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

第一篇：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

一。引言

在西方的 政治 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于 中国 社会 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现代 立法理念和实践遭到拒斥，剩下的只能依靠政党的政治 影响 力和意识形态重建新的立法制度。从一开始，当代中国的立法就不得不依赖中国共产党的看护，服从党的权威是不争的事实。“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 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乃至法制体系的缔造者身份。

伍德罗·威尔逊的《国会政体》对此 问题 的理解有相当参照意义。此书着重勘察了美国政体如何在实践中背离了宪法所确立的精致的平衡结构，最终演变为一个国会至上的政府，甚至于脆就是“国会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政府”（威尔逊，1986，p.58）。威尔逊强调，在检视任何政府制度时，主要问题在于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和基本的权力结构，仅仅依据权威性的宪法指南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威尔逊，1986，p.11）。正是在这样的 研究 中，产生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区分。前者意指政治组织的法定制度或法定结构，后者则表示政治组织在实际操作中的真实行为者及其遵循的“游戏规则”。长期以来，非正式因素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对其确切涵义看法不一，“正式”一词确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中国政治的风骨。中国的政治体系距离制度化的要求还很远，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约束。即使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式化、制度化进程也只是局限在中下层官僚体制，而上层决策，尤其是高层决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dittmer，1995，p.19）。

立法不仅地处整个政治生活的关键环节，也是发生于上层乃至最高层的决策。就此而言，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规则对真实政治的折射是颇具典型性的。因此非正式规则为探究中国立法、进而中国政治本身提供了实质性的切入点。

本文所指的立法过程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正式的立法机关（议会或人大）内部署的立法程序，而且力图真实地描述立法机关各种决策过程中内外诸努力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岩井奉信，1990，前言）。在此过程中，正如威尔逊对中国政体的考察所指示的，背离宪法性观定的法定权力的实际转移很可能不仅发生于正式的立法主体内部，如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为重心向其常委会或常设专门委员会转移，或国务院的立法权力“中心向下属部委或法制办公室转移，更可能发生于正式立法主体与其他政治、社会势力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执政党之间立法权力的实际分配。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以成文法为主而立法过程中又充斥了”党政法一体化“（周旺里，1995）等非正式因素的国家来说，后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立法过程深受政党等因素影响几乎是 历史 注定的，久而久之的惯例以及党的内部规章扮演了无法估量的角色。正是这种来自正式的规则制约之外的影响，形成了当代中国立法过程中大量的”非正式规则“。

二。立法者：党、国务院、人大

中国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等一切政府机构的权力都由人大派生出来并必须服从于人大的领导与监督；它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力，可借此建立立法制度并通过立法活动建立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并制定一切它认为必要的公共政策。然而，宪法同时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其中对各级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工作的领导已成为一种由此原则生发出来的公认的“默示权力”。

宪法规定上的模糊似乎可以通过文字上的巧妙解释得到解决：即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的，党必须遵循人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人大有权对执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追究；而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人大应该接受党的领导。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任何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机制，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必须”无法体现为一种操作性的宪法义务。对于这种“双重”最高权威的规定，实践中的解决只能是选择其中一个-党作为最高的权威。

党的最高权威地位必然反映在立法过程之中。长期以来，下面一段话，“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定型化的表现，是把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彭真，1989，p.22），一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对“立法”的正式描述。这种看法直接揭示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服从于、跟随于政策。但另一方面，法律是公共政策最权威的表达，而立法则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形式，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业已得到党的承认并得以反复强调。党的文件、指示、决定和命令已不再是中国决策的唯一主要形式，“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彭真，1989，p.220），而“国家的形式”主要就是立法。这就使法律成为当今中国多数决策的最后形式，立法则是其合法化的最重要的途径。到1980年代中期，党的“决策”与国家的“立法”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立法”成为大量“决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重大“政策”的 内容 是在把它们起草为“法律”的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浮现出来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越来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规的内容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得以明确的。

1.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角色关系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立法已经 发展 出一套政治上十分复杂的过程，这不是由宪法所规定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多阶段，多舞台”的过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大约五个不同的阶段：议程确定；部门间审查；最高领导人同意；全国人大辩论与通过；以及对作为政策的法律的说明、实施或裁断。这些阶段又分别或联合在三个不同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131上进行（tanner，1995，p.39）。在此意义上的立法过程包括政策建议的提出、从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拟订和法律的通过以及一系列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而法律的制定，只是其中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分而已（kim，1984，p.9）。以此观之，中国的立法大体如下：重大立法始于党中央，终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多数立法始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其间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回到国务院；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立法仍为少数。

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的说明，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运动出台的经过：（1）提出建议：“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强调这个问题”；（2）设定议程：“今年初，党中央书记处批转了陈丕显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3）各部门协调（用邹瑜的话来讲就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今年六月，根据彭真委员长的倡议，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 教育 工作会议”；（4）政策执行：“十一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拟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党中央这一重要号召”；（5）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90，pp327-328）。最后，司法部长没有提及的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即（6）根据国务院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上述过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系统三者在立法过程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它们分别承担的功能。党的作用几乎贯彻始终：由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议程；党中央部门（宣传部）参与部门间的协调和《规划》的拟订。国务院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在部门协调、《规划》拟订、组织实施和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才开始介入过程，因而对最终的结果影响最小。这幅立法图景虽有其特殊之处，但与中国实际立法过程的整体相去不远。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居于立法过程权力中心的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是党中央；其次是行政部门-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处于决策圈子的最外缘。

执政党与国务院在实际立法过程中优先地位的形成自有其原因。国务院立法功能的膨胀不仅渊源于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客观需要，更发端于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行政系统的重视，使它具备了大量立法和决策的结构。直到今天，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绝大多数仍由国务院提出立法建议、起草立法法案；直接在国务院系统通过的法规、规章等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人大立法。“而且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人大相关法律的颁布往往意味着一系列实施细则或条例、部门规章的制定的开始，这些实施性的法规或规章都是由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局等单位起草和制定，带有极大的部门特征，常常出于部门主义的考虑而僭越法定立法权限的范围，甚至直接修改乃至违背人大立法的原则。因此，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来说，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法律并不意味着立法过程的结束，因为该法律的内容很可能在实施和解释的过程中遭到实质性的修改（梁彗星，1999，pp.193-205），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务院或其下属部门反而成了真正的”立法者“。

2.中国共产党对立法过程的介入和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重要的非正式因素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承担立法功能，这大大改变了实际权力在立法过程中的分配格局，使原本就权限划分不清，关系界定不明的立法过程更为复杂。要清楚地阐明这一问题，至少得回答三个问题：执政党的领导是如何突破“原则性”规范，成为一种实质性的权力的？这种非正式的权力是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行使的？是什么维系着这一方式或途径的合法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考察了党和人大系统的关系，因为就外部联系来看，党与国务院的关系与此有很大的相似性。

①原则性领导到实质性的立法分工：

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的干部。这一规定比之宪法具体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而新近制定的专门规范立法活动的《立法法》对党领导立法的范围和方式也未作任何具体化的要求。这就直接地把该问题推向了“非正式规则”。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很深地介入了立法过程，尤其表现在立法决策、立法规划，以及对重要法案的事先批准或审查上。当然，党中央并不存在一个系统的、专门领导和协调立法的结构性实体，以前专管与法律事务有关的中央政法委对立法的干预也在减弱（tanner，1999，p.111；o‘brien，1990，p.160）。因此，党直接或间接承担的立法功能一直遵循着惯例所确定的模糊不定的“基本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凡带有重大原则性质的，事先需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主要是就法案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进行把关，而不是每个条文都过问。

这一原则在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全国人大与党中央的程序性关系的中央文件（tanner，1994a，p.72），它对党中央介入立法的范围和程序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党中央对立法过程的“主动”介入分四种情形：

1、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与中央全会的审议；其他法定机关提出的修宪议案，也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中党的领导小组报送党中央审定；

2、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

3、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审批；

4、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常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tanner，1994a，p.73；蔡定剑，1998，pp.34-35，p.298；蔡定剑，1999，pp.165-166）。除了“主动”介入立法过程外，党中央还可应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请求”对立法过程产生影响。当党中央的政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太清楚，从而无法指导某一项具体的立法工作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通过党组请求党中央对该政策进行澄清、决定或再肯定（tanner，1994a，p.73）。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比起“自上而下”的过程来，更有利于增加人大的自主性，因而也更需要强调人大“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与以往的原则相比，这一文件显然具有使党在立法过程中的地位和职责规范化甚至“正式化”的意图。虽然这种努力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至少证明执政党对立法的所谓“原则性”领导就其本质与实质而言，都是具体而实在的，是真正承担了立法功能的。从决策而非程序的角度看，确定立什么法，该法应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远比在人大或其常委会举手或投票表决法案有意义得多，对最终法律内容的影响也大得多。

②党组织的内部联结与沟通：

从党介入立法过程的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处于联结党中央与人大立法工作（实际上还包括其他工作）的枢纽地位。党中央承担立法功能的几种方式几乎都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这一内部的、非正式的渠道实现的。党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制度之一，实行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在各种非党组织中保证实现党的领导。现行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由该领导机关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组成。党组的成员不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批准党组成立的党的委员会指定，并服从它的领导（张文正，1991，p.94-5）。具体到人大，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一方面联系党中央或党委，另一方面联系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党中央或同级党委可以直接向人大常委会党组发布指示，交办任务，并对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而党组则自觉服从本级党组织的领导，积极向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在人大会中贯彻党的意图。当然，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 理论 上只是本级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核心，不能直接对人大常委会发号施令，它们通常根据党中央或党委的意见或主张，向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提出建议或议案草案，经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讨论研究后，才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

作为一种内部联系和沟通的机制，党组非常便于党中央了解和参与人大系统的立法工作。党中央可以通过“转发”或“批转”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意见”或“报告”的方式迅速、直接地把人大有关的立法变成党内文件，也能够以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合发文的形式把党内的文件变成对人大工作产生约束力的法定规范。1986年12月8日的《党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实际上就是直接把人大的立法转变成了党内文件。《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于当年11月8日提出，“经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转发全党。《意见》对1986年的换届选举作出了非常“系统”的规定，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对当时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解释与修改（其中包含了与当时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相冲突的内容），说这是一项“立法”草案并不为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90，pp426-428）。而在同期（11月15日-12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1994，p367）。此后的12月25日，党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名发布《关于县、乡两级换届选举工作一些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当年的选举“必须坚决按照中办发（1986）36号文件的精神”（即12月8日的《通知》），切实注意保障选民实现自己的选举权利。这就从法律和事实上承认了文件的法定约束力，因为这一要求不光对党内，而且针对全国的人大系统，并直接指导当年的地方性选举。

这一事例表明：

1、人大常委会党组行使了一定的立法权力，因为《意见》是以党组的名义拟订和提出的（《意见》中没有任何文字表明这是党组在向党中央“报告”人大常委会的“意见”）。而且在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前就修改了现行的“基本法律”；

2、党组的设立大大便捷了党中央对人大的立法作出反应（人大通过相关决定后仅仅六天时间党的文件就开始转发全国）；

3、党中央对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定的程序是非常重视的（在人大未作出有关决定之前，党的文件不出台）；

4、党中央与全国人大联合发文，虽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但也模糊了党与人大工作的分界线。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党组的地位和作用仍在提升。十三大党章虽曾出于党政职能分开的需要，在部分修正案中取消了在政府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设立党组的规定，但几年之后的十四大党章不但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对党组的规定，而且增加了党组“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和指导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内容（王仁琴、凌传茂，2000，p.303）。近年来人大的实际工作也证明党中央正越来越重视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在联结人大与党组织，以及在立法过程中的“把关”与“核心”作用。除了党组制度以外，执政党还可以通过控制党在立法机关中的成员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立法意志，这就是党内督导制度。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常常在立法机关中采用这种 方法，即由党内督导员负责联系本党成员，了解他们对某一法案的投票倾向，并说服和督促本党成员在投票中与本党保持一致等等。可见，党内督导制度完全是一种内部的、非正式的组织手段，其作用力大小同政党组织的强弱和政党领导人对该制度的看法与偏好有直接的关系。形式上看，中国的执政党并未建立“党内督导制度”，但事实上每次人大开会前，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都会照例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组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或精神，领会党中央的立法意图。与美国日益松懈的政党控制力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动员”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高明得多。1980年代以来，党组织对人大中的党员代表的纪律约束和组织约束比之过去，都有所松动。但这种松动并未达到需要从形式上及制度上建立“党内督导制度”的程度，因为迄今为止党的意志始终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贯彻，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从未否决一项已经得到党中央授意的法案，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未得到党中央的事先批准却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中通过了。

③“栓叙制度”-表面上的合法化途径

无论如何，党组都是一种内部的、非正式的机制，它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或没有）体现在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甚至在党内，它都不是一级党的正式组织，而只是一种派出机构。要想使党的立法领导合法化，哪怕是间接地合法化，还需要能够公指导人大工作的其他途径。这一任务是通过“铨叙制度”实现的。铨叙制度包括一系列党组织能够行使任免权力的领导职位，为这些职位准备的后备干部或候选人的名录。以及进行适当的人事变动的机构与程序（burns，1989，p.ix）。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执政党控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主要手段。党把经过考察后的党的优秀成员选派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以及重要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担任领导干部，不仅大大延伸了党的影响力，而且实现了对这些党或非党部门的合法领导。因为一般说来，关键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关键首长同时又会是同级党委或党组的主要成员，这就使他们受到党纪（包括党中央的各项命令、指示）和国法的同时制约。党中央以党的名义向这些领导人发布命令和指示，这在法律上是完全无碍的。

第二篇：语文教学中的非正式性评价

语文教学中的非正式性评价

[摘要] ：非正式性教学评价是相对于正式性教学评价而言的另一种评价方式。其能够弥补正式性评价的某些缺陷，本文从语文教学的非正式性评价的实践出发，来研究和提高、丰富语文教学的评价效能，促进学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正式性评价；语文；教学

当前教学评价中的主要方式是正式性评价，包括考试、作业、知识竞赛和评价性的提问等正式活动，是教师通过相对规范的评价程序和测验（通常是纸笔测验）工具，目标只考虑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再现和理解，是为了分数而考。评价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只重视书面的答题技能，忽视口头表达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只重视书上的标准答案，忽视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只重视标准答案的统一性，忽视每个教师和学生的个性特长。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学评价也没有突破这一固守的模式。

1、关于非正式性评价

作为与传统评价模式相对的非正式性评价，是指教师在与学生的日常的接触、互动过程中，以观察（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观察）和交流为主要方式，从不同角度了解，进而形成某种看法和判断的一种评价方式，包括观察、访谈、作业、练习、收集资料、讨论等方法。与正式性评价相比，非正式性评价更关注动机取向、学习兴趣、努力程度、学习策略、意志品格、人格个性等，可以够弥补正式性评价的缺陷，评价内容的真实性，评价标准的多重性，融于过程的评价的即时性，结论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改进教学，促进发展，体现了一种人文的关怀，是一种人性化的评价方式，而非正式性评价正体现了斯塔弗尔比姆说的“评价不是为了证明(prove)，而是为了改进(improve)”。非

正式性评价表现出师生日常交往生活中的教育行为远程中，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观察和交流为主要方式，于有意或无意之间形成对他人、自己、教育现象的某种判断并加以反馈的一种评价。

2、非正式性评价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非正式性评价包括观察、访谈、作业、练习、收集资料、讨论等方法。

2.1观察法

观察法是非正式性评价的基本方法。在语文教学中，作为教师，就要求在行动上观察学生，诸如学生的课堂反应情况、学生如何使用教材、在小组活动中的交流与合作情况、是否懂得所学内容等，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学生学会了那些内容，怎样的教学策略有助于学生掌握，学生又喜欢哪些教学活动？等等，从而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在应用文单元教学中，我们看到学生对学习《请假条》《求职信》的热情，而对学习综合性的内容如《总结》等比较厌烦。通过观察，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的内容、策略和方法。

2.2交流与访谈法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访谈或座谈是评价学生的个人学习情况和需求的重要途径。如半个学期或一个学期教学完成后，语文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召开学生的语文学习座谈会或经验交流会，在与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语文学习的交流中，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对其学习情况的感觉和看法。如召开课外阅读学习成果交流会，教师可以判断学

生阅读是否符合高品位文化要求，是否读完著作，阅读面是否广泛；表达交流过程中语言是否清晰、规范、诚恳、有感染力；对形成的知识是否积累丰富、完整、准确、灵活运用；自己的作品是否丰富、完整、有创意；是否有读书笔记，是否清晰、有条理等。交流期间，教师可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及时指导与跟进。这样，学生不会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通过读书学会思考问题，表达思想和感情。

2.3课外作业与练习法

教师鼓励学生在完成规定的基础知识的作业后，可以鼓励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项目。在教授《激光与现代生活》和《眼睛与仿生学》这两篇课文时，有教师采取提前两周以抽签的形式将此自学课文以分组的形式布置下去，同时提出自学的目的和要求、重点和难点、有关学习辅导材料、学习方法等。要求每组派代表上台来分析课文，一组一篇，时间约20分钟左右，上台人数不限，形式不限。与此同时，每组派代表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仪容仪表10分；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普通话流利、声音宏亮等20分；形式活泼，体现创新意识20分；重点难点50分）。到真正上课的那天，小老师们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的同学听得津津有味，思维活跃，反应激烈，课堂气氛比老师上课时要活跃得多了。讲课结束后，以小作文的形式要求对此进行评价，绝大多数同学评价中肯、客观；并认为以这种形式上课很受欢迎。在完成作业和练习的过程中，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或采访提纲的设计等，肯定学生的文案策划等内容，并可以让有能力的学生制作多媒体的报告进行课堂演示。这样将教材的知识与

专业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相扣。

2.4资料收集法

在语文教学中，资料收集法对扩大阅读面，广泛了解和课文内容有关信息的好方法。如劳动部的语文教材，以经典文学作品（或节选）、现代文化散文居多，课文作者和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大多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复杂的人文背景。这些内容如果由教师在课堂上一一介绍，在有限的教学安排中不太现实，但作为预习作业，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搜集相关资料，通过筛选、整合资料了解课文写作背景，既有利于加深印象，又能引发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在话剧《雷雨》的教学中，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教学：先为学生组织和编制好小组，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组织，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学习分工，培养学生的交往、交流和协作等社会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己去收集资料和信息，独立进行工作，自主进行学习，自己动手来掌握知识，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然后布置任务，让学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教学活动。在此活动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来查资料：即把本课的作者、写作背景、相关文章补充材料用资料的形式体现后分发给大家；让学生做好知识的准备，以便下一步的教学。以学生积极参与的方式节省教师冗长的作品与作者介绍时间，预习的作用显而易见。

2.5讨论与辩论法

讨论与辩论法，就是采用竞赛的形式来组织教学，让同学们利用已学过的知识来解答问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正是在这种充满竞争和主动精神的活动中，大家掌握了知识，且记得牢，用得活。讨论有同桌、小组讨论两种方式。讨论是辩论的准备阶段。经过讨论，学生自由组合成若干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辩论。至于辩论的具体方式，可以模仿电视上常见的辩论方法，如答对的加10分，答错的扣10分。为了鼓励学生，老师可将每一堂课辩论成绩记下，期末记入学生的平时成绩。讨论与辩论法便于学生们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培养学生们多方面的能力。除了交往能力外，讨论和辩论，还必将促进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查找文献能力、组织材料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发展。如《拾金不昧要不要报酬》为辩题进行的辩论会过程中，学生多方面地查找资料，并在学校、班级、宿舍等通过文字稿、广播稿、口头辩论等多种形式进行辩论准备，同时，还让学生走出校门，关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不同角色的不同观点，对不同角色对此问题的观点进行搜集，整理，归类，既培养了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认识和体验，使他们的思想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2.6提问和置疑法

“课堂提问可以说是非正式性评价的一个基本方式”（《新课程与学生评价改革》），是比较直接和及时的评价。语文教师的提问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艺术。采用各种提问技巧，运用幽默特别是自嘲，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自信。如在《项链》教学中，我们可以幽默地采用角色转换法来讨论玛蒂尔德的形象--你是玛蒂尔德，你如何评价自己；他是玛蒂尔德，你如何评价他。学生便会出现畅所欲言现象。又在教

授《南州六月荔枝丹》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组，以必答题和抢答题的形式来完成教学。每组轮流朗读课文，总结本段落从哪方面说明荔枝，此为必答；本段落说明中所运用的说明方法用抢答的方式，允许本组一至两个人补充。同时为鼓励每个学生都来发言，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问题的回答须由从来没有回答过问题的同学或答错的同学来完成，答对的同学须将机会让给组内其他人。每组可选一种本组喜欢的颜色，所答内容由老师用本组喜欢的颜色的粉笔板书。最后以内容多而准确者为胜。教师给表现优秀组的成员的语文平时成绩适当加分。

同时，置疑或允许表达见解经常被作为一个班级学习气氛的标志，在我们的评价中也占据一定的地位，它是衡量一个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一个班级良好的学风的标志，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认可的。我们可以对学生的置疑作出分析：所问的问题是什么程度的？它所反映的是教的问题还是学的问题？是应该做为调整“教”还是“学”的程序的意见？是不是遗留下来的以前的教学的问题？等等。它反映了学生学习态度最真实的一面，也同时是教师积累教学经验、展示教学艺术、发挥个人所长的舞台。这样能很好地体现以评价促进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与教师的主体性。如有些老师为鼓励学生的提问和表达个人见解，制定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上课遇到老师提问，自觉举手回答答对，加2分；没有答对加1分；老师叫到答对者，加1分；没有答对不加分；被老师叫到黑板上做题，做对者，加2分；没有做对者不加分；自觉到黑板上做题做对，加3分，没有做对加1分。提出有独到见解 的问题者适量加分。每周评前三名，分别加3、2、1 课堂表现分登记在语文课堂记录本上。

3、非正式性评价在语文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提倡和强调非正式性评价，是因为非正式性评价所提供的关于学生全面、活生生的信息，而非死板的分数，是别的评价所难以替代的，它对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保证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开展非正式性评价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3.1在方法上将正式性评价与非正式性评价对立起来，认为非此即彼。语文正式性评价如考试等，其作用明显，虽然有缺陷，但不能全部用非正式性评价取代。实质上两种评价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学生的学习，各有优势和用途，既不会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取代。如在正式性评价之余，加入访谈、提问、观察等方法，则更加全面、真实。所以，应该两者紧密结合，各取所长，才能相得益彰。

3.2在功能上，不要夸大非正式性评价。正如上面所说，非正式性评价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不能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用非正式性评价，似乎只要采用了非正式性评价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正式性评价的弊端，评价方面的一切问题包括终身教育、人文教育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教学和评价引入歧途。

【参考文献】

[1] 高凌飚.教学中的非正式评价，学科教育： 2006.[2]非正式教学评价中的评价偏见及其应对策略，基础教育研究；2007.[3]教育教学中的非正式评价 网上资料 2005 [4]李定仁等.教学评价的世纪反思与前瞻,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

第三篇：立法廉洁性评估（范文模版）

立法廉洁性评估：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发现了杠杆原理后曾经豪迈放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一名言流传至今，广为人知，既体现了一个天才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也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一定的条件具备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可以变成事实。立法廉洁性评估（以下简称立法廉评），可以说是今日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值得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立法廉评：让立法照照廉洁镜子

形象地说，立法廉评就是让立法照照廉洁镜子，以确定立法是否符合反腐倡廉建设的要求。

立法廉评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制度廉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在其通过的2003年就进行了签署。我国近几年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开展了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其中的“制度”是法律、法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统称。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该法，因此，制度廉洁性评估可细分为立法廉洁性评估与规范性文件廉洁性评估两种类型。

立法廉评与规范性文件的廉洁性评估虽然同属于制度廉评的范畴，但两者的地位有所不同。立法的位阶高于规范性文件，立法廉评在深层次上制约着规范性文件廉评。虽然通常说“现官不如现管”，规范性文件在实际生活中与官员、民众的距离更近，但立法廉评比规范性文件廉评更能产生大的影响。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改进作风从政治局做起、从中央政府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做的背景下，更要以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推进立法廉评，为规范性文件的廉评提供示范，创造更加宽松的大环境。

这是一个流行“评估”的时代。我国存在多种评估与审查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立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等等。立法廉评侧重评估立法内容在廉洁方面的实际影响，立法的合法性审查则侧重审查立法的形式。立法廉评与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都涉及分析内容的影响，但影响面不同。由此可见，立法廉评并非简单地赶时髦，而是具有独立的地位与独特的功能。

法治反腐：让立法进入质量视角

法治反腐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随着我国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发展，法治反腐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今年3月2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在已经确定了法治反腐的大方向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反腐，把法治反腐落在实处。

由于立法是法治之基，因此，在推进法治反腐的进程中，反腐败对立法更加倚重，立法廉洁性评估在反腐败中的特殊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但理论是灰色的，立法与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则是多彩的：有的立法能够反腐败，有的立法则与反腐败无关；在能够反腐败的立法中，有的反腐败功能强大，效果明显，有的则不然。因此，对立法进行廉洁性评估，是提高立法反腐败有效性的必由之路，对法治反腐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决定性，可谓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近年来，腐败形式与种类不断翻新，“不当利益法制化”就是其一。具体表现是一些部门借助立法，不适当地为本部门扩张权力，免除责任，过多地设置审批许可、罚款等职权；与民争利，片面强调公民义务，忽视公民权利保护。对此，社会大众反响强烈。相对于现行诉讼制度与审查备案制度而言，立法廉评击中了“不当利益法制化”的要害，可谓是防治“不当利益法制化”这一毒瘤的专科医生。

作为法治反腐的“阿基米德支点”，立法廉评在宏观上有助于创新法治反腐，开创法治反腐的新阶段。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重在拾遗补缺，也就是侧重“增量”，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则侧重“存量”。“增量”也好，“存量”也罢，都有一个“质量”的问题，立法廉评解决的正是立法“质量”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今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广东就加强立法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主要任务，使立法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发展。立法廉评将质量视角引入法治反腐，会对法治反腐的创新产生深刻与深远的积极影响。

制度廉评：保障社会力量参与

《国家预防腐败局2013年工作要点》在第五个要点“全面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中指出：“研究部署面向全国推行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这意味着包括立法廉评在内的制度廉评将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推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面向全国推行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决不会只是复制局部试点，而是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与提升。

为此，建议在立法廉评“凭什么”、“评什么”与“由谁评估”三个方面有所改进。

适时为立法廉评提供国内法依据，更好地解决立法廉评“凭什么”的问题。立法廉评有法理依据毋庸置疑，也有国际法依据，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条第三款，但暂无直接的国内法依据。立法廉评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本身也应该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进一步充实立法廉评的对象与内容，更好地解决“评什么”的问题。2010年7月，中央纪委办公厅与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文件着重强调的是立法草案，是立法本身的廉洁性状，而不是立法现实的反腐败效能与效果，试点实践也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看，它强调的是立法实际的反腐败效果。因此，要进一步调整立法廉评的格局，一方面加大对现行立法的廉洁性评估力度，特别是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与反腐败密切相关的法

律进行廉洁性评估；另一方面把静态的廉洁性状与动态的廉洁效果统一起来，更加注重动态的廉洁效果。

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立法廉评，更好地解决“由谁评估”的问题。我国立法廉评主要由国家机关进行，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建议尽量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立法廉评。

立法廉评涉及面非常广，工作量非常大，国家机关人力有限，难以包揽；同时，立法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从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角度看，宜在立法廉评上扩大社会参与。这不仅符合中央精神，在实践中已有一定基础，如湖北省出台《制度廉洁性专家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了制度廉洁性专家评估。另外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如《乌克兰预防和惩治腐败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力量参与立法廉评，不意味其结论就是正确的，更不意味社会力量参与立法廉评无需规范，切忌以社会力量对立法进行廉评也有局限而全盘否定社会力量参与立法廉评，否则无异于因噎废食。

第四篇：德育政治功能拓宽

德育政治功能拓宽。德育政治功能随着国

际和国内政治发展而发展。(1)现代世界各国各民 族之间既有竞争 , 又相互合作与尊重。为了全人类 利益, 也为本国、本民族自身利益 ,人类必须超越国 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 通力合 作。这样 ,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 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2)突出和平教育。即学会和平地解决冲突, 包括社会冲突和自然界冲 突。使人们懂得以理智代替战争, 以宽容代替暴力 , 以和平代替冲突 ,这是和平教育的根本宗旨。(3)我 国现代政治集中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因而执 行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保证社会主

解放 四 十多 年 , 德 育 , 尤 其是中 小 学德育 , 几 乎 始 终是 和 它 的政 治 功 能 连 在 一 起 的 , 大体 已 经形 成 了

这么 一个规律 : 重视政 治 的 时代 , 就 必 然重视德 育;反

之 , 德育也就被 忽视。在许多 人 头 脑里 , 德育 即 政治.甚 至 认为 , 无产 阶 级的 革命接班 人 , 就得 靠学 校培养 出

来。这就给我 们提 出 了 一 个 问题 , 德育 的政 治功 能 究竟

有 多 大 , 学 校 特别 是中 小 学 德 育 _ 〔 作 的 主要 任务 , 是 不

是培养无产 阶 级政治 家 ? 历 史 地看 , 在 革 命 和 战 争 年代 , 政治 斗 争 是 中 心 , 强 调德育 的 政治 功 能 , 是 必 然 的。在 一 场 你死 我 活 的政

治 斗 争 中 , 首 先 要 考虑 的 是 一 个 人站

在 哪一 边 , 而 不是

考虑他 的道德修 养 有 多 高 , 能 力 有 多 强。如果 站 在敌对

一 面 的 , 他 的 道 德、知识和 能 力 只 能 加 强 对方的 力 量。

革命胜利 了 , 中 心 转 移 厂 , 要 搞 经 济 建 设 了 , 政治 就 应

当淡 化(当 然 不是 消 失)六 f 一 年 代 提 出 “ 阶级 斗 争 为

纲 ” , 不 适当 地 夸大 了政 治 斗 争 和 形 势 , 把许 多 人 民 内

部 矛 盾 , 甚 至 党 内外 的 某 些 不 同 意 见(其 中许 多是 正 确 的 意 见)、善 意 的 批评 都 归 之 于 阶级 斗 争、路 线 斗 争 , 酿 成 了 一 场 比 一

场 更 残 酷 的、消 除 内 部 不 同 意 见 的 政 治 运 动。受 这 个大 气 候 的 影 响 , 学 校 的 德 育 , 其政 治 功 能 被 强 调 到 了 一 个 不 适 当 的地 位 , 从 而 实 际 卜削 弱 厂 德

育 的 其它 功 能。从 其 结 果 看 , 这 样 做 , 并 没 有强 化 犷德

育 的政 治功 能 , 因 为 五 六 1 · 年 代 的 政 治 斗 争 , 愈 来 愈 失

去 厂它 明 确 的政 治 日 标 , 权 力 斗 争 逐 步 发 展 为 派 别 斗

争。所谓路 线 斗 争 , 已 经 成 为 少 数 人(如 林 彪 集 团、四

人帮)夺 取权 力 的 方 法 和 手段 , 所 谓 “ 路 线 斗 争觉悟 ” ，已 经 成 为 对 某 一 集 团 效 忠 的 表 态。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学 校

德 育 中 的 政 治 , 已 无真 理 l h J 言 , 政 治 功 能 又 如 何 体 现 ? 这是一个 非 常深 刻 的 历 史 教 训。

改革开放 以 来 , 情 况 有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但政 治 牛

争、阶 级斗争不 会 消 失 , 大 大 小 小 的 政治 风 波 , 仍 然 妻

程 度 不 同 地 影 响 经 济 建设 , 坚 定 正 确 的政 治 方 向 问 题 , 理 所 当 然 要成 为 执政 党 的 头 等 大 事。但这恐怕 不 能 成

为 中小 学 德育工 作 的 主 要 甚 罕 是 唯 一 内 容 的 理 由。这

可 以 从 需 要 和 可 能 两 个方 面 来 加 以探 讨 : 从需要讲 , 时

代变 了 , 中 心 转 移 了 , 教 育 已 经从 “ 为 无产 阶 级政治 服

务转 而 要 为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设 ” 这个 巾 心服 务 了。经 济中小

学 , 有 没有这 样 的可能 , 即 把所有 的 学 生 , 培养成 “ 革命 的接班 人 ” 或无产 阶级政 治 家 ? 首先应 当 弄 清楚 的 是 : 在一场 尖锐复 杂的 政 治斗

争 中 , 群众 的 政治 态度取决于 什 么 ? 按照唯物主 义 的 观

点 , 存 在 决定 意识 , 广大人 民群 众的政 治 态度 , 来 自他

们 长 期 的 亲 自感 受 , 而 不是哪个理论家 的说 教。为 什么 人 民 拥 护共 产 党、拥 护 社会 主 义 ? 因 为 积几 十 年 的 经

验 , 人 民群众认识 到 : 共产 党是 为 人 民谋幸 福 的 , 社会

主 义 是共同 富裕 之路。如 果共产党 不 再 为 人 民服务 了 , 腐 败 了 , 社 会 主 义 改变 不 了 广大 人 民贫 困落 后 的状况 , 人 民还 会 拥 护 党 和 社会 主 义 吗 ? 没有这个 基 础 , 政治 思

想 工 作 , 宣 传 工 作 , 只 能 起 暂时作 用 , 我 们 不 要 不 适 当 地 夸 大 教 育 在 这方面 的 作 用 , 甚 至 以 为 , 群众拥 护 党 和

社会 主 义 的 信 念 , 是 教 育 的 出 来 的;而政 治 风 波 的 出

现 , 主 要 责 任 在 教 育。其次 , 在 一场激 烈 的 斗争 中 , 群

众 具体 站 在 哪 一 边的 问题 , 也决不是 教育所能解决 的。

从 解 放 以来 历次政治 运动 和 政 治 **看 , 术仅其 发生 的 原 因 不在 于 教 育 , 而 且 事后 不管 如 何 “ 总 结教训 ” , 从

教 育上 找 原 因 , 提 出 培 养 “ 无产 阶 级革命 的 接班人 ” , 都

无 法阻 止 下 一 场政治 风 波 的 出 现。而且 实 际 上 , 在风 波 中 , 大 多 数群众的 倾 向性 , 并不 决 定 于他 在 学 校 受 到 过

何种 教 育 , 甚 至 也并 不 决定 于 他是否 拥 护 党 和社 会 主

义。1 9 5 7 年 的几 十 万右 派 , 究 竟有 多 少是真 正 反 党 的 ? 实 际 上 , 其 中不 乏 坚 定 地拥 护 党、拥 护社会主 义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而 有 些 当 时 的 “ 左 ” 派 , 却 正 是投机分子 , 往 往 分歧正 不 在 “ 大是大非 ” 上而是 对具体 间题的 看法

上 有所不 同。于是 在 当 时 的政 治 风 浪 中 “ 站 错 了 队 气 大 多 数 群 众是 无 辜 的 , 追究 他 们 , 历 史 已 经证 明 , 是一种 “

左 ” 的方法 , 只 能 使 党 脱离群众。今后 , 决不 应 当 再

采取错误 的 方法 , 把在政 治 ** 中 “ 站错 了 队 ” 的 群众

(不是极少数骨干)打成 反党反 社会主 义 分子 , 因 为 这 不 是 事 实。第 三 , 我 们 能不 能 要求所有 的 群众 , 都成 为

政 治 家 , 成 为马 克 思 主 义 者? 我 看不 能。毛 泽 东 同志就

不 只 一次讲过 : 真 正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总 是少数 , 真理 常

常 掌 握 在 少数 人 手 中。我 们 学 校 的 教育 目 标 , 不 是要让

人 人 成 为 革 命 家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而 是成 为 “ 四 有 ”(理 想、道德、文 化、纪律

争最 终 取决 于 人 才的 竞 争 取 决 于 下 一 代 的 素质 和 能 力 现 在 我 们 家庭 和 学 校 教育 中 的束 缚个 性 发展 过 分 地 。, , 强 调 千 篇一 律的 升学意识 以 至 那 种 高 奢望的 盼 子 成 龙 走 应 试 教 育的老 路 都 是 同时 代 精神 格 格 不 入 的 ，“

” , 。就

以 家庭 和 学校 对 学生 的呵 护 来 说吧 我 听 到一 位 家长 在考虑 是 否 让 孩 子 参 加 中 日儿 童 探 险 夏 令 营 时 的思 , 想剖 白 : 提到 要 让 儿 子 参加 同 国外小 朋 友 一起 过 夏 令 营 生 活 起 先 是 一 种 光 荣感 继而 听 到要 到 风 吹 日 晒 的 草原 ，“

” , 去 探 “ 险 ” 担 心 孩 子 吃 不 消 ” 的念 头便升 了起 来 是 经 过 一 番 思 想 斗争才允 许 孩 子 上 路 的 这 恐 是令 日 中 国父 母 , “

。, 尤

其是 独生 子 女 父 母的 典 型 心 态 在这 一 点 上 我们 确 实 不 如 日 本人 让 孩 子 花钱 买 罪 受 心 甘 情 愿 让 下 一

。，“

” , 代 到 异

国 他 乡 胜受危险 和 困境 磨炼 的精神 由 于 我们 的 家长 和 学 校 忽 视 了这 方 面 的 教 育 因 而 正 如 孙云 晓 同志 在 。, 《较

蚤 》 一 文 中说 的那 样 在 9 2 , 中 日 儿童 夏令 营 中 国孩 子 的 一些 欠 佳的 表 现 暴露 了中 国教 育的 弱 点 这 教育指 家 , , “ , 庭 学校 与社会 对 孩 子 影 响 的 合 力 ” 问 题 的 危害 正 在这 里 我们 不 能 对此 熟视 无 睹、。,。个 天 我 们 在大 力提 倡 和 发 扬 中华传统 美德 其 中特 别 重 要 的 是 那 种 勤奋 朴 实 。、、坚韧 不 拔 的 气慨 然 而 在

。, 现 实 中 我们 孩 子 身上 的这 些 品 格 继 承 了多少 ? 发 扬得怎样 ? 不 错 在 少年 中 出 了赖 宁 等一批 优秀少 年 可 就 一 , 。般情 形 而 言 孩 子们 怕 困难 怕挂 折 怕 吃 苦 也 是十 分普 遏 的现 象 而 传统 的美德并未真正 继 承 下 来 这 不 能 , , , , 。怪 怨 孩 子 而要 从我们 学校 教 育 家庭 教 育的 不 当倾 向 中寻 找 原 因 最近国 家正 在 利 用 电视 等宣 传媒介 放 映 ,、。, , 百 部革命历 史题材 的 爱 国主 义 影 片 效 果很 明 显 但 这 只 是 一 个 方 面 而 大 童 的 工作 是 要 从学校 教 育这 个 “ 主 。, 阵

地 ” 起 步共 青 团中 央 根 据新 时期 的特点 推 出 了 跨世 纪 中 国 少 年雏 鹰行 动 这 是 颇 有 远 见 的 一 着 它 的。，“

” 。目 的

是 立 足 于 现代化的 开 放 教 育 瞄 准 了为 下世 纪 培 养全 面 发展 的 人 才 我们 的 学校 尤 其是 小 学租 初 中 要 配 。, , 合 这

个 行 动 , 转变 自 己 的 教育观 念少以 新 的 教 育方 略 迎接时代 对 人 才培养的挑战。, ,。, 。责任感 和 事 业心 的 问题 按照 中 国教育发 展 的 进 程 在 本世 纪 末 要 墓 本实 现普及 九 年 义务教 育 这 是 经 济

。达 小 康对人 才素质 上 的 客 观 要 求 不 然 教 育就 要 拉经 济建 设 妓后 腿 可 是 在近年 来教 育投 入 赶 不 上 事业

。。, 发 展

需要 教育水平滞后 的情形 下 困难 是 严 重 存在的 怎 么 办 ? 中 央 正 在下 决心 按 照 小平同志 宁 肯栖 牲 一 点 速度 , 。“ , 也要把教育搞 上 去 ” 的 精神 逐 步增 加 对 教育 的投 入 力争教育的 外 部条件和 内 部设 施 得 到一 些 改 善 但 是 对 , 。, 于 我们 这样 大 的 国 家 期 望 值 不 能大 高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讲 需 要我 们 义 无 反 顾地 艰 苦 奋 斗 。，“

” 。在讨论孙云 晓 《 夏 令 苦 中 的较 蚤 》 一 文 时 有 人 不 同意 较 童 这个 词 因 为从 组 织 者 到 参 加 者 整个 活 动 都 , 充 满 了 中 日 少年 朋 友 的 友 谊 这 话 不低 笔者亲 耳 听 到 了参 加 夏 令 营 的 中 国 小 朋友 谈 他们 同 日本 少年 的。生 谅 互 , 助 尤 其 是 中 国儿 童 表现 出 了主 人 翁的 谦让精神 但 是 就 是 在参 加 者 的发 言 中 也 总叉从 两 国 少 年 在各 方 。, , 面 的

表现 来抒 发 己 见 的 其中 较 量 ” 的意味十 分 浓 重 这是 客 观 事实 因 为 寻找 各 自的优 劣 这 显得 十 分 合 情合 理。“ , , , ,、。孩 子 们 感 到 我们 在顽 强 精神 意 志品 质等方 面 确 实很 有 向 日 本小 朋 友 学习的 地 方 这 种 较 量 ” 与其说 是 两

“ 国孩子之 间 的 还 不如说 是 在两 国教 育工 作者之问展 开 的 十 几 岁的 少 年之 问 的 差距 难 道 不 应 当 说 是 两 国 教。, 育

水平之 问的 差 距 吗 ?!应 当承 认 我们 当今的 教 育 在智能 结 构 知 识 水平适 应 能 力 以 及 学生 体 能 等方 面 同 2 1 世 纪 的 发 展 和 市 , ,、、, 场 经 济 的要 求 有 着很大 的差 距 要 改 革 教 育 首 先 要 改 变 教 育工 作者 的思 忽 和 观 念 因此 教 育 者任 务 重。。, 大 放。大 一 点 说 中 国 能 否 在下个世 纪进 入 世界先 进 行 列 有无 竟 争能 力 在很 大 程 度 上 取决 于人 才 的 教 育水平, , , “

。少年 。强 则 国 强 ” 这是 一 百 多年 前改 革家梁 启 超讲 的 一 句名 言 今 天 尽 管 时 代 不 同 了 道 理 是 不 悖的 因此 我们 的 , 。, 教育工 作 者 必 须 把 自 己 的 责任 感 和 事业 心放 在这个基 点 上 猫 准世 界教 育的 先 进水平脚踏 实 地 走 下 去 以 , , , , 教

育 家的 胆略 和 眼 光 把教育和 教学水平搞 上 去 这 是对 2 1 世 纪人 才开 发 的 最 杰 出的贡 献 , 。(上接第 5 页)力 要 不要 经过 学 校 教育 培养 出一 批 , ,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当 然要 , 但那 是少数 ，顶 多 是百分之 儿、甚 至 是千分 之几、万 分之 几 , 高 中 阶级打下 一 点 基 础 , 培养这么 一批马 克 思 呈 义 者 ，并 使 他 们 进 入 各级领 导

核 心 , 对于 党 和 国 家 的 命运 ，至 关重要。如 果 要 研究 学

校 德育工作 的政 治 功 能 , 恐怕这 倒 是个重大 问题 不 可

忽视。很 可惜 , 对于 这个 间题的 研 究 , 目 前还 非 常 不 够

。为 什 么 要提 出 德 育 的 功 能 问题 来 进 行 探讨 ? 因 为

“ 阶级斗争 为纲 ” 的传 统的 “ 左 ” 的 思 想 仍 然 束缚 着

人 的 头 脑 , 应 当 加 以抛弃 的 一 些 做法 ，仍 然 统 治着 学 校 的 德育工作 , 使得德育 的 某它 功 能 难 以 发 挥 ，德育 的路

子越走越窄。比 如 , 现 在 非 常 强 调德 育 的 渗透 这本 来

是 非 常 正确 的 , 但 一 讲渗透 就是政 治 思 想 的 渗透 在

课 文 中硬 “ 提炼 ’ , 出 一些 东西 贴 上 标 签 ，似乎 苦此 别

无 他途。其 实 学 生 的 一切 活动 包括 他 们 的 社 会 活 动、家 庭 生 活 无 处没 有 德 育 因 为每 一 件 事、每 一 项 活 动 都 离 不 开 是 1卜、善恶、真 伪 离 不 开 道德、情感、意 志、性 格、心理 而 离 开 r 这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 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我们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特别坚持高校办 学的社会主义方向，要重视大学生政治生活的特性，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按照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要求做好高校的德育工作。

一、必须认清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性

大学生这一群体，集青年和知识分子于一身，青 年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大学生政治生 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双重性、矛盾性。第一，政治思想的前倾趋向和现实社会难以接

受的双重性。大量的事实表明，在成长过程中，大学 生在政治生活中难免受制于情绪。尤其是在社会风 气不良的情况下，青年大学生的情绪便特别强烈，表 现为情绪化的思想和情绪化的行动。情绪化的行动 则往往导致行为的冲动。青年大学生偏激的政治思 想中，不乏理想和模式化的东西，也不排除趋向未来 的合理成分，这就是青年大学生政治思想的前趋倾 向。在青年大学生前倾的政治思想中，充满着政治化 色彩和急切的政治情绪，往往幻想大于现实，理想超 前实践。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方案、参与实施时，更 多的是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理论、书本和未来期望 的基础上，很少考虑实践的因素和现实的条件。但是 一定的政治总是现实的政治，任何政治主张和政治 意图都不可能不受现实的制约，都不能不顾社会现 实，因而，青年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的良好动机、善 意愿望和某些合理主张往往难以为社会现实所接

教育是 “

受，甚至有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危险。青年 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前倾的政治思想同社会现实不 适应的矛盾，常常令一些热血青年为之困惑。第二，政治生活客观效果正向与反向的双重

性。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青年总是率先投身社 会革命。在社会变革的激流中，青年往往首当其冲地 向旧社会、旧事物提出挑战。大学生是青年中接受高 等教育、文化层次较高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为推动社 会前进作出了努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青年大学生 自身素质的提高，青年大学生越来越成为一支社会 进步的正向推动者。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投身改革大 潮，发展商品经济，还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 明，青年大学生总是义不容辞，身体力行。但是，历史 的经验也启示我们，由于青年的政治观尚不成熟，社 会经验比较缺乏，政治热情的狂热冲动往往干扰着 他们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甚至出现政治能量 的破坏性释放，也有可能为错误的社会政治思潮推 波助澜，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青年学生政治生活的 客观效果的这种两重性，是判别其政治生活进步与 否的最终分水岭。

第五篇：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总的来说，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政治社会化和监督政府等五个方面。

1．传播信息

报道新闻和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它以源源不断的报道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动，延伸了人类的耳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应付环境的能力。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把信息传播给全社会，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共识，而且有助于公民获取关于当前政治事态的信息，成为“有所知的公民”，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基础。

我们知道，媒体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比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具优势。然而，政治沟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过程。根据拉扎菲尔德(Lazarsfeld)和卡茨(Katz)的研究，信息传播分为两个过程：每个群体的意见领袖(如教师、牧师和专业人士)谨慎地从新闻媒体获取政治暗示，然后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暗示和观点传给那些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朋友们，由此，政治信息就传播给了每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能否深入地影响公众往往依赖于这些意见领袖，他们是政府所必须触及、影响和说服的对象。当然，电视和网络在一宗程序上侵蚀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把政治消息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2．影响舆论

舆论是社会上相当数量的公众对他们共同关心的某个问题所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的汇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可以为执政者及其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现代政府，必须及时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否则很可能削弱或丧失合法性。

新闻媒体不仅是舆论的表现渠道，而且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人的报道以及有倾向性的评论，引起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动员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就当前话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形成了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当美国公众看到科索沃阿族难民的图片、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罗德尼·金拳脚相加的镜头、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泣的画面时，他们无需任何文字翻译和理性解释，便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诉求。

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1992年，在加州地方法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后，当地发生严重种族骚乱，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司法部严惩四名白人警察；事实上，当时有多少美国公众(包括总统本人)知道新闻媒体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扭曲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媒 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对机组人员家属的同情，使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其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而且威胁要向中国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的侦察活动。

新闻媒体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往往被各国政府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力图引导舆论，使其决策获得公众的支持，或者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正是因为此，“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它们更是政府里面的主要演员。它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

3．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够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可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并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会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就如美国前总统卡 特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么电视报道涉入，在白宫的日程表上就可以随便安排在哪个早晨。人们常常把它搁在一旁，先考虑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意外事件，并要及时在下次节目中对此作出适当反应。”②许多研究也表明，媒体的宣传报道与公众的观念及政府的行为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新闻媒体设置议程的作用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战争初期，媒体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合作态度；随着战争的越陷越深，新闻界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媒体对美军陆战队夷平越南村庄和美国大兵屠杀越南平民的报道，激发了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使得公众对越战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的节目主持 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宣布越战不能取胜时，约翰逊总统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无法赢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应当重新考虑对越南的政策。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指出，很多时候电视已经成了何种事件构成危机的判官。“电视宣布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宣布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危机，因此电视要不停地报道，导致克林顿政府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对卢旺达危机却没有报道，尽管那里的屠杀是惨绝人寰的。”

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给西方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各种选举中，“问题”的比重增大了。这就是说，选民在投票时，不仅会考虑竞选者的政党背景，更会考虑他们对各类问题的具体态度；与此相适应，竞选者不再把重点放在党派之争上，而是紧紧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1992年克林顿竞选的成功就是这方面一个范例。他在竞选中避开其对手布什得意的海湾战争等国际问题，紧紧抓住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内政问题不放。结果，布什虽赢得了冷战，却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4．政治社会化

几乎所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都认为，新闻媒体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媒体是人们获取日常生活经验之外信息的主要来源。各种新闻媒体持续地向公众输送着某种经过选择的资料和观点，以及对这些资料和观点的分析与评价。这种对社会公众的“信息灌输”，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下来，从而 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倾向与态度。在美国，即使是三岁的儿童也能够在电视上认出总统，知道他们是国家的“老板”。

当然，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与其他社会化机构(如家庭、教会)的教导相冲突，它们也可能不成功。在苏联，家庭对个人政治观点的形成比无所不在的媒体更有影响力。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的新闻媒体曾为国王所控制，试图培植对他的忠诚，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从地方清真寺的“毛拉”那里得到指导，憎恶国王，媒体对此也无能为力。可见，媒 体并不总是可靠的，尽管统治者一直利用它来传播社会主导价值和文化。

5．监督政府

媒体作为一种批评者，它对民主政治良性运行的作用很早就为人们所公认。托马斯·杰弗逊在1787年就写道：“如果只剩下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无政府的报纸两种选择，那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之所以需要媒体来监督政府，是因为公职人员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不仅如此，随着政府工作的日益复杂化，渎职和贪污的机会也会成倍地增加。相对于其 他监督机构而言，新闻媒体有着独特的优势：传递信息迅速、覆盖面广；相对中立和清白；有批评政府的传统。

从实践来看，不少国家的新闻界历来就以批评政府、揭露官员政治丑闻为乐事。大到总统贪污渎职，小到议员的桃色事件，无不在媒体的注视之下。政府丑闻一旦被曝光，往往会激起全国的强烈反响，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当事人轻则陷入困境，重则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体往往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民主的看门 狗”。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开始监督政府，曝光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批评司法领域的不公。当然，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媒体依凭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而是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管理的舆论监督。

然而，新闻媒体毕竟是一种“软权力”，它不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那样具有强制力，可以独立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与民众及政治过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便在传媒界推崇备至的“水门事件”中，也是如此。在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仍能成功连任，甚至声言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母公司的营业执照。尼克松后来被迫辞职，不只是因为报纸披露了他的丑闻，而主要是因为国会将要对他提出弹劾。在围绕“水门事件”所进行的总统与媒体的较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绝不仅仅是新闻媒体，这是新闻媒体难以克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