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
浅谈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
摘 要: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非正式制度的建设稍显滞后。这严重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制度效率,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群众的金融生活质量。当前,推动金融非正式制度创新迫在眉睫,本文对创新的基本原则和创新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金融文化 创新
道德哲学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写过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讨论了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其主题相互冲突,动机大相径庭,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与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互相冲突。斯密高扬道德行为,但并没有贬斥经济行为,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人性既有自利又有他利的特性,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以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存在人们内心世界的规则,靠主观自觉遵守,往往无形。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概念,文化是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的集中反映,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1.非正式制度创新应该以道德教化为基本原则
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道德培育的原则:以社会普遍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为最低要求界面;以人们的行为是否违反基本规范为道德伦理底线;以合理、公平、稳定、秩序为道德致思。表现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漫长过程。道德是非正式基本制度,德治是非正式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民抑恶扬善,缺陷制度会为“从恶”提供方便,从而抑制“行善”的动机。中国社会形态正从封闭的自然实体社会,转变为合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开放的结构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道德起到具体的调控作用,保证人们的平等合作。
2.当前非制度创新的途径是搞好文化建设
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泰勒认为,文化包含道德,是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的集中体现。因此,搞好文化建设是提高道德水平,促进非正式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道德规范尽可能成为可以操作的“制度” 建立道德执法监督机制:(1)制定或确认道德行为准则,包括公共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准则,并附以事后物资的和精神的双重惩罚。(2)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道德价值得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确认,增强其硬约束力,发挥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作用。(3)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道德行为获得较大收益,败德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使道德收益和败德
成本内化或部分内化。(4)通过其他组织建立利益制约机制。(5)道德教化和宣传。开展积极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思想境界和情操水平,警惕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渗透到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培育社会主义特色金融文化
道德行为具有道德收益外溢,败德行为具有败德成本外溢的特点。制度安排就是要找到一种内化道德行为收益和败德行为成本的方法、规则,从而能够激励道德主体继续践行道德行为,警醒败德者减少实施和不再实施败德行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制度环境是人选择道德还是败德的最大化行为边界。非正式制度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帮衬人民避免或缓和冲突,增进劳动和知识分工。“自利”是个人的自由,通过制度给“自利”划界,达到既有自由又有约束的局面。„合利‟不会自动出现,制度规范对保证“合利”十分必要。制度创新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与道德的和谐共生,辨证统一。
任何经济学的研究都离不开道德责任,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必须内含经济正义的要求,非正式制度的创新,首先必须在经济正义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正义与所有权制度相联系,是指经济实践中的人的解放,其解放程度与生产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正义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即符合人性、体现公平正当。为此,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金融业在实现经营管理目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行业特色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价值取向、群体意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经营策略和服务理念等内容,它渗透于金融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是企业的灵魂。世界金融业变革、发展的实践证明,现代金融管理科学只能从正式制度方面揭示金融企业运行的规律,而要全方位阐明并根本有效地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还必须考虑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因素,就必须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
2.建设社会主义特色金融文化的途径
目前,根据加入WTO的承诺,在全面开放金融业的情况下,金融企业开始混业经营,且大都已经改组为上市股份公司。结合金融市场的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主要有以下途径:
(1)培育科学的企业精神,促进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金融企业精神是金融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它集中体现着企业和员工的群体价值观。要经营好上市金融公司,必须使员工理解并接受公司的发展目标、投资风格和经营策略,并愿为之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到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朝着预定的目标奋斗。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大家找到共同的语言——企业精神,形成人们认同的行为方式,以此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①培养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要求人们热爱金融业,心甘情愿地
为之奋斗。不仅关注物质报酬,而且更加关注单位的社会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敬业精神也就是奉献精神。它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公司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敬业精神对基金公司的价值导向、个体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②培养进取精神。开拓进取创新意识,是企业精神中表现最活跃的因素。它要求员工努力奋斗,既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又为个人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通过不断学习和钻研新技术、新业务,提高个人素质,高效优质地完成工作任务;敢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提供新的服务方式,提高业绩,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
③培养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富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公司经营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内部密切的团结协作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有利于提高效率,提高业绩。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会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消除磨擦,减少内耗,使人们心情舒畅地去工作。
④培养效益意识。效益,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追求效益,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原则和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必须把良好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商业利润和自我最大化效用相结合。如推行混业经营,拿出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等。
⑤培养忧患意识。金融市场,在金融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今天,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激烈竞争。目前金融业业绩的分化非常明显,优胜劣汰已经来临。面向市场,立足竞争,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有压力才有动力,增强优患意识、危机意识就显得十分迫切、十分必要,是企业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外,培育金融企业精神,还应当注重树立廉洁高效意识、艰苦奋斗意识、守法遵规意识和尊重人才意识等。
(2)塑造良好企业形象,提高金融企业社会信誉和美誉
塑造良好的金融企业形象,是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金融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性目标,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任务。金融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运用文化、伦理等各种评价尺度衡量对金融企业的整体印象和全面评价。一般包括信誉形象、服务形象、管理形象、机构形象、员工形象、领导形象、环境形象等内容。这些具体形象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金融企业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巨大无形资产,主要有四种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宣传功能。在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金融行业特色和各自公司的经营风格、特点,体现和反映出整体性、独特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符合实际的形象要素。
①塑造格守信用的形象。信用是金融机构的本质所在,也是衡量形象好坏的基本尺度,是金融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形象不好,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
②塑造安全稳定的形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理财的目的之一,在居民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金融企业能否树立稳健经营的形象,将关系到成败。由于信用链的传递作用,金融机构安全稳定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以及社会稳定。
③塑造竭诚服务的形象。服务是系统工程,新的服务形象应当充分体现德、诚、礼、信之理念,包容服务技术新、服务手段多、服务效率高、服务质量佳、服务态度好等因素。
④塑造勤俭廉洁的形象。金融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豪华开场、办公奢华现象,甚至以权谋私等金融犯罪现象,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企业的形象。因此,树立勤俭廉洁的形象,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金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3)建立规范管理机制,确保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必要的管理机制是金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保证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如建立行业自律协会,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真正体现规章严密、责权分明、制约有效、运作可行的特点;建立教育激励机制,加强金融道德教育,培养金融文化,发挥凝聚力和导向作用。
第二篇:中国金融市场
新中国第一支股票:小飞乐,是1984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3 日正式成立
A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它是由中国境内的公司发行,供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不含台、港、澳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B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特种股票。它是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境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外资股。B股公司的注册地和上市地都在境内(深、沪证券交易所),只不过投资者在境外或在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2001年我国开放境内个人居民可以投资B股。
H股也称国企股,指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资股。H股为实物股票,实行“T+0”交割制度,无涨跌幅限制
股票交易制度:T+1,只能买涨,资金比例1:1,股票买入最少为1手(100股)
股票交易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30到11点30,下午1点到3点。
期货:期货一般指期货合约,就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准化合约。
期货分为两大类:商品期货: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农产品,金属,能源,)
金融期货: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
期货上市时间
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1991年5月28日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开业;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
1992年9月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标志中国期货市场中断了40多年后重新在中国恢复。
1993年2月2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交易所成立。
2010年4月16日中国推出国内第一个股指期货——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
2011年4月15日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世界上首个焦炭期货合约。
涨跌停:天然橡胶的涨跌停板是3%,农产品是5%,金属是6%,棉花4%
杠杆比例1:10
期货交易实行多空双向交易制度。
期货交易实行T+0交易制度。
期货交易是一种差额保证金交易。
期货交易时间:周一到周五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5:00
2010年4月16日中国推出国内第一个股指期货——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
合约标的:沪深300指数
合约乘数:每点300元
报价单位:指数点
最小变动价位:0.2点
合约月份: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
交易时间: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15
最后交易日交易时间:上午:9:15-11:30 下午:13:00-15:00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上一个交易日 结算价的±10%
最低交易保证金:合约价值的12%
最后交易日: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 遇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日期:同最后交易日
交割方式:现金交割
交易代码:IF
上海黄金交易所
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中国黄金市场走向全面开放
2005年7月18日: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交易正式向个人开放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
2010年1月;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正式开放个人业务,保证金杠杆最高(12.5倍)
中国外汇市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没有外汇保证金的交易公司的。中国也没有外汇交易的监管机构。一般投资者选择的是银行的外汇理财业务,这类的投资理财,是1:1的操作,而且手续费超高,没有百八十万动不了。
外汇市场的品种以主流货币为主,像欧元,英镑,日元,澳元等等。
1.GDP,即国内生产总值。该指标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2.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针。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3.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消费者
物价指数一样,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4.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八个范围的状况。
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以百分比来表示,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即当指数高于50%时,被解释为经济扩张的讯号。当指数低于50%,尤其是非常接近40%时,则有经济萧条的忧虑。
5.IFO:经济景气指数(德国),是由德国IFO研究机构所编制,为观察德国经济状况的重要领先指标(参考性较高)
6.非农数据,非农数据通常指美国非农就业率,非农业就业人数与失业率(Unemployment)一同公布,公布时间通常为每月第一个周五北京时间(冬令时:11月--3月)21:30,(夏令时:4月--10月)20:30。非农就业人数
非农就业人数,它能反映出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其增长,数字减少便代表企业减低生产,经济步入萧条。当社会经济较快时,消费自然随之而增加,消费性以及服务性行业的职位也就增多。当非农业就业数字大幅增加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经济状况,理论上对汇率应当有利,并可能预示着更高的利率,而潜在的高利率促使外汇市场更多地推动该国货币价值,反之亦然因此,该数据是观察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和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非农业就业人数为就业报告中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主要统计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位变化情形。
7.耐用品订单:若该数据增长,则表示制造业情况有所改善,利好该国货币.
第三篇:中国金融市场2012
2011年,国际航运市场萧条,国际航运金融市场重现低迷。中国银行(601988)业金融机构加大了船舶融资产品创新和航运金融服务创新力度,金融租赁在船舶融资中的作用日渐扩大,出口信贷成为出口船舶融资重要支柱,航运融资逆势增长;航运保险继续保持较快发展;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发展取得突破,市场体系逐步健全。国际航运金融市场再陷低谷 2011年以来,欧美债务危机不断发酵,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步伐放缓;新兴市场国家在高通胀背景下经济增速趋于降低,通胀压力持续处于高位。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船舶价格处于低位,航运租金增长乏力。从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BDI)看,2011年航运市场一直萎靡不振。2011年上半年,从融资总量看,国际船舶融资市场环境略有改善。世界银团贷款有所回升,达到284亿美元。世界银团贷款融资结构出现重要变化——两个“集中”:一是贷款资金明显向大企业集中,平均每笔贷款的规模从2010年的1.7亿美元大幅上升至3亿美元。二是融资急剧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集聚。2011年上半年,海洋工程设备银团贷款规模在世界航运银团贷款中占比达到约三分之一。上述变化是金融机构对世界航运市场前景没有信心、规避风险的自然反应。从船舶融资贷款的条件看,虽然2011年上半年的利率水平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但欧洲主要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基本控制在60~70%,股东自筹资金的压力仍很大;贷款期限严格控制在7~8年以内。金融机构严控船舶融资风险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2011年下半年,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务危
第四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
邮箱:fengrong2012@126.com作者:张一云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探析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等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步伐缓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尚未在权力机构引入和构建。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继续保持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困难重重,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问题亟待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层次民主日益被提上日程。本文试图在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借鉴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经验,提出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的展望。
一、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转折
建国六十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种政治思维的重大转折。1978年,邓小平提出“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96页),实现了对建国初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思维的根本超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转折,党的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政治发展寓于经济建设之中,这不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也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决策。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1、经济建设出现增长瓶颈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但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出现增长瓶颈,即经济学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同时,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小虎以及拉美国家一样,我国同样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长期经济衰退怪圈的考验。
用经济政策解决政治问题只能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邓小平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中。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①。
2、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度的把握具有风险性。只要有改革就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必然会遭到固有秩序的抵制,弄不好会因时机把握不准而失败,因此“改革有风险”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把握不好度,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20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尝试的思想先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壮大蒙上了阴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曾因此一度放缓了脚步。如何突破改革与稳定的悖论,寻求一个合适的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入的重大挑战。
3、执政合法性面临现实挑战。建国60年后,随着当年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相继离世,建国初我们党作为革命党所具有的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通过经济绩效来巩固党的执政法理性基础,也是不稳固、不可靠的。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全球性,以及经济发展自身规律,都决定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党的执政地位必然会由于经济低迷引发种种社会问题而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而党内腐败的蔓延则严重损耗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第164页。
政府公信力。如何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实现社会的稳定,如何寻求执政合法性的新的理论支点,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其方向只能是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即宪政民主政治始终强调的“主权在民”,执政党的权力只能源自人民的授予。
三、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伟大启示
1、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科学论断的启示。这是邓小平1992年第二次南巡后做出的伟大论断,同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历经自古代希腊和罗马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其早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并无东西方之分。
其次,先试点、再在全国推进改革模式的启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也并不像现在那样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直到1992年,在经历了14年的试点、反思和总结,才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结论,并在全国加以推广。通过试点总结、再在全国推进的成功模式,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已得到了部分应用,例如村民自治、党员干部任前公示等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微调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2、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对行政权力实施控制的启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一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审批法》、《行政许可法》,以及2012年1月刚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等立法,使行政权力的行使得到进一步规范。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规范,颁布了《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司法、人大、政协等部门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实行逢进必考、领导干部公选等制度。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控制作为核心,在实现党政分开基础上逐步推进。
其次,政企分开对党政分开的启示。政企不分会排斥市场机制自我运行,导致政企职能错位,使政府陷入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每个企业又像是一级政府和小社会,牵制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使,作为所有者和调控者的双重职能使政府部门难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同样,党政不分也会排斥行政机制自我运行,牵制其监督职能的行使,党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无法实现自我监督,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极易产生腐败,使党陷入对政府过错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民众会把所有政府行为导致的社会问题都归于党委领导,也会因此成为西方民主攻击的对象。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党政分开。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原则
原创型的政治制度多是在自生秩序的基础上自然生长的结果,如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是最早在英国自然演进成熟的。而模仿型或移植型的政治制度则是制度移植、制度创新与本土自生秩序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应是结合本国的传统进行具体的制度创新,使宪政民主具备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将外生的宪政民主制度转换成本国的、本民族的制度。
一是保证政治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首先破坏了政治稳定,动摇了制度创新赖以进行的制度结构的合法性,无法维持国家基本的运行能力,也就不可能完成改革所必需的各种任务。二是自上而下宪政民主制度与自下而上基层民主制度相结合,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发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革中的作
用。三是移植先进民主制度。例如,对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任期制度等方面加以借鉴,对协商民主、行政三分、党内三分等制度形式进行论证与引进。四是渐进式改革与试点相结合,实行“试错型的制度创新”模式,即“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①
五、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选择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合理界定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不断探寻执政党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法理性权威相契合。
第二,实行党内竞争性选举和基层民主普选。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试点引入竞争性选举模式。基层民主则借鉴普选模式规范直选程序。
第三,完善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实施控权的立法,把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从对基层执法人员和行政干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上升到对领导权力的法律界定和制度控制。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先进宪政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借鉴,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民主政治制度。
第五,不断增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监督职能。在人大和政府关系上,实现“弱政府、强人大”。
第六,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预防腐败法》,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将检察院反贪局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并,直接隶属党中央,垂直管理,在党政分开体制下,独立行使党对政府的监督,实现对滥用公权力的控制。
参考书目:
1、[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叶长茂:《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9年6月第1版。
3、马树颜:《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双向民主发展路径》,大连干部学刊,2 0 1 1年9月第27卷第9期。① 参见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4、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31期。
第五篇: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关系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如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非正式制度被学时变化中的社会关系所强化,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既相互依存,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
1.两种制度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制度冲突或不兼容。
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相反,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且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经济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2.两种制度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互补性和替代性。
首先,从互补性来看,一个富有效率的正式制度形成,应该考虑与道德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互补,才能保持整个社会制度系统的和谐,制度改革才能成功和富有成效。
另一方面,一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与之匹配,也许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者说,同样的正式制度,与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就会有不同的经济效果。
其次,从替代性来看,一方面,在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可能替代正式制度提供一系列安排,以获得有效的经济运行。
3.两种制度的相互转化性。
非正式制度可能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或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化为正式制度,相反,正式制度也可以转化为非正式制度。就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转化而言,主要是历史上的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