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加入WTO的影响，不只在经济领域与对外关系上，更在法律制度上。WTO将从外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行政法治产生巨大推动力。入世对行政法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几乎是全方位的，无论是行政法观念，还是行政法制度都面临着挑战，都需要改革和完善。如果说，在加入ＷＴＯ的进程中，我们曾经历过艰苦的谈判，那么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比漫长谈判更加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实现入世承诺,如何使国内的法律制度与ＷＴＯ的要求相融。就此而言，中国的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面临一个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WTO与中国行政法观念的发展
行政法观念是统帅行政法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WTO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行政法观念方面。
WTO规则与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多处涉及到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其中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影响最深。WTO基本法律原则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非歧视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平等对待、互利互惠,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公平、公正；第二类：关税减让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尽量减少和消除贸易障碍和壁垒，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自由；第三类：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公开其法律、政策、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以便世贸成员各方能随时获取相关信息，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公开。上述观念将对我国行政法观念的发展提出根本性的要求：
1．拓展平等的观念，不仅要强调对国内公民或组织相互间的平等关系、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平等关系，还要重视对ＷＴＯ其他成员方公民和组织的平等；
2．强调公平的观念，实施非歧视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等)；
3．确立法制统一的观念，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ＷＴＯ协定的统一实施；
4．坚定权力受制约的观念，要求行政主体在ＷＴＯ规则与国内法规定下依法从事行政管理活动；
5．强化公开的观念，政府应实行信息公开化、活动透明化，以便公众监督，消除腐败；
6．深化服务行政的观念，不仅要有为国人服务的观念，而且还要将服务的对象拓展到成员方的公民或组织；
7．树立有限干预的观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适度、有限,其有限干预不仅应符合ＷＴＯ协定的要求,而且应能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协调、健康与持续发展。
二．WTO与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发展
（一）WTO与行政组织制度
从ＷＴＯ的精神和我国的承诺看，在以下方面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1．政府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市场，进行管理，即政府的职能定位，是行政组织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行政经济”，国际贸易不是封闭的贸易保护而是跨越国界的自由经济，一国政府的职责旨在促进人民的幸福、保护人民的权益，因而它不应是财富的“掠夺者”，也不是追求赢利的企业或市场主体。政 1
府应是服务主体、是管理者，应履行好其应履行的基本行政职能。因此以往那种全能政府的观念必须彻底放弃和改变。
首先，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经营者。这是由政府管理市场的公正性要求所决定的。从自然理性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管理的公正需要建立在管理者的中立基础上，管理者不能同时又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经营者。行政组织法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政府持股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关系,确保管理主体的中立。
其次，政府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行业组织或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如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垄断、确保公平竞争、提供社会保障等。再次，政府是管理者，但以服务为其主要内涵。政府应当提供市场运作所需要的政策、信息和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由于我国具有“行政至上”的传统,加上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政府习惯于强权性管理,服务意识淡薄。这种状况与入世的要求不相适应。
2．行政权力需要重新界定。开放市场，减轻管制，降低关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哪些权力必须由政府行使，哪些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必须为个人或市场主体或社会中介组织保留，必须在行政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在经济领域要作适当的退出，许多事情可以转交给社会、企业和个人。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从过去的计划审批转变到服务监督。如果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经济自由将不再存在。严格地说，政府权力界定是与政府的定位相联系的。政府的定位决定了政府权力存在的领域比较宏观，而政府的权力界定则比较具体，直接具有可操作性。行政权的设定,既包括规定权力的内容，如事权、人权和财权等，也包括对权力形式的规定,如立法权、许可权、处罚权、强制权以及信息收集权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要确保ＷＴＯ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确保贸易制度的统一管理，需要我们对现行的地方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进行检讨。由于历史的缘故，我国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一直采用集权模式，地方制度不发达。改革开发以来，地方利益凸现，地方也变得相对独立，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缺乏法律规制。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行政组织法应明确划定中央和地方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制定权和贸易活动的监管权，地方政府在财政、金融和预算活动等领域的职权要有相应的调整。第二，地方平等发展。地方制度中需要融入平等精神。地方多重贸易政策、多重贸易手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从而与ＷＴＯ的精神相悖。第三，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我国仍然采用集权的管理模式，法律政策的制定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例如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不履行义务的代执行手段并没有为我国行政组织法所规定。要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必须设置有效的监督机构和加强法律控制手段。行政机关及其职权需要明确、稳定和公开。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不健全,因而行政机关的变动频繁,行政机关的职权没有严格界限,而且交叉严重,从而给相对人带来了极大不便。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对行政机关及职权缺乏应有的公开。虽然从1988年起,我国就已经实行“三定方案”，但“三定方案”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或规章，只是作为内部文件存在，没有刚性约束力。
（二）WTO与行政行为制度
WTO的规则要求实现行政行为方式的创新与多元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活动中单一化的命令手段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现代行政的发展与入世的现实，要求行政行为在方式上实行多样化、实现创新与转化。在行政的方式上有必要借鉴市场手段、私法上手段和非权力手段，这类手段如磋商与调解的手段、行
政指导的手段、信息化手段等，以发挥行政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行政效能和行政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尽管行政权力手段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其管制的范围和程度等将大为弱化。如关于外贸经营权，中国政府对外承诺入世后的三年内将结束审批制，实现依法登记制，根据中美ＷＴＯ协议，中国将在5年内取消所有关于进口的数量和配额限制。而且在每种方式的采取上，应考虑其是否违背ＷＴＯ协定。
（三）WTO与行政程序制度
1．行政程序法典化
通过行政程序法典化，从而使表明身份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听证制度等成为对每一个行政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
2．WTO与公民参与制度
尊重民意，在行政程序中实行公民参与。入世，将使行政程序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行政立法程序上，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在行政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应让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参与，听取其意见。
3．WTO与行政公开制度
在行政信息方面，公众享有知情权，有权知悉和获取信息，有关行政机关则负有及时提供或咨询的义务，并“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可以说，行政程序的民主化将从有关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等领域的程序方面逐步扩展到所有行政程序中。
（四）WTO与行政救济制度
完善国内行政救济制度，包括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使国内行政救济制度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尽可能避免启动ＷＴＯ的贸易争端解决程序，从而减少政府间的国际纠纷。在国内行政救济制度方面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离ＷＴＯ协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突出地表现在：没有相应的司法保障机制来保证ＷＴＯ协定和国内法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没有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因而，国内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及变革也就显得十分迫切。
1．，WTO与司法审查的范围
就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来说，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范围较窄，仅仅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比英美法系普通法院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要窄得多，美国法院可以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而同属一个法系的英国法院却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进行审查，对象征主权的女王和议会立法无能为力；而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并不行使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权力所及的各种行政行为（包括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权由专门的行政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存在对法律、法规的审查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撤销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5条至第88条具体规定了规章以上立法的改变或者撤销的职权与程序，并在90条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审查的具体意见和要求，由人大常委会分送有关部门进行审查。这表明我国也有一套完整的、周密的，反映我国宪政要求的对规章以上的法律进行审查的制度，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一样能够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只注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范围和地位，用西方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概念来解释我国立法对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片面的，同时也与WTO关于司法审查制度不能解释为要求一成员建立与其宪法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性质不一致的法庭或程序的原则相悖。WTO的这一原则提示我们，法院的司法审查只是监督国家行政、维护国内宪政的手段，但
不是手段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也的确存在缺漏，尤其是受案范围过窄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加强对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力度。
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绝对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不仅违背当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潮流，而且也不符合WTO相关规则的要求。
第二，对行政终局性决定行为可提起司法审查
对于行政部门的终局决定或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使当事人有机会要求司法审查。这是自然公正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精髓。
2． WTO与司法审查的标准
对行政行为不仅作合法性审查，而且要作实质性合法的审查，即司法审查还要符合客观和公正的实质性标准。
3．WTO与涉外行政诉讼
按照WTO相关规定，国外的企业、公民可以直接援引WTO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以中国政府为被告，在其本国提起行政诉讼；他们也可以援引我国的法律提起行政诉讼；根据相互主义原则，我国的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援引WTO规则，在国内直接起诉外国政府。由此必然会增加我国涉外行政案件的难度，涉外行政案件的各类将复杂化和多元化，涉及的部门将会不止一个。这对我国的法官和律师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第二篇：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班级：国贸071姓名：艾志鹏学号：070206129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即“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开始起到关键作用。“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的自主和开发需要对创新成果予以保护，否则，便不会激励人们投入到“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创新中去，亦无法维系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在知识经济下表现为知识产品的保护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当今法治社会，首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而后是切实保障法律中的规范能在实践中切实的得以落实。这是每一个国情不同、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至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何种具体的方式，理应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但在经济一体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已被大大压缩了。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在符合国际准则的前提下，谋求本国的知识产权的发展与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TRIPS亦是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产物。就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文化底涵而言，缺乏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自主产生的土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一个社会单位或国家的法律发展也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孤立的存在于世，而且更是因为它自身需要外部的营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唯有融入国际社会，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要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就需要深刻的把握中国的现有国情。
一、中国的国情：
1．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负担沉重，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底子较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存在相当差距。同时，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较大，沿海地区发展迅速，西部地区贫穷落后。
2．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各项对比数据表明，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的500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在规模、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仍有较大差距。这也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疑问，制定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才能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带动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1、法律改革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
在时间方面虽然TRIPS在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各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这种缓和，只是为了发展中国落实TRIPS提供了某种可能，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相契合提供条件。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必然要承受某种牺牲。空间方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主权意志受到限制，发达国家通过经济上的“贸易准则”等手段，政治上的“民主化”政策的推动，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受到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民主政治、人权原则、引进市场制度”的影响，立法的自主空间受到压缩，很难完全按照本国国情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
2、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过高，扼制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事实证明，谁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能力越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谁就越有利。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对TRIPS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了详实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对TRIPS协议？其根源在于TRIPS协议强迫所有国家，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必须给予新药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因此延误了发展中国家健康服务机构生产穷人们所依赖的廉价代用药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入世后发展中国家的窘境。知识产权保护既会获得收益，又需付出代价，同时应当更加重视使知识产权政策与各发展中国家国情相适应。
3、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与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实施疲软
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我国实行行政和司法双轨制的执法体制。但在实践中，其推行却障碍重重。分析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一旦有暴利的诱惑，很容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公正廉洁等政治素养及法律业务水平上都有待提高。③在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不利于建立统一国际大市场的要求。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
1．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土化创新
立法一方面要考虑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核心因素，即利益的衡量问题。而利益衡量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仍受制于国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认为法律应更多的回应社会的需要。那么应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从何着手？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① 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利益。②其次，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应将人体、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植物和动物、计算机程序和商业方法，以及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排除在可能受到专利保护的主题之外；同样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发展中国家应当规定尽可能多的专利权例外情况。
③发展中国家应当采用严格的新颖性和工业应用性标准（高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严格的公开要求，避免批准保护范围过宽的权利要求，以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④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在其版权法中维持或采用对教育、科研、图书馆使用的广泛免责，赋予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用户以“合理使用”权，以利于文化传播、教育的发展，等等。
2．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围绕中国国情制定。首先，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性开拓性的重要发明创造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模仿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模仿一吸收一改进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加强具有本国特色的技术改进保护制度，如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其次，应建立本国技术创新体系。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买不到的。唯有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方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中占据优据；第三，疏通本国的创新技术的实施渠道，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3．增强本国公民特别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极力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借此构筑和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因此也抬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门槛，构成了国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并利用知识产权壁垒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创新活动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各领域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力度与科学性显著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率偏低等问题。所以，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作为规划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活动方能切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4．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固然TRIPS制定的初衷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加入WTO的目的，就是要以外在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则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经过不断的努力，当中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一定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在质和量上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在克服一定的困难后，必将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所以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1页，2、易继明、李辉凤：《论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价值取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3、刘剑文主编：《WTO与中国法律改革》，西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30页
4、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5、唐安邦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前沿问题与WTO知识产权协议》，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20页
6、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7、徐明华、包海波等著：《知识产权强国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90页
8、《自主创新要与知识产权管理有机结合》载《中国知识产权报》8月24日第一版
第三篇：中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政府官员及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我国“入世”的好处之一就是：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改善我国的谈判地位和贸易地位；反击我国出口所遭受的各种不公平的作法；减轻或避免单方贸易报复威胁或贸易报复，有助于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
机遇与挑战:在实际影响方面，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与WTO现有成员对各自的付出与所得和政治风险与承受能力的测试，而且会涉及中国“入世”协定所表现的预期利益的实现，还对双边关系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在法律实践方面，它既设定WTO协定在国际上和其他WTO成员的执行问题，又关系到WTO协定在中国内法中处于何种地位和实际执行的问题，还涉及到WTO自成体系的多变实施的执行机制（特别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能和可靠性。
WTO争端机制（解决而非执行）对中国的影响：
（一）积极方面：
1、为双边贸易争端提供投诉场所：
入世前，中外贸易基本是处在双边基础上，争端的解决机制也通过双边渠道解决。由于某些国家的政治偏见而形成的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典型例子：我国与美国，我过于欧盟工体和合作中，两国在对我国在反倾销法的实践中，对我国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既不承认以中国国内价格作为测定是否有反倾销存在的依据，而蛮横的以其任意选定的第三国价格作为我国生产要素的“代替价格”。运用这种单方认定的方法，我国产品成为反倾销调查对象的已有100多家，而被裁定处以高额反倾销税的已达80多家。（众所周知，我国已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且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强调市场机制在合理配置资源和调节国民经济运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查找到中国在入世前中国经济体所取得的成就。
在入世后，可以用多变争端解决机制，将双边争议提交专家组或仲裁机制，有独立第三者裁定。以避免双边协商因利益冲突和政治偏见而僵持不下。
2、可以有效抑制外国对我国的单边贸易报复：
随着“自由贸易”观念向“公平贸易”观念的转变，美国等经济强劲的国家动辄以国内法为依据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报复或威胁，自1989年以来，美国数次对我国运用“301条款”（条款内容）程序进行单边贸易报复，迫使我国在外贸管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妥协：
1991年12月3日，美国公布对中国输出产品的报复清单：共105类商品，价值15亿美元；
1995年2月4日，美国又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35种，总价值在10.8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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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报复措施已经发展到了频繁滥用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报复措施没有多边约束机制，而是以国内法作为唯一依据。在我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我国可实现要求美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报复虽作为一种认定的执行手段，但必须在其他几种救
济手段穷尽之后才能按照DSB的授权予以实施。如此可以避免国内立法的随意性和域外适用
从而有效保障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利益援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以保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尤其具有重要并积极的影响。并且我国的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局面将有所改变。
（二）消极方面：
其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存在着不足，而这种不足势必会影响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
1、外国对我国的不公平待遇人难以得到行之有效的消除：
毋庸置疑，比较其前身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加入上诉及“反向协商一致”的原则，使得其更具法律属性，然而作为一个世界组织，其现实意义任占一个主导地位。
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仍推崇双边磋商等争端解决方式，而且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这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强有力的后盾。同时，因为我国经济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强国，如若采取报复措施对我国自身仍是一些重大损失。因此仅仅靠单边报复难以起到预想的经济和政治效果反而将始终多建议或裁决变得名存实亡。
2、争端解决机制使我国对完贸易法律制度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国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领域和大量和WTO的规则不符的法律，WTO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回去调查一下中国与外国不同时期的国民待遇问题，包括生活、医疗、保险问题！）
市场准入和透明度等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中还有比较多的限制，各经济主体之间待遇应趋向平等，各种行政管理手段需要进一步简化，透明和规范化。如在商检、海关评估、动植物检疫等方面的管理应该逐步实现规范化和社会化管理；反倾销制度中缺少司法审查等制度与WTO规则不符；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还有立法应该进一步向WTO接轨；现有外资法律中的规定与WTO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不符。
在经济上，我国对外经贸制度处于改革基于世界接轨的过渡期，法律制度上，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目前的法律仍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同时，有关法制也无法立即达到某些发达国家的要求。这必将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频繁提起投诉。此外WTO力图保持争端解决机构的独立性，但由于有关专家（尤其是某些西方国家专家）难以摆脱其本国的影响，其裁决也可能缺乏公正性，为此我国将不得不蒙受部分利益损失。
第四篇：WTO与中国粮食安全及对策
WTO与中国粮食安全及对策
一、粮食安全概念诠释：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浊，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三个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二、加入WTO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加入WTO后，我们将不得不放弃非关税壁垒，逐步降低关税及国内农业支持水平，国内农产品市场终将被迫逐一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尤其是粮食生产和贸易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
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产生严重冲击。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由于人少地多、种植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与我国相比均 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我国农村受大量农业人口的约束，粮食规模化生产程度低，加之技术条件限制，短期内提高人均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不大，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开支也存在较大难度。所以，国内粮食价格下降的空间很小。这样，在粮食进口逐年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将面临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另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国外优质低价粮的涌入，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冲击巨大。国内粮食将因生产成本高而缺乏竞争力，从而导致农民种粮收益下降。在利益驱动下，农民会进一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而降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这一结局对我国粮食安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WTO框架下我国粮食安全模式选择与对策：
1.粮食安全模式的选择：“自给自足”与“贸易自由化”引结合。
粮食安全的“自给自足”模式是指一国粮食的需求完全通过国内粮食生产来满足，即粮食自给率为100%。粮食安全的“贸易自由化”模式，是指一国完全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进口或是国内生产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也就是说根据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和国内自产价格的高低来随时调整粮食自给率。只要前者低于后者，就完全通过对外贸易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粮食自给率随着价格因素的变化而随时变化。
2.粮食安全线：
从理论上讲，国内至少应该维持多大的粮食产量，才算满足粮食安全需求，这需要进行客观 的计算和预测。
3.WTO框架下我国粮食安全对策。
（1）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粮食生产布局。（2）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加快科技兴粮步伐。（3）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4）调整农业保护政策，给予农业以符合国际多边协议的有效保护。（5）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以密切注意国际粮食市场动态及我国粮食安全状况。
第五篇：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发展策略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物流业发展策略分析 作者：张红艳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5期
[摘要]针对我国物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提出入世后，面对国外物流企业的竞争，我国的物流业如何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物流业；供应链管理第三方物流战略联盟
[中图分类号]F259．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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