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不能规避“上诉不加刑”[推荐]

第一篇：重审不能规避“上诉不加刑”[推荐]

瘫痪在床的河北省高阳县农民董克强没有想到，儿子董亚洲负气出走后竟会卷入到抢劫团伙，并因此于2000年8月6日被捕入狱，随后判了死缓。董克强以儿子被捕时并未满18周岁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开庭审判，判决董亚洲死刑。(《中国青年报》5月14日)

死缓相对于死刑，尽管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暂缓执行的一种方式。但是，被判处死缓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命运是不可同日而语，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只要在二年考验期没有故意犯罪就可减为无期徒刑。然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检察机关并没有抗诉，仅仅是被告人以被捕时未满18周岁提起上诉，就在二审发回重审时，将对董亚洲的死缓判决改为死刑，这是对被告人上诉权的粗暴侵犯，也是有违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极为重要，它使被告人在行使上诉权时，不会顾忌二审会加重对自己的刑罚而放弃上诉，从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和使二审纠错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

然而，本案中，原审法院仅仅在被告人上诉的情形下，便在重审中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而且是关系到直接剥夺其生命权的刑罚--死刑立即执行，实在让人无法想像。

司法的尴尬源于立法的疏漏。为防止二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规避“上诉不加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但是，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能否加重刑罚，《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规定，说明最高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加重刑罚是默许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有时并不那么清楚，二审法院对于适用法律不当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从而规避“上诉不加刑”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其次，即使是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缺乏正当性，因为检察机关才是公诉的提起者，对于原审的判决不公只有检察机关的抗诉才能加重改判，法院本身不能越俎代疱自作主张改变自身的判决。否则，不仅造成职能的混淆和判决权威的丧失，而且使被告人顾忌重重，不敢放心大胆地行使上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的第八条也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的刑罚。其中所蕴涵的原理如出一辙。

从本案的审理，我们更应看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被告人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和理解法律条文中蕴涵的精神。如果把被告人行使正当诉讼权利看作是对司法机关的抗拒，如果抛弃法律的精神来理解法律条文，那我们的社会与法治将相距越来越远。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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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司如何规避不签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

在实践当中，劳动者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与企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在劳动者拒签（或期满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时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又如何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呢？

从《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现有规定看，在不同的情况下，企业有着不同的义务，如果企业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则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1）企业有书面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也就是说口头通知是不行的。

（2）在企业已书面通知的情况下，劳动者拒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企业有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义务。此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但应按实际工作时间支付报酬。

在此种情况下，劳动者拒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企业有不雇佣劳动者的义务和权利，且不承担任何惩罚性的责任，但应支付报酬。（注意：企业在此种情形下，只能不雇佣劳动者，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否则即要承担带有惩罚性的责任。）

风险： 对于企业来说，此时还不会发生经济上的损失。、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基于上一种情形，如果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也没有行使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的，法律即视为企业未履行自身的义务，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仍然不与企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企业在此时仍然有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但应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风险： 两倍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此时，企业已经没有了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法律视为企业已经与劳动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还要支付“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期间两倍的工资，并补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风险： 两倍的工资，并补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应对措施：、企业在劳动者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否则就可能会面临支付双倍工资、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风险。、从证据的角度来说，企业一定要保留已经履行书面通知义务的相应证据，并作为人事档案资料存档。否则，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就可能陷入不利的局面，可谓有苦难言。

在此，同时也善意地提醒劳动者，最好与企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切不可因为法律有了双倍工资的规定，就觉得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自己更有利。事实上，在此种情况下，申请劳动仲裁时劳动者要承担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和劳动报酬标准等证明责任，一旦举证不能，一样不能达到目的，而且更不利于自身在行业内的声誉，不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

附：相关法律规定的条文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五条：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第六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第三篇：人性化管理不能只说不练

人性化管理不能只说不练

所谓人性化管理，就是一种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为己任的管理模式。其具体内容可以包含很多要素，如对人的尊重，充分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给人提供各种成长与发展机会，注重企业与个人的双赢战略，制订员工的生涯规划等等。人性化管理是将人性学理论应用于管理，按照人性基本属性（基本属性的三个重要方面：在生理层面，人类总是要求拥有快乐而不是承受痛苦；在心理层面，人类总是要求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贬抑；在心灵层面，人类总是希望有所成就而不是虚度人生）进行管理的管理哲学。

以上算得上是比较标准或权威的定义，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人性化管理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好理念，值得企业管理者多学习，多实践。

可是，在落实人性化管理的时候，绝大多数企业往往停留在一些永远正确的说辞上，而在实践中少有有效的办法和具体的行动。好一点的企业可能着眼于人事制度的构建上，并辅之以一些形式上的人性化管理实践，以为这就是人性化管理的全部。比如，某企业在总结人性化管理的时候，是这样叙述的。首先，追求员工人格上的平等，一般员工和管理者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等；其次，创造宽松、自由和开放的工作氛围，对着装不做要求等；第三，对员工提供各种个人保障福利，对生病员工进行慰问探视等；第四，完善的个人发展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与晋升等......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企业在人性化管理方面要么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要么只做些表面文章，涉及到本质与细节的时候就显得无所作为。在某总裁班上，60多位制造型企业高管被笔者问到是否崇尚以人为本，是否愿意实施人性化管理的时候，回答是一致肯定的。接下来被问到在工人厕所里有没有厕纸的时候，只有寥寥三五人给出了肯定的问答，而多数人都尴尬地笑了，说明没有。笔者再问，公司员工犯了错误怎么处理？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会依据错误的严重程度予以相应处分或处罚，同时张榜公布犯错员工和处分结论，以警示其他员工。如果需要，类似的提问还可以继续下去，并以大家的回答作为评价人性化管理水平高低的客观标准。

第四篇：央产房不能上市,卖方能否因此不履行合同

央产房出售上市纠纷

房地产律师靳双权作为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房地产律师办理了大量房地产纠纷案件，积累了大量办理房地产案件的经验，现在房地产律师靳双权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房地产纠纷案例，如果和你正在经历的纠纷相似，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本案件是一起央产房上市纠纷案件，现在我把这个案子改编为案例的形式，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安全，本文当事人全部使用化名）

一、基本案情

涉案房屋系张萌、杨钢共同共有，产权登记时间为2010年11月5日，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

2012年3月17日，牛芳（王凌之前妻，买受人）与张萌、杨钢之代理人李京（出卖人）在久恒公司居间服务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买卖定金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将位于昌平区的1307室房屋出卖给牛芳，房屋性质为已购公有住房（若为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登记表》），共作价156万元，双方签订本合同时买受人支付定金2万元，首付款为100万元。张萌、杨钢对李京上述代理行为予以认可。

次日，王凌（丁方）与张萌、杨钢（甲方）、牛芳（乙方）及久恒公司（丙方）签订变更协议书，乙方将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丁方，丁方同意受让前述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各方一致认可上述合同的变更并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继续履行。

后，王凌与张萌、杨钢于2012年3月25日办理网签。双方均未在网签合同落款处签字或盖章。

另查，涉案房屋没有建立《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档案》。张萌名下1307室房屋已经建立《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档案》，该房屋性质为已购成本价房。

二、法院审理

张萌、杨钢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为双方所签合同构成阴阳合同，存在避税行为。双方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合同时，王凌与牛芳系夫妻关系，名下已有一套住房，牛芳签订的合同属于限购政策中的第二套住房，首付约定低于限购要求，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王凌主张合同有效，称牛芳与张萌、杨钢签订合同时，王凌与牛芳虽系夫妻关系，且有一套住房登记在牛芳名下，但随后王凌与牛芳离婚，其无住房；王凌与张萌、杨钢约定合同价款为156万元，100万元符合首付款不低于60%的限购条件。王凌为房屋购买人，符合购买条件，己为建委批准。

张萌、杨钢还表示因原产权单位不同意涉案房屋上市交易，双方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张萌、杨钢向法院出示《证明》、《房屋买卖契约》。《证明》载明涉案房屋是杨钢之父杨远生前所在单位为照顾其家人分的福利房，只能售与单位职工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契约显示该房屋不能改变住房用途或赠与他人。王凌出具公证书证明杨远所在单位表明涉案房屋可以出售，单位只是按北京市房屋出售指导价优先购回。张萌、杨钢认为该公证书与学校开具的证明相矛盾。王凌还提供了对话录音，欲证明张萌、杨钢存在违约行为，并主张房屋买卖出现问题是因张萌、杨钢涉及房屋面积超标处理的问题。张萌、杨钢表示录音经过剪辑，非法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涉案房屋原产权单位认为双方证据都是真实的，但是表示涉案房屋属于对杨远的特殊照顾，不属于可出售房屋的范围。

经查，王凌曾在2012年上诉至法院要求张萌、杨刚履行合同，但是法院判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二审判决维持了这一判决。

后法院赴涉案房屋原产权单位调查取证及张萌、杨钢向法院提交证据情况，该单位表示，职工售房一般都被允许了，所以无论法院如何判决都予以认可或尊重。

三、法院判决 一审判决：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张萌、杨钢继续履行与王凌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王凌支付张萌、杨钢房屋尾款，张萌、杨钢协助王凌办理1307室房屋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王凌名下。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

维持一审判决。

四、律师点评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 张萌、杨钢与牛芳、王凌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等文件对买卖涉案房屋，及涉案房屋买受人权利义务由牛芳概括转移给王凌达成一致意见。上述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张萌、杨钢虽主张双方买卖合同存在逃避纳税义务、王凌存在违反北京市房屋限购政策的情形，但是是否存在逃避纳税义务并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同时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是应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北京市房屋限购政策本身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即使违反也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因此本案中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应属合法有效。

虽然涉案房屋由原产权单位分配给杨远家属，但杨远通过成本价购买已取得房屋产权，张萌、杨钢又通过继承过户至自己名下，产权单位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其次，涉案房屋虽为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需履行特别手续，但并非禁止交易的类型。再次，杨志远购房时与产权单位的约定不能对抗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力，王凌有理由相信该房屋不存在不能交易的情形。

关于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靳律师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涉案房屋作为央产房，张萌、杨钢作为出卖人有义务办理上市备案手续。张萌、杨钢将涉案房屋交由中介出卖，并不受杨志远与学校购房时所谓特殊约定的限制。学校对本案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优先回购权。该涉案房屋属于对社会上市的范畴。因此，张萌、杨钢以学校不同意涉案房屋上市自行交易为由拒绝履行双方的买卖合同，于法无据。因此王凌要求张萌、杨钢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五篇：群众不点头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定稿）

群众不点头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

近年来，白城市委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加大干部制度改革力度，扩大干部选拔任用民主程度，尊重民意，把党管干部原则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管理上实施全程“民意否决”。使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在落实群众公认原则方面实现了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一、基本做法

所谓“民意否决”，是指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的过程中，扩大干部选任的民主程度，充分体现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参与权和选择权，对于得不到多数群众认可的干部实行群众否决权的一种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具体做法：

一是确定考察对象时，群众赞同率在50%以下的不列为考察对象。组织考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环节，而考察对象确定又是组织考察的关键环节。为了使考察对象的确定真正体现民意、体现公论，白城市委除坚持事先公布考察预告，实行差额考察以外，对人围的考察对象实施“民意否决”。即组织部门按照市委提出的选拔副县(局)级领导干部的职位要求，根据《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范围组织群众进行民主推荐，原则上依据民主推荐的得票数来确定考察对象。对得票超过50%的列入考察对象。对推荐票分散，没有超过50%的，在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范围内进行定向民意否决。民意否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者表明对得票数不超过50%的前3至5名者拟列为考察对象赞成、不赞成或弃权意见。依据投票结果，赞成票率在50%以下的(含50%)不列为考察对象。这样，经过民主推荐和民意否决，使组织上确定的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以后各程序选人用人的准确性提供了保证。2002年4月以来，市委组织部共对464名拟作为考察对象的干部进行了民意否决，有44名干部赞成票率没有超过50%被否决，未列为考察对象。同时，通过民意否决后，组织提拔的干部在公示期间群众上访率明显下降，仅占提拔干部总数的1.7%。

二是讨论决定时，没有50%以上赞同率不能通过。为了充分体现民意，白城市委在干部选拔任用讨论中实行“三票制”，即凡需经市委常委会投票表决任用的干部，必须先经过基层干部群众的民主推荐和民意否决两次票决，这两次票决是选任干部的主要依据，是否定性指标，是常委会票决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在民主测评和民意否决中得赞成票不超过50%，过不了多数群众认可这一关，就进入不了组织视野，就提不到市委常委会上进行表决。市委常委会在基层干部群众民主推荐和民意否决两次民意选择的基础上，实行常委无记名投票表决，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常委50%以上的，做出任职决定。这是党管干部原则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扩大了基层民主，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坚持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了“一言堂”，解决了过去存在的决策层决策不民主的问题。2001年9月以来，市委先后通过“票决制”的形式研究任免645名县(局)级干部，共有7000多人次参加了民主推荐和民意否决。今年4月份，市委组织部通过民主测评的形式，组织555名县乡两级干部对五个县(市、区)2002年以来新提拔的333名乡(科)级干部进行满意率测评，满意率达98%。

三是试用期满正式任职时，没有2/3以上群众满意率不被正式任职。为了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几年来，白城市委坚持干部提拔任职试用期制，党委讨论通过后，组织任命不搞一步到位，给干部提供工作表现过程和群众评价的机会，进一步接受群众的评判。新提拔任职的副县(局)级领导干部一律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组织上除对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工作业绩、廉洁自律等情况严格考察以外，还要进行专项民意否决。即对试用期满的同志进行群众公认程度测评，对于群众满意率(优秀票和称职票)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经考察确属不称职的，不做任何决定，免去试任职务。近几年来，白城市委共提拔任用142名县(局)级领导干部，其中有2名试用期满，但因群众威信低，满意率没有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而没有正式任职。

四是正常管理考核时，没有60%以上的称职率不继续留任。白城市委为了认真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积极探索领导干部“下”的正常机制，激活干部奋发图强的工作热情，加强对现职领导干部的正常管理和监督，每年都结合县(局)级领导班子的考察，对领导干部进行民意否决。对在民意否决中优秀票和称职票在60%以下的(现在为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的)，经组织考核认定不称职的，不能继续留任现职，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免职、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待岗等。近几年来，白城市委通过民意否决，共有34名县(局)级领导干部被免职、改

民主推荐和民意否决产生，群众的公认程度普遍较高，均以高票当选，县(市、区)党委常委平均得票率为98.6%，县(市、区)政府班子平均得票率为96.9%，其中县(市、区)10个党政一把手平均得票率为99.3%。去年市委换届，市委委员平均得票率达到97.6%，常委平均得票率达到98.8%，书记、副书记平均得票率达99.1%。

三、几点体会

1、“民意否决”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民意否决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首先，民意否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民意否决是在干部工作长期实践中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创新，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过程中充分体现民意，尊重民智，落实民权的有效载体，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探索，是干部工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益尝试。民意否决制度的运行和实施，不仅在实践中起到了防止以票取人现象发生，而且在理论上对《干部选任条例》起到了细化和补充的作用。其次，民意否决体现了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党建工作的永久课题。要坚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摒弃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不断地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民意否决是党的工作在干部选拔任用领域中的突破和创新，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扩大了干部选任的民主程度，充分落实了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现了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再次，民意否决体现了坚持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赋权于民，以人民的好恶决定干部的取舍和去留。民意否决展现了群众的力量，从而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眼睛向下”，唯实、唯绩、唯民，提高素质、求实创绩，以自己德才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成为干部工作的正确导向。

2、“民意否决”体现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要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行人民主权原则，要求把“人民意志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作一种观念上和法律上的前提性规定，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政府权利的行使应当忠于人民意志。白城市委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上实行全程民意否决，充分体现了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参与权、选择权。群众的支持率、拥护率成为干部政治进步的“过滤器”。得到群众的支持，“民意”就成为干部进步的“阶梯”；没有群众的公认，“民意”就是摆在面前的“红牌”。这不仅体现了十六大提出的“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精神，而且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到了实处，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本质要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同步推进。

3、“民意否决”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民意否决的实施，其核心就是还权于民，把党管干部原则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做法，不仅使党委在行使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权时能够充分体现了群众的意志，而且由于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选择，提高了选人用人质量，避免和减少了选人用人的失误。民意否决这一新的选拔任用干部机制，较好地把权力和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群众的意志作为党委决策的前置条件，群众多数不支持的干部党委不上会讨论提拔重用，群众多数不认可的干部党委要采取组织措施进行调整，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代表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希望干部为民办事，党组织要求干部为民谋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群众的愿望和党组织的意志在民意否决制度的实施中达到完美的结合和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