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论文文献综述

第一篇：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论文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学界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问题提到一个较高的层面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但有关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则各国学者观点不一。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在《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一书中写道：“国家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保护。”施奈德认为，犯罪被害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国家没有能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社会成员之间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如果他们其中的某一成员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的社会成员就必须分担其损失。各国法律既然都规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那么，国家就应该为公民提供保护，防止犯罪的发生。因为罪犯常常无法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为被害人着想，应当赞成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并且他进一步的提出，国家未能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但国家至少能够通过刑事司法制度为被害人提供一个使他们感到舒适、方便和安全的环境。

而日本的菊池幸一在《新犯罪学》一书中对于国家救助的理论基础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主张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其认为，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是让社会全体平等负担犯罪被害的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与其说补偿制度的实质是基于国家社会的责任的补偿，还不如说是对生活因被害而困苦的人的一种保险，该制度兼具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性质。

就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s•雷格尼里在《1979年美国国会的被害人立法情况》中写道：犯罪被害人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是被遗忘了的角落，在每一个可想到有援助和支持作用的方面，都给予了被告人，这包括法律代理的自由，辩护权，平反和许多其他的服务。他认为，被害人的权利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遭受严重侵害时，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援助，这与提倡的权利对等、权利均衡的观念是不相等的，因此要给犯罪被害人同等的法律援助。

经过学者们奔走呼吁与各个国家实务部门的努力，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在国际社会引起普遍的关注与各国的合作。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者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被害人提供金钱上的补偿，并且XX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学会召集世界各国的被害人学专家，为联合国起草了“为犯罪、滥用权利和恐怖主义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约（草案）”。由此可见，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已经取得国际上普遍的支持与认可。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郭建安编写了《犯罪被害人学》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历史、理论基础和美国的相关经验。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紧迫性。郭建安认为：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和补偿犯罪被害人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尤其是对暴力犯罪中的杀人、人身伤害、xx等引起严重后果的案件的被害人及家属予以赔偿。1但该书更多是侧重于对他国经验的介绍，并没有就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制度没有做具体的设计。

刘贵萍、许永强在XX年发表的《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一文,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作出了具体设计。他们认为，要构建这一制度，应首先确立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弘扬公平正义原则；有条件取得补偿原则；补偿的力度与损害的程度相适应的原则；以赔偿为主、以补偿为辅的原则。上述原则的提出，对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制度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该文提出的救助原则所体现的法理精神是较为深刻的。该文作者还对有关国家救助资金的来源、救助范围和顺序、救助机构和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该文的缺陷则在于没有对救助的对象作出规定。因为救助对象是该制度的基础性要件，若没有明确的救助对象，接下来的救助措施就无从下手。

李鹏的《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则对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法律本身蕴含的价值，是指法律制度本身所弘扬的、代表全社会进步和全人类福祉的理念，诸如正义、自由和秩序等。我们所构建的制度也应当具有正义的本性，并体现对人性的要求和尊重，否则，该制度更难有生命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矫正了被破坏的正义，符合理性的要求。在他看来，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及其公共福利的需要。该文章看到了构建某一制度，必须有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如同一栋建筑应当有足够坚固的地基一般。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救助的机关应当是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并且对补偿对象作了较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有相当多是值得借鉴的，其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但有所不足的是，作者没有给予那些案件未破获的犯罪被害人的关注，所以其制度设计是有一定缺陷的。

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国的成功经验。李楠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比较分析与本土制度建构》为我国了解他国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措施打开了一扇窗户。该文章分别从救助的对象、救助的犯罪类型、救助的范围及救助金额、救助金的来源及管理、救助的裁定机构和程序等方面，重点介绍了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在上述方面的立法状况及具体措施。而孙彩虹的《亚洲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比较研究》一文,则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与我国国情有相似之处的亚洲各国，对其他国家的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作了一个横向的比较研究后，李楠和孙彩虹认为：首先的问题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才能使具体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实。在制度的设计上，比较之前的研究更为细致，从多角度多方面来看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问题。

近期武玉红的《对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思考》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制度设计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该文章不再赘述在我国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而是从两个具体的刑事案件中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处遇出发，深入思考我国对犯罪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现状以及如何来实现对他们的保护。作者谈到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应当把他们纳入到国家救助的范围中来，只是应做严格的限定。这一建议使得我们看到保护犯罪被害人背后的公平正义的法理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国家对于社会成员应当提供平等的保护，对未能从加害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被害人都应当救助和抚慰，厚此薄彼，易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不利于国家补偿制度的有效展开。”作者还看到过失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提倡救助的犯罪类型不应当仅限于故意犯罪类型，过失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也应在救助之列。同时，在救助程序上，作者更倾向于最大限度的保护犯罪被害人的权益。在犯罪被害人申请国家救助的时候，只要其能充分证明自己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重大损失就可以了，至于犯罪人是谁，有没有捉拿归案等问题，那是属于公安机关的职责。

上述有关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研究的著述，无论是对外国成功经验的介绍还是对本国制度的架构，不论是在理论基础的研究和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当前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对问题的分析更加全面，在制度设计上也更加细化，而且还充分考虑到了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现途径，为我国有关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法律的出台和制度措施的设计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思想。但是,这些制度措施的设计也还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救助机关的确定和救助资金的监督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篇：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当前，犯罪被害人救助研究在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展开。不过，由于文化传统和理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关于犯罪被害人救助的制度设计和类型划分并不一致，救助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区别。

当时，赔偿和补偿是向被害人提供帮助的两种主要方法,20世纪60年代,各国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与赔偿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间,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盖斯在《被害人学研究在被害人重返社会中的应用》一文中对与这两种方法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盖斯重新梳理了补偿与赔偿的相关事项,他认为刑事司法领域补偿计划的具体内容要在“可靠资料”下确定；而赔偿计划基于其不依赖于罪犯是否被逮捕或定罪量刑的优点，不能仅将重点放在经济赔偿上，它还应包括医疗服务、心理指导等等。在盖斯看来，社会正义的原则应明确规定所有遭到不幸命运的人都应得到社会援助服务机构的帮助，尽可能高水平地使他恢复到从前的生活状态，这是补偿与赔偿的基本目标[1]。

在国际上，1985年由联合国制定通过的《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的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2]、XX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持公理的准则》等文件是犯罪被害人获得社会救助助的国际人权规范

关于救济的内容，德国的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认为对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害，可以采取国家赔偿、罪犯赔偿、犯罪保险赔偿以及愿意将自己与被害人视为一体的社会成员自愿支持等办法予以赔偿。他还认为，在赔偿的同时，应该设立被害人服务中心，为无辜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法律、经济、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需要提供综合性的全面服务[3]。尽管世界各国被害人救助实践的具体类型和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都体现在以物质补偿与精神抚慰为主要内容这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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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吉尔伯特•盖斯.被害人学研究在被害人重返社会中的应用[a].[2] 麻国安.被害人援助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XX.第156页.[3]（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国际被害人学现状[a].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在传统文化和我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理论与实践滞后的情况下，我国被害人自救研究一片空白，社会救助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的内容只侧重于与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有关的制度上。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一书中，以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后所受的机体损伤、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为研究对象，将对被害人的赔偿分为罪犯赔偿、国家补偿以及其他途径的赔偿与补偿（主要是保险赔偿、社会救助、社会捐助）三种。他还提出应当设立民间性质的被害人服务机构，为被害人提供感情支持、医疗服务、经济援助、为人身仍然受到威胁的被害人提供保护、心理咨询与服务以及法律援助等等[1]。该书具有前瞻性，对我国被害人救助体系的设立有巨大的指引作用，但遗憾的是，此书没有对各种赔偿以

及与服务机构有关的制度进行系统的构建和说明。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与犯罪被害人救助相关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上，赵国玲建议进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2]，并在《犯罪被害人补偿：国际最新动态和国内制度构建》一文中对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是他提出的意见只涉及到制度的表层，没有深入。随后，赵可在《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3]一文中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了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同时他还对与该制度有关的各种细节性问题进行了完整的讨论。赵可是我国犯罪被害人补偿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进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既要结合我国国情和被害人问题的现状，还要借助别国的立法经验。然而，他并没有对制度中的细节性问题作出最后定论，其关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也太过理想化。

当然，除了学者针对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所作的大量研究之外，XX年以来，山东、浙江、四川、上海、福建等地已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XX年中国刑事法治网《法院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彰显人文关怀》的报道呼吁针对现行犯罪人赔偿难以执行、社会规范尚不规范的情况下设立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对被害人给予经济抚慰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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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57~309页.[2] 赵国玲.犯罪被害人补偿：国际最新动态和国内制度构建[j].人民检察，XX，（9）：第10~12页.[3] 赵可.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6）：10~12.济救助。

在社会救助方面，汤啸天通过《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文为构建被害人救助制度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即弘扬正义的原则；救助与损害相适应的原则；有条件获得救助的原则；以赔偿为主、救助为辅的原则以及政府为主、多方援助的原则[1]。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汤啸天强调应当将社会救助的理念引入到司法救助中去，他认为，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是以政府救济为主，以社会互助为补充，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民政补助、司法救助、医疗救援、慈善捐助、临时救济等制度为配套的法制化体系。汤啸天关于社会救助体系的设想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不足的是，这个设想并没有对各种制度的体系结构和层次顺序作任何说明。

XX年田思源通过《论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支援》一文阐明了我国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支援活动开展薄弱的原因：即国家被害人法政策的误区；公民的被害恢复等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意识的淡薄；国家经济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不发达以及志愿者活动意识和习惯的淡薄[2]。田思源认为，目前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只是一种对“弱者集团的交叉保护”，他强调，开展犯罪被害人的救济与保护工作紧靠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它需要依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田思源看来，只有在国家观念改变和经费、志愿者问题等制约条件有效消减的基础上，在半民半官的犯罪被害人社会支援体系正常运作的前提下，我国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支援活动才能有效展开；但是他并没有就与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支援活动有关的问题进行细节性的论述，被害人社会支援体系的框架太过空洞。

XX年，蔡国芹在《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之论纲》一文中就在我国设立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保障机制提出了几点构想，建议从立法、社会援助的主体、机构的地位和性质、援助的方式和内容以及援助程序与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几个方面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保障机制[3]。在她看来，充分把握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一般特性和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法理价值，理性对待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国际人权规范和域外范例，才能在国际经验和国内现实的基础上合理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的保障机制。该文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提出的保障机制对设立具体的救助制度有较大的指引作用，可惜的是，她提出的保障机制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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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啸天.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XX，（3）：第25~27页.[2] 田思源.论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支援[j].法制与社会发展，XX，（4）：第78~82页.[3] 蔡国芹.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j].法学论坛，XX，23（5）：第42~49页.盖的面太窄，不利于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整体保护。

在近年来，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被害人救助的领域开始逐步扩大。

孙长春、陈淑智在《犯罪被害人经济救济的新思维——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视角》一文中思考了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的救济方式在我国的适用。他们认为人民调解是现行我国司法框架下对犯罪被害人基于被害的现实所能做的比较可行的救济方式[1]。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对恢复性司法模式下通过人民调解如何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同时，徐凝在《要重视犯罪被害人的心理救助》一文中强调要重视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心理救助，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她呼吁建立类似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心理救助机构，对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内外进行心理援助[1]。徐凝对犯罪被害人救助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物质补偿之外加入了精神抚慰和权利救济；但是她并没有对这种司法心理救助机构的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与说明，她的心理救助还是一张白纸，没有内容。

第三篇：被害人国家补偿论文

月1日下午，省院机关党委组织召开青年干警座谈会，13名来自省院机关各部门的青年干警共同研讨青年检察人员如何开展向先进典型张敬艳学习，进一步推进省院机关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正厅级检察员崔久明出席会议并与青年干警进行了座谈，机关工会主席陈建华主持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青年干警结合学习张敬艳同志的先进事迹以及各自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畅谈了学习先进典型的心得体会，对省院机关深入开展创优争先争做齐鲁先锋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张敬艳同志是新时期优秀检察官的杰出代表，他在26年职业生涯中，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他将忠诚熔铸于血液，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诠释了当代检察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广大青

年检察人员的学习楷模。大家纷纷表示，要借这次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有利时机，认真学习张敬艳等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中。一是要以张敬艳为榜样，争做新时期优秀检察官。象张敬艳同志那样，以忠诚为要，把忠诚根植于内心，付诸于行动。二是要很好地学习。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多读书，多研究，不断增强知识的储备。三是要爱岗敬业。作为年轻检察人员，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象张敬艳同志那样，用心工作，有所作为，勇于创新，争当先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四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积极参加主题实践活动，认真学习国检察长的题词，领悟其深刻内涵，不断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培养树立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工作上用心，学习上刻苦，事业上执著。虚心向身边的老同志学习，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干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以奋发有为的积极心态，争做齐鲁先锋模范，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省院党组的关怀和信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究

——以山东为实证分析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课题

组

王瑞君

梁翔宇

梁厚金

摘 要：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欧、美、亚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起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尚属空白，该项制度的本土化，需要一个充分的实证调研和理论论证过程。本选题以实证分析为研究进路，通过信息收集、问卷调查、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借助现代科学统计方法，着重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理念，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认知程度、救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救助制度建构和未来趋势等方面探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问题，以为理性结论的得出提供重要的依托。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国家救助； 实证分析

前 言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获山东省人民检察理论2009年重点课题立项立项。构成该项目重要成果设计和内容安排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资金来源的民意调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试点调研‛等，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保证实证研究质量，专门成立由学者、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组成的课题调研组。项目组制定详细周密的调研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调研内容和和具体安排，多次与有关方面专家和办理过被害人救助案件的司法实务人员就理论与实践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吸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加入调研组，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进行集体学习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前期调研培训，为调研的顺利进行进行充分的准备。

此次调研，主要采取调查问卷、实地调研、集体访谈、个别走访方式。其中，通过民意调研问卷和司法机关调研问卷，意图了解掌握民众关于被害人权利及保护与救济的认知和司法人员对此问题的感受；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必要性的认识；救助基金来源的民意态度；救助对象、范围、程序等与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建构相关的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基于现有的条件，此次实地调研重点放在山东省，选择已经开展救助实践的淄博、青岛市和临沭县，此外，对威海、济南市也进行了调研，且对临沂、德州、莱芜、聊城等地市进行了分散调研走访，目的是了解有关实践或意向；问卷调研以山东省为重点，其中民意调研问卷500份，司法调研问卷330份；对被害人个案访谈3例；对调研信息、资料的统计使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力求调研内容合理、客观。题的认识。因此，此次调研进路的设定首先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入手，通过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不足及其救济的缺失这一现实的揭示，凸显出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与刑事司法文明理念的大环境下，刑事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重视与保护不足的现实，由此，提出通过国家救助制度来弥补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足。其次，鉴于传统的犯罪观和犯罪人赔偿理念，这样一种建构性的制度在我国不免面临会不会水土不服，普通民众能否接受及司法实务中能否推行等问题，于是有必要对该制度在社会中的认知程度进行调研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调研、分析与论证，一则了解和确认该制度是否必要与可行，二则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进行程序上与实体上的制度建构提供基本的前提和依据。当然，在调研基础上，思考对制度实体和程序内容的构建，是调研的最终归宿。此外，针对我国学界近年来近乎一致的呼声‚应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探讨未来是否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什么时间完成，即未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进程问题，也是本选题关注的话题之一。

术语进行说明。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为突出被害救济中受领救济‚被害人‛的特殊性，特别采用‚受害人‛之表达。并强调，之所以使用‚受害人‛而不是‚被害人‛，‚是根据审判实践权衡的结果。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刑法理论上所称‘被害人’，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但实践中救助制度的对象却不仅仅是针对被害人本人而言，为避免与我国刑事诉讼中规定的被害人概念相混淆，我们将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统称为受害人，以示区别。……‛[1]我们认为，采取‚受害人‛之表达更能满足人们的一般理解需要，但必要性不是很突出。因为学界已经接受所谓直接被害人、间接被害人的分类，包括被害国家救助意义上的被害人，尽管外延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无需用其它概念来予以取代，以徒增概念之多的繁琐。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被害人‛和‚受害人‛本来就是同义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各种事故的受害者、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等都可以称作被害人或受害人，而法律规范用语中则为‚被害人‛。因此，本调研中所称的刑事被害人，如无特别说明，不仅仅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包括直接遭受犯罪侵害人的近亲属，至于近亲属的范围，目前可参考刑事诉讼法关于近亲属的范围进行界定。

关于‚补偿‛还是‚救济‛、‚救助‛、‚援助‛? ‚救助‛与‚救济‛以及‚援助‛当与‚被害人‛一词相关联时，通常在使用上并未作刻意的区分，如麻国安博士在其《国外被害人援助历史简介》一文中使用‚被害人援助（Victim Assistance）‛一词，以概括‚所有旨在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增强被害人康复能力的活动。‛而在莫洪宪主编的《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一书中，使用的是‚被害救济‛的表达，用以概括‚针对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人或证人而采取的各种救助措施的总称。‛[2]有的将对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与社会救助区分开来，‚对犯罪被害人的关心和救助，同对被害人的赔偿和补偿，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主体是社会，其中包括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二后者的主体是国家及加害人。‛[3]田思源的《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一书对被害人权利救济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但不管学者观点如何不同，‚救助‛、‚救济‛、‚援助‛的外延比‚补偿‛宽泛许多，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只构成前者的具体措施之一。然而，实证调研中发现，在我国，有的基于可行性之考虑，在关涉国家、政府对被害人补偿时，采取‚救助‛、‚救济‛而非‚补偿‛的表达，2007年8月2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决定》中使用的是‚救济‛一词；2008年1月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建议稿《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意见》中使用的是‚救助‛一语；2004年2月，山东淄博市委政法委、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使用的是‚救助‛的表述。《临沭法院设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救助基金》救助被害人，使用的也是‚救助‛一词。

所说的包括学界近年来探讨的国家补偿、政府补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在青岛市中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报告题目和前言交待中的强调和报告全文尽管均使用‚救助‛一词，但同一份报告中所谈到，‚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既非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也并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制度创造。放眼世界，这种以公共基金向未能从犯罪人处得到赔偿的刑事受害人支付金钱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实施已四十余年，且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共识。1985年联合国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就明确倡导各国建立这一制度。‛[4]显然，这里所讲的制度就是国外通常所说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当然，从我国尝试的作法为前提，本次调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调研报告，采用‚救助‛一词。

一、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GDP年均9.6%以上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5]。恶性案件频发、治安形势严峻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普遍规律。然而，多年来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刑事诉讼理念和设计，导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忽视，被害人权益保障旁落。

在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视为调查取证的对象，其因遭遇犯罪所带来的各种损害难以获得罪犯的赔偿，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有效救济。在调研中，通过实地走访刑事被害人，了解到刑事被害人特别是暴力犯罪被害人所遭受的身体上残疾、精神上痛苦和物质财富的损失往往是终生的。相对于罪犯在监狱服刑丧失自由的痛苦来说，刑事被害人所承担的苦难也许要深重的多。

当谈及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及救济措施时，常常以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条款，说明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维护被害人权益的实践效果方面却很不理想。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空判‛，致使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无法保障，长期困扰着审判实践，而且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右下图所示）。

无论是在内地法院还是沿海法院，无论是基层法院还是中、高级法院，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以兑现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以在青岛中院的调研了解为例，青岛中院审理的重大人身伤害犯罪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率不足7%，而且这种状况在本

次调研中根据调查问卷得出的统计数据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如下图所示）。

此外，遭受严重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应获得的赔偿与实际赔偿结果悬殊太大。仍以青岛市为例，据调研了解，2001年至2006年青岛中院审理的严重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比例分别是：2001年101件占刑事案件总数90.9%；2002年119件占91.5%；2003年123件站91.1%；2004年127件占91.3%；2005年148件占88.9%；2006年164件90.6%。

如果说，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只是现有救济制度实践效果不足，那么，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体现出现有制度的缺失。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为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且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物质损失的界定范围等都有明确的条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等人民法院都不予受理。那么可想而知，实践中，除去由国家对犯罪人判处刑罚，被害人由此获得安抚之外，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精神损害无从得到救济。项目组在调研地走访了大量的刑事被害人家庭和各地的司法实务部门，得到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结论。

可见，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务中遭到极大损害，而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寻求的救济却是苍白无力的。‚一旦法律失去力量，一切都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不会有力量。‛[6]试想如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大量的得不到保障，无疑会使刑事被害人‚二次‛受害，甚至成为加害人，诱发报复性犯罪，这样的个案时常见诸报端。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安全隐患，同时也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至此，无论是现有救济制度实践效果不佳的财产损失救济还是制度缺失的精神损害补偿，总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及其救济缺失的结论就不难得出了。

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

近些年，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许多国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立法与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中都日趋完善，这一制度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西兰率先于1963年通过‚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英国则于1964年正式通过施行‚犯罪被害补偿法‛，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条例，其他各州相继引进该项制度，1984年联邦补偿法案的通过及自此开始的资金资助，推动了各州补偿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国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到70、80年代，该制度得到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韩国等的采纳，并得到各种国际会议的支持。

对于我国来说，现代被害人学是一个舶来品，其在中国的起步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从翻译和介绍国外相关著作开始的[7]，但刑事被害人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问题逐步引起重视且探讨也日益深入。但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很是缺乏，仅有的实证研究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问题中，民众、司法实务人员的认知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该制度的本土化的进程及效果。基于此，调研中充分重视挖掘对该制度的社会认知与分析。

在设计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调研环节上，采用了民意调研与司法实务部门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此制度的认知调研可以反映出该制度的观念问题和成熟程度。通过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再运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资料

包的分析、统计，得知一般民众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程度（如右图所示）：熟悉或知道此制度的普通民众分别占2%和48%，合计达到一半，在统计普通民众从何途径了解此制度时电视、报刊等途径是一般民众获取此制度主要途径。（如下左图所示）。

根据对调研地司法实务部门的调研结果统计，有95.7%（见上右图）的司法实务人员听说过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话题，通过实地的调研走访，发现其中大部分司法实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以集体或个人等形式学习对刑事被害人国家制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司法实务人员都发表了较为深刻的见解（当然其中存在缺乏体系性、逻辑性等不足），据调研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司法实务人员是通过新闻媒体和学习的方式了解到的，此两项比例合计高达79.1%，另外有的是从地区试点得知的，如山东青岛市，青岛市中级法院和12个基层法院均开展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由于试点搞得好，因此，司法人员和民众了解程度比较高。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是如何建立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建立的问题，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显而易见。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从理论上看，可将学界给出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的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减少犯罪，国际刑事司法相互协作的需要等方面。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必要性的确认，不但要从学理上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更可根据实证调研获得直接的认知。从实证调研来看，实地调研走访的结果，彰显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必要性，甚至带有急迫性。在‚您对国家现有对刑事被害人关注的制度与实践的做法是否满意？‛一项调查中有86.8%的民众对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关注的制度与实践的做法不满意（如右图所示）。且从本次调研得到的数据来看，在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有86%的民众对表示同情或非常同情（如下左图所示），而司法实务人员对刑事被害人充满同情或非常同情的高达97.9%（如下右图所示）。

在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一项调查中，有99%的民众对建立该制度认为必要或非常必要（如下左图所示），而司法实务人员对建立该制度认为必要或非常必要的也高达90.3%（如下右图所示）。调研数据再次印证了建立该制度的民意基础和民意及司法人员对此制度的渴望和期待。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必要性的考察只能说明该项措施的重要性，但如何将这项重要的措施加以推行，能否将其制度化，还需考察其制度化的可行性问题。

理论上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论证主要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否具备；刑事被

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观念上是否已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各国理论研究上还是立法的日趋完善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此次调研，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可行的条件‛一项调查中，有92.6%（如下左图所示）的民众认为可行的条件是国家经济实力强盛、社会条件成熟（社会条件成熟与否，很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有90.1%（如下右图所示）的司法实务人员认为该制度可行的条件是国家经济实力强盛或社会条件成熟。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其他制度相配套或支撑，还需具备理念的支撑。首先，就物质基础或经济条件来说，尽管调研中试图对经济条件的掌握有一定难度，但就笔者了解的目前我国已有北京、宁夏、甘肃、湖北、四川、浙江、山东、广东、福建、河南等10多个省（市或自治区）建立起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该制度被视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雏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条件在这些地区是否能够有所保障作出说明。此次调研中了解的青岛市，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200余亿元，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236亿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性收入12000余元。据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6000亿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已达到51304.03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6万亿元。[8]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全国法院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271人次，减免缓诉讼费22.6亿元，同比上升2626%；2005年至2006年底，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43万人次，援助资金约6亿元。[9]据估算，全国每年至少要救助2万个被害人家庭。[10]借助这些数据，让我们来对国家救助制度的设立进行一下预测：假设按照受害人家庭平均救助3万元测算，国家财政每年约需投入资金6亿元左右，这个数字或者适当放大一些，对于我国来说应该是能够承受的。

其次，从理念支撑来看，构成国家救助的理念，自然包括学界对国家救助理论的探讨和作舆论先导。但同时，国家救助是否制度化，民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此次调研问卷统计、实地走访，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答案。在对一般民众‚您认为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否可行？‛这一项的调查统计中，认为可行的占到总人数的91%（如右上图所示），如果说一般民众的看法或观点或许或多多少存在感性认识偏多、理性因素偏少的话，那么对司法实务人员关于此项的调查中认为可行的高达91.3%（如上页右下图所示）。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制度建构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一项较为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环节诸多，牵涉到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财政等多个部门和单位，而且仅就某一个单位和部门来说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要囊括所有的内容、所有的环节并进行深入彻底地论证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本文所言的制度建构是建立在本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的初步设想。

第一，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对象。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对象应当包括遭受犯罪伤害的自然被害人，这是毋

庸臵疑的。犯罪侵害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虽然也也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不属于救助对象的范畴。如前言部分所言，刑事被害人救助意义上的被害人作广义的理解，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对于近亲属的范围问题，我们建议采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此外，关于救助对象还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如罪案已经发生却未能得到侦破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如何处理，是否使用国家救助？我们建议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应当适用国家救助的范畴。另外，关于被害人的国籍问题，具有中国国籍的被害人无疑属于我国救助对象，但是对于外国国籍或者无国籍的自然人来说，他们能否受到我国法律的同等保护，则存在一定争议。对于此种情况应采对等原则，简言之即相对国给予我国公民何种程度的保护，则与之对等。

此次调研统计的结果显示，司法实务人员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象的范围界定中，有90%（如上左图所示）的人认为应该包括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有10%的人认为范围应以直接刑事被害人为限，对一般民众的调查统计中，84.5%的人认为范围应以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为限，有13.1%的人（如上右图所示）认为仅以直接刑事被害人为限，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人员和一般民众多认为救助对象范围应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

第二，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范围。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最高检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让我们先看看此次调研数据统计情况。（下页左图为对一般民众的调查统计结果，右图为对司法实务人员的调查统计结果）在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被害人的作用？‛一项调查统计中，一般民众中26.7%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物质生活救济，29.7%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精神抚慰，43.6%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紧急救济（如下图所示）。

在笔者看来，由于犯罪给刑事被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往往相伴终生，远远超出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可以得到赔偿，但精神损害却要自己承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招致如此大的怨恨‛。[11]我们认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将精神损害救助纳入国家救助的范围。在我们的调研走访中发现，虽然受到救济（救助）的资金从1000元到30000元不等，也许对于一些家庭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来说，这些为数不多的资金并不能解决其后顾之忧，但已经受到救济（国家救助）绝大多数刑事被害人坦言，钱虽然不多，却使他们‚心理好受多了‛，青岛市一位官员曾感叹地说，‚救济金派上了大用场‛。尽管得到的救济或救助不一定是精神损害所得，但加入将精神损害适当纳入救助范围，则势必收到很好的效果。

救助对被害人的条件要求来看，包括被害人犯罪后的态度如是否与司法机关配合；被害人与犯罪人是否属于同一家庭成员；被害人国籍、居住地等。此次调研涉及的内容包括：其一，被害人户籍地或居住地等是否有限定。此次各地的调研走访，我们发现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条件中，在不同的调研地，在刑事被害人是以户籍地为标准还是以犯罪地为标准划分和法院有无告知被害人有权申请国家救助这两个问题上形成鲜明的两种姿态，在淄博和临沂等地的调研中，司法实务人员均认为刑事被害人应该以户籍地为标准，法院对任何刑事被害人（包括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均无告知的义务。而在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的调研中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青岛市中院还是基层法院均认为对刑事被害人应该以犯罪地为标准划分，即只要是犯罪行为发生在本辖区内，就属于符合救助的而不管其户籍所在地，认为法院有告知刑事被害人有权申请国家救助的义务，包括符合条件的和不符合条件的，都要进行告知。在各地的调研结束后，反思这几种不同的态度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几种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说

到底就是资金问题。其二，关于对被害人是

否应当存在不予救助或减免的条款。在司法实务人员关

于‚您认为是否存在不予国家救助的情形？‛一项调研中，认为应当存在的高达97.3%（如下左图所示），并且在不予救助的类型选择中，认为被害人直接参与犯罪或被害人不予司法机关配合比例较高分别占42.7%和32.9%（如下右图所示）。出，对刑事被害人也应当存在减免条款。根据本次调研数据统计的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在对司法实务人员关于‚您认为是否应当存在对被害人救助减免的情况?‛一项调查统计中，认为应当存在减免条款的占91.4%（如下左一图所示），且在减免条款的设计中，认为是被害人有过错，负全部或部分责任的占到65.1%，认为被害人与被告人系亲属关系的占11.2%，认为被害人已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占19.7%（如下右一图所示），而民意调研中，认为应当存在减免条款的也高达85%（如下左二图所示），对减免条款的设计选择中，也基本与对司法实务人员调研统计的数据一致（如下右二图所示）。第五，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资金来源问题，这也是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带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理论上认为，由国家财政支持，当然，鉴于我国现有的条件，资金来源渠道应该多元化，对于社会捐助、犯罪人的罚没等都可以纳入资金来源的范畴。在调研中司法实务人员和民众对此问题也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56.5%的民众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国家财政，8.7%的人认为应该来源于社会捐助，23.5%的人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对犯罪人的罚没，11.3%的人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监狱企业的收入（如右上图所示）。司法实务人员中认为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占到57.5%，其他比例同一般民众的比例大体相当（如上页右下图所示）。从实地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山东省已推行试点的青岛、淄博、临沂等地，救助资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财政承担的[12]。

第六，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机构设臵。关于国家救助的机构设臵问题，从国外实践来看，有的设臵在法院，如法国设立在地方法院内的救助委员会；有的设臵在检察机关，如韩国在地方检察厅内设臵的犯罪被害救助审议会；有的设臵在社会保险福利部门，如德国的劳工及社会福利部分；有的由行政机关负责救助事务，如日本的公安委员会；还有的设立专门的救助组织机构，如英国的刑事损害救助局。我国台湾地区设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审议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及分院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复审委员会。

我国理论界有几种学说模式：法院模式；检察院模式；行政机关模式；独立设臵模式。实践情况是，有的尝试法院模式，如山东青岛市和淄博市，有的尝试检察院模式，如山东临沂市。其他省份如浙江省、湖北省采取法院模式，[13]河南省采取检察院模式。[14]在调研问卷中，在对司法人员进行的调查统计中，认为应该设立专门机构的占到47.7%，另有30.6%的人认为机构应设在法院（如上页图所示）。我们认为对于机构设臵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国情而有所不同，结合本次调研的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在制度建立初期，以法院内设较为妥当，成熟后，可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

第七，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原则设计。关于救助的原则在各地进行的实践探索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在实践中遵循量力而行、救急为主、分级负责、当事人申请等原则。而临沭县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量入为出的原则。以实证调研为基础，我们认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时应遵循适度救助、紧急救助等原则，在对司法实务人员的调研中认为应遵循适度救助、紧急救济两原则占到83.4%。救助适度原则与各调研地的‚量力而行‛原则、‚量入为出‛原则等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又有所区别。救助适度原则一方面考量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救助适度原则也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宗旨相一致。

五、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进程展望

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或救助）法已是当今世界刑事法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自上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我们也理由相信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文明司法理念的大背景下，在人权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今天，这项惠及社会及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一定能够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我国已经开始这项工作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尝试，2006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从长远开看，我国应当制定一部‚被害人法‛或‚被害人保护法‛，但就目前而言，当务之急是解决被害人因加害人犯罪导致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救助法‛较为现实[15]。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21条中，特别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依法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在200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的议案，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已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列入18件建立立法项目之一[16]。

抱以很大程度上的同情，并对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多持赞成的观点，但试点地区表现出的对被害人国家救助未来的情绪却不尽相同，有的充满信心，如青岛，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动议论证，2004年11月建立实施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随着救助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青岛市12个基层法院也都建立了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这与青岛市自身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青岛地处黄海，是山东改革开放的‚龙头‛，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看，基本具备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的财力条件。有的对刑事被害人的未来预期不敢说没有信心，但从调研中相关地区工作人员对此话题的回避，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在努力尝试一种新的事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加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包括实质性问题，也包括技术性问题，还牵涉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因此，国家救助并不是‚作秀‛，也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应当对刑事被害人确实发挥救济作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意味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绝非应急性政策，而是给予充分考虑、反复论证的结论。青岛市、淄博市的尝试告诉我们，在推进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更不能为标新立异，搞所谓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基础、理论水平还是实践经验都有所欠缺。现在全国范围内对受害人实施救助的工作刚刚逐步展开，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总结经验教训阶段，这当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国外曾有盲目照搬别国法律结果司法失败的先例，如果法律的设立没有执行的可能，那么这项法律就成了无用的法律，法律的尊严也不复存在。因此，我们要三思而后行。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初级阶段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待初级阶段救助工作成熟后，再根据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将国家救助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问题法律化，具体形式初步设想以单行法规——《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法》的形式出现，我们现在不好说是今年、明年、后年或者哪一年最合适。

 课题组主持人：王瑞君，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课题组成员：梁翔宇，法学硕士，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梁厚金，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1]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2008年2月。

[2] 莫洪宪主编：《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3] 赵可，周纪兰，董新臣：《一个被轻视的社会群体——犯罪被害人》，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4]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2008年2月，第21页。

[5] 赵国玲：“犯罪被害人补偿：国际最新动态与国内制度建构”，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7期。

[6]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刷馆1980年版，第168页。

[7] 王瑞君：“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诞生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犯罪被害人学发展与学术热点回顾”，2008年山东省法学会“法治3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研讨会论文。

[8] 中央电视台2008年10月24日新闻联播。

[9] “司法救助：让贫困者跨过通向正义的门槛”，《法制日报》2007年1月15日第1版。

[10] 《法制日报》“今日关注”，2007年6月26日第8版。

[11] [德]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2] 分别参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助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淄博市委政法委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及临沭县人民法院：《特困群众案件执行救助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等。

[13] 截止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个法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2006年湖北省高院和13个中院设立司法救济基金。[14] 河南省检察机关从2005年开始在11个市级检察机关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检察救济工作。

[15] 孙永生、柴春元：“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新探讨”，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9期。

[16] 曲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第四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内涵及其发展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对因遭受犯罪损害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的制度。从此概念中知道，在这里，国家是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主体；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补偿的对象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补偿的方式是支付金钱；补偿的原因通常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生活贫困且无法从犯罪人处获得应有的赔偿。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XX年左右的汉漠拉比法典。而近代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先驱则是杰里米•边沁，他主张“社会不应抛弃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被害人曾经对其作出贡献的社会且有责任保护他们的社会应当补偿他们的损失。”到了现代，在加罗法洛、菲利等实证主义犯罪学派代表的努力下，墨西哥在1929年、古巴在1936年就有过建立该制度的尝试。1947年3月29日，与冯•亨蒂希、雷德里克•沃瑟姆一同为被誉为“被害人学之父”的耶路撒冷律师本杰明•门德尔松，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精神病学学会上作题为《被害人学——生物、心理、社会学的一门新学科》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被害人已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但因为社会机构的责任或低效率而使其被害，加害者又未能赔偿被害人的损害的场合，该损害应当由国家负责弥补。为此，国家应建立一种保险制度，弥补这类被害人的损失。50年代，在著名的监狱改革家m•弗莱积极倡导下，英国于196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研究不同的赔偿方案。以此为契机，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于1963年建立一个刑事补偿法庭，1964年1月制定《犯罪伤害补偿法》，成为第一个补偿犯罪被害人的现代国家，实现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理论到现实立法的突破。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行了《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此后被害人补偿制度从英语圈国家发展到其他国家，亚洲的日本与韩国，也分别于1980年和1986年，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印度尼西亚也在1995年设立犯罪被害国家补偿基金。

二、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及意义

在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中，学术界有着争议，曾友祥在《建立我国犯罪被害补偿制度》中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说：第一，社会保险说，即认为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第二，国家责任说，即认为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第三，社会福利说，即社会要通过良好的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第四，社会防卫说，即认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将增进其对司法的认同感及向心力，使之主动与司法机关合作，社会防卫能力将得以巩固。在以上四种学说中，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比较倾向于国家责任说。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国家补偿被害人制度还可以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如果被害人可以获得国家的补偿，他们诉讼过程中就必然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活动，从而犯罪分子就更难以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的犯罪率也必然会下降。这样，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国家都应当对被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从刑事被害人的发展历史到理论依据，并结合我国国情，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现状：第一，制度空白，目前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出现明确的规定。第二，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法得到赔偿的情况大量存在。第三，对设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司法、学术界通过召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讨会，呼吁国家应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被害人的合格权益。

建立国家补偿被害人制度是保障被害人基本生存条件的客观需要。在刑事诉讼过程被害人常常遇到因为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力赔偿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情况。有些被害人是从附带的民事诉讼和社会救助中得到一定的补偿。但是，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是巨大而持久的。有些被害人因治疗伤病花费大、被致残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等情况而造成生活相当困难，加害入的赔偿和社会的救助只能缓解被害入及其家属的一时之需，并不能长久保障被害人的生活。因此，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由国家给予被害人一定的补偿是必要的。如果被害人生活难于维持并且又不能从加害人和国家得到必要的赔偿和补偿，被害人很可能会对生活丧失信心，这种心理一旦达到一定程度，被害人将会做出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彻底地由一个被害人转化成一个新的犯罪者，从而形成一个恶性的犯罪循环。长此以往，这支庞大的、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自己为犯罪所害而造成的损失的队伍，势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丧失信心。这部分人很有可能会形成一股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会转化为一支潜在的犯罪大军。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我国的国家补偿被害人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康数华在《犯罪学通论》中指出德国犯罪学家汗斯•亨梯在《论犯罪者与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提出了“犯罪者与被害者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角色可以发生转化。”笔者同意此种观点，如果被害人（包括一定范围的近亲属）在受害以后，没有获得公正待遇或充分、合理的赔偿，就会对司法正义失去信心甚至走向犯罪道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正是通过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可以防止和避免其向犯罪人转化，达到控制犯罪总量的目的。郭建安在《犯罪被害人学》中说“刑事被害人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守门人’，有90%的案件是通过被害人的报警而进入刑事诉讼的。”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是刑事案件立案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他/她作为直接受害者，对查清案情、审结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被害人因为担心犯罪人入狱后，其损害赔偿无法实现，就会选择私了，不愿诉诸法律。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情况的发生，有利于被害人积极揭露犯罪行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开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于赔偿原则问题，周欣,袁荣林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中提出以下几种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应当由犯罪人为其破坏性行为付出代价，即令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以便在恢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同时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第二，适当补偿原则，由于犯罪的性质和侵害的对象不同，被害人遭受伤害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被害人能从犯罪人得到一定的赔偿，有的能获得社会方面的救济，但大多数被害人的损害不能从这些途径得到弥补。在这种复杂的现实状况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那些最需要补偿的被害人优先给予补偿。第三，及时补偿原则，被害人受害后通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被害人提出国家补偿申请后，补偿决定部门应及时、迅速地作出决定，不得无故拖延。笔者同意适当补偿原则，我国应该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坚持以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刑事被害人在申请补偿时，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或途径如社会捐助、社会救济获得了相关的资助，能够保障其正常生活时，就不应当纳入国家补偿的范围，以免重复赔偿；对于因遭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未从其他渠道获得资助，或者即使获得过相关资助但还是陷于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就应当纳入国家补偿的范围，使其生活达到当地最低生活底线，体现出社会人道主义。

第五篇：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研究

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为视角，忽略了社会的救助作用。在社区矫正兴起以来，社会的帮扶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本文立足于社会角度，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会 被害人 精神抚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各国对于被害人开始直接而全面的保护。首先，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对于那些因犯罪行为而受重伤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予以金钱补偿；其次，建立了相应的被害人援助制度，从提供法律建议、心理慰藉、经济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再次，刑事诉讼当中也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加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其中，对于被害人在受侵害后的社会救助与抚慰尚付阙如，亟待一套完备的体系帮助被害人更好的恢复。

一、社会对被害人救助的作用。

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体现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侵害”。二次侵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i在现实生活中，被害人通常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惩治罪犯，获得经济赔偿，但其却不能因此得到彻底解脱，被害人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封闭心理倾向，强迫自己与社会生活分离。精神病心理学家桑德拉·布鲁姆在其《避难所的建造》一书中指出：尚未治愈的精神创伤易于被激发。如果没有对精神创伤加以妥善的处置，在经历此创伤的人、家庭甚至其后代的生活中，这些精神创伤都会被激发ii。精神创伤不仅是被害人的核心经历，而且也是许多加害人的经历。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先前经历了精神创伤而该创伤又没有加以妥善地对待，由此重新被激发。因此，恢复精神创伤对被害人来说是重要的。

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表现在职权性、物质补偿性、条件性。首先、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依职权所作出的，该行为具有合法性无疑但欠缺合理性。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更需要社会中有爱心的群体给予温和的、恰当的帮助与救济。其次，国家对被害人的抚慰与救济是以惩罚犯罪、给予被害人补偿金实现的，而对于被害人精神上的伤口却无法安抚，也无法帮助其更快的恢复与融入。在此，社会的功能则能更好的体现，特别是在帮助被害人弥补精神创伤、融入社会方面。最后，国家对任何救助行为都有严格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和标准方能作出，也就是说，有很多被害人会因为救助标准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救助。因为有的被害人虽然遭受的犯罪侵害较轻，但造成的伤害却很重，由于国家的严格规定，不能法外施恩。

因此，从上看出我们绝不能忽视社会对被害人恢复方面的作用，它是国家这个主体无法替代的，在救助方面具有人性化、温和化、全面化的特点。

二、构建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对犯罪人社区矫正已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社会的矫正与救助作用得到认可。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我国尚无被害人援助机构，考虑到我国目前庞大的被害人队伍，这类机构很有建立的必要。同时这些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iii。可以根据受侵害的犯罪种类不同，组建不同的服务机构，例如性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未成年人被害人服务机构以及被拐卖妇女儿童亲属的服务机构等。

其次，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由于社会中存在对犯罪事件的反感，使得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歧视现象，因此被害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应有的治疗或在医药费用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不但被害人的伤情得不到有效治疗，其心理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创伤。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待被害人应比一般的病人要重视。

再次，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被害人受害之后，由于突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或因治疗身体遭受重大损伤而支付巨额医疗费，往往在经济上会遇到困难，虽然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被告人赔偿和国家赔偿，但由于具有滞后性且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要求，我们应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援助、社会捐助等途径对其给予适当的经济援助。这类经济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是社会救助对国家救助的必要补充。因为国家只有在判处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而在之前的一段诉讼关键时期却得不到物质补偿，这是很大的漏洞。

同时，应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应当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及时向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消除和缓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损害，被害人的亲友、邻居、同事、刑事司法人员、医疗人员和其他人员及新闻媒体应对被害人的被害经历表示理解与同情，不能对其进行歧视，而应向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尽量发挥社区的矫正、修复功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的损失。

最后，尊重被害人的人格。应对司法人员、医疗保健人员、自愿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需要，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甚至是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不应传播，并限制新闻媒体公开报道。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力量为被害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包括生活、就业等方面，以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对被害人的保障体系并不能代替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国家仍然是主导。只有国家以其强制力为保障，才能实现惩罚犯罪、追索赔偿金，即“矫正的正义”。而且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形成与国家救助制度相配套的补充体系，互通有无、信息共享，从而营造一个包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冯卫国著。《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论坛，2008年4月。

注释。

1参见刘会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10月。

2霍华德·泽赫。恢复性司法[A].狄小华，李志刚。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3参见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69页。论文关键词：社会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