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高薪养廉的制度分析
中国高薪养廉的制度分析 纵观当今世界推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国家,它们大都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经济比较发达,有雄厚的实行高薪制度的物质基础。二是公务人员素质较高、总人数不多。这些国家大都重视精简机构,且对各级公务人员实行严格的审查与考核制度。三是法制化程度较高,大都属于法制国家。这些国家尤其是在廉政建设方面制定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密的法制体系,有打击腐败的强有力的法制手段。
从实际效果来看,高薪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达到了养廉的目的。新加坡与香港特区在目前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廉政程度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其遏制腐败的效果同样十分明显,这些国家的腐败犯罪率比发展中国家普遍要低得多。
但是,这能否说明,高薪就一定能养廉呢? 如果对这些廉政建设卓有成效的国家所采取的反腐败的措施进行全面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养廉并非仅仅是高薪的结果。这些国家除了实行高薪制以外,还采取了其他种种的手段,这其中包括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完善反腐败的法制建设等。高薪只能做到使人不想、不必、不愿腐败而已,真正使人不敢腐败还得靠法制手段,得依靠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而且,单一的高薪制度往往还有可能诱发新的腐败。
其一,推行高薪制度,无疑会强化权力的利益属性,从而刺激人们的权力欲。在此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想方设法来谋取权力,来争取公务员职位。其二,推行高薪制,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如果国力有限,且公务员人数众多,推行高薪制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加重广大社会成员的负担。一旦将这些负担全部转嫁到广大社会成员身上,群体性的腐败现象就势难避免。其三,高薪制并不能对所有的公务人员起到防腐的作用。对那些贪欲极强的人来说,工资再高也难以达到他们的要求,此即所谓“欲壑难填”。由上可见,高薪可以养廉,但并非必然养廉。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而盲目地照搬高薪制度,其结果就只能是事与愿违。
我国还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条件。第一,我国的干部人数总和与我国的人口总数一样,居世界第一。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的管理干部来说,其总数不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干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地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幅度提高各级干部工资的财力。第三,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在反腐败的法制机制建设方面,尚有许多明显的不足。第四,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尚有一定的缺陷,它决定了在我国还很难具备推行高薪养廉制度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权力获得方式上,我国目前主要仍以任命制为主,而且在任命的具体程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任命制还便利各级领导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上、下级之间极易结成一种“荣辱与共”的个人关系。第五,在我国人数众多的领导干部当中,自私自利者、享乐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不乏其人。对这些贪欲极强的人来说,工资再高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从已曝光的腐败分子来看,其腐败资金动辄超过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上亿元。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满足于较高的工资收入的。可见,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很难达到养廉的目的,我国目前不宜大力提倡高薪养廉制度。
第二篇: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指通过提高公务员薪金水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计划成本,从而促使其自觉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自身的廉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既需要有道德理想激励,也应该有自我实现激励。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物质激励具有其他激励方式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适度高薪是尊重人性的体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时多层次的,组织只有不断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才能产生激励作用。适度高薪不仅是对公务员辛苦劳动和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公务员认真付出的一种补偿和回报,而且这将对公务员其他的激励形式起到强化作用,形成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
另外,高薪能给公务员带来长期稳定的较为富足的收入,从而使其跻身社会中上阶层,这不仅能大大减少腐败的诱因,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成本,使一些心存腐败意图因机会成本过高而却步。
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和政策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当代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现代精英主义的因素,社会对精英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广泛的认同,从而保证了有才能的人出任官员而无后顾之忧,并使官员保持着很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就新加坡和中国而言,其文化背景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两者社会文化中都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因素。有人提出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无法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认为:一是中国官员的数量太大而相当一部分素质底下,二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提高了官员的薪金,他们还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对于前者,我们认为,高薪养廉政策确实无法在冗员过多、开支庞大的体制中推行,但是,冗员过多并不是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必然产物,更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和体制中,高度精简和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是最主要的形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高效而精干的政府体制和官员。新加坡、香港和澳门不都是在华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小政府吗?所以,高薪养廉是在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一种有效选择,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得到这种高收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制约官员是否腐败的重要因素。高薪养廉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腐败的成本越高,他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如果腐败,就可能失去他的优越地位和高收入。当然,这也包括腐败被查处的几率有多高。在新加坡,腐败被揭露后直接损失极大,在另一些国家,直接的和间接地损失极大。如果一个官员只有很低的收入,那么他可能不会为失去这些而顾忌什么。这与经济性的成本与和收益原理是相似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一般来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并总是在发展,但实际上社会对人的约束也是很严格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高薪养廉,给公务员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重,使他们不用贪污,力图从经济和物质根源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只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搞得更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有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机构。
一、建立健全一套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制度;
二、制定和完善一套反贪防腐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
三、建立健全反贪肃腐的执法机构;例如贪污调查局。
反腐的多管齐下:
1、以俸养廉
2、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
3、完善公务员约束机制
4、强化监督 只要是指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在监督机制方面,要重视三种监督力量,意识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监督,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三十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曝光以对滥用权力者进行舆论监督。
高薪养廉并非新鲜事物,我国宋代就有“增俸养廉”之说,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更是有“养
廉银”制度。在当今世界,也是数不胜数。从廉政楷模来说,有亚洲的两大廉正典范—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以清廉著称的欧洲国家。
高薪的功效,首先,高薪可以满足政府官员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消除由于生活所迫而引起的贪污腐化问题。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薪养廉能增加官员贪污腐败的成本,使他们在下手之前心中会有一番更为复杂的衡量。再者,高薪养廉可以吸引更高素质的公务员,而更高素质的公务员又可以降低防腐的难度。
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惩贪肃贿,而在于防患于未然。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反腐败这个水桶的几块木板:高薪养廉、约束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惩罚制度,一个都不能少,任何一个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预防贪污腐化,一是如何使握有公权力的主观上不愿去滥用公权力,二是如何使公权力客观上最大程度地不可能被利用。权力需要平衡,平衡得当就会利用得当,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权力也应该与报酬作为相平衡,没有相应的报酬作为保障,大多数人都难以长期稳定地工作。
第三篇: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工资的确很低,如中国最高的公务员年薪不足4万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务员年薪(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普遍低于私企员工。不少人自然联想到应该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政策,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了,腐败问题自然可以大部分解决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中国,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对反腐亦没有任何作用,该腐败还得腐败。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高薪养廉一词起源于人们对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说法与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的联想。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加上公务员系统监督机制健全,本身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把公务员的权力全部关在笼子里,公务员的行为都是阳光行为,暗箱操作没有空间,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廉洁本身不是问题,其所实行的公务员高新政策,其意图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级机关工作,而不是防治腐败。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说: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二是腐败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从网络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国有银行的头头、国有企业的高管、公营部门的老板们被反腐抓出来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是够高了,是一般公务员阳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样贪。人都是有欲望的,没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克星,没有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防范制度,权力就一定会与欲望结合,产生防不胜防,无法防治的腐败。握有实权的欲望强烈的人,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很多小苍蝇的贪腐数额,比大老虎还要大(当然大老虎们具体的贪腐数,涉及的贪腐数,不可能彻底追查得出来,也不可能公开报道)。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历史条件下,把公职人员工资提出十倍,都无利于防治腐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法治是从根本上有效防治腐败的唯一手段。没有法治文明的社会,腐败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权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的权治阶段,这个阶段注定是一个与腐败同存同行的两难历史阶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反腐。中国到底有多少腐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说,这事“你懂的”。
三是体制对灰色收入事实上是默认的。公职人员阳光下的工资,只是实际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灰色收入。中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会,只要手握权力,就不愁没钱用。目前反对送礼收礼,而能被发现的送礼收礼,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一部分。真正的礼会通过圈子内源源不断地获得。而且在具体的利益交往、权钱交易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礼,不是提着大包小包进机关那种可以通过反对送礼收礼的文件和规定就可以防治的“礼”——看得见的礼,而是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手,在烹制着灰色收入。而对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础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础。中国公务员工资低,然而公务员成为最热门职业,每年的国考公考热火朝天,诱惑在于对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默认。很多腐败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为这个“默认”。
四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高薪。中国的公职人员系统之庞大,人员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职人员仍然不够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执法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之所以必须这样设立,的确与民族素质不高相关联。如果说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认的话,人头费的问题政府财政必须实打实的开支。这笔开支在发达地区,不是问题,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类地方为什么对土地财政有严重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头费机构运转费的维持都很困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的确没有给普遍的公务员显著加薪的财力。
五是贪腐也是一种仍然有土壤的社会能力。因为实权的资本化、利益化,不能公开进行,需要与奸人恶人小人暗中勾结的必然操作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无视良知心理素质,需要表里不一的伪装技能,需要密不透风的小环境维护,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贪腐,也是一种技能和品质,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贪腐,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两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凭心而论,贪官们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确苦了部分公职人员。即体制内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职人员。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非实权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们因有良知而与实权无关。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给予实权,心不狠不出场良心也搂不住。所谓“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公职人员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这是历史的遗憾。任何历史都是带着遗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致敬。
总而言之,贪污腐败,与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无关,而是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关。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高层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依法治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击防范贪污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良知和觉悟是没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变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贪腐的唯一选择。然而,法治不是口号,更不是理论,亦不是旗帜,法治上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自觉能量,只要社会在运转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自觉的社会肌体力。我们的社会离法治还非常遥远,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深知,建立法治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选择上坚定不移。
中国的事情,基于权治与现代的根本矛盾,几乎任何社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一个总的状态——“两难”。很多问题,都依靠时间去化解,以时间化空间。这也许是炎黄民族注定了的历史步伐与逻辑。
第四篇: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首先我的观点是在现在的中国实行高薪养廉是不成熟的。
从古代开始就存在高薪养廉这种思路,历代皇帝都将惩治贪赃,褒奖清廉作为吏治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各类提倡重禄的措施实施后,官吏腐败致罪的比率下降这个事实可以说明高薪是可以起到养廉的效果。
之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不适合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原因有二:
1.从古代那么多高薪养廉成功的例子来看,高薪养廉的前提是“重法”;也就是一个完美的公务员监督法制。我国现在对于公务员的管制就只有《公务员法》,它的出现是弥补了公务员管理上的大部分漏洞,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欠缺,而在一个有欠缺的监管法制下实行各种措施都是不容易成功的。
2.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普通民众的收入涨幅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而在这个时候给本来福利还算不错的公务员来实行高薪养廉这个政策,一定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就算要给这些官员加薪,那么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呢?如果只是加一点就犹如隔靴捎痒,那样还不如不要加。
第五篇:高薪养廉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
题 目 详谈高薪养廉
学院(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 业 公共事务管理 学生姓名 宋 业 学 号 200720615232年级 07 指导教师 郭舫 职称 教授
2010 年 3 月 18 日
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详谈高薪养廉
摘要: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在管仲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然而事实上廉洁这一品质的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作为廉洁的对立面,腐败问题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而生,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各朝代政权的一大顽症。王亚南先生说:中国古代官僚的生活就是贪污生活。又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尽管各朝代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无法逃脱兴亡周期率的轮回:从王朝初期狠抓反腐败斗争,到王朝中叶后反腐败制度渐渐松驰,变得有名无实,再到王朝后期便腐败盛行导致王朝灭亡,然后新王朝又从头开始一轮新的轮回。而清廉自持的官吏之少,也是屈指可数,“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 关键字:制度;权利;国家;工资;社会;高薪养廉;腐败
目录
绪论…………………………………………………….............................................................1
一、高薪养廉的提出…………………………………………………………………………2
(一).高薪养廉的出现………………………………………………………………………2
(二)高.薪养廉的成长………………………………………………………………………4
二、“高薪养廉”既有利又有弊……………………………………………………………….5
(一).“高薪养廉”有利之处………………………………………………………………..5
(二)、“高薪养廉”有弊之处………………………………………………………………5
三.“高薪养廉”既有效又无效………………………………………………………………6(一)、“高薪养廉”是有效的………………………………………………………………..6
(二)、“高薪养廉”是无效的……………………………………………………………….7 四.“高薪养廉”既重要又不重要…………………………………………………………….7(一)、“高薪养廉”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7
(二)、“高薪养廉”又不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7 五.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8
(一)、客观地认识国外的“高薪养廉”……………………………………………………..8(二)、客观地认识国内的“高薪养廉”……………………………………………………….8(三)、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形势………………………………………………………8 六.实行“高薪养廉”的作力点要强化监督…………………………………………………8(一)、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工作思路……………………………………….9(二)、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交换条件………………………………………..9(三)、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9 致谢……………………………………………………………………………………………10 参考文献………………………………………………………………………………………10
II
绪论:
腐败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问题,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更无论非犯罪性质的腐败。由于贪污贿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了30%,仅拉美国家每年被侵吞的财富就达210亿美元之多。廉洁和高效成为各国政府竭力追求的目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祸福。
古往今来各国从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以至普通百姓都在思考、议论反腐败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腐败举措,在这些具体的反腐败举措中,高薪养廉是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措施,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它已经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而存在,而在我国则对此项制度颇多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言之凿凿。因此,对高薪养廉作为一项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思考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正是试图作出这样的探索,即论证薪俸制度与廉政建设之间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国外高薪养廉制度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高薪养廉制度的局限性和不足,论证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并最终提出高薪养廉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些看法。
“高薪养廉”能不能养廉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议论,大家各说不一。对此,我有我的认识和看法。首先,我们要从历史地、辩证地和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其次,我们要认识到“高薪”能否“养廉”最根本点在于能否通过“高薪”而强化监督,只要能强化监督,“高薪”就能“养廉”。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在强化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我们有必要搞清楚“高薪养廉”这个问题,因为“高薪养廉”也是一个监督问题,如果我们采用了“高薪”能强化监督,“高薪”就能“养廉”;否则,既是采用了“高薪”不能强化监督,“高薪”就不能“养廉”。
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和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目前,许多人反对“高薪养廉”,道理有许多,而且道理很充分,从而导致国家、企业或单位在处理“高薪养廉 ”问题上是举步维艰,最终导致不能较好地处理工资与廉政的关系。为了处理好其关系,首先要端正我们的认识。
一.高薪养廉的提出
(一).高薪养廉的出现
薪俸制度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历来有高薪养廉的主张。高薪与养廉究竟有什么关系?高薪养廉的实施如何制度化?根据我国的国情,应该怎样看待高薪养廉?这是本文着重要论述的内容。
薪俸制度(古代还有“禄”)是国家支付给其工作人员的一种物质报酬。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即包含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工资便是这种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的体现。工资的多少又是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或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且劳动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可以获利较高的工资。而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的价值与其它一切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为条件,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决定其价值的,不仅有一个纯生理的因素,还有一个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这种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工资水平也是有所差别的。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理论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制定。之所以说理论上如此,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允许而且事实上有多种经济形式存在,也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而对这种初级阶段的工资分配形式,已经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予以阐述了,经典理论与现实出现了脱节。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现代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工资理论。在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最流行的是“铁的工资规律”和“工资基金”理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是: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工资高于维持工人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就会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所谓“工资基金”理论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资本额是一个固定的量,其中用来支付工资的部分就是“工资基金”,工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工资基金与人口之间的比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并证明了可变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两种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已经销声匿迹了。
新的工资理论主要有“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可调节工资理论”、“集体合同工资理论”、“社会工资理论”、“补偿工资理论”、“工资和价格螺旋式膨胀上升理论”。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认为:当投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每次追加的工人,会比上次增加的工人创造更低的生产率,工资水平决定于最后追加的、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工人的成果,即“边际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多寡。可调节工资理论是凯恩斯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温和的和“可调节的”通货膨胀,提高物价来降低实际工资,以此来促进就业。集体合同工资理论则是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同一工种、同一熟练程度的工人,其工资率存在着最高限和最低限,这之间的工资率取决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对就业的需求,是双方力量谈判的结果。社会工资理论认为工资不是生产范畴,它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它夸大了工会的作用,也把国家视为超阶级的。补偿工资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工资只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已经不能刺激劳动的重要性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提高工资,而在于满足工人的情绪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需求,这就是对工资的“补偿”。工资和价格螺旋式膨胀上升理论认为,工资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这又会引起企业主和国家对劳动者“压力”的“保护性”的反应-使商品价格上涨,工资和价格如此螺旋式膨胀上升,循环不已。
这些西方的工资理论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些因素,但是却都不是工资的本质,只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服务的。其合理的一面可以吸收来解释工资制度的某些现象,但是不能被这些因素蒙蔽了工资的本质。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国的分配原则要求我们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作为公职人员的薪俸制度的总的原则,并应当考虑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的影响。但是现实中的公务人员薪俸制度却不能完全体现这一点,公务人员的薪俸既不能反映其劳动价值,也不能体现其它因素,导致了现实中分配的种种不合理,这种状况已经相当严重,亟需改革。从另一个角度看,薪俸是国家吸引人才优化国家的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在确保国家公权力得以廉洁实施的目标下,薪俸制度也应当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
(二).高薪养廉的成长
高薪养廉的提出针对腐败的严重状况,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以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高薪养廉制度来抑制腐败,在这些人中包括国内政治界、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实务部门及普通群众等各行各业人士,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反贪专家。但是在我国也有人怀疑这样一项制度对反贪的效果,使之成为争论最激烈的反贪制度之一。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从已破获的案例中,极少因为生活困难而腐败的;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不可能靠高薪而满足;公务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要让群众先富起来而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官员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败的主要原因;不符合中国国情,具体说来中国不具备“官念”淡化的社会传统、不具备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精炼高效的政府机构;高薪标准难定等。这些理由不能说不多,担心的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有些是对高薪养廉制度的误解,也有些却不是高薪养廉制度本身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腐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源于需要的腐败,一类是源于贪婪的腐败。当然现实中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实证的角度看,并非没有人因生活困难而腐败,尤其是在一个公职人员因种种原因(例如配偶下岗、疾病,子女幼小,父母年迈)可能需要独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时,难免使有些公职人员因入不敷出而陷入贫困的境地。当然,并不是每个入不敷出的公职人员都会走上腐败的道路,但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也并非没有。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物质文化的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表现在分配上,便表现为低薪、低收入;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贫富差异甚至不公平分配,这种差异尤其容易导致公职人员的心态失衡,当存在犯 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罪的机会时,就较容易以此为诱因而导致犯罪,这是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贫富不均将导致犯罪的产生,这是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原理。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近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相对剥夺论’也得到普遍的赞同。贫富差别的拉大、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是我国现阶段犯罪增长的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
二.“高薪养廉”既有利又有弊
(一)、“高薪养廉”有利之处
一是“高薪养廉”能“养心”。“高薪养廉”能否“养廉”暂且不说,只要是“高薪”,就能减轻一个人在经济上的心理压力或思想压力,从而有可能心情愉快、工作安心和思想上进,因此,“高薪养廉”能“养心”;二是“高薪养廉”能“招贤”“养贤”。“高薪养廉”能否“养廉”暂且不管,只要是“高薪”,就能高薪聘用人才,也就能聘用到优秀人才、高级人才,而且能留住人才,因此,“高薪养廉”能“招贤”“养贤”;三是“高薪养廉” 能“养廉”“肃贪”。“高薪养廉”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比较宽裕了,对金钱的获取欲望就会降低,其降低程度较大,一个人的心理基本或完全能抵御非法礼金、礼品、礼节或利益的诱惑,从而“高薪”就能“养廉”。再是,如果实行了“高薪养廉”,就能用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和法规等来约束行为人,从而“高薪”就能“肃贪”。
(二)、“高薪养廉”有弊之处
一是“高薪养廉”必然会增加国家、企业或单位的支出,从而就会加重国家、企业或单位的经济负担;二是“高薪养廉”必然会拉大“高薪”与“低薪”的差距,从而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三是“高薪养廉”可能会引发相互攀比,按“高薪养廉说”,我们给官员高薪是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不腐败。这个先例一开,后患无穷。我们的国企高管呢?众所周知,如今的国企的高管们享有极大的权力,这其中就包括分配权。既然党政官员们要有一笔养廉费才能做到不贪污,那我们凭什么不也要一笔养廉费,给自己多发点钱?同理,医院的医生们也可以提出索要高薪,否则我们就要收红包!各单位的采购员们也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说:要是不给我们高薪,我们就要吃回扣!就连工厂里小小一个班组长也会索要好处,否则在分配活计时我就要用够用足手中这点小小的权力,“我也要循私”!如此一来,只要手里有一点权力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索要利益,那“按劳分配”岂不成了“按权分配”,权力岂不成了牟 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取物质利益的商品?四是“高薪养廉”有可能“生腐”“养贪”。“高薪养廉”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如果官员们把“高薪养廉”视为一种特殊权力、特殊地位或特殊身份的象征,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行贿受贿,那么“高薪”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可能“生腐”。再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高薪养廉”,而不注重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官员们就会把“高薪”作为一种挥霍浪费、日嫖夜赌和换取名利的资本,这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养贪”;五是自毁形象。我们的党政官员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什么?斯大林曾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党政官员们更是经过长期考察和考验,其思想觉悟、思想境界和共产主义道德已经到了了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却连又“不犯罪”都还须有前提条件,这岂不是有损我们党政官员们的光辉形象吗?六是欲壑难填。这些年来腐败分子可谓“英勇不屈,前腐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勇敢地跟上。可是我们看看这么多腐败分子,有哪个是因为和下岗工人一样是因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的?据披露的资料,贪官90%以上都养有情妇。据说某位著名的贪官就一共糟蹋了107个妇女,加人他自己的老婆,人称为“梁山108将”。想一想养这么多情妇需要多少钱?这还没有考虑他及家人的挥霍、子女出国留学、购置豪宅靓车等费用。
三.“高薪养廉”既有效又无效
(一)、“高薪养廉”是有效的
“高薪养廉”是否有效?关键不在于“高薪养廉”的本身,而关键在于与“高薪养廉”相关的配套制度、法规或规定的制定得如何?如果其配套制度、法规或规定的制定得较为严密、严格或严厉,那么“高薪养廉”就可能有效。
目前,新加坡、美国、日本、芬兰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行了“高薪养廉”,在实行“高薪养廉”的同时有严密、严格或严厉的监管措施。一是制定了整套法规,如新加坡对公务员制定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和《防止贪污法》等法规;二是制定的法规比较详细,如美国1990年制定《行政部门雇员行为道德准则》规定,公职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形下,可以接受20美金或少于20美金的礼品,同时规定,每年从任何个人处获得的单项礼品的总市场价值不得超过50美金。雇员可以接受奖品和荣誉学位,但不能接受现金或投资收益,礼品总的市场价值为200美金或以下,如果超过200美金则须经过道德官员局面决定。(《中国监察》2008.16,题目《美国制约权力的几点做法》);三是采取行之 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新加坡和香港采取了“垂直管理”、“卧底侦察”和“廉洁考验”等措施。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高薪养廉”是比较有效的。
(二)、“高薪养廉”是无效的
“高薪”不能“养廉”时有发生,如:中新网3月2日电香港《大公报》2009年3月2日刊出署名评论文章说,“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屡屡被人提及,“高薪”是否真能“养廉”?事实上,豪贪巨蠹人们见过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与此相反,倒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变得更加欲壑难填。待遇不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廉确实需要“养”,但“养廉”不能靠高薪,而只能靠扎扎实实的惩防机制。否则不但治不好腐败病,而且更会使反腐败走进死胡同。文章摘录如下:据媒体报道,中纪委最近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国资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160多家央企所有负责人的最高薪酬为118万,最低为20多万。诱人的薪金,为何还养不了廉?去年初,审计署曾透露:160多家央企,一次审计就使得38名头头在案难逃。今年竟出现几乎“全军覆没”的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
四.“高薪养廉”既重要又不重要
(一)、“高薪养廉”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如何才能较好地防止腐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取以批评、打击、惩处或斗争为主的做法,使官员们产生较强的畏惧心理而不敢腐败,但是这种做法就像大人管孩子一样,“打得太多,孩子是不服管教的”,因此,采取以打击、惩处或斗争为主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另一种是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使官员们产生较强的进取心理而不想腐败,这种做法就像那些有方式方法的老师,能够使自己的学生自觉地服从管教,因此,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目前,我们在反腐倡廉上所采取的措施是以第一种做法为主,因此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采取“高薪养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再把配套制度建立好,那么就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说,“高薪养廉”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二)、“高薪养廉”又不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上来理解“高薪养廉”,也许“高薪养廉”就不重要了,如果我们仅仅依靠“高薪”来达到“养廉”效果,就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能否真正达到“养廉”目的,关键要“依法治国”,即要制定并执行好制度、纪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同时要搞好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或廉政教育,从而才能真正达到“养廉”的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薪养廉”又不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五.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
目前,我们要想解决好对“高薪养廉”的认识问题,很重要一点要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怎么历史地、辩证地认识“高薪养廉”都可能是“纸上谈兵”。
(一)、客观地认识国外的“高薪养廉”
我们要想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最好先认识一下国外是怎样做的,他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当中有许多鲜活的例子,一听、一看就清楚,拿来我用,这样能省时省事。
(二)、客观地认识国内的“高薪养廉”
我们要想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还要对我国已经实行“高薪养廉”的企业或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好第一手资料,发现其中的优点或长处、找出其中的缺点或短处,“对症下药”,提出建议意见或对策。
(三)、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形势
我国能否普遍实行 “高薪养廉”?不能因为“高薪养廉”好坏就立即实行或永不实行,而要根据我国当前社会形势或今后社会发展而定。就目前而言,我国能否普遍实行“高薪养廉”?很重要一点要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形势,如果我们的经济实力雄厚了、制度法规跟上了、人们思想认识提高了,以及相关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了,只要能趋利避害,为何不可普遍实行“高薪养廉”呢?然而,如果我们在经济实力、制度法规、思想认识等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即是“高薪养廉”再好也不能普遍实行“高薪养廉”。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六.实行“高薪养廉”的作力点要强化监督
实行“高薪养廉”能否有效?最根本点在于能否强化监督?如果采用“高薪”能强化监督,包括自我监督和他人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等,那么“高薪 ”必定能“养廉”。
(一)、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工作思路
目前,我们做监督工作,尤其是做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存在较严重的软弱性、无效性,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欲所欲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钱财、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腐化堕落,有的成了众矢之的的腐败分子、阶下囚。如何才能解决其“软弱性、无效性”问题呢?在此,我提出一个工作思路,即“高薪”——“强化监督”——“养廉”,也许按这个工作思路去“强化监督”,既能解决在监督工作中的“软弱性、无效性”问题,又能达到“养廉”目的。
“高薪”是人们的一个强烈追求,人们为了“高薪”就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严密、严格或制定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或法规等,强化监督,从而“高薪”必定能“养廉”。
(二)、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交换条件
在实行“高薪养廉”的同时,要制定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和法规等,如果不能接受其制度、纪律和法规等就把“高薪”让给他人,否则就必须接受其制度、纪律和法规等。
(三)、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
实行“高薪养廉”要灵活,把“高薪”变成一种奖惩手段,如网上反映,新加坡实行廉洁与养老挂钩,新加坡公务员没有退休金,而是靠公积金养老。根据该国《中央公积金制度》,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但是,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公务员,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
所以,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能实行“高薪养廉”要与 “目标管理”、反腐败各项工作或“党风 成都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廉政建设责任制”、民主法治制度配合使用,把“高薪”的发放对象、发放时间、发放数量和发放形式等,重点要做到“重禄重法”、“高薪奖贤”(“贤”指“德才兼优”)、“高薪奖勤”(“勤”指“勤政”并有“突出业绩”)和“高薪奖廉”,从而“高薪”就能成为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并能有效地“养贤”“养廉”。
致谢:
向本文的指导老师——郭舫副教授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学位论文类文献——[003743822] 高薪养廉的薪酬制度探析 [硕士论文] / 詹细明著;阮祖启指导管理科学与工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 《中国监察》2008.16,题目《美国制约权力的几点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