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验与医药分业制度[五篇范例]

第一篇：日本经验与医药分业制度

日本经验与医药分业制度

2008-10-14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崔佳

摘要：本文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在分析了中国实际境况的基础之上研究医药分业制度是否能够实现“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这三个目的，分析表明医药分业制度并不必然有助于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而后两个目的地实现也需要一系列先决条件做基础，政

府在决定推行这项制度前应慎重权衡。

关键词：医药分业；医疗费用；药品使用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9092(2007)06-0036-04

一、导论



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行医药分业制度，而在13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医药分业的相关法律，迄今为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医生开出处方，药剂师负责配制管理药品是约定俗成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作为亚洲国家的中国、日本、韩国事实上并没有医药分业的历史传统，所以说日本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项制度会给医疗卫生带来了

哪些影响。

日本最初推行医药分业制度是由于二战战后接受联合国指导进行全面社会改革，建立医药分业制度也是这项改革的一部分。但从1956年开始实施到1973年为止是 “医药分业几乎没有进展”的时代，归结其原因主要有：（1）长期的医疗习惯使国民并不适应医药分业制度；（2）医生担心向外开出处方会对医院的经营及医患关系产生不利影响；（3）很多药房也并没不具备接受院外处方的能力等（厚生省五十年史编集委员会，《厚生省五十年史》记述编，p1601，1988年，笔者译）。但是，全民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康保险财政出现赤字、药品安全出现问题这些事件对医药分业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上政府的努力以及日本医师协会态度的转变，使得医药分业制度在70年代后半期开始迅速普及，到2003年为止医药分业率已经达到51.6%（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省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部）的资料中所使用的“医药分业率”指的是被指定为保险定点单位的院外药房的“处方接受率”，而“处方接受率”指的是在医院和诊所的门诊患者中，在院外药房接受药品的处方数占开药的总处方数的比率）。从国内的文献来看，主张实施医药分业制度的主要目的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2、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

3、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本文将从以上三个目的出发结合日本经验探讨在中国实施医药分业制度的妥当性。

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国内很多文献将建立医药分业制度作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对策之一，指出由于药品收入是医院的主要收入，所以医院有使用高价药品赚取更多利润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关系，将药房从医院分离出来（徐金水，2002；陈文玲，2005）。

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医药分业将使医院失去一部分收入。在现行医院补偿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其完善途径只能是政府提供巨额补偿或大幅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以维持医院正常运转。而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则必然增加患者负担（冯同强，2004；郝模，2004）。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政府为了推行医药分业制度主要采取了提高诊疗报酬的措施。日本政府推行医疗分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减少药品使用量而降低总体医疗费用，那么其结果如何呢？2002年5月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发布了名为《医药分业的推进状况及其对保险财政的影响》（佐々木修 郡司康幸，「医药分类の进步状况と保险财政への影响」，2002年。该调查研究报告

现收录于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网页

。）的调查研究报告，探讨了医药分业与医疗费用的关系。该报告指出随着院内处方（门诊患者的处方中，在医疗机构直接购买药品的被称为院内处方，在医疗机构外的药房购买药品的被称为院外处方。）的减少，诊治后不开处方（即不使用药品）的比例增加，每例病人开出处方的次数也有减少的趋势，1999年其节约效果约为757亿日元。但是，为了推进医药分业，提高了医疗机构和保险药房的技术诊疗报酬，并且设定了新的技术收费项目。根据该报告的计算，1999年医药分业技术费用增加额为1502亿日元。而且，在1998年由于医药分业所导致的经费增加中，仅仅是纯粹技术费用的增加，药品费用在逐步减少。可是，从1999年开始院外处方的药品价格高于院内处方（上述报告P10说明了院外处方药品价格高的情况，比如医疗机构原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倾向于使用药品差价较大的仿制药，但变成院外处方后，医疗机构会更多考虑药效的可信性而开新药，这些医生开处方以及治疗方针的转变导致了药品费用的上涨），在1999年由于医药分业所导致的药品费用增加达到了792亿日元。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医药分

业导致医疗费用增加了1537亿日元。

虽然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与中国不尽相同，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设想在中国实施医药分业前后医疗费用构成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药品回扣与医药分业的关系问题将在后面探讨，此处忽略该问题。）：

图表1在中国实施医药分业前后医疗费用构成的变化情况6SS

实施医药分业前医疗费用Y〖实施医药分业后医疗费用Y'

医院的药品费用Cm〖院外药房的药品费用C'm

医护人员的技术服务费用Sd〖医护人员的技术服务费用S'd

药剂师的技术服务费用Sf〖药剂师的技术服务费用Sf

可以认为医疗费用主要由药品费用和医护人员、药剂师的技术服务费用构成，得出以下两式：Y=Cm+Sd+Sf=(P+△P)*Q+Sd+Sf=P*Q+△

P*Q+Sd+Sf，1（1）

Y'=C'm+S'd+Sf=(P+△P)*Q'+S'd+Sf=P*Q'+△

P*Q'+S'd+Sf，1（2）S'd=△P*Q+Sd，1(3)Y'-Y=P*(Q'-Q)+△P*(Q'-Q)+(S'd-Sd)=P*(Q'-Q)+△P*Q'=(P+△P)*(Q'-Q)+△P*Q，1(4)式中Q和Q'表示实施医药分业前后的药品使用量；

P和△P表示医院或院外药房的药品进价和差价。

如果处方药的流通体制和定价方式不发生大的变化，医院与院外药房的药品进价及药品差价也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以假定实施医药分业前后P和△P

保持不变。由于药品差价不再是医院的收入来源，医院缺少了更多使用药品的激励机制，那么可以推断药品使用量将会有所减少，即Q'＜Q0式中还假定医药分业前后药剂师的技术服务费用将不发生变化，但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将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服务费用以弥补医院在药品差价上的损失，如式（3）所示。

从式（4）可以推出：

如果(P+△P)*(Q-Q')＞△P*Q，即Q-Q'＞［△P/(P+△P)］*Q，则Y'＜Y，实施医药分业后医疗费用降低；反之，则医疗费用升高。

可见医药分业对医药费用的增长是否有抑制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Q-Q'这个量，即实行医药分业前后所减少的药品使用量。如果药品差价占药品总价格的比例为1/5左右，即△P/(P+△P)=1/5，那么药品使用量必须减少1/5以上才能使得实施医药分业后医疗费用降低而不是升高。药品差价占药品总价格的比例越高，为保证医药分业后医疗费用降低，其所需要减少的药品使用量也就越多。



日本的经验表明医药分业在药品使用量上的节约效果不足以弥补在提高技术服务报酬上所增加的医疗费用，而在中国实施医药分业是否能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项制度能够在药品使用量上产生多大的节约效果。很显然药品使用量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医生手中，本文将在下一节探讨医

药分业对于医生和药品之间利益关系的影响。

三、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

国内关于“药品虚高”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很多学者都将医生与药品利益之间的关系列为药品虚高的原因之一，医生倾向于使用高价高回扣的药品以增加其个人收人，为虚高定价药品提供了机会（胡志林，2006；刘华，2006）。也有文献提出了要规范药品使用，限制医生用药权限，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利益的建

议（郭新田，2006）。

在中国药品回扣问题的确严重，药商可以直接去药房查出医生开出了多少相关药品，然后根据使用量而支付相应的药品回扣，这无疑是导致药品滥用药价过高的重要原因。设想如果在中国也实行医药分业制度，医生处方所开出的药也来自于院外药房，但事实上某家医院从哪家药房进货这是很容易查出来的。既然现在中国的药商可以从医院内的药房查出医生处方所开出的药品使用量，那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从院外药房查出医生所开出的药品量呢？如果仅仅是将医药分业制度挪到中国来，而没有严密的法律体制作为其运行的背景环境，那么根本

不会触及到属于医生的利益，也就很难达到减少药品使用量的目的。医药分业使得药剂师有对医生的处方进行再次检查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否能构成对医生的第三方监督呢？在日本有“疑义照会制度”，即当药剂师对处方存在疑义时，可以以“疑义照会”的形式询问医生然后再配药。1998年日本药剂师协会以全国的853个院外药房作为对象进行了“疑义照会”的相关调查（日本药剂师协会，“平成10年度疑义照会状况调查”，1998年。该调查结果收录于日

本药剂师协会的医药分业推进主页

http://www.nsknet.orjp/~s-yoshi /toukei.htm。），结果显示内容发生变更的处方占所调查处方的比例仅为1.5%，可以说药剂师几乎没有更改处方的权

利。

只要处方权掌握在医生手中，那么药商就有动机去通过和医生搞好关系而

增加药品使用量。而另一方面，对于医生处方的监管又是很难的，因为医疗行为本身需要高度的知识和经验。不过，虽然对处方合理性的监管几乎不可能，但是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管确是可行的。所以，切断药商和医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通过提高医生收取药品回扣的机会成本来实现。提高这种机会成本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提高医生的待遇；另一种建立严密的法律制度使得不正当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都很高，这就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不正当行为的机会成本。因为如果不正当行为导致医生执照被吊销，那么他们不但要承担丢失这份人人羡慕工作的风险，而且还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做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医生素质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并不是很高，加上法律上的不严密，使得医生采取不正当行为的机会成本并不高，各种各样的处罚也就不那么具有威慑力了。

可见，在中国医药分业制度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中国医疗业所反映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健全的法制环境做基础。

四、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

为了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所提出的对策是提倡由药房为患者建立系统的药品服用记录，以防止在同时服用不同医疗机构的药品后产生不良反应，这也是推进医药分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使这项目的得到落实，日本自1980年以来新设了服药指导、服药记录管理相关的报酬点数。在1986年设定了“药品服用记录管理指导费用”，这在诊疗报酬方面明确了医药分业的服药记录管理的意义（小坂富美子，《医药分业の时代》增补版，p19，劲草书房，1997年，笔者译。）。

但是，2003年健康保险联合会的研究也对777名门诊患者做了问卷调查，结果“选择药房的理由”如下图所示：

图表2患者调查 选择药房的理由

资料来源：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医药分业による药剂给付の现状”，《健康保险》，2003年8月。从图中可以看出，选择在为自己进行服药记录管理的药房买药的患者并不多。大部分的患者还是选择在离就诊的医疗机构较近的药房买药。患者看不同的病会去不同地方的医疗机构，而选择在离就诊的医疗机构较近的药房买药也就意味着每次看不同的病都会在不同的药房买药，这使得服药记录的系统管理无法得以实现，那么也就无法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若想使医药分业实现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的目的需要一系列的先决条件：首先，患者要有选择固定药房为自己管理服药记录的意识；其次，要求药剂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对患者的服药记录进行有效管理，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不良后果；最后，要求院外药房能够达到一定规模，对患者的服药记录进行管理意味着患者服用的所有药品均出自于同一家药房，如果药房不能够为患者提供各种各样的药品那么这个目的将无法实现。很显然，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些条

件，很难期望医药分业制度能够发挥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的作用。

五、结论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医药分业制度并不必然有助于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而且通过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分析，也会发现在中国实现“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以及“提高药品使用安全性”的目的需要一系列先决条件做基础，仅仅实施医

药分业很难实现这两个目的。

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原本没有医药分业的传统，在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很大阻力，但是，仅仅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先进国家都在实行这项制度就大力推行，又显然是不合理的，这项制度的推行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且过去药剂师在药品的选择、保管、配制、服药指导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医药品的工业化大生产，药剂师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保管方面，此种情况下医药分业制度的意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在决定推行这项制度前

也应慎重权衡。

［参考文献］

［1］ 徐金水.药品价格虚高成因剖析与对策.卫生经济研究，2002,10.［2］ 陈文玲.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究竟原因何在.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1.［3］ 冯同强.对医药分业的看法.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12.

［4］ 郝模.医药分业的利益驱动分析.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1. ［5］ 胡志林.从澳大利亚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反思我国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及对策.中国药房,2006,12.

［6］ 刘华.对药品价格虚高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中国卫生资源，2006,4.［7］ 郭

新田.从我国的价格政策看药品价格虚高的成因.齐鲁药事，2006,7. ［8］ 小坂富美子.《医药分业の时代》增补版.劲草书房,1997年.［9］ 厚生省五十年史编集委员会编.《厚生省五十年史》记述编.1988年.（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吴锦良

第二篇：发展中的医药分业改革模式

发展中的医药分业改革模式：药房托管

08/10/15

【摘要】近年来医药分业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医院门诊药房托管作为我国进行医药分业改革中的一种试点模式，在我国已有 5 年试行历史，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本文归纳介绍了药房托管的一般形式及优点，对医院药房的改革有参考作用。医院在进行药房托管试验模式的同时应该抓住机遇，不断提高医院药学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医院业务的开展，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关键词】 药房托管；医药分业

药房托管，是我国医药分业改革中的一种新兴试行模式，是指在不改变医院对药房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企业对药房进行管理。即保持药房法人地位、产权、人事关系不变，将药房委托给经营能力较强、实力雄厚的药品企业进行经营，托管企业负责全部药品的采购、配送和日常管理，并按合同规定给医院上缴利润；医院不再负责药房的日常管理工作，只对其进行监督［ 1 ～ 5 ］。医药分业一直是我国当前国内医院所面临的一项改革难题，1997 年国务院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中最早提出，要“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2000 年 2 月，国务院八部委联合下文，明确指出，“解决当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必须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要在逐步规范财政补助方式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把医院的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 5 ～ 8 ］在这种形势下，医院感受的压力十分巨大。由于受到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医院仅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困难的。2002 年中央九部委下发的《关于完善“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允许探索以门诊药房与医院脱离为原则的其他改革形式”。鼓励了药房托管这一改革形式的探索。医院将药房托付给企业管理，不仅可以使药房的管理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同时也对医院其他方面的改革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药房托管最初在 2001 年 6 月由柳州中医院与三九集团合作试行。这在当时被视为是医院实行医药分开的一种模式和大胆的尝试。此后，国内又先后有广西玉林中医院，湖北襄樊中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广州市脑科医院，上海公惠医院，唐山市中医院，四川南江县人民医院以及四川绵阳的 5 家医院等众多医院尝试药房托管的改革模式［ 8 ］，前不久，南京市将近200 家医院和卫生医疗机构将实行药房托管制度，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药价虚高、医生吃回扣等问题［ 1 ］。药房托管的一般形式

（1）药房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权由医院保留，企业则取得经营管理权。医院的药房、药库仍保持原来在医院的位置不变，但药品采购、物流、储藏等事务则由企业负责，药房在按医院处方出售处方药的同时也对非医院患者出售非处方药物。这点类似于企业托管，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药房自负盈亏，可以提高药房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便于管理和创新。（2）在人员问题上，托管企业接收药房原有的全部工作人员，并可视情况自主增聘员工，所有人员的薪资与岗位调配也由企业负责，但工作人员保留医院编制。托管企业可在药房自行建立绩效考核制度，鼓励药房工作人员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并可从外招聘其他工作人员。原属医院编制的药房人员保留编制不变，退休仍按事业单位标准发放退休金，后招聘的工作人员则为托管企业的员工，按托管企业员工标准退休。

（3）在利润分配上，企业保障医院来源于药品经营的利润收入，托管后，医院从药品经营中获得的利润水平基本与原来一致，可按处方销售量的一定比例上缴医院。医院与企业可以签订托管协议或合同，采用股份制或承包制托管药房，双方协定合理的利润分成，企业可以定期定量上缴承包费用或结余时按股份比给医院上缴利润。目前托管方和受托方有三种赢利方式：一是包定利润基数，超额利润作为托管方的托管收入；二是固定托管费用，赢利按双方协商比例划分；三是免收固定托管费用，以实现的税前利润为基数按协商比例分配。各种赢利方式均以保证患者和医院的利益为前提。

（4）医院和企业双方组成监督小组，对药品质量、价格进行监督，按药剂科质控标准进行考核，托管药房需接受监督小组的监督和指导。监督小组为临时形式，成员可以采用固定或轮流制，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督。监督小组与托管药房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发展的伙伴关系，托管药房的进货情况不应对监督小组有隐瞒。一旦发现药品质量有误，应立即通报医院和企业进行处理。药房托管的优点

（1）有助于促进医药分业。医药分业任重而道远，大部分医院以药养医，药费占医院收入的 50% ～ 60% 以上，要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使医药分开管理。但如果在短时间内硬性将药房与医院拆开，医院短期内资金紧张，有可能导致医疗项目中断，工作人员情绪不稳，进而影响求医患者的生命健康。药房托管则可作为医药分业的缓冲，既避免了医药分业短时间内带给医院的不良反应，又为将来医药彻底分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青海红十字医院在 2001 年正式将药房托管给青海省保康医药公司后，2001 年药品收入占全院业务收入的 50.57%，2002 年为 36.8%，2003 年为 35.79%，医院的收入逐年增加，而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医院对药费的依赖性逐年下降，达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4 ］。

托管药房在经营时要效仿连锁经营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抓三方面的质量影响因素，即组织因素，包括优化技术力量配置和改善服务设施；执行因素，包括采购进货、计划配送、台面管理等；结果因素，包括提高满意度、服务追踪等。抓住这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为实现医药分业奠定了基础。

（2）有助于提高用药安全性、合理性，减轻患者负担。药房托管给企业后，由于企业不存在处方统计问题，因此可以杜绝一部分医生靠开“大药方”、“贵价药”暗地里拿医药公司回扣的现象，医生开药方不用再考虑回扣，而是考虑药效是否足够，用药是否合理，患者是否能承受药品价格等问题，从而提高了用药的安全性、合理性。同时，由于药房归由企业经营，企业本身也是药品供货商，省去了药品采购时的招标等操作环节，降低了药房的经营成本。药房为了和平价药房竞争，药价也会相应下调，从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上海公惠医院的药房于 2002 年 4 月托管给上海医药股份公司和上海雷允上药业公司，上海医药原即是公惠医院的药品直供单位，药品均以低价提供。药房托管后，所占比例为 1:2 的中、西药分别由雷允上药业和上医股份提供，进药价在原来的基础上又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南京市雨花区铁心桥卫生院于 2005 年 10 月将药房托管给医药公司，据统计显示，药房托管前，铁心桥卫生院处方均值为 150 元，而现在只要 80 元，在进行药房托管后在该区医院就诊的患者节省了 20% 的药费支出［ 6 ］。

（3）有助于提高医院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医院在将药房托管出去之前，药事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要部分，涉及到药品的质量、采购、价格、新特药等方面，医院领导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进行药事管理，而药房托管可使医院领导从繁杂的药事事务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在医疗业务拓展和管理上，从而提高了医院诊疗水平，也给医院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青海红十字医院刚进行药房托管时，医生们的灰色收入降低，导致医生不满，在工作中产生抵触情绪。医院为了稳定工作人员的情绪想办法提高医生收入，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在诊疗费上提成，实行多劳多得；二是增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纯收入的 40% 归个人，鼓励医生通过业余服务来增加收入；三是实行医疗小组负责制，经济核算直接到小组，体现优劳优酬。医生的合理合法收入上去后，心态也随之改变，医生们开始积极的把精力放在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上，而不是考虑灰色收入，整个医院都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4 ］。

（4）有助于促进药品流通领域的规范化经营。药房托管虽然不是实质上的医药分业，但由于药房有自主权，药品采购过程由托管企业执行，托管企业不存在处方统计，同时由于实行股份制或承包制，药品采购价格将是极低的价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药品流通中的回扣行为。在市场化的运行体制下，托管药房的经济效益直接体现为药品销售数额，取决于买药患者数量，因此，药房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是决定药房效益的关键因素，受托企业对药房管理和服务上的投资有助于促进药品流通领域的规范化经营。

利用药房托管，加强医院自身建设以达到医药分业

药房托管对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比例、遏制医院中存在的药品回扣不正之风有积极作用。由于医院在药品分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医院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往往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并可据此对企业提出种种要求。医院为保证改革成功并争取到社会各方的支持，大多会要求企业托管药房后的药价要低于当地同级医院的药价水平，并要求企业帮助遏制医院内的药品回扣现象。同时医院可以借药房托管的机会，集中精力调动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调整医生收入，拓展医疗业务，以提高医院的诊疗、服务水平。

青海红十字医院药房在 2001 年 9 月 30 日 正式交由青海省保康医药公司托管，在青海红十字医院和保康医药公司的共同努力下，药房员工工作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由于切断了医生与药品厂家之间的联系，杜绝了医生吃回扣、开贵价药的现象，降低了病人看病的成本花费，又组织医生搞医疗小组负责制，使得整个医院的服务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因而受到病人的欢迎［ 4 ］。药房托管对于医院改革具有积极的影响，但药房托管只是我国医药分业改革中的一种过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院和药房并没有完全的分开，药房的所有权仍由医院掌控，药房收入的大部分仍然要上缴医院。虽然医院对药费的依赖程度已经有所下降，但药费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医院仍不能从经济上摆脱对药房的依赖。在已经试行药房托管的医院中，有部分医院由于补偿机制不完善，门诊药房药品利润降低使工作人员福利、工资不到位，药价无法下降，药事安全、药事咨询等工作无能力开展，影响药物治疗合理有效安全三原则，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试行药房托管的同时，医院必须加强对自身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科研水平，在业务上多方拓展，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患者就医，从而进一步深化医药改革，达到以医养医，真正做到医药分业。

【参考文献】黄苏娟，王铭婧．南京“药房托管”—斩断医药利益链．医药产业资讯，2005，2（22）： 76 ．蔡卫民．我国医院药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05，25（5）： 471 ． 3 雷婷，顾海．关于我国医药分业试点模式的思考．上海医药，2004，25（4）： 151 ． 4 张琳，金言．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促进医院迅速发展—记青海红十字医院．中华医院管理． 2004，3 ．高乃武，周金生．医药托管：实现医药分业的必由之路．首都医药，2004，11 ： 5 ． 6 郭海英．“托管”一年间．中国药店，2003，10 ： 34 ．武锋，孙强．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实行药房托管的操作模式与效果．中国医院管理，2003，23（9）： 12 ．韦少雯．试述药房托管．中国药店，2003，23(2)： 25

第三篇：日本医药电子政务

日本医药电子政务

一、日本医药电子政务的发展历史

在医药电子政务的建设方面，日本是一个后起之秀。

二、日本医药电子政务的特点

（1）医药政府与公民沟通网络化

日本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评价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为日本医药政府与公民的网络化沟通提供了基础。日本的医药政府部门已经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在信息收集、传达、共享、处理方面电子化，并将医药电子政务系统具体的应用。政府也修改有关法令，采取调整手续费用等方法鼓励国民在线办理医药相关行政手续并注重实施医药电子政务与现有政府管理医药业务流程再造的结合。日本政府首先对现有的各种证件执照申请及核准规定加以修订，以适应医药电子政务的发展；其次，在医药相关行政业务流程的设计方面，考虑到公众的需要和便利，简化申报作业的服务手续，向公众提供跨政府、跨部门的服务。

（2）医药物资调配信息化

为使公共事业及医药物资调配提高透明度并降低成本，加强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合作，日本政府引进基于因特网的医药物资电子化调配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医药数据库的作用，同时促进各部门对医药数据库的补充、开发和运用，研究并推动资料代码及医药资料项目的标准化，使过去沉淀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医药信息资源发挥出重要的价值。

（3）医药电子政务建设民间化，政府引导共同化

为了积极引导民间的医药信息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实现医药信息社会的环境保障方面加强了政府自身的医药信息化建设，积极引导协助民间发展医药信息技术、创建医药信息社会。政府的具体职责是：实现医药电子政务；确保信息安全，建设安全、放心的信息技术应用的社会环境；宏观调控数据共享；进行医药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开发；对于民间力量不能实现的部分，政府出面，寻求和促进国际合作；政府重点有效的分配建设医药信息社会的预算，并监督执行。

（4）医药电子政务建设的规范化

由于日本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医药电子政务，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呈现出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因此，医药电子政务的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同步的，也呈现出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日本政府针对各个行政领域有计划的逐步放宽限制，积极推行彻底的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方案——《深入行政管制改革的三年计划》、《经济构造变革与创造的行动计划》和《E-日本重点计划》等。在这些改革方案中，对改革行政领域的种种限制重新定位，对行政限制有关的各项制度进行了中长期的改革，指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种逐步深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历史背景下的医药电子政务的建设当然会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渐进性及规范性。

（5）医药电子政务管理模式企业化

日本把EA（Enterprise Architecture:企业管理模式）引入到医药电子政务的建设中，制定了《业务、系统最优化计划制定指南》，并不断修改和完善。

三、日本医药电子政务的网站

日本政府门户网站（www.e-gov.go.jp）以及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评价中心（www.nihs.go.jp）

四、日本医药电子政务的借鉴

第四篇：日本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经验

[摘要]2002年5月29日，日本完成战后50余年来规模最大的商法、公司法修改，其一大特色就是引进美国式的独立董事制度，改善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大型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还是强化独立监事，在法律上仅作任意性规定，交由公司自己选择适用；实行独立董事的公司，原来的监事制度随即废除，另设执行经理，而独立董事的责任也有别于其他董事，制度设置颇具合理性。反观我国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则，有许多不足。我们应及早吸收他人的经验教训，将我国的制度性缺陷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科学的法律基础。[关键词]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日本式任意规范，经验及启示日本实业界强烈反对引进独立董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员工的目标之一，是有朝一日能够当上董事，以便对其多年来在公司中的努力和贡献实行适当补偿，而一旦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不但董事人数大大减少，而且独立董事的人选限定在企业之外，董事的位置要被外人占据，彻底打碎某些员工未来担任董事的梦想，遭致抵制当在情理之中。二是企业的内部董事往往无须另外付酬，而外部的独立董事一般要支付报酬，虽因其外部性、兼职性，月薪仅为数十万到百来万日元不等，较公司内部的执行董事少得多，但人数一多，全国企业每年要增加600多亿日元的开支，企业的总体负担并不轻。当然，也有人担心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外部董事大多并不熟悉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企业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3]（p.23）法律界特别是立法界采取消极态度的原因，除了对美国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从内心底里不满外，主要是由于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美国的大不相同，盲目引进独立董事将无法和日本原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协调，难以适应日本的国情，甚至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故有点投鼠忌器。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简要分析一下几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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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某些细节外，我国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与日本十分相近，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揭露出来的问题，也与日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虽然并未走日本原来用强化监事会的方式来取代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弯路，但由于同样没有考虑如何与公司治理结构协调衔接，在实施中很可能会造成与日本1993年修法相同或者更加不利的后果。我国在推行公司制度及发展证券市场方面的失误已经不少了，通过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来改善治理结构的尝试如再有失误，其无形损失将更大。作为一个国家，未经反复论证、深思熟虑即草率推行某项制度，不但会让全国人民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而且矫正制度失当所花的成本往往更高，现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千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依据日本商法特例法的规定，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会有权决定经营的基本方针；为实施审计委员会的职务所必需的法务省规章所规定的事项；有数位执行经理时，有关执行经理分工、指挥命令，以及其他涉及执行经理相互关系的事项等。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董事不得在设置委员会公司中执行业务；不得委任董事决定设置委员会公司的业务，但可以决议方式委任执行经理决定设置委员会公司的业务，而专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等法定事项除外。在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中，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董事及执行经理执行职务进行审计，有权决定向股东大会提出关于审计员选任、解任及不连任议案；提名委员会有权决定向股东大会提出关于董事选任及解任的议案；薪酬委员会有权决定各个董事及执行经理的报酬。组成委员会的董事为执行其职务而垫支的费用，或者已支付费用及其利息，或者对已承担债务的债权人的清偿，可以请求设置委员会公司偿付，该公司不能证明该项请求中的费用或者债务非为该董事执行职务所必需的，则不得拒绝承担。该法还对各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作了详细规定。以审计委员会为例，审计委员会指定的审计委员，可以随时请求其他董事、执行经理、经理以及其他内部管理人员提出有关职务执行事项的报告，或者调查设置委员会公司的业务及财产状况。审计委员会指定的审计委员为行使审计委员会的权限所必要时，可请求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提出营业报告，或者调查设置委员会子公司的业务及财产状况。当审计委员认为执行经理从事公司营业范围以外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法律、章程的行为，或者有从事前述行为之虞时，应当报告董事会。当执行经理从事前款所规定的行为，或者有从事该行为之虞，并因此对该设置委员会公司产生显著损害之虞时，审计委员有权请求该执行经理停止该行为。设置委员会公司对董事或者执行经理提起诉讼，或者董事、执行经理对设置委员会公司提起诉讼时，审计委员替代监事代表公司应诉或者起诉。该法第21条之12至16部分，对于执行经理的权限、选任、任期、解任、向董事会的报告及说明义务、代表执行经理、表见代表执行经理等，也一一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中国证监会的“指导意见”没有考虑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关系、独立董事的比例也只要求达到1/

3、审计委员会等为任意机构，是带有根本性的制度缺陷。有人主张要合理定位独立董事的职能，避免与监事会的职能重叠。[7]但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协调和衔接的，其功能的交叉和重叠，必然会降低监督效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居于少数派的地位，与公司的内部董事和经理相比，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又相当突出，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未设独立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制度支撑。上述意见第5条关于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规定，重大关联交易的前置认可权，虽具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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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通过中日两国引进独立董事时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可以看出我国引进“他山之石”的思路较为混乱，甚至尚未弄清楚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与美国模式的差别，以及独立董事制度的内生原因，仅仅根据美国当年新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就以为是独立董事制度所产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治理我国上市公司弊端的万能良药。而美国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财务丑闻的连续曝光，又导致许多人对美国模式的信心顿失，甚至以美国公司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来聊以自慰。[8]其实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风靡全球，一定有它的经济、法律上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安然公司或者其他丑闻，这一制度就会迅速衰落。日本吸收西方国家优秀制度的能力举世公认。在对待独立董事制度问题上，尽管争论的时间很长，在最新修法的关键时期，又恰遇美国诸多国际著名大型公司财务丑闻大曝光，但日本通过的修法方案，与原来的设想几乎相同，足见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以及修法的慎重态度。参照日本的经验，我们应当在重塑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的大背景下考虑独立董事的制度设计的思路，将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内生性的制度，而不是外加的点缀。这样，在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的，近似日本式的三机关应当改为美国式的两机关，废弃监事会，同时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即使一时还无法如美国那样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外部独立董事占据2/3以上，也要让董事会及其下设机构的人选半数以上为外部独立董事。不过，也宜采任意性规范，以便给予企业一定的选择余地。日本另一个方案即强化监事会，延长监事任期，引进半数以上独立监事的办法也可以参考。独立董事的任期最好比内部董事及经理的任期长一两年。明确区分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的不同功能，独立董事专司监督。上市公司选任独立董事及其变动情况应当实行公示。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治理准则与现行公司法规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应当尽快改变，对公司法的内容作出相应的修改，加进可供上市公司选择的规定。明确非上市公司是否采纳，完全由其自行决定，并在章程中予以反映。另外，改变独立董事仅仅为公司参谋、顾问地位的局面，赋予独立董事或者由其占主导地位的专门委员会以一定的决定权。还有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与国有企业改制以及股权结构不合理有很大的关系。“一股独大”的局面不改变，再好的治理结构设计也无济于事。一个由大股东控制的公司，独立董事也好、独立监事也好，其他的什么方案也好，均不会真正发挥作用。因此，要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降到50%以下，或者规定超过25%的部分不计入表决权数，或者将国有股设置为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参考文献」[1]江头宪治郎。探讨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J].商事法务，1994，（1364）。[2]关孝哉。Carubarth对日公司治理原则[J].商事法务，1998，（1488）。[3]武井一浩。美国式董事会的实情及引进日本的问题（4）[J].商事法务，1998，（1509）。[4]北城恪太郎。美国董事会的职能[A].商事法务研究会。外部董事实践谈[C].东京：商事法务研究会，2001。[5]廖理。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最新案例[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7]刘志彪。诚信需要恰当的制度设计[N].新华日报，2002—09—22。

，日本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经验责任编辑：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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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模式与经验

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模式与经验

一、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模式

日本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以地方自治体为主体，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辅助和管理，企业、研究机构、行政部门积极参与，形成了“产学官民”一体化的园区管理和运作模式。

日本是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方面，日本环境省和经产省起着重要的作用，两省共同负责日本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制度。首先，环境省主要负责废弃物的合理处理工作，经产省主要负责产业方面的调节管理，负责对可回收资源如铁、废塑料等的管理工作。其次，日本环境省和经产省共同受理和审批生态工业园区。因此，每一个地方自治体呈报的规划都必须事先得到两省认可后才能进入园区建设实施阶段。再次，环境省和经产省负责执行由中央制定的生态工业园区补偿金制度。国家和地方政府严格规范入园企业的资金援助标准。除了环境省对生态工业园实行宏观监控之外，地方环保部门对生态工业园进行直接管理：一是对企业排污进行实地监控；二是为企业合理利用资源提供信息和技术指导，并对入园企业进行审批，还帮助入园企业办理其他手续；三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资金补助；四是负责向社会和市民公开园区信息。

二、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经验

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推进循环型社会建设是以建立废物资源化和安全处置产业即“静脉”产业为重点，努力与生产领域物质利用过程产业即“动脉”产业连接，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府、企业、公众的责任共担机制，使循环型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日本从1997年就从“零排放”的构想出发，开始规划和建设生态工业园，并把它作为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日本生态工业园区是以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为目标，在发挥地区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和引进环保产业，严格控制废物排放，强化循环再生。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工业园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政府主导、学术支持、民众参与、企业化运作，产、学、官、民紧密协作，共同推进实施。

从生态理念上看，日本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工业园区主要基于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物质与能量集成、群落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适时吸收新的企业，实现能源流在更大范围内的循环流动；二是坚持整体与外部环境协调友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建设并重的原则，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其适应性和风险应急能力，保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稳定、平衡地向前发展；三是坚持

系统原则，力求在个体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系统总体资源的增值和生态经济双赢；四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与以往工业生产模式不同的技术方法和机构制度的整合。（摘自国研网，200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