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大全

第一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大全

邮箱：fengrong2012@126.com作者：张一云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探析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等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步伐缓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尚未在权力机构引入和构建。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继续保持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困难重重，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问题亟待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层次民主日益被提上日程。本文试图在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借鉴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经验，提出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的展望。

一、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转折

建国六十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种政治思维的重大转折。1978年，邓小平提出“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96页），实现了对建国初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思维的根本超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转折，党的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政治发展寓于经济建设之中，这不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也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决策。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1、经济建设出现增长瓶颈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但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出现增长瓶颈，即经济学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同时，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小虎以及拉美国家一样，我国同样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长期经济衰退怪圈的考验。

用经济政策解决政治问题只能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邓小平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中。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①。

2、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度的把握具有风险性。只要有改革就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必然会遭到固有秩序的抵制，弄不好会因时机把握不准而失败，因此“改革有风险”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把握不好度，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20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尝试的思想先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壮大蒙上了阴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曾因此一度放缓了脚步。如何突破改革与稳定的悖论，寻求一个合适的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入的重大挑战。

3、执政合法性面临现实挑战。建国60年后，随着当年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相继离世，建国初我们党作为革命党所具有的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通过经济绩效来巩固党的执政法理性基础，也是不稳固、不可靠的。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全球性，以及经济发展自身规律，都决定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党的执政地位必然会由于经济低迷引发种种社会问题而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而党内腐败的蔓延则严重损耗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第164页。

政府公信力。如何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实现社会的稳定，如何寻求执政合法性的新的理论支点，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其方向只能是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即宪政民主政治始终强调的“主权在民”，执政党的权力只能源自人民的授予。

三、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伟大启示

1、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科学论断的启示。这是邓小平1992年第二次南巡后做出的伟大论断，同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历经自古代希腊和罗马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其早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并无东西方之分。

其次，先试点、再在全国推进改革模式的启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也并不像现在那样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直到1992年，在经历了14年的试点、反思和总结，才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结论，并在全国加以推广。通过试点总结、再在全国推进的成功模式，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已得到了部分应用，例如村民自治、党员干部任前公示等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微调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2、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对行政权力实施控制的启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一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审批法》、《行政许可法》，以及2012年1月刚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等立法，使行政权力的行使得到进一步规范。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规范，颁布了《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司法、人大、政协等部门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实行逢进必考、领导干部公选等制度。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控制作为核心，在实现党政分开基础上逐步推进。

其次，政企分开对党政分开的启示。政企不分会排斥市场机制自我运行，导致政企职能错位，使政府陷入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每个企业又像是一级政府和小社会，牵制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使，作为所有者和调控者的双重职能使政府部门难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同样，党政不分也会排斥行政机制自我运行，牵制其监督职能的行使，党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无法实现自我监督，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极易产生腐败，使党陷入对政府过错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民众会把所有政府行为导致的社会问题都归于党委领导，也会因此成为西方民主攻击的对象。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党政分开。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原则

原创型的政治制度多是在自生秩序的基础上自然生长的结果，如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是最早在英国自然演进成熟的。而模仿型或移植型的政治制度则是制度移植、制度创新与本土自生秩序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应是结合本国的传统进行具体的制度创新，使宪政民主具备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将外生的宪政民主制度转换成本国的、本民族的制度。

一是保证政治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首先破坏了政治稳定，动摇了制度创新赖以进行的制度结构的合法性，无法维持国家基本的运行能力，也就不可能完成改革所必需的各种任务。二是自上而下宪政民主制度与自下而上基层民主制度相结合，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发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革中的作

用。三是移植先进民主制度。例如，对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任期制度等方面加以借鉴，对协商民主、行政三分、党内三分等制度形式进行论证与引进。四是渐进式改革与试点相结合，实行“试错型的制度创新”模式，即“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①

五、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选择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合理界定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不断探寻执政党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法理性权威相契合。

第二，实行党内竞争性选举和基层民主普选。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试点引入竞争性选举模式。基层民主则借鉴普选模式规范直选程序。

第三，完善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实施控权的立法，把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从对基层执法人员和行政干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上升到对领导权力的法律界定和制度控制。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先进宪政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借鉴，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民主政治制度。

第五，不断增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监督职能。在人大和政府关系上，实现“弱政府、强人大”。

第六，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预防腐败法》，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将检察院反贪局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并，直接隶属党中央，垂直管理，在党政分开体制下，独立行使党对政府的监督，实现对滥用公权力的控制。

参考书目：

1、[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叶长茂：《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9年6月第1版。

3、马树颜：《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双向民主发展路径》，大连干部学刊，2 0 1 1年9月第27卷第9期。① 参见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4、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31期。

第二篇：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摘要：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愈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两大主体工程。毋庸置疑，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而且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步入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利弊、制约经济、人民民主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与弊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

中国实行一党制最好，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非纯粹的一党执政。现在有很多人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他们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奇多，地区差别极大，文化素质低，封建根基极深的东方大国。如果强行推行多党制，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各种建设，很可能将重蹈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一党执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是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我们知道，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来有效坚持的执行，所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正确的决策，能够很快执行，不会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中途夭折。不像在西方，多党制上台的国家首脑，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一些总统是被弹劾下台的，其施政纲领往往会被全盘否定。虽然其宪法与法律稳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却难以持续，除非前任首脑的主张也得到后任的认同，否则会一切推倒从来。

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是办事效率高，能利用社会上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发出抗震救灾的号召，一呼百应，很快调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而多党制国家里，哪怕再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其他党派及国会的同意，都无法实施；有时候，即使是总统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迟一年半载才获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决。

（二）中国政治体制的弊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则削弱党内监督功能。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以党代政，必然导致政商不分，从而引发党的腐败问题。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并不是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事情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从而使反腐的难度加大。

在当今社会，腐败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有文化。以前是大包小包的送礼，现在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回到家发现口袋里多了许多购物卡，优惠劵等。中国的饭局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当今饭局有五个三个，1、饭局三大功能：求人，密谋，庆功；

2、饭局三大准备：菜、酒、烟；

3、饭局三大礼节：让座、劝酒、抢埋单；

4、饭局三大活动：吹捧、忽悠、讲段子；

5、饭局三大语态：豪言壮语，疯言疯语，不言不语。在这种不良的党风下，必然引发贪污腐败案。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

中国官员的腐败之严重，涉及之广泛，是世人皆知的，虽然中央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是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国腐败依然猖獗，贪污数额之巨，不断被刷新。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很容易让人产生伸手捞钱的冲动，这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体制不完善，法律不严谨是其主要的诱发原因。

中国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全国上下严重的官员腐败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因此中国反腐败必须超越传统认识上经济犯罪的概念，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的重要性。

二、中国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在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上，温家宝总理在面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了这样的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方式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以说，不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中经济改革的停滞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仅仅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它已经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畴，涉及到了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只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是有缺陷的，看不到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从实践上说只用经济的方法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或者技术的创新，并不能直接带来稳定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方式实际上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和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困难的，只有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广泛的社会建设，首先改革那些制约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才能逐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决定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个经济问题，而其实质则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的背后是更加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一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认同市场的人都不会否认：好的市场经济，要靠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来培育和支持。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必然导致市场的扭曲和经济效益低下。自改革开放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它是不彻底的。当今的中国经济走向，很大成分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走向。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已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房价高居不下。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顿中国房地产的政策，使如火如荼的房地产进入冰河世纪。有很多人都反对，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将无形的手伸进经济市场，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短期看，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看，有害无利，只会使中国的经济陷于恶性的循环中。

政治体制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但直到今天依然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始终停留在经济层面，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建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的话，那么今后的三十年顺序转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才能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

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概而言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所在。

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一方面人大代表荣誉感有余而责任感不足，与人民特别是与其原选区和选举单位选民选民缺乏经常、必要和主动的联系。人大代表选举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缺乏选民对被选举者了解知情的有效措施，选民参与选举的主动性、严肃性不够，不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表现出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冷漠。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迄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选民对人大代表无法行使经常、有效的基督。去年，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选哪一个，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选的那个人是谁，更没见过他。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选举权利浪费了。我相信，我的经历这是中国现行选举制度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人民只有有效行使了国家赋予的选举权，才能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根据中国宪法，中国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河南周口地区专员、水利厅长落网贪官——张海钦说：“人大政协工会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都不算。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协里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要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应该体现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真正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人民有权自由选举和罢免区长、县长、镇长。

政治体制不改则亡，政治体制改则兴，政治体制改慢则亡，政治体制改快则兴。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观念变化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2]谷歌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维基百科。

[3]刘智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改革网.2011.6.20.

第三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漫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改革的主要成绩1、2、3、4、党的领导关系以及党政关系更加协调化； 政企关系更加合理化； 制度建设更加完善； 机构改革更加有效，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和谐。

二、制度改革的动力因素：1、2、3、经济发展是直接因素； 新兴阶层推动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和谐社会理念提供精神动力。

三、存在问题：1、2、3、政治改革制度尚不健全； 政治改革需要有意识形态的改变； 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允许维权政治的存在，但最后都要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

第四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浅析(exam)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措施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是一个伟大的政府，能使国家强大的政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之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及措施。

关键字：政治体制改革 必要性 问题与障碍 措施

正文：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及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家长制作风、形式主义等等。这些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体制则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享有各种民主权利的实现形式。如果不切实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认真解决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基本政治制度就会发生扭曲，人民当家作主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当然就更谈不上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必然要求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逐步健全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形式和制度，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的需要。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影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曾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客观要求。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而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只有凭借一定的政治设施和制度才能得到贯彻和传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民主集中制不够完善，从总体上看，是“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也不够”，权力过于集中与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都有存在,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在具体制度与机制的建设上，还是在已有制度和机制的落实上，都还有较大差距，而且这种状况在不同的权力层次、权力部门及权力体制、权力机制中，进一步呈现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

第二，地方各级权力组织体系中，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各社会团体的权力关系不够科学合理。当前处于“事实弱势”的权力主体如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工会等，在维护自身法律地位、依法发挥职能作用、对其它权力主体实施监督制约、反制其它权力主体对其非法干预等方面，还缺乏制度、法律和实践上的有力保障；其“权利能力”虽有法律和制度上的原则规定，但其“行为能力”相对较弱，体现了其自身能力建设和法治的薄弱。

第三，在权力部门之间，在权力人员之间，权力对于少数部门和少数人来说，过于集中和监督制约乏力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权力和掌管这些权力的领导干部、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监督制约不力，缺乏有效手段，有关制度、机制的建设与落实都有较大差距，应在监督制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大、政协、纪委和司法部门，其在组织和权力上的高度独立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监督制约意识不够强烈，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监督制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第四，权力运作机制及过程的设计不够完善，包括权力监督制约各环节上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的主体地位，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和完善，造成权力运作的程序不优、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强、监督制约不力，造成权力行为的暗箱操作和违规操作，导致产生权力腐败。一些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少数人腐败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还比较严重。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

第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执政能力，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老一辈和新时期优秀共产党人的先进事例鼓励人、教育人，完善先进人物巡回报告会制度。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亘古不变的。共产党必须取信于民，党代表实行常任制，基层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推进党内民主，党内会议每个党员要充

分发表意见，表决一定要无记名投票，新任官员要向社会公布财产，接受社会监督，完善纪委巡视制度。

第二，是强化人大职能。在地方人大中扩大人大代表差额选举份额，重大事故人大要质询政府首长、企业负责人，可以在县级试点人大直接罢免政府领导。人代会掌握财权，财政蛋糕可切为七块，全国人代会拨款委员会可以把财政工作大致切成七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一块，国家机动财力一块保留在拨款委员会手中。预算修改、追加拨款，概由人代会审议批准。地方财政没有国防费用开支，只需切成六块，各自规范使用，各大机关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不是都对政府下属的财政部门负责。议事要以大会发言为主，在大会上，代表主要是通过大会发言和表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第三，是强化政协职能。政协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委员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大力减少官员任委员比例，委员应于专家和基层群众为主，政协作为议政、咨询机构，凡须人代会通过的法律、重大议案应事先交由政协讨论。政协还可以就有关国计民生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政府必须作出解释或提出改进意见。要努力把政协发展成群策群议、参政议政的民主机构。

第四，是推进司法改革。县级法院、检察院审判员、监察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同一所法院、检察院法官之间、检察工作人员没有级别，司法人员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人大有权罢免，并交由上级司法机关起诉、审判，司法人员可以不经批准直接调查政府、党委工作人员，建立陪审团制度。

第五，是推进基层民主。民主与法治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参考文献：

1，《试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方略》，王寿林著，2002年第05期。2，《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郑春延，杨伟乐著，学理论，2012年20期。

3，《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蔡定剑著，2008年第03期。

4，《科学发展观与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包心鉴著，理论探讨，2009年第05期。

第五篇：浅谈几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浅谈几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改革？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励下，我很冒昧地来谈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不仅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

看看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达到现在的发达程度，这里不仅有其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先进的原因，而且还有一套合理、科学和先进的国家制度作为“软实力”在其中起着保证和促其良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制度虽然从理论设计上讲要比它们更合理、更先进、更科学，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因许多方面不完善，使这一国家制度并没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来。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把这其间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使我国的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突破口应选在哪？现在很多人都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又都认为这里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看不准不好下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问题太多且又相互关联，可谓“扯耳朵连着腮帮子动”；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个“纲”来进行改革，思路就清晰了，就好进行改革了。什么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

纲呢？我认为“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纲”。如滋生蔓长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只是“党的领导”发生某种“变异”后产生的衍生物，就象是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后生的病一样，不改革党的领导，其它的问题就都谈不上了。因此，可以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改革。

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一谈到改革党的领导，就认为只有用西方的“多党制”代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治体制，这在现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党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利益，是绝不容人轻举妄动的。同时，“一党独大”也并不见得就非腐败不可——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可人家管理的国家是世界上腐败现象最少的。可见根本问题，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是在怎么“领导”上。

还有一种思想倾向，谁要一谈改革党的领导，就给你扣上“违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类的大帽子，好象共产党就是国家的“铁帽子王”，对这个问题别人是不容置喙的——这也未免太显权力垄断之霸气了。

因此，从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怎么能使党领导得更好的角度来谈改革“党的领导”问题，是我们不能绕避得了的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也只能是又一次“走过场”的政治儿戏。

怎么改呢？我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从党对自身组织机制、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党对国家的领导三个方面来进行突破。

一、关于党对干部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领导，不仅是一种利益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其责任之重大，真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党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际，首先应改革的是自身领导方式上没能“与时俱进”的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之处。而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喊了多年不见多大实质性进展，就是耽误在党“只想改别人，没想改自己”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状态上了。

那党对其自身要改什么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干部管理”。我记得毛泽东思想中有一重要论断，就是“领导就是要管好干部”。现在，党的干部中出了那么多贪官，我们是不是要想到邓小平说的那句大意是“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的话呢？现在好多当官的已成为嘴上说着和中央文件和报纸电台讲的一样的官话，可实际行动却是按官场“潜规则”行事的“两面人”。党现行的“干部管理”方式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了，确为政治体制改革之亟了。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党内竞选的方式产生，从根本上打破“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变“相马”为“赛马”的干部产生方式。即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自主报名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最后在全体与会代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中以得票最多者为是这种方式产生出来。

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方式，事实上还存在着决定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党内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从组织角度讲，根子就在于这种“个人命运受制于他人”这种现象。

虽然现在党的领导人产生也要经过代表大会或党代会选举产生，但这是典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实际上，仍会使代表或委员们产生很大的盲从性。试想，自身都不“民主”，怎么能领导别人去“民主”呢？因此，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竞选”，成为领导人产生的头道程序或前提时，才能对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的倾向有重要意义，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在“候选人竞选、选民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这种模式，从村委会主任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或试行。不过，这种“从下而上”的方式作为试点摸索经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种模式，从体制层面上讲，是行不太通的，在实际上也出现许多问题。如果这种模式要是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就会产生“从头开始”带动全局的示范效应。同时，因之是在全国的监督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政治素质很高或较高，不容易发生偏差。

因此，通过竞选产生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实现党内民主，发现人才和“把最优秀的人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一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路。

２、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打破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作为有限的现象。从监督的意义上讲，纪委只能对违反党的纪

律事项进行查处，如果对以党委决议或领导人决定名义下的错误决策、决定则无力监督。现在发生很多这样的事，就是不知其是恶意而为，还是低能之作，一些甚至层次较高的党委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是对某些强势阶层或集团有利，而对某些弱势阶层和集团则无利甚至损利的现象，造成强烈民怨，已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这是纪委职权管不了的，若是靠上级纠偏，则旷殆时日，有的甚至已成为既成事实无法再纠了，给人这个地方已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的感觉似的。

用监委代替纪委，其职责中有对党委在执政过程中发生不合乎党章要旨的事，予以监督、仲裁和撤销的权力，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了。由于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参加党委会讨论问题但不参与表决，与党委决议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防止监委领导人受制于党委书记个人意志的现象，更好地发挥其自身职责作用。这样，应能比较有效地改变目前在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制度性缺陷。

好象邓小平生前说过，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不乱，中国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同样，只要共产党的干部不出问题，党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党若是能在保证自己干部党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出贪官，或是既使出现个别的贪官，也只是其个人原因非制度使然的干部管理方式上做出有效改革，实为中国人民的福音。

二、关于党对政府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中国为什么官多，造成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总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国家权力没分配好，就是邓小平说过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对管不好的现象，又不认为是自己不应这么管，而是力度不够，于是就增加机构增加人——这是我们过时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管理观念指导实际造成的顽痼。

对此，我认为可采取两项改革：

首先，应吸取类似美国“联邦式”的国家管理的经验，建立一个合理的金字塔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基本思路就是按地区分块授权，即中央管全国宏观的事，省、市直至县区和乡镇街道也各管各的事。涉及几个地区的事，由几个地区共同管理及上级协调，明确各自的权责利。

中央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地方只要在中央法律政令的基础上或控制下，自主探索办好自己的事。当年广东开放搞活时，中央只给政策，就让广东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地去闯，结果广东搞得挺不错的。我认为“政策也是生产力”——它能解放生产力，或使生产力更具活力。今天的中央为什么不能象当年搞活广东那样来搞活其他的省，或把办“特区”的经验普遍化，起码在经济上、文化上大可放手让地方结合实际，怎么有利就怎么干？虽然，中央在办“特区”的实验中，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因此，这一方法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大推广的吗？

放权的最大障碍，是领导人“怕乱套”和“大一统”的思想局限性等这些狭隘保守权力观。其实，就像西藏、东突闹独立的这样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人以可乘之机。否则，他们是没有市场的，就象改革开放前深圳的人宁犯法也要往香港跑，当深圳改革开放搞好了以后人也就不跑了一样（在香港回归前就这样了）。为什么美国没有严重的分裂问题，也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变可能，国家制度使然。

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也做过“放权让利”的尝试，不过，好象效果有限。这不是放权不对，而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权，上级放的权被下级又“集”了去，结果由“高度中央集权”变成“层层集权”，使国家在权力结构方面改革的尝试，在“深入人心”的集权观念中走样变形了。

其次，各级政府应实行“智化行政负责制”。所谓“智化”就是智慧或科学的支持和制约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都是由一整套机构组成并由人运作掌控的。政府级别越高，管理事务的幅度越大，对在该职务上任职的领导人的“个人才智”要求也就越高。由于其“才智”大致分为行政才智和业务专业才智两类，当这种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才智的自然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与之就会有差距或不足，这就需要人们的合作才能满足这种职务需要了。因此，在政府功能设计时，就要有使这两种能力有机结合的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首脑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都要是行政专家或有行政专长，并配以相应的专业专家辅政的机制或程序，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

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将领导没有专家可靠性论证支持下的决策定为违“规”行为，来强化领导人个人意志在行政过程中能受到某种有效的防错机制制约——智化行政负责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例子：二流演员出身的美国某届总统里根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之一，特型演员出身的施瓦辛格现在美国加州当州长还当得挺好。我们要是研究一下他俩从政的成功之处，就会发现，他俩身边都有一些智囊似的人物在为其出谋划策，他们个人的执政能力和这些高参的智谋相结合，就把这个“官”当得挺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他们成功行政经验中最应吸取的精华，是不是就是某部门领导在行政过程中应切实接受专家的辅政呢？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行政模式呢？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现象，我国官场在实际中已形成一种类似“官油子”的人，他们表面上很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对领导，但不受制约的长官意志和“智慧不足”却使其治下屡出很低劣的滥政弊政，而又很容易以“工作中的问题”或“谁能不犯错误”之类的借口逃过“问责”。因此，这种行政模式将是针对国家权力管理中这种有权有利却无责的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漏”性的完善。

现在一些政府机构中也有着好象“政策调研室”一类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有限，领导在做决策过程中，是愿意听它们的意见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因此，对领导决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作用，有的甚至还在起着曲意逢迎的作用。

因此，高度的中央集权式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就象孩子大了，再用管小孩子的方法管孩子已不适用了，也应随着孩子的长大，按照规律改变管孩子的方法似的也应予以相应改变才是。通过正确的“分权”和“授权”，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行政权力结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整个国家机构全方位地高效运作起来，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三、关于党对国家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有一句“只举手不说话的到人大”政治流言，就比较形象幽默地说出“人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不论是“人民”还是“人大”，都是党的领导对象，其“权力”最终也就归于党了，实际上就出现只见“党对人民的领导”，不见“党受人民的监督”的现象，造成国家权力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没能发挥出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所致。现在的“人民代表”，大多是在基层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中（不是组织安排的个人报名很难上了候选人名单的），由公民以“抓阄”似的盲目划挑方式选出的。从而

使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一句空话，而以这种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其实也变相成为党的“代表”而已。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中，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基，只要人民代表选好了，切实发挥作用了，人民代表大会才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实现“国家权力归人民”的宪法精神。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通过竞选做好人民代表选举工作。在人民代表选举中，不论是组织提名或个人报名，代表候选人都要通过提出竞选纲领并在选民会议上演讲，然后经选民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人民代表可分二种，一种是向属地选民负责属地代表（就是代表一定区域的选民），一种是向行业选民负责的行业代表（就是代表一定行业的选民。

２、人民代表要切实参政议政并接受选民监督。人民代表通过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任务，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定期接受自己所代表的选民来信来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帮助选民解决问题等履职活动，让选民感到他选的代表能代表他的正当合法的利益和意志。

人民代表每年定期向自己的选民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是他对选民负责和接受选民监督的基本方式，能有效地督促他更好地为选民服务。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代表，应取消其代表资格并及时换新。

通过人民自主选出的代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的政府来领

导人民，只有经过这样辩证的权力设置，才能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人民在国家权力上的真正“当家做主”。

党在人民代表选举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觉悟和技能，积极参政议政；选出能代表选民正当合法利益的代表，保证党和人民政治上的一致性；通过动员党员或以个人报名或组织推荐参与竞选，发挥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等方式，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如果党员候选人参与竞选获胜，既可以通过他们更好体现党的先进性，还会增强党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合法性。

以上几点“浅谈”的建议，自知也不是很妥贴的，只不过是想借此表示一下我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而已。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好象是说人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那么伟大成就还老心存不满似的。我认为这其实却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生活虽然提高了，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没多大改变，还处于权力的边缘化中——对党的这种低层次领导方式不满意而发的一种牢骚话。

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决定着中华民族后世的兴衰，但愿这一次能象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一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今后长久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的建议是真正有利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问题。由于人们事先对某种事物的结果做出的判断，受利益、见识的影响，不论对错都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我只

所以认为这么做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在粗浅地了解一些日本自民党在领导日本国富民强的历史后得出“这么做能行”的结论的。至于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只能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言以蔽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