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
姓名：吴君杰 学号：2120150373 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 联系方式：***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摘要：历史上中国的科技曾取得重大成就，然而到了现代却被西方国家甩的很远。在这鲜明的对比之中，儒家思想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封建王朝时代，儒家思想一家独大，对当时中国的各领域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却渐渐落后于大多西方先进国家，儒家文化却在其中扮演了阻碍科技发展的角色。
关键字：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科技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序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物化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具有反作用，它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土地，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更加突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伦理、哲学乃至宗教等，在21世纪科技前沿探索中有着广泛的、重要的作用。由于时代背景和文明的传承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正确地、辩证地分析和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二、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概略
天文学方面，我国观察记录新星、太阳黑子、彗星、日食、月食、流星雨等是世界上最早、最多的。从殷朝到公元18世纪，中国共记录新星90颗。我国公元前613年有关彗星的记载比欧洲早600多年。在天体测量方面，战国石申的《天文》8卷记录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比希腊早200年。三国时陈卓画的星图已有恒星1 464颗，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观测的恒星数为1022颗。唐代天文学家一行最早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的类似观点早近1000年。元代郭守敬于1280年编定《授时历》，与现代通用的公历—格里历一样精确，但早300年。
数学方面，十进位制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元一世纪刘徽的《九章算术》引入的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比欧洲早1500多年。南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比欧洲早1000多年。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在中医药方面，中医以其完整的系统、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典籍闻名于世；中药学也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唐朝于659年修订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比西方早835年；明代李时珍于1578年完成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在农学方面，中国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卓越的耕作理论和耕作技术；发明或发现的水稻、茶叶、桑蚕等农业品种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包括《齐民要术》(北魏)、《农政全书》(明朝)在内的300多种农书。
水利和建筑方面，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公元前250年)、大运河(隋)等众多水利工程和《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等水利专著；有享誉世界的万里长城、古城西安、古城北京、赵州桥等。
中国古代瓷器也是世界有名的，直到19世纪，中国瓷器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英文“china”就是瓷器之意，可见中国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古代的丝绸近代以前也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机械制造方面，中国在黄帝时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元朝郭守敬于1276年改造制成简仪，领先欧洲300多年。中国在近代以前，机械制造领先世界，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列举了26项领先世界的机械制造发明。至于众人皆知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此就不详述。
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1、秦始皇奠定了中国统一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最早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因此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早已与其它文化融合而不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独立存在了，唯独中国文化延绵五千年而从来未中断过，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超稳定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全国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要由皇帝直接任免。秦始皇的最大功绩不仅在于他统一了六国，而且在于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
统一了文字，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文化根基，为统一后的国家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华民族能融为一体，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粘合剂，没有统一的文字，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
统一了法律，使统一后的中国有了共同的政治纲领，为统一后的国家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法律保护统治者的权力，对人民实施剥削、管理和镇压，不允许反对意见出现。法律的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最高统治者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实施自己的意志，巩固权力，维护现实制度。而没有统一的法律，就无法保证统一国家的政治稳定。
统一了度量衡，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度量衡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的衡量，都离不开度量衡这些基础经济单位。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就难以形成经济的统一发展。
统一了货币，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贸易基础。货币是贸易的中介，有了货币才能加快贸易的发展。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贸易和交换需要一种统一的货币，以保证贸易和交换的畅通和高效。贸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统一了货币势必会加快经济的发展。而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会限制和阻碍经济的发展。
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的客观基础。在这两千多年中，有朝代的更替，有外来的侵略，也有内部的战争，但统一的国家没有被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统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否则就没有中国的大一统，中国就可能会像欧洲一样，由几十个国家鼎立存在，分别讲几种语言，有不同的法律，文字也多样化。
2、雄汉盛唐时中国科技快速发展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强秦、雄汉、盛唐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虽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束缚作用，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靠的是集中所有劳动者的力量。万里长城很伟大，伟大在于它的工程巨大，没有亿万人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这一伟大工程的完成，归功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由于强大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早在汉朝时代，就已经在冶铁、铸造、炼钢、纺织、制瓷、造船、简单机械制造、水力动力、造纸、水利与建筑等技术领域日臻成熟；已经大体形成了以农学、医学、天文学和算学四大学科为主体的实用科学体系，科学技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3、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领先的原因
中国科学技术曾在世界领先主要有五个原因。在这五个主要原因众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痕迹。
其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诞生在亚洲东方黄河长江流域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这里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东临大海，南靠高山，西处沙漠，北是荒原。这里山水壮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周围是一些远为落后的其他民族。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后，这里便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四合院”，受国外影响较小，可以安心搞国内建设。
其二是综合国力强。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东方大规模灌溉设施成为农业首先条件。在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完成筑长城、修运河这些靠大量劳动力来建设的工程。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是无法完成的，当然这些国家也难以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
其三是地域广阔。中国地域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虽然有当局的腐败、战争、灾害和不重视科学等，但仍会有个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别地区小环境相对稳定，具备科研的条件，也会有个别人在特定条件下孤立地进行发明，创造灿烂的科技文化。
其四是中华民族聪明、勤劳。中华民族一惯以聪明智慧、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良好的劳动者素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五是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孤立。在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材料靠就地取材，加工制造也在当地进行，消费也是为当地服务。这样，生产消费不受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负面影响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里只有儒家思想“一枝独秀”，其他思想被扼杀了。
1、儒家思想抑制自我、因循守旧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了儒学即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它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实儒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它产生的时间与佛教同时，汉武帝已经把儒学当成了治国纲领。这种思想世代遗传，虽然并未冠以“教”字，但它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教规教义。因为儒家思想已是治国的基本策略，是各级学校的必备课程，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大众的指导思想，是人的行为准则，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粘合剂。它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侵蚀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灵魂，就是空气中都飘浮着儒家思想的气味。它就像一把大伞，罩在中华大地之上，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工具。社会精英埋头咬文嚼字，满脑子因循守旧，创造力日渐枯竭，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革。孔子时代培养精英还上驾车和射箭课，后来连这些课程也被抛弃。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 “沾沾自喜、自我放纵、懦弱无能的社会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之一是“克己复礼”，他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克制自己，恢复旧的礼制。“克己”就要严格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大众礼仪。而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统治者也正好利用了这一点，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的规章制度和各种法规，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顺民。不但如此，统治者还利用儒家的家族思想观念，一人“犯罪”灭其九族。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一个人已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中的一员。自己的言行不仅影响自己还会殃及家族，所以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小心谨慎，唯恐自己的不当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社会成员都学会遵规守矩，求得平稳，不敢多讲，不敢多想，也不敢有所创意。在这种思想的制约下，新的科学技术很难产生。
2、儒家思想重文轻理、重道轻器
政治至上导致学术上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这对科技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中心和重心在如何夺取天下和稳固统治，在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也必然围绕这一目的。在诸子百家中，统治者最终挑选儒家思想作为自西汉武帝以后各朝代的统治思想，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的那一套很适合他们，中国传统文化最终逐渐形成重视伦理、经学、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轻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重文轻理传统。结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熟读背诵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文献典籍、修身养性、文学创作和鉴赏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然科学有所关注时，往往关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观规律、事物总体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的道德、为人处世和政治哲理的启迪等的探求，轻视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又形成重道轻器传统。这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正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重视数理化和重视对具体一事一物特性、功用的研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纪爆发式发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长期探求自然奥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社会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我们缺乏科技知识的积累。我们的科技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仍然是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人为地加大了和西方的差距。这给我们追赶西方科技造成了极大困难，尤其在西方科技仍然日新月异的当今，除非我们付出比西方百倍的努力。因此，重文轻理、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技发展。
3、儒家思想愚民统治、扼杀思想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封建社会的政治至上还有一个对科技不利的就是愚民统治。要稳固家天下王朝的统治，必然导致愚民统治。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愚民统治的高度概括。而科技很容易揭开真相，是愚民统治的大敌，实行愚民统治必然排斥科技。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一切非官方的科技存在天生的恐惧，直接采取各种措施(如伦理的、法律的)加以禁止的原因正在于此。例如，《礼记·王制》中就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在注释这段话时，把战国著名工匠公输班(鲁班)就列为“作奇技奇器”应杀的典型人物。因此，政治至上导致愚民统治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4、儒家思想重义轻利、束缚自由
儒家提倡“重义轻利”，淡泊地对待钱财和物质享受，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则享之，没有也不强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去也”等儒家言论都表明儒家对名利的淡薄。儒家看重伦理道德、淡薄金钱物质利益的思想，由于长期居统治地位而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尤为深远。作为儒家思想补充、对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道家，视物质享受为枷锁，认为追求物质享受会束缚人的精神自由。
四、总结
儒家思想曾为中国统一做出贡献。当它与专制独裁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工具，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去掉其“国家意识”的身份，儒家思想还能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儒家思想的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等，今天仍没有失掉它的现实意义。
在权势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来的智力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从现代的立场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理价值科学化则是积极的。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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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儒家文化与中国梦
儒家文化与中国梦
摘要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首次提出“中国梦”。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民族辉煌历史的美好追忆，对近代中国遭受苦难经历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全面复兴的殷切期盼。本文通过对“中国梦”内涵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渊源的探寻，以及同“美国梦”的比较，探索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梦 儒家文化 新时代
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了讲话稿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了“中国梦”，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从习总书记的表述看，“中国梦”有以下三个特征：
1、时代性——中国梦是所处伟大时代的梦想；
2、历史性——中国梦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
3、人民性——中国梦是凝练了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愿望的共同梦想。
一、“中国梦”的内涵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即古今中国人共同的梦，才算真正的中国梦。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提出两种社会理想，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公天下，即大同理想；二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是家天下，即小康社会。这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梦想。这才是古今中国人的梦、真正的中国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现实的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家天下。虽然是家天下，只要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与**，就算是好的，可以称之为“小康”。从夏商周三代到清朝，都是家天下。四千多年以来，没有大同社会。因此，“小康”就成为古今中国人追求的现实理想，即所谓中国梦。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培养、教育一个人，首先要有一定的“志”，再进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技能教育。“志”就是理想，丰富的理想可以称之为梦想。太高的梦想虽对人鼓舞，但不能实现。切实的理想，又有具备达到这一理想的条件，有达到此理想的措施及为之奋斗的信心，这种理想就一定能实现，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上道体概括为“仁爱为本”。这正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根本所在。同时，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下之器即制度之用概括为“法治为用”。综合而言，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爱为本，法治为用”，简称为“仁本法用”。“仁”是道、是体；“法”是器、是用。
二、“中国梦”与儒学文化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巨大努力。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狂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百年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特质不同内容的成果，而其价值指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梦的阶段性实现。
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儿女追寻中国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其间，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资源。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开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提升。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儒家文化是中国精神的源泉。儒家思想一贯倡导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强调的是以民族、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精神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中国精神。
“中国梦”的思想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的记者见面会上已经提出，但由习近平同志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是从十八大报告中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这个24字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有16个字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自于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贯穿这16字核心价值观念的‘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学的‘仁爱’精神。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习近平‘中国梦’论述的思想来源。
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创新的新传统。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中国元素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对中国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思想路径和精神动力。中国模式是一个由层次、要素、特点等组成的结构。它的表层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间层是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深层是中国文化的元素与中国精神。中国梦着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文化意义上看，儒家大同理想与中国梦之间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儒家大同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梦是儒家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尽管儒家大同理想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但它所倡导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思想主张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中国梦与儒家大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都强调“民本”思想。二是都倡导“为公”意识。三是都主张“诚信”理念。儒家历来重视诚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信作为“仁”学的五端之一，是人安身立命之基。四是都追求“大同”目标。儒家大同理想中主张打破自然地理疆域的界限、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正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我们在努力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因此，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是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实梦想。中国梦的提出与实现，锻造了新的历史构架，继承和创新了中国精神，为中国人达成百年复兴夙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中国梦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乃圣贤之志民族之情；中国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同’之梦一以贯之。当代中国梦恰是‘大同梦’的合乎时势的历史传承。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
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之处，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之梦；其二，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健康之梦；其三，实现身心和谐的内心和肉体健康之梦。中国梦和美国梦，均涉及到对待天地和人的关系，也涉及到对自己的关系，就是要善待天地、善待群体、善待自己。2013年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结束后，会见记者时说道：“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但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是必然的，这是由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二是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三 是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四是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五是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六是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七是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但二者也是有联系的：美国梦经历变革，中国梦也是动态的，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镌刻着几代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主题。
四、如何实现“中国梦”
“道路自信”源于国情，“中国梦”依托实事求是，“中国梦”实现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就是把握国情；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为了实现“中国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梦”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就离实现“中国梦”越来越近了。
实现中国梦，需要五个坚持：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不断夯实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五、结语
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中国梦”，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渊源正是两千余年来人们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终极期待。这种期待，在两千年之前的儒家经典文献中就已经有所描述，并成为一代代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和终极梦想。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国梦”，是要把这延续了两千年的期待，变为现实。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更多依靠中国传统和中国智慧来解决中国问题。
第三篇：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1． 练习与思考1
本题内容涉及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判定问题。题目给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答案是多元的，只要学生能提出观点，自圆其说即可。而且，问题考察的是学生论证历史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引导学生探讨该问题时，可以进一步引出：孔子讲义，是否绝对否定利？是否将义与利决然对立？韩非子讲利，是否绝对否定义？
其实，不管是孔子还是韩非子，在义利之辨中，都没有将利与义绝对对立起来，只是侧重点不同。如：孔子也讲“庶之，富之，教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不过是孔子更讲仁、礼；韩非子则更注重利的功用。究其原因，实是两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所致。孔子提出礼、义、仁，故更重义，韩非子出于战国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主张法治、刑赏，故而更重利。
义利之辨发展至宋明时期，成了一大命题，即“义利之辨乃人禽之别”，君子与小人便成了绝对对立的道德观念，这是基于宋明理学思想观念之上的。后世学者如清代颜元主张义利统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就现实社会现状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2．练习与思考2 孔子强调“仁”，是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人手，推而广之，以此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礼，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则通过“天人感应”将儒家的伦理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强调“天意安排”。孔子的学说从启发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和自觉要求人手，董仲舒则强调“天意安排”，这是他们学说最大的不同。
第二课 宋明理学
1．练习与思考l 本题允许学生从不同角度解读诗句，得出不同结论。以下仅供参考：
第一首诗：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的读书感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从哲学角度思考，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道明了源与流的关系。
第二首诗：《宋诗鉴赏词典》是这样说的：“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地、自在地航行。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它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也还是白费气力。”朱熹此诗是因为观书有感而作。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诗中所谓的“蒙冲巨舰”、“向来枉费推移力”表面所指为自然现象，但暗中指向的却是平时虽刻苦读书，百般思索，千样计较，书中之理仍然有不易了解这样一种困难迷惑的情景。但长期而艰辛的思索、探求，于“昨夜”豁然明朗，大彻大悟，以前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悄然冰释，书中之理在自己的脑海中融会提升为井然有序的“洁净空阔”的理世界。朱熹认为，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要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阶段，苦苦摸索，艰难积累。在此一阶段，为了解放迷惑困顿而上下求索。在这一阶段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豁然贯通”、大彻大悟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准备或基础，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之上的飞跃。诗句道出了朱熹哲学的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2．练习与思考2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人世间的伦理纲常是其具体体现，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渐进式地探究理。而陆王心学则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陆九渊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心即理”，的观念，将“心”视为宇宙最高本原，因此求理不需要借助外物，唯求于心，“致良知”方可。
第三课 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
1．练习与思考l 特点：形式上，有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也有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宗族首领为族长。族内有严格的族规、严密的组织系统，提倡“敬宗收族”，将分裂成个体小家庭的同姓族人纳人家族，并以祠堂、家谱、族田等手段，增强家族的约束力和凝聚力。
根据教材中安徽宣城旌德县江村的江氏宗祠图，徽州地区的民间族谱图等材料，可以论证宋以来家族制度的上述特征。2．练习与思考2 古代老百姓遇见官吏，往往自称“小民”，尊称对方为“大人”、“大老爷”，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中，家与国之间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性，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君主与臣僚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差别。国可视为家的扩展，家就像是国的缩影。历代皇帝以家国同构的精神，保持着君与父的双重身份，官吏也被看作父权的代表。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中华文明起源时就已具形。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更加强化了这一社会结构。
第四课 礼制规范
1．练习与思考l 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如：从内容上看，道德本质和源起及基本道德准则并重。从方式上看，身教重于言教。从教化的策略看，重视道德教化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从教化的目的上看，维护礼仪制度，等等。2．练习与思考2 法家和儒家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时期不一，法家思想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以后，出现援礼入法，法家不再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儒家则成为官方哲学。因此，由于时代的不同，法、儒两家的立法思想存在差异。
法家的立法思想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即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按照法典行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儒家的立法思想则是将其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及相应的礼制规范和伦理纲常作为法律的最高准则，即“援礼入法”，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
也可引导学生对比不同的历史史实，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比较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秦律与唐律，也可以发现法、儒两家在立法上的不同。
评价法、儒两家的利弊：应将两家置于具体的社会时代中分析，历史地看待历史问题。
儒家立法思想是建立在注重人类的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制约功能之上的。儒家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儒家的思想强调伦理的作用，因此，其法律表现为德主刑辅的特点。法家之长，在于其务实精神，不避亲疏，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在战国时期对促进国家富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强调严刑峻法治世，过于刚峻，且以吏为师的做法对于思想自由是一种极大的妨碍。
第五课 儒家文化与传播
1．练习与思考l
本题可以引导学生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文化方面进行探究。在引导学生探讨问题时，可让学生每人就一个方面，或一个点展开深入探讨。
如：在新加坡，有着和中国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两人相见时相互作揖；结婚要选黄道吉日，送红包；新娘穿代表喜庆的红色衣服，举行仪式时尽可能多地宴请亲朋好友；出殡要选不犯凶神恶煞的时间；为讨吉利，商品、银行的字号大多取“鸿发”、“茂源”之类的招牌；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传统节日。另外，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华人聚居的国家，也都有许多风俗习惯、社会礼仪与中国相同或者相似。2．练习与思考2 可以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思考英、德两国的思想家对儒学态度出现不一致、前后变化的原因：
(1)传教士认识中国的程度、角度不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侧重点不同，可能会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评价不同。(2)西方人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不同，从l6世纪的译介，到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成规模，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故而评价也会发生变化。(3)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从启蒙时代到工业时代，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13益显露，这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评价发生变化。(4)西方加大对东方的殖民，也使西方逐渐产生对东方的歧视性看法。（5）解读不同文明时，往往会引起误读，也会使思考产生偏差与前后不一致。(6)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观点看待中国，态度也会出现不一致。如，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看到中国古代儒家关于仁、爱的一些思想，即推此即彼，联系到启蒙运动时期提倡的思想，看到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思想，即会产生批判专制的看法。
第四篇：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管理，管理的重心在于管人，管人的精髓在于管心，管心的精髓在于共同认可的文化。文化是企业发展之魂，儒家文化是管心的文化，儒家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
儒家人文主义的管理理论，以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管 形 需 先 管 心
企业管理应有两大管理系列，一是原则管理系列，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以及后来者他们所创立的系列管理模式——MBA管理，一言以蔽之，原则管理，我们笼统称之为刚性管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文化管理的要求,但不构成其主流。二是文化管理系列，文化管理是管心的艺术，是柔性管理。我们倡导的文化管理，是管心的文化，原则管理大体上源创于西方，文化管理大体上源创于东方。我们加强文化管理研究，但我们并不排斥原则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原则的企业将是混乱无序的企业。原则是管人形体，文化则是管其心智。原则需要人去执行，执行原则的人，心必须是正的。两大系列，一“东”一“西”，一刚一柔，一内一外，刚柔兼济，内外相谐，“东”“西”结合，才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
第五篇：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发言摘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任蜜林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12-31
论坛综述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9月27-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浙江省衢州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
一、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换言之，从古至今儒家文化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儒家文化对于当代的时代精神构建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指出，在探讨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他认为这个“常道”应是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或理念。在他看来，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他认为在我们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弘扬了“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相“因”；而其所“损”掉的是“三纲”以及其它具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因素，其所增“益”的则是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原则等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儒家的本质包括“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性善论”的人本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等五个方面。南开大学李宪堂副教授则指出，传统天然具有建构性与阻滞性的两面性。他反对把传统奉为拜物教的对象，反对在未经基础清理的情况下建造迎合民族虚荣心的形象工程。认为对待传统的正确做法是，服从于实践的辩证法，把握时代的根本，关注现实的课题，把伦理、道德总是与战略、策略问题分开处理，把群众性的精神需要和集团、个人的利益诉求区别对待。
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儒家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也就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在当前弘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民间推广《弟子规》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似乎认为读好一本《弟子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把《弟子规》当成根本，四书、五经等当成枝叶。他认为这把《弟子规》说的太过，颠倒了本末关系。因此，他认为经典学习需要深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首先就是要倡读《论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做人。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主要介绍了朱氏家族最近的一次婚礼，这个婚礼继承了朱子家训，也吸收了西方婚礼的一些仪式。同时又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改革。他通过这个例子来谈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礼仪。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各种价值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儒学正在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其不应受到国界和领土的局限，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浙江大学何俊教授指出，很多人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很大的误解，如把它理解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把握这个动态平衡的操作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道就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恕道则是指能够包容、接纳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忠道比较容易实现，但恕道则很难做到。因此，只有恕道精神在我们的意识和行动中能够与忠道达到高度的一致，我们的社会才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和谐状态。中国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指出，儒学如果要融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本途径就是使儒学创新发展。只有创新发展了，儒学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时代所接受。在他看来，儒学的创新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和拓展。这个儒家之道，不是超越的概念，而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儒家之道就是指儒家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二是对儒家的常道做一论证。他认为，儒家的常道或核心价值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论证它，让它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
三、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相关，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学，不是历史上的尊孔读经，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个觉醒。因此，我们要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思考。他认为，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儒学中一些负面的、过时的东西已经基本上被清除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不讲。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儒学当中跟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在他看来，儒学对当今现代化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品格、人的道德以及一种忧患精神和和谐观念。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以《论语》为中心阐述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论语》在未来21世纪的文明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一种交谈式的思考来取代用一种语言、命令颁布戒律的方式的“启示性的经典”。是用人间的文化教养的薰习来取代一种启示的以及带有强烈性的、独占性的、排他性的宗教传统。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肯定了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在孔子看来，无论哪一层次的人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既然如此，正视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进而正视并善待他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他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王青副研究员则主要从总体、专题、中日儒学比较及日本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大陆日本儒学的研究作了介绍。
四、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
衢州号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因此，探讨孔氏南宗的地位、作用等无疑对于认识南孔文化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从文化符号视野的角度审视了孔氏南宗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孔氏南迁之后，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社会风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文化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二是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三是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衢州市委党校李洁芳教授指出，孔氏南宗文化对衢州、对闽浙赣皖乃至整个江南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民情风俗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促进学术中心南移、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推进了教育发展等几个方面。衢州学院刘小成认为，从对孔氏南宗各个支派梳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孔氏南宗对江南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他看来，江西临川、浙江的金华温岭，这些支派都属于孔氏南宗。此外，南宗支派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认为，应该对这些支派加以深入的研究。
最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一是要从中国的发展路线、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来理解儒学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看重儒学的复兴，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二是要破除长期支配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文化的光明发展。他认为多元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当前发展儒学不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跳出某些新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思维方式。真正实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是今后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儒学的发展取决于它自身的创新。儒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要想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此外，本次论坛还通过了《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宣言》，呼吁通过中外学者的定期研讨和交流，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发掘儒学中普遍和永恒的价值，从而为达到共建人类和谐与道德的精神家园之目标不懈努力。
领导致辞摘要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精华成为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自产生以来，对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合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承继。
一是刚健进取的精神。儒家自创立以来，形成了一种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传统。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表达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诗经》中的表达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二是道德理性的传统。儒家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性，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关系，而首先在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和谐中道的观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是和谐中道。中道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更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和精神境界。四是“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作为先秦儒家精神来源的周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敬德保民”的思想传统。
我相信，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继承儒家和谐中道思想、民本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背景，在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大力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始终站在前沿，处于文化强国之列。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茅临生
南孔儒学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几百年来，浙江文化思想史上大儒辈出，学派特立，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浙东学派、浙西经学等多个有浙江特色的学派与学说体系。这些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以民为本的经世关怀，在中国儒学史上大放异彩、泽惠后世、影响至巨。
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方向，秉承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省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有精辟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体到儒家文化而言，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文化基石，一个地区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增强国家软实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共衢州市委书记 孙建国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南北同宗，同根一脉，同出一源。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一脉，南孔儒学是儒家文化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在推动文化传播、促进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倡导社会文明、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着眼于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加强对儒学文化的研究，探索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儒学论坛，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旨在以时代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时代，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一，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改革创新”的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第三，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厚德尚和”的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好学崇智”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组照片均由周芸拍摄
专家发言摘要
李景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
自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文化重建当中，来发挥儒学的作用，以及在学术上怎样研究发展儒学？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遇的民族难题之一。我认为有两个历史难题，一个就是中国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困扰我们，另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一难题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儒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许多研究机构，新的建制陆续设立，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儒学，推进儒学进入新的形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民间学术力量积极的参与进来，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我认为对我们儒学研究是一种源头活水。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33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学术的积累，学术的繁荣，是儒学推陈出新的关键环节，所以，衢州儒学论坛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提升论坛的学术含量。
钱 逊（清华大学教授）
我希望，在民间开展“读论语，学做人”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提出进一步要读《论语》。《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也是要学做人。从现在社会现状看，大家都感到，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支柱，道德沦丧；很多人对于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感到迷惘。还有，中国人一向以礼仪之邦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到了国外却被人批评为不文明，这就是说当前有学做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寻资源，首选的就是《论语》；只停留在《弟子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倡导开展读《论语》，学做人活动的原因。很多先生都希望《论语》进课堂。我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论语》进课堂实现起来比较难，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思路放开点，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进课堂，先从民间做起来；如果你认可这个活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去做这件事。这样就可以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李存山（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汉代以后把孔子所说的“相因”解释为就是“三纲五常”。实际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政治制度所增益，它用“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其源出自黄老之学的《黄帝四经》，它所蕴含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关系也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讲的，实际上出自法家韩非。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且它可以参与到我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强盛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这次来参加会议，在我们的会场上，大家讨论的蛮热烈，从早上到下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儒学的精华如何保持儒学的特色》。从大家的讨论我发现了几个特点：从古希腊到当代，从日本到西方。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发扬怎么落实，这些年来也是一再被提及，这个问题我想是整个中国文化到了一个真正的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看似也不小，不过很可能大地承接到的水还不够，所以真正是否真的春回大地值得我们努力。这点跟我们看到的，包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有很大不同。这些华人他们文化基本上杂糅了古宗教或者民俗。有人说民俗宗教像杂草一般，不过杂草为维护水土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保持了很多宗教的传统。21世纪是以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世纪。我们能够为这个人类文明提供些什么呢？儒学不只是人间的伦常之学，他是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者也，天人性命贯通之学，这部分他在常民世界里就有了。这是儒学的一个生长，儒学的生长是个重要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有些感触，这些也是会上大家讨论引发的一些想法。我愿意说看到年轻一辈对儒学的投入，对古典的熟悉，整个儒学文化正在春回大地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够落实，能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在大地春回中，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期待。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提到孔氏南宗的时候，常常提到衢州孔氏家庙，第二个把衢州孔氏当作孔氏南宗，其实我们这样认识孔氏南宗的话，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把视野再放大一些，走出南宗家庙也走出衢州孔氏，从更深的范围更广的领域里面去认识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第一方面他是中国文化。第二方面他是一种地方文化。第三方面他是一种政治文化。第四方面他是一种思想文化。孔氏南宗无论是在衢州也好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好，它对民间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无论是在民间教育还是放在书院当中，他对推动儒学的演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从以上这几个层面说孔氏南宗不仅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也是浙江的孔氏南宗，也是全国的孔氏南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把他推向更广的层面，使他成为世界的孔氏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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