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思考

第一篇：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思考

近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广东省肇庆四会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以下称莫兆军案），该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兴持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张妙金等四人亲笔书写的1万元借条（后被证实是受胁迫）向四会法院提起诉讼（下称借款案）。庭审中，被告张某等四人称此借条系在第三人冯某用刀威胁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案承办人莫兆军据此判令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万元并计算利息，张妙金不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借据上的签名系张小娇代写）。判决书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诉亦未申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张坤石、陆群芳夫妇在四会市人民法院正门外服毒自杀。为此，肇庆市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了莫兆军，并向肇庆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莫兆军的行为是依法办案还是玩忽职守，是否构成犯罪，大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如何，笔者试从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结合该争议的民事案件谈谈民事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有关问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此条规定比较抽象，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再者，当事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为了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人民法院往往依职权调查证据并将此作为定案依据。案件的客观事实无法查明的时候因虑及错案追究而不敢迳行判决，由此而产生强行调解之风的流行和推广。由此，当事人缺乏诉讼的风险意识和举证责任意识，而将败诉的原因归于法院的调查不力，造成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因此证据法律效果的不确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容易滋长腐败，不利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审判效率的提高，影响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一、客观真实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地位

1、建国以来，我国诉讼制度中确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处理的根据。

2、客观真实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该认识论认为：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将此思想引入审判实践即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标准与刑事诉讼的标准相同，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弊端首先，它违背了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认识活动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诉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达不到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程度。从认识论上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这种认识的完成需依赖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所进行的认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这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参照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模式制定的，它体现了很强的职权主义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当事人的诉讼实体内容外广泛收集证据，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响诉讼实践的原则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实际片面追求确实充分。为保证每一个案件所裁判确认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担负起调查取证的义务，以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这种证明要求带来诉讼模式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极度强化诉讼中法院的职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没有举证积极性，未能尽到举证的责任，结果往往过多地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形成所谓的当事人动嘴、法官跑腿，法官调查、律师阅卷的现象。由此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会把败诉的原因直接归于人民法院的调查不力，这样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责任，使得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给法官提出了难以达到的要求，亦显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追求法律真实的时候并不是排斥客观真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其自身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绝对地分毫不差地再现案件的原来面目，客观真实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在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许多法官因错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法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称《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

判决”。它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此外，《规定》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和规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调查收集证据的几种情形，由此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而非此前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进而以此作出裁判。《规定》第15条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仅限于：

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此外，第16条规定：除本规定第15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通过证明力的比较仍无法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争议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审判人员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法官不得以证据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拒绝裁判，而应以现有证据来认定争议事实，不应无限期地调查。

四、莫兆军案与法律的冲突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民事案件中，根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莫兆军所审的借款案中，原告李兆兴举出被告张坤石等四人借款事实并附其欠条，而被告仅做口头驳斥并不能举出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此时举证责任已转移给被告方，既然被告不能举证理应承担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依《规定》第76条规定判决被告败诉。法官莫兆军对“借款”案的审理是适度的，恰当的。纵观该民事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被告原本是有很多机会行使救济，如在受胁迫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于一审判决后上诉、申诉，而其恰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采取极端的做法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莫兆军案”中，检察机关在两被告服毒身亡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起诉莫兆军实质上是把依法应由被告承担的败诉风险转变为法官必须证明案件客观真实的风险。法官在判案中不能查明客观真实就有可能犯玩忽职守罪，如此一来有谁还敢去办案？退言之，法官即使依职权请求公安机关调查（不管法官的中立性），在两被告未服毒身亡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未必肯介入，李兆兴亦未必能如实供述。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不可能也无法对涉案的争议事实的客观性进行调查，法官判案应当也只能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审查判断证据，最终对所形成的法律真实作出判决。关于“莫兆军案”的审判虽无结果，但即使判其无罪亦对其人身及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法官依法办案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律的悲哀。这就使人想到人大代表的人身权利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特别保护，而法官的合法权益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即使法官由于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偏差办错案，还有二审及申诉途径来救济，本案中检察机关指控莫兆军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做法事实上是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一种挑战。

第二篇：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思考

近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广东省肇庆四会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以下称莫兆军案），该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兴持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张妙金等四人亲笔书写的1万元借条（后被证实是受胁迫）向四会法院提起诉讼（下称借款案）。庭审中，被告张某等四人称此借条系在第三人冯某用刀威胁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案承办人莫兆军据此判令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万元并计算利息，张妙金不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借据上的签名系张小娇代写）。判决书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诉亦未申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张坤石、陆群芳夫妇在四会市人民法院正门外服毒自杀。为此，肇庆市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了莫兆军，并向肇庆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莫兆军的行为是依法办案还是玩忽职守，是否构成犯罪，大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如何，笔者试从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结合该争议的民事案件谈谈民事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有关问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此条规定比较抽象，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再者，当事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为了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人民法院往往依职权调查证据并将此作为定案依据。案件的客观事实无法查明的时候因虑及错案追究而不敢迳行判决，由此而产生强行调解之风的流行和推广。由此，当事人缺乏诉讼的风险意识和举证责任意识，而将败诉的原因归于法院的调查不力，造成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因此证据法律效果的不确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容易滋长～，不利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审判效率的提高，影响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一、客观真实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地位

1、建国以来，我国诉讼制度中确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处理的根据。

2、客观真实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该认识论认为：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将此思想引入审判实践即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标准与刑事诉讼的标准相同，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弊端首先，它违背了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认识活动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诉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达不到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程度。从认识论上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这种认识的完成需依赖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所进行的认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这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参照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模式制定的，它体现了很强的职权主义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当事人的诉讼实体内容外广泛收集证据，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响诉讼实践的原则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实际片面追求确实充分。为保证每一个案件所裁判确认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担负起调查取证的义务，以发现案件的事实～。这种证明要求带来诉讼模式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极度强化诉讼中法院的职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没有举证积极性，未能尽到举证的责任，结果往往过多地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形成所谓的当事人动嘴、法官跑腿，法官调查、律师阅卷的现象。由此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会把败诉的原因直接归于人民法院的调查不力，这样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责任，使得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给法官提出了难以达到的要求，亦显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追求法律真实的时候并不是排斥客观真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其自身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绝对地分毫不差地再现案件的原来面目，客观真实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在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许多法官因错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法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称《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它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此外，《规定》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和规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调查收集证据的几种情形，由此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而非此前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进而以此作出裁判。《规定》第15条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仅限于：

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第三篇：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辩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贯穿于我国整个司法领域，但对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应当如何理解上在理论界和学术界认识上并不统一，也就是说何谓认定事实清楚，如何判断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我国传统的事实观是“客观真实观”，即认为这一事实应当理解为司法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法律原则所蕴含的“事实”即为“客观真实”的传统法律理念引起的司法困扰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旨在弱化法院职权、树立法律权威等一系列审判方式改革举措纷纷涌现，理论上的落后成为司法改革的阻碍，确立新的理论的需求已引起众多法律人士的深思。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法律真实的司法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论争最早是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中被论及的，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有论者坚持刑事证明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只有在正确反映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人有罪，即通常所说的客观真实论。有论者则主张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了法定的裁判尺度，即视为真实并可以据此做出有罪裁判。该种主张通常被称之为法律真实论。［1］由于法律真实理论蕴含了多重客观事实标准所不具备的合理因素，法律真实范围逐渐突破刑事领域，扩展到民事、行政等领域之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司法人士的认同。

法律真实概念提出后，即引起了客观真实论者的猛烈抨击和质疑，并进而引起了法律真实论者与客观真实论者的论争。持客观真实论者反对法律真实理论的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真实是否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

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立法指导思想来看，内含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应当是指“客观真实”的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知论、反映论和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是客观实在在人脑中的反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实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对案件争议事实的全面认识是完全可能的、绝对真理最终是能够全面实现的。据此，在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应该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无法代替客观真实标准，因为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真实说都不能成立。”［2］。

主张法律真实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不矛盾。传统的客观真实说所依据的认识论是一种片面化的、甚至被曲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三个理论要素组成，即反映论、可知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片面强调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却忽视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曲解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不是指某个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从人类在整体上、在无止境的时代更迭中所具有的对客观世界的无限认识能力或所能实现的终极认识目标上来说的，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人的认识符合客观的程度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的。具体到诉讼领域，“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实’，都只能是‘相对真理’”［3］。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认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对诉讼中案件事实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可能是彻底的、全面的。（1）认识主体的限制性：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官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判断的过程是认识形成的过程。法官作为认识主体，其认识达到的程度与其知识水平、能力素质都是相关的，具有不定性：“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的过程，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舍弃、抛开法官这一判断主体的主观活动，强调证明活动的纯粹客观性，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纯粹客观主义，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4］（2）认识对象的限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事实认定，是对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既往性，即诉讼过程中的事实大部分是过去形成的事实，属于历史的范畴。案件中的事实认定，是从现在确认过去。法官无法亲眼目睹或亲自感知发生在过去的当事人的争议事实，只能由现在出发去发现过去，这种时间上的逆向性，决定了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只能达到有限真实的程度。（3）认识依据的限定性。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据遗留的证据痕迹来进行。而证据中存储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并不等于客观存在，证据外表真实之外，还有一个证据表达的内容是否真实的问题，即在证据中也可能包含与客观不符的内容。法律真实是建立在这种证据基础上的真实，因而也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真实。（4）认识时间的限定性。案件的审理过程，对裁判者而言是属于认识上的“个别实现”，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个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来说，不可能象考古学家那样，花费几十年甚到几百年的时间去寻求事实真相。案件的审理必须在特定的期间内终结，也就是说对事实的认识过程不可能无限延长。对案件事实认定所达到的真理实现程度也必然受到限制，只能是相对真理，而达不到绝对真理的地步。

二、法律真实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

持客观真实说的学者认为：法律真实说并不是一种完善的学说，而且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一学说还存在着误导的可能。［5］很多关于法律真实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是，诉讼过程只是一个将证据材料过滤、整合为法律真实的过程，客观真实不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有的文章甚至认为法律真实并不具有客观性。［6］；面对这种倾向，一个严肃的论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认识论，那么应当如何面对裁判基础事实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理论中，是否还有客观真实的位置？［7］张志铭在《何谓法律真实》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认为法律真实理论会引起偏离事实真相。“在案件事实认定及其真实性的评价上，法律因素的介入会不会导致对‘案件真实情况’的扭曲、甚至歪曲呢？考虑到非法证据的排除、证人适格性要求、举证时限规定以及审限要求等情况，我们无法不提这样的问题”。［8］认为确立法律真实理论就会导致对裁判认定的事实的客观性的否定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法律真实的理念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客观的范畴。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观标准。（1）法律为“法律真实”设定的真实标准是客观的。

第四篇：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抑

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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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尺度，而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通过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说”的质疑和批判，在对“法律真实说”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重新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这一标准兼备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而且应当作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关键词：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刑事证明标准

近年来，我国法律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赞成我国目前的证明标准，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两种学说的争鸣。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回答的是“什么是司法证明中的事实”的问题；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回答的是“司法证明中的认识怎么样才为真实”的问题[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页。]。本文在对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的质疑，试图寻找到适合我国的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对“客观真实说”的质疑

客观真实指司法活动中裁判者根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案件发生的客观实际情况，裁判者对的主观认定应当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客观真实说认为，凡已经发生的案件，必然会在外界留下各种物品、痕迹等证据或为某些人所感知，因而刑事案件的证明能够达到客观真实。

然而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更新完善，客观真实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在此，笔者也“小试牛刀”，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1．客观真实说不符合现实的认识规律，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

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逆转的，这就决定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重演的。司法活动中，裁判者要想查明案件事实，只能借助于现有的进入诉讼视野中的证据来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推论：在诉讼视野中，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吴宏耀：《刑事证明标准研究评述》，载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版第1卷，第525页。]但是不是有了证据就能查明案件事实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第一，证据并不总是充分的。第二，证据并不总是真实、可靠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有人故意出错，作伪证或者伪造证据；有人无意出错，因视力、听力或认识水平而出错；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出错，如因偏袒、偏见和偏信。[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载王敏远主编《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48页。]我们无法查明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更多期刊发表详情联系QQ：1286503325电话：***王编辑

2．客观真实说违背了逻辑法则——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

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应用到诉讼领域，我们可以说司法证实是或然的，这绝不等同于数学领域的证明。数学上的证明是一种论证推理（演绎的），而司法上对案件事实的论证、证实则是合情推理（非演绎的）。证实的逻辑性质并不是必然的，必然的证实

是：（H→C）∧C→H，而司法证实的一般分析则是：（H→C）∧C→H更可靠，即使“没有H的C几乎不可信”的也只是H极为可靠，我们也不能说H就是确定可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提越充分、可信，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也只是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而达不到客观事实。

3．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错案、疑案。

第一，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错案。与证实相比，证伪在逻辑上则可以实现必然，即绝对的证伪是存在的：（H→C）∧-C→-H，只有在绝对证伪的情况下，才能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从而达到客观真实。在司法实践中，错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依照客观真实说的观点，裁判者完全可以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他们作出的裁判已经查明了案件事实，对刑事案件的证明已经达到了客观真实。笔者不无疑问的是，如果发生了错案的情况，那岂不是存在两个客观事实？第二，客观真实说无法解释疑案。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司法主体评价的对象，是争议双方关于全部或部分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以及其他各种现有证据，评价的结果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也有可能存在介乎两者之间。从逻辑上解释，这便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中间地带，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这便是疑案状态。而照客观真实说的观点，则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一定能够查清楚，也就是查明的结果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不存在真假难辨的情况。司法实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疑案，“疑罪从无”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就不言自明地承认了达不到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存在。

二．对“法律真实说”的评述

法律真实是指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事实。[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页。]针对法律真实说的观点，笔者有以下认识：

1．法律真实比客观真实更具有说服力。

法律真实说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相对的，具体到刑事司法活动中，也就是司法人员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通常很难达到与案件客观事实的完全一致，只能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这与“证实不一定是必然的”这一逻辑法则是相呼应的。法律真实说认为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疑案和错案再所难免，较之客观真实说更胜一筹。

2．法律真实并不等于主观真实。

法律真实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法律又是人制定的，但这并等于说法律真实就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是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主观的标准，是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真实。法律真实中有可能包含有客观真实的情形，正如前文所讲到的，在绝对证伪的情况下则完全有可能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达到客观真实，只是因为历史事实无法重现，即便达到了客观真实，我们也无从知晓罢了，但客观真实是确实存在着的，因此法律真实中是包含有客观真实内容的真实的，从而与主观真实“划清了界限”。

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对我国现行证明标准的评述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6条、第162条有详细规定，简言之，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事实为根据”这句话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查明案件事实，而要查明事实只能以现有证据为基础，既然事实还未查清，又何来“以事实为根据”呢？确切地说应该是“以证据为根据”。因此，更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来

说，就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清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载王敏远主编《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18页。]也就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是理想层面的真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定得过高。我国的立法者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李奋飞：《对“客观真实观”的几点批判》，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3期，第80页。

]这种说法实在让人费解，我们反对有罪推定，却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那么“实事”从何而来，如果“实事”都有了，还要刑事诉讼有何用？也正是在客观真实这一证明标准的指导下，我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程序性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二）我国应当确立的刑事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这一证明标准模式能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呢？它是否能够达到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呢？

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具体说来，其一，法律真实是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因为它认识到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认为应当在现有法律程序和证据的基础上去寻求案件事实，较之客观真实这一“可望而不可及”的标准，法律真实是一个较低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真实达到了认知理性标准。其二，法虽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但只要是人制定的，就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证明标准也不例外，在对其进行评判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有主体性因素，即价值判断因素，也就是说，在确定证明标准时，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价值目标实现的需要，而这些价值目标又都是不可忽略的，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如保障人权、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等，也就是要具备价值理性。而法律真实倡导程序正义，敢于向“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权威挑战，认为司法的目的不仅要追求真实，还要实现程序的正当性。客观真实相反，则可以对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和沉默权制度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批判客观真实的文字中已作出较具体的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从而能够很好地实现保障人权、实现诉讼公正等价值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真实达到了价值理性标准。至此，可以说，法律真实说达到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标准的兼备，而笔者也终于将“法律真实能够而且应当作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一观点证成。

第五篇：历史研究并不能客观的再现历史的真实

历史研究是主体化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领域追求历史真实的再现，几乎是每一位研究的历史的学者的追求，他们都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反映再现历史本来的面目，但是，我认为，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想要以历史研究来客观再现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是历史研究的结果无限的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也不应该片面的追求强调绝对的历史真相，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

一、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①

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客体的历史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可能再重现在我们眼前。而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而正因为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和归纳，所以这样的历史就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所以与客体是不会完全相同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历史的真实的。

之前我们曾经学习过，兰克学派倡导客观主义的史学，主张在历史的研究中“排除自我”，排除一切主观意识的影响，执着的追求历史的真相。但是这在实际的操作上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研究就让历史研究成为史料的堆积，不能掺杂历史学家一丝一毫的思想；并且即使是对史料进行堆积，也是不能离开个人因素的影响的；而且，“史料是无论如何说不出隐藏在古人行为表象背后的真实的思想动

机”的。兰克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最终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带着而起的“新史学”要求加入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解释，从主观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由于过分的强调主观的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克罗齐、柯林伍德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否认了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性。

事实上，无论历史著作的作者承认与否，古今中外的所有史书，在史实的叙述和评论中，无不包括著述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史著中，这一点就十分的明显，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左传》中的“君子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都是表达作者个人观点的。而西方更是不乏这样的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对当时雅典政事的记载时，就强烈的表露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他高度赞扬雅典的民主政体，颂扬伯利克里的政策，他的《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实际上即使借伯利克里之口来歌颂雅典的民主制度。

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论述同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者们，由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得出的结构往往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说，关于罗马帝国的盛衰的原因，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观点，各自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734年发表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出，罗马帝国在共和国时期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罗马的公民具有政治权利，是国家的主人翁，所以他们就具有了勤劳、勇武、爱国爱荣誉等美德，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专制主

义剥夺了人们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罗马就一天天衰落下去。而同样是关于罗马盛衰的原因，比孟德斯鸠稍晚的研究者、英国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在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基督教的传入，是罗马人不再重视务实和道德的实践，爱国心亦随之低落，防务日渐空虚，直至最终灭亡。吉本还断言：要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非此不得其解。

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无时无处不受着本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的支配，人们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怀着某种感情去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所谓的纯客观、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历史研究也是不可能再现真实客观的历史实际的。

二、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因素

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都难免会为种种的因素所局限，从而使他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对历史资料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导致他所写作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历史研究中，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很据史料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将史料分为实物史料（史迹遗存）和文献资料两大类。我们在研究这些史料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无法重演，现在的技术更是不可能是人回到过去的年

代去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当时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大部分就是解读这些史料，从中尽可能得出与历史真相相近的历史。在研究一段历史时，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的真伪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认识都会制约研究者了解历史的真实。比如说，我国历史上的夏朝，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只凭古籍中的零散的记载，很难使研究者对夏朝的历史做出正确的判断，稍有不慎，就可能偏离历史的真相。再如，殷商时期曾经迁都五次，但是由于缺乏史料的佐证，对这五次迁都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又如，研究者从史料中推断古典时期奴隶的数量时，根据相同的史料，大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说是20.6万，有的说是8万到10万，还有人说是6到8万，等等，但是究竟古典时期的奴隶数量，恐怕只有当时的人知道了。

不但在古代史上有许多史实由于史料的局限而至今难以定论，而且众多的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件，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很多。历史资料的局限，严重制约着历史研究对历史真相的再现。

2、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而导致的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在漫长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导致历史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和规律产生与历史真相发生根本性背离的理解和描述。

比如说在古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者人的命运，因此当时盛行天命史观和神意史观，他们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是天、神灵或上帝。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终极

原因不是神，而是人性或者理性。但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英雄和精英。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史，更加注重人民大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历史研究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的认识都是不同的。

3、研究者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不但与前面历史时代的局限相联系，还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限制着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从而在他们的历史著述中总是烙上他们特有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烙印。

在中国古代，史书大多出自官府之手，所以在叙述中，对于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多污蔑他们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寇”“匪”“盗”“贼”，这毫不掩饰修书者的阶级偏见。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自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历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污蔑采取了理所当然的驳斥，充分肯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甚至将农民起义当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这又直接刻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这种片面的所谓的“革命立场”，也限制了人民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导致了与客体历史的背离。

4、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

前面所说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主要指的是本国、本民族的范围而言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主要是指在研究历史时，研究者受到民族立场的局限。比如说，许多研究者在谈到黑人的历史时，总是会戴着

一种本能的歧视；又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必定会对犹太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污蔑；而在中国古代，一向中央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也是存在民族立场限制的，特别是在讲到突厥、匈奴等曾与中央政府为敌的民族，历史文献中将周边的各民族称之为“夷”“狄”“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也会造成历史研究与历史真相的背离。

5、研究者能力水平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搜集、整理、鉴别、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都会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从而导致历史研究与历史真实的背离。

虽然说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真实的历史的，但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必重视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历史研究者需要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局限，这有助于促使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自觉地克服这些局限，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客观历史真相发生背离的程度，在阅读历史著作中，也要注意鉴别其中有可能是出于作者某种局限而产生的与历史真相背离的情况，避免盲目的亲信。

① 这个观点我采用的是庞卓恒老师编写的《史学概论》中关于“主体化历史及其与客体历史的关系”中的观点。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