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认识

第一篇：浅谈对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认识

浅谈对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认识

纵观经济犯罪，主观故意是多数经济犯罪的必备要素，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要准确的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故意，首先应该准确的认识经济犯罪主观故意，本文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认识。

经济犯罪主

观故意，是指行为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在进行某一具体经济行为时，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可能带来的结果有所认识，并在此认识的因素上，行为人为了追求某种结果或者某个行为过程，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心理态度。

一、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特征

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特征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带来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另外，“主观故意”是从证据构成角度来认识，与犯罪故意在叫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犯罪故意，就是公安机关查证的主观故意，只是后者属于犯罪学中的概念，所以称呼不同。

二、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犯罪故意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根据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意志心理过程的特点，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所谓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直接追求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为了追求某种行为目的，而容忍或放任该行为必然或可能产生的伴随结果即本罪构成要件的结果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对于行为目的的追求态度是直接的，而对构成要件结果的态度则是间接的。

例如，行为人为了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在伪造国资委担保函过程中私刻国资委公章，并将伪造的担保函用于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这里存在主、副两条线的意志心理过程：行为人直接追求、希望行为目的结果的实现，即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间接的容忍或放任了伪造印章行为结果的发生。伪造担保函是直接的主心理过程，私刻公章是间接的副心理过程。

判定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应该从行为人对结果的态度上进行考察。例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事中甚至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对方陷于某种错误认识，并基于此错误的意识而产生意思表示，随即起意，放任了这一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是放任而是希望。因为刑法中的希望与放任，都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在经济诈骗犯罪中的结果是对他人财物的占有，就此而言，诈骗不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他人自愿交付财产行为不是诈骗犯罪的危害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产生的前提，不能把对他人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诈骗犯罪的主观罪过。表面上看犯罪嫌疑人对他人自愿交付财物的行为是放任，但在他人交付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对于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经济诈骗犯罪的主观罪过，而这里的主观故意是直接故意。因此，直接故意是行为人直接追求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追求某种行为目的。

三、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罪过形式

罪过的实质是行为人对社会价值的敌视、蔑视或者漠视、轻视的态度。我国刑法界通说认为，罪过是行为人对其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态度。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罪过形式就是行为人以怎样一种态度着手实施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中主观故意的罪过形式分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和明知。

1．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中“非法占有为目的”中的“占有”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同于私法中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占有，它是指向物的所有权的，是对物的全面的控制和支配，包括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部内容。非法占有为目的相当于德、日刑法中的“不法所有意图”。因而不能将非法占有狭义地理解为执持占有，而应理解为广义的不法所有的意思。那么“非法占有”就是以不合法的方式获得对物的占有，例如，以抢劫、盗窃、诈骗等非法手段占有财物的行为就是非法占有。

非法占有类经济犯罪主要是金融诈骗犯罪、合同诈骗犯罪以及职务侵占犯罪等。目前有的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中不是所有犯罪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们认为，将非法占有为目的解释为包括金融诈骗罪在内所有的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是系统解释论的当然结论，也是目的解释论的应有之义。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划分到非法占有类经济犯罪中。在诈骗类经济犯罪中，无论是金融诈骗犯罪还是合同诈骗犯罪都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是非法占有为目的。

2．明知

明知就是明明知道，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能够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行为的结果、行为发展的过程，这种认识就是“明知”。在正常的经济活动过程中，行为人出于合法的经济利益而从事相应的交易活动。同样在经济犯罪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作者：本站原创文章来源：高校写作在线更新时间：2008-09-20

站内论文除注明“本站原创”外,其他均来自网友投稿或公共网络资源,本站不提供全文下载,如需论文资料请联系本站(在线提交留言)代为收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摘 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故意表现形式，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两种形式。关键词：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我国1997年新《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按照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该罪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单位，客观方面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行为。因合同诈骗罪有别于其他诈骗罪，而被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在刑法学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没有很大争议，惟独在主观方面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故意内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内容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故意内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合同诈骗罪的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学上的解释,就是单位或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领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根据法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理解为:以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目的。这是民法学上对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学上，学术界对非法占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占有权”这项权能,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包括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的故意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即：行为主体不仅想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还欲对该财物进行自由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非法占有”,严格的解释应为完全地、长期地非法拥有他人财物所有权。这种观点更强调了行为主体非法对他人财产所有权进行完全长期地占为己有的故意。

我们认为，刑法学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理解,与民法学领域中的“非法占有”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刑法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动态的意义上以行为为中心进行的,而在民法上对非法占有主要是从静态上进行研究。

2、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意图，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影响民事行为本身的效力。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则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表现上看，是行为人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同时也包含行为人对他人财物自由支配的意图。

3、构成犯罪的非法占有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不法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非法利益,因此,就必然排斥对民法上有关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赔偿义务的履行。

为此，我们应从两方面看待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一是从行为的表征上看,“非法占有”就是对他人财物的非法控制；二是从行为人的罪过分析,“非法占有”包含有欲自由支配他人财物的内心意念。对于刑法上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方面,不能仅仅理解为就是行为主体“控制”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这种理解只注意行为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理解为必须是行为主体具有长期、完全、自由地支配他人财物的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要证实行为人是否“想长期、完全占有他人财产”,往往困难很大,特别是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主张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解为：行为人所积极追求的,非法控制他人财产、并使该财产的原合法所有人失去对财产控制的目的。使财产脱离原所有人控制就意味着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就可以认定行为主体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据此,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手段从事诈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意图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包括对方当事人和与合同有关的第三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就意味着行为有了继续非法使用、取得、收益和处分财物的条件。将行为人使财产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作为“非法占有”的行为特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更容易把握。

(二)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上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的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案犯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案犯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的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1、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种观点以及对其评价

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为标准，即只要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自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观点所说的履行能力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践中间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客观原因，丧失了履行能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此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也可能存在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的情况，只是以这种履行能力引诱对方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或者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签订后具有了这种能力。此外，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可见，履行能力标准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合同纠纷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履行合同，但是合同是真合同，没有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是假合同，是诈骗的手段，可以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真假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如何鉴别合同的真假，应根据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分析，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就是假合同。我们认为依据行为人是否签订假合同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比较片面的，也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真假合同的概念本来就没有法律根据，在民法中只有合同有效、合同无效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区分真假合同是为了认定合同诈骗罪，真假合同的判断又以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为标准，是不符合逻辑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畏罪心理驱使下,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供认自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他们往往把占有他人财产辩解成“依合同合法地占有或控制他人财产”,把恶意骗取财产说成“赖账不还”的合同纠纷,企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主体的行为是其内心意念的真实表露,由行为逆向推断产生该行为的心理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的客观表现的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2、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体措施。

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体现。对行为

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应从合同行为各种环节中的客观事实认定。既要从整体角度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同时应从局部角度出发，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各阶段的表现。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行为人是否无主体资格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在实践中，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来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用私自存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私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均为常见的无主体资格而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同时，以上诸情形都可以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合同当事人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诈骗罪中，签订合同时“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表现为，行为人无资信能力而以各种手段设法使对方当事人相信自己有资信能力，即以虚假的资信能力欺骗对方，如果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合同签订后也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则行为人可能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行为人的履行能力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必须将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和主观方面结合起来考察，避免单独的履行能力作为认定标准的确定性。

（3）、看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基于正常经济目的而签订合同的，在合同签订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履行合同的诚意，而且在事后也必然会积极设法使合同得到履行;即使未能展行合同，也会承担应有的违约责任，补偿对方的损失。因此，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一直拒绝履行合同，或者干脆在取得货款之后逃匿，这样的客观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看行为人取得对方货物或相关款物之后的处置情况。合同当事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或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等相关款物之后，应当用于积极的生产经营，但有的当事人在取得上述货物或相关款项之后，不是用来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或者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或者大肆挥霍，根本没有任何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只是把签订合同作为骗取财物的手段，并无履行合同的诚意。通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合同诈骗罪属于典型的目的犯。犯罪目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犯罪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与犯罪结果相联系的一种心理态度,是危害结果的主观表现;第二,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并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据此我们可以首先得出的判断是:犯罪目的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说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持排斥、反对的心理态度,只是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行为才产生了这一结果。因此,犯罪目的不可能存在于过失犯罪中。所以过失也不能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中。故而，我们讨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讨论主观故意。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界关于合同诈骗罪故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其理由是: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行为上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骗取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根据刑法学通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之中，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无所谓犯罪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对自己是否履行合同的能力尚无把握,而把履行合同的能力寄托于将来的时运上。合同签订后,先将对方的定金、预付货款据为己有,然后对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有办法履行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最终没有履行合同,而把已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这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间接故意。”

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

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显然属于目的型的犯罪。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的直接故意中，对发生危害结果希望、追求的态度正是犯罪目的的内容。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行为人对使对方财物造成损失的犯罪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希望这一犯罪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应是直接故意，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犯罪目的，不具有对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这是由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与犯罪目的的希望心理不同所决定的。犯罪目的必然要具有明确的指向，必然要积极追求这一目标，而间接故意是对危害结果只能发生的放任心理。这说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对此持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不会有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以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为特征的犯罪目的。就合同诈骗罪而言，如果其主观要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间接故意，那么就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相矛盾，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不符。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犯罪的间接故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追求某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追求一个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是突发性的犯罪,不计后果,放任严重结果的发生。可知,在间接故意中，对放任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想要实现的目的,客观上亦无积极的行为。再看合同诈骗罪,其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在该目的支配下积极行为,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并交出财物,进而达到非法占有这一目的,行为人犯罪的全过程均是围绕非法占有这一目的展开的,行为人对于诈骗的结果不可能是放任的态度。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间接故意构成的合同诈骗罪难以成立，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并希望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合同诈骗罪中，直接故意包括事前故意与事后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而是为了骗取对方的财物，签订合同只是其实现诈骗目的的手段和步骤，其主观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后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诈骗故意，但在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财物后，由于货源、销路、市场行情等变化，无法履行合同而萌发了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财物，并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蒙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财物的目的。一般而言，事前故意比较容易认定，事后故意的认定则较为复杂，更严格按照有关证据得出结论。

参考书目和论文

1、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见《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2、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版。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4、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基础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第三篇：栾某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中主观故意的认定

栾某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中主观故意的认定

【裁判要旨】商业合作中，一方代为收取货款后不及时支付给合作方，违背协议约定用于其它投资并造成亏损，合作方催讨债务时隐匿、转移部分货款故意不还付给合作方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号】（2007）乌中刑初字第09号二审：（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再审：（2010）刑提字第1号

【案情】

2002年11月至2005年间，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作为上海森晟世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与新疆北疆铁路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北铁公司）分签订了销售电解铜贸易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世洋公司代理北铁公司进口电解铜，世洋公司负责订货和销售，北铁公司负责开立与合同匹配的远期信用证并收取固定利润。栾某某自2003年开始，销售北铁公司的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利用北铁公司所开信用证89天的解付期，采取用后单货款补前单信用证款项的方式循环占用部分售铜款用于房地产等商业投资。2005年8月11日，北铁公司发现此情况后随即报案，同年8月14日栾某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监视居住。2005年9月9日，栾某某及栾所控制的世洋公司等五家公司和北铁公司及其上级主管单位共九方签订核查债务和还款协议，确认世洋公司欠北铁公司货款约6.3亿元，栾某某自愿将其价值为101197284元的资产抵偿给北铁公司，并承诺将尽一切办法偿付其余所欠债务。2005年9月10日，栾某某被取保候审，其为避免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查扣所剩部分货款，安排他人将其控制的上海久升劢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上的1730万元售铜款和上海森晟世洋物资有限公司账上的1250万元转入其他公司账户。2005年11月，栾某某从中支出135万元以栾某某母亲名义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苗某某218弄25号购买住房一套；2005年12月12日至2006年1月，栾某某又授意他人将其隐匿在其他公司账户中的500万元经三家公司转至其朋友个人账户，由栾某某派人提出现金后用栾某某朋友、亲属名字存入青岛、常州和上海等地银行，其余的2390万元于2005年12月12日开出本票保管。后公安机关将藏匿在其他公司账上的2390万元、所购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和存款存折扣押。2006年4月27日，北铁公司与世洋公司核查债务，最终确定世洋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共欠北铁公司货款和其他应付款合计5.22亿余元，其中货款为4.9亿余元。经查，栾某某所欠北铁公司货款主要部分系其炒期货、投资房地产和企业以及借给他人使用等所造成的损失。

【审判】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栾某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北铁公司财物，价值4.9亿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栾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栾某某另犯有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扣押用赃款购买的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予以追缴，发还北铁公司。

原审被告人栾某某对一审认定合同诈骗罪不服，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自己既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也没有诈骗的行为，双方是优势互补的合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栾某某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栾某某在北铁公司追偿欠款493569585.1元过程中，其非法占有欠款中2980万元且拒不返还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认定栾某某诈骗2980万元欠款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但原判认定栾某某合同诈骗463769585.1元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以栾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十万元，与虚假出资罪、行贿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赃款289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北铁公司。

二审终审后，栾某某不服，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称：1.二审判决引用了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因本案发生在1997年后，1997年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已取代该解释的规定，该解释已失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第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申诉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世洋公司与北铁公司双方在2005年签订有债务核查协议书，双方确定至2005年10月31日世洋公司拖欠北铁公司4.9亿余元货款，世洋公司同意承担损失，不存在诈骗的故意。第二审将民事纠纷认定为合同诈骗，定性错误。申诉人怠于还款的行为仅属于民事违约行为，不应当定为合同诈骗。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代表世洋公司在与北铁公司的电解铜贸易合作中，栾某某违反合同约定，销售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将部分货款挪用于其他商业活动，在因不能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后，将其中的2980万元货款藏匿，拒不还付给北铁公司，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栾某某所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假出资罪、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再审被告人栾某某提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刑事判决。

【评析】

依照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合作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事实清楚，关键点在于怎样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以及对具体法律、司法解释适用的理解。

一、对合同诈骗罪主观犯意的理解和把握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历来是审理该罪的一个难点。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被归入诈骗罪中予以定罪处罚，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如何认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列举了六类行为方式，凡是有列举的六类行为之一的，一般都可以认定为具有主观诈骗的目的。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了合同诈骗罪，并具体规定了五类情形，作为在审理合同诈骗罪中具体适用法律的根据。不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关于合同诈骗罪具体情形的规定，不仅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同时一般也是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犯意的根据。在本案中，确定栾某某具有合同诈骗故意的关键点在于，栾某某代表其公司在与北铁公司合作过程中，不按协议约定的方式经营，在销售电解铜货款后，不按协议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却要求北铁公司继续开立远期信用证，用后单货款支付前单信用证款项，将销售款挪用于房地产、借用给他人以及投资其他企业。为保证自己项目的运转和投资规模扩大，其不断要求北铁公司加大信用证的开证额度以便获取巨额资金的使用，以至于北铁公司银行欠款额逐步增大至数亿元，将信用证开证方北铁公司置于到期不能还款的风险下，其前提行为就具有无视北铁公司资金安全，欺骗合作方并且占用对方资金为自己牟利的故意。北铁公司在被蒙蔽的情况下造成4.9亿余元的巨额亏损，北铁公司发现该情况后要求中止合作，此时栾某某个人和公司资产仅价值1亿余元，其财产价值远不能偿付债务。在此前提下，栾某某却在北铁公司追要货款时多次隐匿、转移货款，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至此，其占有北铁公司货款拒不返还的故意已完全明确，依照解释第2条第（5）项的规定，其行为属于隐匿合同货款，拒不返还的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二、关于本案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的问题

本案中，申诉人提出原终审判决适用解释作为判决的根据有误，认为该解释是对1979年刑法具体条文的解释，案件发生在2005年，应适用1997年刑法，所以原终审判决引用该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效力问题，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关于合同诈骗的条款已经被新刑法所代替，故不宜在法律文书中引用该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解释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并未废止，而且1997年刑法的合同诈骗罪条文是从1979年刑法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且吸收了原诈骗罪中就合同诈骗所涉及司法解释的一些规定，两者间有着立法上的承继关系，而非排斥或扬弃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原来所适用的罪名由诈骗罪变为合同诈骗罪，解释中的经济合同变为合同，在解释仍有效力的情况下，仍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对该解释予以参照适用。但是由于解释针对的是1979年刑法的具体条文，所以对该解释的引用仅应限于判决的说理部分，可以在文书中引用该解释作为说明其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原终审判决引用该条文是确定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犯意，并非是作为量刑依据。所以原终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

文/李剑弢（再审主审法官）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篇：对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分析

文章标题：对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分析

一、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是否必须具有伤害的故意。伤害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较为严重结果，即轻伤结果的认识。现论述如下：

1、结果犯的主观罪过，是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结果的认识态度。根据刑法规定，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结果犯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分则规定的危害结

果有罪过。评价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犯罪故意，是要分析其主观上是否对危害结果有罪过，对危害结果是否预见或明知，是考察行为人是否有犯罪故意的唯一因素。

2、故意伤害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严重的伤害结果。故意伤害罪属结果犯，必须要求伤害结果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既如此，故意伤害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伤害结果发生，因而发生这种结果的，是伤害故意。这种伤害的结果，其实质就是轻伤以上的结果。

有人提出，轻伤标准是专业标准，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轻伤以上，则很多情况下无法定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任何一种犯罪，理论上均存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只不过在实践中无法量化而已。比如盗窃犯罪，理论上盗窃犯罪与盗窃违法行为应当存在界限，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找出一个绝对的标准。为了防止滥用裁量权和便于操作，于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范围内就规定盗窃数额在800元以上构成犯罪，其实盗窃799元与800元的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基本一致的，但行为性质却天壤之别。同样道理，理论上身体损伤程度到轻伤应当有一个标准，为了便于操作，有权机关才规定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所以，很多情况下行为人不能认识到轻伤标准，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程度是能够认识到的。比如打人一铁棍，行为人就应当认识到其伤害结果达到严重的程度。行为人可以对犯罪的标准一无所知，但至少他自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判断。当然具体最后是否严重到一定程度，要由法律专家去评判。再如，当胸推人一下，行为人一般情况下主观上就认识不到其行为会达到伤害的程度，其主观上就不存在犯罪故意。

二、实践中是否应当区别伤害与殴打的区别。我认为，殴打与伤害的区别在于：

1>伤害是犯罪的故意，殴打是违法的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犯罪的程度。

2>伤害是指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破坏身体组织的完整。另一种就是损害人体器官的机能。这是对人身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损害。殴打是指造成人体的疼痛，但并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当然这里说的不损伤人体的健康，是与伤害相对而言，不是说殴打行为就不会造成任何一点损伤，但这种损伤是轻微的。另外，区分殴打与伤害，也不是完全从表面上看对人体的组织是否造成一定的破坏，还要考虑到破坏的程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单个人行为的认定方面，出于伤害的故意，造成轻伤以上结果的，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出于殴打的故意，造成轻伤结果的，构不成犯罪，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应当以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在共同行为中，若各行为人主观上均有伤害故意，则以故意伤害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若行为人主观上仅有殴打故意，则该行为人不承担故意伤害罪之刑事责任。造成轻伤以上结果的，由该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如何区分殴打伤害故意和殴打故意呢？一是要分析行为人陈述和行为时的言语。二是其客观方面的表现也是认定其主观心态的重要因素，具体应当充分考虑如下因素：

1、打击时使用的工具。有时根据使用的工具即可确定行为人主观故意，如使用铁棍、匕首、剧毒药品等足以致人严重伤害结果的工具。行为人根据一般生活常识，当然能够预见到后果的发生。

2、打击时选择的部位。选择部位是能够反映行为人主观故意，如果选择被害人重要部位，如头部、鼻子、眼睛、耳朵、阴部、胸部等，中心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如果选择臀部、腿部、胳膊、足部等，不足以严重的伤害。

3、打击的力度。

4、打击时所选择的对象。同样打击的力度，对不同的对象所实施可能反映出不同的故意，比如对年富力强的人来说，就是殴打故意，而对老弱病残来说，就可能是伤害故意。因为行为人应当认识到特殊的对象所可能造成的特殊结果。

三、在被害人因特殊体质死亡案件中如何认定行为人为伤害的故意还是殴打的故意。

由于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行为人在不知情时实施打击行为，因打击行为造成被害人特殊体质发作而死亡，对此类问题定性比较疑难。此类问题中，行为人的打击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议不大。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和存在什么样的罪过，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在本类案件中，不应细分打击行为的性

质，事实上也无法区分殴打与伤害的区别，甚至殴打与伤害并无实质区别。只要出现了轻伤以上的结果，包括引发特殊体质造成的结果，就构成故意伤害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前提必须是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致人死亡的……”，可见，致人重伤、死亡的前提必须是前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对于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的案件中，若打击行为本身没有造成轻伤后果，即使引发特殊体质造成死亡，也构不成故意伤害罪。

我认为，上述二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观点根据行为结果来决定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与犯罪构成理论不符。对于结果犯主观罪过的考察，必须以该犯罪所要求既遂结果，即危害结果为考察对象。不考察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仅以造成的结果来推定行为人主观罪过从而认定行为性质，是客观归罪的表现。

第二种观点错误之处在于把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我认为，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不是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某种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由于发生了超过基本构成结果的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刑法对该重结果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犯罪形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和死亡均不是结果加重犯，因为：

1、轻伤与重伤、死亡结果之间不是必然递进关系，轻伤并非是重伤、死亡的必经阶段，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和重伤标准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很多情况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不存在基本犯罪构成。

2、伤害结果具有统一性。不管是轻伤、重伤还是死亡结果，都是伤害的结果，不能把伤害的结果分割开来。

3、《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是强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而非殴打的故意，属故意伤害罪主观内容。

关于打击行为造成特殊体质而死亡时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从以下方面分析：

1、行为人的打击行为造成被害人特殊体质发作而死亡。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伤害的故意，但对死亡结果应当存在过失，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2、行为人不知道被害人有特殊体质，但根据客观情况应当认识到被害人与正常人有所不同而实施打击行为，因该打击行为造成特殊体质发作而死亡，行为人仍应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如某甲抓住一七旬老太太头发而撕扯，造成老太太因紧张、激动冠心病发作而死亡。尽管某甲不知道老太太有冠心病，其实施的撕扯行为也是轻微的，但其主观上明知打击一个七旬老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仍为之，其主观上就是伤害的故意而非殴打的故意。相反，如果某甲抓住一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头发撕扯，造成年轻人冠心病发作而死亡。某甲的行为主观上就是殴打的故意而非伤害的故意，但应当预见造成死亡结果而没有预见，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打击对象的不同有时可以人作为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依据。

3、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有特殊体质而打击，应当承担故意犯罪的责任。造成死亡的，应定为故意杀人罪；造成伤害的，应定为故意伤害罪。

四、故意伤害的过限行为。过限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全部或部分实行犯超出了原共同犯罪的故意内容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过限行为的犯罪结果应当由过限犯承担，原共同犯罪人对该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过限行为要求行为人原预谋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超出的行为仍是犯罪行为。但在伤害案件中，在司法实践极为复杂和疑难，现举例分析说明：

1、各行为人预谋时均是殴打之故意，而实行犯超出了共谋之范围，实施了伤害行为。如甲在街上闲逛，见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出于流氓之动机，上前调戏妇女，并对男方推推搡搡，有轻微的殴打行为，如打耳光等，在殴打中，男青年反抗中击中甲的脸，甲疼痛，遂照男青年的脸部猛击一拳，设定造成鼻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或击男青年左眼，造成重伤。

乙主观上仅是出于流氓动机实施的殴打行为，构不成故意伤害犯罪，理由是：

1>乙没有伤害罪之故意。乙主观认识上只有殴打之故意。认定乙的主观故意要综合其他因素分析，如前因、动机、目的、是否携带工具、打击部位、对造成后果的态度等。2>轻伤结果是甲的行为造成。3>伤害后果虽与乙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但仅考察因果关系而不考察主观内容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因果关系只是犯罪客观方面一个内容，而不是犯罪构成的全部。

2、各行为人预谋时均出于殴打之故意，而实行犯超出了共谋之范围，实施了故意杀人罪之行为。以上述为例，甲被打受疼，遂掏出刀子(乙不知情)将男青年胸部就是一刀，造成男青年当场死亡。对乙的行为如何认定。甲的行为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而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同上。

3、各行为人均有伤害罪之故意，实行犯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如甲乙均与丙有仇，约定要打断丙的一条腿，并准备有刀具。二人具体实施时，由于丙激烈反抗并打伤甲，甲一怒之下照丙头部猛击一棍，造成丙当场死亡。甲的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对乙的行为应定故意伤害(致死)罪，理由是：

1>甲乙二人均有伤害之故意，甲突然产生的放任杀人的故意，该放任杀人的故意与乙没有关系。

2>死亡结果与乙的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没有乙帮助行为，甲的行为就不会实施，故乙对死亡结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3>乙对死亡结果持过失态度。乙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对死亡结果没有希望或放任的心态，但有着过失的心态。健康权与生命权密切相关，肌体受到伤害与生命受到威胁之间没有明显界限。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应该预见到具体实施伤害行为时很容易演变为杀人行为，且伤害结果也很容易演变成死亡的结果。行为人也不可能控制伤害结果必然或绝对不危及生命安全。所以，乙对于死亡结果只能是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这是健康权与生命权密不可分这种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对于死亡结果，乙主观上罪过形式是过失，客观上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应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4、各行为人预谋实施伤害犯罪，实行犯实施伤害行为时因新的动机而单独产生杀人故意，并实施杀人行为，对实行犯应定故意杀人罪，对其他预备犯仍应定故意伤害(致死)。如甲乙预谋伤害丙，并准备作案工具由甲单独实施。甲具体实施时想到丙曾与自己的妻子通奸，于是索性将丙杀死。乙对死亡结果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案例3、4的区别在于，案例3甲是基于原预谋的犯罪故意而过限，案例4是甲基于预谋之外新的故意而过限，同时不排除有预谋的原因成分。这种过限行为在两个无相互联系的犯罪中容易区分，如在盗窃过程中个别共犯过限而杀人，其他共犯不承担过限行为的责任。是不是说，预谋伤害而实行犯过限杀人，其他共犯也不能承担杀人的刑事责任呢？不能，理由是：

1、出于其他犯罪故意实施犯罪时，如盗窃，行为人不可能也不应当预见到会出现死亡的后果，故盗窃犯对死亡结果无罪过，无罪过则无刑事责任。而出于伤害故意对死亡结果有一定预见，上面已经详述，伤害故意本身对死亡结果具有过失的罪过，因此对死亡结果应承担刑事责任。

2、死亡结果与乙的杀人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中因果关系带有必然性，即没有该行为之存在，就不会产生危害结果。也许如果不发生甲乙二人预谋之事，乙可能同样会实施杀害丙的行为。但这种推测已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刑法只讨论已然之事，不讨论未然之事。毕竟这次甲基于二人预谋之共同犯意的基础上而产生，并且利用的乙提供的各种条件。所以，乙的行为也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伤害与杀人存在竞合关系。人的生命权只有一次，甲实施杀人行为就不可能再实施伤害行为。对于甲而言，伤害丙之故意是二人共同产生的，杀害丙之故意也不是以前的伤害故意毫不相干，是在伤害故意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杀人的故意，故伤害和杀人互相联系且均不违反其意志。对于乙而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乙都是持过失态度。不能因为甲把丙伤害了，乙的行为定故意伤害罪致死，甲把丙杀死了，即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反而乙的罪行却轻了，明显违背罪与刑相适应原则。当然，如果甲乙预谋后，甲中间放弃了原预谋后的犯罪后又单独产生的杀人故意，则又另当别论。

五、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未遂问题。

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未遂。对于结果犯，出现犯罪结果，是构成既遂的标准，而不是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如果没有出现犯罪结果，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足以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应当以犯罪论处。《刑法》第十三条是根据犯罪的实质和法律内容相结合给犯罪所下的定义，是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行为符合该条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应按犯罪处理。因此，对故意伤害未遂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主观故意是致人轻伤程度的，不存在未遂形态。因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本来就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量刑也较低，不管其动机多么卑鄙，手段多么恶劣，其未完成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危害性根本上说达不到犯罪的标准。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均无未完成罪之形态，就是因为没有造成法定结果本身就说明其社会危害性达不到犯罪的程度。

2>主观故意明确以重伤为目的的，存在未遂之形态。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性质严重的犯罪，且行为人主观上恶性较大，甚至极大。虽没有造成重伤结果，这种情况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得以实施，必然造成重伤结果的出现，足以达到犯罪的程度。对此种行为不加以处罚，必然不能达到刑法应有的作用。如行为人多次预谋要某人的一条腿、或挖一只眼，或用浓硫酸毁容等手段以报复他人等均属于故意伤害罪。即使未遂，其行为的严重性也足以达到犯罪的程度，应当以犯罪处理。

3>如果行为人没有明确的伤害目的，仅是出于教训、殴打、出气等内容，或其他概括的故意，无其他证据存在重伤目的的，又没有出现伤害结果的，不存在未完成罪之形态。

六、教唆伤害与实行犯故意杀人竟合的处理。教唆伤害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故意杀人，是共同犯罪的过限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有的学者把被教唆的人的实行过限分为重合性过限与非重合性过限。我认为，用该理论解决教唆伤害中的过限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重合性过限，就是指被教唆的人所实行的犯罪与教唆犯教唆的犯罪之间具有某种重合性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实行过限。例如，甲教唆乙伤害丙，乙却杀死了丙，甲故意伤害，乙是故意杀人，在伤害与杀人之间存在某种重合关系，就教唆犯而言，应视为被教唆的人实行了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所谓非重合性过限，是指被教唆的人除实施了教唆之罪以外，还实施了其他犯罪，两罪之间不存在重合关系。例如，教唆者教唆他人盗窃，而实行犯实施了杀人行为。对于重合性过限，由于过限行为、结果与教唆行为、结果存在一个重合性，故教唆者承担既遂的责任。

《对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分析》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对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分析。

第五篇：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教案

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走进意象艺术

一、教材分析：

1、教学目标

本课主要了解和认识三大美术类型中的第二种类型——意象艺术。使学生初步了解和认识什么是意象艺术，如何来辨析意象艺术。（因为意象艺术在整个美术门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进行美术鉴赏必须掌握的知识能够认识和辨析意象艺术基本上就达到了美术鉴赏的基本要求）

2、教学重点

使学生分清意象艺术与具象艺术的区别，并初步掌握分辨什么是意象艺术，主要要从意象艺术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语言，以及艺术家的意图来辨析意象艺术的主要特征。

3、教学难点

如何解释清楚什么是意象艺术，如何理解意象艺术。（因为任何艺术都存在艺术家的主观表达，而且有的意象艺术也可以是具象的，这样就很容易使学生混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强调意象艺术形象上的怪异性，以及艺术家对主观意念——感觉和意图的表达。）

二、教法设计

课件图片展示、讲授、练习

三、学法

鉴赏课本、观察、思维、想象

三、教学过程

1、导入：

美术作品并非完全是对客观现实的“如实” 再现，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表达艺术家的主观世界，这一点在具象艺术中也有表现，但在意象艺术中艺术表现的主观性更为突出，并已成为艺术家关注的重点。教师活动：（1）展示作品《蒙娜丽莎》和《马蒂斯夫人像》

（2）提出问题：找出这两幅作品的不同之处，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学生活动：（1）讨论（2）回答

师生总结：这是两件肖像名作，但表现形式却迥然不同，《蒙娜丽莎》用笔细腻、描绘真实具体、形象逼真自然；而《马蒂斯夫人像》则是用笔粗放、用色大胆泼辣、表现对象特别、不符合一般常人的理解。这说明，《马蒂斯夫人像》是画家马蒂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而故意采取的一种表现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意象艺术中艺术表现的主观性更为突出。

（设计意图：通过对名画的认识，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直观的感受意象艺术）（引出课题并板书：）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走进意象艺术

2、什么意象艺术

为什么有的美术作品形象怪异？ 这句话从意象艺术的一个极端方面来解释意象艺术的，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意象艺术的作品往往是怪异的。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打消一般人因为习惯于具象艺术的真实性而对意象艺术产生的不理解和排斥心理。指出意象艺术主要是艺术家对现实的的感觉以及他们的个人情感、观念和意识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艺术家的感觉和所要表达的意图越独特、强烈，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就可能越怪异。教师活动：（1）板书：什么意象艺术

（2）提出问题：A、从下面即将展示的作品中，请同学们注意观察分析，意象艺术的美术作品和我们习惯上对具象艺术作品的认识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有哪些不同。B、为什么美术作品形象怪异？（3）展示作品：《圣维克多山》、《呐喊》《星月夜》《内战的预感》（4）提问

（5）板书：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学生活动：（1）欣赏（2）讨论（3）回答 师生总结：意象艺术主要是艺术家对现实的的感觉以及他们的个人情感、观念和意识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艺术家的感觉和所要表达的意图越独特、强烈，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就可能越怪异。

3、如何理解意象艺术：

“如何理解意象艺术”是本课的关键，也是学生鉴赏意象艺术的根本要求。这一环节，我重点是要传达给学生这样两个理解的切入点，那就是：一个是艺术家按照“我”感觉的样子来表现世界，一个是艺术家按照 “我”想表现的样子来表现世界。突出的就是“感觉”和“想”。

教师活动：（1）板书：如何理解意象艺术

（2）展示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和培根的《被牛肉片包围的肖像》

（3）提出问题：A、两幅作品的不同之处？（提示：我们从《教皇英诺森十世》中感觉到的对象的性格特点，在培根《被牛肉片包围的肖像》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情绪和气氛，即紧张和惶恐）

（4）展示：朱耷的《鹌鹑图》

（5）提出问题：画面中鹌鹑的眼睛有什么特点？现实中会出现吗？ 学生活动：（1）欣赏（2）讨论（3）回答 师生总结：理解意象艺术从以下两个角度：一个是艺术家按照“我”感觉的样子来表现世界，一个是艺术家按照 “我”想表现的样子来表现世界。

意象艺术的特点：A、意象艺术更倾向于心理的真实B、艺术形象更集中更典型。C、超越了具象艺术在形象和时空上的限制。

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在意象艺术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意象艺术作品才给我们以怪异的感觉。

板书：一个是艺术家按照“我”感觉的样子来表现世界，一个是艺术家按照 “我”想表现的样子来表现世界。

4、总结回顾：这一节课我们进一步深入的认识了什么是意象艺术，如何理解意象艺术。我们知道，意象艺术就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理解意象艺术：一个是艺术家按照“我”感觉的样子来表现世界，一个是艺术家按照 “我”想表现的样子来表现世界。下一节课我们将学习抽象艺术，请同学们提前预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