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主张的异同点 （★）

第一篇：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主张的异同点

中国的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西方经典的学院派哲学的鼻祖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将“集中于对物质与自然现象之理则的确定，转入人生事务、道德问题及人论问题研究的哲学家”。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巨匠不但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各自留下的分支庞杂的学派更像是树根一样，穿进了民族思想的最深处。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是几乎同时诞生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共时的对应关系。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这两个伟大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比较他们思想的异同。孔子和苏格拉底由于社会背景、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呈现出独自的特点。本文拟从哲学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

人本主义在他们之前，古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所注重的都是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脱离了人这一主体，显得有些空洞和不切实际。现在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是第一部人的哲学的创始者，是他使希腊哲学真正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以研究人事为中心的方向上来。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太空或宇宙，而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情操，即研究人的精神自我。他认为，探讨人的问题，不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方法，也不能单凭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而是要根据人的意识活动，审视人的生活状况来洞察人的特性。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人的思考的先河。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人世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哲学以道德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是“德行的性格”和“善是什么”。他致力于发明一种分辨是非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如何了解道德的意义。他想要为人生行事立下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些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孔子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去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的人，他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关于人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一切本于人性。孔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更进一步说，孔子的儒家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人生哲学，他希望人们行“仁”、“义”、“忠”、“恕”、“克己”，把“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孔子学说体系的核心是“仁”，它体现了孔子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思想“仁”得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思想是“爱人”，这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其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律己”的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能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和完善的思想，它是人自身发展的根本，是实现人的最终目标的前提。

2.至善理论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主要是在认知领域内确立了理性精神，即试图通过逻辑推理的理性认知，从芜杂的自然现象中寻找宇宙万物的普遍本原。而苏格拉底开始了从自然哲学向人本哲学的转型，试图把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且因此依据理性精神深入地探讨了有关人、社会和伦理的各种问题。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又可以说是探讨善和至善的伦理学。他同意智者们提出的“哲学应当是人学”的观念，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他的伦理学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诸德为一；美德即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三句话的实质是：美德即知识。他肯定在具体的善之上存在着一般的普遍的善即至善。苏格拉底认为：善、美德不论它们有

多少种，不论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的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是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苏格拉底在寻找善的本性的同时，也看到具体的善恶是相对的。因为一切事物对它们适用的东西来说是善，对不适用的东西则是恶。由此，苏格拉底看到问题的关键是要作出善恶大小的正确选择，而这就需要技能和知识。这样至善目的论演进为善即知识的命题。苏格拉底进一步认为善与恶应该由理性来证明正确与否，只有善变成了知识，才能成为善。另外，苏格拉底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教人以理性来“认识自己”的思路，标志着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的论争已开始形成。把知识看成是道德的基础，这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孔于和苏格拉底一样，在他们伦理学思想体系中都有一种至高的追求，或者说所谓真理的存在。孔子反复强调了“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的善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的伦理观念。以仁为核心，孔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道德原则。儒家以仁爱原则为核心的而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诸项外，儒家还提出了孝、悌、宽、敏、智、俭、敬、刚、毅等道德规范。在儒家的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仁”的精神，可以说，儒家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都是围绕着仁爱原则而展开的。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股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理想人格上，儒家认为达到至善就是要达到“内圣外王”。“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儒家的内圣外王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儒家祖师孔子所确立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原则，不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由于性相近，因此在后天均须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圣人必须加强德性修养，以此为基础，将内圣发用于外便是外王。

3.教育理论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是一个哲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的真谛和至上的哲理，也同时希望将这些哲理传授给更多的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同样广传弟子，同时采用了一种相近的教导方式———对话式的启发诱导弟子，以期望来改造社会，这使得他们都有了理想化的色彩。苏格拉底对美德作了论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要证明美德即知识，只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反之，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就说明了知识与美德的共同的性质。他认为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助产知识，导引知识。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知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教师就应采用对话或提问的方法，帮助学生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世界的真理，并将其导引出来。所以，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他自称为“知识的助产士”，所以他的教学方法又称为“产婆术”。产婆术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讽刺。在与学生谈话中，他引导学生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怀疑自己原有的知识，迫使自己积极思索，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二步是产婆术。在学生发现自己认识的混乱并在否定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引导他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从而逐步得到真理性的认识，形成概念。后来，他的思想被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倡导归纳法，启发、诱导学生自我发现真理。近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强调：“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孔子是最先也最多采用这种论说教育的先躯，整部《论语》就是孔子与其学生的对话。孔子认为人心本善，仁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只是需要将它引发出来而已，“我欲仁斯仁之也”，因而他倡导启发式教育。“启发”一词，是源于孔子《论语·述而》中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了启发教育的前提条件，学生“愤悱”的学习需求。启发教育体现了内在动机

性原则。同时，反映了学生学习主体性原则，即学生主动在先，教师启发诱导在后。启发教育的目的内容，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语言，培养探索的能力。朱熹在阐释启发的具体内容时强调：“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开其意是思维，达其辞是语言。思维和语言是互为表里的，只有想得通，才能说得清。启发学生思维成为启发教育的实质内容。孔于也一再强调，只有学思结合，才能使知识增殖。因为思不是停留在知识的接受、保持的学习水平，而是将发现新知识，使知识增殖。启发式作为教师的一种教法在教育理论、实践中广为流传、应用。

4.死亡哲学对于命运问题，有学者认为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用今天的话说，生的道理，我们还不明白，怎么可以懂得死呢？我国在殷商时就采取了崇拜天地的宗教。孔子信仰中国原始的天命现：天是人世间的主宰和人格神。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他“畏天命”。但他并不迷信周时的卜卦。他对神鬼也是敬而远之。在孔子看来，生与死的问题是不可以分开讨论的，解开了一个，就自然解开了另一个。若要明白死，就必须先明白生。笔者认为，孔子提出的“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由生来考究死，其用心根本不是要人回避死亡，而是在于避免把“知死”变成少数儒者予以穷究的纯粹理论问题，而使之成为常人都应当努力体认且切实履行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孔子死亡思想的社会品格和实践品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但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孔子不重视死亡、根本否认反对人生的心性体认路线的理论依据。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方面，想来是对死亡本性甘心“无知”的苏格拉底也有所不及的。苏格拉底笃信灵魂不生、不死、不灭。但同样认为自然是不可磨灭的，转而强调对自身的思考，宿命思想即是苏格拉底思考人自身的原因，也是他思考的一个结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成是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是为了使灵魂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不死，以后基督教的死后得救也是受其影响。他们的不同也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第二篇：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宋慧娟(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 130032)

[摘 要]作为西方道德学鼻祖的苏格拉底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在治国方针上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德治观,把自上而下地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看成是领导者的要务。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德治与法制、德治与政体、德治与领袖素质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苏格拉底倾向于理性化,孔于倾向于情感化,这种差别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方文化的个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主张德治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社会达到世界大同,充满和平、关爱与民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德治思想;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8X(2002)03-0054-0

5苏格拉底与孔子分属中西方两个国度且相距百年之遥,但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苏格拉底经历了希腊由全面繁荣的古典时代高峰期向城邦混战的低谷期的过度阶段,而其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成为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目睹沧桑巨变的苏格拉底开始思考国家的政治出路问题。处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对诸侯并起,攻伐无度的政治局面更是痛心疾首,积极探求一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治国方策。激变的历史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使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找到了一条共同的救国安邦之策——德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共同的精神需要。由于这两位思想家在中西方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将他们的德治思想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西方德治观念的共性与个性。

一、德治思想的产生及内容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前399年)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谜,由于他述而不作,我们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对他的记述中解开这个谜团。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雕刻匠人之家,早年对希腊世界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如智者派、爱利亚学派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在对这两大派别的抨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是他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以自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从而创立了西方伦理学。苏格拉底对德治的看法,总体说来包括四个方面:

1.道德教化。认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人的灵魂入手,改善公民的丑恶灵魂,使他们变得崇高而善良,并且把国家的荣辱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名誉,不要为一己私利而不顾一切。

2.专家治国。苏格拉底认识到政治是一门严肃、伟大、美妙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纯熟的,只有兼具卓越的智慧和崇高道德水准者才能运用好这门技艺,从而被称为政治家。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要具备博大深厚的知识积累,他的灵魂也必须有善的哲学修养,方能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否则让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吹牛政客来治理城邦是很危险的,就像“一个没有必要知识的人却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这就是他的所谓“贤人政治论”。[收稿日期]2002-04-15[作者简介]宋慧娟(1963-),女,吉林磐石人,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学与研究。

3.反对强权。他多次批判智者派所宣扬的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观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为的是时刻提醒人民心存美德,他的伟大使命就是要使政治家和人民懂得改善灵魂中争权夺利的恶念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关键所在。

4.尊重法律。他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既然是公民们举手通过认可的法律,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在中国,早于苏格拉底一个多世纪出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始终

对国家政治抱有极大热忱,施行德治是孔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孔子出生的年代恰逢中国的春秋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礼崩乐坏,各种各样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孔子虽然出身没落贵族,但却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传统,少而好学,读书不倦,礼、乐、射、御、书、数样样在行,对历史、哲学、教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提出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名垂青史。然而,孔子对这些领域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一度把踏入仕途作为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重要手段,宏愿未遂,转而招收门徒,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开创者和最受尊崇的思想家。孔子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只有《论语》是最为集中地体现他的政治主张的著作。

孔子的德政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德教。孔子所说的“德”基本上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德即是仁,仁者爱人。政治被赋予了非常浓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甚至可以说道德教化就是“德政”。孔子认为道德教化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心存仁厚,自觉尊礼守礼,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举起所而众星共之。”[2] 《为政》充分道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仁德的君主必须把施行德政、化民以德当作首要任务,“不教而杀谓之虐”。[3]在孔子看来,不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教导,就进行杀戮,可称之为暴政。

2.礼教。道德教化的根本一条就是要人知礼,只有知道礼仪廉耻,才能行仁义之事。“不学礼,无以立”。[4] 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要立足社会,必须知礼学礼,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这样就可以做到天下归仁,王道自现。

3.正己。孔子对统治者自身也提出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作为统治者,应以正己为首任,“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6]孔子要求统治

者通过自己高尚的道德行为影响百姓,身先示范,为百姓做出表率,要百姓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

4.任贤。统治者还要识人善任,选贤任能,善于把贤德之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他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7]提醒为政者举贤才,远小人。

5.以德代法。孔子反对君王擅用杀戮之刑,认为君王有德,便可使天下百姓沐浴德政,刑罚杀戮便无从谈起。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时,孔子告诉他:“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8] 对人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在孔子看来,为政者仅凭刑法治国,国民不过是摄于刑法之威而不敢犯法,并没有由衷地感到触犯刑律是一种羞耻行为,而用道德规范去教化公民,让他们懂得各自的地位和应该奉行的礼法,人民就会有僭越的耻辱,就会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定。

二、德治思想的比较

l.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学家,正是因为他处处从道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终究把许多问题归结到道德范畴之中,他认为遵守法律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因为正义的就是道德的,而“守法就是正义”,当然也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他进一步指出他所说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既然你是这个城邦的公民,且没有因为不满这个城邦的法律而远走他乡,你就有义务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虽然法律不是神意,而是人意,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有修改的必要,但是,决不能因此轻视它的价值,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把法律和道德紧密结合,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虽然他还没有分辨出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法律道德合一论也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他却生不逢时,他的品格,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容,终以教唆青年、亵渎神明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即便在狱中,他对法律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他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道:“无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母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遵守普遍的正义

来劝阻这一命令,但是你不能伤害你的国家,要知道,即便是伤害了你的父母,也是犯罪,如果伤害了你的国家,更是犯罪。”[11]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当狱卒拿来毒酒时,苏格拉底表现得从容不迫,异常镇定,反而劝告他身边的朋友们不要伤心落泪。他把国家的利益、公众的法律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所以他才坦然而坚定地迈向另一个世界。

在德与法的问题上,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孔子固然看到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从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认识中就可以看出,德与法的目的都在于使人遵守礼仪规范,但德能使人的内心得到约束,而法只是从行为上强迫人们遵从,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强迫,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熟优熟劣,不言自明。对待偏远之地的人也是如此,“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2] 孔子过分地强调了德化的作用,同时他也过分地将人类社会理想化了,没有看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它不仅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文德只能作为调整人们社会伦理关系的手段,但却不能强制镇压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德治和法治有着同等重要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孔子极力推崇君主“正己”,“正己”不仅是对君主道德上的要求,还蕴涵着法律上的标准。在孔子的言论中很少谈到法律问题,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 孔子把君主的道德力量看得如疾风劲草般强大,无疑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身示范,然而,无论作则还是示范,均含有标准、样板和法的意味。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的议论,认为从前的晋国尊卑有序,各守其责,十分得当,而文公将法律公布于众,就使贵贱无序,国家也难以治理。在儒家的法典里,圣君贤臣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活法典,比起成文法来,活法典显得更直接更实用,因为成文法虽然也是统治阶级(包括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它却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一体周知和一体遵行,具有普遍意义。“在成文法面前,一切人都被还原成一般的人、平等的人,尊贵者因此也失去其尊严,这是不利于维护尊卑、上下秩序的。”[14]可见,孔子把成文法看成是对尊卑观念的一种践踏,尤其是对君主的一种漠视和不公,只有君主以身作则,才能得到万民的尊敬、仰慕乃至于崇拜,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仪。比起法制来,孔子更倾向人治。

君权大于法权,君主的威信至高无上,这与苏格拉底的法律是城邦意志的体现,尊法便是尊重城邦,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比较起来,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因为法律是政治的附属品,是组织实现国家权利的基本方法,把国家权利交给一视同人的法律,还是交给个别人,换句话说,主张法治还是主张人治,是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进步与落后的尺度。

2.德治与政体关系的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贤人政体的具体模式,但我们从柏拉图所写的《美涅克塞努》篇中,却看到了他对雅典民主制的激情盛赞,他认为“雅典政府虽然时有不同名称,有时称为民主制,实质上都是经多数人赞同建立的最好的政府,即贤人政治aristoeraey,这种政府的统治者最初是世袭的[只在这个阶段可以译为贵族制],后来实行民选,权力主要在人民手中,经多数公众选出贤能的统治者,他们又将各级权力委托给那些胜任的智贤人士。遴选的唯一原则是统治者必须是既明智又善的人。这样建立雅典政府的根据是雅典公民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是城邦所生的子女,这种自然的平等使人们寻求法律上的平等,认识到公民之间只有美德和智慧上的差异,别无任何优劣和主奴之分。”[15] 苏格拉底所说的贤人政治,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有道德、有知识的领导者,苏格拉底把这样的国家政体称为君王制。这种君王制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君主制,不能简单地用贵族制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理想中的君王既不是斯巴达式的国王,也不是亚历山大那样的专制皇帝,他的产生必须以选举为前提,以德才兼备为准绳,而君王又必须依法治国,不可一人大权独揽,一家独尊,这很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制。

由于苏格拉底的君王制被柏拉图用了这样一个词“aristocracy”,在中文翻译中被译为“贵族制”,而苏格拉底本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且他的著名弟子柏拉图被公认为贵族制的代表人物,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政治上同出一辙,坚持贵族制立场,我国学者的著

述中这样的观点不在少数,其实他们师徒之间的政治立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极尽褒扬,但也的确提出过批评意见,认为伯里克利不懂得道德是政治的根本,将雅典公民培植得骄纵、怠惰和狂野,以至于埋伏下了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道德危机的种子。[16]应该说,苏格拉底的批评是中肯的,战争期间,雅典民主政权数易其手,许多人公开违法乱纪,把荣誉置之脑后,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堪忧。苏格拉底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完全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出于维护民主制度的本意,并非否定民主制,更不是要用贵族政治取而代之,否则,他不会拒绝雅典三十僭主的邀请,也不会用生命来捍卫雅典法律的尊严。

孔子初级理想社会是“小康”,他具体描述道:“礼仪以为纪,以正君子,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闲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17]孔子以文、武、成王、周公时的君主制国家为蓝本描述他的“小康”世界,显然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贤明君主的身上,他选择了开明的君主制。虽然君主制比希腊的民主制较为专制,但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向往国家一统,人民安居乐业,是人之常理,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要求孔子凭空设想出个民主制来。

3.德治与领袖素质的要求不同

苏格拉底理想的政治领袖也就是他所说的贤人,是将道德与智慧集于一身的人物,他经常劝那些想步入政界的青年应培养自己节制、正义等美德和吃苦耐劳的修养,要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强调指出政治家应该是“知识最广博的人”。可见,苏格拉底不仅认识到了道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且也充分注意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观念里,知识与美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说法“知识即美德”。[18]这就是说,苏格拉底一方面把道德伦理提高到知识的水平,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充实以社会的人的内容,把这种智德合一论运用到政治领域中。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家应该是智慧与道德最完美的统一体。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给予哲学高度的概括、总结和运用,从而使国家制度和人民的要求能够趋于一致。

孔子在对领袖素质的认识上更看中其个人品质是否仁德,是否能知人善任。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实行仁政(德政),至于君主的政治才干问题,孔子重视的是选贤任能,他一再推崇尧舜之治也是由于尧舜能够举贤让贤,并反复强调“举贤才”的重要意义。当仲弓问政于孔子,孔子也答复他以“举贤才”为要。[19]可以说作为一个君主只要做到仁德、任贤这两点,就可称为理想的君主了。“举贤才”固然重要,如何“举”法,却很有讲究,孔子时代,绝无选举之说,只能靠各级官吏的举荐,凭君主的好恶论官行赏。然而,这种“举贤才”的做法,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势必导致个人崇拜,投机钻营,官场的种种弊端亦油然而生。

三、对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的反思

l.居乱思治——道德的回归与超越但凡革旧鼎新之时,都会有新的思想理论先声夺人,为新时代的到来准备新的舆论工具,总会有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这样的舆论新人。苏格拉底与孔子就是这样的新人,他们的思想表面上看充满怀旧情绪,希望回归到从前的“德治年代”,而究其实质,则是在旧有道德基础上的一个超越,是在呼唤新时代新的道德治国论。

苏格拉底德治观的核心就是道德、智慧的有机结合,而这种意识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苏格拉底时代,面对新形势的需要,他赋予道德以新的内容,这种大胆的创新思想体现在他的至理名言“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中。他在积极歌颂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民主政治的缺陷——缺乏智慧含量。他认为知识是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善行修养的政治家也必定是一个知识渊博、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必定能拯救国民道德并将其引导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人, 这个新的高度就是理智地发挥勇敢、友爱、虔诚、智慧、正义、自制等体现人的道德本性的东西,而不是“狂野”和“娇纵”,他所谓的“贤人政治”,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确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思想指导下,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0]孔子考察了三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后,确立了“因继”、“损益”的历史观,并且预言以后百世的历史也都会在“因继”、“损益”中向前发展。“因继”为继承之意,“损益”就是今天所说的发展变化。当颜渊问他为邦之道时,他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侵人。郑声淫,佞人怠。”[21] 只要能取各时代有德之礼,为我所用,就能在新的时代里打开新的德治局面。孔子实际上阐明了一条显而易见的历史规律: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只有兼收并蓄历代之长,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种善于总结、大胆屏弃、勇于超越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2.异曲同工——人类大同的政治畅往

苏格拉底与孔子虽然都认识到了道德治国的伟大意义和持久魅力,但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那样,他们德治思想的内涵还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文化差异性使然。下面,笔者仅就苏格拉底与孔子生活的年代的政治差异谈点看法。

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最具典型意义的城邦雅典。雅典在政治上实行直接的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是它的基本特点。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讨论决定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外交等事物,每个公民都有一票的表决权,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轮流担任国家公职。据亚里斯多德估计,一年之内,每6个雅典公民中就能有一人担任公职。可见,公民参政的程度和频率都相当高。雅典的这种民主制度不仅给公民带来了极大的国家荣誉感,而且也成为推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走向全面繁荣的动力。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民主制开始走向衰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人民更有利,这是每个思想家都在思考的问题,苏格拉底认识到民主制的意义所在,同时也看到了雅典式民主制所存在的弊端,才提出了贤人政治的理想,认为只有贤达智慧的人,才能拯救人类的道德,使人类在秩序、自由、平等的空间里健康发展。

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根本无法得知雅典式的民主制为何物,他所能知道的是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夏商周演变的历史,在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政体也都采用了君主制形式,所以,对于孔子来说,似乎除了君主制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企盼的终极国家不是“小康”,而是达到“世界大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22]

从上面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尽管他们所处的国度不同,年代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却异曲同工地勾勒出了理想的社会面貌,即人尽其才,互相关爱,有着充分民主自由的积极乐观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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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哲学史(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7:487-478.[17][22]礼记[M].礼运篇.[18]西方著名思想家评传(第一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493.[19]论语[M].子路.[21]论语[M].卫灵公.·85·

第三篇：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比较

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子和苏格拉底，几乎是同一时期产生于不同两个国家和文化的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一个来自东方中国，一个来自西方希腊，不同的文化熏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文化往往是相通的，地域的差别阻挡不了两位智者精神层次的交流和相通之处。

教育对象上，两者认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认为“有教无类”，孔子所处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被贵族所垄断，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高昂的学费也不是一般平民能承受得起的。孔子并不认同这一观念，他创办私学，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提出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战争使得文化学术下移，私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不仅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还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而苏格拉底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是都应接受教育而获取知识、完善美德，这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很相似的。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想法，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并且从他的弟子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弟子囊括了出生豪门的富家子弟，出生贫寒的手工业者等各行各业的人。

教育方法上，两者都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孔子是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他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认真思考，思考很长时间但还想不通的，可以去启发他；经过思考后已经有所领悟的，但不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得，此时可以去开导他。他强调教师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并能举一反三。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方法”，又称之为“产婆术”。他的“产婆术”教学法则是为思想接生，是要引导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苏格拉底方法”自始至终是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又叫“问答法”。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循循善诱，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相比之下，两者都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试图通过学生本身的学习发现进步，这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

教学内容上，两者都注重文德教育。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这是孔子教学内容四个基本方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文”是排在第一位的，历史上的孔子在教育方面确实是偏重文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但与此同时，孔子也没有忽略技能技巧的培养，他也要求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而苏格拉底呢，他认为美德即知识，他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并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强调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同时，他主张教人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体力活动和思维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健康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人身体强壮。

教学目的上，两者都是为了培养治国人才。孔子毕生致力于政治教育，他明确提出“学而优则仕”，即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做官，因此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而做官又是为维护统治阶级而服务的，他毕生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得到“伯乐”的赏识，可惜一直毫无结果。另一位教育家苏格拉底，同样注重治国人才的培养，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由于没有好的领导人，民主制度变成了极端民主化，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连国家领导人都用抓阄或抽签的办法选出来。苏格拉底对此十分痛心。他认为治国人才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为了培养治国人才，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由上可见，两位教育家都心系国家，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改变国家的命运。

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亦如此，虽然他们身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他们各自身上也都散发出不同的文化气息和思想意识。

孔子主要观点是仁和礼，克己复礼，而苏格拉底的主要观点是“知德合一”，“认识你自己”。前者注重的封建传统道德的礼仪，压抑了个性，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而服务。而后者关注个人的发展和价值，重视个人伦理道德，这是本质上的不同。关于教育方法上，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这和我们现代中国教育如出一辙，多少年过去了依旧没有改变。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异所在，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差异亘古不变。但苏格拉底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单一，显得过于机械，即“苏格拉底法”，并没有多少创新，孔子在这方面就比较创新，包括“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在内的多种教学方法。

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都在各自的时代为各自的国家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对现代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他们的对比下可以看出各自的闪光点，并从中学习启发。

第四篇：孔子与苏格拉底之比较解读

东西两位先哲——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风铃草（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苏格拉底和孔子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二人在教育思想上有诸多的相似点。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现成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关键词：

孔子

苏格拉底

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基本上处在同一时代。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既是一位充满睿智的哲学家，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东西方还是彼此相互隔绝的，但是二人在教育思想上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仍然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为贵族子弟垄断，一般的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孔子则大力在民间举办私学，求学者不分身份等级，来者不拒。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意思是说只要有愿行“束脩之礼”，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束脩”就是腊肉干，是当时拜见老师的礼物，这并不是说孔子向弟子受学费，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束脩之礼”并不是什么负担，一般平民也都出得起。这样以来，孔门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都有。不仅如此，还有父子二人同为孔子门下弟子的，如孔子弟子中“七十二大贤”之一的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更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对象的看法。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愿拜谒孔子门下，孔子竟然接受了。很多弟子非常疑惑孔子所为，孔子则耐心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②这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有德行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孔子坚持的“有教无类”原则。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盛行的时代。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凸显了人的作用。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滥觞意义的“智者学派”产生了，但他们讲学是要收学费的。与智者学派不同，苏格拉底不收学费，来者不拒，教无定所，广场、作坊、甚至市场上都是他从教的场所。苏格拉底说过：“我愿意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

③乐于奉陪，”“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愿意听我讲，我愿意倒付钱”。苏格拉底一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如柏拉图、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扬光大，成为影响世界哲学史的宝贵资源；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创办了一所专门教授雄辩学的学校，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所以传授专业知识为宗旨，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 1 教育机构。色诺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一生作品众多，其历史著作是研究古希腊的重要资料。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博大的胸襟将原本只属于贵族的教育无偿向平民开放，对于当时各自国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的天赋资质，天性，是人生来具有的共同本性。相近，指既不是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异。“习”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特点，也就是指人性的社会化方面。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先天之性，人类是很相似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后天环境不同，使人与人之间的习性发生了重大差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孔子非常重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与冉有这段对话，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治国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孔子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有德行，能够推行德政礼治的治国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

苏格拉底也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他认为：“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但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梭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④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眼里，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拥有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知识和智慧。在教育目的上苏格拉底也与孔子观点相类似，认为教育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当是德才兼备，具备各种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特别重视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在判断是非善恶时应当受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所支配，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敬畏要甚于其他所有的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为后世尊师重教树立了典范。

三、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启发”一词，最早源于孔子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到了因自己所知不足而愤懑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一个人没有到为求知而惆怅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告诉他一种道理，他不能举一反三，那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启发诱导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行启发式必须抓住教育的时机，把握好施教的火候。“愤”和“悱”，都是形容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一种急切的心理状态。“愤”是受教育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就是经过思考理解了其中一部分含义，但又未能彻底弄清楚，很着急的时候。孔子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教师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一下，受教育者就有很大收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受教育者还没有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没有急切的求知欲望，教师就先不必给学生讲课。“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受教育者经过思考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是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说不清楚，很着急。教师只有在这时候给予指点一下，才能对其有较大的帮助。如果受教育者不是处于这种状态，教师是不必告诉学生应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它由讽喻法、归纳法、助产法等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经常佯装无知，向受教育者设下巧妙的诘问，⑤ 2 通过对话暴露对方观点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第二步是定义，在反复诘难中引导受教育者进行归纳，从而对探寻的问题得出明确的定义或概念。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受教育者自己进行进一步的思索，自行得出要探寻问题的结论。苏格拉底自谦说，他虽无知，却能够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就像自己的助产婆母亲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够帮助别人诞生新的生命。因此，苏格拉底这种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又被称为“产婆术”。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卢梭、布鲁纳等人提倡的“发现法”，也明显受到苏格拉底问答法的启发。

启发式教学是一种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学习的理念，他突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当时还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但是两位先哲在教育思想上竟然不谋而合，或许这就是教育的“自然法则”。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先哲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在探寻教育真谛之时，在厌倦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刺激之时，不妨去重温一下久远的先哲们对教育的质朴而又充满睿智的看法，或许我们会从中顿悟许多道理。

注释：

①出自《论语·述而》 ②出自《论语·述而》

③柏拉图著：《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④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⑤出自《论语·述而》

作者简介：

王周燕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06级教育硕士

通讯地址：吴江市盛泽中学历史组

215228 EMAIL:zanny77@163.com

第五篇：东西两位先哲——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东西两位先哲——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王周燕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215228 摘要：苏格拉底和孔子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二人在教育思想上有诸多的相似点。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现成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关键词：

孔子

苏格拉底

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基本上处在同一时代。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既是一位充满睿智的哲学家，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东西方还是彼此相互隔绝的，但是二人在教育思想上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仍然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为贵族子弟垄断，一般的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孔子则大力在民间举办私学，求学者不分身份等级，来者不拒。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意思是说只要有愿行“束脩之礼”，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束脩”就是腊肉干，是当时拜见老师的礼物，这并不是说孔子向弟子受学费，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束脩之礼”并不是什么负担，一般平民也都出得起。这样以来，孔门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都有。不仅如此，还有父子二人同为孔子门下弟子的，如孔子弟子中“七十二大贤”之一的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更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对象的看法。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愿拜谒孔子门下，孔子竟然接受了。很多弟子非常疑惑孔子所为，孔子则耐心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②这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有德行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孔子坚持的“有教无类”原则。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盛行的时代。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凸显了人的作用。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滥觞意义的“智者学派”产生了，但他们讲学是要收学费的。与智者学派不同，苏格拉底不收学费，来者不拒，教无定所，广场、作坊、甚至市场上都是他从教的场所。苏格拉底说过：“我愿意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

③乐于奉陪，”“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愿意听我讲，我愿意倒付钱”。苏格拉底一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如柏拉图、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扬光大，成为影响世界哲学史的宝贵资源；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创办了一所专门教授雄辩学的学校，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所以传授专业知识为宗旨，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色诺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一生作品众多，其历史著作是研究古希腊的重要资料。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博大的胸襟将原本只属于贵族的教育无偿向平民开放，对于当时各自国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 1 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的天赋资质，天性，是人生来具有的共同本性。相近，指既不是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异。“习”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特点，也就是指人性的社会化方面。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先天之性，人类是很相似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后天环境不同，使人与人之间的习性发生了重大差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孔子非常重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与冉有这段对话，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治国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孔子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有德行，能够推行德政礼治的治国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

苏格拉底也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他认为：“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但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梭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④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眼里，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拥有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知识和智慧。在教育目的上苏格拉底也与孔子观点相类似，认为教育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当是德才兼备，具备各种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特别重视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在判断是非善恶时应当受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所支配，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敬畏要甚于其他所有的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为后世尊师重教树立了典范。

三、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启发”一词，最早源于孔子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到了因自己所知不足而愤懑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一个人没有到为求知而惆怅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告诉他一种道理，他不能举一反三，那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启发诱导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行启发式必须抓住教育的时机，把握好施教的火候。“愤”和“悱”，都是形容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一种急切的心理状态。“愤”是受教育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就是经过思考理解了其中一部分含义，但又未能彻底弄清楚，很着急的时候。孔子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教师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一下，受教育者就有很大收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受教育者还没有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没有急切的求知欲望，教师就先不必给学生讲课。“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受教育者经过思考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是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说不清楚，很着急。教师只有在这时候给予指点一下，才能对其有较大的帮助。如果受教育者不是处于这种状态，教师是不必告诉学生应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它由讽喻法、归纳法、助产法等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经常佯装无知，向受教育者设下巧妙的诘问，通过对话暴露对方观点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第二步是定义，在反复诘难中引导受教育者进行归纳，从而对探寻的问题得出明确的定义或概念。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受教育者自己进行进一步的思索，自行得出要探寻问题的结论。苏格拉底自谦说，他虽无知，却能够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就像自己的助产婆母亲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够帮助别人诞生新的生命。因此，苏格拉底这种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又被称为“产婆术”。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⑤ 2 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卢梭、布鲁纳等人提倡的“发现法”，也明显受到苏格拉底问答法的启发。

启发式教学是一种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学习的理念，他突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当时还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但是两位先哲在教育思想上竟然不谋而合，或许这就是教育的“自然法则”。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先哲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在探寻教育真谛之时，在厌倦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刺激之时，不妨去重温一下久远的先哲们对教育的质朴而又充满睿智的看法，或许我们会从中顿悟许多道理。

注释：

①出自《论语·述而》 ②出自《论语·述而》

③柏拉图著：《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④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⑤出自《论语·述而》

作者简介：

王周燕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06级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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