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地位学理分析报告

第一篇：刑事被告人地位学理分析报告

刑事被告人地位学理分析报告

我们所谈论的一切制度都是人类的产物。但至产生之日起，这些制度便从人身上独立出来，进一步对人产生积极或是消极的影响。正如卡尔？波普尔的“三世界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即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客观知识世界（世界3）。社会制度属于其中人类所创造的客观知识世界。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互动互助、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分析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2与世界3的关系问题，积极推进二者之间互动生成的关系。

我们常说制度的可怕之处，我们需要做的就只能是不断改进制度本身，这样就能获得我们希望的美好状态。这种观念是片面的，因为一切抛开对人的理解而只谈社会制度的想法都是水上浮萍，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认识论角度，同时时刻关注人性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解构或建构社会制度。

因此，当我们比较东西方刑事诉讼之优劣时，仅仅谈论制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联系在这种诉讼制度之内的人的存在。研究被告人地位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一、存在论上的被告人地位问题

加缪在他的着名小说《局外人》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小说主人公因为一个很偶然随意的原因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自己给的解释只是因为太阳刺眼所以才开枪杀人。对于杀人的事实，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律师、甚至被告自己都是承认的。但在法庭上，大家关注更多的只是被告人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大家似乎都对被告人的道德良知持否定态度，如被告人的妈妈死，他却一滴眼泪也未掉下，他还是一个皮条客的好友。检察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被告人不仅杀了人，而且他的天性良心也已经彻底泯灭，应该判处死刑。整个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被告人完全被当作了一个局外人，大家谈论的都是他的外在的表面现象，却从未深入了解被告人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苦楚。

在实际的审判当中，我们是否关注过被告人的这种局外人的境遇？现代司法理念强调个人须为其外在的行为负责，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当然只能评价行为，但并不是说评价对象只是行为，更不是要我们抛弃我们评价时的个人良心，我们需要的是内心判断时的将心比心。

二、宗教学意义上的被告人地位

伯尔曼有句经典的话：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他在其专着《法律与宗教》中着重论及了法律与宗教的内在关系。“憎恶罪人但爱罪人”，这是西方宗教传统（不但在基督教而且在犹太教里）的首要原则。在这里不得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的故事情节：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但他却缺少实现自己宏图伟志的物质基础。由于受到一些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在成为超人的过程中，杀一两个人可以实现自己，同时也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是可行的，尤其是要杀之人还是个卑鄙吝啬贪婪的小人。可当他真这样做了以后，尤其是还另外杀害了一个无辜善良的人时，深深的负罪感就在他心中扎下根。在无数次痛苦与徘徊的折磨下，他终于鼓起勇气自首了，最终走上了基督教式的救赎之路。

有时，我们或许需要这样一种情怀：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固然是可耻可恨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被告人也是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身体财产上的惩罚，他们更加需要的应该是怎样救赎的问题。

三、经济学上的被告人地位

现代司法成本与诉讼效率的考虑成为建构刑事诉讼程序时重要的参考性因素。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制度就是此种参考的最佳例证。在辩诉交易制度中，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通过有条件的有罪答辩，获致控辩双方双赢的局面，当然它的最终结果仍需得到中立法官的确认。辩诉交易制度似乎在某种程度冲击着我们的司法正义理念。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今文化的差异性、价值的多元化正在不断地修正司法正义的内涵。社会正义的实现方式并不是简单划一的一声号令，而是兼容并蓄、丰富多彩的。

四、历史学背景下的被告人地位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被告人的地位经历了从客体性地位到主体性地位的转变。在客体性地位的背景下，被告人仅被当作被诉对象，其诉讼的权利的缺乏也就可想而之了。到主体性地位的转变是被告人诉讼地位的质的改变，此时，被告人可以作为诉讼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被告人应该享有作为主体所享有的积极的选择权利，当然，他也必须为这种选择负责，也包括消极的防御性权利，如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米兰达法则）等。

综上所云，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需要顺应当前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着重在其生成过程中加入人性的力量，这才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应有之义。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没有举证责任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不但不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辩解，而且，还往往让人们对国家法庭判案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本文正是处于这一目的，谈一谈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被告人举证责任 责任分配 定义 研究

举证责任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典中。古罗马法从当事人举证活动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和负担。但 [1]“人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所以是主观责任观点。后来欧洲大陆国家承袭了这一观点。自从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提出客观举证责任概念后,举证责任的主客观双重含义说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举证责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虽然不同国家对举证责任的内涵表述不一,但仔细分析,发现各国对此存在共识性理解,即都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1)举证责任同程序法上主张方的诉讼行为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主张方必须提出证据支持其主张。这也即是举证之负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举证责任、行为举证责任的内涵。(2)举证责任同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有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时，对它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证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谁主张，谁举证”。古罗马法初期,法学家就曾提出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裁判被告胜诉;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必须对其指控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进行证明。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才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2、“无罪推定” 规则。根据这一刑事法基本规则，在法院判定为有罪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公诉方应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即客观的证明责任，证明被控犯罪的每个因素和因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自始至终归于起诉方。而且起诉方还要使陪审团相信对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证明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公诉机关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为保障诉讼能够公平地进行，应使证明责任的承担与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相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状态加以平衡，使追诉方负有特定义务，同时使处于被追诉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立法规定由公诉机关负 “客观的证明责任”正体现了这种诉讼价值观。在犯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求控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学，在特殊领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证明能力范围内就特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合理选择。

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2]“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 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2、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拥有独立的诉讼主张才启动诉讼程序，因而必须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能被法官接受而开始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方举证具有绝对性。而辩方若无独立的主张则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实或其中一部分事实提出独立的主张举证，相对于控方显示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而无需达到客观真实标准。

[3]“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 大多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控诉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仍存在不对等性，所以，法律应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可。

3、对谁有利谁举证

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人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有利时,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人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处罚。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证明则相对容易。

4、不能因为举证责任的倒置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从理论上讲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他对客观外界没有影响，往往很难举出证据，此时要求被告人举证就违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存在。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须首先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持有某种特定物品。在正当防卫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对上述行为作“积极抗辩”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应就其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应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没有进行合理的证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实上的主张不被采纳。其次，被告人应对刑事诉讼中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定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对其主张的特定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当被告人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辩护主张时，他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被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的这类证明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根据实体法，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违法，此时被告人如果主张“免除行为违法性”，就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张行为免责，应就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行为时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时，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论证。其三，当法律允许作 “罪错推定”时，被告人应负客观的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为维护某种更为重要的利益，同时根据被告人的证明能力，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由公诉方首先进行基础证明后，证明无罪的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或没有合理证明，则可能承担有罪的诉讼结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证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基本事实业已查清，且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全案已无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进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如谁提出犯罪意图，如何纠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赃，谁是主犯等,应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否则，均依主犯处断。

4、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时，主张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些表面证据，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即刑讯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样可以强化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约束机制，五、对我国有关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建议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实行使举证权、有效地履行举证义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实现举证责任所必须的权利，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举证以调查取证为前提，被告人的举证责任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条件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借助法定权利。但从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控辩双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根据该法第37条,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必须“经过证人或有关机关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显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有法律保障,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不然,甚至受到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的约束。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被告人实现举证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借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支付由此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我国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决律师办案经费的困难，于是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无法深入调查取证，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法庭应予协助。即对被告人的抗辩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应负举证责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羁押中且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证据线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调查权，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证据线索深入调查，并将调查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羁押或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针对有关证据调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请帮助时，法官要给予协助。三是法庭对被告人的证明标准应作较低的要求，并应及时将被告人反驳公诉方的证据意见转移至公诉方，要求公诉方作出回应。注释：

[1](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Z].台北:台湾大学法律丛书编辑部.6.)[2]（卞建林,郭志嫒.刑事证明主体新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3]（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3～164）

第三篇：刑事案例分析

101、关于单位犯罪，下列选项错误的是：

A．甲注册某咨询公司后一直亏损，后发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盈利，即以此为主要业务，该行为属于咨询公司单位犯罪

B．乙公司在实施保险诈骗罪以后，因为没有年检而被工商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案发后对该公司不再追诉，只能对原公司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C．丙虚报注册资本成立进出口公司，主要从事正当业务经营，后经公司股东集体讨论，以公司的名义走私汽车，利益均分。由于该进出口公司成立时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走私行为属于个人犯罪

D．丁等5名房地产公司领导以公司名义非法经营烟草业务，所得利益归5人均分。该行为属于单位犯罪

答：ACD.（参总结）

102、甲受国有事业单位委派，担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某日，乙找甲，说要贷款200万做生意，但无任何可抵押财产也无担保人，不符合信贷条件。乙表示若能贷出款来，就会给甲10万元作为辛苦费。于是甲嘱咐该合作社主管信贷的职员丙“一定办好此事”。丙无奈，明知不符合条件仍然放贷。乙当即给甲10万元，其余190万元贷后用于挥霍，经合作社多次催收，乙拒绝归还。甲、乙、丙的行为触犯的罪名?

答：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且甲的行为属于一般受贿，因为斡旋受贿中应是利用非同一部门的他人或下级的职权。乙的行为构成受贿罪（10万）+贷款诈骗罪（200万），诈骗后再行贿，两个法律关系。丙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103、案情：瓜农王某在自家田地里种了5亩西瓜。因在西瓜成熟季节经常被盗，王某便在全村喊话：“西瓜打了农药（其实没有打药），偷吃西瓜出了人命我不负责”，但此后西瓜仍然被盗。于是，王某果真在西瓜上打了农药，并用注射器将农药注入瓜田中较大的5个西瓜内，并在西瓜地里插上写有“瓜内有毒，请勿食用”的白旗。邻村李某路过瓜地，虽然看见了白旗，但以为是吓唬人的，仍然摘了一大一小两个西瓜，其中大的西瓜是注入了农药的。回家后，李某先把小的西瓜吃了，然后出门干活。当天，正好家里来了3位客人，李某的妻子赵某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西瓜，以为是李某买的，就用来招待客人，结果导致2个客人死亡，1个重伤。

问题：

1.王某的行为构成犯罪还是属于正当防卫？为什么？

答：王某的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 2.李某的行为触犯了哪些罪名？

答：李某的行为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犯罪以结果认定具体罪名。

 3.李某触犯的数个罪名是否构成数罪？为什么？

答：不构成数罪并罚，过失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重伤属于想像竞合。

 4.李某触犯的数个罪名应当如何处理？

答：因为属于想像竞合，应该按照择一重处罚的原则，只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 5． 赵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什么？

答：无罪。赵某的行为在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应认定为意外事件。

127、犯罪主体，正确的是C

A甲女43 吸毒后威胁孙某之长女19 因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故甲无罪

（强迫卖淫罪的犯罪对象无限制，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女性）

B乙15岁携带自制火药枪夺取妇女张某的挎包，因乙未使用该火药枪，故应当构成抢劫罪 C丙15岁在帮助李某扣押被害人汪某索取债务时导致王某死亡，（过失），并不应当负刑事责任

（丙，在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从重，非法拘禁暴力致人死亡的定故事杀人罪14~16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罪名：）

D丁是司法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放纵走私罪

（主体必须是海关工作人员）

126、被告人赵某与被害人钱某曾合伙做生意（双方没有债权债务关系）。2009年5月23日，赵某通过技术手段，将钱某银行存折上的9万元存款划转到自己的账户上（没有取出现金）。钱某向银行查询知道真相后，让赵某还给自己9万元。

同年6月26日，赵某将钱某约至某大桥西侧泵房后，二人发生争执。赵某顿生杀意，突然勒钱某的颈部、捂钱某的口鼻，致钱某昏迷。赵某以为钱某已死亡，便将钱某“尸体”缚重扔入河中。

6月28日凌晨，赵某将恐吓信置于钱某家门口，谎称钱某被绑架，让钱某之妻孙某（某国有企业出纳）拿20万元到某大桥赎人，如报警将杀死钱某。孙某不敢报警，但手中只有3万元，于是在上班之前从本单位保险柜拿出17万元，急忙将20万元送至某大桥处。赵某蒙面接收20万元后，声称2小时后孙某即可见到丈夫。

28日下午，钱某的尸体被人发现（经鉴定，钱某系溺水死亡）。赵某觉得罪行迟早会败露，于29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全部犯罪事实，并将勒索的20万元交给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将20万元退还孙某，孙某于8月3日将17万元还给公司）。公安人员李某听了赵某的交待后随口说了一句“你罪行不轻啊”，赵某担心被判死刑，逃跑至外地。在被通缉的过程中，赵某身患重病无钱治疗，向当地公安机关投案，再次如实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问题：

1．赵某将钱某的9万元存款划转到自己账户的行为，是什么性质？为什么？

盗窃罪

2．赵某致钱某死亡的事实，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什么？刑法理论对这种情况有哪几种处理意见？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理？为什么？

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因果关系里的认识错误的事前故意采用法定符合说，丁故意杀人既遂

3．赵某向孙某索要20万元的行为是什么性质？为什么？

敲诈勒索诈骗罪（虚构事实，认识错误（），主动处分（不是民法上的处分权）财产）敲诈勒索和诈骗罪的想象竟合，从一重罪处罚

Eg：一成年男子拿一包糖换取3岁小孩儿脖子上的珍贵项链，定盗窃罪

4．赵某的行为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不成立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又逃跑的，不成立自首”只针对不回来的，而赵某后来又回来了，成立自首，即使是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也算自首。自首后翻供，一审前又如实供述的，依然算自首。

5．孙某从公司拿出17万元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为什么？

挪用公款，3个月为限，而孙某未超过3个月。

Eg：甲于2011.1月挪用公款，2月案发，不成立犯罪

甲于。。。。，3月之内还上了，6月被告发，不构成甲炒股，挪用了10w，然后每个月重新挪用补上个月的空缺，6月案发，发现5月的挪用公款依然没有还上

甲为母治病。。。。。。。。。。。。。。。。。。

甲乙预谋修车后以假币骗付。某日，甲、乙在某汽修厂修车后应付款4850元，按照预谋甲将4900元假币递给乙清点后交给修理厂职工丙，乙说：

122甲、乙用假币支付修车费被识破后开车逃跑的行为应定的罪名是A

A持有、使用假币罪把假币送于别人也是假币，将假币拿去注册资本不算使用假币 B诈骗罪

C抢夺罪

D抢劫罪

对于丙的重伤，甲的罪过形式是：故意

123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有木的的故意（直接故意）

124关于致使丙重伤的行为，下列选项错误的是A、B

A乙明确叫甲停车，可以成立犯罪中止

B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的共同犯罪

C甲的行为超出了甲乙共同犯罪的故意，对于丙的重伤后果，乙不应当负责

D乙没有实施共同伤害行为，不构成犯罪

Eg：甲实施犯罪行为，让乙望风，在中途，乙劝说放弃，甲不ting，乙走了

共谋共同正反（处罚原则和共同正犯一样，虽然乙走了，但只要实行行为人完成了犯罪行为，甲、乙都定罪）

Eg：实行犯完成犯罪，帮助犯走掉了帮助犯不是共谋的共同正犯，定犯罪过程的中止 125、对于甲的定罪，错误的是ABCD

A抢夺罪 故意伤害

B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C持有、使用假币罪，交通肇事罪

D抢劫罪，故意伤害罪

121，关于贿赂罪，下列选项十错误的（）

行贿罪和受贿罪并不是一一对应的A、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其财物而构成受贿罪的，请托人当然构成行贿罪

第四篇：刑事证据分析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们的陈述也是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也称为“口供”。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是口头陈述，以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请求或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严禁刑讯逼供或以欺骗、引诱等方法套取口供。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特别提示】共犯相互之间就共同犯罪的情况相互举发与个人的罪责相关，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而单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检举，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非共同犯罪事实的检举，属于证人证言。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鉴定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应当回避。

鉴定结论与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在产生的程序上有原则的区别。

【特别提示】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权提出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要求。鉴定结论必须当庭宣读，鉴定人应当出庭，对鉴定过程和内容、结论作出说明，接受质证；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

六、勘验、检查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尸体等勘查、检验中所作的记载。勘验笔录可以分为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检验笔录、尸体检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载。检查笔录以文字记载为主，也可以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准确、客观记录的方法。

【特别提示】勘验、检查笔录由办案人员制作，鉴定结论则由办案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制作；勘验、检查笔录是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分析判断意见；勘验、检查笔录大多是解决一般性问题，鉴定结论则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

七、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

【特别提示】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时所作的录音、录像不是视听资料。

第三个问题刑事证据分类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凡是来自原始出处，即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叫做原始证据，也称第一手材料；凡是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称为传来证据。

【特别提示】原始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传来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在传来证据材料中，中间环节少的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中间环节多的材料的证明价值。

不能忽视传来证据的作用。

二、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可以证明犯罪行为轻重情节的证据，是有罪证据。

凡是可以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在立案或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尚不明确，则说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就是有罪证据。

三、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凡是通过人的陈述，即以言词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凡是以物品的性质或外部形态、存在状况以及其内容表现证据价值的证据，都是实物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以及勘验、检查笔录均属此列。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这是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所作的划分。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凡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直接证据不必经过推理过程就可以直观地说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和是否是正在被追诉的人实施的。例如，证人某甲目睹某乙持刀杀死某丙的证言，或者某乙供述自己持刀杀人的口供，都属于直接证据。

凡是必须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例如，被害人的尸体，只能证明发生杀人或者重伤致死的案件，但不能指明何人是凶犯，所以是间接证据。

【特别提示】孤证不能定案。

完全依靠间接证据认定有罪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1、必须严格遵守运用证据的一般规则。即：一切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2、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3、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间接证据相互之间必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应当继续收集新的证据，使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间接证据的证明体系必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的。

第四个问题刑事诉讼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狭义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是指，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诉讼中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最高法院《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特别提示】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和程序法方面的事实两大类。

实体法方面的事实主要有：(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2)作为从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第五篇：物业管理地位分析

物业管理地位分析：对手VS伙伴 管理VS服务

物业公司是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至今仍然水土不服，这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在与房地产相关的领域中，小区物业管理问题成了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与居委会等有着行政背景的组织博弈的过程中，物业公司面临着争夺生存空间的压力，可以借用的经济力量在政治权力的挤压下往往无法施展空间；但是在与业主之间的利益分配上，物业公司却又可以转而以强势的面貌出现，以自身所有的经济优势，强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在强势与弱势之间，中国物业管理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

对手VS伙伴：物业公司与居民委员会

在传统的街道办事处中，居委会是管理社区的唯一机构，但是随着商品房数量的不断增加，物业公司像楔子一样钉进了居委会的管辖范围。物业公司的运作需要与居委会进行全面的合作，但是居委会却没有能够及时调整自身的职能，这两者和谐共处还需要进一步磨合。

1、“市场”与“自治”：管理主体处于不同系统

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直接发生在家门前的衣、食、住、行、医、娱、用、教等生活性要求，以及安全、整洁、舒适、优美、方便等心理性需求。对于这些个性化、多样化和非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需求，任何庞大发达的行政系统都是难以照顾周全的。这正是物业管理发生、发展、并逐步占领服务市场的缘故。

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基层物业辖区中存在着明显的“两张皮”现象：某些居委会惯性地管理着绿化、环卫、保安、违章建筑、楼房公用部位整治、社区综合服务等工作，传统体制的惯性，可谓强大；机制转换，可谓艰难。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居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执行着“全能管理”的模式。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本应交由“市场”配置的社区资源，“政府派出机关”也有意或无意地参与配置了。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社区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直接影响了物业管理市场的正常发育。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相区分是必由之路。

物业管理是由市场化操作的企业来完成的，而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其主要职能是扮好自治角色，贯彻好国家政策法规。总体来说，应该对社区管理实施计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和服务的政府职能，对社区内的市场经济活动给予支持、当好裁判、履行监督职责。例如：物业公司乱收费，应予制裁；业户投诉，应予调处；物业公司与相关部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应予协调等等。

归结起来，物业管理处于市场的系统之中，而居委会的管理则是处于自治的系统之中。物业管理是社区管理的子系统，它是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社区管理一样具有服务居民的功能，它与社区管理其他部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是有偿的。

2、“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管理行为相互重叠

从理论上讲，社区建设和物业管理分属于不同的系统，但是他们在很多时候是重叠在一起难以分割的，如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区域属性，都是在某个限定的区域内的人的活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物业管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物业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居民的安居，而这正是社区建设的首要功能，良好的物业管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社区建设也会直接对物业管理产生影响：一个秩序良好、道德高尚的社区对于物业管理而言必然会降低其管理的成本。

不过，我国传统的全能型居委会的社区建设，不只是执行着政府的职能，也执行着市场的职能。在物业公司出现之后，居委会能不能将市场职能的部分剥离出去，交由“市场”来承担，直接决定着物业公司与居委会的关系融洽与否。

物业管理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统一管理、综合服务”的性质特点和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商品的本质要求，因而责无旁贷地成为市场性作业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并由此成为新型社区管理的重要支柱。

居委会组织则代表政府，以相对超脱的市场活动管理者（不是直接参与者）的身份，一方面承接改革中不断调整转换的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行政的和非行政的手段，实施对物业管理的间接管理，包括辅助指导、监督检查、系统协调等。将服务的执行权利交与市场，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而街道居委会回归《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定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管理领域相互重叠，管理职能相互交叉的问题。

管理VS服务：物业公司定位偏差

在市场的系统中，物业公司本应该依附于业主的雇佣而存在，业主是购买者，物业公司是服务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业主是上帝，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物业公司却以上帝的姿态，决定着业主的生活质量。这和中国物业公司出现的特殊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物业公司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由街道居委会投资兴办，强势的经济、政治地位让物业公司反客为主，相对于业主而言成为了强势。

1、关系紧张的业主与物业公司

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对小区出现的各种问题时，相互指责，互相推诿责任。业主抱怨物业公司说话不算数，承诺不兑现，环境差、不安全；但物业公司的代表则提出，业主素质差、生活习惯有问题，没有公德心。其次，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收费问题上，许多业主抱怨物业公司价格高，乱收费；而物业公司则宣称收费难，甚至已经到“入不敷出”的境地。

为了在与物业公司的博弈中取得平等的地位，业主们选择选举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对话。所谓业主委员会，是指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

组成，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的一个民间性组织。业主委员会的权力基础是业主对物业的所有权，它代表该物业的全体业主，对该物业有关的一切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平等的新型民事合同关系。这种“合同”的主体是物业公司、全体业主与业主委员会，合同的客体是物业公司提供的集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他们在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业主按照自己的条件和要求通过业主委员会以向社会聘请的方式来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也是自愿受托于业主并为其提供有偿

服务应对物业公司的挑战而成立，因而很多业主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定位为对物业公司的不配合。

2、物业公司的非正常介入

在业主谋划成立业委会，对抗物业公司的同时，物业公司当然也不会坐视利益的流失，他们积极地努力，期望能够限制业委会的功能，甚至直接由他们出面组织。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权力基础是业主对物业的所有权，它代表该物业的全体业主，对该物业有关的一切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从市场关系上讲，物业公司是受雇于全体业主，为业主提供物业管理的服务，并取得报酬。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是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这意味着合同未到期或未被依法宣布无效之前，业主委员会不能随意解聘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不能想“辞职”就辞职，只有在出现法定或约定的违约情形时，一方才能行使此项权利。否则，擅自解约，只能视为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所以，只要双方能够恪守诺言，就能有效防止业委会随意炒物业公司的“鱿鱼”，物业公司与业委会相互掣肘等尴尬局面的发生。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少数物业公司为了避免业主委员会力量的威胁，直接介入了业主委员会的选举，通过自身的资源优势，影响乃至阻碍业主委员会的选举，直接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性降低和业主对业主委员会的不信任。

业主委员会的产生和换届不能体现出广大业主的意愿。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法规对业主委员会选举的规定比较原则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物业管理公司插手其中。这些都为日后业主委员会的运作困难埋下了隐患。物业公司主导业主委员会的问题需要居委会持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解决（当然，这又涉及到上文中所提及的社区居委会退出可以由市场分担的服务领域的问题）。

当然，物业管理的问题也不全是物业公司的原因。目前，业主委员会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定位模糊，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侵权行为时

有发生等等。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比较模糊，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界定也不够准确，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业主委员会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同时对其侵权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使得业主委员会能否正常运作，取决于业委会成员的责任感和业务素质。

目前，物业管理的主管部门也无力关注到每一个小区组织业主委员会的筹备，即便是在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深圳，业主委员会成立率也一样比较低——成立比例不到40％，而这些方面的问题，牵扯到制度管理等多个方面，单纯从业委会内部进行解决会比较困难。在与物业管理公司进行博弈的过程中，既要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又要维护业主的权益，这就需要居委会的加入。但前提是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责任清晰，如此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论：准确定位相互配合是提高物业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随着我国住宅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物业管理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搞好物业管理，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主体，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都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居委会需要为物业公司留足生存的空间，回归自治服务的功能，把可以交由市场运作的部分分割出去，认真执行监督的职能；物业公司需要规范运作，不能把侵犯业主委员会合法权利当作盈利的手段，要踏踏实实地为业主服务；而业主委员会也需要积极配合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工作，同心同德。如此，我国的物业管理的水平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