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第一篇：+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陈燕龙

提要：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散文兼美的文学大家，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就词这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及影响都达到了里程碑式的高度。开创豪放词派，“以诗为词”，抒写“致君尧舜①”的政治抱负，迸发“书剑报国②”的豪情，为词 “指出向上一路”③，拓宽了词的表现内容和境界，使宋词发展成与唐诗处在同一高度的文学样式。与此同时，他以一贯的革新精神，以批判继承的观点，力挽传统婉约词于浓情艳色的泥沼之中，还词以健康纯朴、清新自然的面目。大家手笔，言志缘情，无不精彩，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多彩的词风是他至情至性，坚贞不屈的品格、磊落坦荡的襟怀、浑厚的才力、洒脱的才情的集中呈现。

正文：

第一章“致君尧舜”，“书剑报国”，赤子情怀使豪放词大放异彩

一．“涤荡振刷④”之志与“有为而作⑤”文学观点

苏轼所处的北宋时代，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实际上危机四伏的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想积极参与改革，激浊扬清。因此，他要抒写豪情满怀的抱负，要表达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感，而那些软弱无力的“浅斟低唱”，无法抒写词人当时的情怀。于是，苏轼把涤荡振刷的行动自然而然的引入到词的创作之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诗与词的区别是“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但是，晚唐五代以来的词，逐渐演化成专写艳情，附庸风雅的“花间词”，除了表现“偎红依翠”的艳情之外，再也无法表现更丰富的情感了。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不能满足反映现实，表达情感的需要，最终只能走向消亡。因此，革新和创新成为绝对必要。

苏轼的文学创作，依照的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原则。他认为诗文当“有为而作”，言语文章应“有益于当世⑥”。他坚决反对创作那些格调陈腐，毫无积极现实意义的艳词，开创性地“以诗为词”，将诗的题材，意境，表现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大大拓宽了词的表现空间和深度，使词的面貌焕然一新。自此，词体变得“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⑦”，既可以抒发“书剑报国”的豪情壮志，也可以高唱“大江东去”的豪放旷达，既可以抒写“明月几时有”的天问式浪漫，也可以吟咏“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超然自适„„刘熙载在《艺概·词概》说：词在苏轼笔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冲破“艳科”的牢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豪放词的诞生，是词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时代的需要，也是苏轼个人人性的使然和才力的展现。

二．“致君尧舜”与“书剑报国”

苏轼自幼便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少时在眉山老家，其母为他讲读《后汉书·范滂传》，读至范滂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遭诬害被捕，苏轼对母亲说“轼若为滂，母许之乎？”苏母答道：“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耶！”自此苏轼便思步范滂后尘，而“奋厉有当世志”。初登仕途时，苏轼便非常关注朝政的改革，一腔热血，只求革新除弊，有所作为。这种思想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早期感古怀旧的《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

一般认为，《密州出猎》是苏轼开创豪放词派的第一首豪放词。实际上，《华清引》已初露豪放之端倪。“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中所透出沉郁的感慨，已经明显摆脱“艳科”词的羁绊，其格调与《密州出猎》一脉相承并为之做好了铺垫。随后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表现的也是同样的情怀。词中以饱满的“致君尧舜”之情志，抒发了少年时代的政治抱负，显示了当年初至京师时的报国锐气和对仕途功业的信心。尽管词中时有流露“用舍”、“行藏” ⑧的感慨，但是，忠心报国之志，始终不变，一股“书剑报国”的豪迈情怀，终于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迸发出激荡千古的冲天豪情。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次年（1075）初冬。据傅藻《东坡纪年录》云：“乙卯（熙宁八年）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词的上阕描写出猎的阵势，开头自称“老夫”，旋即又以“聊”字一转，推出“少年狂”，一开篇便显现出豪迈横放的气概，同时全篇也由此一“狂”字统摄意趣。“左牵黄，右擎苍”和“锦帽貂裘”描写的是一群“狂人”的形象，“千骑卷平冈”卷起的是势无可挡的“狂势”，这“狂势”把全城百姓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倾城相随，声势浩荡，如此推波助澜，使“狂势”达到一种白热化的程度。豪情直冲云霄，欲效仿三国孙郎亲射猛虎以报百姓倾城相随之盛情。“狂情”毕露，豪气直贯下阕。

“狂气”盈胸，酒助英雄胆，就算两鬓微霜，又有何妨？！只希望自己可以象汉朝的云中太守魏尚将军一样，能够等到皇帝遣使冯唐，持节前来委以重任。因为我有挽拉雕弓如满月的高强技艺，可以射杀侵扰国家西北边境的“天狼”（指当时的辽和西夏）。

如果说“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是苏轼被动地等待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那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则是一纸主动请缨的请战书，表明自己既有报国之心，也有报国之力。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似这般狂情激切的文字，非有真纯的赤子之心无法生出；壮志冲天的报国情怀，非有如此狂笔无以宣泄。豪情、豪言、豪境，豪兴勃发，难怪乎苏轼对于它如此自赏，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此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密州出猎》的诞生，标志着豪放词派的诞生。随之诞生的，还有苏轼首创的以词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这在传统的词作中是从未有过的。以射虎的东吴少主孙权自托，以抗击匈奴的魏尚将军自况，苏轼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归根到底，也是英雄形象的塑造。蕴含于深心的英雄情结，是词人那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愤懑心绪的宣泄。在所刻画的英雄谱中，最传神的，当属《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之 “三国周郎”。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期间。词的上阕描写黄州赤壁矶的壮丽风景，意境雄阔，以奔流之大江、穿空之奇石、拍岸之惊涛为背景，为“周郎”的出场做好足够的铺垫和准备。“江山如画”二句，总上启下，万事俱备，只待“周郎”。

下阕采用互相映衬的手法，以赤壁之战和“小乔初嫁了”做为烘托，刻画出一个风流倜傥，气定神闲的儒将形象。从《密州出猎》所传达的内涵来看，那个于“弹笑间”指点江山的“周郎”，正是苏轼所追慕的，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他有着和周瑜一样的情怀，想驰骋疆场，报效祖国，成就一番功业，但是现实中，除了早生的华发和坎坷的人生际遇，又有什么呢？“多情应笑”的自我解嘲中，报国之志始终未能释怀。这在苏轼的其它词作中，时有出现，遥相呼应，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的“投笔将军”、《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的谢安石、《满江红·江汉西来》中的“狂处士”的祢衡、《满庭芳·归去来兮》中的侠士冯谖„„一系列鲜明的英雄形象的塑造，是苏轼政治落空，报国无门的悲愤与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激烈碰撞的产物。其高尚伟大的人格，光照千古，那一首首激荡豪情的词作，成为后世蔚为大观的南宋爱国词派的滥觞。

第二章情深义重，“缘情”不让“言志”，各耀其辉。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人物，苏轼不仅开创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词派，同时，对传统的婉约词也进行了创新和实践，以他高超的才情和至情至性的真情感，为其注入健康、新鲜的血液，扩大了表现的内容，刷新了婉约词的格调。

一．无意为文，缘情而发，以情入词，情意深远

词最早源自民间小曲。寄情，是词的主要功用，人类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晚唐五代以来，专事描写男女私情的“艳词”，却将词带入一种题材单调，内容空洞和格调俗套的狭小天地，那些无病呻吟的“花间词”，早已失却词真实淳朴，清新自然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以诗为词”，开创了豪放词派，那么，以情入词，则是苏轼对传统婉约词的主要革新手段。苏轼的创作，缘情而发，取其自然，主张无意为文，反对“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认为写作就象山川兴云雾，草木吐花实，是候虫自鸣，是自然表现生命之需要。这一点，正是拍对了传统婉约词的“死穴”。传统词多是歌舞行乐，席间酬唱之作，为了达到娱乐和取悦的目的，难免扭扭捏捏，矫揉造作，图有华丽的字眼而无真实的情感。以情入词，让词流淌着自然真实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词因此才有了迷人的魅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苏轼婉约词中所表现的内容，都是出自个人的情感意志，流露着词人自身的气质和个性，这一点，与传统词有着天壤之别。传统词多以词人代言的形式，用歌妓的身份和口气进行创作，描写的内容跳不出绮罗香泽之态和花前月下男女私情的藩篱，因此，就算有温庭筠，欧阳修这样的文学大家，哪怕描摹已极尽传情细致，然终也是极限，加之代言始终有隔靴搔痒之短。苏轼词完全是出于抒发自我情感的需要，情之所至词自至，同时，其所表现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就算写“多情总被无情恼”的恋情，也是远溯《诗经》之遗韵，健康自然，雅正无邪。

对于传统婉约词的革新，苏轼持着批判继承的观点，保留和发挥词体声调协律、句式灵活和用韵错落的长处，“涤荡”去“艳词”中那些绮糜陈腐和空洞单调，用真情灌注于字里行间.他对于亡妻王弗所发出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绝唱，情真意切，让人不胜唏嘘。而那些借物言情，托物言志的咏物词，描物传情，两不相误，缠绵深婉，格调高雅。

二．爱之挽歌——千古绝唱《江城子》

苏轼之为人，至情至性，情义深重，一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对于至爱之人绵绵不尽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情感的升华。同时，以词来写悼亡，也是苏轼的首创。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密州任处，是苏轼为亡妻王弗所写的悼亡词。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个妻子，“敏而静”的她是苏轼生活上和仕途上的“贤内助”，夫妇感情深笃。治平二年（1065），年轻的王弗卒于汴京，这对苏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在生活上，情感上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曰：“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其哀痛无状之情无以复加。

词的开篇描写阴阳相隔，相见无期的惨痛，呈现出悲怆的基调。“不思量，自难忘”是感情的自然流露，隐含着无穷尽的爱与思念。“千里”与“十年”的时空距离表达的同样是爱至深而情无可诉的悲痛，一个人孤身走在崎岖的人世间，另一个人长眠于千里之外的“孤坟”里，天人永隔，纵有千般心事，又待与谁倾诉？！其情之真，痛之切，已经让人意乱情迷而生出“纵使相逢应不识”的假想开启下阕之梦境。

下阕由强烈的思念转入梦见重逢的情形，“忽”字道出了复杂和急切的心情，十年离别，骤然重逢，突然间，看到爱人“小轩窗，正梳妆”，多么熟悉而温馨的场景啊！一时间，悲喜交集的心情让人无可适从，相望无言，任由泪水去倾泄那无法道明，无以言尽的情感。梦醒了，依稀的温馨让人不禁想起“年年肠断处”，明月孤坟，幽微迷濛，令人肝肠寸断。

超越生死，超越时空，超越真实与梦境，这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爱！深沉、真挚、强烈的情感，透过作家细腻的体悟和天才的手笔呈现，让我们看到苏轼“大江东去”的豪迈气概下那颗柔软，细腻而敏感的心和对于爱情的忠贞。词中所体现的“此事古难全”的残缺美，散发类似于西方悲剧式的美，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引起长久而深远的共鸣，使其成为传唱千古的不朽之作。

三．咏物词——藉物言情，托物言志

苏轼之咏物，“直是言情，非复赋物⑨”。他笔下的物，被赋予文化和审美的意味，使物不仅有其物理之性，而且含有主体之审美情趣。《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是这方面的佳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这首词是和章质夫的同韵之作，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是拓开新的一路。“和韵而似原唱⑩”。咏物既不模写差远，也不体认太真，不离不即，将自我的情感寓于其中，物于是有了人的品性。起句“似花还似非花”即已表明意旨。而后由花生情，以花寄情，“萦损柔肠”既写出杨花对柳树的缱绻之情，又隐约暗指闺中女子思念远方爱人，心绪郁结，意兴阑珊，亦人亦花，浑不可分。下阕仍然在花与人的情感来往穿梭和互相交叠之中，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点题作结——漫天飞舞的杨花，正是离人的眼泪，纷纷扬扬。

“„„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在《与章质夫》的信中，苏轼道明了作此词的来由，词以拟“四子”思念章质夫的心情来写，所以，杨花给人的印象是形神兼备，而且，随着杨花之变化而引发情感之变化，将那种饱受思念折磨的敏感和脆弱描摹得纤毫毕现„„借花言情，情感幽约，缠绵清婉。

苏轼咏物，非独言情，并有言志。在对物的吟咏与赞美中,寄寓了他高贵绝尘的文化人格。他善于在物中发现与他的精神思想共通的特质，通过描绘物之形，来传达他所赋予的内在精神，使内在的精神外化物化，来表现他的思想品性，人生感悟和价值追求。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咏物名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寓居定惠院期间。词中之“幽人”和“孤鸿”的形象，正是作者本人和被寄托之物，那“独往来”之“幽人”和“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从形象到内质是相通的，词中以鸿见人，人鸿相照，以独宿沙洲之鸿自况，表达自己甘守寂寞也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始终坚持自我信念，特立独行的高尚情怀。此外还有《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 “伴君幽独”的榴花，《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中“自有仙风”、“不与梨花同梦”的梅花„„凡些等等，通过不同的物象，以高超的才情，高雅的审美情趣来抒写自我情志。

苏轼的词，不独在豪放词上“无柳七郎风味⑾”，就婉约词来说，也是如此。苏词“纯以情胜”，与柳词的“依红偎翠”不同，苏词所言之情，正而庄重，所以格调高雅，更具感染力，这与苏轼真淳的人品性格是分不开的。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东坡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正是凭着这样一股真纯的浩然之气，使苏词无论言志缘情，均有佳作传之后世，随物赋形，各具神采，风格虽则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难怪乎王世贞在《花草蒙拾》评说道 ‘枝上柳棉’恐屯田（指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公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结语：“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⑿”王国维先生此段评论人品与诗品的关系，可谓精辟之至。

正是“高尚伟大之人格”，造就苏轼“高尚伟大之文学”。反过来，正是这些“高尚伟大之文学”，折射出苏轼“高尚伟大之人格”。因此，其能有自足千古之人格者，必定有所作为传之后世而留芳千古，这是“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的道理。透过丰富多彩的词风让我们认识一个品行高

尚，至情至性的苏轼并为之深深喜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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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王宗堂 邹同庆《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P134

②苏轼（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之二中华书局 2007.4P154 ③王灼《碧鸡漫志》

④王宗堂 邹同庆《苏轼词编年校注》 中华书局2002P141

⑤苏轼《苏轼文集》卷八《策总叙》 中华书局2004P225

⑥苏轼《苏轼文集》卷八《策总叙》 中华书局2004P225

⑦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⑧王宗堂 邹同庆 《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P134

⑨沈谦《填词杂说》

⑩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8

⑾苏轼《苏轼全集》（《与鲜于子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P1754

⑿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30

参考书目：

1．王宗堂 邹同庆《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

2．苏轼《苏轼文集》卷八《策总叙》 中华书局2004

3．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朱靖华《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

6．彭玉平《唐宋名家词导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7．刘石《苏轼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林语堂《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试论苏轼对婉约词风的刷新《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6期 施海勇

11．苏轼咏物词浅议《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04期江灏

12．苏轼密州词散论《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6期韩国强

第二篇：苏轼与辛弃疾的词风差异

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差异

宋朝两大著名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他们的词都以豪放著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继柳永以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以“艳科”的传统格局，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和词境。由他开创的豪放一派，后被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并且辛派词人把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后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虽然他们都是豪放派词人，但是在词风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缪钺说：“苏东坡词出于《庄》，而辛稼轩词则出于《骚》。”这句话，无疑是个恰当的概括。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早在欧阳修是文坛盟主的时候，就预言苏轼将来的成就会高过自己，并表示要把领导文坛的责任托付给他。果然，苏轼不负众望，在他主导文坛的那个时代，宋朝文学多方面的发展都到达了高峰。而其中苏词的历史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破除了以往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文集》卷六三）。他开创了“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这样，诗化的词，使得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在以往，词不过是音乐的一种附属品，充其量只是拥有美丽的艺术价值，而苏轼改革以后，使词拥有了自己更高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只依赖音符而存在。这里让人不由想起柳永，他一生致力于词，虽然推高了词的地位，虽然身为苏轼的前辈，然而与苏轼的影响相比，却略逊一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奇逸缥缈，让人读来有种超现实的感受和想象。苏轼的很多词都让人有这样的感受，脱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超旷的豪放飘逸风格，他豪放之词风中，带着轻灵，但又不拘泥于红粉佳人之花前月下艳词，他是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不是悲哀的，而是进取和直面人生难以圆满完美的事实的。在对词的雕塑中，诗的意境和表现手法扩充了其内涵。这种追求壮美的风格和丰富的意象，不得不使词从外表到内容都有了一个卓越的跨度。

不仅如此，苏轼的词中还有很多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本来载道言志在文人墨客眼中都是诗的职责，但是自苏轼以后，词也拥有了此等作用。例如《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两年，那时苏轼处境艰难，却无畏悲凉。“莫听穿林打叶声”，描写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但是苏轼“莫听”，风雨之中照样“徐行”，他的同伴都狼狈不堪，只有他浑然不觉，这不就是他面对人生的风雨所摆出的豁达姿态么？“一蓑烟雨任平生”进一步把苏轼的人生坎坷展示了出来，但是他泰然自若，我行我素，不被摧残所折腰，这样超然的胸襟，也使这句词成了千古绝唱。下阙“也无风雨也无晴”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味道。人生的变故如同自然的雨晴，难以预测，而这首词所要表达的就是在面对任何变故的时候，都满怀着一颗顺其自然，乐观旷达的心。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短暂，命运易变，苏轼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种自然天地之间的洒脱。这种带有哲思的语言，不再仅仅属于诗才能表达的。苏词完整地呈现出苏轼积极面对挫折和把苦闷转变为自适的人格气魄，也让词有个真正的传颂价值。

苏词中，词有了诗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但是苏轼并不是要把词完全的诗化，他还主张词“自是一家”（《苏轼文集》卷五三）。这样词的高度再次被提拔，让人读词如观人。那时秦观有首《满庭芳》，其中有句“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完全是模仿柳词词风之作，后来苏轼见到秦观，提及此事，秦观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有模仿前人之嫌，苏轼说“销魂当此际”难道不是柳词的句法么，让秦观惭愧叹服。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苏轼是非常反对当时的词人一味的抄袭别人的风格，所谓作词，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一面，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既丰富了词人本身的写作水平，让其有所利益追求，又丰满了词体的多变。

人们往往有悲壮出诗人词人的说法，因为在古代，大多有才忠良在壮志未酬，被人陷害之后就有满腔的忧愁无处诉说，转而化为诗词疏通。但是那样的诗词大多是郁郁寡欢的。苏轼是一个历史的特例，他一生飘摇，也遭受了政治上的挫败，但是他的词中却没有生无可恋的呻吟，反而放逸旷达高傲不羁，里面有种自然的大气。无论是其抒情词，咏物词还是农村词，都反映了苏轼顽强乐观，积极进取，超脱自然的人生观和词风。这种品性，来自儒道禅的融合，而豁达的态度，则更接近老庄无羁无绊，逍遥自在。纵然遭受仕途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坦然地乐在天地之中。这也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的意境，若说苏轼之词出于庄，我想也是比较中肯的吧。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大思想家。他的蔑视礼法和权贵，放荡不羁，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但是庄子也是人，虽然他能神游于天地宇宙之间，但是在他隐退的表象下，依然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明显的爱恨区别。这也是苏轼词所表达的一个人性侧面。庄子在精神上是逍遥自在的，人融入世间万物之中，生命就可以自然的留露出一种精神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生活就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世俗去规定和策划什么，天下雨，人就去迎接，天晴朗，人亦去享受即可。庄子文字汪洋恣肆，意象雄浑飞越，清新缥缈，想象丰富奇特，这些都在苏词上找到了继承，诗化的词就是一个最好的应证。然而说苏词出于庄，不仅包含文学格式上的影响，亦是思想哲学上的一种集成。

苏轼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接受，他用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面对自己的仕途，有志于改革朝廷勇于进谏，可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抵制司马光废除新法，结果遭受排斥打击，屡遭流放。后遭乌台诗案，一贬再贬，直到他65岁才北归。在这样一段流离的人生中，道家对其的影响无疑成了他人生观塑造的哲学基础。儒家的入世建功立业已经日渐虚无，禅理的隐退也不是苏轼乐观沉着，坚定豁达的表达，只有到家老庄思想，成就了他保持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在苏轼被贬黄州后，也是乌台诗案之后，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蓑烟雨任平生”（《定**》）的大气回肠，也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抒情。这些千古名句，是苏轼老庄般的胸怀所给与的玉成。苏轼的胸襟是后世万千文人骚客所想拥有的，但是都无法完全达到苏轼的高度，在我看来，凡是后来的文豪想拥有苏轼这般旷世精神的，大多是人生颇受险恶，困境重重，但是自身的思想深受儒家熏陶，富则接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遇到逆境，他们虽然想要拥有苏轼的胸怀，但是却没有庄子思想的启示，继而无法达到苏轼这种逍遥天地的气魄。

到了十二世纪下半叶，以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把词的创作推倒了历史的高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因为从小长于金人占领区，所以那刻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复仇雪耻的民族英雄气概是与生俱来的。前文说到苏轼改变了自唐五代以来词多用来描写闺房青楼，寻欢作乐的意象，加入了日常生活，自然山水，人生哲理的词境。然而到了南宋辛弃疾笔下，词的意境再次被扩大，大量描写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的词出现了。这不得不说是词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金戈铁马，战刀铠甲成了辛弃疾最常运用的意象，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些军事意象，连成一幅幅壮丽的画面，让沙场风起云涌，将士拼死厮杀的情景历历在目。与古人习惯内敛含蓄有些不同的是，辛弃疾经常以英雄自诩，我想任何一个诗人或者词人，都没有像辛弃疾这样膜拜历史英雄的。苏轼想到赤壁，不过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而辛弃疾则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壮士之心，淋漓尽致。辛弃疾对词境的开阔还明显地表现在其乡村词的描写中，只是后世传唱最为著名的都是他的历史爱国词。

与苏轼不同的是，辛弃疾“以文为词”，融会了散文，词赋等各问题的长处，用史用经。他拥有炽热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壮年之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智略和胆识勇气，除此之外，他还拥有随机应变的才干，刘宰后来称赞他为隆中诸葛。可以说开始辛弃疾的仕途还是顺利的，一方面他始终都满怀为国效忠视死如归的气节，一方面他确实有真才实干。可惜中年以后的辛弃疾却不得不面对不被信任，遭受歧视，报国无门的悲哀。那时南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甘心向金俯首称臣，而辛弃疾已经不能再用前人那样带着诗歌气息的词来表达内心的苦闷，将古文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甚至对话手法都加入了词的创作中。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原字残，从元刊本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有问有答，辛弃疾所追求的不再是美丽的诗化风格，而是厚重的文体风格。此外，辛弃疾还喜欢引经据典。“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二三子，便出于《论语》，不恨二句则出于《南史》，这便是他创作的“稼轩体”。

虽然辛弃疾的文化词，使得词整个变得厚重了，但是反复地惆怅中，表达的都是他的爱国热忱和壮志未酬的痛苦。又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辛弃疾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66岁，这个年纪的老人，心心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金戈铁马，想要做的依然是以身报国。他由千古英雄想到自己，从而把内心的苦闷扩大化，用不死心对待已经死去的政治前景，这样的失望困苦，无疑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又越发地苦苦不放心中的那份支离破碎。这类似于唠叨的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志，这用经用史的风格，与屈原的文章，真是异曲同工。

屈原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辛弃疾与他一样，都拥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可是同样不被当局所重视和任用。回环往复，是《离骚》抒情方式的基本特征，诗歌中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诗人形象。实际上，我认为屈原在描写这个诗人的形象时，用尽了所能的美丽词汇，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人描写成了自己心目中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而这个人无疑就是屈原自己，这样让人不禁联想到辛弃疾习惯自诩英雄的性格。君王“终不察夫民心”，而他“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从而表现出诗人屈志忍辱、恪守节操、正道直行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离骚》已经是一篇“散文诗，叙事诗”，文里行间都充满了文体化的饱满。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恰好重现了这个艺术特色。

屈原以美人香草自比，苦苦留守着那份炙热的坚持，就算统治者毫不重用，国家没有任何让自己施展抱负的地方，也无怨无悔地重复着内心的期盼。《离骚》中布满了屈原的忧愁，和无法自我开解的失望，让人读来不免腾起一股苍凉无奈的悲哀。并且他反复地重申自己的惆怅，自言自语，又把这份忧愁变为了难以抹去的愁云，如影随形。这种风格，在辛弃疾的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辛弃疾的军人豪情，对上统治者的苟且偷生，只能把本来在战场上博取功名的人生理想化为一场牢骚，由此看来，辛弃疾的词也可说出自《骚》了。

这是辛弃疾词思想内容的特色，也是与苏轼词风的一大区别。

苏轼与辛弃疾都是性情中人，只是苏轼天性自由旷达，而辛弃疾豪健悲愤。尽管他们都遭遇不平坦的仕途经历，但是个性的不同也就注定了他们看待问题的差异和词风上的迥异。苏轼奔放开朗，清新飘逸，辛弃疾则豪放之中带着苍凉沉郁。

苏辛二人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文坛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 人以“苏辛”并称，把他们推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篇：论苏轼、辛弃疾词风的异同

青山依旧，可怜白发

——论苏轼、辛弃疾词风的异同

摘要：苏轼。辛弃疾，同为宋朝最伟大杰出的诗人之一。两人也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宏阔的词境，源于高神运思，自具风流标格，稼轩雄健的词笔，则饱蘸壮志豪情，满蕴英雄本色。他们的词风，即有同，又有异，共同推动了宋词的发展。

关键字：苏轼、辛弃疾、异同

茫茫潮水，朝代更替。当泱泱大宋屹立之时，另一种文学体裁也被人们渐渐了解熟悉，并且发扬光大，它就是，——词。而苏轼、辛弃疾，同为宋词的集大成者，同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词风上必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们因为生活年代不同、性格不同、内在情感不同，词风上，必然有不同之处。

一：苏辛词的相同之处

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苏辛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和加深，因而词人的生活和思想在词里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能更鲜明地呈现。

对人生、对功业执着的追求，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其相同点。因此，两位词人才既具有豪放的个性，又共领豪放风骚。例如，如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写作手法上看，两人都爱引经据典，思前人之事，感己之遭遇。如苏词中《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如辛词中

《虞美人·赋琵琶》列举了“昭君出塞”、“贺老定场”许多有关的典故，且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辛词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

二：苏辛词的不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东坡虽开创过豪放风格，但其主体基调仍为“旷达清空”。本文从选材内容、表现手法和对后世影响三个视角来分析其不同点。

选材内容：（1）：写人

苏辛笔下都描写过大量的人物，但苏轼笔下的人大多是疏狂异趣的游仙、隐者、洒脱之士，多为自己的写照，这些在他的词中得到充分地展现。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中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等词句都明显带有旷达色彩。辛词主要是写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塑的英雄，展现他们的坚贞性格和气吞如虎的豪迈。如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刘裕，“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

（2）：写景

苏词写清风流水、疏云淡雨、青山碧水等，清旷古淡悠远静洁雅致，体现了清空的境界，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作者也以此作为表达超脱、旷达之情的载体。例如《定**》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辛词长于描写飞腾壮阔的景物和场面，呈现极为浓郁的豪放色彩，往往带有沙尘味，如“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

（3）怀古：同样是怀古，苏词缅怀的往往是那些雅儒达士，对他们的人生遭际，往往以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评价赞咏，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虽有些伤感，但最后“人生如梦，一蹲还酹江月”显得那样的洒脱、达观。辛词则引古人之同调、知己，在悲慨古人的同时悲自己的境遇，借古言今，与古人同命运、共悲戚，并最终落脚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讽刺。隐逸，苏轼对此是真切向往，以忘却人间不平，现实苦难。他写这类词，实际上是他实现旷达、超脱的途径。辛弃疾却不甘隐居，二十年的闲居是其受政治冷遇打击后的无奈之举，写词聊以达观，用曲笔写挫折中的进取和抗争，以求心理平衡，表现了辛弃疾对现实的投入和执着，表达了豪壮之情。

表现手法

苏词表现手法具有时代的突破，“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提出“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使词像诗一样可以用来缘事而发、因情而作、抒情言志。辛词更富创新精神、独辟路径，不仅“以诗为词”，而且“以文为词”。

（1）用典：词到东坡，用典渐多。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写“亲射虎，看孙郎”，运用孙权射虎的典故喻太守亲自参加射猎，将自己雄姿英发显现出来。辛词不仅喜欢用典，而且善于用典，典中套典，引用得妥帖自然。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有怀》，典中带典，用典之多。

（2）修辞手法：苏词中善用比兴、比拟、比喻等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运用得浑然天成。辛弃疾善用比喻，如《摸鱼儿·观潮》形容潮水之盛，连用七喻，令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还经常用“倒喻”“博喻”等，此外，辛词还善于用比兴寄托的传统手法，表现对国家政治局势的忧患和个人政治遭遇的愤慨。

（3）语言：苏轼在语言运用上革尽花间词人错彩镂金的词风，开创了“以诗为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词境。辛弃疾以文为词，比之苏轼，他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语之词入词，不仅经、史、诸子、楚辞，而且李杜诗、韩柳文和苏词中的戏谑手法，往往拈来就是，达到了刘勰说的“用旧合机，不自其口出”的地步，真正实现了“如诗如文”的境界。

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认为词可以言志，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开创了与传统婉约词风相对的豪放词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具有划时代的突破。词的结构方面，他极尽笔力，将其豪故不羁的诗情融入词中，因而词文结构姿态横生，雄奇恢弘。苏词“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远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或间接为辛派词人所继承，词到辛弃疾手中变得更加成熟，无论是内容境界、表现方法、还是语言的丰富性，都雄踞于两宋词坛之巅。词的创作完全摆脱种种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使词获得了空前的艺术效果。如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所云，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自有苍生以来所无”。他在继承苏词豪放的基础上独创“稼轩体”，终成豪放一派，“豪放唯幼安称首”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苏辛词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都饱含着浓烈的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但又有明显的差别.第一,苏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辛词则表现为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恢复中原的决心,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第二,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而辛词则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豪放中蕴含悲壮.第三,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辛弃疾“以文为词”,使宋词散文化:同时对典故的运用恰到好处。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山鼻祖，辛弃疾将之发扬光大将宋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苏轼提高了词的品格；丰富了词的题材；扩大了词的境界；改变了词的风格；他的词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辛弃疾的词以慷慨激怆，悲凉况郁为主，又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词交融；词的意境宏阔，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想象奇伟，夸张大胆，气势飞动。

概言之，北宋苏轼创立了豪放词派，南宋辛弃疾将它发扬光大，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繁盛的豪放词派，无论东坡词之旷达，还是稼轩词之悲愤，在宋代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

第四篇：苏轼词与辛弃疾词比较

在我国诗歌史上，堪与唐诗宋词争雄斗胜的宋词，就其内容和风格，题材和形式而言，传统上分为婉约词和豪放派。苏轼、辛弃疾是宋代豪放派的两大词家。苏、辛的词,豪迈雄放,气象宏大,意境开阔,代表了宋词的杰出成就。他们都是词体的革新者,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把词从“偎红倚翠”、离愁别恨和诗酒优游、消遣娱乐的狭窄圈子里解放出来,为词的健康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苏拭和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也反映在他们写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词作(我们称为农村词)上。这类作品,清新明朗,质朴无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引人喜爱,不仅是《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中别具一格的珍品,而且在整个宋词中占有突出地位,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

很多人都研究认为苏轼和辛弃疾的农村词是中国农村词中一起盛放的两朵奇葩。有很多文献为证，这里不一一赘述。我虽然只是选读了宋词选修课，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其实很喜欢宋词，平时也读到很多他们的农村词，我这里想发表一些拙见。

我觉得辛弃疾的农村词是对苏轼农村词的继承和创新。事实上辛弃疾在农村词上的造诣已经高过苏轼了。我罗列了一下几点。

第一，辛弃疾创作的农村词的数量远远超过苏轼。在辛弃疾六百余首词中，据顾京之先生统计和认证，有二十五首可以确定为农村词。这是辛弃疾的词作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是于苏轼的五首《浣溪沙》相比，已是苏词的五倍。同时和前辈作词家相比，有二十年农村生活经历的辛弃疾，对农村生活显然也更为熟悉。苏轼的农村词均为一地之作，而辛弃疾的农村词却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农村生活的反映不仅更加广泛，而且更深入。

第二，辛弃疾农村词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对农村词传统的突破和丰富上。传统的农村词，包括田园诗，都以恬淡闲适为主要特征。苏轼的农村词也描写田园生活，但那是在自己祈雨后对农村生活的一种近乎与理想的描写，其中充满了对自己政绩的肯定和欣赏。而辛弃疾的农村词，不仅拓宽了农村词的内容，而且突破了自我写照的传统。辛弃疾创作的一些优秀的农村词，不仅表现了农家的劳动生活，真切地表达他们的悲欢离合，而且通过对田园风光的描绘，抒发了一些颇具哲理的情思，表达了对农村生活的一种热气之情。我们先来看两首辛弃疾的农村词: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现。《西江月》

两福图画均为令人神驰的农村生活，写于退隐带湖闲居之时。辛弃疾热衷于仕途经济，三上三下，为国尽心，又于挫折失败之后以陶渊明为祖，行退隐之乐。辛弃疾在他的《新居上梁文》写道：“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一年种谷，十年种木，君子常有静退之心。”结尾写道：“伏愿上梁之后，早收尘迹，自乐余年。……”

另外，辛弃疾还创作了一些描写乡间景物，寄寓人生哲思的词，对农村词也形成一种突破和超越。如：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破”写出桑叶逐渐萌发，膨胀，不仅有动态，而且能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速度和力量；“鸣”虽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见黄犊吃草时高兴得意的神态。结尾两句，寄寓人生哲理于写景之中，自然贴切。

第三，辛弃疾的农村词还丰富了农村词的表现手法，扩大了田园词的表现能力。这是苏轼不能企及的。辛弃疾对田园词表现技巧最大贡献是将叙事手法运用到小令之中，在生动曲折的情节中描写田园风光。现在来看一下《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这首《西江月》写的是作者夜行黄沙道中所经历的一个片段。在一个晴朗的江南夏夜，月光皎洁，照耀如同白昼，栖息在绿树枝杈上的乌鹊，以为曙光照临了，“呀呀”地惊飞而起，从这一枝跳到那一枝，弄得树枝还籁籁作响呢！当它发现自己判断错误时，才在另一根树枝上停息下来。清风徐来，树枝轻摇，惊得沉睡的夏蝉也在深夜里鸣叫起来。就在这醉人的晴朗月夜，我们的词人踽踽独行于黄沙道中，耳听着蝉鸣鹊叫，鼻闻着稻花的馥郁芳香，水国的骄子们似乎很理解我们词人欢悦的心情，于是为他奏起了欢快的交响曲。就从这青蛙的一片合唱声中，我们的词人已听到了丰收的消息。明月、清风、惊鹊、鸣蝉、稻香、蛙声，词人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觉到的，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他全部身心都沉浸在江南夏夜的舒适之中，于是情不自禁地翘首遥望天际，那里只有稀疏的几颗星星挂在蔚蓝的天幕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是江南的盛夏天气呢！不知什么时候，忽然飘来几片浮云，恶作剧似地洒下几点雨来。这突来的阵雨打破了词人的雅兴，使他不得不匆匆急步，躲避这夜来的飞雨。急于赶路，不暇四顾，路到溪桥一转弯，猛然抬头，嘿！一爿熟识的茅店就出现在土地庙的树林边。这简直是一幅优美动人、饶有情趣的江南山村盛夏月夜图！它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

其次，是作者采用了侧面烘托和动静相映的表现手法。明月、清风、稻花、星雨、茅店、溪桥，原都是无情物，而惊鹊、鸣蝉、青蛙，自然也不会有人的感情。但对这些客观景物的描写，却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心情。再次，全词用语明白如话，而又灵活多变，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轻快活泼的情调。辛词好用典，好发议论，但这首小词，作者一不用典，二不发议论，而是采用白描的手法，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描写出来，清新活泼，摇曳多姿，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使人读来感到异常亲切自然。

我们研究辛弃疾的生平就可以发现，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较多地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他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沁人心脾的农村词，主要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变化，更激起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激起他对生长在这片泥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同情和理解，离开了这一切，他的农村词也就无法成为上乘之作。可能这也是他能对苏轼农村词开拓创新的圆心吧。

第五篇：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提到中国文学史豪放派的代表，我们都会想到这样两个人：苏轼和辛弃疾。他们的词都有着豪迈慷慨的意境，都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被后人并称为“苏辛”。但由于两位词人的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个人生活？历不同，而且由于艺术追求的差别，两人表现出的豪放之气也就风格迥异。

一、苏辛豪放词风的相似之处

（一）苏辛都开拓了词的内容。晚唐五代词风婉约柔媚，词多写男女之间的离合悲欢。而自苏轼开始，豪放的感情，豁达的胸怀，广阔的社会生活，都在词中有所呈现，写报国、写仕途、写悼亡、伤春等，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得以开阔，开创了豪放的词风。使传统意义上的恋情之词柔情之词扩展为豪情之词，成为可以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而辛弃疾也突破了传统词调，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辛弃疾不但扩充了词的内容，还将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大量吸收各种表现手法，无论是散文，骈文，还是民间口语，他都信手拈来，表达了他的各种情感体验。

（二）苏、辛词中都有着豪迈的风格。苏辛词中都流露出积极的人生态度，透露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而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表达了决不投降、坚决抗金的决心。

（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是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抒发的共同情感。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并且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苏轼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他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庭的熏陶使苏轼从小就树立大志，他读书很刻苦。1056 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到京城应考，一举成名。其文章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称赞苏轼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自此一举成 名，开始了仕途生涯。然而苏轼在仕途上并不如意，由于卷入党派纷争，受到排挤，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被贬和流放当中度过的。从英州到惠州到儋州，因此在被贬和流放的时间中，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感基调。在他的豪放词中这样的情感随处可见。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 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只能寄托于诗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首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沙场征战之苦，而有沙场征战的热烈。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

二、苏辛词的不同之处

（一）二人对词境的开拓程度不同。苏轼“以诗为词”。词在苏轼之前，多写男女之间的离合悲欢。而苏轼使词诗化，怀古、咏史、说理、谈传，甚至还可以抒发思乡爱国之情。扩大了词的意境。而辛弃疾“以文为词”，他在继承苏轼豪放词风的同时，使词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他的词把豪放与多种多样的内容、丰富深沉的感情相结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使词在苏轼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作词观不同。苏轼“以文章余事做事，溢而作词曲”，苏轼作词，散文，诗歌，每种文体都有可称道之处，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而辛弃疾不同，他全力作词，一生作词六百余首，是唐宋词人中词作数量最多的一个，词作基本包括了他一生的情感体验，表现了他个人情怀的同时，又客观地反映了历史。

（三）不同时代、经历、思想和性格的影响。苏轼生活在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他也经受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笔力千钧，奔放旷达，雄奇开阔。辛弃疾生活在南宋时期，当时国破家亡，内忧外患。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最大的愿望是为朝廷收复失地，因而词中包含他恢复中原的壮志。但他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偏安东南，懦弱求和，并未对他委以重任，这就使他的词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沉郁，有壮志难酬之感。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一生矢志不渝反抗侵略，谋求祖国统一。曾有许多英雄壮举，震惊南宋朝野。尽管抗敌之心屡遭打击，但他仍壮心不已。这首词就表现了他的报国之心和欲死疆场的决心。

（四）豪放风格的表现不同。苏词的豪放风格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流露出来的豁达。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做的一首词《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蒙冤入狱，一贬再贬，却能把委屈与遭遇置之度外。而“一蓑烟雨任平生”更是成为苏轼一生的写照。辛弃疾的词中流露着鲜明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其豪放风格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恢复中原的决心。辛弃疾率军南归后，向朝廷提出了许多关于抗金收复中原的建议，但都不被采纳。于是在健康任江东安抚使参议时做了一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诗人登高北望，感慨万千，表现了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和英雄迟暮、壮志难酬的感叹。

（五）表现内心痛苦的方式不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但苏词对内心痛苦的书写是含蓄的，而辛词书写痛苦和愤慨是显而易见的。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来体验人生，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忧郁和烦恼总会被词人化解和排除，最终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情怀。“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乐观和开朗。而辛弃疾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悲愤，辛词中流露出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激越、苍凉！“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时时关注着民族的灾难。社会的复杂使辛词有了更深刻的社会现实性，内容更深刻现实。

（六）语言风格不同。苏词自然流畅清新；而辛词喜欢大量用典故，稍显晦涩。清人沈德潜说苏轼“其笔之超逸，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换”。辛词大量用典。辛弃疾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英雄词人，越是关系到朝廷威信的问题，越有难言之隐，不能白描直说，只好通过许多典故来曲折的表达。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连用了五个典故，寄托了作者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理的总结，也是他用词精炼含蓄的表现。

（七）对词的影响有所不同。苏轼对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简言之，提高了词的社会作用。自古以来，人们对诗的社会作用十分重视，而苏轼以诗为词，从某些方面打破了这一格局，将词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与诗同样的位置，将词从男女艳情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词自与诗分道之后，在风格表现方面，越来越单一。在这时，苏轼能打破诗词界限，在词坛树起豪放一帜，又将词从音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散文手法引入词中，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了。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在辛弃疾爱国情怀和豪放风格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词人，如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被称为辛派词人。金末的元好问，以及近代的梁启超，都特别喜爱或推重他的词，这 3 不仅出于个人的爱好，同时是当时的民族危机促使他们要从这些作品里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辛弃疾词作中的民族精神鼓舞着中华民族许多的有志之士。

苏轼打破了词男女柔情、绮丽婉约的传统写作模式，“以诗为词”，写男儿性情，状雄阔之景，开拓了词境，提高了词品和词的抒情功能，创立了词的豪放一派；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文为词”，把词作为“陶写工具”，写英雄豪情。所以在词的发展史上，人们把苏轼、辛弃疾看作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家，以“苏辛”并称。然而，同是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词风具体来说，又不尽相同。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来的达观情怀；而辛弃疾词的豪放风则主要表现为对抗金复国的强烈执着与英雄失路的苦闷悲愤的情怀。故而苏轼的词风给人的感觉是“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却给人以“沉郁悲壮”之感。

一、苏轼、辛弃疾的相同点

苏轼、辛弃疾的词都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初文人惯用的用词委婉，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来遣兴娱乐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特别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因而词人的思想情怀在词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的呈现了出来。试看二人的代表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这两首词都是二人豪放词的代表作，词中尽显词人的豪放之气。苏轼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破竹，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猎，而词人却把它写的如此豪气冲天，情景之雄豪，意境之壮阔，男儿情怀之雄壮，这些都改变了以往的词写男女柔情，离愁别绪的旧模式，前无古人，所以说它是第一首豪放词一点都不为过。而辛弃疾的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是写给陈同甫的一首词，从词中看不到沙场征战之苦，只有沙场征战的淋漓痛快。上片诗词人对过去战斗生活的回忆。壮志未酬的词人在友人纵谈离去之后，借酒消愁愁更愁。他拨亮油灯，抽出宝剑，醉眼朦胧中，恍惚回到了当年的抗金战斗中。嘹亮的号角吹遍了“连营”，广阔的土地上，战士们正在分食大块的烤肉。此时战鼓擂动，嘹亮的军号响彻塞外，原来战士们正在沙场点兵。在词人的笔下，流露出一种练兵杀敌的火热激情。下片以两个特写的镜头开始：骏马飞快，箭如霹雳，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是为了“了却”君王的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天下事”，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施展雄才大略，赢得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生前身后名”。读到此，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一位沙场点兵的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然而一个陡转——“可怜白发生”，一下从理想的高峰跌入现实的深渊。全词至此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绪。这只是词人众多沙场点兵中的一场，辛弃疾以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雄健气势将这点兵场面描写的淋漓尽致，从词中尽显男儿的英雄本色。

再看二人的另两首代表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词，是苏轼被贬黄州三年后，一次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是而写的。词的上阙，作者先就地写景，为英雄人物的登场做好铺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端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让人感到豪气冲天。接着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点出这是传说中的古代赤壁战场。随后描写了赤壁战场雄奇壮阔的景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惊叹苏轼豪迈的、精彩绝伦的文笔时，感受到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澎湃、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放，精神为之振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总结上文，引起下阙。这不禁让人想到毛泽东笔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不正是这锦绣河山才造就了无数的英雄吗？但在这人才辈出的三国时代，苏轼尤其向往那谈笑破敌的周瑜，所以下阙一开端就集中刻画了这位杰出人物的英雄形象：“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试想一下，在滚滚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雄姿英发的青年将军，一身儒衣，手持羽扇，谈笑自若地指挥军队，抵抗来势汹汹的强敌，转眼间便使对方的万艘舰船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豪迈的气势啊！然而，词人一旦从“故国神游”跌入现实，就不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了。“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词人最后发出的感叹之词，调子虽然低沉，但终究不能盖过上文给人带来的磅礴气势。苏轼之前，词绝大部分都是缠绵悱恻之调，苏轼的这首《念奴娇》以豪迈气概异军突起，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然，有人也说它“并非本色”，但如果按照这种传统的偏见，词人就不能越出婉约派的雷池一步而有所创新了。这首《念奴娇》正是打破以往柔和委婉的词风，以豪气冲天的气概在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面对滚滚不尽的长江，追怀往事，遥想将来，心潮澎湃。他借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表现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轼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两个人的代表作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豪迈的气势，一改之前绮丽婉约的词风，在宋词坛上独树一帜。苏轼创立了豪放词，而辛弃疾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苏轼、辛弃疾的不同点

虽然苏轼、辛弃疾都属于“豪放”一派，但是，如果对他们的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豪放只是他们词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感情色彩、审美格调等许多方面，二者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苏轼词的旋律更为旷达潇洒，而辛弃疾词的基调却颇多深沉悲壮。这应当说是苏、辛豪放词风最重要的差异之一。下面我们试看二人的代表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这是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展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弟弟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能够多聚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后，转眼之间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虽然作者当时因政治上受到排挤，心情苦闷，可是在这首词中，我们却看不到消沉的情绪。作者泛观浩瀚的天宇，寄意高远的月宫，幻想出一个清凉澄清、玉洁冰清的美妙世界。“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是一种多么奇异的想象、多么高洁的向往！它意在冲破现实的黑暗，超越现实的痛苦，表现出人类对于理想境界的永恒的追求。词的下片，通过对人生痛苦的冷静的、哲理的思考，得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结论，以理遣情，进一步表现了作者旷达的胸怀。

而在辛弃疾的词中，我们就很少看到这种精神上的超越感和旷达态度，而更多的感受到他对现实的苦恨执著，那种特有的郁结悲愤之气。例如他的《太常阴·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蛾：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此词同样是写于中秋之夜，同样是把酒对月，驰骋神奇的想象，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但辛弃疾却始终不能摆脱现实的痛苦，他因岁月蹉跎，壮志难酬而发出“白发欺人”的深沉悲叹，他渴望着“斫去桂婆娑”——铲除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势力，实现光明的政治理想，使人间“清光更多”。热烈执着的追求、慷慨激愤的情怀，流溢于字里行间。

苏轼、辛弃疾词的这种超脱与执着、旷达与悲愤的区别，从他们的作品中大量的表现了出来。苏轼的豪放风格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流露出来的达观情怀。如苏轼在游赤壁前一年写的一首词《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有一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表面上是写词人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面对。实际上作者借此反映自己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潇洒超俗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在遭遇挫折时依然情怀不改。雨过天晴，回首往事，这些挫折坎坷又算的了什么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经历政治风雨的一种心理体验，只要能经得住狂风暴雨的吹打，必然会有风和日丽的到来。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胸襟和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之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自己的苦闷，充分表现出他那种旷达开朗的性格。而辛弃疾词的豪放风则主要表现为对抗金复国的强烈执着与英雄失路的苦闷悲愤的情怀。如辛弃疾的那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该词是借登临怀古，抒发爱国感情。辛弃疾从二十三岁南归，一直不受重视，二十六岁上《美芹十论》，提出抗金策略，又不被采纳。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在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这时，词人已经三十五岁了。一次，他登上建康的赏心亭，极目远望祖国的山川风物，百感交集，更加痛惜自己满怀壮志而老大无成，于是写下一首【水龙吟】词，抒写他的爱国热情不被理解、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同时辛弃疾借登临之际，抒发自己英雄失意、功业难成的抑郁之情。上片主要是即景抒情。起句破空而来，写出了天高水长、浩淼寥廓的无边秋色。接着用移情之法，明写山势连绵、山形各异，实写词人对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不思恢复的“愁”与“恨”。“落日楼头”以静态的景物写出了词人的悲凉和“愁”，“把吴钩看了”等句则是以动态的人物动作写出了词人的激愤和“恨”。落日残照是危机重重的南宋王朝的反映，那失群的孤雁也正好是词人自身的写照。下片连续运用三个典故，通过古人古事抒写词人的雄心壮志和坚持用世的决心，表现了他怀才不遇、年光虚度的愤慨和苦痛。面对南宋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黑暗现实，辛弃疾悲愤填膺。登高北望，望着沦陷的江北大好河山，感慨万千。词人通过塑造一个孤寂的爱国者的形象，表现出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对朝廷投降派排挤打击自己的不满，发出了壮志未酬、英雄迟暮的哀叹。

从二人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词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在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体现人生哲理，客观的面对现实，顺应自然规律，超越人生苦难，在豪放中注入超脱；而辛弃疾豪放词中则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表现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忧愤，在豪情中蕴含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