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读后感

第一篇：《八十年代》读后感

看《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多时就想起了最近转的挺火的一条围脖：“我幼儿园看猫和老鼠，小学一年级看哆啦A梦，二年级时神龙斗士看了不下3遍，三年级足球小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四年级迷恋柯南，五年级小樱强势来袭，六年级知道了宫崎骏剧场版！而现在的孩子呢，一年级喜羊羊，二年级喜羊羊，三年级喜羊羊，四年级喜羊羊，你五年六年级还喜羊羊，你妹的喜羊羊！”前者多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也许不仅仅都是在80年代，却还能多少折射出点那个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反映出一些超出动画片以外的东西。

这本书倒是更加直接，主观与否暂且不论，总是能让我们这些后生可以去看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等等这些人，他们比较明显的是都在艺术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他们看到的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的风貌多少兼具着现实和诗意的印象。那个时代中国大地刚刚吹起改革开放的春风，那个时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个年代的人的世界里忽然就涌进了很多很多新鲜的东西，好的坏的，还没来得及过滤就呼啦啦一下全部扑面袭来，让人有种措手不及的兴奋感，整个心脏都禁不住要跳出迪斯科。这些人当中不得不说最喜欢的就是陈丹青，难得有画画的大师口才文笔也让人叹服，不禁就想起之前看过《理想国》文化沙龙里对于民国时期的解剖以及作为代表接受采访时给出的直白犀利的话语。现代很多人评价他是真风流名士，却又是真正看清现实，无比沉痛，愤世嫉俗又在努力追求着理想的人。

陈丹青说“我一点不愿说九十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九十年代发生了，目前的空间非常珍贵，但这一切对国家、社会、都好，对艺术不好。艺术家的呼吸应该不合实际，不然 他会在‘实际’中闷死。”这点有非常真实的现象可以佐证，他也正是因为那段岁月的辛苦奔波一次次失望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两年没有招到研究生，只是因为这些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没能过关，甚至有学生连续两年都没有考上，就算是一分学校也不能放行。这让陈丹青在国内做老师开始的冲劲儿瞬间磨灭了一大半，思及那时的文化氛围甚至还及不上八十年代初期，条条框框实在太多，这免不了又是一通唏嘘一通怀念。我们可以简单直白很清楚地说2004年绝对比80年代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达，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在大幅度地提高，但是随之而来不管是人越来越多还是社会大步向前，许多东西的门槛就增高了很多。在艺术的领域里还要追求者文化课的的好坏，他说“艺术人就是异于常人的，所有人都一样，怎么挑出高个儿的。”国内诸多的变化在他心里不断积淀最终让他变得出口犀利，句句锋利。

八十年代让这些被采访者勾画得让人有点令人憧憬又有些让人迷茫，倒不妨碍我做出点思考，抒一些情怀。

第二篇：我与八十年代 读后感 摘抄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所以狡谲如张贤亮，60年代看到饥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农民暴动，就知道共产党的统治相当稳固了，那时，他说“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我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张贤亮属于极少数87＋2后改制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绝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另一个标志就是李银河说的，“农业税被取消，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这或许真是中国的民主快要来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当中国终于不再是个农业国而是工业国的时候，当有产者占据经济力量主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成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了吗？ “中国老百姓不久的将来就会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2011年微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正是选举。这无疑是真正变化可以开始的基础。马国川：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问题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就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访谈时间：2008年4月6日

访谈地点：上海，瑞金医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龙》热”

马国川：解放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万马齐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韩非论稿》等反思既定观念的学术文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的政治更大。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风行一时的做法。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文革”后期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怀疑这个论断，于是从一九七五年起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我断定韩非与法家不同，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表，原稿只在满涛等几个朋友手里传阅。龚自珍本来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竟然也被尊为法家，被现实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写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还龚自珍的本来面目。

马国川：“文革”结束后，您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写了《<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等一系列的哲学论文，还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马国川：《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时您好像还没有获得平反。

王元化：还没有，直到当年的十一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才得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的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历经二十三年才终得洗刷清白。

金观涛对八十年代的基本评价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依旧没有完成，但是这场启蒙运动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陈丹青认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那种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保留下来，而且也讨厌那种文艺创作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同时又对那个年代不无怀念：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今天荡然无存。他说，“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李泽厚：《我与八十年代》

李泽厚，哲学家，长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90年代客居美国。李泽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 ”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批判哲学的批判》卖了3万册

马国川：当年，您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但是为什么您发表的是美学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泽厚：这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搞美学大讨论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词小说，对文学有兴趣，同时也对哲学、心理学有兴趣。上大学时跑到图书馆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也积累了某种看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学界开始了“美学大讨论”，我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美学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所以我写美学文章也不奇怪。我本来对美学有浓厚兴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学科的区别。马国川：“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

李泽厚：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国川：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书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发表。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的思考和写作？

李泽厚：我没有想何时出版，虽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台，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很充实，因为书稿写作已接近尾声了，书名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副题是“康德述评”。我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而且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点。马国川：这本书1979年正式出版，当时卖了3万册，在学术界是卖得最好的书。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纯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如此热卖呢？

李泽厚：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

马国川：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地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马国川：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指责这些诗“叫人看不懂”，并以此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上太片面、情绪上太绝望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辞严地痛斥朦胧诗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

马国川：您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您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我的文章（《画廊谈美》）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寒影/辑）

第三篇：我与八十年代 读后感 摘抄（模版）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所以狡谲如张贤亮，60年代看到饥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农民暴动，就知道共产党的统治相当稳固了，那时，他说“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我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张贤亮属于极少数87＋2后改制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绝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另一个标志就

是李银河说的，“农业税被取消，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这或许真是中国的民主快要来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当中国终于不再是个农业国而是工业国的时候，当有产者占据经济力量主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成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了吗？ “中国老百姓不久的将来就会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2011年微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正是选举。这无疑是真正变化可以开始的基础。

马国川：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问题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就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访谈时间：2008年4月6日

访谈地点：上海，瑞金医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龙》热”

马国川：解放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万马齐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韩非论稿》等反思既定观念的学术文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的政治更大。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风行一时的做法。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文革”后期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怀疑这个论断，于是从一九七五年起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我断定韩非与法家不同，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表，原稿只在满涛等几个朋友手里传阅。龚

自珍本来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竟然也被尊为法家，被现实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写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还龚自珍的本来面目。

马国川：“文革”结束后，您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写了《<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等一系列的哲学论文，还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马国川：《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时您好像还没有获得平反。

王元化：还没有，直到当年的十一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才得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的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历经二十三年才终得洗刷清白。

金观涛对八十年代的基本评价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依旧没有完成，但是这场启蒙运动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陈丹青认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那种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保留下来，而且也讨厌那种文艺创作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同时又对那个年代不无怀念：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今天荡然无存。他说，“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李泽厚：《我与八十年代》

李泽厚，哲学家，长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90年代客居美国。李泽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 ”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

《批判哲学的批判》卖了3万册

马国川：当年，您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但是为什么您发表的是美学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泽厚：这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搞美学大讨论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词小说，对文学有兴趣，同时也对哲学、心理学有兴趣。上大学时跑到图书馆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也积累了某种看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学界开始了“美学大讨论”，我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美学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所以我写美学文章也不奇怪。我本来对美学有浓厚兴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学科的区别。马国川：“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

李泽厚：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国川：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书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发表。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的思考和写作？

李泽厚：我没有想何时出版，虽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台，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很充实，因为书稿写作已接近尾声了，书名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副题是“康德述评”。我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而且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点。马国川：这本书1979年正式出版，当时卖了3万册，在学术界是卖得最好的书。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纯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如此热卖呢？

李泽厚：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

马国川：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地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马国川：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指责这些诗“叫人看不懂”，并以此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上太片面、情绪上太绝望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辞严地痛斥朦胧诗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

马国川：您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您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我的文章（《画廊谈美》）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寒影/辑）

第四篇：八十年代入党申请书

入党申请书

尊敬的党组织：

我是1978年12月23日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光

荣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四营十四连中的一

员。作为一名军人，成为共产党员是我的理想.因此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衷心地热爱党，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党。

从小开始，雷锋、江姐、董存瑞等优秀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我发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总能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共产党员跟我上。这确立了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决心。我把能参加这样伟大的党作为最大的光荣和自豪。

到了部队以后，在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和教育下，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代表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坚持走群众路线，并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党员的行动上，要 1

求广大党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

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怕牺牲，不怕苦，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我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党对我的考验，我郑重地向党提出申请：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我知道自己跟党的差距要求还很大，还有许多缺点和

不足，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地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的自身业务水平，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接受党员和群众的帮助与监督，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一九八年月 日

入党转正申请

尊敬的党组织：

198年 月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经党组织的批准，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来，我在这个团结求实、温暖友爱的集体里，亲身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团结奋斗的快乐。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认真按照党员的标准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对工作和学习精益求精，在198 年 月日即将到来之际，我郑重向党组提出转正申请。

经过这一年多来的磨练，我不断加强政治学习，更加坚定了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党的事业结合起来，为了便于党组织对自己的考察，我将自己一年来的情况向组织作以汇报：

在政治思想学习方面。我深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工作作风方面。作为一名军人，军营素以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管理而著称，一名合格的军人应首先服从党和组织的领导，遵守纪律，培养良好的作风养成习惯。我自知军人素质和作风的重要，除了注意

向老同志，老党员，老同志学习外，还主动的去锻炼，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经受了多种考验。在日常生活中，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认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养成良好的军人作风。在此期间困工作突出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被树立为全师标兵。这离不开党和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是部队这个大集体给了我锻炼的机会，让我挥洒青春的热血。

我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中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作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一年来，自己在党组织和军队领导，老同志帮助和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深知自己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自己要更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先进的党员同志学习，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争取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以上是自己一年来基本情况的小结，不妥之处，恳请组织批评指正。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渴望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请党组织考虑我的申请，我将虚心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

申请人：于福林

198 年 月 日

第五篇：八十年代歌曲 童年 歌词

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这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