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冰点》《十年》读书笔记
《冰点》+《十年》读书笔记
凤凰传媒学院10新闻研李爽
毋庸置疑，《冰点》和《十年》是两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书，两本书一个通过记录一家国家大报的一个专刊从诞生到壮大的曲折过程，为我们较为具体的展示了包括报纸所树立的新闻理念、内容定位、选题取舍以及作为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是如何做好采集和把关工作，顺利生产新闻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另一个是通过详细记录一个国家最大电视台中名牌栏目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包括作者孙玉胜结合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对电视的认识的从浅薄到逐渐深刻的理论化过程。两者都可谓是过程艰辛但又趣味和收获良多。对于作为读者的我来说，看这两本书则是一次奇妙的旅行，虽然有些内容，比如说对电视访谈类节目的了解，其实早已不是作为一个新的知识来接触，但是站在历史的维度，站在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角度来看，所以对于冰点和东方时空的实践都可谓是创新和突破。可以说我是连哭带笑看完《冰点》的，看《十年》的时候则更多了一份理论的思考。《冰点》的写作因其较多的运用了报纸刊登的报道而更加易读，《十年》的很多内容则更多的体现为孙玉胜对于电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的思考。
应该说通过阅读这两本书，让我对报纸新闻的生产制作以及报社的经营方面都有了认识上的进步，在新闻生产上，《冰点》从创办初就面临着办刊方向的选择，如何找到适合的内容，既要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又要有所创新，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最终冰点把方向确定在普通人所作出的不普通的事情上来，以一篇《北京最后的粪桶》打响，在随后的很多选题中，《冰点》也主要把目光集中在普通人的不普通事上面，这在当时的报纸当中，尤其是国家大报中，视角是很独特的，正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报纸中，这一块领地的空白，才使得《冰点》得以迅速占领阵地。当然从《冰点》所选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受众喜欢阅读这样的报纸表明了什么样的新闻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冰点》的一系列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颠覆了当时媒体所持有的对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它独辟蹊径，直击受众需求，所以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相类似的是《十年》当中，孙玉胜在面临开办什么样的早间节目，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所面临的抉择是一样的，两者都是一个在总结现有内容的基础上寻找空白和突破的过程，《东方时空》等一系列节目在90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也可谓是绝对的创新之作。我想说，这种对于角色定位的选择和决定是相当具有难度，也相当考验媒体领导者的能力的，包括判断力，决策力，新闻敏感度，媒体市场的把握等等。
另外对于这两本书中所论述的不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其理论性的内容我在这篇读书笔记中不想过多的赘述，因为这并不是这两本书给我感受最多的地方，关于理论上的收获我就采用摘抄的方式把我认为有用的信息摘录下来，留备日后参考。这个笔记我想着重从“人”的角度去谈，去谈谈不论在报纸还是电视中，不同角色的人对媒体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首先，两本书印象最深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作者本人，《冰点》是李大同的力作，《十年》是孙玉胜的力作，两个人都是各自栏目的主要负责人，一个资深编辑，一个新闻评论部主任，虽然职位不同，但却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两位在接手《冰点》和《东方时空》时都还是零的状态，只知道要做点东西但却不知道做什么，为了确定到底要做什么，两个人可谓都煞费苦心，几经寻找和衡量，才决定了各自的方向。这种寻找和决定的过程是真正考验领导者的敏锐洞察力和创新思维的，在这点上我真的很佩服李大同和孙玉胜，他们能打破惯有的思维方式，跳出牢笼寻找新的角度和发现新的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基本上和做论文时确定选题是一个道理。正是因为他们二个人都具备这种新闻敏感度和判断力，才一次次的找到合适的新的有足够吸引力的新闻素材。孙玉胜在书中相关的论述稍少一些，但李大同在书中却把这种思考的过程包括心理上的波动过程写的稍多一些，让读者能比较真切的体会到他找到合适选题时的兴奋，没有选题时的焦灼，但我们发现，一个好的选题的确定却往往不是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偶然的碰巧的就遇到这个事情了，而一旦触碰到李大同那根敏感的神经，他便能很快的确定这个素材到底有没有深入的必要。这是一种功夫，需要慢慢学习。第二呢，就是我很佩服李大同和孙玉胜的那种在实践中，即便是取得成功和好评的情况下也不停止思考，不满足于现状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创新与突破，但两个人的实践一方面让我看到了创新带来的巨大的利处，也让我看到作为一个栏目或节目的负责人，他们所要承担的思考上的任务是很重的。只要不断地思考实践才会取得进步。第三，我认为应该是中国独有或者说比较严重和明显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报纸或电视的负责人，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政治风险，这在新闻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是很少出现的。作为主编和主任，决定是否刊发和播出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她们手里，所以必须要承担发表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或者不合适的电视内容所引起的责任。稍不留神就极容易对媒体甚至个人造成伤害。我们的媒体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压力。但是令我钦佩的是，尤其是李大同，在面对一些敏感但关系公共利益的敏感问题时，他们能够顶住压力，常常是最后一搏的姿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所刊登的新闻是真实的，是客观的，是正确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顶住政策上的压制，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到后来《冰点》因为一篇文章被中宣部叫停，李大同和卢跃刚被调职，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仍在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种胆识和勇气太值得中国的媒体去学习了。相比之下孙玉胜对节目内容的把关似乎更严格一些，毕竟是中国的第一大电视台，但他也在尽力的去揭露社会上的不公，同时他也强调在电视节目的选题上要保持一种结构的动态的平衡。
其次是作为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工作者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记者队伍，从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冰点》和《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等的记者都具有极其优秀的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在业务上，新闻记者通过踏实深入的采访，获得大量的事实资料，然后运用良好的写作功底，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写成真正老百姓爱看的东西，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和锻炼，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另外，记者在工作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也很值得我去学习和敬佩。一个女记者独自跑到深山老村进行采访，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受伤生病等等，在记者看来似乎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因为内心所持有的良知和对真相挖掘的执着，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情况下，保守了良好的职业操守。
最后是作为媒体的最高负责人——报社的总编、社长以及电视台的台长，他们在新闻传播中起到最后把关的作用。但看了《冰点》和《十年》，总会在我的脑子中出现一个这样的景象，尤其是《冰点》中的老徐，当面对一篇很棘手的文章时，到底要不要发，发了可能意味着报社和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因为内容太敏感或不适宜，但不发一来是媒体觉得可惜，二来公众有权知道这样的事件，正在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老板发话的时候，总编或社长就一咬牙一拍大腿——发！不管怎么发完了再说，这种大义凛然的风采让我不禁暗暗佩服他们的勇气。这是为了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所做的可能的牺牲，但似乎大家都没有怨言。而在中央电视台中，台长所面临的情况和压力同一家报纸显然是不同的，但是从《十年》中我可以感受到台领导一方面对下级工作人员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充当着同报纸媒体社长一样的角色。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
以下是我对书中我认为比较重要或者对我有启发的内容的摘抄：
1、“前喻文化”模式：即后代人的知识，全部或主要的通过继承来获得，因为社会变化甚小，这些知识足够用了。“同喻文化”模式：指老一代的知识和观念已经过时，一代人必须向同代人学习新的东西。“后喻文化”模式：新的知识只能从下一代人那里获得了。
2、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论述的含义：“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
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的报道出来。”
3、在讨论严肃的问题时，我确信正确的方式是：理性地、宏观的、归纳个案而不是诉诸个案的。排除情绪干扰和个人成见的；以及只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下，有限使用个人经历和体验。毫无疑问，只有在承认一个共同的规则和遵循同一种逻辑、使用同等内涵的术语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讨论”。P1334、当你身处一架巨大的新闻机器之中——每一个齿轮的运转都必须服从于一个规定的速率时，单个零件的质地如何就变得次要了——如果不合适，可能导致整部机器停转的话，那么，除了换掉它，别无他途。P1375、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p1566、运作一个选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它传播价值和传播效果，很少会把它提高到一个“历史性”或“突破性”的维度去判断。P1587、人群对媒介大体有两种需求：一种是认知型需求，满足于理性，创见。另一种是感受型的需求，表现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媒介上丰富的生活细节间的互动。
8、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十年》p49、理念和激情是一切电视栏目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P410、1997年底，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位编导曾经在内部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呼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拍到的现场，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你发现的细节——这是一种‘电视文明’，是对观众真正的尊重。”p711、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P1212、创新时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P2213、在我们追求的叙述性的语言中，哪怕是评论性的段落，也要格外注重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注重矛盾的冲突和悬念，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真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就是新闻的人格化。P5014、《东方时空》在表达和叙述上的突破在于，表达与叙述的态度变得真诚，平和。表达与叙述的内容变得真实、鲜活，表达与叙述的手段变得更遵循电视规律。这就是《东方时空》十年不变的理念。P5215、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P10016、深度究竟从哪里来？我想，第一来源于事实，第二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第三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或者叫做“对事实关系的建立”。P10117、传统的方式经常把典型类型化，典型应该是有个性的，是具体而生动的，而一旦将其类型化，就会使报道限于概念，流于套路和口号。这是一些典型报道不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原因。P10118、深度不是说出来的，深度是从让人信服的事实中来的，深度还是从事实关系的梳理中结构出来的。P10319、舆论的力量只是一种间接力量，它能否作用于被监督人，能否影响被监督事件的发展，那得看整个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采集”系统和“舆论征用”环境。P11220、监督类的节目的作用在于它通过对事实的深度关注，能够及时向社会提出一个强烈的，有效地警示信号，形成舆论的力量，而后舆论的力量与行政、法律相结合，良好的作用于社会。P11421、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善意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促使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是“为了曝光而曝光”。P11522、一个制约机制完善的社会，法律、道德、制度和舆论之间既分别承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职责，又共同完成着社会约束的神圣职责：社会中那些存有恶念的人会因为法律的惩戒而不敢为恶，因为道德素养的自觉而不愿为恶，因为制度的健全周密而不能为恶，那些人还因为无处不在的舆论监督的眼睛会将自己的社会行为置于阳光之下而为恶不长。P11623、话语霸权的“临床症状”大致有三：一是话语权垄断——盛气凌人，断章取义，强加于人的同期声剪辑；二是结构垄断——按照单方面的需要结构双方谈话内容和通过调整谈话篇幅表达主观判断；三是背景信息垄断——将某些已知的背景信息故意隐瞒，只说其然，不说其所以然，而交代事情来龙去脉的背景信息有可能影响观众对事物的判断。记者必须引以为戒，这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职业品质，更是电视台的纪律要求。P11824、我认为舆论生态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这就是：“结构中的平衡”、“动态中的平衡”、“选择中的平衡”。结构中的平衡指的是一种总量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艺术。动态中的平衡指的是我们的舆论监督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选择中的平衡，指的是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是“述”与“评”的平衡关系。它还包括选择事实的态度和目的应该是善意的。
25、对“同步”“现场”“过程”“真实”这四个电视最本质的元素如何开发，是电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节目能否成功的关键。P16026、第一时间接近新闻现场是记者的天职，但在新闻现场需要有新的发现。这种发现包括发现新的线索、新的事实、新的角度、新的背景、新的分析和评论。P30427、新闻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功能应当尽量的前置，不仅要从结果上去“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而且在舆论形成之前的初始阶段就应该介入，去引导和影响“意见酝酿”与“意见表达”。因为对“意见”的引导要比对已经形成的“舆论“的引导更省力气，做功更大，效果更好。P32228、马克思认为，媒体活动的目的就是“经常而深刻的影响舆论”。P32329、在舆论形成的阶段划分中，我最看重的是“获得多数”之前的“意见表达”阶段。我认为这其中还包含着一层“意见交换”的内涵，因为没有什么个体意见是一经表达就能够马上获得多数的，意见表达之后，还有一个说服、争议、判断、接纳的过程，“意见表达”其实就是一个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是一个吸纳与放弃的过程，是有理战胜无理的过程，是作出判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见实现了相互交换和相互影响，在交换中参与表达与交流的“个体们”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最后是被淘洗过的某一些意见获得多数形成舆论——这个过程是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时最应予以重视的环节。P32430、公众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经历了知晓、说服、决策、确定行为等多个环节，先参与舆论的形成过程，继而选择舆论，接受舆论，支持舆论，直至形成舆论行为的庞大主体，而正是这样的群体在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舆论是在扩散的过程中干预社会行为的，这也就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早期”舆论引导价值最大，效果最好的道理所在。P32531、“引导”不是“领导”，舆论引导是要参与舆论过程的，它应该是平等的，亲和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带队”和“领路”——至少引导者的态度不应以领导者自居。P32732、舆论的引导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引导”而不是一种不能吸纳新的信息，不能实现自我完善的“封闭的引导”。所谓开放式的引导是指媒体通过不断提供信息与事实，提供判断依据，提供对事实的各种分析来影响公众，其开放性还体现在舆论梯次上行的过程中，媒体能够通过新的动态事实参与到更大范围的舆论形成过程中，而封闭式的引导是指媒体只能提供观点和结论，只是直接地支持或批驳某些已经形成的舆论。P32733、电视节目辛迪加：是指制片商联盟组织，它是介于节目制作公司和电视播出机构之间的一个节目分销系统，而且其销售的主要是播映权而不是版权，版权仍由各节目制作公司所有。
P41834、电视节目的制播交换方式大致有三：一是现金交换，即现金购买节目：二是广告时段交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贴片广告”；三是分期付款，也就是先用极低的费用取得播映权，节目播出后再用广告收入补齐其余部分。P419
第二篇：冰点故事 读书笔记（推荐）
《冰点故事》读书笔记
一口气读完了《冰点故事》，看着书里面每一篇成功的稿子，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这是作为新闻记者独有的自豪与感动。《冰点》自创刊以来，无数的新闻记者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焦点之外那些不为人知的冰点故事。
看完了《冰点故事》，我去访问了《冰点》的官方主页，找到了当年李大同他们《冰点》的第一篇专题报道《北京最后的粪桶》，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感觉和暑假里在陕西日报社专题新闻部里接受的专题新闻写作训练差异很大。首先，就篇幅上来说，我们专题新闻组每篇的基本字数也就是五千字左右，一版少说也得两篇文章才能将整版填充满。其次，题材来说，媒体的性质不同决定了报道内容的差异性。党报是政府的喉舌，自然为政府服务。《冰点》的取材方向主要来源于平凡人或者是普通人，这个社会最沉默也是最主要的群体。
李大同当年对于《冰点》的理解，就是要冷静清醒，眼睛向下，时时感受普通人的脉搏，为大多数凡人多说几句话。而今，《冰点》发展到了今天已俨然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繁荣等焦点之外呼唤人们理性的又一“警世钟”。
在《冰点》的开篇稿《北京最后的粪桶》的制作过程中，李大同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刚刚组建的《冰点》记者队伍中有写过大篇幅文章经验的记者屈指可数，一篇近万字的文章写起来和通讯消息迥
然相异。暑期的实习让我有多次写稿子的经历，只是写的稿子被带我的老师改得面目全非，毕竟那么大篇幅的稿子写起来也不得心应手，也没有写大稿的经验。带实习生的老师们也没有耐心一一做指点，只是拿些成功的稿子经常给我们看培养我们写大稿子的感觉。现在看来，当初的那些感觉落实在李大同的书里面，就是长篇报道必须要有结构、在行文和遣词造句上也不能用寻常的新闻语言，还有长篇幅的新闻叙述一定要有节奏。这些抽象的高度概括的专业术语理解起来很难，要是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就轻松容易得多。
《冰点故事》里面提到，当年《时代周刊》关于阿波罗号登月的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在大量的专业的专题新闻写作人才没培养出来之前，可以将有限的专题写手精英集中起来只负责最后的成稿，其他的记者们都派出去采新闻。《时代周刊》具体的做法是在有关的30多个点派出记者，但是不要求记者们拿回完整的报道，只需要通过电话向编辑部值班的写作编辑报告他们的见闻，所有的素材，由编辑部内的写作高手总其成。这无疑是一种很节省有限优秀劳动力的途径，特别是在时下报社新闻机构缺乏大量的专业精英人才的情况下。
李大同在担任《冰点》专栏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越来越感觉到没有报纸可看，我们已经用了太多的视线去仰望名人，却找不到自己精神的轨迹，生命的经纬，情感的离线。一度的一度，《冰点》开始尝试亲历式报道的写作，在《冰点》发展史上，相继有《小保姆和她的女主人们》、《青春无战事》、《我认识的鬼子兵》以及《搬家》等名篇的问世，这些由当事人自己撰写或者是口述发表的文章，没有太多的渲染，只是一些自然的情感流露就掀起了全国读者们的共鸣，可见在全国崇拜伟人的70年代，人民急需一些朴实无华的新闻故事和新闻人物缓解长时间的视觉疲劳。而《冰点》亲历式新闻报道以基层群众为基准的报道方式正好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冰点》不成功，谁成功？
经常在想，现在的和平年代每年还招那么多的兵干嘛？在各国为裁军尔虞我诈、针锋相对的同时为什么每年还要招收那么多的新兵？这平白无故的加大了国家的军费开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绿色的军营每年都敲锣响鼓的迎来一批批新兵，目送走一批批的老兵退伍转业。几经周转，当年的那些新兵已悄然成为“驰骋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兵，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这是他们自己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现在看来，那些身处军营的年轻人们何尝不是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染红共和国的红旗，履行他们做军人的一份义务。
在《青春无战事》中，作者写道：这是一代没有战事的士兵，他们宝贵而短暂的青春年华少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和赫然战功，在繁华世界的边缘，他们踏着坎坷荆棘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不需要赞美，只希望你静静想一下——如果没有他们，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读完了《冰点》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拿前段时间的美韩军演来说，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开到了距离我国山东半岛仅170海里的海域，一旦发生战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身处美国航母导弹射程之内。局势一旦紧张，冲锋在前的肯定是人民子弟兵，以
及海陆空三军全体出动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想，没有犹豫，没有徘徊，没有思前想后，这些以往养尊处优的兵操着武器身赴前线，要没有了他们，战争据我们咫尺之遥。
文章最后提到的《噩梦般的遣送》讲的是某些省市的非法收容造成了大学生 黄谦的惨况以及后来造成大学生孙志刚的惨死。幸运的是黄谦的非法收容被聪明的上海市市政府和平摆平，赔钱赔礼道歉了结了此事。但是可怜的孙志刚就没有这么的幸运了，背井离乡含冤而死，单真相大白的屈指可数，中国国内有多少农民工外乡打工儿后就不知所踪的人间蒸发了，留给家人的只是一个渺茫的生死未卜。多少农民工被关进收容所，后被遣送之湖南的劳改农场接受完全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而劳改农场的负责人还大言不惭的说“他们就是奴隶么”，在人类文明已经蓬勃发展了几千人的今天，“奴隶”这个概念还回荡在新中国这片新生的国土之上，这个号称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中国。这是怎样的悲剧？
读完了《冰点故事》，有种想把文中提到的那些大搞名篇翻出来研究的冲动，弄清楚李大同所讲的一万多字的大稿子的结构和节奏到底是如何处理的？写长篇大稿子如何避免素材堆积？在学校读书时就把这些问题解决去报社写稿子时就可以避免始料不及的“写作障碍”，尽早独当一面。
第三篇：冰点检测
冰点仪检测的原理
冰点仪是用来准确检测牛奶中加水的情况，由于牛奶中溶解了脂肪、蛋白质等各种成份，所以冰点比水低，正常牛奶冰点平均为-0.530℃，而水的冰点是0℃，牛奶中若加水，则整个样品的冰点则上升，正常情况下掺水1%，混合样品的冰点大约升高0.0053℃，当掺水100%时，温度升高是0.530℃，这时仪器{0.530+（-）0.530}=0显示出的冰点温度为0℃，而显示掺水就是100%.冰点仪就是利用温度探头把混合样品的冰点的温度测出来，利用仪器内部的计算公式把牛奶样品中掺水的百分比得出来的。
冰点仪的构成1）冷却系统也叫检测池（稳定在-6℃）
2）温度探头
3）检测系统（包括搅拌棒）
冰点仪操作规程
1、准备2ml左右牛奶样品放入样品瓶，然后把样品瓶放入检测池
2、把仪器菜单中调出检测功能，然后回车进行样品检测
3、因为牛奶样品放入-6℃检测池中，所以样品温度会下降，到达0℃以下后样品会变成固液共存的状态，当样品温度下降到-2℃时，搅拌棒会开始工作（仪器内部设置的功能），搅拌棒给混合状态下的样品一个很大的触发外力，这时混合状态会在外力作用下迅速结冰，然后系统放出热量，温度开始回升，当回升到一个平台时，温度保持平衡状态，这时仪器内部会跟据上面原理当中提到的换算方法进行计算牛奶样品中含水的百份比。
4、操作完成，进行数据记录
备注：由于仪器是按水和牛奶的冰点进行设置的，所以该仪器只能检测牛奶中掺水的温度和混合牛奶样品的冰点。
第四篇：一粒沙里见世界——《冰点故事》读书笔记
一粒沙里见世界
——《冰点故事》读书笔记
税晓霖
英国诗人布莱尔有一首小诗《天真的预言》：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堂，把无限放在掌心，让永恒收藏刹那。
李大同说：“我从不认为我本人具有平民的视角。在实际运作中，我关注的还是‘不普通’这三个字，任何普通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而原本普通的人，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情，或者在不普通的命运中展示出了一种普世价值，这才是能够打动我的地方，也是新闻的基础之一。”
前者像禅语，后者像新闻理论，但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相同的含义：运用独特视角把握外围世界与时代脉搏。这种感悟，在阅读《冰点故事》一书的过程中，时时震撼着我的心灵。
北京最后的粪桶蕴含着什么？一次搬家为什么值得报道？撇开编辑的勇气，我更欣赏编辑的眼光。《冰点》的很多选材，放在其他编辑手里，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新闻的隐性价值被李大同演绎到了极致，他用独特的眼光让粪桶和搬家焕发出独特的风采。事件或人物的新闻价值原本存在，李大同并没有赋予他们任何价值，他做的，仅仅是拂去他们表面的尘埃，仅仅是让他们自身的价值绽放而已。不过但此一点，足可见差距。
循着一个编辑十年的《冰点》历程，你能看到一个新闻人胸中的激情与梦想。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国内问题的错综复杂，这一切对于新闻人来说像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记者们是一群战地记者，我们每天读到的大新闻则是他们的战地作品。战争双方、战争结果、伤亡人数„„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了战争，记录了历史。这或许是个不恰当的比喻，请再容我作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这些记者是杜甫，写下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诗句，那李大同则是陈陶，吟出的是“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深闺梦里人.”——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角度选择的不同。李大同喜欢选择在硝烟荡尽之际来到战场，撷取别人不曾注意的平凡，用更底层、更深邃、更独特的视角诠释战争，因为他的理念是：新闻的最高使命，绝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做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从一粒沙里寻找世界，细微又独特，李大同希望影响力能在这里建构，虽然后期有些偏差。
改革开放轰隆隆地前进着，社会显示出祥和繁荣的景象。但改革势必伴随冲突与斗争，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上辈与青年，时代巨变引发的波潮时刻滚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溅起了一朵朵小浪花，一般人只看见水滴，李大同却隐约从中瞥见了大海。小保姆与女主人之间的冲突，显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心理隔膜与沟通障碍；搬家中父母与子女的冲突，显示了市场经济下提倡消费与老一辈勤俭节约，除旧与怀旧的难以磨合。这些小事经过记者的挖掘和编辑的整合，决不再被扣上“鸡毛蒜皮”的帽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它引发的是读者对生活，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新闻的深度与张度尽显无遗。着眼于小处，以小事折射时代精神，李大同不是第一人，但无疑是做得最纯粹、最极致的一人。他让《冰点》成为独一无二的专栏，同时不失《中国青年报》应有的大气。
一粒沙里见世界，需要高度的新闻敏感和准确的领悟能力。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踏入新闻岗位，然而在平时的实践中，也亲身感受到这点。每期《清新时报》的发行，都要记者和编辑们想选题，这似乎是件苦差事，因为经常看到同学愁眉苦脸地找新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太平凡，没有新闻价值。正当一个个选题面临被枪毙的命运时，拿到“领导”那里一看，经由他们一说，事件瞬间就焕发出价值来了，于是不免唏嘘感叹，这就是差距。李大同在书里讲述了一件事。一个年轻记者慕《冰点》之名，执着地想加盟进来，不幸屡战屡败，选的题材都未获通过。被其精神感动，李大同决心帮助后辈，仔细读完稿子，却从不起眼的一个200字自然段发现了合适的题材，《你在哪儿，妈妈》这篇文章由此出炉。
喜欢独特的视角，因为李大同不满足新闻的纪实功能，他要的是新闻的影响力。通过揭示普通中的不普通是提升影响力的有效方法。眼睛盯着下面，脑子里想着上面，犹如埋藏炸弹，在土里埋得越深，一旦爆炸，震撼力就越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急于影响社会，李大同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观点融入《冰点》文章，有些报道显得有失新闻平衡。《不仅仅是语文》这篇文章读来酣畅淋漓，但细细一想，中国的语文教育已被批判得一无是处，现实果真如此让人绝望么？至少成长在现行语文教育体制下的我们不至于只会写八股文。如果新闻被烙上太多编辑个人价值判断的印记，我们有理由怀疑新闻的广义真实程度。
《冰点故事》给我开了一扇窗，推开窗户，我看到了一篇新闻见报前的命运轨迹。采访新闻的艰险，触碰新闻底线的心惊胆战，新闻这条路充满困难，也充满挑战。李大同勇敢尝试过，成也《冰点》，败也《冰点》，不管现实状况如何，对未来，我们和他都应该乐观。现在，我们要锻造的是新闻人的“火眼金睛”，从一粒沙里看到世界而不仅仅只有沙子。戴着镣铐起舞，要学会寻求最广阔的生存空间。
第五篇：《冰点故事》读后感
《冰点故事》读后感：
——看“冰点”如何影响今天
沈茜蓉
大一寒假，我就已经读过《冰点故事》。再次看到它出现在阅读书目中，一向不愿炒冷饭的我，竟然产生了把它再读一遍的冲动。主要原因是，在读完至今的一年中，我对新闻和社会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读来觉得新鲜有趣，认为值得借鉴的篇章、观点，现在，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不少是值得讨论和质疑的。
再加上李彬老师在课上反复提到的2006年“冰点”事件，更激发了我的好奇。我希望超越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对故事和新闻操作层面的叙述，找出些理念层面的问题。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李大同的新闻理想——“新闻的使命就是影响今天”。这句话初看似乎理所当然，但细细想来，再结合“冰点”的新闻实践，却有很多问题：新闻如何影响今天？谁在影响今天，是新闻本身，还是背后的操作者？如何看待新闻对今天的影响？以及，作为未来新闻人的我们，是否应该把这句话当做我们的信条？
一．从和爸爸的一次讨论说起
寒假里，爸爸和我一起看《冰点故事》。看到第十三章“阳光下的交易”一节，我本能地感觉李大同对这件事情的叙述过于绝对化，有悖常识。爸爸在卫生系统工作、对文中提到的颜光美、黄洁夫都有一些了解。我就此文问他的看法。
爸爸在认真读过全文之后，跟我说：这篇文章当中叙述的内容应该是事实，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理当有很多情况“冰点”没有采访到，或是没有写出来，比如：颜光美所实行的“阳光招标”和推波助澜的媒体对当地其他医院造成的压力，以及进而对卫生系统的压力，东芝公司和政府间的合作关系，等等。最终，颜光美被平反，“冰点”的报道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很可能是出于国家领导人对于处理颜光美在留学人员中可能激起社会反响的考虑。
爸爸还特别跟我说，单从这篇报道看，“冰点”在帮助校正社会不公上确实起到了正面的效果，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斗争中，媒体表现地过于简单化、绝对化是非常危险的。
这篇文章的讨论，让我用怀疑的目光再次审视《冰点故事》中的许多篇章。新闻远非伸张正义这么简单——社会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新闻人所持的立场更是错综复杂，而“影响今天”的主观愿望更让新闻所展现的图景扑朔迷离了。
李大同说“冰点”通过报道来“干预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的确，“冰点”10多年来的发展正是循着这么一条路径：不论是“粪桶”式的边缘题材，还是揭黑式的调查报道，或是曲径通幽的文化随笔和历史述评，没有一篇“冰点”文章，不是直指社会现实的。成熟的新闻策划流程，加上“冰点”团队大手笔，这些文章大多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不如先梳理“冰点”10多年来的轨迹，看看它是如何“影响今天”的。
二．冰点10年，从软到硬
起点：用普通人的不普通命运，折射出一个时代
“冰点”早期的文章，如《哪里是我的家》，《五叔五婶》、《小保姆和她们的主人》、《大堂琴师》等都让我爱不释手。这些文章，都以小切入点反映社会边缘。尽管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我却能强烈的感到，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绝对真实的反映。
当时的很多人将总结为“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并和《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做比。而李大同本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比较，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道：“命运和生存状态并非因为他们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他们在特定时空中呈现出的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从普通人的命运出发，折射出时代的“变”与“不变”——变的是行为习惯，道德意识；不变的是真善美等“普世价值”。这样一种思路无疑值得赞赏的，这些价值的确值得关注，而此时“冰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已经逐渐显现。
开拓题材：辩论，历史，现实
“冰点”栏目正如李大同本人——充满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新的报道内容和形式。1996年底，也就是“冰点”创刊的第二年，他们刊载历史题材作品（《寻找世纪的交接点——在德国对清末出洋考察的调查手记》）；开展辩论——针对大学生电视辩论赛的讨论；转载《文摘报》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报道，此后又做了一系列现实指向性极强的教育报道。
这个时期“冰点”对“今天”的影响力更大了。如果说，前段时间还只是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为“冰点”奠定品牌基础；此时，“冰点”的影响面已经扩大到了“中央”、“一些老同志”，甚至因为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报道的转载，引起了李岚清的重视，推动了中学语文教材的重新编写，可说是“干预现实”的漂亮一仗。
尽管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整体社会舆论对于“冰点”这个时期的报道还是持正面态度的。因为它确实如实反映了社会问题，并且从建设性的角度，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再进一步：从软到硬
《冰点故事》的最后一章“由软到硬”，写到了“冰点”所尝试做的几篇调查性报道：湖北省的假典型，屈打成招的死刑犯，民营企业家贪污罪的案子，以及前文提到的“阳光下的交易”都属此类。从纪录式报道，到调查式报道，“冰点”对现实的干预由间接到直接。但是，这种令人叫绝的风格并没有延续，后来在“冰点”的报道中只是散件。对此，李大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的确，在中国做调查报道的媒体不少：《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等。但是都面临很多困难：一面是各地的严防死守，记者难以进入到事件核心，要么只是浮光掠影，要么是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展现事实（就如同《阳光下的交易》一文一样），甚至歪曲事实，就还不如不报；另一方面，即使掌握了核心内容，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也难以发表。
“冰点”在这两方面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它最终无法坚持这一以事实为依托，而又极富影响力的报道方式的原因。
《冰点故事》后来的故事：“冰点”事件及其前后
不得不说的当然还有2006年1月11日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及其前后报道，包括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等等文章。这些报道，不仅引起来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的强烈反弹，在普通读者和社会舆论中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此时的“冰点”已经逐渐偏离社会公器的立场，变得孤芳自赏，企图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传播一些带有明显偏向性和指向性的话语。这本身不是不可以，但是与一份主流大报、机关报的身份已经明显不符。
三．反思：关于新闻真实与媒介的使命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到底该不该以“影响今天”为使命？当然，客观上新闻会引起社会反响，甚至影响社会现实，但是作为新闻人，时候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去报道呢？如果应该，那么记者本人的个性、态度、经历特别是价值取向，这一系列的个人化因素，又应该多大程度体现在报道中？
一定认为这两者都是可以的，那么一种“先入为主”的报道方式也就被默许。《南方周末》最近一篇写国庆阅兵的稿子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尽管记者极力通过丰富的信源、细节体现客观、真实，但依然给人不真实的感觉。此文几乎让我身边每一个参加阅兵的同学都感到不舒服。这种不真实来源于报道与我们真实感受的偏差，来源于记者“先入为主”思维下的报道范式，或者说，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吸引读者，“影响今天”的动机。
而新闻人本身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袁伟时教授商榷》一文中，王小东教授说：“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这已经足够反映，那些号称坚持新闻自由的人，只要有自己的立场，根本很难容纳他人的观点。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新闻就不再是社会公器，而成为个人，或小群体的人宣传自己价值理念，影响民粹的工具，其本质和新闻沦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没有任何区别，而危险程度更甚于后者，因为前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更具有杀伤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和传播学的媒介功能理论都告诉我们，媒体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社会公器的属性，它既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并且这两者在我们国家是不矛盾的，这一点理应没有问题。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些高扬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背后，作为主体的新闻人站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思考清楚，我还会继续思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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