀。我们的民族没有的质疑批判的思想。为什么能不假思索就跟着上头干？为什么能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为什么能不明真相就对一个可能无辜的人施加以无人道的迫害？正是这份近乎愚者的赤诚，酿就了文革的一呼百应。孰不知，今日的栽赃祸害别人的或是事不关己见死不救的，明日也成了受害者，打为监下囚。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今天你的麻木与软弱会为你自己或者家人造就明日的悲剧与坟墓，所以请牢记法西斯的暴行也牢记文革给我们的教训，为受害者说话，为受害者声张。

二十世纪的今天，现代电子通讯的发达与网络的普及，让我们说话的成本大大降低，不需要是新闻工作者或文人知识分子，只要你能上网就能发表自己的言论。但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不明真相就胡乱发言。

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和微博疯转的关于声讨人贩子，呼吁修改法律人贩子一律死刑的文章。这个呼吁受到广大网友的疯转，一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要求法律严惩人贩子。然而我看到这个呼吁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淡定，一律死刑的呼吁，太无理取闹了。杀人犯才处以死刑，将人贩子等同与杀人犯，只会将人贩子逼成亡命之徒，而亡命之徒玩起命来，只会把孩子的境地变得更加危险。而且死刑的滥用，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所以死刑不可乱用。所幸的是，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出来正言，从各方面分析人贩子一律死刑的不可行。

然而，民众的声音也得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视。27号刚出来的刑法修正草案，就对收买被拐卖儿童拟不免除刑罚。将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目的在于堵住买方市场，有效消除买方需求，斩断拐卖儿童犯罪利益链条，进而推动形成“收买儿童是犯罪”的全民认知，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儿童的发生。

三、老舍，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话剧《茶馆》等作品。文革中多次被批斗。1966年，不堪忍受凌辱，自沉北京太平湖。

傅雷，著名翻译家。译有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著作30余部500余万字。1966年8月30日起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家中铁窗两侧。

文革中多少知识分子受不了凌辱自杀。我知道这些人有比生命更爱的事物，也许是音乐、也许是文学、也是信仰或者尊严等等。而当挚爱被毁损侮辱时，生命也不想要了。但也有这么一些人在这样悲剧的年代活下来了。

说不清到底是那些保持个性和信仰离开的人值得人缅怀，还是那些活着的人更了不起。然而如果为了活下来，用尽手段、坑蒙陷害、本性全失；抑或是受尽折磨，落得一身病痛又一事无成，终日惴惴不安或者怨天尤人。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来个了结，免得苦痛一生。然而，生活太多变数，不走到最后一步，没有人能评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圆满幸福，再者幸福与否，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咸味糖真正的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积极生活的人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都知道去感恩、去努力的活着。《一百个人的十年》书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三个人的苦中作乐”，分别写了主人公们在这样一个精神和物质都匮乏的年代里，如何智慧应对生活学习中的不公，“圆滑”又不失反抗精神地忽悠“领导者”，用精神胜利法和迫害侮辱做斗争。在我认为，最值得赞颂的是历经苦难，努力汲取生活的养料，感恩生活不失本性的人儿。这才是生命的大智慧。

这些人即使在阴霾笼罩的年代里，也一直带着希望或使命在生活，像作者冯骥才就是抱着一种使命在生存。他要把文革的时期发生匪夷所思荒诞的事情给记录下来，告诉后人，让这些切肤的疼痛，切心的焦虑唤起庄严的民主责任感。

通过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一段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真实又荒诞的文革文化，将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民族自身弱点的问题公开在阳光下，迫使我们做出思考，唤醒我们文明生存所需的良知、义务与人格力量。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一般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

最后也想谢谢我们的毛概老师，谢谢宋老师，引导我们去看书、去做展示、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现象，思考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和社会诟病。祝老师课越教越精彩，家庭幸福美满。

第三篇：道德讲堂——读一个故事

道德讲堂——讲一个故事之 桥梁专家茅以升和他的桥梁事业

主讲人：蔡玲燕

我们经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热爱自己国家的义务。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主义一直都有极强的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每个历史时期，总有仁人志士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我今天要分享的爱国人物，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２３岁在美国获得工科博士学位。1919年10月，茅以升的30万字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被全票通过，获得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

回国后，茅以升接二连三受到打击，但是，血气方刚的他却矢志不移：一定要为祖国造出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

1933年8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授工作，毅然南下杭州。到杭州以后茅以升才发现，时任中国铁道部顾问的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已做了一套大桥设计。茅以升迅速组织中国工程师精心设计了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铁路桥的新方案，两相比较，中方设计远胜美方！

1933至1937年，他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深入现场，言传身教，在实战中带出了一支成熟的建桥队伍。抗战中，作为唐山交通大学的老校长，他召集流亡学生复课；1943年，他还创立了中国桥梁公司，在危局中惨淡经营，让流离失所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既有实践场所，又有生活来源。

30年代以来的我国大型桥梁的建设，都留下了茅以升的智慧和汗水，而他始终在考虑的是，培育更多的高素质的建桥人才，带出一支我国自己的建桥人才队伍。爱国主义感情不仅表现在对祖国壮丽山河、灿烂文化的歌颂，而且表现在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革命老人徐特立说：“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第四篇：读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我读完了莫言的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感触很深，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著名作家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阅读这部书是需要充满正义和良知的立场。冯骥才有意创造这种阅读角度，在篇目安排上，把几篇富于冲击力的放在前边，以使全书具有震撼力。有意将不同文本基调和不同的叙述节奏，相互穿插开来，间隔开来，保持亢奋，不感到沉闷，使得阅读空间更加广阔。不知道书里有没有被人们的痛苦和仇恨夸张了的情节；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们的怯懦和悲哀掩盖了的事实。但我至始至终，相信所有的极端，所有的不可思议。然而合上书，却难以复述其中的任何一个故事，也许都被我选择性地忘记了。很难判断，是运动灭绝了人性，还是运动展露了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那浑然不自知的残忍令人心惊。但我也相信人性的普遍性，并不因为孩子气的一句“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就能添加或抹去。因此那十年发生的许多故事，又投影到了现在，投影到了只要有人存在的角角落落。书已读过好多天，在点点滴滴的时间里，回忆着自己也未曾明白的许多东西。偶然的一闪念便是惊喜，好像我那浅薄的认识里，有个声音偷偷告诉我了一些以前并不知晓的道理。其实荒谬也有存在的意义：照见现在。不止十年，分秒都正在成为历史，或者伟大，或者平凡，或者疯狂，都铺垫了未来。所以我极力推荐这本好书。

第五篇：读文革书籍：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为了忘却的纪念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野火》题辞

喜欢看书，却不常思考。有了这样一个作业，才把自己关于文革年代的借书记录调了出来。忽然发现，那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占我那少的可怜的历史读物中的很大一部分。仔细回忆一下，这源于那本《一百个人的十年》。在这本书中，没有理论，少有哀叹，更多的是“故事”，那些我希望是故事的事实。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文革逐渐受到关注，但对于我们“80后”的年轻人来说，文革的往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课题的探讨或者茶余饭后的消遣。每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脊梁，而在那个特殊的十年，我们砍断了农业的脊梁，砍断了知识的脊梁，砍断了文化的脊梁，砍断了科学的脊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人都是牺牲品。那时人们的不幸遭遇对于从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年轻一代来说只是一段沉重的陈旧历史，每当听长辈谈起那段历史，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的感触。毕竟，那个不幸的年代已经过去，无法也不可能引起共鸣。而在我读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内心才真正有了一次灵魂的触动。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作者接触的一部分经历过文革的人的回忆录,实际上此书只是数亿人中几个人的生活写照,正如冯先生在前记中写的那样，“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不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段历经十年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十亿人经历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触及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一百个人的十年》虽然没有完全清晰地展现十年文革复杂的全貌,但几个受难者通俗朴实的语言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昭示出文革后背后的阴影,极端主义者的野蛮和残酷足以震撼年轻人的心灵。

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刻骨铭心,在他们的心灵上，永远地烙下了一个难以消失的印痕，而且，应该全无例外的，都是“痛苦”二字。在我读过《一百个人的十年》时，常常感到不寒而栗，我无法想象，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那样一个年代。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来说犹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在这十年中，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古老文明戏剧般地消失，人们彼此野蛮地互相残杀，出现了“肛门吸烟”、“旱鸭凫水”、“指头钉大头针”、“敲击性器官”等严酷刑罚。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都被无情的踩在脚下。

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文革”似一个长达十年的噩梦，一些人没能来得及挣扎，没有发出一声呐喊，就在批斗中不明不白的背负着重压倒下。“四人帮”倒台之前，国人的思想被活活地“阉割”了，铲除邪恶成了遥不可及的梦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开始整理和叙述当年的故事，为的是在寻找疯狂背后的理性，为的是寻找那邪恶中的一点点良知。

在那十年中，也有些人懂得知识又了解实际情况，但都无能为力，更没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鉴于刚刚结束不久的“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们大都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他们小心翼翼，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参与，不出头，尽可能的逃避。

看到过穆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批斗后写的一首打油诗：

一片丹心向延安，风尘笔戈三十年。

百年未通阶级论，方知书生是混蛋。

读完后，我为这位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敢于在逆境中袒露自己的心扉，敢于真实的记录自己的困惑和不解而由衷得钦佩。

作为年轻人，我最关心的是关于“知识青年”的故事。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全国有大约1100万的“老三届”投身其间。这些作为“革命骨干”的十几岁的中学生，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那有些简单理想，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匆匆上演了一出现在看来既悲壮有有些莫名其妙的的人生悲喜剧。在1968年12月21日，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这些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中学生，自愿或无奈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被推向了广阔的农村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他们去往偏僻的农村，去往祖国的最南边或最北边，到农垦兵团，到农村插队落户。经过现实与梦想的挣扎，经过情感与灵魂的撞击，10多年后，他们又炼狱回归尘世般，从农村返回城市。但是他们依旧彷徨，他们如邯郸学步那样忘记了自己属于哪里。于是，有人在城市里继续挣扎，有人就此在异地他乡扎下根来。

这些百余字左右的行程，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而青春的浩劫，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的。“老三届”现在大多走进了生命的秋天。他们只是把自己的落叶和果实和盘托出，无论酸甜或苦涩，让一代一代的春天听见秋天的呼唤：不能逃避的苦难与责任。

他们有美好的理想，他们有迎难而上，无所畏惧的信心和勇气。而这种毅力和自信，与在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是分不开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历了特殊的知青岁月的这代人，具有比上一代以及下一代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有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了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了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他们比其他代的人吃过更多的苦，比其他代人更优秀。

如今，当年的知青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着中坚作用。相比之下，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在学习上，生活上都数倍优越于那些知青们，而我们的思想和所作所为，多少有些令“秋天”们失望。

看到过一位老知青讲述。中央台的一期《对话》节目，是由中美两国的高中生参与录制的。节目中有两个环节，中美学生的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支持人分别给出智慧，权利，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全部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学生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利。另一个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茶马古道，有弹古筝，有吹箫和独唱，着实热闹。但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则轻描淡写，仅说组织去非洲旅游，建希望小学，华而不实。而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入手，甚至连预算都说得明明白白。

那位老知青如此感慨：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地悲愤。当中国学生该展示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利；当中国学生要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作赋，在实际问题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漂浮。

我萌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当年的知青上台，绝不会做出那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我们为什么总是搞两个极端呢？要么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么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于是我大胆揣测，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容易走两个极端，从极左到极右；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小国心态，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

从前记到后记，一篇不漏的读完<<一百个人的十年>>，说实话，我还是很难理出一条理解“文革”的清晰思路，或许“文革”这一疯狂的历程夹含着太多太杂的因素，有时觉得这一场从上而下的运动果真是席卷风云的“革命”，因为当时人们的政治热情和信仰崇拜是可以想见的，而有时又觉这只是一场折腾得过了火的闹剧，把人性的自私和残暴调动得如此激烈。或许这一切就连许多当事人都说不清，我想，许多的情节已无法套用现在的思路去认识了，因为我曾不能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

中国人并不是善于遗忘的民族，否则，中华文明无以延续五千年之久？但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中国人也还真是很会遗忘的，要不，历史怎么总是以颇为相似的面孔在重复？从根本上说历史真相是捂不住的。

这无疑是恐怖版的《皇帝的新装》，它包括了沉浸在欢乐中的“皇帝”，指鹿为马的“大臣”，唯唯诺诺的“子民”，和与童话中“孩子”命运相反的智者。

关于“文革”的苦难事例暂不想在这里罗列，我脑子跳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会怎么样？我想引用书中的倒数第二篇“走出疯狂”的主角的话：“我第一句话要告诉你的：我是个逍遥派!那就是什么组织也不参加，搞运动随大溜儿，批斗人时举举手儿；哼着语录歌，甩着扑克牌；没有打过人，也没挨过打，没轰轰烈烈地不可一世，也没当过‘落水狗’，一句话，身在‘文革’中，人在‘文革’外，天上活神仙，地上逍遥派!”

我想如果个个都是“逍遥派”，“文革”何至于此？但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显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你的出身和你所处的环境或许早已注定你不是打人就是得挨打。更显然的是，我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那么一切都只能是假设和想像。

虽然好些故事奇而又奇，但诉说者找冯骥才却不是为了述说他们的奇遇。——他们知道冯骥才也不是想写《聊斋志异》。使他们渴望诉说的，是深藏于心因而仍时时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屈辱、义愤或悔恨等等。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文革已成为一段历史成封在人们的记忆中,对于十年**似乎渐渐被淡忘,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看不到那穿着发白旧

军服带着红色袖标的骄傲年轻人，没有那据说铺天盖地的红宝书，也找不到那些满口阶级斗争的人们，他们都消失了，但是他们都存在过。

他们哪儿去了？是否在满面笑容得享受生活？正如作者所说：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我暗自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

主要参考：《一百个人的十年》

其他参考：《我们的1970年代》

《树上的日子》

《老插记事》

《走过青春》

《老三届三部曲》 冯骥才著 旷晨编著 梁云平著 老剑著 黑明著 丁晓禾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