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第一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顾名思义主要叙述了不同历史、社会、政治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新闻理论，四位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他们分别描述了各个理论的根源（哲学预设和政治基础等）、发展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虽然其中的威权主义理论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近乎消亡，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则对于我来说遥不可及，但是此书读来却很亲切，全书结合思想、历史和政治的变迁很好地阐述了四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每一部分叙述都是那么有理有据，真正让我体会到了本书的论点：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尤其是传媒反映了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管制制度。

本书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美苏的军备竞赛亦是如火如荼，意识形态的分化异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人施拉姆主持的四位美国学者的文章汇编势必难以逃脱冷战思维的影响，他们很难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另一方阵营——苏联的新闻体制，加之他们一直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的话语就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行文之间处处体现了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叙述中，是这样一些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我修正过程”、“宪法保护”、“教育”、“监督政府”、“新闻自由”、“客观报道”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十分正面的概念，只有在引出社会责任理论时才讨论到一些自由主义理论的矛盾与缺陷，而引出的新理论依旧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是对其的调整，毕竟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思想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西方社会自身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新闻媒体需要担负起责任，于是“专业精神”、“积极自由”、“表达权利”等等概念纷纷提出，“新闻自由委员会”等形式的机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责任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并被认为是向着真正自由、公平、服务大众的传媒的光明道路前进。而当施拉姆描述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时，使用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国家的工具”、“宣传员、鼓动员”、“高度威权”、“教条式”等等概念与说明总是带有负面的色彩，而且很多词汇与说明作者都打了上双引号，显然作者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尽量贬低苏联理论，有时甚至对于马克思、列宁等人言论断章取义，或者是把一些积极的思想与集权理论、恐怖统治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苏联的大众媒体是“被圈养”和“被奴役”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这样的结论

是很轻易就能让民众信服的，反之这使得社会责任理论得到广泛扩散与传播。几十年过去了，苏联早已解体，冷战也烟消云散，俄罗斯也完成新闻体制的转型，出台新闻法、改变媒体所有制等等策略已经让俄罗斯媒体形成了多元化的传媒格局，主流的传媒理论重新洗牌，这些理论显然不能生搬硬套了。威权主义的影响日趋衰弱，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石建立传媒制度，比如七十年代脱离了独裁的葡萄牙，终于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年美苏对于传媒自由的争论变成了现在中西方对于新闻自由的争辩，而且结果依然是一样的，没有一方能够说服另外一方，其实双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出现新闻自由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假善的“自由”都会露出马脚，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以为大多数理论变得趋同。受苏联新闻理论的我国新闻体制，对于网络的监督是比较严格的，有像“五毛”这样的群体将网络作为工具宣传党的伟大云云，有当你搜索后赫然显示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当美国以新闻自由来向我们发难的时候，他们又在自由主义的幌子下做出了什么呢？微软后门、棱镜门想必是美国网络监管的冰山一角，新媒体的确是十分发达，但它始终处在美国的监视之中。双方都会为自己阶级利益着想，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新媒体，而且传媒的理论显然也是要和自己国家的国情相适应的，双方的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都不同，当然不能用他们的要求去规定我们国家的媒体该如何去做，双方的目的是相似的，不能够夸大西方自由主义，也不能否认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民主化、新闻自由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私有制，这些私有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媒体全部是国有制的，媒体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利益，无论哪种都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当我们经历过与言论、新闻自由有关的事件后，反抗的欲望更加强烈了。犹记得去年年初同学请我帮他写几个字——“支持南方周末”，当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后来才陆续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事件的始末，当时的确也是非常愤恨，也和同学们一起拿着我写的书法拍了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上，不过这很快就被辅导员制止了，我们也被“禁言”了！现在觉得当时的做法简直就是螳臂当车，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摆在那，正如书中所说的，整个的大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新闻理论，也就造成了我们国家如此这般的新闻制度——受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极大影响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当然是带着社会主义

色彩的，很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新闻法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起草了，至今还未能出台，不只是法律，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完善，很多人羡慕的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也是发展了三百多年而至今依旧在寻求改变适应现代社会及政治结构么？我们已经在一百多年里达到了西方三四百年才达到的高度，那么新理论的出现不会太远，但是要把握机遇。葡萄牙的独裁政权被推翻是机遇，苏联解体是机遇，**曾经可以成就一批先驱，然而最终却满是牺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媒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过分追求快，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很多批判了，我们需要适时地慢下来，可是也决不允许倒退，报道南周事件的文中曾有这样的话：「庹震找各報老總單獨談話，說黨把輿論陣地交給我們，大家守土有責，有些陣地丟了一定要奪回來。」这片阵地不能丢，这是先辈们筚路蓝缕“抢”过来的，从改变社会做起，从制度切入，我期待新理论的诞生。

第一章是西伯特撰写的《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大多数西欧政府早期传媒制度的基础，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个人在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国家享有很大的权力。威权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后由马基雅维利等人不断强化了国家需要利用一切手段促进政治统一的观点，黑格尔最终将国家抬高到绝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他的思想衍生出了威权主义的夸张形式——法西斯主义和批判性承继其思想而产生的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最早采用威权主义的社会中，官方（皇室、政府）授予经过筛选的、驯服的人以使用媒体的权力，即特许制保证媒体能够拥护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威权主义国家还产生了同业公会、新闻审查制、诉诸法律以及征收赋税等手段控制媒体。“按照威权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和国家功能的哲学观点，所有国内机构都应当促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实现”，新闻机构因此在这些国家受到不同方式的控制，后文提到全面控制则如苏联发展出共产主义理论，迫害、逮捕编辑者如伊拉克、南非，在上世纪这种威权主义控制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而现在摆脱独裁统治的很多国家如葡萄牙，那种极强的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现在很多国家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其理论来源主要是弥尔顿、洛克、密尔的杰作，以及理想主义和天赋权利的一般哲学，自由至上主义者否认国家是人类奋斗的最高体现，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天赋权利，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出“观点的自由思想”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大力提倡了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够自由表达意见，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传媒的地位和功能发生改变，告知信息和提供娱乐成为其功能，同时在经济上媒体更加独立，销售和广告的功能无疑将改变历史，最重要的是当媒体能够脱离政府的控制，监督政府、防止政府越界甚至批判政府都成为可能，即新的政治功能，这种在威权主义看来是阻碍国家目标实现的行为却得到了很大发展。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将自由主义写入宪法，当面对新兴媒体，自由主义理论也适时调整，尤其美国提出的“公共利益、便捷和必要”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对于管理新媒体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媒体与政府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关于新闻自

由的界限、客观报道、“自我修正”的可能性等等内容引起了很多讨论和质疑，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改变，取代它的便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

新理论的调整在于当传媒拥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后，它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新闻自由：原则框架》对理论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后不断涌现对传媒责任感、服务意识的建议与讨论，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人们愈加对于运用理性在各种观点混杂的市场中找到真理感到悲观，因为传媒自身也在受到侵蚀，比如媒体的商业性（如广告）、行业垄断等等，社会更加期待一种专业精神的出现。另一方面，现代思想也在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社会责任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传媒自身发展除了一些规约，新闻自由委员会亦对传媒制定要求。委员会还积极促进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一同改善传媒的状况，现今活跃着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例子。社会责任理论还提出表达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人有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义务，只有当他能够承担与权利相伴而来的道德义务时，他才能拥有这项道德权利，这和传媒需要负责是如出一辙的，这都是追求自由带来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本书的自由主义理论是对过去的反思，那么社会责任理论理论就是当下的调整、改进而且憧憬着自由的未来。

最后一章讲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这是有着威权主义传统，在以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背景下，同时还结合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糅合黑格尔的思想和19世纪的俄国思想的产物。大众传媒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就被当做工具来使用，书中数次引导列宁的话——“报刊应当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媒体理所当然地在一个高度统一、严密划定的思想含义体系内充当社会变革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它的目的和威权主义相似，都是为制度和权威服务。这种成为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总是要站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它向公众讲述的事件的“真实含义”很可能并不是真相，他们要做的只是让一切消息有利于巩固党的统治，作者文中不断使用双引号，就是对这种骗子行为的控诉。在苏联，媒体的责任也变成了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人，自由的话题也被提起，但有趣的是，此“自由”非彼自由，“从苏

联的观点来看，能够说出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种自由才是有价值的”，可以看到苏联的“自由”是非常不自由的，它只能囿于国家允许的界限内，都是以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达到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出版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行业之一，不过苏联的报纸以专门性报纸为主，而其他国家一般以综合性报纸为主，而且在苏联“发行量”只有一份的报纸也不能被忽略，壁报就是这种报纸，这似乎和我们过去的大字报非常相似，都是人们获取消息、发表评论的源头。报纸上的很多内容并不是新闻，而且主编也并不需要着急报道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上级指示的关于提高生产率、说明党的伟大的材料需要报道，于是就有了苏联主编“提前一个就设计好内容和版式，并且在发行前几天就把当期内容的50%编排停当。”最后作者将苏联的制度和旧式的威权主义、纳粹式的威权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进行了比较，很多内容在前文已经被充分说明了。

第二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后感

读《传媒的四种理论》

——我对四种理论的一点认识

传媒的四种理论即，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传媒的威权主义&传媒的自由主义

“在有关传媒与社会关系或政府关系的四种理论中，威权主义理论的历史最久远，传播的地域也最宽广。当社会和技术充分发展到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谓的“大众传媒”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几乎自动地采纳了这一理论。它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媒介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便某些国家已经放弃了威权主义理论，但是在理论上奉行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政府，在实践上仍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影响。”1这是本书开篇第一章谈到的威权主义理论。威权主义理论起源于16、17世纪的英国，与英国最早的君主专制主义相匹配，君主和政府绝对权力的哲学思想是其思想的起源，在此理论中，把传媒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机构（或特许经营），其功能和运作是由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另一个机构—政府控制的，简而言之，支持、推进现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18世纪为英美采用，后影响其他地方，以理性主义和自然权利的基本哲学思想、弥尔顿、米尔、洛克等人的启蒙思想著作，作为思想基础。它主张用自我修正过程以及信息、观点和娱乐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控制手段来代替国家监管（自由送审），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体制，以便个人主义的自由力量可以据此相互作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个人提供可以发挥其潜力的环境。简而言之，提供信息、娱乐，进行销售（商品性），用于了解真相、监督政府，让国家为个人服务。

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与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把“国家政府”与“传媒个人”关系放在相反利益立场上的两种观点，它们是随时代变化发生延续性转变，从威权主义发展到自由至上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进步，或者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威权主义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媒介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某些国家已经放弃了威权主义理论，但是在理论上奉行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政府，在实践上仍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影响。自由至上，这四个字看来就是过于理想化，但可作为奋斗之目标，长远，遥远。自由至上主义对传媒业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一，自由主义体制反对政府的控制，却忽略了商业力量的侵蚀和资本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获取利润，多注意肤浅和刺激性的新闻事件，文娱内容也缺乏积极的成分。

第二，自由主义体制重视新闻业自身的自由，却忽略了社会公众及个体的权利，丧失了民主性与公正性。第三，自由主义体制对市场的倚重过大，忽略了垄断造成的不良影响，垄断使得其他声音的发出者根本无法进入这个领域，自然谈不上意见的自由竞争。2

个人观点：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至上主义”是我们奋斗的长远目标，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的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现状而言，我更倾向于威权主义的运用。

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源于前苏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贡献，特别要服从政党的专政。本书作者认为：“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苏联的制度是一种威权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历史上控制最严密的制度之一”，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环境和个人人格相互结合和作用，在俄国创造出了现代历史上最完备的一种专制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众传媒被当做国家和党的工具。在这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加入了另一个关键因素“党（共产党）”，个人认为这是与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同的重要地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3“党不仅处于群众领导者的地位，实际上它还通过组织群众来创造群众，即通过建立各种进出机关和控制机关，将分散的群众变成可鼓动的权力资源。”赛尔兹尼克如是说。“群众要服从党的专政，党也必须服从它的中央机构和领袖的专政。”可以把这种状态定位于“极权主义”，权利的高度集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维权主义理论。所以说苏联的威权主义是历史上控制最严密的制度之一。

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个人觉得就是在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上，加以道德的约束，本书提到“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转变，代之而起的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强调媒介的自律守则。但其提倡的理论中不仅是对媒体自律的要求，还强调了每个公民对社会的一份责任，简单说，说话、说真话是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联系实际对我们国家的传媒状态，谈一点想法：

萨尔瓦多·P·洛佩斯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之请撰写了一篇报告中，对当今世界实践自由至上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范围进行了评估，中国被界定为全面

控制传媒的国家。英国伦敦大学詹姆斯·科伦教授和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朴明贞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提出“五种理论中，中国与南美、东欧、中东、俄罗斯处在，转型与混合社会。(分类标准：将各国政治制度分为民主型、威权主义型和转型型,经济制度分为管制型、新自由主义型和混合型三类)

后者以动态社会学视角,更加契合当下世界各种社会的剧烈变革的实际情形。当下中国式处在媒体的严格控制中，但同样要求变革和改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传媒的基本调，但仍在自我的不断修复中。这四种理论都在影响着中国，同样收到管制和约束，追求自由，体现社会责任。（在中国常常提的就是道德二字，总感觉这二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综上：这四种理论没得绝对的界限，存在互相的渗透和借鉴。重要的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与时俱进。中国的传媒理论的发展就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追求自由主义，在路上。1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戴鑫/译展江/校《传媒的四种理论》.2007《传媒的四种理论》课件.百度文库.2011.佚名王浦句力：《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第三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模版）

《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是被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公认为开比较新闻学之先河的论著。作为新闻理论研究史上经典的文献之一，《报刊的四种理论》为研究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几种不同的传媒理论及传媒制度，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该书的作者将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的哲学思潮、政治结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联系起来的努力，显示了研究传媒的一种宽广的综合视角。他们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责任论的阐述，反映了资本主义新闻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发生深远影响。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本位观念、“冷战”思维等局限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基本内容

韦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和奥多·彼德森三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分五个部分，即绪论、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分析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具体内涵、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和基本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并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四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1.集权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按照西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被西伯特归纳为围绕这样几个方面：人的本性；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人同政府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知识和真理的性质。西伯特的文章概述了集权主义理论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回顾了该理论的兴衰及其代表人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英国哲学家霍布士（Hobbes）、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特雷契克（Treitschke）等人的思想，还探讨了集权主义理论的最极端的形态——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了集权主义理论下的传媒控制制度，讨论了集权主义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并探讨了现代世

界上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形态。

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

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

2.自由主义理论（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与公民的关系、人的理性在识别正确与错误中的力量等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念，无不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国的弥尔顿（John Milton）、洛克（John Locke）、米尔（John S.Mill； 一译穆勒）、厄斯金（John Erskine）和美国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回顾历史后，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探讨了“大众传媒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总结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传媒业。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

提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

随着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这些原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的（社会控制）法制化原则，以及传递信息内容上的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3.社会责任理论（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这一理论把下列观念当作其基本前提：自由是伴随着相应的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在当代社会中就应该承担执行某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报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把这些责任作为它业务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制度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一范围之内，报刊不承担其责任，其他的组织机构就要确保这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得以执行。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

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

4.苏维埃理论（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

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

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

二、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其中包括探讨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假设。

（二）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探讨了媒介的社会控制理论。四种理论所涉及的传播观念及体制，基本上包括了大众传播兴起以来的主要控制模式，即君主独裁式、自由放任式、自我约束与国家

统管式。

在分析国家、媒介、个人（公众）的关系时，西伯特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接受集权主义理论，将之付诸于控制传媒的实践。在分析采取集权主义理论的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制度及其运作中，西伯特概括出了这样几种控制制度：特许权或专利权制（即授予某些经过选择的人以独占经营出版印刷的特许权或专利权）；“（事前）检查制”（即由检查员检查印刷品，获得许可的方能出版）；根据法律上的两个传统范畴：叛乱罪和煽动罪，对散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提起公诉。例如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就曾采用特许权制，后来，英国的这种控制制度还曾发展成设立专门的“特许”印刷商的组织?D?D皇家出版公司，它通过其成员监督印刷业。皇家出版公司被授予权力接受员或开除会员，并对轻微违反行规者处以轻微的惩罚。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早年殖民时代的政府，曾采取检查制控制出版印刷。西伯特指出：后一种控制方法形成得比前两种晚，并且通常是在国家垄断出版印刷和特许制不能完成必须的控制时被采用的；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的实行是一种进步，因为法律程序允许被控有罪的人利用合法的保障。西伯特还简单回顾了18世纪在政党兴起、民主的学说传播的形势下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的历史，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间接控制报刊的方法，即政府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津贴，以及规定一种特别税的制度，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如英国历史

上的“知识税”。

西伯特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控制操纵。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传媒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又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基础。在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由司法体系，充当主要的控制角色。通过传媒信息市场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进入的言论市场的自行纠正过程，解决问题。在传递信息内容上，要遵循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社会责任论主张，政府所应做的不能仅仅只是允许新闻业自由、而将该项自由权利的行使听其自然而已。政府还应积极促进传媒为大众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在必要时，即传媒未能做到为社会提供所需服务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社会获得这种服务。换言之，社会责任论主张在必要时，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这同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它将政府视为自由的主要对立面，认为总体说来自由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除了承认政府必须通过维护国内外安全来提供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外，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主张在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政府需做的，就是允许新闻业自由从事传播，不横加干涉。

在施拉姆看来，苏联的传媒制度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制度，他把苏联的党对传媒的控制归纳为三种方法，即：以其可靠的党员担任要职；发出大量的指示和训令；以及经常进行检查和批评。施拉姆把苏联的传媒制度看作集权主义制度的一种形态，苏联的制度消除了出版和广播的牟利动机，苏联的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作用，苏联的传媒制度是作为变革的一部分建立的，而且是用以帮助完成变革的，苏联的大众传媒是融入整个传播制度和融入整个政府的，苏联的制

度是有计划的制度。事实上，社会控制主要还包括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自我控制、文化控制等。文化控制是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控制所有的控制形态都包容在文化控制中，一切控制控制现象说到底都无不处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每个社会文化系统都不可能对传播放任自流。所以作者特别关注理论涵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作者尽量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进行

研究，但还是不自觉地带有“美国中心化”和冷战逻辑。

（三）作者在关注报刊的控制体系的同时，提出了报刊的面对强权和真理两难选择。在集权主义认为，国家拥有比个人更大的权力，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在黑格尔的笔下，由于国家是实质性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国家即是理智本身。在国家中，自由获得其最大限度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是目的本身，它具有支配个体公民的最大权利。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作国家的成员。在这样的体系下，报刊不可能不服膺于政府的公利，在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牺牲报刊和公众的部分责任。集权国家限制报刊和公众自由，在伦理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而自由主义思想强调强调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强调媒介作为第四种权力存在，在启迪人的理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责任更鲜明的指出报刊应该承担社会和公众赋予的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它要求新闻界具备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奉行职业准则；应正确处理自身利益同社会责任的关系，切实负起充当信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者（common carrier）的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互相督促。可以想见，作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强调社会责任来改革西方新闻传播体制的固有弊端，把新闻媒介在政治和伦理的两难处

境中挽救出来。

（四）《报刊的四种理论》具有关注现实的鲜明特征

三、现实基础

从媒体发展的历史来看，造成媒体信任危机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报道了虚假新闻，只不过从开始时的报纸高层的主动策划报道到后来的因为失误等客观原因而报道了虚假新闻。可以说，从媒体诞生那天起，虚假新闻就成为诱发媒体信任危机的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因素。这种因

素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存在，并损害媒体的健康发展。

不受限制的自由重要还是限制自由更加危险。

第四篇：读书报告之《报刊的四种理论》

读书报告之《报刊的四种理论》

1956年，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三位美国新闻传播学者撰写的理论著作Four Theories of Press，翻译为中文即为《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报刊”一词并不单单针对报刊这类纸质媒体而言，它泛指的是一切大众传播媒介，书中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电影，但由于报刊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较早，所以书中关于报刊的叙述占了较大的比例。该书主要由四篇论文组成，三位学者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分析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下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该书开创了人类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先河，对后世人们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在在传播学历史上仍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理论概述

（1）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西伯特）

集权主义理论人类传播史上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此理论以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黑格尔等一些集权主义倡导者的思想理论阐述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报刊是属于国家的，而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当权者手中，所以报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更好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新闻传媒的集权主义理论集中地表现为政府对于新闻传媒的控制。控制方法包括：特许权、检查制度、诉诸法律、收买津贴或特别税制度。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西伯特）

集权主义理论大大限制了报刊的自由，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资产阶级地位开始上升，他们开始追求新闻自由，这时，便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这在本质上体现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自由主义的观点主要有：1.报刊独立自主，不受政府干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报刊是独立自主的，只对法律和社会负责，政府不得采取任何措施来干涉、收买或控制报刊。相反的，政府还应该保护新闻自由。2.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3.“意见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约翰·弥尔顿的在《论自由出版》一书中提出了“意见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他认为，让人民群众、各党各派都利用报刊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后，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言论会“自我修正”，即通过不断的讨论、交锋，真理终究还是会浮出水面。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彼得森）

自由主义理论下的大众媒介呀开始出现了弊病，即由于提倡观点自由，人们便肆无忌惮地发表一些无意义的或者是错误虚假的言论或信息，混淆了社会大众的视听，使人们很难判断是非，因此，社会责任论应运而生了。社会责任论是由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这是一个为调查分析美国报刊自由现状和前景而成立的非官方、临时性新闻研究机构。社会责任论开始对报刊提出了要求，大概内容有：1.新闻必须真实、全面。2.新闻报道必须理智，减少那种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那些诲淫诲盗的细节描写。3.新闻要做出合乎真实的解释，即把每一项重大事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各种事物的联系中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后果。（摘自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施拉姆）施拉姆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即为集权主义理论的演变体，所不同的是集权主义下的报刊由私人拥有，政府只是起干扰约束作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报刊完全归党来管理，报纸报道的内容也与一般报纸不同。“在我们的概念中，这种报纸根本不能叫做报纸。新闻对于我们来说是新近发生的事件，而对于苏联主编来说则是对社会进程的解释”（《报刊的四种理论》）。总的来说，在苏联政府的管理下，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重点

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点 《报刊的四种理论》旨在揭示不同理论产生的原因以及各种理论之间的异同点。西伯特的《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一文认为，集权主义理论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最多，而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最少。共同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来源于早期的集权主义理论，并且根据工业革命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只是资产阶级残余被消灭前的一个过渡阶段，但在理论上却是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专制体制一致的。大众传媒有义务拥护国家，通过帮助国家完成国家目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报刊的四种理论》）。不同点：1.共产主义者强调积极利用媒体来实现国家目标，而集权主义者则注重压制控制媒体的言论。2.集权主义国家可以允许大众传媒由私人掌控，但共产主义国家则完全垄断了大众媒介。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差异最大的两种理论，它们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共同点。“自由交流思想的整个哲学基础都与集权主义理论不同”（《报刊的四种理论》）。

而集权主义与社会责任理论也有着许多共同点：1.都认为不能允许传媒损害国家利益，不能让媒体毫无顾忌地传播那些于国家有损的言论。2.不能让大众传媒干扰国家目标的实现。不同点：集权主义理论实现约束大众媒介通过国家强制约束，而社会责任理论则认为应该让媒体工作者自觉地去遵从。自我修正过程

自我修正过程在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理论中都有提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自由主义理论控制的大众传媒下，公众的确会接触到一些虚假、错误的信息。“但是，国家无权限制那些它认为是虚假的或不正确的东西。它如果这样做，就会不可避免地压制那些批评国家的声音和反对政府官员观点的意见。自由主义者提倡的方式是，让公众完全沉浸在事实和观点的信息洪流中，这些信息中的一些可能是真实的，一些可能是虚假的，还有一些可能二者皆有。自由主义者相信公众最终会消化吸收所有的信息，抛弃那些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接受那些符合个人及其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著名的‘自我修正过程’”（《报刊的四种理论》。）而在彼得森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一文中则写道“对于自我修正过程的功效，社会责任理论的信心远没有自由主义理论那么足”（《报刊的四种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支持者认为，自我修正过程在现在的社会里很难被证实，比如说，一个新闻事件，不同媒体报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许刚刚报道出来时大家会有疑问，到底谁说的是事实，于是大家很有可能进行激烈的求证与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会有新的新闻事件发生，人们便无暇顾及这一事件，转身投入到另一场新闻洪流中，这样，自我修正过程又如何能够完成，事实又如何浮现呢？所以便需要对大众传媒进行约束，促进社会的自我修正过程。（3）现在社会的媒体理论形式

其实大概看一下，作者出书时候的这几种理论，其实在现在仍然是适用的。但正如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一个国家并不仅仅只有一种管理媒介的理论，有的国家同时会有几种理论的存在。“尽管这些理论（集权主义理论）本身已为大多数民主国家所抛弃，但集权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仍然影响整个民主国家的实践”。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宣称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有时也会采取集权主义控制媒体的方式对大众传媒进行控制。

三、出色之处（1）注重探究。《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本书能够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它不仅阐述了四种理论的主要内容，还深层次地揭示了社会产生这一理论的原因。其中对于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的叙述更是极为详细。在集权主义理论中，西伯特先做了一个基本假设，以便探求该理论产生的原因，假设有：1.人的本性；2.社会与国家的本质；3.人与国家的关系；4.基本哲学问题，知识和真理的本质。然后再对假设的命题逐一进行深层次的求证，让读者能更好地领悟他所阐述的这一理论。文中还对于那些支持集权主义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进行了逐一的阐述，将他们思想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展开来，并大量引用文献内容和人物语言来说明这些观点。如提到法西斯的集权主义时，便引用了希特勒的自传中的内容来说明其思想。“下面是《我的奋斗》中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它的知识水平要适合宣传对象知识水平最低者的接受能力。所以，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越多，其知识标准也就必须相应越低。要使宣传像战时宣传那样影响到整个国家，就必须再三注意，避免知识水平过高。大众的接受力极为有限，理解力也很薄弱。另一方面，他们又大都十分健忘。这样，一切有限的宣传都必须限于只谈很少的几点。”

（2）分析元素多。上面说的分析深一层的原因如果是从纵向上来分析的话，那这分析元素多便是从横向上来说的。正如前面所说，四种理论并不只是针对报刊来谈的，还包括其他媒介的。在施拉姆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一文中对于广播电视与电影的阐述明显比其他三种理论多，这也正显示出大众媒介那个报刊主宰的时代开始逐渐向广播电视等方向偏离。不过对这些当时的新媒体的政策，政府采取的对待态度也与对待报纸是相近的。局限性

通读整本书，不难发现其具有两个极为明显的局限性。（1）没有将不发达国家的媒介纳入其媒介研究的领域。作者的理论研究面并不是特别广，他们只是针对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媒介进行研究，比如美国、苏联、日本、英国等欧洲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当然，这些国家的大众媒介也会比较发达，但是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也同样有大众传媒，不应该完全不去探寻它们的发展规律与现状。（2）作者主观意识太强。整本书中只要有提到苏联的地方，作者的态度都是十分不屑，甚至是带批判的，尤其是施拉姆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通篇都用“我们”、“你们”来称呼，大肆流露出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办报的批判，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理论下，大众媒介完全听命于党，新闻从业者根本不需要工作，只需要听命于共产党，党让他们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根本没有自由。并且还攻击道，“它们是‘圈养’的工具，驯服而又机敏地遵循着来回变化的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指示”。

第五篇：社会保障理论—读书报告

社会保障理论

—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本书由李珍主编，与其他专家学者共同协作完成，固在此仅对主编作了介绍。李珍，1956年出生，武汉市人。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武汉市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亚太地区保险与风险管理学会会员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大学劳动就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特聘教授等。长期从事经济学、保险学、社会保障、人口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二、写作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作如火如荼。这一背景提出了社会保障事业相关人才培养的问题。1998年，教育部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无论如何是需要理论来支撑的。一个专业如果没有理论的基础是注定得不到良好发展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并且在学科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下，本书应时运而产生，由此也是为了增强我们的理论素养，拓宽知识面以及避免研究和学习过程中不必要的重复。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保障学科建设做一些基础工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一些理论的准备。

三、内容概括

本书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这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制度，主要介绍、总结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宏观理论基础极其有效运行的宏观机理及理论。

纵览全书，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共十二个章节。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抽象出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的定义，并且在介绍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的关系基础上得出财政转移支付是其得以运行的经济基础。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这章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线索，介绍与社会保障制度

相关的主要理论的演变及实践探索。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社会保障理论与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相结合。第三章，在福利经济理论基础上，以英国为例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发展、陷入危机的一般过程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第四章，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分析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凯恩斯主义理念。第四部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领域中的相关理论。第五章，介绍了资源配置理论，分析社会保障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对储蓄、资本形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影响。第六章，着重论述经济贫困，分析中国城乡贫困原因及影响，用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贫困。第七章，社会保障水平理论，即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把握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以便在不伤害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

八、九两章分别从社会保障财务制度的中观层面上、社会保险项目的微观层面上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在财务方面的收支平衡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十章，在阐述社会保障基金的种类、性质、特点和运动流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意义、特点、原则、风险、投资的策略和组合，同时还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模式选择。第六部分简要介绍了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第十一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的总结和介绍。最后一章，简要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内容及评价。

总而言之，本书是以干预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为主线来评价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

四、心得评论

全书详细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由于时间与个人水平等问题，固选取了文章的一些部分仔细品读，其他章节只能略读一二，因此体会也偏向于少数精读部分。

（一）社会保障水平要适度

由于市场在分配领域中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更是缺乏投资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干预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但是从政府角度考虑，如果政府干预过度以至于损害效率那么势必会出现政府失灵。由此，我们认识到初次

分配领域的市场失灵，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干预的“适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保障水平问题。而我们要深入研究的就是要如何把握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以在最大程度上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

在微观层次上，社会保障水平是指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高低程度。那么我们该如何找到这个适当的“度”呢？根据本书介绍的社会保障水平数理模型，我们只要分别找出负担系数和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计算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数据，并分别求出这两个系数的合理数值即适度值，二者的乘积就是社会保障水平“度”的具体数量界限和范围。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这一数理模型是需要条件限定的，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另外，生产要素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变化的，并且其中科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科技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社会保障的实施成为必然选择。社会保障的实施促进了人口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然而，还是那个问题，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又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政策具有了一种“奖懒惩勤”的效果，因而会鼓励懒惰，不利于社会勤勉精神和工作道德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当然，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其次，医疗保健保障不足，人口身体素质就会降低，再者如果教育的支出不足的话，会影响到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众所周知，想要把握好社会保障水平的这个“度”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我们知道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它不仅存在着“量”的高低，还有在“质”上是否适度的区别。不管是什么理论，只要它应用于实践，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它都要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保障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好，唯有适度是最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量”超前，“质”的不适度。“量”的超前，并不能说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解决了我国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它要与质的适度相结合。但

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质”上却是不适度的，它的结构性不合理，在与它保障的范围过窄，地区发展也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的保障水平也不合理，不同行业间的保障水平也不一样。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那最关键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这个适当的“度”呢？ 理论上，也许会比较好分析，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怎么做呢？首先，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过高过低的不利影响上文有提到，这里不再累述。只是相适应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我们国家在不断地探索前进中。其次，社会保障水平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方面各个行业、不同地区、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需要社会保障，并且社会保障的水平不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过多的差异，要尽量做到公平才是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一定要兼顾效率。公平固然重要，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公平，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的公平才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利，过度的公平是会损害效率的。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了效率，社会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的。我们要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鼓励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人们自力更生，积极地生活。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并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保护水平超过适度的上限，就会导致财政和企业的负担加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社会保障水平适度这一世界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是通过对基金的征缴、支付、管理和投资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

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直接关系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而确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是基金监管的直接目标。从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过程中及具体运营操作而言，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随着基金规模的增大，社会保障基金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尤其重要。此外，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要求。由于监管人员不免存

在自私自利行为，使公共利益收到侵害，这就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有益的一点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保值很重要，但是增值却是我们最终的要求，基金增值不仅减轻财政压力，而且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增值是要在基金投资渠道正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要保证基金投资的正确性是需要基金监管的有力执行。所以说，为了弥补基金在征集、运营、投资和支付过程中市场的失灵，必须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我们知道基金的投资与管理是很重要的，如果投资得当的话，那么政府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比如说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就业信息渠道的拓展等等，当然也可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由此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监管是全过程的，不能间断，不管是那个环节，如果间断了，那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必然会损害人们的利益这点毋庸置疑。即使基金投资得当，如果没有有效地监管，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挪用、滥用、以及连带着的官员腐败问题，这种事情的发生会造成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与质疑。我们的政府一直都致力于为人们服务，因此应该加大监管力度，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政府部门固然是要在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进行监督。这需要政府信息公开，比如社会保障基金是怎样进行投资的，有没有获利，又是怎样使用的，主要用于哪方面等等，都要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交代。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国的信息公开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而且作为公民，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方面，我国在2006年特别强调把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监督的工作拉上了社会保障的进程的重要部分。因为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和制度可持续运行。因此，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务必把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五、结语

19世纪80年代，德国首次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自此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末，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从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多以及覆盖的人口之众，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制度。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含义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追求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因此我国也在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养老、医疗、失业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是仍有不少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一总结，关于本书，是以社会保障基本经济理论为纲，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宏观运行机制。本书以理论为主，辅之以部分国家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于理解和掌握，并且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介绍很详细，适合学生阅读。此外，全书的系统性很强，有助于阅读思路的清晰。通读本书，受益颇多。除此之外，仍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没弄明白。在阅读此书时，书中前言部分提到的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发达，为什么商业保险也那么发达”。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应该是互为消长的，那为什么美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保险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