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需要民主意识[五篇模版]

第一篇：舆论监督需要民主意识

“让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论舆论监督中的媒介定位

毕一鸣

内容摘要：近年来，大众媒介中开办了不少舆论监督类的专栏和节目，但是由于对舆论监督的性质、任务、目的，了解不够清楚，把握不够准确，常常发生媒介“越位”的现象。媒介涉法事件、媒介审判现象等屡有发生。本文对这些现象做了理性的分析和深入的诠释。关键词：舆论监督民主意识媒介监督

民主政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舆论监督也是促进社会走向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大众传播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但是我们的媒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这与我们在舆论监督中缺乏民主意识，不无关系。陈力丹先生认为：‚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①这段话一言中的。

一、舆论是公众意见

‚舆论‛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西方人和我们对这个语词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具有现代含义的‚舆论‛概念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滋生、发展起来的。他们把舆论看做是公共意见或公众意志的反映，并体现‚人民主权‛的平等自由的思想。如果说我国古代的‚舆论‛概念是与‚民本‛观念相联系的，那么西方现代的‚舆论‛概念主要是反映一种‚民权‛的思想。这个时期西方大规模的舆论行为，主要表现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人们的宗教信仰中关于‚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blic, vox dei）‛的议论，这种说法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创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理论。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表达的‚舆论‛（法文为OpininoPublique）就包含了‚公众‛与‚意见‛两重涵义，用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物方面的意见，这类概念随同他的这部著作风行整个欧洲。作为英语的专有名词publicOpinion（舆论）也在这前后出现并被广泛使用。作为这个语词概念的出现，它要比我国晚了1500多年。但是西方‚舆论‛的内涵却要丰富得多，卢梭明确提出了：‚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② 长期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我国古代‚舆论‛，只是开明君主重视民心向背的说辞，但还没有民主意识的客观基础。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在《荀子〃王

1制》篇中论及：‚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意思是说：君王是一条船，而民众犹如河水，水既可以把船负载起来，也可以将船淹没掉。唐太宗非常赏识荀子的这个思想。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策时，多次引用并发挥了这个见解。他在《论政体》一文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和唐太宗，都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强调了依靠人民力量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为后来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以‚载舟覆舟‛来比喻人民力量的威力，由此萌发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从‚舆论‛这个词在我国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说明它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封建民本思想。直到明清以后，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舆论‛才有了新的内涵，其中也包含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清代学者顾炎武就主张，要改革社会，应允许民意评议‚政事‛。他在《日知录》中探讨了清议、流言、直言、莠言、立言等舆论现象，把‚列国之风，舆人之诵‛看做一种民族传统。他认为，‚天下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强调了舆论对社会的制衡作用。

虽然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都是把‚民‛作为立论的根据，但其中有质的差别。以民本来理解民主，会把民主理解为‚为民做主‛，从而曲解民主的本意。由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政府和媒体的作为上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包青天‛自居，以‚无冕之王‛自诩。从主观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从客观效果来说，无形中它忽视了法制的建设，也剥夺了本应由人民自己来当家作主的权利。

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

‚舆论监督‛是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明确概念，报告中谈到：‚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1993年以后，这个概念的合法性被法律所确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八条）。但是，如何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谁来执行舆论监督？却没有明确的操作规范。在媒介发挥这项作用的过程中，就屡屡发生‚媒介审判‛、‚媒介监督‛等等‚越位‛现象。

有评论认为：‚1994年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焦点访谈》，可谓是舆论监督的先锋。按总制片人梁建增的话说，《焦点访谈》的内容之一就是替无权无势的人伸张正义。《焦点访谈》虽不是包青天，不能包打天下的全部‘官司’，但也不是菩萨心肠，慈善可欺。从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虽说不是‘包青天’，潜意识里却还是以‘焦青天’自居。在中央电视台东门口那么多手里拿着厚厚的材料，甚至还高举着血衣的上访的群众也把《焦点访谈》视作了‘青天大老爷’。这是否就是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成绩和胜利呢？不，这恰恰说明了尚未实现真正的法治。‛‚在法治社会里，绝不可能有‘青天’存在，所有的司法案件，也不会因为有了‘青天’的干预而以情代法、以人代法。我想，什么时候中央电视台门口不再排起申冤告状的长队，什么时候舆论监督才真正起到鼓舞群众、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及时纠正错误的作用。‛③不可否认，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确实起到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积极作

用，但是潜意识中那种‚为民做主‛的观念，还是不时地表现了出来，并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譬如：南京一家杂志载文《正直小记者，一方‚包青天‛》说的就是南京一家媒体中的主持人热心为民请命，为民做主的报道。据说：有一次‚南京某县某镇供销社100多名退休老职工拿不到退休工资，上访信一直写到国务院，信转到了省，省又转到了市，书记、市长都作了批示，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无可奈何的百姓们只得拨通了××的热线电话。于是××拿着书记和市长的批示，一路追查下去。……不出20天，那些退休职工的工资全部补发了。‛ ④这样的报道说明了什么呢？政府不作为，需要主持人来解决问题吗？实际上是主持人越俎代庖了。主持人的责任只是披露真相，公开信息，由人民群众来进行评判，是非曲直由大家来评说，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也是群众正当的民主权力。在这种公众意见的压力下，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以促使问题的解决。主持人去追查、去责问，甚至当面指责，都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舆论监督的过程应该是：‚舆论监督客体（监督对象，即被监督者）的行为通过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信息载体和手段）传递给舆论监督主体（监督者，即人民群众）；舆论主体通过对舆论监督客体行为信息的判断（这种信息不仅仅通过新闻传媒一种渠道获取）的判断和评价，形成社会舆论，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⑤

‚舆论监督‛可以看作是以民众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一种机制。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这里的舆论监督取狭义解，意指通过在公共论坛的言论空间中所抒发的舆论力量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作为一种活动，它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

综上所述，舆论监督就在于媒体通过客观和公正地报道事件真相，给予公众知情权，同时提供‚民主论坛‛来维护公民的言论权，从而形成社会舆论的倾向。以舆论来督促国家机关，遏制权力腐败，从而达到监督公共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主持人和媒体关键在于对事件客观真实的报道，真正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发挥喉舌、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不能动辄以‚救世主‛、‚包青天‛自居，以‚判官‛的口吻公然地判定谁对谁不对，将个人化、情绪化的东西掺入报道中去。

三、舆论监督不等于媒介监督

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舆论监督中处于中介的地位，它可以代表舆论监督主体，但不能代替舆论监督主体。

由于社会公众意见大多要通过大众媒介这个传播渠道，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人们常常误以为传播媒介就代表了公众舆论，把媒介监督的过程当成了社会监督的结果。监督的本意是‚监察督促‛⑥，或者说是先监察，后督促。所谓媒介监督的过程主要是‚监察‛，告知以真情、真相，推动民意去督促。如果媒介取代民意去督促，往往就造成了媒介的‚越位‛，特别是媒介的批评性报道，甚至会影响司法程序，造成 ‚媒介审判‛现象。‚这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舆论监督是客观存在的公众的意见无形压力，而媒介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介本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介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大众传播媒介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能不能真地代表舆论，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⑦舆论监督是指

公众通过意见的表达，对行政当局、管理部门，以及社会事件和公众人物施加社会影响的结果。它的特点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广泛的无名的‛。公众表达的意见有褒有贬，所谓‚人口皆碑‛、‚人言可畏‛，就反映出正反两种意见的社会效果。‚即使是媒介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媒介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媒介的影响力是无形的，不拥有有形的权力。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媒介的影响力＋现实舆论”在共同作用。‛⑧（同上）

之所以会经常发生‚媒介越位‛的现象，除了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健全以外。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主观认识上，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为民做主‛的惯性思维中去。‚由民做主‛与‚为民做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天壤之别。前者体现人民是主人，即做主的主体；后者体现人民为仆人，即做主的对象。‚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要求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是怎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与民做主‛、‚为民做主‛是封建社会中‚清官‛、‚好官‛、‚父母官‛对平民百姓的恩泽施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这种思想观念就遭到了唾弃。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由此可见，在‚为民做主‛思想作祟下的媒介监督是不能取代‚让民做主‛、‚由民做主‘的舆论监督作用的。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要求各地普遍与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联合开办的‚政（行）风热线栏目‛，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融为一体，为政府搭建起一座座联系群众的‚空中桥梁‛。仅江苏省及下辖13个市，凡有电台呼号的52个县（市、区）全部开通了‚政风热线‛。这项措施对促进机关作风转变、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优化发展环境、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应该说，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社会的民主意识，真正发挥出了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大众传播媒介也起到了很好的喉舌、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综上所述，舆论监督应是社会公众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所实施的一种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为老百姓搭建更多自主表达意愿的平台，并加以适当引导，从而形成足以影响社会的舆论力量。这不仅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大大推进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善莫大焉！

注释：

①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②“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p7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成芸《对舆论监督的一个误解》，原载《新闻记者》,2000年第五期 ④石钊《家庭》2001第12期

⑤郑保卫等《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p11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辞源》p1188,商务印书馆

⑦⑧陈力丹《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http://.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邮政编码：210097电话：(025)86307867*** 《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2006年11月25日寄出

《新闻与传播研究》用的是《舆论监督需要民主意识》－是‚由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当代传播》2007年第三期已采用，6月15日汇200元稿费。

第二篇：民主意识决策活动

民主意识决策活动记录

（一）7月11日，中墩社区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切实发挥“民主决策日”作用，进一步加强居民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中墩社区民主化进程，开展了2012年第一个“民主决策日”活动。

会上，社管会主任陈正初就管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及2012年剩下几个月的工作计划向参加活动的居民代表作了汇报。社区财务就社区成立以来的财务收支情况向居民代表作了汇报。社区党委书记廖诗超就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跟居民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后是居民代表对管委会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活动过后，我们对居民代表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进行了及时的整改和处理。中墩社区设有公开栏，公开办事制度，实行党务、居务、财务三公开。今后中墩社区会努力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居民民主意识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居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继续强化组织领导网络，细致管委会工作方法，不断加大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力度，使全体居民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

（二）2012年8月17日下午，中墩社区村干部座谈会在社区会议室召开。社区书记廖诗超、主任陈正初出席座谈会。7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参加。

座谈会上，各村书记、主任汇报了现阶段完成和推动各项工作情况，并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廖书记、陈主任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会上，陈主任针对村干部反映的有关问题，表示社区已经或正在着手解决。对于下一步工作，黄区长指出主要是要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做好十八大的维稳工作。

最后，廖书记做了重要讲话。周书记首先充分肯定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多年来为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工作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对村干部主要提出了三点希望：即，动脑抓发展，过硬带队伍，细心做维稳。

通过这次座谈会，使村干部更加坚定了带领全村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都纷纷表示要为中墩社区的全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9月11日下午，中墩社区开展了2012年第二个“民主决策日”暨政社互动通报会，社区离退休干部和居民代表共50多人参加活动。会上，廖诗超书记就社区上半年履职履约情况进行了通报，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随后陈正初主任就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通报，使居民们能够了解中墩社区的总体发展情况。

社区通过民主决策日活动，努力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实行党务、居委、财务三公开，为把社区建设的更美好而不懈努力。

（四）在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来临之际，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重阳节。近日，中墩社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人、空巢老人在社区会议室召开了以“我们的节日•重阳”为主题的敬老日座谈会，为辖区内的老人们送上我们的关爱和节日的慰问。座谈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廖诗超向大家汇报了今年来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使老人们及时了解社区建设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着社区的各项工作。最后，廖书记代表社区全体干部工作人员衷心地祝福老人们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希望老人们都有一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老人们们也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使得这些老人们感慨万分。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但让老人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和关怀，更让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温馨快乐的重阳节，也赢得了老人们对社区工作的支持和一致好评。

2012年10月23日

第三篇：舆论监督

首先声明，我的文笔较差，所以一般在论坛中，我只是潜水，很少发表言论的，但这次，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从几年辛苦奋斗中走过来，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特别对我，非结构专业的考生。

我本科是学地质的，研究生上的是岩土，毕业后在广州从事岩土工程设计施工的，至今已快8年了。广州地区从2007年开始，基坑设计就需要同时盖岩土和结构工程师的章了，这个政策使我坚定了要考一级注册结构的决心。我于2007年通过了注册岩土考试，随即2008年就买了一级注册结构的书（基础课以前考过了），准备备战。但2008年、2009年事情太多了，买来的书没怎么看，真正准备是从2010年春节后开始的。

说实话，刚开始看老施的书，我是看不懂。我大学学到的力学知识很少，只学了《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土力学》和《物理》，像《结构力学》、《混凝土》都是我工作了之后接触了才自己学的，也只懂了些皮毛，更不用说钢、砌、木、桥和荷载了，所以一开始我看的真的很吃力，第一遍花了6个多月才看完，看完也觉得糊里糊涂的，除了地基基础是自己熟悉的外，只有木结构、砌体和桥梁感觉理解了些，像荷载、混凝土、钢结构、高规觉得只是懂了点皮毛，当时在看的过程中都有点想放弃了，还好老婆在一边安慰和鼓励，说也许第二遍就会好了，这样拖了半年总算坚持看完了第一遍。但那时2010的报名已经开始了，自己觉得没戏，所以就没报，像等准备的充分些再报考。从2010年8月开始，我第二遍看老施的指南，看下来，觉得也没想象中得难了，很多第一遍不理解的东西，看第二遍都能理解了，像影响线、单筋梁、双筋梁、偏心受压、强度折减、压弯、屈曲稳定等等，都能理解了，越看越有信心，有信心看起来就快，跳过第一遍已经理解的部分，第二遍老施的书我前后花了6个多月（但算起来也就300多个小时），这遍的收获很大，树立了信心，觉得只要多花些时间，应该能通过的。

转眼到了2011年，过完春节，我就开始做题了，一开始就是做马老师和张老师的历年真题（09版的），里面有2003~2007的真题，不同章节分开编写的，刚开始不追求速度，只求会做、做对，做完统计结果，往年考题除了我自己熟悉的地基基础得80%以外，其他的一般只对一半，但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复习。随后做老施的《答题指导》，发现错题太多，也觉得不太实用，后面有选择地看了一部分，主要是挑自己不太熟悉的，这样到了5月底。后面上了网易结构、钢结构论坛，下载了08、09和10年的真题，以及赵老师的30天冲刺，先做赵老师的30天冲刺，发现错误也挺多，但不管，这回我就比较注意答题速度了，一般一道题控制在6分钟，做完了之后信心大增，因为我往往都能答对70%以上。紧接着做08~10年的考题，也都能做60来分，做完才到8月初，还有剩一个月，重新将以前的考题做了一遍，巩固了一下，然后信心满满地参加今年的考试了。

9月18日，考试，没觉得特难，就是计算量比较大，上午、下午各完成了36道。上午是时间不够，下午是有4道不会做。上午我是按论坛推荐的先做砌体，然后钢，最后混凝土，看来我的战略是对的，考完听很多人都说混凝土计算量超大，暗自庆幸，但考试战术还是有点不对，主要是平常做题时间都够，但可能那是因为自己觉得是模拟考，所以也就不写得那么详细，真正考试的时候，怕丢分，所以写的详细些，导致最后时间不够。下午调整了战术，尽量简洁，所以时间刚好够。考完跟论坛的前辈对了下，下午连同不会做的可能要丢十分左右（广告牌、偏心、固结度（我带的是合订本，没有条文说明）、补桩的后两道可能算错了、桥梁的盖梁宽度）等等。但总的来讲，只要不出意外（如没把答题卡填错，因为没时间检查），我想通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以上是我的一级注册考试复习之路，请非结构专业或者对自己的考试没信心的1.指南在最初基础不好，什么都不怎么明白，规范不了解的时候是有用的，硬着头皮过一遍到两遍可以全面的了解规范。

2.练习题一定要做，不管是答题指导还是30天冲刺或者兰老师的，一定要做一套，这个过程可以有效的提高理解及记忆。有能力做两遍更好，至少有疑问的要返回来再做一遍

3.真题一定要做，真题可以更真实的反应考试出题的思路，可以在大量习题前先做一遍真题。最后多几遍把真题做的熟练。一般来说，真题比那些练习题肯定还是好很多的。10年没过和真题做的不透，记得不牢有很大关系

4.规范上一定要注释，不懂的东西、简化计算、思路、条文说明以及参考用到的数据在哪里都可以写，考试时根本不会有时间一道道去找指南。

5.要多写多练，要练习不犯低级错误。我就老犯低级错误，看错数啊，抄错字母啊，计算器按错啊什么的。

6.新改的规范要和老规范对着看，就能知道哪里不一样，肯定要考不一样的么，呵呵

7.学习中要求甚解，不太明白的地方一定多做几遍，问问同事，否则徒劳无功。砼部分对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花了三年考试复习才明白。

8.争取短时间通过，一年多下功夫。否则心态越来越差，急啊。每年受折磨，太痛苦。我一直是边工作边看书的，也就能保证晚上看会儿书，每年战线都很长，其实加起来时间也不太长，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还是集中精力短时间通过，像我这样脱脱拉拉的，时间也耗过去了，生活也影响了，工作多少也耽误些实在很不值。

9.考前一定要准备好相关事宜，看看天气预报，提前一天去看看考场找找住处什么的，计算器一定要带，还要带复习时用的同款，今年简直在考计算器。不过遇到停电就没办法了，难不成带个应急灯？带了也没地方放啊

2012年一注复习提出十点点建议：

1）2010年《抗震规范》修正，因此今年出的考点特别多，至少有10道题左右。前几年《桩基规范》出来，一直成为近几年的长出题，今年更加灵活，所以本人预测明年《抗震规范》仍是重点。今年出的相对浅（大家感觉难，是因为没作为重点，投入时间少），明年可能会更加深入灵活。另外，做设计的大家明白，《抗震规范》就是那么重要。因此，《抗震规范》新增加的点是个重心。

2）2011年新增加两本规范《高规》和《混凝土规范》，这毋庸置疑，明年一定是个重点，但可能不会考的太难，毕竟是第一年出，和《抗震规范》有区别，但一定是热点，所以大家一定搞清楚，新旧规范的区别，特别是新增加的篇章，新增加的计算概念和构造措施，大家要列出来，可能没有相关的题目，但大家一定要把条纹说明看透出，起码概念上很清楚。

3）明年出题的难度，本人估计为中等，但不会简单的像2010年，因为今年的舆论骂声一片，关于大小年的讨论也很激烈，相比出题人也在关注着这些论点，自己也会作出深思和探讨，这对明年的出题方向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预计明年难度为“中等偏上”。所以大家复习的时候，平时模拟的时候，注意这个原则。

4）“难中易新”题的比重预测。由于明年有三本新规范，所以“新题”占比重20%左右，正式这个原因，偏题的出题率要下降。“中等题”占比重40%，由于大小年的反思，但这些题中可能会有所创新，概念成分会加重，计算成分会下降，从今年就可以略见端倪。“难题”15%，其实就是计算量大和非常规题，这类题大家好好思考的题，就是说学会判断和避开的题，究竟该怎么锻炼，以后再说。“简单题”占比重25%，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砌体规范》和《桥梁》，原因是《砌体规范》经验公式很多，创新性不会太强，《桥梁》毕竟大部分是建筑结构，考试的目的只是让大家有个概念，但像2009和2010年的程度不太可能，可能需要一到两部，基本内容也差不多，保持今年的程度。

5）题海战术。考过今年的兄弟姐妹们都会有同感，考过的法宝是什么，多做题，没办法，这是一注考试性质决定的。因为你知道的，没时间和这道题我会，那个重要，考试的时候最清楚。所以大家在看完施兰青或者规范以后，至少有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全部用来做题，而且是每题都要在八分钟内做完，做不完就不做了，在平时做题就这样，而且做题就先判断这题我是做还是不做。重要和同类的知识点必须有两到三遍的重复做题，这都是在缩短时间，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道题思路很清晰，123的最后一比较答案就有了，但一做十分钟就过去了，与自己的熟练程度还是有关的，当然大家都要上班，没那么多时间，但没办法，你必须题海战术，除非你碰到2010年那样，重复个几道，给你省一些时间。

6）熟练规范，标记清楚，脱离资料。复习的基本过程：第一遍看施兰青熟悉规范，第二遍

看规范翻阅施兰青，第三遍专门看规范，还有那些不清楚，最后全部做题。在短短的四个小时，大家必须依据规范就可以做题，除非是稍微有疑问的，翻翻资料以确认，或者恰好有一摸一样的典型例题，可以依葫芦画瓢。

7）学会定位，快速定位。知识点中有很多穿插和关联的地方，比如《砌体规范》中无筋砌体、配筋砖砌体、配筋砌块砌体、抗震中又分无筋、砖砌体、砌块砌体，《抗震规范》中也有一些补充，所以大家看到一道题，必须先定位，不要张冠李戴，搞错了公式，同样可以计算出答案，但很别扭，最后发现不对劲，找到了位置，很快出来，这都是浪费时间的根源，打击考试的心理素质，再入《抗震规范》《高规》《混凝土规范》里面都有很多重复的内容，但编排是有区别的，或许你很熟悉《高规》，在上面标记了很多，但考试要求是《抗规》，很熟悉内容，但就是陌生，没有标注点，所以在三门规范中重复的内容也要做出清楚的标记，今年估计大家都深有体会，所以我重点点出来。快速定位，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知道每一本规范的脉络，章节分的方式，嗨哟就是有些重点难点分散点你要在规范首页做总结，考试的时候一出这点，立马看首页就能定位，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方法，大家可以多提建议。

8）条纹说明。前几年套个公式答案就出来了，以后这种题会越来越少，概念题会越来越多，条纹说明的重要性也在增强，所以大家一定在第一遍复习的时候熟悉条文说明，当然不必像章节那样，但最起码条文说明的要点和概念的解释上，特别是新增内容的前因后果上要作为重点。

9）时间的安排上，以三个月为好，太短会复习不到位，太长到最后有点麻木，影响状态，当然还要依据自己工作时间的情况。

10）自信心的培养。本人在”一注专业考试后自纠的六点感想”中提到这点，大家都很认同，毕竟咱们都是切实经历过的，是否在平时的训练上，就要增强这点，当然这一点很难，但这一点其实最重要。但有个前提是“不要追求高分，但求48就好”。从这点去培养心态和自信心吧。

2、阅卷流程：

1）首先进行机读，通过48分后进行人工阅卷；

2）人工阅卷分为三审：

第一审：如果一审阅卷在48分以上的，那么直接评为合格，如果阅卷在48分以下的，那么进入下一审； 第二审：如果二审阅卷在48分以下的，那么直接评为不合格，如果二审在48分以上的，那么进入第三审

第三审：由命题组专家审查，如果第三审在48分以上的，那么直接评为合格，如果在48分以下的，那么就不好意思了，咔嚓掉了！

3、特殊情况：

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人工阅卷在47分的，且考卷做的很完整的，都会给人情分，进一步复查，尽量提到48分。

4、答题要点：

1）计算题：写出规范条文公式，且参数正确的，有参数代入计算过程的，计算结果有误差的，但结果选择正确的均得分；写出规范条文公式，且参数正确的，没有参数代入计算过程的，就算答案选对也不一定得分，这个看阅卷专家心情；凡参数有选错的，一律不得分。

2）判断选择性的考题：可以四个选项都做答，也可以排除法找到一个符合题意的答案，只要符合以上两条方法的，且选择答案正确的，均得分。

第四篇：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三公”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所属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最近社会上和网络媒体议论很多，对此您如何评价？

韦森：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所属的80多个部门已陆续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数字。这“三公经费”公开，才推行了一年多，在刚开始试行的时候，问题肯定有不少。中央政府所属的98个部门，肯定都有比较好的会计师，知道会怎么做账，知道公布哪些数据对本部门最有利，或者给本部门的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在现在这些数据还没有被审计之前，还不能完全信这些数据。

但必须要肯定的是，这至少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进步。近两年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多次敦促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数据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0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2011年1月18日，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要求基层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是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列出了45项财政专项支出的细目。2011年5月4日和7月6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要公开 “三公”消费和其它行政经费支出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要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来推动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记者：国外并没有哪个国家有“三公消费”的统计口径，而目前中国财政公开并没有很好的制度和法律基础，这样直指敏感的“三公”，是不是一种跃进式的措施？

韦森：实际上《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没有关于“三公经费”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来学者和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甚多，要求公开的呼声很高。社会舆论的很大部分，都直指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舆论都在讨论，大家都在“逼”，使得问题一下超前了。这是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推进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一个例证，这也颇具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

我曾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13年。记得在澳学习工作期间，一直是工党执政。澳洲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执政十几年，自由党后来经过四次选举失败后才上台。由于长期在野，自由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熟悉政府机构的具体行政运作程序。上台后他们遇到一个情况是，很多议员和部长住在悉尼，要到堪培拉上班，来回要报销飞机票和其它交通费。这些人在野了十几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报销往返交通费的时候，稀里糊涂地把儿子和太太的也报销了。在野党工党后来把这种事给逮住了，追问这个事情，结果几个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在野党就看着你做什么事情，处处找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要腐败，也比较难，且每一项大的预算花费支出通常都要经过议会争辩和投票通过，所以没必要像我们一样要专门公开“三公经费”。中国没有预算民主制度，无人、无法从财政体制上监督和制约政府的花费和支出，便出现了今天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要认识到，“三公经费”，只是我们政府行政体制运作问题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是，巨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到底是如何花出去的。譬如，每年发改委的一个个项目的钱，是怎么决定的？是如何批下去的？我有个学生在一个地方发改委，一个科上头批下来的经费都花不掉,甚至不知道批给谁，如何花。种种明目的款项是怎么拨下去的？有没有腐败在里面？

这次公开的“三公经费”中，国家税务局的花费非常庞大，但国税局的人下去，又有几个自己掏腰包请别人吃饭？这样的部门还有这么大的“三公”消费，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比如汶川重建，为什么要拨一万亿？什么叫预算？真正的预算应该是汶川报给绵阳，绵阳报给四川，四川报给中央，然后中央根据地方报上来的重建经费需要来拨款。但是，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地方还没报呢，上面一拍脑袋，一万亿就批下去了，挺爽的。后来媒体也注意到了，汶川根本花不掉这些钱。怎么办？买豪华车，盖大楼。

要知道，这是从纳税人手里收上来的，发改委一拍脑袋就给拨下去了，这个连计划经济都不如，计划经济还有投入产出表。现在发改委拨款，好像很随意，人大又没有监督和审议制约，这样下去还了得？我们现在有10万多亿的预算盘子呀！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点点预算资金了！

两任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刘家义通过审计都承认，中央部门每年拨的款都花不掉，故有媒体所常说的北京中央各部委的“八月份之后现象”——要突击花钱，要把财政部和发改委拨的款突击花掉，不然下一年的拨款计划就减了。结果审计署每年审计出来的“问题资金”，光中央五十多个部委每年都400多亿。“三公经费”只是这个大的财政体制和政府运作体制问题的一个小问题而已，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概言之，我们的财政不是量需为出，整个逻辑链是颠倒着的。

记者：所以社会舆论热议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只是一个切入口，背后是民众对于财政税收浪费的不满。

韦森：这些年来税收高速增长，大量的税收被庞大的行政机构花掉了。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所透漏的信息，2005年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按他透漏的数字计算，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比26。这一比例的精确数字我们没有计算，但目前中国“吃皇粮”者占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应该没错。最近中央直属行政部门公布出来的“三公经费”数字，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前几年曾计算过，全国的公车消费是4000多亿，但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原来全国大致只有400万辆左右的公车。现在有人估计说，目前中国有1000多万辆公车。如果是大约是这个数字，那全国公车消费总量现在岂不要上万亿了？这是个什么数字？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给大量消耗掉了。

把政府机构“三公”消费支出与我们全国的医保支出相比，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多高了。在国外，医保是财政支出最大的一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是，在很多国家医保支出比例均达到GDP的17%左右。我们的呢？全国医保财政才拿出多少钱？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2%。另外，按照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透漏出来的数字，2009年中央财政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才1277亿元（尽管增长了49.5％！），而按照财政部《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中的精确数字，2009年全部财政支出中用在全国医保上的钱，才1892.21亿元，这在政府7.63万亿元财政支出里面又占多大比例？政府收的税是干嘛的？我们政府征到的税，有多少和多大比例真正用到纳税人身上了？

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记者：“三公”消费之所以如此惊人，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重启，1994年的分税制使中央财政强大起来，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韦森：对。正是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政府税收超高速增长，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一个如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那样一个庞大的行政“利维坦”。在这个巨大的利维坦中，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高官，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权力寻租。如果说目前有个中国模式，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中国模式，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性特征，或者说这个模式的实质。

当然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政府和国有部门在发展经济同时进行“权力寻租”，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效率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结束时，中国还比较穷，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很差，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上，确实要靠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尽管在这方面的项目投资中有些腐败，甚至有不小的浪费，但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发展阶段上，这种靠政府官员和国有部门高管的层层寻租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却是有效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其必然性和优势。可是，等到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地铁、广场、文化设施都建好了，等各级和各地政府行政大楼都一幢幢建成了，这一波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还能再建吗？即使在现阶段，又有多少基建设施方面的浪费？譬如，上海前几年建了一个南站，现在虹桥交通枢纽一建成，有着巨大圆顶的现代化南站就扔在那里了，这又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巨大项目浪费？这个模式就要终结了，不会超过十年，这个增长阶段就要过去了。我们未来还能靠这种体制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型，而与这个增长模式连在一起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也必须转型。不转型，中国就要出问题。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可持续的。

记者：但是任何体制本身都有着巨大的运行惯性。

韦森：是啊！这正是这些年我们所担心和困扰的问题之一。近些年来，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呼吁学术界和全社会各界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反思我们这个体制运行的基础和潜在问题，就是想使我们这个社会努力从这个有着巨大变迁张力的体制运行惯性中跳出来。这几年，我一直说，要警惕走向这个“中国模式”，避免形成这样一个“中国模式”，也正是从这个视角考虑所言的。

一个利用自己掌握的几乎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正在形成，而且不断在自我强化，而现在又看不出有根本办法来跳出这个体制的自我惯性运行，因为没有约束力量来制约和制衡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正是目前中国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我们要用多少年和多少代，才能使这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巨大行政“利维坦”变成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一个行政和资源配置权力受实质性制约和制衡的现代政体？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要最终回答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从中国政府财政税收政策上来说，现在整个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用财政学的专业术语来说，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应该说，财政部长和国税局局长都还只是从本部门每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问题，并没有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个背景来看中国的大势。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社会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格局和政治体制的整个背景中看。从财政体制的表层来看，政府征了这么高的税，真正用在民生上很少，而大量财政收入却被政府机构自身消耗掉了。即使从政府的项目投资来看，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财政和建设财政，还没有真正转向公共财政。从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深层结构来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层组织，财税部门征越来越多的税，实际上是在维持并强化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是在维系、固化和强化目前这个独特的体制模式。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中央直接控制的资源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被“请”了出来，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征税能力和手段越来越强，政府所掌控的财力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政府税收每年都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中国政府掌握的财力是计划经济时期没法比的。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现象是，近十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财政部为两会提交审议的当年预算报告中所定财政收入增加目标的 200％以上，有些年甚至更高。这样下去，还了得！都不知道温总理本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记者：这种体制下，国进民退是否是种必然？

韦森：这两年，总是不时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否认“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发生。要知道，真正的“国进民退”，不是指国企的个数在增加，而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

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税收更是超高速增长，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同时，企业利润（在统计口径上称作为企业“营业盈余”）也在高速增长，但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收入多年来都一直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企业的利润也开始下降，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门。现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三大部门中，就只剩下政府的税收还在高速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拿的越来越多，而其它两个部门尤其是居民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就必然越来越小，真正的国进民退，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记者：这种财税体制，是否也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韦森：肯定是。一边是政府的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而经济增长又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和从银行贷款来建设大项目所推动，一边又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怎么可能？我们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的财政体制连在一块的。这种政府体制下，就只能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这种体制下，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就相当于你对老虎说：“老虎，老虎，你别吃肉了，你吃草吧！”这可能么？

中国的贫穷落后、低收入、基础设施差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主要要靠民营经济和居民消费增加来推动，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现在，民营企业在萎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在减少，我们又怎么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在这种体制格局中，不可能会有其他增长方式，通过内需和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看来还都只是美好的愿望。

过去多年，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在地方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以前各地的经济增长，主要都靠地方政府从银行借款和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启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延伸，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这一推动力，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和障碍。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和负债来建设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多少收益，等到还款的时间到了，到“清算”的时候来了，地方政府靠卖地还负债的能力没有了，中国金融系统就可能发生危机，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着，但主要靠各级和各地政府的基建投资和国有部门的扩张来推动的。民营企业，在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纷纷呼叫比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前期还要日子难过。这又怎样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要往前看，早一点准备。早准备了，尽可能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损失就会小一点，我们的社会就会少“折腾”一些。但是，难啊！与这个体制“共生的”经济增长能否转变得了，现在看来仍是个大问号。所以，无论是地方债问题、“三公消费”问题，还是预算公开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中国的现行体制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潜在问题。记者：那么是否能够认为，目前政府财税部门的官员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

韦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且不仅是政府财税部门，许多部门不都是？现在的发改委，不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委员会？是由过去的经委和计委合起来的更大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目前的发改委，主要任务，是管增长和发展的，但是还管改革么？还求改革么？其资源配置权力，岂不比过去的计委还要大得多！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甚至过度市场化了，包括不能或不宜市场化运作的一些社会活动和部门市场化了，但是我们整个财税部门乃至整个政府管理社会的思维，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整个财政体制运作的逻辑，还是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我上面已经说过，从形式看，政府目前的整个财政体制还是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还不是现代公共财政，多数政府官员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基本上不具备公共财政的思维。

但是问题是，政府财政收支的场景变了，即经济市场化了，且全球化了，财政收入的大盘子大大扩张了，但我们管理国民经济的思维却没变，种种问题于是就必然出现。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收入的盘子小，处处要算计着花，捉衿见肘，想多花也没地方弄钱去。现在政府把市场放了出来，GDP规模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政府的征收能力和手段大大加强了，从市场运行中抽取引入的税收和其它“红利”已经超过十万亿了，然后政府富得不得了，在某种程度上富到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怎么用了。请问，当今全世界哪个国家政府有像目前中国政府的日子这么好过的？那一个政府又能像中国政府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看看各级和各地的一幢幢漂亮的政府行政大楼，就知道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用钱和怎样花钱的了。“三公”消费，只不过是这其中的“小菜一碟”。

预算民主是政改的关键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的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不匹配，是落后的？

韦森：似乎不能用“落后”一词来简单概括我们目前财税部门的财税体制。问题在于你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的金税工程、现代化的发票技术、网络技术，还有庞大的有着高学历的征税队伍，从技术上和任何层面讲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的税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是这些年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单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税收和财政体制运行在世界上来说是很先进的。

唯一一点没实现的，我们还不像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每个人一个税号，走到哪里，在国内任何地方有收入，都进入同一个税号。我们的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财税部门不推广和试行一个成年人一个税号的制度。这其中或有其它隐情和行政考虑？尽管还没有做到每个成年人一个税号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征税技术和手段还是蛮先进的，其“先进”，主要在对偷税漏税“堵”和“罚”的手段不断加强和不断完善，结果是财税部门从市场中征取税收的能力和手段在不断加强。

这方面的“先进”，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也反过来支撑了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然还有政府科层自身消费（包括三公消费）总量和份额的快速扩张。但是，我们财税部门的领导人和专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才花得更有效率。从公共经济学和税收学基本原理上来说，政府从老百姓和企业那里征过来的税，再花出去，总是有损耗的，叫“跑冒滴漏效应”吧！政府官员的腐败，只是其中之一；资源浪费和低效率，更是其中一大块。

政府总是想着老百姓不花钱，我来替你花钱，这才有经济增长，这套推理逻辑完全错了。这不仅是个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整体失误，也是个基本国策问题。民富了，才能真正国强。而在当今中国，这却似乎反过来了：国富了，民却不富，至少从相对份额上说是如此。民不富，你经济增长能走多远？你经济增长，又是为了啥？民富，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政府所应确立的首要施政目标呀！连封建王朝的明君贤相，也会明白这个道理呀！再说，国富，必然结果是与权力有关的人富，而大多数人“穷”。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都快接近0.5了，恰恰是这种“国富”和这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记者：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于根本的施政理念转变。实际上中央最近这几年频繁提阳光财政，但效果甚微。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级和各地政府手中掌管的资源和财力越来越大，花钱也越来越多，一些直接掌管这财政资源与配置权力的人，自然会从中收益。单凭思想教育，要求他们自觉地试行阳光财政，靠一些官员的道德觉醒和思想进步来试行预算公开透明，能解决多大问题？国务院要推行阳光财政，要预算公开透明，对于直接掌管这巨大政府财力和资源的官员，肯定不利，他们会本能地反对，或敷衍了事，或阳奉阴违，很难且很不愿意公开自己所管的预算收支状况，尤其不愿公开政府机构收支细目，更不愿公开自己所管的隐形收入和小金库。公开出来的数字，又有多少反映政府部门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一句话，一旦涉及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很难推行下去了。

记者：这是否又要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去？

韦森：可以这样认为。近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讲学、访谈和写专栏文章机会，反复讲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因而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讲的这个意思。

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是预算民主这一点。在2007年的“5•30事件”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其核心原来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或“‘民’选‘主’”的问题，而实质上上是个税收和政府财政收支权的制衡问题，是个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来说，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看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1689年在英国制定的《权利法案》，第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即为违法。”另外，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历史，就会知道，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也表明，“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宪政制度基本上就建成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才大约只有占人口比例2.5%的贵族有选举权。经过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1884年，在英国才有三分之二的男子有选举权。到1928年，21岁以上的妇女才和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到1966年，英国才有18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普选内阁首相的制度。法国妇女有选举权，也是1944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到1974年6月，法国才最终确立了18岁以上公民普选总统的制度。就连美国这个确立普选权较早的国家，原来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并没有选举权，直到1971年3月制定的《联邦选举法》，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较完备的普选制度。

所以，从欧美历史看，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简单是个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即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地认识。

如何实现预算民主

记者：预算民主的关键是什么？

韦森：从预算民主上限制政府的征税权，那么政府的预算就要有个机构来审议，来制衡。做这个事情的，在当今中国应该是且只能是人大。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先要“做实人大”，加强人大的功能。人大代表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会投赞成票，只会举手赞成政府的任何议案和提案。真正运作的预算民主，最后当然还离不开民主选举。没有纳税人真正选举出来的代表，他怎么会为纳税人真正谋利？又怎会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要加强人大在政府预算收支方面进行实质性审议、制约和批准的功能，必须渐进性地推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制度，比如试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及最近出现的独立候选人，都应该允许，并予以鼓励。没有民主选出来的代表，最终还是无法实现民主预算的。

记者：有些地方已经在财政公开方面有比较深入的尝试，比如四川的白庙，浙江的温岭，上海的闵行，但是似乎并不顺利，也没有能够很快推广开。从这点上看，虽然中央提的很多，但是对财政公开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韦森：好在全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民主问题不是个普选制的问题，而是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透明、公开且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审议、制约和批准问题了。预算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政府不能无限征税，征了税，钱要花到纳税人身上，这正在慢慢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温家宝总理、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似乎都明白这一点。目前国务院、财政部和社会各界，都在共同议论政府预算公开透明问题，并在行政措施实际推动预算公开，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率先试行“三公”消费公开，就是沿着这个改革方向上往前走，向前推进，所以说这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三公经费”公开，都是个重要的历史进步。近几年，深圳的吴君亮先生在推动的政府预算公开透明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和艰苦的工作，已经去世的蔡定剑教授生前在上海闵行推行预算公开的试验，广东省和其它一些省份这些年逐渐试行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均说明全社会各界慢慢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财政学界许多专家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问题，并做了许多思想普及工作，也功不可没。

但是，要实现和建设预算民主政制，一定要允许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目前最起码要鼓励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民主预算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只能一点点推进，不可能期望一下子就完成，搞“大爆炸式”的整体改革。这是多年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南巡后，如果不是允许深圳等地进行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会有今天吗？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进行广泛的理论讨论，不断地突破一些理论禁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实验，不断地推进，才能一步步渐进性地改。我们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这么一点点走过来的。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这样慢慢地和渐进性地推进。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三公”消费公开，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预算法》的修订也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韦森：据我所知，新的《预算法》修改草案，几经讨论修订，已历经数年，到目前为止，还未能“上会”审议，仅2010年，就曾三次被“拒绝”提交给人大讨论。这在目前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要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的条款，税收法定的宪政精神，或具体来说，征收新税要经人民代表审议批准、预算透明公开的精神都写到《预算法》里，再提交“上会”，也不晚。甚至可考虑在未来制定新《税法》时和修改《宪法》时，要把保护纳税人权利和税收法定的现代宪政精神写入其中。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全社会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由此看来，目前预算民主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普及和还未形成全社会基本共识的时候，《预算法》修订案被推迟“上会”，往后拖，是件好事。现在的“三公”消费公开，只是给出了初始信号，让人们看到些未来中国民主预算政制建设的曙光。真正的政府财政公开透明，还要等到预算民主政制建成之后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不管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还是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均要从预算民主这个核心和关键点入手。政府财政预算体制不转变，什么真正的改革和转型都谈不上。实现不了预算民主，讲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目前看来往往是空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相信，预算民主建设，乃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逻辑起点和突破口。现在国务院、财政部、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共同促动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以及促使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都在是为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做些前期准备。我们由衷的希望，这条改革之路是通的，在将来不会被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力量所堵死。

第五篇：成年公民民主参与意识问卷调查

成年公民民主参与意识问卷调查

性别政治面貌职业

1、您过去主要生活在（）

A、农村B、城市

2、您认为民主是（）

A、国家应有的政治制度B、社会意识形态

C、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D、国民信仰

3、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A、人民当家做主B、有钱人当家做主C、多数人当家做主

D、广大群众当家做主E、领导者当家做主

4、您是否愿意参加区(县)人民代表的投票选举活动?（）

A、非常愿意B、愿意C、不太愿意D、不愿意E、无所谓

5、您会主动检举揭发任何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吗？（）

A、会B、不会C、看情况D、其他

6、您之所以不主动揭发党内的违纪现象是因为（）

A、揭发了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B、怕打击报复

C、没有机会实行监督D、其他

7、您认为提高公民民主意识最重要的是（）

A、法制意识的提高B、公民意识的建立

C、一定的政治素养D、充分的民主参与活动

8、如今网络舆论已成为监督党员干部的重要手段，您赞同这样的监督方式吗？（）

A、非常赞同B、基本赞同C、不太赞同D、不赞同E、无所谓

9、您愿意利用网络舆论去监督党内的党员和干部吗？（）

A、非常愿意B、愿意C、不太愿意D、不愿意E、无所谓

10、你对增强我国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