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对个人发展的制约

第一篇：观念对个人发展的制约

文章标题：观念对个人发展的制约

[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www.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观念，就看你的观念是否与时

俱进，是否现代。如果你的观念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就必将被淘汰；如果你的观念与社会同步，你就能在社会发展中立足，与社会同发展；如你的观念超越时代，你就能创造标准，引领社会，走在世代的前列。

但观念具有继承性，习惯的思维很难改变。正因为它的继承性存在，在新事物、新观念出现时，表现为抵触，不接受，还要用以前接收的信息，找理由证明新观念存在的不足，甚至不成立，表现为你说你的，我行我素，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此时自己已经落后了。

如，我刚进入高层队伍时，总裁就对高层队伍进行了观念的引导。就提出了定位问题：每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就是政治局委员，除了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要精通外，对整个公司的事都要思考，对问题都要有自己的见解，具有前瞻性。否则，就不是一个高层管理人员，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回过头来看，这就是讲的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但在当时的时候，自己还认为，我怎么有这样大的本事做好全司的工作，我就是在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都不错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致使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低，没有追求，工作起来，对分管以外的工作几乎没有思考，即使有，也是心动而未行动，即使有一些见解，也是不深不透的，致使分管的工作也没有做好。

又比如，去年总裁就给我提出了，要用经营管理的方法来思考党群工作，这也是功夫在诗外的体现，可谓唐总裁的用心良苦，但那时自己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只是搬用了要用“生产经营管理”的思想方法来做党群工作引导，做也做得不好，这就是自己观念滞后的表现和结果。

今天，总裁又明确提出了独挡一面的领头人，要有“一片天”，“功夫在诗外”的现代观念，那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呢？我认为：

一、了解什么是现代观念

我认为，现代就是当代，我们当代进行的是市场经济，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哪些是现代观念呢？只要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就是现代观念，如我找到一个支点，就能把地球撬起来，自我表现意识，主动、大胆工作的意识，锐气和魄力，健康理念------

二、要接受现代观念

在工作生活中，随时都有观念的碰撞，实际上我们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就缘于指导我们认识问题的观念不同，就看谁的观念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谁的观念就现代。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不要找更多的借口推托。在我的事例中，自己就是没有真正去接受，才有今天这个结果。

三、接受后，要将观念变行动

在明确了现代观念后，就要将这种观念用于实践，执着去追求、尝试。

1、确定好定位，定位：一片天。站在有限公司的高度，从总裁角度思考公司的发展，把工作当事业干，执着去追求，使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产生增殖效应。这样才能实现给总裁分忧解难的责任。

2、运用现代理念的工作方法：“功夫在诗外”，“山外看山”，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分管的事，发现自己分管工作的优势和劣势，明确工作目标，提出思路，一步一步的夯实。自己能做的，马上做，自己能力以外的，创造条件做，给直接上级，直至总裁提出报告，一次不行，就二次------；另外，发挥引领作用：人不够，解决人的问题；人的能力不行，就自己培养。用“只要别人能干的事，自己就不要干，整体上把握好本单位的工作，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本单位以外的事”的观念来指导自己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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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韩城市教育局启动“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

城市教育局启动“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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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韩城教育网 发布时间：2012-3-26 阅读：17次

3月19日上午，教育局在政府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元方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机关全体干部、局直单位及市属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动员会。

会议全文传达学习了韩城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的意见》（韩发〔2012〕5号），并就如何贯彻落实“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作了具体安排部署。

徐元方书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的要求，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韩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重要载体。他要求各单位、各学校切实提高对“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的认识，增强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活动中，并把贯彻落实活动精神与与抓好当前工作、谋划2012年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市教育科学发展。

他强调，教育系统开展“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要按照座谈讨论、调研征文、意见征集、投票评选等环节做好动员工作，要周密组织，不走过程，努力把“促进和制约韩城发展十大观念”评选活动落到实处。要根据活动的要求，积极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载体活动，重点做好调研征文、意见征询两个环节的工作，要记录保存好活动的档案资料。在活动组织中，要注重活动效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三篇：制约煤矿发展论文

制约煤矿锚杆支护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发展建议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制约煤矿锚杆支护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发展建议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制约煤矿锚杆支护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发展建议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

摘要：近年来，锚杆支护技术在张集煤矿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安全可靠性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锚杆支护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锚杆支护的安全性。本文通过分析制约煤矿锚杆支护发展的主观与客观因素，分别从技术与管理角度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字：煤矿；锚杆支护；施工；管理 制约煤矿锚杆支护发展的主要因素

淮南矿业集团公司张集煤矿位于淮南市岳张集镇，煤层的赋存状况较为复杂，自然条件差。随着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13煤已快回采完毕，张集矿的主采煤层现已转入6、8煤层。张集矿6、8煤属典型的“三软”煤层，煤层的顶软、底软，巷道受采动影响的问题较为突出。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加大，巷道压力的显现也日益明显。以上这些因素都给巷道的支护与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对安全生产造成威胁。其次还存在一些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

现有锚杆支护设计方法不完善、欠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锚杆支护的安全性。目前的锚杆支护理论较多。较成熟的有悬吊理论、组合岩梁作用理论、挤压加固作用理论、围岩松动圈支护理论及自稳隐形拱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偏颇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地质条件下的巷道支护难题。而锚杆支护设计则通常根据其中一个理论进行简单计算后再辅以工程经验类比法进行。考虑的因素不全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难以保证锚杆支护效果及其安全性。基于对客观地质条件认识的程度不同。而依据不同的锚杆支护理论，进行锚杆支护设计，其支护的效果、支护的安全性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科学合理地进行煤层和顶板分类，规范煤锚支护设计是实现煤锚支护安全性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煤锚支护能否在更大的范围和不同条件下推广应用的关键。

锚杆施工机具性能差，不仅导致“三径匹配”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锚杆预紧力。对锚杆支护安全性构成负面影响。“三径匹配”不合理直接导致锚固剂与围岩、锚杆体与锚固剂间粘接强度的降低，使锚固力降低，而高预拉力则可以大大提高锚杆锚固效果和顶板稳定性。防止顶板离层。

锚杆支护施工管理水平低对锚杆支护的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锚杆支护质量是实现煤锚支护巷道安全性的前提，只有保证施工质量，才能实现现有理论设计下锚支巷道的安全性。但是目前各施工队伍生产管理及施工水平参次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着求效益而不注重支护过程管理的现象,使锚杆支护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监测手段落后，效果不好，可靠性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锚杆支护的安全性。锚杆支护巷道顶板离层与锚杆受力情况的监测是影响煤锚支护巷道安全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目前没有可靠的顶板离层监测办法，锚杆受力情况无法了解，极难发现锚杆支护的隐患。因此，难以发现巷道存在隐患的空间位置。包括顺巷道长度方向的地点和围岩内部位置(锚固范围内还是锚固范围之外)以及产生隐患的原因，也就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冒顶事故的发生。发展建议

2.1 技术措施

围岩是压力显现和传递的介质，是由载体转变为支承体的加固主体。特别是对6，8煤巷道这样的直接顶均为层理、节理发育，强度较低的泥岩的“三软”煤层巷道，用什么方式对其进行加固，加固体能否承受住外载的作用，这些都必须对岩体作全面的分析才能了解。因此，先进行工程地质调查，弄清围岩的强度、结构、沉积变化及其完整性是进行设计工作的第一步。

外部荷载的大小决定了加固承载体的加固方式和强度。影响外部载荷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巷道的埋深、有无煤柱及尺寸、巷道断面的大小及尺寸、是否受采动影响以及是否处于构造应力区等，这些都是煤锚设计时所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对于具体的巷道还应对岩体节理发育程度、沉积变化和构造影响以及受几次采动影响、是采后掘还是采时掘等等作评价或更细致的调查分析。

锚杆支护设计方法主要有工程类比法、理论计算法、数值模拟分析法。目前对锚杆支护机理的认识还不够完善，支护计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尚无科学实用的设计依据来确定锚杆支护参数；因此对不同的地质条件、不同的煤层赋存状况、不同的巷道性质选择不同的支护形式和不同的支护参数。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不论巷道条件如何变化，使用要求如何变化，而支护形式千篇一律的状况。但这只是设计工作的开始，还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利用动态监测等手段，严密监测巷道顶板的变化情况，及时汇总，分析各方面的信息，作出修改。

动态信息采集的过程就是巷道施工后进行的矿压监测和支护变形监测的过程。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顶板离层值，顶板下沉速度、顶底板移近量及变形速率、两帮移近量及变形速率、液压枕数值以及支护结构的作用效果、破坏的部位、数量、结构缺陷等等。通过对矿压监测数据和支护变形情况的分析，来评判支护设计的适应性、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使其不断地完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巷道服务期间的调查结果是对支护设计是否合理和巷道能否适应系统安全生产需要的最终评判。而所谓的优化设计无非是充分利用动态的过程信息，多次修正设计，最终尽量实现支护结构、形式和参数与支护强度要求的最佳匹配。

2.2 管理措施

规范锚杆支护设计。针对现行锚杆支护设计的不足，根据实践经验，吸取教训，对巷道围岩根据不同区域、同一区域不同地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地质评估，结合地压(巷道埋深)情况(垂直应力和水平应力)制定出符合张集煤矿实际的具有切实性和科学性的锚杆支护设计方案，坚持引进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优化设计组合，舍得资金投入。

加强施工管理。首先，完善施工工艺，规范操作在不断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完善煤锚支护施工工艺，规范施工操作程序，保证锚杆安装质量，使锚杆支护及时、主动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是提高煤锚安全性的一个基本措施。

其次，制定技术措施，强化落实制定切实、科学的煤锚支护设计规范，完善煤锚支护工艺的基础上，编制出具有针对性的施工技术措施，强化措施落实，是保证锚杆支护质量，提高煤锚支护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措施。

最后，完善锚杆支护质量检查制度，严格施工过程的检查监督完善区队施工过程中的锚杆支护质量检测制度，做好日常的锚杆初锚力、锚固力等检测工作，发现施工质量问题及时整改，是保证锚杆施工质量，提高煤锚支护安全性又一必要的基础性措施。

做好锚杆受力与顶板离层监测。要加大资金投入购置精度较高、实用的监测和测试仪器，从日常观测中随时掌握锚杆支护受力变化情况及顶板异常情况，以便于及时处理，采取支护对策确保支护的安全性。

对观测资料及时整理、分析、汇总，及时反馈，以便于及时进行锚杆支护设计的优化调整，这是提高煤巷锚杆支护安全性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结束语

锚杆支护技术是一项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支护效果与成败的因素很多。随着科技进步，锚杆产品的规范化、精细化的生产以及锚杆支护检测技术的完善，人们对锚杆支护作用机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锚杆支护必将成为煤矿支护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注重研究，锚杆支护将会迎来更加迅速发展的时期。

参考文献

[1]陈炎光，陆士良．中国煤矿巷道围岩控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

[2]侯朝炯，郭励生，勾攀峰，等．煤矿巷道锚杆支护[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9．

第四篇：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五年多来，发展迅速，成效显著，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然而，社区矫正试点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惑与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略作探讨。

一、关于在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在城市开展，总体看农村与城市在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如不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扶植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则会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刑事执行的统一性、公正性受到损害，而一旦社区矫正的公正基础受到动摇，其生命力就会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较之城市而言，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这必然影响到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例如，农村地区面积较大、居住人口较分散，而国家权力资源的配备不够充足，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区矫正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如人格测评、心理矫正技术的引入等，但农村地区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比较匮乏，很难像城市那样，吸收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从而影响到矫正手段的科学化程度。总之，同城市相比，农村在开展社区矫正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在农村地区发展社区矫正，应当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时，必须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设计适合农村特点的社区矫正开展方案。而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社区矫正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在此问题上，以创造“枫桥经验”而著称于世的浙江诸暨枫桥镇，做了有益的探索。枫桥镇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针对农村辖区面积大，矫正对象比较分散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对矫正对象实行“5+1”监管模式[1]，即从镇司法所、协作站（社区）矫正小组、公安责任民警、村治调组织、矫正对象家属五方面来确定人员，分别落实监管职责。这一社区矫正的“枫桥模式”，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枫桥式社区矫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区矫正监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地区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借鉴。不过，必须明确：社区矫正在本质上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应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虽然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并可以成为对农村矫正对象进行监督和帮教的基础性力量，但这种参与不应涉足执法层面。

二是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为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意义重大。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

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的关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要着力建设城市和农村社区“两个平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农村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程度。对此，笔者考虑，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司法所的队伍建设，在编制、经费、人员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社区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以提高其知识素养与业务能力，适应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专业人士介入农村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如鼓励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形式，对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的志愿者实行适当的报酬制，等等。

二、关于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适用社区矫正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流动人口对促进流入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比较严重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流动人口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群体，有着较高的犯罪率，有着很多社会原因，如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一定范围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权利易受侵犯而救济途径不畅等。对于此类弱势群体犯罪，有必要给予适当的宽容，对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应当尽可能放到社会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却把这类群体排除在社区矫正体系之外。例如，根据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固定居住在试点区县的犯罪人。这种做法固然有其现实原因，因为对于在城市中没有户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措施，往往难以落实监管措施，而监管缺位则容易导致新的犯罪，从而增大法官的判决风险，使得法官在对这类群体适用社区矫正措施时持保守立场。笔者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简单以户籍为界限，对常居城市的外来人口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同时，这种事实上的法律适用不公，可能会加剧社会对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通过规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保障外来人口犯罪人平等地获得社区矫正的处遇。对于那些被判社区矫正措施后，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无定所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场所居住，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和矫正。为此，可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谓中途之家，是指设置于社区的专门的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保护机构。其作用在于运用社会资源协助刚出狱的刑释人员与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其逐渐适应自由的社会，成为健康而自信的成员。尤其对那些出狱后无家可归的人员，中途之家可以为其提供临时的食宿条件，避免其因生活无着而流落街头。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国际中途之家协会(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进了中途之家的蓬勃发展。以加拿大为例，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释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2]我国应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具有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

多种功能的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从而解决因难以监管而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问题。

三、关于推进矫正力量社会化的问题

社区矫正不是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而是以社区为主体的矫正。同传统行刑方式相比，“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3]社区矫正志愿者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体现。除了壮大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包括社区矫正官员和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外，应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有志于社区矫正事业的社会志愿者，在经过培训后，使其担任义务矫正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来源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见的离退休干部、居委会及村委会成员、高校学生等外，还可以考虑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进矫正力量的社会化方面，除了继续依靠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城市的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传统的基层自治组织外，还应注意吸收各类非政府组织的介入。非政府组织（NGO），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场之外的，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由自由结社形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达是社会保持稳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尤其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自组织、自我协调不但对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化亦有好处。在社区矫正的开展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很大空间。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吸引非政府组织进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运作模式参与社区矫正。北京市朝阳区则成立了“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从事社区矫正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属于公益性社团法人，采取协议形式，承担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委托的社区矫正社会服务职能。

四、关于提高矫正手段的科学化问题

矫正手段的科学化以矫正观念的现代化为前提。为此，首先应当更新观念，确立现代罪犯矫正观：

一是人本的矫正观。就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强调服刑人员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权利和其它正当利益，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设性的手段和途径，促进其健康、自由地发展，帮助其适应主流社会，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合作的矫正观。现代教育学将教育界定为一种“引导”活动。引导性的教育观强调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平等、沟通和互动，强调对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在充分考虑社区服刑人员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引入矫正活动中，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导性的教育观，应倡导在矫正活动中适度的宽容、协商、合作与对话，淡化压制、灌输色彩。

三是个性的矫正观。由于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进矫正方式的个别化势在必行。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有思想汇报、不定期的讨论交流、参加公益劳动等，不能满足矫正对象的个性需要。应尝试建立社会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体系和个性化教育模式，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适用有针对性的管理和矫正手段，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矫正效果。

在确立现代矫正观念的基础上，应当引入和推行各种先进的矫正手段，如人格调查及分类技术、心理矫治技术、个案矫正技术等。当前尤其要大力发展个案矫正模式。个案矫正，是指在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依据服刑人员产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问题，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调适、干预和教育等技术，达到特定矫正目的的专门活动。[4]个案矫正模式是教育改造专业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它在坚持因人施教原则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及计算机技术等知识和技术，使对罪犯的个别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能顾及每个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水平、个性特点及心理需求等个体情况，因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人本的、科学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个案矫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进而促进矫正质量的提高。

第五篇：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叶 青 万世界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是一国诉讼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辩护权无疑可以从外部制约、监督侦查权，促使侦查权法治化、规范化运行，从而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刑事司法的民主与公正性。

一、辩护权对侦查权制约的理论基础

(一)权力监督理论

侦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同样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侦查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有权力的各种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强制性、扩张性、侵犯性以及腐蚀性。侦查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当其扩张到突破其原有的界限和范围时，就会发生异化，使权力的行使结果与权力设计初衷相违背，最后不但没有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且极有可能不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并在侦查阶段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可以对侦查权予以有效的监督，促使侦查权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二)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是国家诉讼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人权保障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每个人在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之前都被推定为无罪，都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在侦查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滥用自己手中的侦查权，任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对财产进行强制性处分。辩护权是对抗侦查权的有力武器。

(三)控、辩平等理论

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只有平等，才能全面收集证据，更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律师的参与，是强化犯罪嫌疑人防御权的根本制度。只有律师的帮助，才使得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很大程度的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可以有效限制侦查权的扩张，增强辩方的力量，实现控、辩平等。

(四)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是指“要在法律程序本身或者法律实施活动过程本身得到实现的法律价值，它与程序所要形成的结果无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形式实现。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参与到侦查程序中，通过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活动的主体性和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运行现状

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很好地衔接，在关于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存在冲突，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仍十分有限，律师辩护权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此可见，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二)会见难

根据新《律师法》第33条，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规定，只是恢复到了1997年前的法律所规定的状态而已，但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仍难以保障。

(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虚化

《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规定律师只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才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案件发生后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以防证据的灭失、毁损。但是侦查阶段律师无调查取证权，也无证据保全请求权，这就直接造成其后续防御性辩护活动的“虚置”。

(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到位

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如果律师私自调查取证，不仅其所得证据之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自身安全还会受到威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应追究法律责任。由于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的不信任以及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权，侦查机关便可以对律师任意追诉。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件进行分析，错案率近50%。

三、完善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的若干建议

(一)宪法层面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辩护权

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宪法结构来看，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在“国家机构”一编，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编，国家宪法只承认审判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重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辩护权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人权的重要体现，它理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所以应在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编中明确规定，被指控有犯罪的人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均享有辩护权。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与《律师法》相衔接

刑事诉讼中只存在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每个诉讼参与人都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只要接受被控告人的委托介入诉讼，无论在什么诉讼阶段介入，他在本质上都是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他只属于“辩护人”这一种诉讼参与人。

(三)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权，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享受此权，甚至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律师帮助权。所以对绝大多数不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其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享有何种权利，自己为何根据何法被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从而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对于遭到逮捕或拘留或受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义务迅速告知其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对于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国家有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其通过讯问所得的讯问笔录无效，即不可以在后续程序中被用作指控其犯罪的证据。

(四)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应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在场权。律师在场可以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加强辩方的力量，且也利于防止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况发生。律师在场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定：

(1)在场程序。侦查机关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均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则侦查机关的讯问应立即中止，待辩护律师到场后再行讯问，讯问过程中律师应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讯问结束后，由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如果犯罪嫌疑人放弃律师在场的权利，应有犯罪嫌疑人的书面声明。

(2)在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场律师有提供法律咨询权、对侦查机关讯问的异议权和对讯问笔录的签字权。在场律师还应承担不得干扰正常讯问的义务、对讯问笔录上关于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有保守秘密等义务。

(3)权利救济。对于讯问过程中在场律师的异议，侦查机关有当场作出书面说明的义务。对侦查机关的答复不服的，在场律师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7日内对申诉作出书面处理。侦查机关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其所作的讯问笔录无效。讯问笔录上没有律师签字的或者在律师不在场时没有犯罪嫌疑人放弃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书面说明的，讯问笔录亦无效。

(4)律师在场权的例外。对于紧急情形、涉及国家秘密、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集团犯罪等案件，采取律师在场会妨碍侦查的，可不允许律师在场。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时应履行告知义务，并书面说明不允许律师在场的理由。讯问过程应全程录音录像。

(五)会见权的完善

(1)由于赋予了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时间上就不会有冲突了，但在会见时间上应明确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之时起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时的期限，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长时间羁押。不可对律师会见次数加以限制。

(2)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予配合，及时安排会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地点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地方，如看守所、取保候审地或监视居住地。应明确从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到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安排会见的时间，以防止无故拖延，给律师会见带来困难。

(3)为了消除犯罪嫌疑人思想上的顾虑，防止侦查人员或看守所人员的干扰和阻挠，从而更好地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与协商，立法上应明确不被监听包括不被电子监听，但不排除看守所人员为了监管场所和人员的安全有权在场，其应当在视线范围以内、听力范围以外的距离在场监管。

(4)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律师全程录音、录像或拍照，一方面有利于收集与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辩护证据或提出申诉代理控告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律师自身安全。

(5)针对特殊案件，在会见上应有所限制，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重大走私犯罪等案件，应根据案件性质和影响，由法律对会见次数、时机作出限制。

(6)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并不得向律师了解会见内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发现其翻供或证人翻证时，有权及时约见侦查机关进行沟通，由律师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侦查机关应及时予以书面回复。法律应对律师会见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或看守所通过监听所获得的证据一律无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得知其欲越狱、自杀或有重大检举揭发事项时，有义务及时报告侦查机关或看守所。

(六)赋予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阅卷权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帮助和辩护有重大意义。对阅卷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阅卷时间应以律师介入时间为起点，阅卷地点应在侦查机关内部专设的阅卷室，并有侦查人员陪同，阅卷后，律师和侦查机关应在证明阅卷的文书上签字。阅卷次数应不受限制。

(2)为了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干扰被害人和证人作证的情况发生，在阅卷范围上应所有限制。律师阅卷的范围包括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犯罪嫌疑人口供、搜查勘验检查笔录以及实物证据等，对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辩护律师无权查阅。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阅卷范围内的材料。

(3)辩护律师首先向侦查机关提出阅卷申请，侦查机关不同意阅卷或拖延时间的，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限期内作出书面答复。对于侵犯律师阅卷权而得的证据或行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法院在审判时应予以排除或宣告无效。

调查取证权是被追诉方的一项“天然性权利”，没有调查取证权，辩方就丧失了防御的基础。辩护律师参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对于发现事实、保证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赋予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以调查取证权，一方面律师有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应赋予律师以调查取证申请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规定：

(1)为了使侦查机关及时控制犯罪，防止辩护律师过度干扰侦查，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有所限制：律师不得自行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和人员对罪案现场进行勘验和提取物证;在侦查机关向被害人进行调查、询问前，律师不得调查、询问被害人。

(2)辩护律师提出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申请的，侦查机关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审查，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侦查机关进行调查或证据保全时，律师有在场权。对于侦查机关不同意申请的决定，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3)删除《刑法》第306条，修改《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以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法律上保障控、辩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法律利益。

四、结语

以辩护权来制约侦查权可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促进控、辩平等，实现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侦查阶段律师扩权有利于改变落后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促进侦查机关观念的更新和侦查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侦查法治化与规范化，更有利于完成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