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遏止野火读后感材料
《遏止野火》展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布迪厄。一个站在工厂街头，对司机，对市民发言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战斗者。在这些演讲中，布迪厄坚定地贯彻了一个中心，即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
在布迪厄看来，新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在于，前者是和全球经济，以及一种殖民方式媾和在一起的思潮。“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是一场在知识分子参与，媒体摇旗呐喊，人民群众思维懒惰下的共谋。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应该做好守夜人的指令下让国家日益虚弱，而自由主义经济的胜利者跨国公司取代了主权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在自由主义经济表面的平等下，是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的猝不及防。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老殖民者瓜分世界、分而治之的新殖民方式——“合而治之”，而全球化正是这种合而治之阴谋的合法化口号，只是我们听得多了，谎言重复了一千遍，以为全球化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于贝克和吉登斯，布迪厄还认为作为现代性另一面的风险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方式，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灵活剥削”。
关于本书的三个标题：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为了一个欧洲社会。仅仅三个标题即已展示了一个具有国际主义传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的形象，而随便翻开一页都足以打破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同谋”（这同样是一个来自布尔迪厄的概念）所希望让我们相信的欧洲，即一个充分就业的、民主的、“和谐”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形象来自金融资本笼罩下的国际传媒力量的塑造，惟其出自塑造，所以必非真实，布尔迪厄以来自马克思的那种伟大的社会学家的批判性传统刺穿了市场的欧洲的内里，并构建了社会的欧洲的未来图景。
即使欧洲与中国有着如此的的差异性，但却从布尔迪厄那里感受到了相同的紧张感，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在无约束的金融资本的欲望的压迫下，所感受到的那种共同的紧张感，对布尔迪厄时代的欧洲来说，这种压迫还是蔓延的野火，而在当下的中国，则是明火执仗。作为市场的国家（a national market）窃取了国家的权威，并自命 为权威的逻辑起点，为了社会的国家（etat social）尚任重道远。
市场可以作恶，国家也可以作恶，正如它们同时也可以致善。
当所谓新自由主义过度发展的时候，反市场化、反全球化是有其正当性的。但是，常见的却是矫枉过正的言论，充满道德义愤，而没有仔细考察事物本身极其复杂的逻辑。正确的选择也许永远在于市场力量、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某种均衡。真正的思考者不能总是不自觉地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并止步于此。
揣摩起来，觉得许多苦难或者罪恶都与人世间的某种“不平衡”有关（虽然功能主义者赋予不平等和不均衡以某种正功能），而某种自然力量会推动财富（或资源）在不平衡的地点之间流动，趋近新的均衡。
这种流动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如果大江大海，就容易产生大浪，小池塘里就只会是小小的波澜。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是有好处的，产业转移，优势互补。但是，这样一个大流通对社会各个方面形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不同群体在这个剧烈变迁中得失不一，抗衡能力不一，总体的增长可能伴随着某些社会成员的彻底破产，形成无法忍受的社会危机。欧洲的问题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
如果这个流动在速度和量上太大，掀起的波澜是如此巨大，社会就会继续依赖国籍、户籍等制度的隔离作用，造起堤坝，保护坝内的平稳生活。关税、各国独立货币、海关、户籍等等，都是在造围墙，保证自己对内部事务的可控程度，减少全球市场的大海掀起的波澜冲垮整个社会。
因此，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大流通与小隔离都有它的道理。
书中所述法国人的痛苦似乎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不得不分担落后国家长期承受的痛苦，面对他们的低成本竞争。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发展中地区的国民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由奢入俭难，这个痛苦的过程恐怕不可避免。
不喜欢左派的调调，不喜欢他们的姿态——或许他们彼此也不喜欢。有时候我想，左派针对的或许并非右派，而是大众——要么唤起他们，要么背叛他们，要么怜悯他们，要么唾弃他们。右派似乎是另一种人，他们既讨厌左派，也讨厌大众，于是姿态更优雅。
唯一喜欢左派的时刻，是当他们绝望时。绝望，于是疏离。远离大众，就离乌托邦更近些。
不喜欢河清为这本书所作的按语。挤占了想象的空间。喜欢的是这篇《沙粒》。贴出来，重新读读，“绝望的乐观”：绝望，还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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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
布尔迪厄
如果我说今天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签订国际协议的政治家，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有意无意促助了文化和精神的沦落，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出版商、电影制片人、批评家、发行商、广播电视频道负责人，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如果我说所有这些人与市场的愚蠢力量合作、并参与其成功，人们会说我夸张。
然而——
如果我现在提醒，要制止这部恶魔的机器，希望寄托在那些对文化、艺术、文学事物拥有某些权力的人身上，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和以各自的方式，给这场很润滑的随大流同谋游戏里掺一些沙粒，哪怕起很小的作用，如果我补充说，那些有幸在Telerama杂志工作的人（不必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位）处于有利位置去掺沙粒，为了信念和传统，人们也许会例外地说我是绝望地乐观。
然而„„
巴黎，2000年9月
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布迪厄与乔姆斯基的形象差异显而易见——在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体制招了安，只有布迪厄站了出来——他的这种悲情形象，也不免为其带来了“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誉。但我个人觉得，对布迪厄的悲情形象陡然增色的是他的这本小书《遏止野火》。
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布迪厄的这本小书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河清所著的《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一书中，就附译了十几篇《遏止野火》里的小文章。四年后的今天，国内学界环境亦有不少变化，河清再次将这本小书完整译出，虽有他所说的“考虑到《遏止野火》的完整性”，但更为切实的用心，却是为了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遭到质疑的同时，奉上颇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布迪厄的观点。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占据主流地位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
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要“削减国家的功能”，崇尚个人竞争，国家管得越少越好，即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当推“新自由主义传教士”诺齐克鼓吹最力。然而殊不知，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集团、大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西方国家给企业减税，少管社会闲事，对其他国家则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对本国民族企业的保护，而给西方跨国公司以“国民待遇”，正是为了利于它们毫无障碍地在世界范围内吸取民脂民膏。
对于新自由主义否定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功能，布迪厄清醒地指出，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国家退化的过程”，那些宣扬“最小限度国家”的知识分子集体是在匆匆葬送公共利益。而在英国和法国，则是由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们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实质则是给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
为此，布迪厄反复强调，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的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至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的口号，也是“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者”有目的、有意识长期宣传的结果，“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西方强国“合而治之”的策略——为的是使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以便在经济上控制全球。这些力量不仅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真正企业——例如美国商会联合会（ＡＭＣＨＡＭ）——的集中组织和引导。
在书中，布迪厄还对美国中情局长期资助一家法国杂志《证据》（Ｐｒｅｕｖｅ），让其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商会联合会（ＡＭＣＨＡＭ）十分卖力地搞新自由主义宣传，“１９９８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索罗斯作为国际金融投机的大亨，也想到建立一个“开放基金”，拨出资金到东欧和前苏联去“推动开放社会”；众多美国私人基金会，都曾以资金和“民主”书籍，帮助波兰团结工会瓦解波兰体制；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从来都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庞大媒体网络，向全世界播送为其利益服务的舆论，实施一种巨大的宣传力量等行为多有揭露和抨击。此外，与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一样，布迪厄也揭露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法国存在一些出让国家主权的“精英”，他们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内应和同谋，为的是在集中的特权中分得一杯羹。
布迪厄的告诫，对于只知口诵“历史规律”和“世界潮流”教条的世界主义迷狂者，不啻是当头棒喝，也是一剂珍贵的解药。在众多同行为了权力或自身利益三缄其口，以及“媒体型知识分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的同时，只有布迪厄像那个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一样站了出来，勇气颇令人敬佩，亦可见其深得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批
判精神。
然而话又说回来，布迪厄的揭露性文字虽真实而发人深省，但他的一些建议，则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现实可行性。也许，面对如此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和遮天蔽日的“野火”，他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是“绝望地乐观”，做一只永远也挡不住车轮的螳螂。不过布迪厄的意义却也正在于此——揭露潜藏在背后的阴谋、追求现实的完美、满怀乌托邦之梦，人类一代代繁衍至今，不正是在靠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推动着么？
大略言之，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涉及范畴之宽、领域之广、问题之繁，使人很难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和脉络。他的这本小书前后分两个部分，前篇名之曰“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后篇名之曰“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收集的都是其近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演讲稿，文章大都不算长，与布氏的其他大部头著作相比，《遏止野火》有什么说什么，率真明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既不像严谨的著作，也因情境的多样而显得乏于统一，然而在字里行间，依然清晰可见布氏的主要思想和学术关怀。
国内学界向与英美学界声息相应，自然也把 “野火”播撒到了中国。哈耶克、柏林、波普尔、吉登斯、诺齐克、弗里得曼等名字，在国内学界就一度炙手可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竞争”、“市场万能”等口号也愈演愈烈，众多学界中人、精英分子也都参与到了为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的行列中。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一部分，河清就用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做了按语，结合对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质疑，对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广为流播的阴谋和其背后的一大批“操盘手”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读来不免让人惊醒三分。
最后说一点，比之于德里达、福柯、雷蒙·阿隆、德勒兹而言，布迪厄的文字尚算不上繁复难懂，前后的跳跃也不算大，基本上还在于易懂的行列，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不知译者在小序中说布迪厄的文字“非常繁复、冗长，长句套短句，有时半页也不见一个句号。所以翻译布迪厄非常艰辛，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中文明白晓畅，真是惨淡经营”是何之故，或许阅读和翻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吧，阅读讲究一目十行，而翻译则需要信、达、雅，是个吃力不讨巧的活儿，但这本《遏止野火》翻译得相当有水准，字里行间的布迪厄形神皆备。
第二篇：《野火》读后感
初次听到龙应台这个名字，还是高一雷灵说起《目送》的时候，那时以为龙应台是个男士，只会写散文，感情细腻到文字戳人心扉，让人落泪。后来一度想看看她的其他书，总是因为各种事耽搁，直到这个暑假，在学校图书馆找书，偶然看到她的著作《野火》，名字让我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内心充满好奇，其实，同很多书的相遇一样，多半都是因为一开始的好奇，然而那些能耐得住性子往下看的书，或多或少都有些许心灵的契合吧。借到《野火》的时候，我还在忙着帮老师做事，也就每天晚上有时间翻翻，还好它是本独立文章集结而成的书，不会被轻易打断思路，只是时间的零碎加上我看书的不定性，直到今晚，我才勉强地看完了全本。之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我已差不多忘了这些文章都是哪些题目，哪些内容，若是让我复述，恐怕难以如愿，只能就其整体，略表一二看法。
野火是什么？龙应台也许只把它当成一柄小小的火炬，希望借由这火炬散发的光与热点亮更多人迷蒙的心灵，启发他们去关注台湾的未来，乃至大陆，又或者希望它把旧的一切烧得干干净净，轰轰烈烈，在此之上迎接台湾新生。在三十多年前，《野火》问世，或许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诧异，震动，影响了台湾，政界人士警惕它，因为里面赤裸裸写着对当局的不满，他们想要压制言论，于是我们看到龙应台笔下的文字里也流露了这一担心，文章发表了，可能就会被封杀，书被禁，人被约谈，公开不了，因为当局不肯。但龙应台依然写着，并越发热情，惊涛骇浪拍打着沿岸，总有礁石会”湿身“。那些在文字里看到理想，看到希望，却为自己无为的平庸，空空的激动的人会落泪，会给龙应台写信表达感谢，那些在文字里看到”反动“，感到惊惧，冒得一身冷汗的人，也会给龙应台写信，善意的提醒，比起这些，攻击来得更猛烈些，但她都一一面对了。她是个女人，性别的尴尬成为后期的一种纠缠，直到如今，不少读者仍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这样一位女作家，是的，她首先是女作家，而不只是作家。这种本身应该柔软却像一把利剑似的亮着寒冷光的女人，让人又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些想了解她生活的边边角角而不是专注于她的写作的人，一开始就错了，可她依旧坦然，冷静地又把这些人剖个干净。这就是文化人啊，她总能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为了该说的话，该做的事，继续说，继续做。但是回头想想，这是三十年前《野火》发表时的她，还是现在的她？
在这本三十年纪念版《野火》集里，龙应台本人对台湾的批评占了绝大本书，另外还收录了其他社会人士，或媒体，或官员对其书其人的看法，以及一篇访谈。这本书就像台湾的一个小缩影，太典型，典型的东西可以反映一种思考的存在，可是并不能代表大众都是这么认为的。看书时，总觉得，”啊，那个时候的台湾怎么跟现在的大陆这么像呢？“高三的时候，在学校附近有家台湾人开的小店，跟老板聊天时，老板就说过，”现在的大陆就是几十年前的台湾。“那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可看书才发现，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城市拆建，食品安全等等，一桩桩一件件，原来都是这个过程。台湾比我们早走一点，那是因为我们曾经的浩劫，耽搁了建设。可这就给了现在的贬低我们自己的人理由了么？我们认为他们好的地方，那也是他们的人在批判声中一点点搭建起来的啊。这其中，有太多历史的问题，现在没法谈。作为文化人，龙应台能干的也只有批判，用文字的力量去争取，然而有多少人可以被其力量感召又最终付出行动呢？很少，所以她愤怒，愤怒地写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名篇了，里面透露出人的冷漠让读者心有余悸，可这种事不就是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么？文字有不死的力量，对于永恒的经典来说无可厚非，对于短暂的（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中来说），它的力量依旧强大，那便是照见过去，又照向未来。台湾老板后面还有一句话，我想了很久，看书的时候再度想起，那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可答案在哪里，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去经历，乃至下一代人还将经历。龙应台的热血，她的尖锐，冲击到我，我几次拿笔画下一些句子，甚至有跟着她一起愤怒，一起批判的冲动，当时没想那么多，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也会想这种同感究竟是好是坏？年轻人体内应该流淌着热血，但这热血一定是外溢的么？”起于轰轰烈烈，终于无声无息“在我看来是种悲哀，要做就当做”起于无声无息，终于轰轰烈烈“的那种，那是升华，但那不也仅是理想么？
这本书让我感到可贵的一点是，在这么多认可龙应台与反对龙应台的声音中，我听到了一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什么，相信懂得人在看书的时候自然会发现。大一听老师讲到”过犹不及“这个成语，举到一些例子，今日的台湾，是不是也有点”过犹不及“了呢？这”过“是什么，清楚的人自然清楚。这种声音的存在，在目前还是微弱的，可是，龙应台愿意包容这些存在，不知道她会不会也从这个方面重新思考台湾这些年的进程？重重看看那片她深爱着的土地，哪怕她有着一个难以被台湾省人认可的外省人的身份。在历史的分隔点，几种不同的力量向同一个地方汇聚，被重新整合，本省人，外省人，即便再客气，也总带着不可完美融合的烙印，那或许是对一方文化的固守，对外来的排斥，带着自豪，带着傲气。在这漫长的取得认同的过程中，老去的，离世的，都差不多了，新成长的这一代，重新打上了地方的烙印，只能凭借叙述，接受一些距离他遥远好像有联系又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样从“空”里产生的，怎么能持久，怎么能扎根？这是道越拉口子越大的裂缝，联系起双方的不再是情感，而是更直接的利益。
《野火》还在继续，龙应台由“士”入“仕”再回“士”，中间也是曲折。文化的人价值在文化，与政治搭上边，人生就此或明或暗地度过，“独善其身”是种奢侈，这就难免引起非议。做官与做读书人差得不是一点儿，搞行政与写文章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行政常常需要“美文”的润色。其根源在于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速成的，那样子这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还不得泛滥成灾，成天烂到快吐的文化调子一声接着一声。文化，像肉汤，根据不同的品类，需要慢慢煨出来，那汤才能淳，才能香，才足以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在任“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不轻松，能做的绝大多数是“放放烟火”的事，即便很短暂，但至少让人看到烟火，会惊叹它的美丽，知道它的存在。这能怪她不干实事吗？不能。因为她只是整个机制里的小小一环而已，“蜉蝣撼大树”纯粹痴人说梦，指望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指望一群人，那便要指望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化思想为行动的能力，指望一个国家，就要指望这个国家的民众，他们的“民智”，“民德”，上流的人做上流的事，下流的人做下流的事，民与民的差距，最终体现就是国与国的差距，用经济衡量，显然太狭隘。
看到了这样犀利的龙应台，我反而开始怀念那个写《目送》的龙应台，但无论什么样的龙应台，也只是她个人风格的一部分，属于写作，属于生活，没有实实在在接触过的人，是不能以此冠入她全部风格之名，不知道未来的她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也许在“耳顺”的年纪，她会用更好的方式告诉我们，台湾的故事，她的故事。
第三篇：野火集读后感
《野火集》是龙应台的成名作，野火集读后感。
龙应台成名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是读了龙应台的近作《亲爱的安德烈》，才想到查一下她的其他作品，就这样，找到了《野火集》。
这本书的年龄不小了，是1988年出版的，定价是3.20元。书的内封页上，贴着图书馆的还书期限表，大红的印盖上读者的还书日期；密密麻麻的日期彰显着它曾经的炙手可热。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篇名似曾相似。这篇文字里写道：“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讨论小月月事件，情形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全中国的人似乎都在生气，生气归生气，如果你在现场，你会行动吗？又或，你敢行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篇名很刺目，梅毒就是污染殆尽的环境。现如今又如何呢？我的家乡，土壤都被铅污染了，整个村庄的小孩子，血铅全部超标。在北京，何处能闻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我的住房已经到五环以外，夜夜空气中都弥漫着奇怪的味道，不知道哪家工厂在悄悄地非法排放，也许不止一家。
《幼稚园大学》，碰巧最近听到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中装萌的报道，读后感《野火集读后感》。这怎么怪得了他们。我们教育旨在培育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了吗？从小到大，有谁问过他们喜欢什么，愿意干什么了吗？有功课教他们人际关系，爱与责任，审美与情趣吗？
《自白》，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读到这句话时，我忍不住笑了。原来，豪迈如龙应台者，也有这样的感叹。女性的社会角色，现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不可否认，关注公众事务、抨击社会弊端、长于理性思辩的女性仍不多见。我的朋友，以硕士博士居多，我不止一次听她们讲：“除了孩子，别的我无暇关心。”也难怪，偶尔跳出个龙应台，头脑固化者会不知所措了。
《精神崩溃的老鼠》，这是书中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麦尔教授怎么会想到对老鼠做那么残忍的实验，老鼠的智商当然不足以应对那么复杂的情境。可是，人类社会也很残忍，很多人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试验场，就被搞崩溃了。崩溃者的错在于悟性太低，而那些诚心或无心把人弄崩溃的实验者呢？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除了龙应台的文字，《野火集》还收录了各色人等的读后感，林林种种，观点五花八门，赞同的，反对的。允许不同观点同处一书，恰可体现龙应台的包容和大气。从此处也可看出《亲爱的安德烈》的编排来源了。
2011-12-18
第四篇：《野火集》读后感
阅《野火集》，读龙应台，写我所感
读《野火集》，我被其讲述的小故事所深深吸引。故事总体现着一些现象，而现象背后一定和本质联系。龙应台却以她有力的文字抨击着这一个个社会问题。这些文字使我对龙应台这位台湾女作家充满好奇，她究竟是一个独特的人？
翻完她的第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很生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她在文章中所说的台湾1984的状况，至今在我的身边尚存，我生气那随手乱扔垃圾的阿旺，我生气那些不讲道理的司机，我是生气那些不负责任的化工厂主。然而最令我生气的是，为什么至今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却往往孰视无睹，抑或是无能为力。看到这篇文章我又开始重新反思我们这个社会。
诚然，龙应台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她的文字有力，而她的视角全面。她从捡垃圾写起，事虽小却反映出社会上存在的大问题，她从她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她的故乡台湾，同时她又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社会。她深爱着她生了梅毒的母亲，然而就如她在文章中写道的那样“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这也是我欣赏龙应台的地方，她用最朴实的语言透露出人最平凡的情感。她长篇的论述台湾当时的丑恶，然而却没有无休止的指责，她最终还是把希望给了读者，她正在用她的力量来改变着台湾，号召更多的人来改善台湾的环境。
她的勇气着实让我钦佩，她就像鲁迅笔下铁屋子里的人，她敢于反抗，勇于斗争。她的父亲多次给她说让她小心，然而她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只是在谈捡垃圾，没关系的。”让我不得不怀疑她只是个女作家吗？
书中有一段描写台湾社会的糟糕的情况令我十分难过，她写道：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奶粉，而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年轰动整个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和“药家鑫案”。我们现在的社会和1985年的台湾有什么两样，我们正在走台湾走过的路！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如此之糟糕。读了龙应台的文章，我明白了这是个人的问题。要知道社会状况是每个人行为的集体表现，人人都要负责，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
社会制度有的地方的确是不好甚至有点荒唐，然而却没有人来反抗，看到乱扔垃圾的人，却不去制止。个人的思想控制着个人的行为，人们不生气，哪里会有反抗，个人问题是比制度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我想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龙应台这种敢于不满勇于改变的精神。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也时常关注一些国际新闻和重大事件。但一味炫富和追求所谓时尚的现象比比皆是，也许衣着时尚的人不会落伍，但是真正做到内涵丰富，关心世界，有道德有勇气的人永远都走在时尚的前沿，这样的人才是最可爱的。我们现在的身份虽然是学生，完成学业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着眼世界并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书本上给出的答案也并不妨碍我们追寻证明答案的过程。
高二（3）班
陈艳桦
第五篇：野火集读后感
《野火集》读后感 ——模糊的界限
“大陆比台湾晚了20年。”学者如是说。以前只是以为经济上的差距，现在有了更深的体会。将龙应台的《野火集》里1984年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对比，深深地感到了一丝心灰意冷。鲁迅说过，他害怕自己所看到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以后。放眼《野火集》中的文字，莫不感到一丝熟悉，只是大背景从大陆搬到了台湾，一页页翻过，读的竟都是亲身经历，如此触目惊心，实在不得掩卷沉思。
1984年的这一把野火烧得很旺盛，原因也不难看出：“焦灼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声音。”环境污染，教育桎梏，***，政府官僚，崇洋媚外，屈从于政，自由难见，凡此种种，曾经台湾面对的种种问题，现在也摆在了我们面前。龙先生用她的犀利针砭惊醒了无数梦中人。“野火”，用她的话说，是纯真的正义，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也许它丑的让人无法正视，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但是，只有这样的野火才能烧掉腐朽和丑陋，去除不义，清出一片干净的地方。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吗？》，在这两篇文章里，作者的气愤溢于言表，痛心疾首和些许无奈亦能被明显感到。深深刺痛作者的，正是台湾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懦弱自私”，实在是我们太熟悉的一个标签了。作者生气了，因为中国人不会生气。曾经的台湾，人们不会生气，而今天的大陆，人们依然不会生气。“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中国人讲究忍耐……”，“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生气了，我们还得大声说出来。想起了一段话：他们屠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了，再没有人替我说话了。”是的，无数个你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想想亦是必然。婴儿奶粉是不合格的，猪肉里注水也罢，喂食的饲料竟也掺和了西方多年前就禁用的瘦肉精;一亩亩山林野地被过度开采，雨是酸的，天是灰的，难道今天的我们还是只能小声唠叨，选择熟视无睹？当这个社会执着于经济的腾飞的时候，我们必须停下匆忙的脚步，大声的抗议。梭罗说：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即抵制。”是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生活，今天的你我，绝对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
而在《生了梅毒的母亲》一文中，龙先生将“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一针见血地比喻成了“生了梅毒的母亲”。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而我在这篇文章中真是看到了1984和2009惊人的相似：“为了多赚点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去，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物质享受，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以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再碾过去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轰到……”这段文字读罢，1984年台湾的样子和2009年大陆的样子算是在我脑海中完全模糊了界限，这种雷同令我感到真实的可怕。道德的败坏，人性的麻木，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经济至上”之下，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蔑视道德和法律。究竟，该拿什么拯救你？也许，就得用一把火烧干净你的伤疤和黑暗。
还有三篇文章离我的距离更近，当然也让我产生更多的共鸣。《幼稚园大学》，《机器人中学》，《不会闹事的一代》，这三篇文章痛贬的是育婴式教育。很遗憾，我读的便是机器人中学和幼稚园大学，中学接受的教育便是不许迟到早退，周一必须穿校服，头发不许染烫，必须扎起来，上了大学，依然要为了惧怕点名早起，继续被动的学生生涯。当然，毫不意外的，我自然而然的成了千千万万“不会闹事的一代”中的一员，正如龙先生自己所讲的“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首先要有自己的主张——而不是报社的社评，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大学生来说，独立做价值判断是非
常困难的事。我不服，可是也只能悲哀地表示赞同。在书中，龙先生也将这种大学教育方式同”过度保护“联系了起来，过度保护，大抵是指：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读完这段，我倒是有些许安慰，因为貌似今天的大学还是“进步”了，因为学生倒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基本上所谓的主任老师也不会来“保护”你，说白了，就是懒得理你，生活上不再“抱着走”，课业上不再“鞭着走”，老师和学生仅限于课堂交流。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高中高压过度而大学如此一盘散沙？难道教育工作者不明白“和平过渡“的道理？
龙先生在《面对》你说到：“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卑劣……”我想，关于“发展”本身，或许有些事本来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一次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山西矿难的报道，突发奇想的搜了一下美国矿难，居然发现美国在发展阶段也是矿难频发，伤亡数目亦很惊人。原来，发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经济腾飞势必要牺牲一些其它利益，可怕的是，在这么一个急功近利的大背景之下，原本可以不必牺牲的生命，环境也被白白牺牲了。政治冷漠如我们也，对这些发张中的问题习以为常，承受不公和歧视，社会政策继续把我们带入尖酸刻薄和圆滑世故，继续对我们进行精神挤压，改变不了环境的我们，最终仍被环境改变，连洁身自好都未能保全的我们又何来力气去改变什么？
大学生，说起来还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似乎对“世俗”说“不”应是我们的天性，可悲的是我们已经习惯被踩在权利金钱脚下，大学教育，或许可以说是失败的。
书中还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我不得不说在这句化面前，我实在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中国的制度沉沦了太久，我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了。更多的时候，我只愿意在这种制度之下努力的学习，试着改变自己，这一点点的进步对于作为个体的我，至少在我看来是意义非凡的。
读罢《野火集》我对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我不仅认识到保持自己个体价值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对社会一份切实的责任。说得直白一点，如果我不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更美丽，那么至少我可以做到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更糟糕。我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但也不会成为视而不见的路人甲。
好书不能白看，野火的力量，慢慢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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