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精选五篇）

第一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研究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恰当地确定证明的范围。明确证明对象是为了明确在办案中需要查证的范围，有利于及时全面地查明案情，避免分散精力或遗漏应该证明的重要环节，使办案人员分清主次和缓急，从而有重点、有次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明确证明对象对实际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证明对象的概念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人民警察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关于证明对象表述为：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是指在诉讼中需要有司法人员和当事人使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事诉讼法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范围。

全国统编教材《证据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案件中必须由司法人员或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刑事证据理论》表述为：证明对象就是刑事诉讼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也就是办案中需要查明的案件总和。

以上表述基本概括了证明对象的特点：第一，证明对象是表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是受法律规范调整的；第二，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仅指司法人员和部分当事人；第三，证明对象是要用证据案加以证明的；第四，证明对象是案件中需要证明的有关情况。

二、关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刑事证据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有关犯罪的事实、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有无犯罪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案件中涉及程序法方面的事实、案件中的某些证明材料四类。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可分为七个方面：（1）案件是否发生；（2）谁犯罪、犯何罪、危害结果如何；（3）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4）有无免除被告人行为的违法性和可罚性情况；（5）有无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于刑事处罚的情节；（6）犯罪的原因、环境、背景和被告人身份；（7）证据之间可互为证据、互为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方面的事实、程序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事实。

《刑事证据》认为：证明对象包括：主要事实、次要事实、被告人履历情况和案件的证据材料。

（一）案件事实（或称实体法事实）是基本的、首要证明对象，是全部证明对象任务中最核心的内容。

大致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有关犯罪的事实。具体有：（1）犯罪事实是否确已发生；（2）犯罪是否为被告人实施；（3）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职业、身份等，如是共同犯罪，还应查明各个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应承担的责任；（4）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手段、使用了什么犯罪工具及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5）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6）被告人是否达到责任年龄、有无责任能力；（7）被告

人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动机和目的；（8）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9）是否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10）行为人是否有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2、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有无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是否自首等。

（二）证据事实

证据事实是否为证明对象，观点各一。

一种观点认为：证据（对象）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是：任何证据事实，其本身不能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与其它证据的对照，比较才能确认某一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因此，证据既是证明的手段，同时也应当是需要证明的对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理由是：首先，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方面看，两者作为证明对象，有些是重合的。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有重合的情况，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也有重合的情况。既已重合就没有必要再把它列为证明对象。其次，从证据事实的作用看、证据事实归根结底只是证明实体法和程序法事实的手段。从证明过程看，它虽然属于第一步需要查明的事实，但就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是证明手段，而是证明对象。对判断证据真伪有意义的事实亦属此类。再次，从证据事实的取舍而不查，如重复的事实等。

本人认为：证明对象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证明对象是要靠运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证据事实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证明的目的，而查明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把手段与最终目的相混淆。诚然，所有的证据事实都需要查明属实，但查明属实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证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所以，对证据的查证属实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这一中间环节的属性只是办案人员的思维加工、审查判断的认识过程，是对证据综合分析的一个判断过程。从保证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连续性，完整性和保证性过程的目的性上说，不宜把证据事实作为证明对象。

（三）案件中涉及程序方面的事实

对于程序法事实是不是证明对象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于：我国刑诉法对以上所列举的程序法事实都有明确规定。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既有法律根据，又有实际意义。但是，程序法与实体法虽同为证明对象，二者仍有所区别：（1）在作用方面，实体法事实关系到定罪量刑；程序法事实则关系到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2）在证明责任方面，对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只有司法人员和自诉案件的原告人一方负有证明责任。（3）在证明要求上，对实体法事实要求通过收集证据加以确凿地证实，不能有半点含糊，证据不足不能定罪。但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就可以灵活一些。有时事实一时难以查清，可以斟酌情况，先解决程序问题以免影响案件的审理。

另一种观点否认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其理由是：如果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可能导致办案人员注意力分散，影响办案效率，还可能把举证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因为以程序立法的目的和任务来看，是为了保证实体法准确、及时地实施。在案件的处理上，它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以程序法事实对案件本身的影响看，案件涉及的实体法事实对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以及最后量

刑的问题，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主体看，不一定是司法人员，也有时可能是被告人，因为有些程序事实，只有被告人才能证明清楚。但是，根据证明责任的理论，我们认为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

本人认为：程序法事实应属于证明对象的范畴。因为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而程序法事实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1）如该回避的没有回避，就可能影响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2）我国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审查具有违犯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这说明违反法定程序，有时就可能影响正确判决。（3）再如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公开，不应公开的反而公开。（4）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5）收集证据不依法。（6）剥夺、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这些程序法事实都与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紧密相关，如不加以证明，其结果必然影响到判决的正确性。此外，采取强制措施中出现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情形而需要改变强制措施的，执行中出现某种诉讼问题，需要改变执行的，这些程序法事实的有无、真假都需要加以证明。同时，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有利于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有利于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有人认为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就会使被告人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证明有罪无罪的责任，被告人当然不负这种举证责任。这里所说的程序法事实，不是指被告人有罪无罪本身，而是让被告人对有关程序法事实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证据。这种提证责任并非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因为被告人所提证据要证明的是司法机关是不违犯了诉讼程序，从证明的主体、证明的目的、证明的任务等各方方面，均与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的证明责任完全不同。许多国家也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如德国、日本等国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说。这种说法是1926年由迪茨恩首先提出，后经小野清一郎结合构成要件论发展起来的。这种分类是根据需要用何种方法和程序进行划分的。现已被普遍采用。自由证明是指根据证明力和证明调查的要件不完全充足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严格证明是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认定的证据力，而且是根据在公审庭上经过合法的证明调查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一般认为公诉犯罪事实符合构成要件事实，需要用严格证明。对上述情况以外的事实可采用自由证明，即根据某种证据或某种程序进行即可。日本把程序法事实作为法定的证明对象，但对程序法事实究竟采用严格证明还是采用自由证明则存在分歧和争议。普遍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的事实，并不需要严格证明，即使对那些为决定证明力所需要的事实，采取自由证明也就够了。但是对于那些左右坦白任意性的事实，应给予当事人以争辩的机会而必须适用严格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终审中有无认定的事实，则需要关于构成证据力前提的事实和证明力的事实，则需要严格证明，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

我国台湾学陈陈朴生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亦称自由证明的对象。他认为：应该严格证据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刑罚事实、处罚事件事实、间接事实、自由任意性之基础事实、特别经验法则。以经自由证明为已是的自由事实是指程序法上的事实。包括形式裁制上事实和诉讼程序事实在内。主要内容有：免诉事由之有无，诉讼应否受理，管辖之有无，补助事实，其他诉讼程序上的事

实，发回避事实。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证明对象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两大部分。

三、关于无须证明的事实问题

司法实践中，有些问题是无须证明的确凿事实，因而司法机关就不必为证明这些问题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有些国家的诉讼中，对于无须证明的事实作了明确规定，有些国家虽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某些惯例，通常可以按照习惯的做法来加以确认。在我国，刑事诉讼目前尚无这方面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因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证明对象的范围，提高办案效率，具有一定意义。

由于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司法机关可以直接确认，因此，对其限制是很严格的，从各国及我国的司法实践看，下列事实不须使用证据加以证明即可直接确认。

1、众所周知的事实及自然规律和科学定理。

关于“众所周知”各国标准并不一样。英美法系国家以一般人知晓为标准，大陆法系国家以法院知晓为标准。比较来说，一般人知晓者，法院也能知晓，而法院知晓者，一般人未必知晓。因此，一般人都知晓作为“众所周知”的标准。台湾学者陈杆生所著《刑事证据学》也持此观点。他把经验法则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别经验法则。一般经验法则是指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或法律生活所能知之事实所形成的法则；特别经验法则是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者所说知之事实形成的法则。前者没有证明的必要，不是证明对象，后者则须经过严格的证明程序加以证明。

科学原理和生活经验所确认的事实也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

2、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所谓“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是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府各部门的设置及某些政策、措施等。凡属于此类事实，当事人可以不举证，一般可由办案人员直接加以“认知”。但也有例外，如对于外国法律、国际条约、地方性法规和各地的风俗习惯等并非司法人员熟知的事项，就不能作为无须证明的事实。

3、预决的事实

预决的事实是指已经由人民法院重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如犯罪前科对于认定累犯就有预决的效力。而不能对原先的这罪量弄再产生争议。同样，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判决部分对其后处理民事赔偿问题就产生预决的效力，而不必再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侵权，责任大小之类的事项加以证明。必须指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这种预决的事实，仅存在于人民法院的两个判决之间，而其他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则是没有预决效力的。

美法规定它是从特定的事实或情况产生的一些合理的推论。情况证据即属此类。事实推定是指在有足以反驳这些推定的证据时，这些推定可以反驳。我国法律对推定也有规定。如未满14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宣告死亡、失踪等。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被告方的证明责任

证据法结课论文

【摘要】：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及诉讼理论均强调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都应由控方承担，辩方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体现了对被告人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对事实真相的发现及诉讼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够，使实体与程序难以结合。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获得充分的辩护的同时，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诉任务？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全盘考虑，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让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担不失为一重要的解决途径，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诉讼 被告 证明责任

一、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的考察

（一）、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定义分析

关于证明责任的定义目前我国诉讼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者是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范畴，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念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第二版）认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某些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其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前后关系。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采纳第一种观点,并结合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为了主张并证明某种诉求而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控诉方对自己的指控要承担说服的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

一般而言，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方也负有证明责任。罗马法还明确的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原则：证明的责任由积极主张的人负担，不是由消极否定的人承担。即：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在纠问式诉讼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诉，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进行追究。原告方有举证责任，被告人方更有举证责任。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法定证据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

认为是“证据之王”，据此就可以定罪。因此刑讯逼供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明方法，对被告人方广泛采用刑讯。到了近现代，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检察官应当证明自己的控诉，但也必须顾及被告人方无罪或罪轻的情况，法院根据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不受检察官或被告人方举证的限制。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近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进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维护司法公正与文明，法律专门规定有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等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独知的事实以及举证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的天平不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恰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国刑事诉讼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我国上述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加区别地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都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虽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方的权利，却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和处罚犯罪者。

首先，证明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因为“刑事诉讼过程不过是凭借案件遗留在时空中的痕迹（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做出裁决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法律设定了举证责任，要求诉讼当事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认定的案件事实，因而举证责任是法律为诉讼当事方设定的义务。另一方面，诉讼当事方获得胜诉的关键，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实现举证责任。因为在诉讼中，谁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谁就有胜诉的可能。于是，举证责任又具有权利的属性。总而言之，举证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证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因此被告人也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说明，更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轻罪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国际化潮流。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都加以规定，不论是明确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该项原则已经为各国诉讼所遵循。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WTO的加入，国际全球化趋势步伐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国际法律接轨。

再次，符合刑事诉讼效益。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由于被告人对某些证据享有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人提供这些证据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和资源，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查明案情。同时，证明的难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独知的事实，被告人不提出的话，有可能使得法庭无法知道事实，不能形成争议和抗辩，增加查明案件的难度和时间，也增加错判的可能，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最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被告人也应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强调定罪的法定性。被告人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仅是对自己无罪的一种证明，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有罪证明必须有控诉方来承担。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的制度。

（一）、明确规定被告人方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低于控讼方。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规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成立；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其未完成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关涉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权利，控方拥有雄厚的诉讼资源和广泛的诉讼手段，因而控方证明标准一般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在质和量的方面证据都要确实充分，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或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具体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

（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拥有的诉讼资源和诉讼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双重保护，因而我认为其证明标准在现阶段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即对于形成争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证据来确立可能的优势或能够形成对指控的合理怀疑，即视为达到法定标准，证明责任已履行完毕。控方要想推翻这一认定，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即使其证明标准超过被告人方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认定其反证成立，而必须推定被告人方辩护理由成立。另外，要强化被告人方的调查取证能力。证明是以调查取证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担一定范围的证明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

对部分犯罪的某些构成要件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而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立法时是绝然分开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的查证而不考虑待查证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实体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要件的设立不考虑不同的要件在查证上特别是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这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须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方的证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调动，从而不仅损害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还损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时就明确规定被告人方对某些要件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有效调动控辩双方的举证积极性，更准确、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实。

注释：

[1] 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2010.09.[2] 诉讼法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1982.[3] 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11.[4] 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2002.02.[5] 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6] 宋英辉,刑事证据的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09.[7] 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1.

第三篇：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在两大法系国家，还是我国，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在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证明标准的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性，并对两种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高度盖然性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批评，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标准使我们有理由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情况。”（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61页。）同理证明标准是举证人通过达到某种证明程度而让裁判者做出某些归责性裁判。而证明标准在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着重分析比较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并做浅显讨论。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法律实务应用中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证明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法定标准；有观点认为是特定类型的案件所要求的证明负担（《布莱克法律词典》，西方出版公司第五版，第1260页）；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和证明程度的具体化”（李佑标《试论证明标准的范围》，《人民检察》，1996年第六期）。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1、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由于两大法系的诉讼思维方式不同以及事实认定模式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也有很大不同。

英美法系是通过规范证据的证明力的衡量，确定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诉讼当中，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必须提供对于某一事实具有优势性的证据，从而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其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能性必须大于其不可能性，从来让裁判者可以相信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最后，证明只是一种对于盖然性的优势证明，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裁判者只需要相信该证据在证据博弈中具有优势的可信度，且其可能性一定大于其不可能性，则可以作出判断。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相对于英美法系法官的消极地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出于一种积极的地位。法官不是让当事人出于证据博弈的状态，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积极利用职权对当事

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并形成内心确信，是与法官的自由心证紧密联系的。自由心证“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达到通常人们在生活上的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于法官的内心，通过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心证的判断，形成较强的内心确认，认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从而做出裁判。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很多学者对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基础问题也做了很多讨论。

“‘客观真实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则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并且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1、客观真实是诉讼理想，法律真实是裁判基础。前者为立法层面，后者为司法层面。

2、客观真实是出于诉讼外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法律程序加工后所设定的真实。

3、客观真实是与证据无关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证据证明的真实。

4、客观真实是绝对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相对的真实。

5、客观真实与证明标准无关，法律真实才是所谓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正义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的解释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很多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个规定的表述，符合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因此，学者认为，实际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理论，而非客观真实论。

2、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控辩双方的模式，因为控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相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更为严格。即使已有证据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几乎可以让法官作出基本的内心确信，但是只要有一处怀疑不能解决，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都失去意义，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所以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很合理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任何疑问的内心确认”，学理上将其也成为“高度盖然性”，但是比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为严格，需要排除所有有疑问的内心确认，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样，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是表述不一致而以。

我国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需要有清楚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使其达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程度。因为，这种证明标准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是已经过去的不可再知晓完全清楚的，这种标准简直就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完成的。但我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标准，只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法官就形成了内心确认，从而做出裁判。因此，这种司法实务中的证明标准适用也有很多弊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综上，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更为严格，两者在盖然性的标准上程度也是不同的。以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在不同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的不同，而同时，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明标准适用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没有举证责任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不但不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辩解，而且，还往往让人们对国家法庭判案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本文正是处于这一目的，谈一谈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被告人举证责任 责任分配 定义 研究

举证责任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典中。古罗马法从当事人举证活动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和负担。但 [1]“人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所以是主观责任观点。后来欧洲大陆国家承袭了这一观点。自从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提出客观举证责任概念后,举证责任的主客观双重含义说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举证责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虽然不同国家对举证责任的内涵表述不一,但仔细分析,发现各国对此存在共识性理解,即都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1)举证责任同程序法上主张方的诉讼行为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主张方必须提出证据支持其主张。这也即是举证之负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举证责任、行为举证责任的内涵。(2)举证责任同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有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时，对它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证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谁主张，谁举证”。古罗马法初期,法学家就曾提出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裁判被告胜诉;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必须对其指控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进行证明。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才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2、“无罪推定” 规则。根据这一刑事法基本规则，在法院判定为有罪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公诉方应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即客观的证明责任，证明被控犯罪的每个因素和因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自始至终归于起诉方。而且起诉方还要使陪审团相信对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证明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公诉机关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为保障诉讼能够公平地进行，应使证明责任的承担与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相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状态加以平衡，使追诉方负有特定义务，同时使处于被追诉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立法规定由公诉机关负 “客观的证明责任”正体现了这种诉讼价值观。在犯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求控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学，在特殊领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证明能力范围内就特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合理选择。

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2]“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 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2、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拥有独立的诉讼主张才启动诉讼程序，因而必须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能被法官接受而开始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方举证具有绝对性。而辩方若无独立的主张则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实或其中一部分事实提出独立的主张举证，相对于控方显示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而无需达到客观真实标准。

[3]“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 大多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控诉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仍存在不对等性，所以，法律应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可。

3、对谁有利谁举证

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人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有利时,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人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处罚。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证明则相对容易。

4、不能因为举证责任的倒置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从理论上讲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他对客观外界没有影响，往往很难举出证据，此时要求被告人举证就违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存在。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须首先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持有某种特定物品。在正当防卫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对上述行为作“积极抗辩”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应就其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应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没有进行合理的证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实上的主张不被采纳。其次，被告人应对刑事诉讼中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定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对其主张的特定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当被告人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辩护主张时，他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被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的这类证明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根据实体法，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违法，此时被告人如果主张“免除行为违法性”，就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张行为免责，应就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行为时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时，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论证。其三，当法律允许作 “罪错推定”时，被告人应负客观的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为维护某种更为重要的利益，同时根据被告人的证明能力，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由公诉方首先进行基础证明后，证明无罪的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或没有合理证明，则可能承担有罪的诉讼结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证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基本事实业已查清，且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全案已无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进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如谁提出犯罪意图，如何纠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赃，谁是主犯等,应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否则，均依主犯处断。

4、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时，主张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些表面证据，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即刑讯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样可以强化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约束机制，五、对我国有关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建议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实行使举证权、有效地履行举证义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实现举证责任所必须的权利，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举证以调查取证为前提，被告人的举证责任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条件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借助法定权利。但从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控辩双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根据该法第37条,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必须“经过证人或有关机关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显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有法律保障,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不然,甚至受到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的约束。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被告人实现举证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借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支付由此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我国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决律师办案经费的困难，于是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无法深入调查取证，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法庭应予协助。即对被告人的抗辩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应负举证责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羁押中且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证据线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调查权，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证据线索深入调查，并将调查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羁押或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针对有关证据调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请帮助时，法官要给予协助。三是法庭对被告人的证明标准应作较低的要求，并应及时将被告人反驳公诉方的证据意见转移至公诉方，要求公诉方作出回应。注释：

[1](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Z].台北:台湾大学法律丛书编辑部.6.)[2]（卞建林,郭志嫒.刑事证明主体新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3]（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3～164）

第五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的完善

摘要：

关键字：证人保护存在问题各国立法制度构建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对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运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对证人提供保护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基本义务之一,世界各国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却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很多证人的权利和生活没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证人保护是整个证人作证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证人在履行作证的义务之后得不到相应的权利保障，将会对国家的司法制度丧失信心而不再愿意做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证人证言的现代刑事诉讼面临无人作证的尴尬境地。即使法律以严刑重罚强迫证人作证，这种有为人性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法律也只会引起更大的厌恶和反感。

一，我国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一）概述

一直以来，我国特别情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却未给予足够重视，虽然证人拒绝作证、拒不出庭或者作伪证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人和近亲属的区里得不到有力的保护。虽然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证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使其因为作证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势必会影响证人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对证人作证问题做出过深入思考的英国的丹宁勋爵勇气经典的赋予哲理的司法意见表达了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他指出：“每个法庭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当自由的、无所顾忌的作证，这对执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的做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怎能指望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据呢”，“强迫证人作证的法律有责任保护证人免遭报复”，“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长DullahOmar 再国民议会上介绍《南非1998年证人保护法》时指出：“实行了严重犯罪的人在阻止事实真相在法庭上的揭露方面有着既得利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个人、团体常常会从事恐吓、威胁证人的活动，有时候，他们会超出恐吓和威胁的程度。证人的财产被破坏、损毁，更严重的是，证人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他们的家庭受到威胁，某些时候，证人甚至被杀害。”“众所周知，没有证人的证据，刑事司法系统就会崩溃。许多公诉案件的失败就是因为众人收到恐吓或威胁或者其他原因感到恐惧而不能提供证据”。①下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二）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证人保护，是治国家在履行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所给予的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保护证人的规定,具体如下：

我国《宪法》第41 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法》第307对“妨害作证罪”的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 条对“打击报复证人罪”的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除规定吸收证人协助调查和为证人保密外，第49 条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

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56、57 条也明确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 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05 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0 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从重处罚”。

（三）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规定，应当看到我国立法所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事很不完善的，其中《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地手段。其结果就对证人出庭作证后的保护问题很难落到实处。其次，立法中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主要立足于对已实施的报复行为进行事后惩罚，缺乏预防性保护。这意味着只有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或者因罪证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法律才予以保护。此外，刑法中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起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没有规定。最后，现行法律注重保护证人的人身和名誉权利，却不涉及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内容，而对财产权益的侵害正是对证人打击报复的重要内容。

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

可以说，我国对证人保护的存在着范围过窄、种类过少、保护的机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有学者通过实践研究发现：证人不愿做证原因之一是对证人的保护无法落实，证人普遍害怕遭到打击报复。②

国家应当制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明确对证人实施安全保护的机关，对证人安全保护的时间、范围，对打击、报复、威胁证人的情形出现时的受理查处机关，以及对证人安全保护的经费保障等等，只有法律规定了明确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安全保护措施，证人出庭作证才有现实的基础。证人保护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势在必行。

二、国外有关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护证人的国家。早在1970 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有“证人保护计划”，以保护证人的安全。实际上，经过30 多年的努力，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多，运行最为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

随着刑事司法系统对受害人和证人逐渐重视，证人保护也从特殊案件的保护而走向一般案件的保护。1976 年，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门创设了被害人委员会。美国于1970 年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其中规定了“证人保护计划”（简称WPP），以保护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在它的推动下，美国于1982 年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随后，在1984 年通过《被害人法》和《证人安全改革法》，1990 年的《被害人权利和补偿法》。此外，美国司法部在1995 年颁布了《被害人和证人援助守则》，作为司法部为联邦案件的证人和被害人提供服务与保护的主要依据和准则。现在，美国各个州都有有关证人保护的法规，有29 个州在自己的宪法中增补了有关证人保护的条款。美国证人保护由检察官执法办公室负责审批和管理的。由法警局负责保护证人的具体工作。美国证人保护程序自建立以来到1997

年已经有6700 多位证人参与到这个程序中，目前每个月大约增加20至25 位证人，每安置一个证人费用大约是15 万美元。1997 年证人保护费用达到6180 万美元，占该执法局的预算费（14224 万美元）的43．4％，约占联邦财政支出（14326 亿美元）的0．05‰。③除了官方证人保护的工作外，美国证人保护的民间组织亦相当活跃。1975 年成立了全美被害人援助联盟，在保障被害人和证人安全，提供法庭服务上的工作丝毫不逊色于官方机构。现在美国的各个州也基本上都有了关于证人保护的法规。

（二）德国

德国证人保护制度主要用于重大刑事案件。1998 年以前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警察法，1998 年12 月专门的《证人保护法》生效。该法首次明确可以对不出席法庭的证人进行录像询问；易受伤害的证人可以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允许利用有线电视系统于别室对证人进行询问。德国联邦警察局承担保护证人的任务，保护的范围涉及证人的亲属及最亲近的人，保护程序上采用“阶层理论”，即对受害的证人根据危险程度实行层层递进式保护，因而证人拒绝陈述的很少。

（三）英国

英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比美国要晚，1997 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随着对易受伤害和恐吓证人的“新政”的实施，以及相关部门间的密切配合，证人保护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1999 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中的8 项特殊措施可谓是英国证人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2002 年7 月，为了建立一个以被害人和证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英国内务大臣、大法官、总检察长向英国上下两院提交了一份具有准法律性质的《司法改革白皮书》[1]。此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司法程序的运转中，必须保障被害人和证人的公正待遇和合法权益。2002 年，苏格兰政府发布了一份咨询案，即《重要的声音———帮助证人出庭作证》，对证据法中保护易受伤害和恐吓的证人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旨在为将来的法律改革提供依据④。

（四）其它国家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证人保护的立法也很多。如澳大利亚的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全面，除了有适用于全国的证人保护计划之外，各州还有自己的证人保护法。加拿大于1996 年通过了《证人保护项目法》。旨在为证人保护项目之设立与实施拟定条文，以便涉及特定询问、调查和检控的特定人员能够受到相应的保护。保护措施可以包括：受保护人的迁移、住所的提供和身份的改变，以及为确保受保护人的安全或便利受保护人的恢复或对自身需求的满足而为其提供的咨询及财政支持。⑤南非的证人保护制度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其立法也备受瞩目。1997 年6 月，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颁布了“证人保护计划”。1998 年11 月，南非共和国国会制定的《1998 年证人保护法》公布，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保护证人的法律。

三、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

（一）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对《刑法》做出补充规定，明确：无论行为实施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其家庭成员、其他亲属以及犯罪组织的其他成员，只要通过暴力、威胁、侮辱、诽谤以及恐吓等方法，干扰或阻止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或事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打击报复，影响、损害和破坏其人身、名誉和财产安全，情节严重的就应该以“妨害证人作证罪”、“妨碍司法公正罪”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证人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对行为人予以惩罚，公安机关应按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及时处理。

现阶段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不应过窄，也不应过宽。因为范围过窄，则无法体现证人保护的价值；范围过宽，则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紧张。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证人保护对象应当包括证人、被害人、证人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身份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审判程序中成为证人，如果确有保护必要时，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之保护⑥。关于证人保护的范围，笔者认为不仅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不受侵犯，而且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以及相关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二）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该机构负责证人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及特殊保护措施的审批和实施，并负责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和保障证人权利。具体构想是:在司法部下设证人保护总局，负责证人保护的国内协调和对外协查、交涉事务，统一组织领导全国的证人保护工作；各省司法厅下设证人保护局，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证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指挥协调等。

①何家弘 南英主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8—369页

②晏向华，《关于证据的思考—来自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卷，第160、165页

③唐亮，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人民检察》．2001 年第12 期．

④王芳，《国外证人保护制度探析》，《法制与经济》，2009 年2 月总第194 期，第30页 ⑤黄丽鹃．加拿大《证人保护项目法》．外国证据法选择(增补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第156-157 页．

⑥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