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5篇材料）

第一篇：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之家庭农业小规模效益低下，导致我国农地利用率存在严重问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这要求国家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通过税收政策引导资金和企业流向农地流转市场，在此基础上培养扶植一个繁荣的农地流转市场。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 转让 农村经济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它同时伴随着城市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和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生产地位之重要毋庸置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农业一方面受到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建设用地所侵蚀的威胁，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也在极大程度上危害着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据统计，四川省2006年农村向城市输出的劳动力达1874万人，占整个四川省劳动力总数的49.3%，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386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46%。1在努力保持必要的耕地面积的同时，如何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在现有的土地上从事生产是当务之急。市场导向使得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短期返乡，并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将会继续减少。因此改变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农地流转制度是保障农地得到充分利用的一项基本措施。

一、我国现行农地流转制度及农地流转现状

组成我国现行的农地流转制度的法律法规有：《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上述立法构建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物权法》界定为用益物权，其地位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按其在物权法的先后顺序，其重要性应该高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耕地30年；草地30-50年；林地30-70年。建设用地使用期限为，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从上述规定看出，虽然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最低期限为30年比商业用地少10年，但是也足以保障权利人对土地利益的稳定性，以便于其长期规划。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成为可能。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互换和转让；其中互换、转让的以登记得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建设用地的流转方式有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且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生效的要式。从法条规定上看，似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少于建设用地的流转方式，实际上，如果一宗土地可以转让，当然就可以出资、赠与、抵押、出租。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流转方式比《物权法》要宽泛，其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的其他方式，应当包括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等方式。1 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依据现行的立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和城市建设用地流转方式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相对于于城市建设用地流转的重要的不同在于，其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不得改变其农业用途的使用目的；其二，本集体经济成员享有优先权；其三，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地的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推断，只要最终可能导致转让的流转方式，如赠与、抵押、出资等都应当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虽然法律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框架，但是实际上在农村土地流转

2率不高。根据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的考察报告，截至2006年底，四川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率为总耕地面积的9.1%。其中转包的方式占49%；租赁占25.5%；转让占12.6%；互换占2.8%；入股占1.9%；其他占8%。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承包经营的流动率较高。以宁波为例，截至2008年底慈溪市土地流转总面积达31.4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48.3%。该市农地流转中政府起来很大的引导作用，因此流转方式不限于转包和出租。其主要的流转方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季节性土地流转以及四统一型规模经营。所谓季节性流转，指的是在当地水稻生产区季节性抛荒现象严重，于是政府组织规模经营大户，在水稻季节临时租赁被抛荒的农田，等水稻收割后再返还给原农户。所谓四统一规模经营指的是政府组织农业购销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围绕特色产品，统一布局、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购销。4

从上述调查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自发性的土地流转率低下，而政府引导的土地流转率高；2）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率低；3）自发的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代耕、转包和租赁的方式，政府引导的流转则注重规模经济综合采用，入股、转让租赁等方式。

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2007年的《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但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构成危害。从目前各地关于土地承

5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的调查研究文献看来，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

熊绪进，肖淑兰，《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4月下。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4 袁国文等，《宁波市农村土地流转与浙中、浙西地区之比较分析》，载《经济丛刊》2009年第6期。5 本文参考的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资料如下：李琳、张竟竟，《城市化背景下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载《科技信息》2010年第11期；王雪峤，《从英国圈地运动看我国当代农村土地流转及经营问题》载《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第4期；张建军、陈永宁，《对甘肃酒泉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载《西部金融》2009年第12期；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王海川，《甘肃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9月4日第002版；方立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温州市龙湾区农村土地流转为个案》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韦云凤，《基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关于广西富川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调查》载《农村经济》2009年第8期；倪锦丽，《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对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调研》载《经济视角》2010年第二期；陈俊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农业发展———怀化市鹤城区农村土地流转调查与思考》载《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五期；袁国文等，《宁波市农村土地流转与浙中、浙西地区之比较分析》，载《经济丛刊》2009年第6期；杨明基，《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调查》，载《发展》2010年第四期；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农业厅联合调查组，《农村土地流转:新情况、新思考———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十期；刘国学，《农村土地流转“转”出后劲———贺州市八步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探索与实践》在《当代广西》2009年第四期。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率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要低。即便是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从2001年的统计数据看也只有13.1%（流转农地占总承包土地比例）6。这么低的土地流转率，相对于我国当量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比例，必然会导致大量的耕地的闲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农民思想观念的保守。7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表明农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会用“我们家的土地”来描述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因此多数农民从思想上不能接受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别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农地的流转多数情况下都采取是转包、出租、代种等方式。而后几种方式都是短期的临时的流转，土地的长期“所有者”（承包户）对土地不能实施管理，而土地的“继受者”因为只是短期的、临时的经营土地，因此必然会过度利用土地，而不管土地的长期管理和投资。这种情况也是导致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2）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尚不能解除。虽然我国已经开始在农村实现社会保障，但这样的保障体系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人们观念上都是不成熟的。我国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农村社保制度可能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那些已经被“城市化”的进城农民，无论其在城市工作多久，无论其收入多高，仍然感到生存得不到保障，继续依赖土地。

3）政府引导土地流转的方式不健全。由于意思形态、传统观念、教育水平等因素导致我国农民的市场观念不强，尚不能自发的通过土地的流转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依靠政府是我国农民的习惯性思维，而政府尚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一时政绩而组织荒地农民流转土地，当多半是样板工程，不能形成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流转市场。

2.转让方式流转需要经过发包方同意。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如果以转让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权必须要求发包方同意。这样，所有以转让为最终方式的流转都要经过发包方同意，如赠与、抵押、投资等都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但是这一规定，在2007年的《物权法》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转让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让方式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因为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选择的成本很高，而且还有可能受到农村基础组织（发包方）的各种阻碍。如果转让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那么赠与、抵押和投资等最终需要通过转让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方式都应当通过发包方的同意，这样就会阻碍农民以承包经营权融资和投资。

3.流转的方式简单。这里所谓的流转方式的简单指的是，多数流转都是农户简单的零星的通过租赁、代种、转包等方式，那些具有融资和投资意图的流转方式较少。法律对抵押没有规定，使得很多人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再者即便农户知道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一般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村镇银行是否愿意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也是个问题。另外即便是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愿意接受抵押，也缺乏相应的市场会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融资的难题。而且金融机构手上囤积的大量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虽然法律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但所入股的企业多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农业合作社在国内学界讨论已久，且理论趋于成熟。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缺乏市场和经营的意思靠农民自发形成合作经营至少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内很难有太多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或强行要求或利诱农民组成合作经济试点也不过是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而为的短期行为。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尚须通过国家的统一的政策引导整个市场的资金和力量向农业流动。6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农业厅联合调查组，《农村土地流转:新情况、新思考———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十期张建军、陈永宁，《对甘肃酒泉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载《西部金融》2009年第12期。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作为出资的方式向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但是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当然就可以作为出资投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大量的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完全可以将产业链延长而涉足农业生产。如经营肉制品、奶制品的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农场。其所需的土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国家征用，而从国家手中获得国有土地。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入股，该方法不失为一种更为简便和低成本的途径。

三、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和流转市场的对策

本文上述分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个问题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法律对流转方式的规定态度不明朗，导致农民在流转承包经营权时层次低下方式简单，此二者共同作用导致流转率不高。因此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就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当从法律和政策上向农业倾斜，而不是向农民倾斜。这样可以引导市场中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向农业流动。再次就是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对土地的最后的依赖。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如上所述，虽然《物权法》、《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能通过哪些方式流转不是十分明朗。按照笔者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至少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流转：转让、租赁、互换、入股、抵押、投资。其中转让、出资和抵押无需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分析立法的动机，转让之所以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一可能是因为在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仍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一种债权。其实即便是债权在转让时也没有必要经过债务的同意，只需通知债务人便可。关键问题是，2002年时农民在承包经营的过程中还需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因此那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实际上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既然存在义务的转让当然就需要权利人的同意了。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笔者认为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就完全没有必要经过发包方同意了。其理由如下：第一，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物权，物权具有对世性，不再是一项相对性权利。9同时是一项支配性权利，而不是像债权一样只是一个请求性权利。因此在该物权转让时既没有必要通知债务人，更没有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第二，我国农民不再因为承包经营土地而承担各种税费的负担，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债务的转让的问题。对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要求转让须经过发包方同意的第二种理解是，将该种同意视为一种发包方对农民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而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这样理解可以破除上述民法原理对“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责难。但是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一个民事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何来行政管理的“权力”呢?因此第二种解释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此，笔者认为，在《物权法》颁布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应该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了。这样无疑增加了当事人对该种流转方式的选择。

2.税收政策向农业倾斜。农业的规模经营、大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56%。11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扶植农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如果国家能对从事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进行税收方面的减8

9810 张璐，《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理性与制度选择》，载《法学》2008第12期。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页。汪小红，《制约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因素分析》，载《现代农业》2010年第5期。11 资料来源，上海农业网：http:///zxzx/xwkd/gnxw/200712/t20071212_194897.htm，2010年7月2日访问。

免，则可以引导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向农业流动。一些大型的需要直接依靠农业作为自己原材料供应的企业必将会将自己的市场延伸到农业。从而带动农业的规模经营。

3.培育扶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是农户自发的零散的流转市场；第二是农户之间自发的或者政府引导的合作经营市场；第三是农业大户和农业相关的龙头企业参与下的规模经营市场；第四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而形成的金融机构参与下的规模经营市场。上述4个市场中，第一个市场完全依赖农民自发形成，第二个市场则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植。最重要的是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法律尚缺乏相关的立法。法律应当明确的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第三个市场则需要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倾斜来引导市场中的资金和大的企业向农业流动。第四个市场应当是最能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它需要有一定经营农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一批有从事规模农业的企业的参与。笔者认为后三个市场的建立应当坚持以市场为主的原则，在建立初期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技术上的指导。如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的登记备案制度，使得农地流转合同规范化。组织流转的有形市场，让农民和土地的需求者能在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有形的市场中流转自己的土地。

第二篇：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社会保障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社会保障研究

肖黎明

山西师范大学吕世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社会保障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9BSH03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2年6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项目组主要成员：肖黎明、王小平、王新中、樊增强、李华、程慧栋、高文军、王嵘、李娟、郭嘉等。

农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农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农地曾是我国农民社会保障的重要依托，农民社会保障是中国农民的多年期盼，通过构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鼓励农民流转承包地，将农地从社会保障的功能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其稀缺生产要素的作用，使土地流转和农民社保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意义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已在中国全面展开，需要指导和推动。

一、成果的主要内容

这项成果围绕农地流转和农民社保这一主线展开，将农地流转与农民社保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对农民社会保障也作了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探索了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对农地流转情况作了全面探讨。过去，农地的重要功能是社会保障。现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如何使农地从社保的功能中逐步解脱出来，实现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生产，充分发挥其稀缺生产要素的作用，使农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这项成果探析了农地流转的理论和实践。这项成果认为，发达国家农地流转经历了公平取向、效率取向和安全取向三个发展阶段，现阶段其农地流转的定位在安全取向上。而我国农地的公平取向已经实现，现在应定位在生产效率和粮食安全上。同时，这项成果通过研究中国农地流转的意义和历史过程及对中国农地流转现状进行调研，提出了农地流转中实现农民利益诉求的建议。

2.这项成果对农民社会保险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农民社会保险主要指新农合和新农保，新农合实质上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性质。这项成果研究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党和政府对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事业认识的深化过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对未加入和中途退出新农合农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新农合和传统农合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新农合的创新之处，探析了新农合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迈进的构想，探索了农村的公共卫生事业、农民医疗扶贫和救助工作，研究了国内外实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现状，并且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新农保制度的思考。

3.这项成果综合性地研究了农民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农民社会救助实质是反贫困，目标是让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样早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社会救助已经实现了全面覆盖，但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是养懒汉，而是激励和扶持贫困人口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救助体系已初步形成。农民的社会福利主要指农村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这项成果不仅指出了我国社会福利的二元结构状况，论述了发展农民社会福利事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探析了我国农民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运作和资金筹措、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发展我国农民社会福利事业的对策建议。

4.这项成果对农村特殊群体和特殊产业保障制度构建作了深入研究。探究了农民工社保问题，论述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等内容。同时也研究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分析了农业社会保险问题。

5.这项成果提出了中国城乡居民社保一体化的对策建议。这项成果认为，大社保是中国特色农村社保的制度创新，它的推行有利于增强我国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促进我国城乡居民社保一体化。中国社保一体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依照一定的原则，有序推进。

二、成果的重要观点

1.农地流转与农民社保制度构建有内在的联系。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农民和农场主的社会保障越来越健全。在中国，越是富裕地区，相应地农业规模经营的程度越高，农民的社会保障越充分。而且，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农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挂钩的措施，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和农民社会保障良性互动，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可见，农地流转同农民社保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国的农地流转正式开始不久，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地需要流转，而且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将有更多的农地需要流转。已经流转的农地多不规范，流转的时间短、流转手续不健全、流转的纠纷多，需要指导和解决。中国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实施不久，需要完善和发展。

在农地流转方面，这项成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实现农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诉求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个基本保障。两个基本前提是：明确集体土地的性质，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让农民完全拥有土地自由处分的权能；逐步消除地域差异导致的土地流转效益差别，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因地域差异而导致的农民利益受损情况。两个基本保障是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同时，这项成果也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包地流转法》和中国农地流转应走社会主义的“普鲁士式”农业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生产道路等思想。制定农地流转法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和农地流转的任务艰巨，必须要有比较权威的法律制度调整。所谓社会主义的“普鲁士式”农业发展道路的内容是，通过农地的自愿依法有偿流转分化出“大农”，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2.在农民社会医疗卫生保障研究方面，一是通过对新农合和传统农合的比较研究，全面阐述了新农合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制度创新、运行机制创新和实施方法创新等方面。二是提出了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的思想，指出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有利于克服新农合的制度缺陷和解决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如通过逐步增加新农合中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实现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的转变。三是探究了未参加或中途退出新农合的农民的情况，提出了实现新农合全覆盖的思想；在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研究中，探析了新农保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比较分析了我国中东西三个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探究了不同年龄段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通过精算，得出了农民社会养老综合替代率为40%-50%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尽快实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针对中国社会保障碎片化状况，提出了在基层建立“全科”社保员的主张，即在基层建立综合落实民政部、人社部、卫生部等有关社保部门工作的“全科”社保员制度。

3.在农民社会救助方面：指出社会救助近期主要是反贫困问题，中国农民的社会救助正在全面展开。在有关五保户的供养中，这项成果提出了加强对五保户人文关怀的思想。在低保户的扶持中，提出了增强低保户自我发展的能力，畅通低保户退出机制思想。这项成果认为社会救助是防范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实现社会救助由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指出扶贫工作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保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扶贫标准要逐步与国际接轨，扶贫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要让贫困人口迈向小康水平。在农民社会福利方面：这项成果指出我国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严重的二元结构现象，这种二元社会福利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要通过发展的方式去解决。近年农村应主要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的社会福利事业。农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要坚持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运行机制，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在农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中要注重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

4.在分群体分行业的涉农社保研究方面：这项成果在对农民工社保体系构建的研究中，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从业企业性质、户口类型和婚姻状况入手，分析农民工土地换社保的意愿，提出以土地租金为切入点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并建立相对独立、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为最终目标的农民工社保体系的思想，并就建立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在有关失地农民社保制度构建方面，提出了政府主张和主导，依法有序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城镇居民安排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思想。构建失地农民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根据失地农民年龄段和其他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由农民社保平滑地向城镇社保过度；在农业保险方面提出了农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的路径和模式：路径为用激励相容机制把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发展利益和价值取向融为一体。在设计组织体系、增强内生动力和出台服务举措时通盘考虑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实现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政府服务和市场运作、自治组织和公司治理的有效合力；模式为以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纽带，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组织形式多样化，组织体系合理化的多元化经营，多主体共济的组织制度模式。

5.城乡居民社保一体化方面：提出了大社保的思想。大社保是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保模式，包括发展保障和生活保障两个方面。发展保障主要指三农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农村扶贫等，是全面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保障措施。生活保障是一般的社会保障。二者有机的结合，形成中国农民积极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发展保障激活农民的发展动力，使其迅速脱贫致富，增强自我保障能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状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在实现城乡居民社保一体化中，要从中国的社保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国民待遇和均等化要求，做到公平和效率并举。政府通过计划实现社保的保基本、广覆盖和可持续；国民借助市场增加活力，实现保障逐步上档次。逐步实现土地换社保，平衡城乡居民的利益关系。加强社保法律制度建设，进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经办模式、资金筹措方式的改革，改革中国社保制度碎片化的状况。先实现社保制度的统一，逐步实现社保待遇的统一。

鉴定专家点评：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付诚研究员：该成果调研比较充分。作者依据研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重点调研，发放了调查问卷，进行了重点访谈，由此比较系统地掌握了研究需要的基础性信息，在此基础上的相关分析有理有据。

成果注重理论创新。作者将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社会保障置于权益保障的基础之上，对流转后形成的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形式进行了基于实践的理论思考。关于流转主体缺失对农民造成的利益侵害的分析，关于新农合向社会保险迈进的思想，关于从基本保障、补充保障、附加保障三个层次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以明晰的筹资方式与资金分担建立失地农民社保制度长效机制的说法，关于以土地租金为切入点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都很有学术价值。

成果研究的切入点符合实际需要。成果将农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全部纳入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中，构建农村大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安排，符合现实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作者在研究中注重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保障形式与土地流转的关系机理，探讨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先后照应，互相印证，既保证了科学性，同时又达到了直观有效的研究目的，对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有重要启示。

这项成果尚需改进的地方：一是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表达有些欠缺；二是对于土地流转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复杂性的总体把握不够；三是研究方法不够丰富。

第三篇：农村土地流转各项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一、岗位责任制度

宣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土地流转方针政策、管理、监督和指导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第一条

负责贯彻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实际指导各村土地流转，负责工作计划、总结、统计汇总必报表。

第二条

负责提供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政策。

第三条 主要负责建立50亩（含5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及进收集，发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库。

第四条 负责办理有关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变更手续，审核流转报告，指导签订流转合同及其鉴证，管理农村土地流转档案资料。

第五条

定期召开月报会，及时总结经验，负责各村推广，做好各村土地纠纷的调解。

第六条

负责调查核实奖励扶持申报材料。

二、信息发布制度

第一条 建立5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信息储备库； 第二条 定点收集、定期发布，定时上报土地流转信息；

第三条 及时更新土地流转的信息发布内容；

第四条 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市、镇两级土地流转信息联网；

第五条 指导培训镇、村两级信息员，及时采集信息资源，增强信息服务功能。

三、备案审查制度

第一条 加强对土地流转内容、程序、用途的合法性、规范性、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

第二条 规范操作程序，保证流转程序和内容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第三条 依法审查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期限、流转费用的合理性；

第四条 对申请合同鉴证的，依法进行鉴证； 第五条 对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备案登记，为土地流转纠纷处理提供依据。

四、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对农业土地流转资料的管理，做到资料齐全、整理规范、使用有序、保管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档案柜要合理放置，统一编号，档案资料排放做到科学、整齐、统一。

第三条 档案管理人员变动，应及时办理移交、接交手续，防止档案遗失。

第四条 档案管理人员对土地流转资料应做到妥善保管，强化责任；

第五条 档案管理人员及时整理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相关资料，并按规定装订归档。

第六条 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严防档案资料被盗，确保档案资料安全。

第七条 室内要经常清扫和通风，保持整齐、整洁、干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强光辐射和鼠咬虫蛀档案资料。

第八条 非本单位工作人员查阅档案资料，须经单位主管领导同意批准，外借资料须履行登记归还制度。

五、调解仲裁制度

第一条

为了及时公正解决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特定本法。第二条

凡因订立、履行、变理、解除和终止土地流转合同发生的争议；因双方不积极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合同违约；因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合同违约等均属调解仲裁范围。

第三条

解决土地流转纠纷，应当根据事实，遵循合法、公正、及进着重调解的原则，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土地流转发生纠纷，流转双方可自愿协调解决，也可与第三人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第五条

发生土地流转纠纷当事人不愿协商，可以申请调解再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发生土地纠纷双方当事人应积极主动地提供和搜集证据，交仲裁机构核查。

第七条

调解土地流转纠纷，办案人员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理由的陈述，耐心疏导，帮助达成协议。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第八条

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不成或一方申请仲裁的，应组成仲裁庭进行裁决，并制作裁决书。

第九条

仲裁人员资质以及仲裁庭组成、庭裁决等事项，严格遵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法》。

六、风险预警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的稳定性，防止流转纠纷发生，特制定制度。

第二条 加强对流转双方诚信履约意识教育，督促流转双方严格依照合同规定履行各自职责。

第三条 帮助解决生产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第四条

宣传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帮助协调支农惠农资金、项目等措施落实。

第五条

帮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产业开发，搞好协调服务工作。

第六条

对土地流转情况进行跟踪管理，防止改变土地用途，摞荒等现象的发生；随时掌握土地流转后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合同履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妥善处理，避免纠纷发生，降低流转风险。

第四篇：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试论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之而来，很多地区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因拆迁补偿、人员安臵、劳动就业等原因而引发的上访、静坐等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成为该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利因素。城市化进程，站在社会型态的角度来说，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站在人的角度来看，是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鉴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笔者试从房屋拆迁、城管执法、社区法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房屋拆迁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对房屋进行拆迁。

（一）公共利益是否需要明确界定

笔者认为，《宪法》、《物权法》等法律在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是征收的前提的同时，未对公共利益概念作出界定，此即实践中普遍存在“以公共利益为名，大行商业利益之实”情形的法律根源，为此主张法律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以便在确保公益拆迁能更好地得到贯彻和实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但也有些学者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陈信勇教授，认为法律之所以不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出于“官商勾结”的方便，而是因为如果法律明确界定了公共利益，严格区分了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公益拆迁）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商业拆迁），则由于公益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明显低于商业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就会导致大量的被拆迁户更愿意选择商业拆迁，进而在实施公益拆迁时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他同时基于公共利益范畴内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等理由，主张不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

（二）房屋拆迁的性质问题

国内法学专家学者对房屋拆迁的性质进行了阐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分歧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民事法律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时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拆迁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房屋拆迁纠纷仅仅是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双方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政府并不应直接参与，而只能在纠纷发生之后中立地进行裁决。第二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又分为行政合同说和行政征收说两种。持行政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在拆迁关系中，拆迁人是受法律法规（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授权的授权性行政主体，在拆迁时运用行政权力，负责处理拆迁安臵补偿事宜，并独立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在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然通过合同的方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拆迁双方地位不对等：拆迁人对被拆迁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毁约行为有制裁权，并享有强制执行权。而持行政征收说的学者则认为拆迁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全部或部分剥夺行政相对人财产并给予全部或部分补偿的行政行为。另有学者认为，房屋拆迁的性质，当依是公益拆迁还是商业拆迁而定。鉴于公益拆迁是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拆迁人只是受政府委托具体从事拆迁事宜的组织，并不与被拆迁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通过合同的方式自愿、平等地具体协商补偿标准、拆迁相关事宜等。其拆迁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财产关系。

（三）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

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是拆迁中的核心问题，有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房屋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被拆迁户利益的保护，因此，建议应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来确定补偿标准。个别学者甚至提出拆迁补偿应高于市场标准。

（四）强制拆迁问题

从网络、报刊中，国内有些学者们列举了“重庆、深圳最牛钉子户”等实例，具体探讨了强制拆迁在现实中的适用情况。有学者认为，首先应明确强制拆迁只应该存在于公益拆迁中，因为商业拆迁实质上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决定了拆迁方不能对被拆迁方实施强制拆迁。其次应统一强制拆迁的主体，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方是行政强制拆迁，即由行政主体直接实施强制拆迁，有的是司法强制拆迁，只能由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还有学者提出，应停止行政强制拆迁，而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但这又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司法机关有无能力判定公共利益，司法机关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实施强制拆迁等。

除上述问题外，针对现实生活中拆迁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拆迁方的信息不够公开，以至被拆迁方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拆迁程序中，不能很好地保护被拆迁方的权益的情形，有学者建议在拆迁过程中应加强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主张广泛地引入听证程序，让拆迁户更多地参与到拆迁过程中来。

二、关于城管执法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以来，诸多地方探索设立城管执法机构，将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揽于其身。学者们专门分析和探讨了城管执法体制所存在的弊端：

一是城管执法机构职权划分不明。有学者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城管执法单位的各种表现形式：有的地方城管是独立的单位，具体名称有市容办、城管办、执法局、联合管理办等；有的地方城管并非独立单位，而是挂靠在城乡建委或城建局下、还有的挂靠在环卫局或由环卫负责监管等。另有学者对部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权划分进行总结，指出：侵占道路的处罚权划归城管执法部门，而公安交警部门继续行使其他的公安交通行政处罚权；对于环境噪声管理权，社区里的噪音由城市管理执法局监管，建筑工地的噪音由则由环境保护部门监管，噪音的技术检测则又要由环境保护部门完成；对无照商贩的占道经营由城管执法部门管理，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继续行使其他方面工商管理行政处罚权。这种划分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几个单位的交叉管理，而有时又会出现无人管理的情况。

二是执法依据不统一。学者们认为，城管的职责范围包括市容、环卫、交通、规划、工商等，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执法依据主要有《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执法依据的不统一给执法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许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城市管理法》，对城管的地位、职责、执法程序和监管机构等进行明确规定。

三是城管执法方式落后。有学者以“六八加一”归纳城管执法工作的现状，即：对于城管执法一方，80％精力集中在常年的摊贩整治，80％的查处案件归为违法设摊，其中又有80％属于屡教不改，80％的摊贩整治遭遇程度不同的执法对抗冲突，80％以上摊贩处罚难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0％以上的摊贩整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只要稍有机会，摊贩100％会卷土重来。而对设摊人员一方，每个游动摊点背后，往往维系着一张嘴甚至整个家庭的基本生计来源。80％的人来自非本地区，80％属于以此为生养家糊口的职业流贩，80％的人不止一次被城管执法查处，80％认为即使被罚仍有获利空间值得继续设摊，80％反映城管执法粗放野蛮不文明，在触犯人格尊严或可承受底线时80％的人会选择抗拒执法，只要有可能100％会将设摊进行到底。这一总结形象地说明，实践中城管工作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整治流动摊贩上，随着摊贩的流动而流动，执法方式单一且被动。这种执法方式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群众对城管地位和工作性质在认识上的误区。

经过讨论，学者们对于今后的城管体制和机制改革重点达成了如下共识：首先，要理顺城管体制，统一执法机构的名称和职权，科学、明确地划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能界限；其次，抓紧制定《城市管理法》，规定城管的地位、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作为执法的统一依据；再次，改变被动执法的方式，今后城管工作不应局限于整治流动摊贩，而是应广泛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其他职能；最后，在执法过程中，要改进执法方法，执法人员一方面要避免暴力执法的形式，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也应维护自身的人身安全。

三、关于社区法制建设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在实践中的探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现阶段，城市化的方式基本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被动地实现城市化，今后可借鉴浙江舟山经验，在农村建社区，主动地实现城市化，在农村建社区时，舟山渔农村所探索出来的单村建社区、联村建社区以及并村建社区的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对于城市社区法制建设，学者们分别从社区法制教育和社区矫正制度等角度展开了讨论。关于社区法制教育，有学者指出，目前社区法制教育存在着工作者素质不高，缺少专门机构，工作流于形式，发展失衡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社区法制教育体系，即以社区工作者为切入点，以社区居民为支撑点，以社区住民为突破点，使社区在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指导下，通过开展一个活动、建立两个平台、落实三项措施、采取四种形式的这种“1234”工程来确保“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落到实处。关于社区矫正制度，有学者重点介绍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习得的，因而是可以矫正的，通过摆脱越轨文化的束缚，是矫正的有效途径，社区具备这种矫正环境，因此应予推广。还有不少学者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作用，主张将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广泛地纳入到社区矫正的体系中。

房屋拆迁、城管执法和社区法制工作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最突出，也是暴露问题最多的三大块，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引发许多其他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一要继续推进基层普法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念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不安定因素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各项工作严格依法按章运行。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基层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和规范化管理，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

三要强化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纳入法制的轨道。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法规。这些年来，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裁决、复议或仲裁、诉讼。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时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氛围。

四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臵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不安定因素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三是要继续完善行之有效的不安定因素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把纠纷解决在基层。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多发、带有倾向性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

总之，城市化进程中的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城市化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第五篇：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而土地流转又与农村金融支持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农村金融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制度缺失，这些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良性发展，制约了土地流转效应的发挥。因此，创新新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支持土地流转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讨论越来越多，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农民最大的财产权，从现实看，它还没有充分发挥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的重要功能。本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为出发点，从农村金融制度的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农村金融对于土地流转的支持，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最终盘活农村土地市场。

一、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的制度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普遍不高，收入中有七八成都用来日常消费，农民剩余储蓄较少，生产积累不足，因此贷款就成了农村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我国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制度创新，以满足土地规模化经营对资金的大量和专门需求。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创新将是土地流转发展的重大突破，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制度内涵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为核心的、服务于“三农”，特别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一种新型农村金融制度。得益于这个制度，当农户出现资金需求时，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获得较长期较高额的贷款。如果农户及时还清了贷款，将积累他的信用额度，可以获得下次抵押贷款的适当优惠；如果农户暂时不能偿还或还清贷款，可以申请适当的宽限期，若到时仍无法还清贷款的话，农村金融机构则可以依法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

（二）制度前景

农民“贷款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抵押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最大的资产，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无疑将大大缓解农村中的贷款困境，有力地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运行必然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更高要求，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将推动土地流转形式的多样和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土地流转是党中央、政府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决策，在我国目前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土地流转改革已经取得一些喜人成果，但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而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就是刺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发展的一支“强心针”。

二、制度运行的模式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因此我国有必要学习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优秀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

（一）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纵向运行机制

纵向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抵押贷款的程序上，有效的运行机制必须有规范的运行程序来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确定土地经营权。当农户来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时，审查其土地经营权是否由乡镇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确认登记，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第二，评估土地价值。通过逐步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评估制度，结合土地抵押年限、土地生产力水平现状、预期土地未来收益、土地经营风险等因素，对农户土地价值作出评估。第三，确定授信额度。借助渐趋健全的农民征信信息系统，考虑土地价值、政策支持、自身计划等方面，拟定授信额度。第四，审批抵押贷款。实行审贷分离，要求贷款额度一般不能超过土地经营权价值的七成，期限主要为中短期，利率比一般授信利率略低。审批通过后办理相关手续，确认抵押贷款。第五，跟踪贷款质量。放贷后重视抵押贷款方经营情况，定期进行贷后检查与风险控制。

（二）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横向运行机制

横向运行机制主要以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组成部分之间相辅相成的运行机理为核心，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之间为农户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互竞争和共同促进。

三、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

（一）法律保障

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必要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一方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范畴，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法化、规范化，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有法可依，降低抵押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政策，保障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合法、自由的处置权，适当延长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年限，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认真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认工作，对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推进。

（二）机制保障

第一，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的专业机构，引进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以立法形式赋予其合格的评估资质，规范专业评估机构的运作。第二，培养专业的评估人才，制定有效的评估机制，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信息和农民征信等级信息系统，设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标准。第三，明确、落实农民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评估过程和结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透明性和公正性；制定严格的评估程序，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行为。第四，建立专门的抵押保障机制，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双管齐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专门的保险产品或服务；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基金，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

（三）管理保障

第一，给予农业银行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的政策优惠，吸引农业银行“返乡”，引导农业银行正确定位“市场”。第二，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支持土地流转的职能，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流转，为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提供优惠，重视土地流转项目的进展，跟踪体现农业流转信息等。第三，加快建设小额、灵活的信贷组织，培育良性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第四，通过利率市场化和宣传教育，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推进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有效结合，刺激其“合力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肖艳霞.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及政策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7）：3840

[2]崔慧霞.土地流转中的农村金融效应分析[J].上海金融，2009（5）：1113

[3]叶剑平，蒋研，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作者简介：

李红英（1988-），女，汉族，四川内江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克州中心支行；

王?矗?1988-），男，汉族，山东菏泽人，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