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行政的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新版本)
中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
摘要
政府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对近年来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作了理性思考，指出政府制度创新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指明效率、民主与公正的价值诉求是政府制度创新的价值诉求、政府制度创新为我国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显示出光明的前景。
关键字：行政改革，制度创新，中国政府如何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把握政府改革的发展路向，关键在于创新。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行政改革，是一个政府管理体制不断变革与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在政府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较人进展。当前，在我国政府加人WTO后，进一步从制度创新视角对政府改革进行理性思考，无疑刘一深化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循于经济主导模式，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也日渐积累，从而引发了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而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由此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而行政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并同时避免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而且，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却发挥
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这就决定了在这样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我国的行政活动对于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将行政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
行政改革这一“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但是，这种“上下结合部”地位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行政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也存在着尚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必然的客观互动联系，实际上，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而明确我国行政改革边界的关键性题域，则是现阶段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和进行制度创新的理论前提，实质上也是对行政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
二、行政改革的理论定位
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已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当代西方的行政改革，越来越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互动，这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功能从传统的统治转向治理，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善政转向善治。这里，我们所说的善政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它强调的是政府权威的主导作用。而善治则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从善政向善治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的回归，是权力责任重心的转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民主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其基本意义之一就是政治权力日益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但政
府权力的限制和国家职能的缩小，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威的消失，只是这种公共权威日益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公共行政从善政向善治转变，把公共行政改革定位在政民关系上是适应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来，我国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大方向是由“计划”转向“市场”，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我国各级政府围绕着权力下放、转变职能这个行政改革的重点，对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等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权力的转移，我国社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中国经济总量的90%已市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日益突出。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已使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权力向外向下移动、在部门间平行移动并最终逐渐实现了向公民向社会的移动。
特别是我国1998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有关部门下放了44项职能，直属办事机构下放了14项，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下放了56项。同时，地方政府也相应地下放了某些职能，有些甚至直接下放到了社区甚至街道，从而更贴近了公民，使公共行政更符合公民的偏好，增强了公共行政的回应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走不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前只是处理体制内部关系而不注重处理政府与公民这一外部关系有关。所以，要想使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彻底跳出“怪圈”循环，下一步就要从调整政民关系出发，进一步对行政体制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构建新的行政体制，以适应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适应世界的民主化潮流。
三、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创新
我国行政改革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和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决定了行政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也就是说，我国行政改革所要进行的制度创新是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制度创新并不包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而仅仅是对“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从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和理论定位出发，具体地说，我国的行政改革所要实现的制度创新主要就是对权力运行机制、公共政策规范体系、政府角色定位和行政行为方式等等进行的调整和重新确证。
这一过程大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定政府及其行政权力体系的公共性质；第二个层次是通过法制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提供规范；第三个层次是通过组织结构、职能关系、权责关系等方面的调整，改革行政管理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把恩赐型的公共物品供给转化为服务型的公共物品供给。这里，第一个层次的内容是制度创新的价值目标，也是制度创新的总的价值基础。第二个层次属于制度供给的内容，即公正、公开和依法行政，但它依然是价值层面的制度供给。第三个层次的内容则是在政府的实践运作层面上的制度供给，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利益导向；（2）把建立廉价、廉洁、高效的政府作为目标；（3）保证自由秩序的供给；（4）提高政府能力；（5）基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总之，我国行政改革中制度创新的现实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是指行政行为从绝对支配和全面干预的方式向宏观引导的方式转变，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而把具体的经济活动让市场去调节。（2）政府与社会及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从管理定位向服务定位转变，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则应从依附和从属型向效能型转变，即注重引导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规则体系的改变。即加强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和系统性，消除体系中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方面，使规则体系建立在统一的价值原则上，这三个方面的系统实现就是我们所讲的制度创新，也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之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 程宏，李清华，胡洪涛.论行政改革目标──政府制度创新
[J].行政论坛，2000，（03）
[2] 谭仲池.有效加强政府制度建设的一些做法和体会[J].求是，2005，（06）
[3] 吴克明.论政府制度行为文明的基本原则[J].求索，2004，（11）
[4] 周庆行，吴长冬.近30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02）
[5] 李秀峰.韩国金大中政府行政改革的成效及特点分析[J].太平洋学报，2006，（08）
[6] 周庆行，吴长冬.近三十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J].重庆行政，2008，（01）
第二篇：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摘要】：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 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 互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 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无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 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 面。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 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 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 示。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一般介绍。介绍了新制 度经济学说的几个核心概念和理论；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 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具体分析。笔 者采用制度分析中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地位、偏好 显示和收益预期三个角度对社会利益群体进行考察；本部分 包含三个层次，首先从社会利益结构，以社会各阶层成员为 考察对象；其次从层级内结构，以行政机构为考察对象；第三 层总结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并在分析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消减阻力、增强动力的思路和方法。第三部分是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安 排。本部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 力、阻力的制度因素。笔者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 度三方面考察，认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制度）变迁主要受到 四种约束，即：人性假设的约束、制度偏好的约束、制度知识 的约束、环境约束。‘第四部分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制度）变迁的制度创 新。笔者认为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矛盾，所以 要解决二者冲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创新设计一套有效 的机制，从而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当 前，中国行政体制咳度）的创新包括三方面：正式约束的创 新；非正式约束的创新；实施机命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责任;法治； 服务；廉洁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务政 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人民满意政 府[1]。由此可见，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指向，是总体目标的显著特征，改革总体目标和这些要求之间的关系 性质和动态构架决定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性，也是引导改革实践和政 府转型的灯塔，不能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特性和互动机制，构建理论上的中国 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将是支离破碎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比较公共行政的视角，对中国特色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行比较。比较公共行政比较什么呢？美国学者海迪认 为，比较行政尽管有不同的］（．视角，但最基本的是“作为焦点的官僚制”[ 2p78)。他的比较分析从党政关系入手,分为发达
国家公共行政和发展 国家公共行政,之后又细分为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和官僚主导型官僚体制，我 国被其划分为第二类发达国家的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因此，本文也认同政党 主导型官僚体制这一划分。
张立荣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单一制国家元首制度，国务 院制中央政府制度，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 多位一体的决策执行制度，以及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制度。这是一种静态比较 分析，使分析具有很好的基础。但是，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不是基于制度静态结构的比较，也不是对中外官 僚体制进行全面对比，而是从行政改革的动态视角，运用比较行政的方法，从 改革总体目标、要
求关系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找出改革应然的理路。
二、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与要求关系构架
法治、责任、服务、廉洁是人民满意政府的基本要素，也是行政体制改革 的长期目标指向，但是这些特征也是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如何赋予它们中国特色内涵，塑造适应科学发展、社会转型和利益关系深刻 变革、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 国特色的显性问题。
（一）责任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关键特征，是行政权力本原问题 和行使方向质的界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核心在于责 任的实现。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有自己的独特涵义:
一是决策与执行责任主体中党政结构居主导地位。责任政府首先是决策责任问 题，我国政府决策体系存在宪政结构和党政结构,其中宪政结构更近似于执行 结构,党政结构更接
］（．近于决策结构[3p89)，党政结构成为责任 政府的主体。与之相比，当代西方国家政体主要
划分为熔权制、分权制和监督 仲裁保障制，与此相适应，责任政府主体的责任主体有三种类型：狭义政府或 其中的内阁；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作为监督仲裁保障人的总统以及狭
］（．义政府 [4p181)。
二是责任内容的有限框架下增长和动态性。政府责任跟政府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责任的宽泛性、增长性、变迁性。责任主体明 确后，责任内容就是政府职能的契约安排，即拥有多少权限、承担多少职能、负担多少责任。这种责任安排是动态的，职能内容和结构也是动态的，固守古 典主义的教条来处理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只能给予政府“刻舟求剑”的形象。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但同时又是无限变化的，因此职能重点和结构也会随之 变迁，而且呈不断扩展之势。
三是从责任与权力的配置看，要从注重权力的分配，转向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 分配。责任和职权是通过何种途径赋予政府的呢？第一，通过公共舆论,这是 公民或者选民们对政府职能形成观念的焦点。第二，通过危机事件引导立法, 形成关于某项新的责任和职能的契约框架。因为，在当前中国政体发育程度下，公民是一种被动政府责任监控者。这两种途径都最终依赖于政治推动，最容 易触动政治强人神经的就是危机事件。
四是问责形式上以自上而下为主。《意见》中决定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 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以行政首长 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不难看出，它的问责方向是一种明确的界定。
中国特色责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1．中国特色的责任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党政府。责任途径不是简单的宪政问 责，而且应该包括党政问责。建立责任政党政府，在问责的对象上，不仅是狭 义的政府首长问责，而且是党委负责人要同时问责，因为党委系统在决策上承 担责任，居于主导地位，离开这一点，责任政府在中国国情下意义就大打折扣。
2．责任内容上是扩张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是小政府。中国的国情和经济 社会深刻转型决定了，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必须不断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需要，对宏观经济干预不断深入，一些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政府责任自然根据 国家的法规而不断拓展，而有些职能和责任则不断削弱，因此政府责任问题不 是减少的问题，而是如何调整和适度增长的问题。
3．在问责主体上，应当合理化；问责程序上应做到规范化；涉及政府绩效问 题，谁设置的考核，谁负责问责。关于政府工作涉及权利问题，应当由公众通 过法律途径问责；
涉及政府整体战略任务绩效问责，应当由民众代议机关问责。涉及党群机关的行政责任问题，应当通过党的纪检组织和上级组织及人事组 织问责，可以探索党的代表会议问责机制。在决策问责和执行问责上有必要分 开考核，决策责任在党委，执行责任在政府。
（二）服务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本质属性的注解。服务是 责任的履行，是法治的重要部分，是满意的核心要素，是廉洁的必要条件。任 何政府都具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西方国家服务政府改革与实践强调公平正 义、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统一。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服务政府具有自身内涵 ：
一是从服务对象上讲，西方强调顾客导向，为公民服务，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两者不尽相同。但是，这仅是概念上的区别。
二是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主体和内容上。显然我国服务特色属于强政府特色，尽 管市场替代逐步加强，但是强政府仍然是显著特征。在服务内容上，我们的政 府仍然是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统筹经济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特点。从 地方到中央的关系看，经济服务型政府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由现时期中国的 基本国情和基本政策决定的。从行政改革的动因看，主要是构建与科学发展相 适应的体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 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行政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行政系统，来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这样，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悖论：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和被改革客体，改革的主体和客体二位一体，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外部压力的、被动的自我“手术”。当这种“手术”需要伤筋动骨，改变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时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产生了。这一悖论所产生的制约性会通过公务员———改革的具体操作者而体现出来并得以强化。显然，再科学、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务员这一方面受到阻滞，它们都会走样、变形，甚至流产。产生于公务员的阻力，可进行如下的概括：
１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参见孙贵洪：《论中国社会的行政化力量》载《中国行政管理》１９９３年第８期）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
２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这可能导致留恋目前状态，死抱毫无希望的习惯不放的阻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国民意识和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体现，官职级别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成就的最主要标尺，且各项福利待遇与官职紧密关联。因此，为官只能上不能下，机关只能进不能出，一旦离开官场便人走茶凉，事事难办。这种社会思想氛围，是广大公务员走出机关，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碍和阻力。
３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对公务员来说，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存在许多不得不忧虑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本职能部门能否被撤消？精简人员时，自己是否属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简，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些忧虑使公务员产生压力，如不能持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怀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防碍和制约改革的顺利进行。４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我们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性，造成下级机关和下级人员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事无俱细依靠上级的指示、指导和推动，而且这种依赖性有时被看成是稳重老练的表现。固此面对矛头针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行政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为天下先，“不推不动”，互相观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动下不动，越动越被动”的局面，坐失良机。
５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本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作出反应。每个公务员对当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出入会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改革。如许多人对市场经济无非又是换汤不换药，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几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待这次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对改革持消极、应付和观望的态度。这种因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般比较持久，具有顽固性。
从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行政系统自身的阻力。指出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设计良好的改革方案在实际的操作中走形变样，出现只放包袱不放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化创收弱化服务，实功虚做，隔靴搔痒，玩数字游戏，换汤不换药，该加强的职能得不到加强，需要撤并的部门反倒不断壮大等等现象，导致改革走过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8-03-05(1).［2］［美］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3］张立荣.论有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3．［4］蒋劲松.责任政府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
［5］刘靖华，姜宪利.中国法治政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
［6］吕祖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7］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岳 林］
第三篇：树起中国改革新航标
树起中国改革新航标
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我对其精神实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11月9日召开，国内外各方众说纷纭，但各方的似乎都有一个共识：此届必将树起中国改革发展航程上的新航标。
国家大势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是要解决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推动的。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内容都是关于重大的改革，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深化改革，才是引领这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要事。改革已渐进了深水区，渐进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起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布满期待。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深知要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必须做到“五要”。
要有全面的眼光。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并且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和重点无疑是“全面”二字。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也必须牢牢确立“全面”思想，要有全面的眼光，一定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切忌单兵突进或孤立片面地想问题、办事情、抓改革。国家制度建设或国家制度现代化，其本质就是加速各类要素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在中国还要保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长治久安、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由此，就需要全方位的变革，这包括观念变革、经济变革、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等等。只有全面抓、抓全面，才能使中国改革全面深化、整体推进。
要有深化的谋略。改革开放35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逐渐显现，来自国际国内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十分突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能不能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需要深化的谋略，要在全面的基础上深化改革。要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思想认识，绝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一知半解。要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有深入透彻的分析和把握，找准改革突破的关键点、着力点，深化改革措施，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绝不能走过场或等要靠。
要有改革的魄力。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改革更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法宝。但是，改革势必会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尤其需要有攻坚克难、排除一切干扰的勇气。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识以及壮
士断腕的决心，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拆解“硬骨头”，要树立“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全面深化改革就没有更高层次发展”的思想和理念，靠改革促发展、靠改革调结构，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要有务实的作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部署，提出的改革“路线图”，要想变成美好的现实，必须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以作风建设提振全党精气神，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新风气。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需要传承和发扬务实作风，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落实精神，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既不能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更不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
要有清正的环境。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没有一个清正廉洁的环境不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一年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台“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然在全党上下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少数干部中还存在着侥幸心理以及顶风违纪行为。越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越不能放松风清气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营造。要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的力
度，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支持改革为荣，以破坏改革为耻”的良好风气，使干部群众都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支持改革，服务改革，共同推进“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
35年前，发端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而今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重要转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贫富差距、资源垄断、政府职能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大众关心热点。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没有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改革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必然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一步步推进，从全面实行一般诊疗费制度到“异地高考”方案“破冰”，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到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提高，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为主题，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公平”的实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更多的期待。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面对未来的一切风险和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就是给我们
中国梦指明一条实际道路。
第四篇：坚持改革创新 推动制度落实
坚持改革创新 推动制度落实
——落实就是创新
2011年是呼管处（局）全面进行改革、全面进行水利工程建设的关键一年，处（局）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新疆工作会议、自治区九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和自治州八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围绕处（局）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新形势下处（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认真开展“抓落实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使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工作作风在处（局）蔚然成风，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抓落实促发展见成效的强大力量，为处（局）的改革创新，为昌吉州水利事业发展当好排头兵。
一、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
制度带有长期性、全局性、根本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任何社会组织须臾不能离开的行为规范。制度和制度体系既然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人为设定的，那么它们应该而且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变迁，从而适应组织建设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报告在提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时候，新增加了一个制度建设，使党的建设由“四大建设”变成了“五大建设”，用制度建设保证其他建设的进行。从当前情况来说，我处（局）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应该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创新：
1、健全领导体制。不断强化领导干部“一岗双责”，推进处（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划的制订和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工 作；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党政干部管理体制、领导政权的运行体制，应该作为改革创新的重点抓紧研究探索，使之尽早健全并规范处（局）的执政行为。
2、狠抓制度执行。我处（局）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过去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和近期建立的切实可行的制度，有些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经常的严格执行，甚至形同虚设，束之高阁。由此可见，认真而又经常地执行各项制度，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建立制度需要改革创新的话，那么采取措施使有效的制度得到认真执行，也需要改革和创新，也是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落实就是创新
缺乏改革创新的支持，水利工作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就会阻碍工作前进的步伐。要想适应新的形势，实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要求，真正把水利工作的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思路和方法的过程。因此，改革创新的要求体现在抓落实的每一个环节中、体现在抓落实的每一细节上，贯穿于抓落实的全过程。
1、抓落实就必须创新思维思路。工作的新思维新思路始于新观念和新理念的引领，创新思维思路的过程实际上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对于水利人来讲，必须坚持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对事物的认知，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交流、转换，以开放的心态包容别人的意见，尤其要勇于摒弃传统的、固有的、静止的思维定势，善于从社会发展趋势上分析水利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握水利工作发展的新趋势，以创造出科学的、前瞻的、可行的新思路，付诸实践，才能找到出路，才能抓好落实。
2、要抓落实就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好的机制和体制能有效推动工作的落实，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相反，在工作中因循守 旧、固步自封，就会阻碍工作的开展，影响工作的落实。因此，在工作中要及时研究新情况，找出新办法，制定新措施，形成新的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新形势下，要使工作更好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充分激发创造的潜能和进取的精神，在体制机制上不断突破，在落实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地推进落实。当前我处（局）制定了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决优化用人机制的问题。处（局）将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划分为行政管理和水利专业技术并重类、水利专业技术为主类、水利工程建设为主类等不同类型，分别实行不同的绩效考评办法，实施不同的激励方式和政策支持。这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职工实现多轨道发展，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3、要抓落实就必须创新方式方法。在工作落实中，方式方法是破解不同难题的“助推器”和“金钥匙”，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才能保证工作落实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创新方式方法，就是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着眼于全局进行理性思维，运用多种工作方法关注和解决问题。
4、要在破解难题中推动改革创新。创新就要破解难题，各项工作就是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发展进步的。处（局）水利建设进程加快，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涌现。能不能真正推进创新发展，关键取决于能否抓住和解决阻碍处（局）发展的难题。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看不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掩盖矛盾必然出现更多的矛盾，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比看到成绩更可贵、更有价值。要探索科学手段和方法，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从全局上观察思考问题，学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勇于在革故鼎新中解决问题，不断提高破解难题的素质和本领。
三、落实就是创先争优
评价一个科室工作的优劣，检验一个干部能力的强弱、素质的高低，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工作的实际效果。工作落实与否，直接决定工作成败。创先争优是检验工作落实效果的一把标尺，工作中有没有敢争先进的思想和勇创一流的劲头，体现在落实上，主要是“三看”：
1、看谁落实得最好。“好”是创先争优的起码标准。凡事必须坚持“好”字当头, 切实做到落实的措施优中选优，落实的过程精益求精，落实的效果尽善尽美。一是要实实在在做事，做到没有事时常想事，有了事时敢管事，事情过后不忘事，事事抓落实，处处抓落实。二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出发，尊重客观实际，不断探寻组织工作的内在规律，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2、看谁落实得最快。“快”是创先争优的具体表现。工作落实得快，必定会抢占先机，先人一着，快人一步，胜人一筹。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创先争优”的责任感，“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和争先恐后的紧迫感，抢抓时机，迅速落实，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
3、看谁落实得最新。“新”是创先争优的必要条件，“新”是组织工作的“源头活水”，要始终保持敢为人先的闯劲、迎难而上的韧劲、狠抓落实的干劲和奋发进取的拼劲，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要始终着眼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途径，总结新经验，在又好又快的基础上创新、求新，不断探索新举措，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第五篇：创新监管模式 改革检验制度
创新监管模式 改革检验制度
检验监管模式呼唤改革创新
当前，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背景下，检验监管部门毫不懈怠，志在改革创新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模式方面能有所作为。目标指向：依法、科学、有效监管和方便出口。目前检验监管的重点停留在对商品的批次管理和检验上，对法检目录内商品实施批批报检出证的基本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对外贸易量和贸易发展方式的变化。检验监管司司长王新清醒地意识到：“勇于破除旧观念、旧框架的束缚，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条件，切实加大改革创新的卫怍力度，不断推出符合形势要求的新模式、新办法，不断实现检验监管工作机制的新突破，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形势和任务。”
行动上的突破源于对新形势下检验监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的清醒认识。针对国外不断强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我国检验监管部门在更加有效的应对方面还存在不足：检验技术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一些检验监管人员对输入国标准掌握还不足；缺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顶级实验室；受现有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约，大部分实验室主要忙于日常检测，无暇对新商品、新项目的检测技术方法进行研究，没有更多的精力对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最新动态进行及时分析。
在具体操作层面，现行检验监管制度下的检验监管人，主要精力集中在微观质量监管上，“这显然不能适应新的任务和要求。国务院对质检总局的‘三定’方案，明确把质量宏观管理的职能赋予给我们。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产品、行业宏观质量的分析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产品、行业质量分析报告，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王新表示。
检验监管：新角色、新机遇
有人统计过，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业务量从1978年的65万多批到2008年的1340多万批，增长了20倍，其中八成以上都是由检验监管部门完成的。
过去，检验监管的重点都放在进出口商品的具体检验上，充当进出口企业“厂检员”、外贸公司“验货员”的角色，缺少对产品、行业宏观质量的分析研究，难以提供有价值、有说服力的产品、行业质量分析报告，进而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类似‘重微观检验、轻宏观管理，重产品检验、轻企业监管’等监管弱化问题较为普遍。”王新认为“勇于破除旧观念、旧框架的束缚，不断推出符合形势要求的新模式、新办法，实现检验监管工作机制的新突破，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针对国外不断强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王新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加有效的应对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检验技术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一些检验监管人员对输入国标准掌握还不足；二是缺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顶级实验室；三是受现有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约，大部分实验室主要忙于日常检测，无暇对新商品、新项目的检测技术方法进行研究，更没有精力对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最新动态进行及时分析。
面对新角色、新定位，工作千头万绪，王新称今年是“关键年”。
今年4月，检验司顺利完成了中俄汽车产品技术法规和检验监管研讨会以及日本长期使用产品安全检修?标示制度培训会。
特别是前者对于帮助国内企业及时了解俄罗斯汽车产品技术法规和相关标准、认证程序，提高出口汽车质量和安全水平，扩大对俄汽车贸易将起到积极作用，有的企业说举办这样的交流，真似一场及时雨。
为推进中国产品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检验司积极推进落实与有关国家签订的质检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监督抽测力度，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商品出口，使对中东、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产品质量明显提升。
王新向记者透露，为实现依法、科学、有效监管和方便出口的目的，基于产品风险、企业诚信、企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相结合的《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即将发布，这是我国出口商品检验监管模式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他进一步指出，新的分类管理办法突出了对监管为主的管理理念，注重引导企业诚信自律，增加了产品风险分析要求，由对企业的一维分类转变到通过对企业分类、产品风险分级的二维要素确定出口产品的具体检验监管方式，使不同类别企业不同风险等级出口产品的检验放行方式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实现以下目标：对管理良好的企业，实行绿色通道或者出口免验，对质量管理水平低的企业进行严密监管，对有小问题的企业进行整改促进，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坚决进行处罚。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组织对全系统检验监管人员进行全面宣贯、培训，确保对新办法理解到位、执行到位。”王新表示。
稳步推进出口免验工作
“出口商品免验制度是国家质检总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质取胜战略部署，服务企业、扶优扶强、改革检验监管模式、支持外贸发展的重要措施。”王新表示，出口免验制度实施以来，已有130余家企业获得出口免验资格，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和出口企业的高度关注。
王司长又详细介绍了免验制度。它是对列入必须实施检验的出口商品目录的出口商品(《进出口商品免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商品除外)，由收货人、发货人或者其生产企业提出申请，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按法定程序审核，对符合国家规定免予检验条件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所给予的一项鼓励政策。
企业获得出口免验后，降低了出口成本，简化了通关手续，扩大了出口创汇，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王新坚持认为，出口免验工作对提升我国产品知名度，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和整体形象，弘扬自主创新，培育民族品牌，扩大检验检疫机构影响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免验制度今后的成长和成熟，王新表示，“我们正在开展对出口免验工作制度的改革。比如出口免验制度不仅要针对企业的单个产品，同时要针对整个行业产品。通过对法检目录内合格率长期保持稳定的出口产品进行分析，对其中风险程度低、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程度低、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个体差异影响小的出口商品，可以在行业内全部实施出口免验。” 免验产品果真能成为质量上的常青树吗?对这一忧虑，王新明确表示，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如果发现产品质量存在隐患，将恢复正常的监管措施；如果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可以建议调整到目录外，这也为科学，合理、动态调整目录奠定了基础。
他接着说：“今年，我们已要求各直属检验检疫局选择对国民经济有重大贡献、社会影响力大、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企业，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或自主品牌的名优商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继续推进此项工作。”
王新最后充满信心地表示：近年来，在总局党组的领导下，检验司大力发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贯彻落实《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不断建立完善相应的检验监管制度和机制，着力推进检验监管模式改革；突出安全卫生环保，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大宗资源性商品、重点敏感商品进口和援外物资检验等方面严格把关；在推进免验、支持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应对国外贸易摩擦、推动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积极服务外贸企业，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