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的理解

第一篇：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的理解

关于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赵根喜一、一般概念的禁止反言规则及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之含义

禁止反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禁止违反先前的言论。在法律原则上它指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等行为时，在表示出相应的言词后，要对自己的言词负责，不得为己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也称“禁止否诺”、“不得自食其言”、“禁止反供”等。它在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采用。英国学者鲍尔给禁止反言原则下的定义为：“假如某人(声明人)以言语或行动向别人(受声明人)作声明，又或声明人有义务说话或采取行动而不履行义务，因此，以缄默或不行动作出声明，而声明人的实际或推定的意向是，而结果亦是：导致受声明人基于该声明改变(坏的改变)了处境，日后在任何声明人与受声明人之间的诉讼中，假如受声明人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反对，声明人不得做任何与他事前做的声明有实质上不同的陈词，亦不得举证证明该不同的陈词。” 这段描述明确指出了禁止反言原则的表象及结果。

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无“禁止反言”的称谓和明确概念，它主要体现于一些民商实体法及司法解释的某些具体条文中(比如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予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不允许撤销赠与，等即体现了赠与人不得违反先前赠与承诺的原则)，也体现于民商实体法的基本原则中(如《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基本原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它还体现在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及人民法院的办案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此条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且与事

实不符的，应确认其承认行为的有效性，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由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是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场合对对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或证据进行承认后，不得随意撤销，或者主张与承认事实相反的事实的一项规则。这里的当事人的承认也称为自认。禁止反言规则体现了诚信原则，即当事人在进行承认这种处分行为后，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程序安定原则，即当事人作出自认后不能出尔反尔，擅自推反自己承认的事实，避免由此在审理中产生混乱，确保程序的重要地位和明确。它还体现了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原则。

本文主要刍议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因此，以下“禁止反言规则”称谓均仅指“在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

二、禁止反言规则与自认规则的关系

自认规则是民事诉讼适用证据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一方在自认后法院即可认定自认的事实或证据。国外许多国家的证据法对自认规则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在自认效力的内容上，一般认为英美法系把自认作为传闻证据的例外，赋予自认证据效力。大陆法系的自认效力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我国关于自认的规定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证据规则》、《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但这些司法解释尚未使用“自认”这一法律术语，而称之为“当事人的承认”。一些地方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制定的证据规则也体现了自认的规则。因此，根据目前我国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自认规则可以描述为：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确定其证据的证明力。可以看出，禁止反言规则是由自认规则派生而出的一项重要认证原则，是对自认规则的一种补充，一种强调。是针对自认规则中出现的具体情况的细化规定。只有对自认规则明确，才能更好地理解禁止反言规则。

三、自认的场合与自认的撤回

在实践中，当事人对于对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的承认的场合有两种，即在诉讼中的承认和在诉讼外的承认。禁止反言规则在实践中具体怎样把握?这两种情形的自认是否允许撤回?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诉讼中的自认。一般情况下诉讼中的自认应当适用禁止反言规则。但是以下几种情形应视具体情况而定。⑴承认后立刻反悔而纠正承认的，应当准许。由于时间的连贯性，其承认和反悔应当视作当事人表达意见的同一个过程，其纠正承认应视作这一过程的结果，因此法院应当确认这种反悔和纠正承认的有效性。⑵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因此，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自认的，应当适用禁止反言规则，即自认方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自认事实的，其撤回自认无效。⑶在未有记录的场合对法官的陈述中承认的，如果没有其它证据证明其承认，则应当允许其撤回承认。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向法官承认，其自认可以确认，应当适用禁止反应规则。

2、诉讼外的自认。一般情况下，诉讼外的自认不能确认其有效性，因而不能适用禁止反言规则。但是，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调组织等法律规定解决纠纷的其他场合承认的，在诉讼中能否撤回承认?笔者认为，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如果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调组织等有效场合的承认是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事实的认可，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的，应当比照《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允许撤回原来的承认，不能适用禁止反言规则。除此情况外，则应当适用禁止反言规则，其反悔、撤回无效，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调组织等有效场合承认的事实应予认定。

四、禁止反言规则例外的几种情形

当事人对不利于己方的事实和证据承认和认可后，不得出尔反尔，随意撤回承认和认可。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撤销自认，撤销认可，可以主张与自认相反的事实。首先，对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将其列为自认规则之外，即对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

事人陈述的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并非无需举证。因此，此类案件当事人可以撤销自认。其次，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的撤回承认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其撤回应视为有效。这是因为自认的效力之一在于免除对方举证责任，使对方获益，如果对方放弃这种利益，同意其撤回承认，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允许撤回自认。其三，案件审理的重要目的是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出于发现真实的需要，在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认是在违背当事人本人意志且自认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以及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应当允许撤回。

五、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拟制自认能否撤回?拟制自认是指对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不表示承认也不表示否认的情形，视为其自认的认证规则。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一方当事人陈述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后，另一方当事人持消极态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由于民事诉讼本身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当事人消极对待诉讼，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诉讼效率，依照《证据规则》

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对这样的情形，当事人还能否否认该事实?能否主张相反的事实?笔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拟制自认也应当遵循禁止反言规则，即在审判人员向其阐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行为将依法视为自认并将由其承担自认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后，该当事人仍然不明确表态的，应遵循禁止反言规则，其后来作出的否认该事实和主张相反的事实无效。

2、代理人的自认能否撤回?《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因此，一般情况下代理人的自认也应当遵循禁止反言规则。当事人在场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表示的，该代理人的自认同样应当遵循禁止反言规则。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此种请求的，则应当允许撤回承认和主张相反的事实。

3、自认事实与法院查证或者其他证据不符的，该自认能否撤回?在诉讼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提出对他方不利的事实他方承认，但法院查证的其他事实或其他证据与该事实不符。比如某案甲被乙打伤，但

由于天黑没看清楚是乙，误以为是乙的亲属丙将其致伤，向法院起诉丙要求赔偿。诉讼中丙承认是自己将甲打伤，但法院的调查材料和甲举出的证人向法院作证的证言材料均证明是乙将甲打伤。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丙因为惧怕巨额赔偿而向法院申明自己没打，也不知道是谁将甲打伤。该撤回自认是否有效?笔者认为，诉讼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发现案件事实。如果按照必要的程序而获得的证据材料确实能够否认自认事实的，应该允许撤回承认并确认撤回的效力。但在获得证据材料前，当事人承认的事实法院不必主动查证。

4、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妥协而作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能否撤回?《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因此，此种情形不属于自认的范畴，因而不能适用禁止反言规则，该项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应允许撤回。

5、对于财物(包括特定物)价值的认可能否撤回?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案件标的物为财物(包括特定物)，一方提出该财物(包括特定物)价值一定的款项，对方认可。双方对该财物(包括特定物)价值确定一致后，价值不大,双方同意不予鉴定,法院未委托物价部门进行作价、确认其价值。后来认可方反悔，认为该财物(包括特定物)不值那么多款项。认可方当事人的反悔是否有效?笔者认为，自认效力的根据在于事实推定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利。此种情况下，虽然未委托作价部门进行作价，但是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价值意见一致，应当认为是双方对事实的一种有效推定，同时也应当认为是双方当事人的一种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事处分权利的行为，因此可以确认是有效的自认。同时这样的自认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免去价格鉴定环节的繁琐程序，节省了司法资源，确认上述行为人的有效性具有良好的意义。因而，此种有效的自认应适用禁止反言规则，不允许撤回，不能确认其反悔的有效性，仍应认定原来双方确认的财物价值。

六、关于适用禁止反言规则的几点建议

关于禁止反言规则，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使用这一法律术语，仅仅是在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运用法则，而且规定较为简单。为了确保良好的办案效果，切实运用禁止反言规则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笔者建议：

1、在诉讼开始时，审判人员应当将禁止反言规则以及自认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书

面和口头两种形式同时告知当事人，使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意见、言论时时保持谨慎、负责的态度。

2、对于重要事实的自认，法官可以要求自认人进行宣誓或其它郑重表示的方式确认自认。

3、参照国际两大法系中禁止反言规则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按照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对此规则进行必要的研究，在将来的《证据法》中对禁止反言规则作系统的、条理的、科学的规定。

第二篇：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适用

试论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适用

发布时间： 2005-02-02 08:55:45 浏览量：1403

江津市人民法院 政治处 郭明华

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以下简称强制措施），该适用而未予适用、不必适用而随意适用、该适用而不当适用的情形并不鲜见。该适用而未予适用的在审判阶段较明显，不必适用而适用或该适用而不当适用的主要反映在执行阶段。这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也不利于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者还直接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强制措施的意义、作用认识不足，未正确熟练把握强制措施适用的要领。由于强制措施只能由人民法院适用，外界人士对“适用”这个实践问题较难探讨著述，法官探索交流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责无旁贷。笔者就通过审判和执行工作实践领域，试就如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浅述于后，以期抛砖引玉，深化强制措施适用性探讨。

一、掌握强制措施的概念、性质和种类。

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为保证民事诉讼顺利进行，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采取强制手段，以排除妨害的保障措施。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适用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

强制措施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份，但它本身不是诉讼程序，而是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措施。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民事制裁，更不同于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后三者是对违反实体法行为给予制裁，而强制措施不是制裁。强制措施是以排除妨碍保障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目的，不是以制裁为目的。虽然强制措施中罚款、拘留也具有处罚性质，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手段。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二者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上均有不同。前者的适用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后者的适用主体包括公检法机关；前者的适用对象是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后者的适用对象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前者的适用目的是排除已经实施了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障碍，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后者的适用目的是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逃跑、自杀或进行犯罪。

强制措施的种类有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和拘留五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构成犯罪的，则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充分认识正确适用强制措施的意义和作用。

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对于维护诉讼秩序，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具体体现在：

（一）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和实体权。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往往影响当事人正常行使诉讼权利，妨碍当事人通过行使诉权来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如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直接侵害了当事人举证权乃至胜诉权。只有及时正确的适用强制措施，才能有效制止妨害，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和实体权。

（二）保障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但实践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或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时有发生。只有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才能有效排除妨碍，取得案件所需证据，保证审判和执行的正常进行。

（三）保障开庭审判的正常进行。开庭能否正常进行，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有效行使审判权。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和诉讼参加人无视法庭纪律，藐视法庭，甚至哄闹冲击法庭，使开庭审判难以正常进行。只有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采取正确的强制措施，才能保证开庭审判的正常进行。

（四）保障生效裁判的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以及调解协议和支付令所确定的义务能否履行，关系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实现。现实中，有些被执行人以隐藏、转移、毁损财产等各种方式妨碍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甚者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抗拒执行，断然对其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方能有效排除妨害，保证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法律尊严。

（五）营造良好的诉讼秩序。良好诉讼秩序的形成，除法律规定性作用外，人民法院正确适用强制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该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那是放任对民事诉讼秩序的破坏，同时还会导致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蔓延；不该采取而随意采取、该适用而未能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则不能有效规范人们的诉讼意识和行为，造成人们难以适从，损害司法公正，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只有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才能起到处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才能有效促进良好诉讼秩序的形成。

三、把握强制措施正确适用的基本环节

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是一件说起容易做起难的事情。因为法官在审判和执行中遇到的妨碍民事诉讼的现象比法律规定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真正做到正确适用强制措施，需要法官熟悉法律，查证妨害行为，准确分析定性，正确适用法律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适当的处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把握强制措施正确适用的基本环节，是正确适用强制措施的基础。

（一）熟练掌握强制措施规定。民事诉讼法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设专章作出规定，详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至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分别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至第127条、《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97条至101条、《关于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中严禁违法拘留人的通知》（法发[1992]25号）、《关于纠正和制止以扣押人民人质方式解决经济纠纷的通知》（法[1994]130号）、《关于必须严格控制对被执行人采取拘捕措施的通知》（法[1996]9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庭审判活动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法发[1993]4号）、《关于对因妨害民事诉讼被罚款拘留的人不服决定申请复议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1993年2月23日）、《关于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收取查询费为由拒绝人民法院无偿查询企业登记档案人民法院是否应予民事制裁的复函》（法函[2000]4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法发[1993]40号）等文件中。熟练掌握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是正确适用强制措施的前提。

此外，我国刑法还规定了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这些规定是维护诉讼秩序的最强硬的手段，也应当掌握，以便分清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采取强制措施或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准确把握强制措施的实体适用要领。

强制措施的实体适用，要求做到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事实查证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此，必须准确把握强制措施实体适用的要领。

1、把握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判定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是否成立的基本标准。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

（1）主体合格（主体要件）

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主体，可以分为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案外人；也可以分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实施了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就是合格主体。对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自然人，则应区别对待：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或视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是合格主体；限制行为能力的，一般不应视为合格主体；无行为能力的，不是合格主体。

（2）实施了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客观要件）

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必须是已经实施了的，客观存在的。仅有妨害民事诉讼的意图而未付诸实施的，不能认定其为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表现形式，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作为”是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哄闹、冲击法庭，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协迫他人作伪证等等。“不作为”是拒不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为，如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关单位拒绝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存款等。

（3）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时间要件）

民事诉讼过程包括审判过程和执行过程，只有在该过程中实施的干扰诉讼秩序，阻碍诉讼法活动正常进行的违法行为，才是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前或诉讼终结后的违法行为都不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4）是故意实施的（主观要件）

只有故意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的，才能对其以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论处；过失行为即使客观上妨害了民事诉讼，也不能以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论处。

2、把握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

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并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和有关工作人员所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但根据法律设立强制措施的目的和审判实践中适用强制措施的效果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项。

（1）以保障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措施，其目的是排除妨碍，保障民事诉讼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适用强制措施，也只能是以维护诉讼秩序，保障诉讼能够顺利进行为目的，而不能是以制裁为目的。

（2）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查证妨害民事诉讼的事实，并以查证的妨害民事诉讼事实为适用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未经合法程序查证的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的事实，即使可能客观存在，也不能成为适用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要求人民法院以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规定作为标准和尺度，衡量查证的事实和情节，作出正确处理，不能自定标准去衡量和处理。

（3）说服教育与实施强制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说服教育是排除民事诉讼障碍的重要方式，尤其是社会法制意识尚不强的现阶段，说服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审判实践中，大多数的民事诉讼障碍就是通过法官及有关人员的说服教育得以排除的。但说服教育不是万能的，对那些拒不听从说服教育，藐视法律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应予坚决采取强制措施。

3、把握五种强制措施的实体适用条件

（1）拘传的适用条件

拘传是人民法院在法定情况下强制被告到庭参加诉讼的强制措施。适用拘传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拘传的对象是必须到庭的被告。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必须到庭的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损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必须到人民法院接受询问的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二是必须经人民法院两次传票传唤。打电话、捎信等通知方式不能取代传票传唤。三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如果必须到庭的被告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则不能对其适用拘传。

（2）训诫的适用条件

训诫，是指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教育、警告、责令其改正错误的强制措施。适用训诫的条件是行为人违反法庭规则。

（3）责令退出法庭的适用条件

责令退出法庭，是指人民法院责令违反法庭规则，扰乱法庭秩序的人离开法庭的强制措施。适用责令退出法庭的条件是行为人违反法庭的规则。实践中还应该掌握在训诫无效的条件下采用，如果训诫能够排除妨害，则不应采用责令退出法庭。对违反法庭规则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要慎用责令退出法庭，以免影响法庭查清案件事实；必须到庭的被告违反法庭规则，不能适用责令其退出法庭，而应适用其他强制措施。

（4）罚款的适用条件 罚款，是指人民法院强制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较重的人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措施。罚款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行为之一：违反法庭规则的；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法庭秩序情节较轻的；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隐藏、转移、变买、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打击报复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存款的；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造成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有履行能力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的；擅自转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存款，或者擅自解冻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的；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财产的；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的；伪造、隐藏、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问题作伪证的；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抗拒执行的；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的；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罚款的金额，对单位的罚款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对个人的罚款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

（5）拘留的适用条件

拘留，又称司法拘留，是指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较重的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拘留的适用条件是：罚款的适用条件中，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行为仅适用罚款外，其余均可成为拘留的适用条件。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

（6）罚款、拘留的合并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合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至124条规定的6种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0条规定的10种妨害执行或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也可以合并适用罚款、拘留。单位实施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6种和上述司法解释中的16种妨害行为的，除可对单位罚款外，还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单位实施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妨害行为的，除对单位罚款外，还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

（三）严格遵循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

1、适用拘传的程序。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填写拘传票并报经院长批准。拘传票应当直接送达被拘传人。执行拘传前，还应向被拘传人说明拒不到庭的后果，经教育仍不到庭的，才对其执行拘传。拘传应由司法警察执行。

2、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的程序。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并直接适用。被责令退出法庭而不退出法庭的，由司法警察执行。

3、适用罚款、拘留的程序。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核实查清违法事实的基础上，经合议庭合议作出决定并报经院长批准，作出罚款、拘留决定书，送达被罚款、拘留人。拘留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公安机关看管。提前解除拘留的，也应报院长批准，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交负责看管的公安机关执行。被罚款、拘留人不服的，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申请人。

4、特殊情况下适用的程序。在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时，需要采取拘传、罚款、拘留强制措施的，应电话或其他方式请示院长批准后适用。因哄闹、冲击法庭、冲击执行现场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可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审批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立即解除拘留。

第三篇：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保全制度的修改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今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调查收集和固定保护的行为。证据保全以保护证据、确定事实为基础性功能，同时可以预防纠纷、促进诉讼外解决纠纷。

修正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诉讼中证据保全内容，但未涉及诉前证据保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部门法相继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完善了我国的证据保全制度架构，即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该条对于证据保全制度的修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二是将申请主体由“诉讼参加人”变更为诉讼中证据保全中的“当事人”及诉前证据保全中的“利害关系人”；三是规定了证据保全程序的参照适用条款，即参照适用第九章关于诉讼保全的程序性规定。

但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保全的规定仍过于原则和笼统，如关于实质性要件的裁量标准、程序性规则的细化设计等均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二、证据保全制度适用中的法律问题

（一）证据保全程序的启动

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以起诉为基准点，将证据保全分为诉讼中证据保全和诉前证据保全。其中，诉讼中证据保全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裁定；二是当事人未提出申请，法院依职权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诉讼中证据保全的申请人由“诉讼参加人”限缩为“当事人”，意味着诉讼代理人不再可以作为证据保全的申请人。同时，诉讼中证据保全程序的启动，应强调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法院依职权启动为例外。法院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应限于确有必要之情形，主要针对处于紧急状态、来不及通知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证据，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等。而诉前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限定为依利害关系人申请。因诉前证据保全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故申请人限定为利害关系人，应指民事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纠纷的主体。

关于证据保全申请的形式，新民事诉讼法并未限定为书面方式，但原则上应要求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载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保全的证据内容；请求保全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理由说明等。但如果情况紧急，申请人也可以口头提出保全申请，由法院制成笔录。

（二）证据保全的实质性要件

诉讼中证据保全的基础性要件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证据可能灭失，既可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作为证据的物品由于自身原因可能腐烂、变质等，也可能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被申请人可能故意毁损证据材料等；证据以后难以取得，是指证据虽然不至于灭失，但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将来获取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或者成本过高，比如证人即将出国定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国等。诉前证据保全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情况紧急”的要件，系强调因情势紧急，不立即申请证据保全，证据就有可能灭失的情形下，利害关系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当然，申请人对于该基础性要件无须达到证明的标准，只要能够释明即可。此外，应探讨的审查要件还包括：

1、法院是否需要审查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行为保全及财产保全程序中，法院需审查被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即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证据保全中并不需要考量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因为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系以被申请人的被诉行为或责任财产为保全对象，保全措施对于被申请人关涉重大，故需要考量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而证据保全是以证据为保全对象，仅涉及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故法院无须审查申请人的本案请求权能否成立。

2、法院是否需要审查证据的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有客观的联系。笔者认为，申请保全的证据应与案件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鉴于证据尚未固定、亦未经庭审质证环节，故对于证据的关联性要求不能过于严苛。法院只需要审查申请保全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在形式上具有关联性即可，而实质上的关联性即证据能力如何以及证据对待证事实所具有证明力的大小，则需待庭审质证后作出认证。

3、证据保全是否适用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该问题涉及证据保全与法院调查取证适用条件的界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要求诉前证据保全的申请需载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法院调查取证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据此，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系法院调查取证的适用条件，而非证据保全的适用情形。比如，当事人申请法院到海关调取出口报关单，因申请事由在于当事人客观不能自行收集该证据，而非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故该申请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而非证据保全。

（三）证据保全中的担保

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是否需要提供担保未予明确，审判实践中应否参照第九章诉讼保全的相关规定，即“对于诉讼中保全，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对于诉前保全，当事人应当提供担保”，值得分析。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等均规定，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笔者认为，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目的在于及时赔偿因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并督促申请人在申请保全时更加慎重，避免权利滥用，故法院应依据保全是否可能给被申请人带来财产损失，决定申请人是否需要提供担保，且担保金额的确定应以保全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为基础。如申请保全的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等，则不需要提供担保；如申请保全的证据为具有财产价值的物证等，则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四）证据保全的程序保障设计

证据保全程序中的程序保障涉及申请审查阶段的程序保障和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关于申请审查阶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法院是否需要传唤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笔者认为，考虑到证据保全程序具有紧急性、迅速性的特点，尤其是某些情况下证据系因被申请人的主观原因可能灭失，有必要强调证据保全程序的秘行性和效率优位性，故证据保全无须经言词辩论即可作出。关于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受通知权、意见陈述权及在场见证权等。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详细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未作规定，仅有《民事证据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应借鉴国外立法例，完善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规定，包括：保障当事人的受通知权，即除情况紧急或妨碍证据保全的情形外，应及时通知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于调查证据期日到场；保障当事人的意见陈述权，即当事人于调查证据期日到场时，可以向法院陈述意见。

（五）保全证据的使用

保全证据的使用涉及保全证据的效力问题，主要是指其与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调查是否具有同等效力。对此，相关国家的立法例一般认可二者具有同等效力，我国证据保全司法实践可予采纳，即认定证据保全程序所保全的证据与诉讼程序中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具有同等效力。关于保全证据的使用，亦可参照《民事证据规定》第五十一条关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即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保全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依照职权保全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保全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

（六）证据保全的解除

证据保全的解除能否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九章关于诉讼保全的有关规定，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诉前证据保全是否因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不起诉而得以解除？笔者认为，为督促利害关系人慎重启动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保障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与本案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诉前证据保全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之规定，申请人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法院应当解除保全。其二，证据保全是否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主要适用于财产保全程序，因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全被申请人的责任财产以保障最终判决的执行，而被申请人提供担保亦可保障最终判决的执行，故可以解除相应的保全。但证据保全之目的在于保护证据，确定事实，保障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故除非有例外情形，如申请人同意等，否则证据保全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

第四篇：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常廷彬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诉讼观的确立，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原则日益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关注，成为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受诚信原则的规制。

【关键词】民事诉讼 诚信原则 当事人

一、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及根据

（一）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

1、有关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确立的学说论争。诚信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原则，能否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并成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世界各国学者间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德国学者罗森贝克认为，诚信原则是较为模糊的道德尺度，而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采用明确标准，不应适用诚信原则。德国另一位学者Theuerkauf从维护法的安定性出发，认为不应将诚信原则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条准则，并指出其观点早已被德意志法院所确认。日本学术界在战后反对在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其理由是：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而体现在一般条款中的诚信原则有违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1]（P166）

诉讼法学之父德国学者赫尔维希认为，从诉讼法的精神来看，应当承认当事人有真实义务，诉讼程序应不允许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诚信原则。巴姆巴哈认为，诚信原则支配的民事诉讼法，实与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决不给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2]（P19—20）。日本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民事诉讼中应确立诚信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中，并据此建立一些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各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从而实现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全面、有效的调控。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黄娟博士利用“语境说”对诚信原则提出冷思考，强调中外文化传统、制度等差异性，认为我国尚不具备确立诚信原则的条件[3]。

2、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立法规定。尽管在学说上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诉讼观念及诉讼本身的变化，诚信原则逐步被各国民事诉讼法所确认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真实义务的确立使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必然。同时，也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广泛适用提供了契机[4]。

在德国，最先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是最高法院1921年6月的一个判例。德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这样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

系同样受诚信原则的支配”。[5]（P20）不过，真正使诚信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当归于1933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增加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真实义务的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

日本1996年《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率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美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采用诚实信用的概念，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禁反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必须前后一致，不得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对于矛盾行为，法院应予禁止。例如，在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中，当事人之间相互开示证据，就不能使对方感到为难或受到压力，也不能让对方当事人蒙受不必要的经费负担，否则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发布保护令，以保护申请人的利益。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但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现了诚信原则的精神实质。如对证人如实作证义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导致发回重审的须承担诉讼费用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此看来，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

总之，通过各国立法，诚信原则一方面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程序之中，成为各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受立法的影响，“无论是学说或者判例 都不再怀疑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可能性了”[5]（P20）。民事诉讼应适用诚信原则的观点取得了通说地位，法官也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和法律问题。

（二）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之依据

作为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1、诉讼观的转变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强调个人意志与选择自由的个人本位思想造就了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诉讼观：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民事诉讼被视为完全放任双方当事人随意使用各种诉讼手段竞技的角斗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个人本位思想逐渐让位于强调社会公平的社会本位思想，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质被日益强调，民事诉讼从“当事人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转换。诉讼绝不仅仅是“为权利而斗争”，更需要“为权利而沟通”[6]，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一种对抗型的“力”的关系，而是加入了一层“协力”的因素。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义务本着诚信的态度从事诉讼行为，通过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协作，使法官尽早发现案件真实，作出合乎正义的裁判。

2、诉讼关系多样化与复杂化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民事纠纷数量的增加，也使民事纠纷的类型日趋复杂化。而立法的滞后,常常导致在某些纠纷中仅依靠适用明确的诉讼法律规范有时并不能产生实质的公正。为求得各种利益的平衡，客观上需要一般条款予以补充。如在所谓“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明显存在着力量对比上的差别，这就要在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领域，以诚信原则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确保当事人实质的平等。同时，现实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活动亦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要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的处置，仅靠明文规定存在局限，需要诚信原则的调整以实现程序的公正。

3、诚信原则在全部法领域中不断得到重视是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必然结果。诚信原则首先是作为民事实体法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出现的，但后来，其适用范围日渐拓宽，在包括公法与私法的全部法领域，诚信原则均有适用的空间。“现在的问题不是诚信原则适

用的领域应否扩张，而是在各个法领域中诚信原则可否排除，可否具体适用。”[7]（P63）无疑，诚信原则适用范围的拓展也对横跨公法、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产生了影响。诚实信义从道德规范而入法律并成为最高指导原则，根本上在于其道德内涵所代表的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公正观念。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也是对公正价值的体认。

4、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或关联性所决定。首先，民事实体法的贯彻落实离不开民事诉讼法。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首先成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诚信要求，这种诚信要求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8]。其次，民事诉讼法中包含有大量的实体规定，诸如诉权、当事人适格、诉讼标的、既判力、证明责任等，无不包括实体的内容或与实体的价值衡量相关。如举证责任问题，实际上横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诉讼中的交汇，所以仅仅从一个法域是无法把握它的真谛的[9]。从立法上看，在民事诉讼法独立以前，多统一于民法典中。民事诉讼法独立以后，民法典中仍包含有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既然民诉法离不开实体的内容和实体价值的衡量，那么作为实体价值衡量最高指导原则的诚信原则就必然支配程序法领域。

二、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一）诚信原则适用之主体

诚信原则适用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自不待言。然而，是否适用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学者之间向来存有争论。在日本，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应只适用于当事人之间，法院原则上不受诚信原则的约束。[10]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时，无需考虑是否应当取得当事人的信赖。对于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及缺乏信用行为等，法院应以滥用诉讼权利为由，而不是依据诚信原则来加以排斥。不过，多数学者主张法院应受诚信原则的约束。原因在于，诉讼是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的三角形的关系，与法院期待当事人遵守信义一样，当事人也能够期待法院遵守信义，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11]（P114）。如果因法院的程序错误而使信赖它的当事人实施了相应诉讼行为，就应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在德国，学理上普遍认为诚信原则也适用于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法院而言，诉讼程序的实施不得造成对当事人接受审判权的限制，在诉讼中法院不得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行事，尤其不得因其自身的误解和错误导致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利益[12]（P742）。这些规定实质上体现了对法院诚实行使审判权的要求。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机能在于防止滥用权利，保障诉讼程序平等、公平地进行。一方面，法院与当事人一样作为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诉讼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所以亦有滥用诉讼权利之可能；另一方面，作为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要负判断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是否合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责任。所以，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同样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不过，诚实信用原则应主要体现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规制。与当事人滥用诉讼权能相比，法院滥用审判权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期冀仅以诚信原则来制约法院滥用审判权似乎过于乏力。

（二）诚信原则适用之形态

根据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说与判例，概括起来，在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如果出现当事人使用不正当手段制造出能够适用有

利于自己的诉讼法规，或者能够回避适用不利于自己的法规这种情形，可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他所期待的法律效果。如不当获取的审判管辖。

第二，禁反言。禁反言的法理意味着，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从事对方当事人预期的一定行为时，实际上实施的却是完全违背对方当事人预期的行为，这种行为就被视为违反诚信的背信行为而予以禁止[11]（P141—146）。《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情事，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故当事人之不真实陈述系为违法。若有故意过失时，当事人应依奥地利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

第三，诉讼上的权能丧失。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实施诉讼行为，对相对方实施的诉讼行为长期没有作出表示或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其已经不会再实施诉讼行为且又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以后，该当事人才开始行使其诉讼权利，并由此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法院可以该行为违反依据诚信原则确认该权利失效。对此，日本判例是承认的（日本最高法院1935年11月22日判决）。

第四，诉讼权利滥用之禁止。滥用诉讼权利，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法上赋予的权利，不依正当理由加以行使，以故意拖延诉讼或阻挠诉讼的进行。滥用诉讼权利的典型情形包括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以及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才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对于这些行为，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加以制止。《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正当地行使诉权，不许以拖延诉讼或者混淆是非为目的的诉讼活动。”《德国民事诉讼费用法》第39条规定：“如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致使诉讼程序的，应负担因延滞而产生的费用。”

第五，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之本质在于授予法官在审判活动特别是审查判断时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应注意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它的适用不加以限制，则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最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本意，以致损害法的权威性。滥用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滥用审判权；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之随心所欲；突袭性裁判。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其价值取向在于提供严格的程序规则，以指导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形式的严格性决定了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应力求具体化，即通过立法，将适用诚信原则的具体情境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体现。

（三）诚信原则适用之限制

诚信原则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条伦理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意味着已经从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并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诚信原则最主要的适用领域仍为私法中的债权关系。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应有所限制，尤其是在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应慎用直接援引诚信原则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作出评价。这是由程序法的价值之一——程序的安定性所决定。“程序的安定性要求程序规范应当尽量确定、具体和清晰，而不宜过多地存在不确定、抽象和模糊的规定，包括弹性条款。”[13]（P8）同时，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也易带来程序法的软化。因此，界定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在民事诉讼领域，诚信原则只能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进行适用。如果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法院应直接援引相应的规定，无须适用诚信原则。第二，对于确保程序安定性的法律规范，原则上应排除诚信原则的适用。至于哪些法律规范属于确保程序安定性的规定，可以立法目的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第三，赋予当事人对适用诚信原则的司法判决以程序上的救济权利。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赋予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效力进行评价的裁量权，法院可以违反诚信原则为由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因此遭受不利判决，应允许当事人以适用法律

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或再审。

（四）诚信原则违反之后果

从一些国家的立法来看，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大致可分为实体法上的效果和诉讼法上的效果。

在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陈述时，奥地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实体法上的效果，即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者视情形或依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德国法则只主张诉讼法上的效果，对违反者科以诉讼上的不利益，如令其负担因违法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匈牙利民诉法除规定实体法责任外，还规定法院可处以六百克鲁金以下罚款之诉讼法上效果。笔者认为，当事人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为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为了谋求各自的诉讼利益，有时很难彻底恪守诚信原则。若对违反者动则科以实体法上的责任，未免有点苛刻。因此，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应以诉讼法上的效果为主要形式，实体法上的效果为例外。诉讼法上的效果主要以不利益表现出来，如驳回其请求；使其故意使发生之状态为未发生；判其承担延迟诉讼之费用等。

当法官违反诚信原则时，诉讼法上的效果可能是诉讼程序的重新进行或判决的纠正，但主要还是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是依国家赔偿法所发生之法院的赔偿义务；二是由法官法所产生的个人法律责任。

证人、鉴定人等违反诚信原则，因其与诉讼无利害关系，诉讼法上的效果无从产生，故只能令其承担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如后果严重的，可以以伪证罪论处。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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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C].台湾4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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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浩.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哲学思考[J],政法论坛,1996.(1)

[10](日)竹下守夫.诉讼行为和诚实信义原则[A].小室直人.判例演飞讲座民事诉讼法

[C].世界思想社,1973

[11]同[1]1996年版

[12]博克哈德?汉斯.德国和奥地利的程序滥用制度[A].张艳译.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6卷[C].法律出版社,2001

[13]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行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第五篇：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

第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使公法和私法能够相互弥补。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权益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最终的解决要依靠国家以公法即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成。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当它被私法吸收和确立为私法原则后，对私法的机能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也逐渐借助私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诉讼法是国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