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精选五篇]

第一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摘要

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根。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安排如何，是影响经济成长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关键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确立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给农业生产注入了活力;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也日渐凸现出来，诸如土地产权不清、土地流转不畅等等，正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障碍因素。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国际农业市场的激烈竞争，给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提出了新的考验和要求。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建国以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并寻求今后的土地制度创新模式。这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确保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改革;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正文：建国以来，围绕以上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大的变迁。第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的上地改革运动，这是一次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农民的土地制度变革。第二次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以土地所有权归农民个人所有，而经营权归互助组、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变革。第三次土地制度变革是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人民公社等集体所有的制度变革。第四次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实现的，即卜地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农民的变革。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比如，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使用权有期限、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等。农民土地使用权从15年调到30年，但仍未得到真正的长期化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经营的短期行为。土地流转没有形成制度，土地市场发育不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难以正常流转，作为稀缺资源利用率不能最大化。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第五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是一次旨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综合性改革运动，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中国理论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许多丰富和宝贵的建议。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对策 一.农地产权的细化、清晰界定

随着农地所有者与经营使用者的分离、农地产权流转的客观要求，需要对农地产权进一步细化，对各项产权的边界、内容及占有的主体进一步明晰。农地最终所有权归农地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其行使所有权。农地集体经济组织凭所有权获取收益，享有剩余索取权，对农地进行适当的管理与保护，但不能干涉经营使用者的正当权益。农地经营权由经营者通过承包、招投标、拍卖、租赁等方式，从农地集体经济组织获取。在经营期内，农地经营者对归其经营的农地拥有使用、互换、转包、转让、租赁、代管、人股、抵押、继承、收益等各项权利。农地经营者在农地经营使用期内，可以对农地进行自主经营，也可以采用以上提到各种方式将农地使用权让渡出去，农地使用权也可以成为投资人股的资本或获取金融贷款的抵押资产。农地经营者在经营期内通过农地产权流转，使第三方获得农地使用权。农地经营者从产权转让中获取一定的收益与补偿；农地使用者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农地的正当使用权和收益权。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在现阶段农业发展中，农地产权流转成为客观要求，但目前农地产权流转机制仍不完善，成为农地产权流转的最大障碍，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农地产权流转机制，在农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地产权流转。

1.积极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是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络。以村组为单位，把 农村土地承包情况、流转情况、农村劳动力情况等资料进行全面统计，逐级上报汇总，实行年报制度。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微机化联网管理，实行信息资源共享。二是建立科学的农地评定、评估体系，合理评估农村土地价值，保护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三是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2.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中介为补充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多形式、多层次、有保障的劳务输出格局。二是进一步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及流通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放手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转移农业劳动力。三是进一步搞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三．健全土地法律制度体系

农地制度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需要法律制度的维护和保障。农地制度只有借助法律制度才能有效实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法制化成为农地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方向，这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维系社会公正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涉及农村土地关系的界定，有关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的划分及土地征占用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林业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多种法律法规。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法律法规需要不断修订完善，以逐步形成体系完善、内容细致的土地法律制度体系。四．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1978年，我国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地发展。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稳步推进，一种新的土地经营形式应运而生，即土地规模化经营。但目前，土地均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民迫切需要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村经济实力。目前，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1.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动的基础条件就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明晰产权，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和资本属性，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最终所有权与农户法人资产权分离。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合法，保证土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失。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根据可耕土地规模、土地等级结构、劳动力转移、土地利用等情况，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中介服务机构，将可规模化经营农地的统一经营权与各农户承包所得的农地使用权分离后，推向市场，面向社会，由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谁该拥有农地的统一经营权，使土地向有能力、有资本的经营者集中。原农地使用权承包者通过农地生存保障功能货币化，确保其最低生活保障，保证原农地承包者有再承包和为其提供劳务方面的优先权。通过可规模化农地经营权的“人格化”，分开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多途径、多形式实现土地流转。2.完善农村政策，以制度创新营造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环境。

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以制度约束为手段，把附加在土地经营过程中过高的负担减下来，建立合理的农业利益分配调节机制，让农业扩大再生产进行自我积累与补偿，增强农民经营土地的信心。农村环境条件较差，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不高，信息手段比较缺乏，要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必须在种植技术、市场营销、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为农民提供中介服务。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等对农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当前土地的保障功能还占主导且无可替代的情况下，要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必须加快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转让出土地的农民的劳动权、获益权和社会救济权，以及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在遇到较大风险时的生存发展权，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参考文献

1.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李明秋、王宝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研究.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3.靳相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述评，中国农村观察，2003.2 4.陈安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土地资源国情，1994，4 5.蒋战峰，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经济纵横，2000，5

第二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与创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与创新

宋辉/姜会明

【专题名称】体制改革

【专 题 号】MF1

【复印期号】2009年05期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长春)2009年3期第52～54页

【作者简介】宋辉，吉林省教育厅研究人员，吉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51）；姜会明，吉林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长春 130118）

【内容提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农村与农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制度的缺陷也开始日益暴露，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农业发展缓慢，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制度障碍，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关 键 词】土地制度/产权主体/制度创新

土地是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使得农村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农村与农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已有各项改革的预期效果并未完全呈现，集中表现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收入增长约束上，农村经济发展仍面临着挑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曾经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成效，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制度的缺陷也开始日益暴露，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农业发展增长缓慢，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制度障碍。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所有权权能欠缺，使用权不稳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具体归哪一级集体所有则又是模糊的，法律规定也是含糊的，产权模糊就使农民本来应该得到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或落实不下去，这种所有制是一种人人有份，共同占有的形式，但具体到每个人却又没有明确而又量化的规定，所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间接的、名义的，而非实际的权利，这种制度下农民已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所有权权能具有不完全性，如处分权欠缺，集体无权买卖生地，集体土地只有经国家征用后才能出让、转让，法律不允许集体间相互买卖土地，所以集体所有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但是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1]，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已，真正拥有支配权的是国家[2]；农民的使用权是不稳定的，农民的土地长期使用权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的，因人口的变动而进行土地调整，这在农村是司空见惯的事，也是为农民所接受的事，这种频繁的土地调整使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难以形成有效的农业投入和积累机制，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类似因素还有许多，这都成为农民土地使用权无法有效抑制各方随意性行政干预而无法保证收益权的根源。

2.农地均分的土地细碎化现象突出，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阻碍。主要体现在：第一，非

农产业的迅猛发展，使经营超小规模农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现代农业要求规模效益与家庭分散承包生产经营形式的内在矛盾，土地得不到集中，农业就不能规模化，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制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风险较大。农户的小规模生产方式给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不利于动植物疫病防治；第四，土地细小化与劳动力剩余矛盾。分散细小化的土地经营使得农业资本投入边际效率递减，农业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正在变成活劳动投入成本比例过高的劣势，导致农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降低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克服上述弊端，让家庭分散承包经营小农式生产与市场更好地衔接，使农民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进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样做，一是有利于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土地向最能提高利用率、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的人手里集中，真正做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二是有利于农民变市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从经营土地变为支配土地到最后离开土地，减少经营超小规模农业的机会成本，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或小城镇集中，推进城市化建设。三是土地通过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科技和资本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我们要坚持法制化、效率与公平相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原则进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直接生产环节上，农业生产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土地的使用权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这是全世界通例。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流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来进行土地流转。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土地流转形式，以市场为先导，由原来的向单一种粮大户流转逐步转为向工商企业、科技人员和种养能手流转，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资源优化配置。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我国农民的过度对土地的依赖，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外出就业难以及农村纠纷多、监管体制不健全、粮食直接补贴的双重效应等方面原因严重制约了我国土地的有效流转，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而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要明确，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应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分阶段逐步演进。

第一，进行依靠现实基础，我们要巩固农地家庭经营制度。现阶段难以迅速实现规模化经营，在人地比例比较紧张的现实条件下，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还要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以及土地的精耕细作技术水平，因此要进一步巩固农地家庭经营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长期使用权和收益权，这样才能提高土地产出率，缓解人地紧张的矛盾，促进农民集约化经营土地，也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明确土地产权，不仅要明确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特别要明确经济意义上的产权，这样可以产生利益驱动效应，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其次，要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处分权，这样才能使土地按照效益原则进行合理转移，促进土地的资源有效配置。

第三，农业规模化经营可以通过农地兼并、农地租赁、农地股份化等多种流转方式实现，特别是农地股份化的流转方式既能保护农民的已有利益，又能实现规模经营，可以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

第四，进一步扩大流转市场，完善中介组织。现在我国土地流转还主要发生在本村内，应扩大流转市场，以市场为引导，更进一步地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应培育健全的中介组织，为土地流转市场服务，在土地供求信息、土地规则政策、办理流转手续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三、相关配套制度创新

第一，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的拴在土地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本高，约束大，同时因为家乡还有土地，所以只能把一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拉回农村，不利于农民走出去。这样就导致农村人口增加速度高于人口流出的速度，由于土地是按人均分的，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分散细小化，对农业规模化经营形成了障碍。我国已经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公安部正在全国推广进一步户改方案，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大势所趋，尤其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一些省份明显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广东就借鉴湖北经验，加快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农业人口比例较低的珠三角地区，明年或后年将首先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深圳已率先实行。陕西、山东、辽宁、福建等省份，也开始着手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没有了等级非农业与农业之分，统一为居民。[3]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是同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农业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农村中的土地代替社会基金成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由于不被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吸纳，农民不愿放弃土地，这都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只有逐步建立一个把城市和农村都包括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农民愿意放弃土地，促进土地的集中，现阶段至少应该做到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医疗、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租购、劳动就业等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第三，加大对基础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我国劳动力素质低、就业空间小，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严重制约着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空间的拓展以及收入来源的增加。从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情况看，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1％，初中程度的占50.38％，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个多百分点，全国文盲、半文盲的90％以上集中在农村[4]。正是由于劳动者本身的素质低下，造成就业上的低层次化，只能从事着最苦最累但是收入非常低的职业，而城市发展对低层次人才需求越来越少，给剩余劳动者的转移带来了很大阻碍。因此，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实现九年教育，改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就业能力，拓宽就业面。发展职业教育既可以培养农民的农业种植技术，也可以进行非农职业技术培训，促进非农领域就业，为他们脱离土地创造条件，从而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第四，充分转变、发挥政府职能。在土地流转过程当中，有关部门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签证、登记制度，严格监视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后的使用问题，凡是从事非农产业经营行为，收回其承包权，这样可以防止和解决纠纷，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成本。同时政府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建立劳动用工发布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第五，健全法制、法规。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现行法律之间还存在矛盾，应予以修订，同时应制定与土地制度流转相关的法规，把土地流转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促进土地流转依法、有序的进行。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及制定其他相关政策、措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总之，我们要用实践性、系统性的观念去探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项措施配合使用，力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019.[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中国社会科学期刊(香港)，1994(夏季卷).63.[3][4]刘忠和.改革开放与我国农村劳动者经济生活的变迁[J].当代经济研究，2008，(11).^NU1

第三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沿革及探索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沿革及探索

摘要

土地制度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沿革，对于我们今天的土地改革将大有裨益。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一制度安排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地制度作为规范人们在农业生产上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其内容包括农地的产权制度,农地的经营制度,农地的流转制度和农地的管理制度四个方面,其中农地的产权制度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当前,我国农地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端,已经影响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农民非农转移与农村发展,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对农地制度作出新的选择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发展方向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地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所以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对于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经营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制度在作为统治者规范社会秩序，增加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历代土地制度的考察，获得先人治理国家的得与失，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土地改革将大有裨益。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经营和组织方式,关系到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甚至影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巨大优势已日趋显现,一旦得以顺利实现,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有效地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的土地问题,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历时多年,经历了四次制度的变迁过程。建国前后进行的第一次制度变革是以铲除土地的地主所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次变革的直接结果将土地的地主所有变成了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的私有私营。就制度供给方式和制度供给初衷而言,这一制度并非是我国政府的最终选择,而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其目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取得农民对国家最大的政治支持。东方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虽然在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下最初也出现过或存在着小农经济,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农地制度的第二次变革是以改变土地的农民所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次变革,从50年代推行合作化运动到7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在生产队体制下维系了约20年。其结果是将土地的农民所有变成了集体所有,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公营。就农地制度而言,这20年来我们所构造的制度形态,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共有制,即社区土地和其他财产是社区居民所共有的。所有成员虽然都可以是这些地产或财产的主人,但谁也不可以说其中哪一部分或多少份额是属于自己的。在人民公社时期,从产权归属到经营方式,都属于这种性质。这不同于集体产权,因为集体产权是可以按其份额对象化在各个成员身上的。以往所讲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只是依据我们传统的理论形态,而对共有制的某种约定俗成的理解或称谓。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必然的制度缺陷。一方面表现在制度本身的效率低下和对生产力发展的强烈制约,另一方面表现出对农民积极性的挫伤和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因此,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变迁需求是经常的也是强烈的。事实上,作为一种修正和抗争,哪怕在人民公社体制运行最鼎盛时期,出自农民自发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冲动也从未停止。改革埋下了制度创新的伏笔。

1979年以来确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第三次农地制度改革的标志,其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的,而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演进和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变迁特征。从社会角度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从完全非法、局部合法到普遍推广的过程。合作化运动之后,“包产到户”曾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夹缝中多次应运而生,但又因它不符合当时的传统观念而一次次地被政府取缔。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 当“包产到户”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间题的决定》中首次将“包产到户”作为一种例外加以政策上的确认。政府对这种微观基础变革作出了理论阐释, 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它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中央提出的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办法和措施为标志,完成了农村微观基础变革的任务。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的一大创新,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主要原因,是它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追加产出全归自己的产品分配方式,诱发出农民追求更多收入的生产积极性。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变迁,不仅对整个农业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出无法估量的联带作用,并认为它作为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模式,对于当时已经十分低效的城市体制的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农地制度的第四次变迁,事实上是第三次制度变革的延续。这次变革完全没有以往几次变革那样的浩大声势,而是在社区和农户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悄然进行的。这次变革以土地转包和“两田制” 为起点,以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以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地制度创新的区域差别为特征在全国不同的地区逐步兴起的。其变迁方式呈出多样化、不规则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第四次农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实际上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制度创新。至于制度的选择和变迁方式,则主要决定于各种制约制度安排的变量因素及农民和社区可接受的程度。第四次农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在农地制度的构造上,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但在工业化伊始,几乎都普遍确立了小农或自耕农经济制度。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但到后来,有些国家却受到小农经济的困扰。如日本,二战以后通过农地改革,建立了小农经济或自耕农制度,并支持了日本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到今天,它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一是因农地的过分细化,导致农户无法实施规模经营。二是因服务设施的分化, 导致农业机械等服务设备无法规模使用。这两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日本都没能很好地解决,结果,农业几乎成为日本的一种不堪重负的产业部门或“奢侈农业”,与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极不相称。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制度特色,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来考虑农地制度的安排问题。一方面要充分估价均田制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土地细化所带来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绩效。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和农户都在自觉地考虑和审视这一问题。一场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制度创新和选择正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变迁方式悄然进行。虽然这一变迁过程是不规则的,其创制形式也是初步的或不成熟的,但第四次农地制度变迁的规模已经形成,并创造出不同典型、不同类别的制度形式。

自1950年以后,中国土地制度发生过这几次的大变革,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基本定格在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框架上。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土地制度开始试点并引发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中国经济也已经度过了短缺经济而进入到了剩余经济新阶段,但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关系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

二、现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一)产权关系模糊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虽然我国从1978年以后,逐步理顺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但当时主要是解决农村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束缚问题,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恢复,但在此之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显然缓慢多了,长期被掩盖和忽视的问题及矛盾在今天已明显地显现出来:

1、土地所有权法律界定上的模糊性。按照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却未规定所有制主体究竟是乡镇政府、村委会,还是自然村? 如果是乡镇一级,显然集体所有制显得过大,放在村委会一级从规模和可行性上不存在问题,但从历史上说大多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因此,确定在自然村一级是较合理的。但我国法律制度均未有界定。法律上不明确界定,必然出现混乱,事实上所有土地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或多或少、直接和间接的与土地产权关系不清晰有关联。

2、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相混淆。首先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混淆。一般来说,所有权并不仅仅是承包权这样狭小范畴问题,可能在现实中,农村承包权似乎发挥着所有权作用,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尤其是当农村土地产权发生变化及土地进行产权交易时,承包权的权益是无法替代所有权的,承包人在法律上是不可能获得土地所有权规定的权益的,如土地交易中的实际收入,承包权是不能获得完全土地交易收益的,所谓土地补偿,仅仅是一种承包权补偿,绝非是所有权补偿。其次是将使用权与土地承包权相混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总则的规定中是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作为目标的,但在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时却变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以完善和稳定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目的,即将农民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制度上予以确定,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在总则后具体内容却用了土地承包权,这说明我国目前在《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上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之间还未最终界定范围,是一种模糊处理,这对稳定规范农村土地关系和农村土地市场及其农村经济关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在产权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谋求建立一个产权关系规范、权益流动合理的土地制度体系的。这样的后果就是,现行土地所有权似乎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农民独立使用。集体所有权有时成为虚假的空壳、名存实亡,但反过来,农户在土地处置权方面又受着国家与集体的干预、制约,又是一种缺乏较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样就使得国家宏观调控权空幻,集体所有权虚设,农户所有权缺乏与扭曲,使用权不完全。形成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上的多重主体(即作为法律所有者的集体,实际上履行所有权职能的国家可以征用,实际上占有土地并使用土地的农户)。表面上的多重主体与实际上的无主体之间的矛盾从而构成了农村土地经济关系多重矛盾产生和形成的根基和契机。

(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双重极度膨胀化与相对弱化同时并存。其一,是土地使用权极度膨胀化而土地所有权相对弱化现象。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是“分”的层次扩展,但目前却造成了“分”层次不断拓宽与深化,使得“双层”统一集体经济主体成为虚假的空壳,其服务、协调作用功能完全软化,有些地方还形成了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对立,集中表现就是集体经济积累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荡然无存,诸如教育事业投资空档、农田水利建设破坏、抗灾抗害能力削弱,自我发展自我保护机制断链,呈现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无序化、混乱化和盲目性与波动性。其二,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村个别干部行使代理权力的工具,从而,表现出一种极度扭曲的集体所有制关系和极度弱化的农民使用权。由于农户家庭只有土地经营的承包权,无所有权,村委会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又是承包土地的发包方,这样就出现了少数干部、村委会侵害农民利益。例如有些村干部以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设立名目(如搞土地规模经济、建设商品基地等),利用各种机会(如建设开发区、修筑公路、招商引资等),侵犯或出卖农民利益。所以,正是土地产权不清造成了国家、集体、农民的互相侵权,大量土地被非法买卖、出租、转让等。

(三)城乡土地所有权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公平待遇。自1978年以来,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推进过程中,既有政策性调整,诸如80年代的连续五年的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改革起到了巨大指导作用,也有土地制度和法律的不断完善,如以《土地管理法》等等为核心的一系列土地管理法规出台和实施,保证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成功地向前推进。但土地制度在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和不公平性却一直没有任何改变。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也就是说,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征为国有后才能出让。即使到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对原有土地政策虽有松动,但也缺乏可操作性。按目前的法律,作为农地转让权的权利主体,承包农户可以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强迫和阻碍的条件下转包、出租、互换农地经营权,农地转让的价格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而转让收益归承包农户所得。但这种转让权是有限制的,即全部以“土地的农业用途”为限。众所周知,中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应当说这一制度没有什么错,只要符合农村和城市实际,完全是可以的,我国几十年来也一直实行着这一制度,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在收益权、占有权、处置权等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农村土地所有者的产权变动仅限于所有权未变化和土地用途不变化的承包权流转,而没有出让权,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的、有限的所有权。农村土地出让,必须国有化后,由国家进行出让,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转让土地,显然,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制度。如果说市场竞争带来了就业、资源配置及商品价值转换周期上的不平等结果,那是短期结果,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的话,那么,制度、法律上不平等和不公平则是长期的,是无法通过自身来改变的。

三、土地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从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证分析与建设的基本点与指导思想出发,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发展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转化,第二阶段实现从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向农村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转化。

第一阶段: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

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的基本构思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对现有的农村土地进行资产评估,把土地附之于价值(或价格)按照一定的标准平均分给现有的各个农户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的农户,已经在城市就业者除外),也就是说,把土地本身的资源性质与土地作为资产性质相结合,将原有的土地资产折股,设立土地资产股份公司,形成新型农村土地股份所有产权关系。这样就可以适应当前我国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经济新型关系,即农民或者农户与土地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权力上的分配,取消了原有“交给国家的”这一层关系。因为过去土地联产承包责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将农业税的征收分解给每个农户,并按照土地面积或者按人进行分摊,“责任制”或者称为“承包制”,与我国企业改革初期采取的企业承包制一样,“所谓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际还是以完成国家下达任务为中心的一种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罢了。其基本特征是: 1.土地资产化。这是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和前提。要实现股份所有,首先必须使土地资产化,使土地资源型态转化为资产化型态。土地是人类极其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价值就主要体现在市场交换中,承认了土地资产价值,就等于承认农民不仅拥有农用土地作为耕地时价值权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农民在土地转化时同样拥有其土地转化资产价值权力。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正是承认了这一点来对土地进行评估。

2.土地资产权的公平享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每一农户都是集体中平等的一员,因此,在财产上、土地占有权同样享有平等地位。我国现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近30年实践完善,并且又通过法律制度确定30年不变,这就保证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尽管这种承包权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土地占有、使用权、收益权,但在农村中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这方面功能,给农村土地属于资产特性,也就预示着农用土地的资源性质开始向资产性质转化,也就是说,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不仅仅是就业权,实际上农民已经将他作为自身生存、社会保险以及资产增值的手段和工具,农村土地作为资源性质所赋予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已经在相当地区赋予了资产公平享有特点。

3.土地资产股份化。即在土地资产平分赋予价值之后股份化,建立土地股份公司,按照公司化制度进行的土地调控和经营。从目前农村土地的使用和管理状况来看,以村一级设立土地股份公司为宜。土地资产折股可以划分为私股(即土地资产经营责任制时的土地资产平分的数量)和集体两部分,具体的股份比例和股权结构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民主讨论决定。

4.土地产权流动性的开放。中国目前的土地市场主要还限定在土地使用权市场,而农村土地市场,按照集体所有制的特点,本来应该更加活跃,但由于国家在土地制度中严格的限制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流动,所以,农村土地市场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农村内部的流转市场,土地的资产性质还未真正的体现出来。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的直接动机和目的就是土地资产流动性开放。土地资产流动可以在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城市不同层次上进行。土地产权的流动,是土地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流转过程。土地流转的开放,将会起到积极效应。一方面构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另一方面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的经济利益驱动与诱导。因为在土地使用流动性的开放过程中,土地的流转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土地的流转是有偿的,这样就剔除了土地福利性和补偿性所带给人们对土地过渡的依恋心理。但是必须注意到,土地使用流动应该不超过农用耕地为范围,非农化的流转将是不允许的。土地资产流动空间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土地股份公司要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1)防止土地非农化大量流动;(2)充当土地资产流动中介人;(3)防止土地资产交易中的投机行为。另外,土地资产流动交易,只能是使用权的流动,在土地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范围和有效年限内享有使用权,超过年限后,将重新收归集体或国家。

5.市场化经营。在实行了股份所有之后,土地使用经营以实行招标竞争为主要形式。形成市场开放性的多元化格局和多样化经营形式。市场化经营可以是租赁经营、可以是合作经营、也可以是承包经营,亦可以采取土地抵押等形式,使农村土地使用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这样做目的就是一方面使土地向着农村土地经营者手中集中,实现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规模经营,实现农村经济产业化、一体化,加快农产品转化交易,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目标。从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可以看出,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是分散股份所有集合体,使以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幻价值化、资产化,土地股份所有在股份上农民家庭都有一份,体现了公平原则,而在经营权上则要体现效率原则。因此,所有权上的公平原则与使用权的效率原则双重结合,达到了公平与效率在土地制度上的统一。这种在保持所有权公平机遇条件下,使用权效率因素的渗入与增加,使土地制度逐渐达到规范化的标准。

第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农民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所有与市场化经营并不是土地制度的归宿,它只是对现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过渡阶段,它还不可能达到土地制度的完善化。最主要缺点是:首先,虽然说土地变成了农民股份所有,但与集体所有权之间如何进行转换,存在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土地股份所有,模糊了现有土地所有权制度,而其直接将土地产权属于了农民个人,这种处理办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进行最彻底的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条件不是很成熟,用这种办法过渡是最佳的选择。但这种改革模式在农村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这种土地股份所有权还是一种由一定时限上的土地所有权,随着土地流动和产权交易的不断增多, 其制度本身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此时就必须实现从土地股份所有与市场化经营向农民个人所有制的转化,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民个人所有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原先的农村土地股份所有制度,以农民个人所有权所替代,也就是说农村土地股份公司所给予农民的土地股份权力在法律上变换为农民个人的所有权,将其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个人财产保护范畴。其股份可以转让、继承,实现农村土地完全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度。农民个人所有制的特点就是: 特点之一,赋于农民最终土地所有权。农民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将第一阶段农民股份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给予正式的确认,土地作为农民个人的不动产,可以抵押、继承、赠送、转让等,其转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和买卖双方协商谈判来决定。

特点之二,农村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时点的确定上以实行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准。由于中国建国以来各阶段土地产权变化较多,土地归属变动较大,追溯历史不仅成本较高,而且可能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阻碍农民个人所有制的顺利推行,因此,以实行农民个人所有制时点为准,可减少矛盾和摩擦。

特点之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性增强。股份所有虽然承认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益,但是相对于农民个人所有权来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则要脆弱得多,将农村土地个人所有制在法律上确认,则就使得农民对土地所有权更加名正言顺,从而,也就使得农民的利益相应的得到了保护。

特点之四,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与农村土地私有制是有区别的。首先,农村土地所有权是界定在农村的农民,绝非是非农民个人,这一点很重要,非农民是不能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这一点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其次,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权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用途。当变为城市土地时,则要按照国家对城市土地制度来管理。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新时期的“耕者有其田”的另一种形态。但在内容上和经济关系上则已扩展到了整个农村经济。

参考文献：（1）张琦,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模式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4.（2）周天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N].中国经济时报,2004：02.26.（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4）刘书楷，曲福田.土地经济学：第2 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5-20.（5）王景新.新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法律建设[J].中国农村经济，2000，（4）.

第四篇：农村土地的“用途管制”与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的“用途管制”与制度创新

【为什么政府“为民办实事”、“增加农民收入”、“打破二元结构”的种种作为，只要涉及土地问题，总是得不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比如，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三置换”、行政村撤并、旧村和城中村改造等。原因在于许多打着“为农民”幌子的举措，其实还是为了城市扩张，而非“三农”发展。】

如何既统筹城乡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又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权益，已经上升为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主要矛盾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从城市利益出发、延续“城市化”倾向而继续剥夺“三农”的种种变形的所谓“城乡一体化举措”，不仅不能使农民融入城市，而且埋下了社会冲突的隐患或正演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由此，引发社会和媒体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深切关注。

为什么“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没能抑制耕地持续减少的现状?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基本农田“上山下滩”、跨省区占补平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

整理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有关数据发现，1978～2007年的29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72.53万公顷(1.94亿亩)，年均减少668.97万亩。耕地减少除了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外，建设占用是主要因素。2008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仍有287.4万亩，灾毁耕地37.2万亩，生态退耕11.4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7.4万亩，四项共减少耕地373.4万亩。同期，全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净减少29万亩。近几年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仍然呈较快增长趋势，2009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57.6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4.6%;2010年全国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这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最大危险。

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本来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一些地方不是“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不积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途径和办法，而把“统筹城乡发展”变成了城乡资源统分统配、想拿就拿的借口，导致农村土地继续大量流向城市和建设用地市场?耕地的市场价值无法估算，假设征收每亩耕地农民收益平均流失5万元，国家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土地资产是多少万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究竟何日实现?

为什么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而农村宅基地面积却在持续增加?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和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中心的研究，1996～2005年，我国乡村人口由85085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74544万人，减少了10541万人;同期农村宅基地却增长的6.46万公顷。

为什么一些地方热衷于推行以农民土地经营承包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简称“三置换”)，用新方式、新手段圈占农民土地?为什么一些地方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简称“双挂钩”)空子，模糊土地产权和利用边界，规避土地用途管制?

现实农村这样的案例很多，比如：苏州高新区因征地和拆迁补偿引发的群体事件;江西宜黄强制拆迁事件等。重庆市“地票”交易，即将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通过“双挂钩”制度，将结余指标用于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做法，其实也对“土地用途管制”造成了冲突。

为什么政府“为民办实事”、“增加农民收入”、“打破二元结构”的种种作为，只要涉及土地问题，总是得不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比如，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三置换”、行政村撤并、旧村和城中村改造等。原因在于许多打着“为农民”幌子的举措，其实还是为了城市扩张，而非“三农”发展。

无论是土地公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解决经济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和农民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主要靠用途管制制度而非土地所有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新一轮“圈地”再次悄然复活，我国农村土地管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预见性地强调，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第一，经济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用途管制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土地私有的国家，解决这一矛盾同样需要建立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家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终决权，通过占有、控制、管理、优先购买权等实施对土地用途的管制，以保护农地”(李珍贵，2008)。作者曾于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三次考察美国农村土地制度，访问过华盛顿州King县土地政策与规划办公室、县农业委员会和Thurston县奥林匹亚市kirsop农场等地。其中，对King县政府购买“农地永久开发权”和“土地分区法”的做法及经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King县从1960～1990年代30余年间，减少农地约5～6万英亩，1979年，该县选民公决同意多缴税赋，支付5000万美元从农场主手中买下了12800英亩土地的永久开发权(称“保留农田”);1994年又制定了土地分区法。从此，King县农地减少的势头得到了根本控制。可见，我国实现遏制圈地、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标，都需健全严格规范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第二，现行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在“长期坚持”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从土地承包制最早雏形“包产到户”开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自1982至1986年，我国农村改革史上第一轮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并实施，新型农村土地制度框架逐步构建。随后，农村承包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一直循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的路径展开。《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这“是继新中国的土改法之后，另一部让农民改善经济地位的好法律”，应充分肯定。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重点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推进城乡一体化，首先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和制度安排中。

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既需要保护更稀缺的土地资源、化解更尖锐的人地矛盾、保障更流失的农民土地权益;又需要“农村土地管理”积极响应城乡一体化趋势。因此，需要专门的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既统筹城乡保障发展，又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权益的均衡的土地管理制度。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均衡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寻找：其一，守住底线：18亿亩耕地的红线。其二，拓宽视线：治理沙化土地扩大农用地;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粮食生产，要盯住100亿亩农用地而不仅仅是20亿亩耕地。其三，剥离权限，政府不再直接经营土地。其四，收益上限：土地财政转变为土地基金;农民集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加大税收等调节手段的力度。

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可否认，农村承包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深化。当前，农村承包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完善和权益保障，应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制度、适度规模经营制度、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制度等研究作为拟突破的研究重点;二是应重点研究农村林权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做法、经验和问题，探寻农村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完善和制度保障问题。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加强新的立法需求研究。如：“三集中”“三置换”、“双挂钩”的条件、程序、补偿标准及其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办法等;村庄改造及户籍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退出与进入城市经济或社区组织的机制;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利益问题等。

作者在江南某镇调查，该镇城镇建设征收城中某村耕地400亩(补偿2006年4万/亩，目前8万/亩)，征收后按10%的比例返还(40亩)给村集体作为建设用地(属国有划拨土地)，为了便于房地产交易，村集体再按当地城市土地出让平均价(150万/亩)支付了这40亩土地的出让金(变成国有出让土地)，然后该村制定了6期安置房建设规划，目前已建成4期396套，该村村民按照一户分一套、征收承包土地一亩分一套的原则分房，价格按建筑成本价(约5000元/平方米)，其中一个农户获得8套住房，如果按照当地房产价格(月2万元/平方米)出售，每套至少可增值100万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城市区域保留“集体土地”的必要性、管理办法及制度，如何调节城中村财产收入畸形发展的状况等。(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重点项目“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获准号：10AJY008)

第五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作者：张悦 来源：《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20日

所谓交易环境，是指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所构成的外部环境。这里有必要将交易环境与制度环境加以区别。按照诺斯和戴维斯的定义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而本文所提出的交易环境则着眼于那些与交易费用有直接关系的因素，是一种微观概念。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分配关系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制度，二是非正式制度。这些因素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的交易环境，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一)正式制度

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的正式制度主要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l、制约着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集合。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私有制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建国初期国家为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担负着为非农人口提供口粮和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两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两大任务，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将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所有制形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方面，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承认，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必须考虑的对象，这种状况改变了计划经济下只强调国家和政府利益、忽视农民利益的局面，使农村土地制度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指令调控向市场自发调节转变，市场规律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农业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加，也促进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创新，从而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

2、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经济体制决定着经济运行和调节的方式。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主经营，主要依靠价格机制来调节生产，强调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作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而这两种体制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其中的制度安排，并影响着这些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从这一点推论，农村土地制度作为特定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其运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应该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证明这一推论。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农民所有制向人民公社公有制的变迁，尽管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的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剩余等资源进行集中控制、统一调配，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农民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拥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也就是说农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这种状况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体制上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协调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来自两个方面，既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费用的增加，也意味着农民所有制运行费用的增加。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农村也己完全消灭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通过建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和五年计划等制度，国家垄断了企业管理权、基本建设审批权、财权和物资分配权，通过安排指标、落实计划来平衡和协调国民经济发展，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1957年合作化运动之后，高级社的平均规模为159户，这样的规模符合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还不能符合计划经济集中管理的要求，特别是在“大跃进”发动全民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由于组织和协调费用的增加使中共中央认为高级社的规模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高级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费用的增加，增加的费用不仅来自兴修水利、推行耕作机械化等生产环节，而且来自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对农村经济实行统一管理，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讨论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时所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中管理导致原有制度交易费用的增加上，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则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降低制度变迁和运行的交易费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农民财产权利和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都得益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结果导致了土地经营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降低。(二)非正式制度

构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环境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之所以将这两个方面列为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是因为它们制约制度选择集合以及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不统一或者有冲突时，人们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必然是不一致的，处理问题的行为和方式必然也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社会协调成本增加，甚至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限制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大多数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统治阶级创造并大力推行的结果。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塑造意识形态可以降低社会协调成本，加上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巨大的建设投资，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动力和实力来投资建设意识形态，所以在一定社会中经济上或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往往是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决定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对人的行为和制度具有约束作用。意识形态越是高度集中，其约束作用越强。这一点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与此配合的是“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运动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宣传。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农村土地制度选择集合是非常有限的。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争论本来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这种争论被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观点被批判为“右倾保守思想”，甚至被加上“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在这种高压的意识形态下，快速推进合作化运动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不仅带来了浮夸风，也进一步强化了左的思想路线，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和经济上的批判反冒进使党内外谈“右”色变，人们宁左勿右，受这种思想路线的影响，加上“大跃进”造成的错误判断，在农村除了通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向共产主义更进一步以外，已别无选择。只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人民公社走向衰落，国家不堪重负，特别是政治权威出现更替，意识形态悄悄松动之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选择集合才得到扩大，家庭承包经营才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被纳入制度选择集合。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约束相对宽松，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逐渐增多，制度选择集合进一步扩大，土地制度安排多样化才成为可能。

（2）影响着对不同制度安排的评价。按照诺斯的行动集团理论，制度变迁五个步骤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这也是一个认识过程，需要运用意识形态的有关评判标准进行分析和比较。同一个方案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例如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曾被予以高度评价，而土地家庭经营哪怕是一点苗头都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动;而在意识形态相对宽松阶段，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价是“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而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评价则是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对土地制度的评价是如何不同。

2、传统观念

这里的传统观念是指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框架、思维方式的总和。传统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从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来考察，两者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范围大体相同。但由于传统观念的自发特征，其约束强度比意识形态要小。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约束减弱，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传统观念的制约。下面作具体分析:

（1）家族观念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许多文化观念都源自农业。家族观念决定了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比其他形式更具效率，从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构成了潜在约束。二十多年人民公社的实践最终走向失败也说明，不管出发点如何，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上必须考虑家庭因素的影响，否则将会增加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导致最终的失败。

（2）均平思想

均平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均平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均调社会财富，损有余补不足，实现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平均一致。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宿愿，“南方新区70%以上地区的土改是按照村社内部人口平均分地。”人民公社制度下，尽管实行的是工分制，但粮食等多数生活必需品是按照家庭人口分配的，家庭副业所需的生产投入也是按家庭分配的，正如农民所说:“粮食靠集体，钞票靠自己。”了。新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实质也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传统的均平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土地制度的安排，而土地制度的安排反过来又强化传统的均平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之一。

以上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分析了构成交易环境的相关因素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影响，由于在制度的实际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同时存在并共同发挥作用的，而且不同因素的影响之间还存在差别和关联，例如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一致的，而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所以对相关因素的影响必须综合加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环境是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因素影响的总和就是交易环境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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