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三性的论述

第一篇：证据三性的论述

证据三性的论述

根据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规律，证据应当具有“三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所谓证据的“三性”．即(1)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作为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现存在。(2)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换言之，一个证据必须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因此关联性又可以称为辽据的“证明性”。(3)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主要针对人证而言)、证据的形式(主要针对鉴定与现场勘验笔录而言)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本条是关于质证的对象规定，即证据的“三性”。

释义如下：

质证的对象是质证的重要内容之一。质证的目的是确定证据是不是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质证的对象应当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特性。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特性，表现在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质证时，应当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质疑、说明和辩驳。

第一，质证应当审查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据能力，也叫做证据资格或者证据的可采性。它是指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时应当具有的性质。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和证据理论，任何一个具体事实，要成为定案的根据，必须符合以下三个特征。

1、真实性。真实性也叫做证据的客观性或者确实性。它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任何案件事实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间发生的。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在客观外界遗留下某些物品或痕迹。这些事实以及它们同案件事实的联系都是客观的。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最本质的特征；但这不意味着有关人员收集到的证据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从认识论上讲，一个案件发生后，它在客观外界的遗留物，必须被人们反映。但一切所观察到的，反映在主体中的通过语言、文字陈述出来的事实，都属于经验事实。由于反映过程的复杂性，人们的认识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存在。因此，法律规定，一切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客观性固然是证据的重要特征，但仅有客观性的事实还不能成为证据，还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与案件情况没有联系的客观事实，不能起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作用，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因果联系，条件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其中，因果联系是最常见、最主要的联系。一切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证据均为相关证据，否则不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证据必须是法定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的。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依法收集证据，既是程序正义的重要标志，也是在民事诉讼中获取确凿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只有合法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通过违法侵犯人的身体、住所或者函件等其他通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2）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

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有7种。这些证据形式是立法机关总结了我国多年的民事诉讼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古今中外民事诉讼法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内容。因此，凡是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就不能视为合法证据。（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如果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就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

第二、质证应当审查证据的证明力。证据的证明力也叫做证据的证据力，是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有无的证明程度的大小问题。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换言之，证据事实不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应当是与案件事实存在某种程度联系，对证明案件具有实际意义的事实。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间上的联系、空间上的联系、必然性联系、偶然性联系等分类。一般而言，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越强。当事人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过程，也是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

【需要注意的问题】 证据只有经过必要的质证程序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证据的质证，一是要根据每个证据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必要的查证核实。二是要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所有的证据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对案件每个证据的质证和对案件所有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是对证据进行质证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确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人认为，当庭质证就是在当事人对一份证据进行质证后，应当对该证据的所有问题得出结论。其实，一份证据经质证后，法庭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同时判断非常困难。实践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的判断较为容易，而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却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或综合全案予以判断，从而来确认其证据效力。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质证问题。

合法性的争议

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读证据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反对意见：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认为证据不需要合法性就能发挥证明作用。并认为：如果认为诉讼证据必须在具有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承认诉讼证据认定上的主观性；如果把合法性作为诉讼证据本身的特征之一，那么尚未经司法人员按法定程序收集到的和还未经审查认定的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事实材料，就不是证据，这样就否定了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本质特征。

传统观点：证据的合法性一方面是指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违反程序收集、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一方面是指某些事实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即“证据的许可性”。这种表述为多种教科书和著述所采纳，具有 一定的权威性。

较新观点：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合法性作为证据的属性之一,包含以下意思：1，证据不同干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可以不要合法性，但证据(此处指定案证据)则必须具备合法性；

2、合证据法，即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证据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证据的一般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此谓证据形式的一般合法性；

3、合实体法，即符合实体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特殊表现形式，如公证证据、登记

证据;4，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要求，即合程序法，包括:(1)合程序法的原则规定，如收集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程序、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等；(2)合程序法的具体规定，如证据必徐经过质证等。

第二篇：浅析三性三感

浅谈我所理解的“三性”、“三感”

主持人播音员的的“三性”、“三感”指的是规范性，即语言规范，清晰顺畅；庄重性，即真实可信，落落大方；鼓动性，即情真意切，爱憎分明；时代感--胸襟开阔，新鲜跳跃；分寸感——准确恰当，不瘟不火；亲切感——恳切谦和，息息相通。

下面我就分条逐一说明我所理解的“三性”、“三感”

一，规范性

作为播音员、主持人。语言的规范性是我们应该首先掌握的。我们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说好普通话是基础。其次，熟练地掌握修辞、语法、逻辑等是我们的基本技能。在不断地摸索中，在前期的模仿之后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避免千人一声的感觉。

二，庄重性

语言的庄重性并不是死板呆滞，而是在我们在播音或者主持的过程中，不应该阴阳怪调，故弄玄虚。本来想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让听众、观众能有身临其境。但是却适得其反，给受众一种不好的体验。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有对工作的认真踏实的态度，语言应该符合情景的起伏变化，但不应矫揉造作。有些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一味的注重吸引观众眼球，在工作中过度夸张、表演。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厌烦的心理。

三，鼓动性

我们在语言表达中应该掌握鼓动性这一技巧。这能使我们的语言更有感染力，让我们脱离简单的“播报”。鼓动性能让我们的语言更有灵魂，更有力量。同时能起到宣传和引导的作用。

四，时代感

时代在进步，我们现在在语言表达中的基调和感情相较于七八十年代播音员的感觉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在我们播音、主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紧扣时代，把握听众的心理。五，分寸感

我们在工作时应该有温不火，从容淡定的心态。要很好地把握稿件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节目现场的气氛。在重音、停顿、断句等技巧方面应该多加练习。

六，亲切感

我们作为播音员、主持人，给观众、听众的感觉要避免高姿态，给人以居高临下的不舒服感觉。我们应该有亲切感，让受众更易接受。主持人董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很好，不管在上访谈节目还是大型晚会主持时，她都能做到从容不迫，亲切和蔼，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应该多向她学习。

在专业训练中，我自己除了在发声、语音断句等基本功方面有很多要进的地方，在作为播音员、主持人要掌握的“三性”“三感”上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庄重感佷不够，基调把握不好；语言缺乏感染力、鼓动性等等的问题。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问题，努力改正。

以上就是我对播音员、主持人“三性”“三感”的理解。

第三篇：群团工作“三性”是什么？

群团工作“三性”是什么？习近平为你解读

2017年8月26日，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26日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了重要指示。

党的群团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群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要推动各群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直面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敢于攻坚克难，注重夯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

党的群团工作究竟是什么？它对党建工作有什么帮助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

群团工作是什么？

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是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

群团工作主要面向哪些人？

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把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作用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把13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如何增强群团工作的政治性？

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

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

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把自己联系的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如何增强群团工作的先进性？

必须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重要着力点。

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要以先进引领后进，以文明进步代替蒙昧落后，以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强大支持力量、深厚社会基础。

如何增强群团工作的群众性？

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

要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众，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经常同群众进行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的零距离接触，增进对群众的真挚感情。

要大力健全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群团组织和群团干部特别是领导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争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实践行者、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党的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第四篇：对群团组织三性要求

对群团组织“三性”要求

对群团组织“三性”要求

习近平对群团组织提“三性”要求： 政治性放首位 群众做主角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7月8日电（万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党的群团工作，不断加强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近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明确了新形势下做好党的群团工作的重大意义、重大原则、工作重点和需要采取的改革创新重大举措，强调要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党的群团工作与时俱进指明了前进方向。学者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团工作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全新目标已经确立的今天，党的群团工作必须适应新变化，建构新模式。“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法宝。回望中国共产党90多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群团组织联系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靠。

“要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的政治性。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把自己联系的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党群关系，从来都是诸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胡献忠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形势下，群众工作需要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群团共同来做。尤其是群团组织中的党员干部，自身就处于联系群众的第一线，要把执政党的理论和政治方针路线化为本群团的行动指南，把党的决策部署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更好地发挥群团联系本阶层群众的传统优势，进一步为党做好外围工作。

“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重要着力点”：

群团工作必须适应新变化，建构新模式

新时代的群团组织，必须克服机关化和脱离群众等现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主动适应网络社会带来的挑战。此次会议上，习近平着重强调，要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性。他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必须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群团组织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多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要求党的群团组织也应该随之进行创新与发展。”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长忠指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双重社会结构转型。同时，现代国家治理形态的各要素也基本生成，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单位社会正在解体，个体主体性大大增强，导致传统群团组织整合群众的社会基础开始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交往方式与生存形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目标也已经确立，这都要求党的群团工作必须适应新变化，建构新模式。

“让群众当主角”：

做好群团工作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好地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强调，要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那么，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多层次的今天，如何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不断增强群团组织自身的群众性？

总书记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指出，“要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众，增进对群众的真挚感情”“要大力健全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群团组织和群团干部特别是领导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同时，习近平强调，群团组织要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广大群团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做好群团工作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与组织群众的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自身组织，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跟社会各阶层有密切联系的群团组织，因此，群团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革命战争时期，群团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新的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可一些地区的群团工作有所弱化，群团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张希贤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央强调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性，要求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

（本文综合人民日报、光明网、新京报等媒体报道）

第五篇：回归银行经营“三性”原则

回归银行经营“三性”原则

2013年11月04日 信息来源：财经杂志

银行业既想获得今天的发展，又要确保明天的安全，折中的方法是找到大致满足这一目标的风险边界。逆经济周期安排业务，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和低信贷杠杆控制规模，应当成为新的银行经营策略的基础原则

当前，全球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艰难转型，再加之资本约束的压力、利率市场化的提速、金融脱媒的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随着金融资产规模屡创新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业务边界日趋模糊，金融风险积累也日渐沉重。

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对自身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重新梳理银行经营转型的思路和方向。笔者认为，当前银行经营转型的要义，不是迎合挣脱约束的无边际增长，而是尽快回归到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重建理性经营轨道。

风险正在积聚

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在中国首次出现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应当遵循“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原则，2003年的《商业银行法》将“三性”的顺序调整为“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将安全性置于首位，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银行经营的首要原则。

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业也迈入了黄金发展期。十年间，银行业金融总资产从23万亿元增加到131万亿元，利润从364亿元上升到1.24万亿元。但是，“三性”经营原则在这些年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中已经被淡忘，金融同仁们甚至久违了这个词。

“三性”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金融泡沫的兴起，全球泛滥的流动性是温床，金融创新则是一针强心剂，这些非理性的繁荣正将泡沫越吹越大，金融系统所积聚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正视：

一是货币“虚增”背后掩盖着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的事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与此相辅的是高达20万亿元的货币存量扩张。至今年一季度，M2已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是2008年的2.23倍。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也从2008年的151%增至2012年的188%，而同期实施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重却仅为155%和174%。

与宽松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趋于疲弱。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我国实体经济平均资金成本反而有所上升，企业负债率水平大幅提高。今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而非金融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ROIC）仅在6.1%左右，自2010年以来持续低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

在资金逐利的时代，高于实体企业的收益率像金矿一样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即可获取高额回报，为什么还要去面对实体企业蜗牛般的营运呢？银行同业、理财、票据、衍生品等杠杆业务领域迅猛发展，而其中所逐渐累积的风险敞口通常被忽略。真正触动银行风险神经的是今年6月份的“钱荒”。最初人们以为M2超百万亿的环境下，流动性不是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绷得很紧的市场同时收缩时，任何天文数字的M2都归于零。

二是经营边界日益模糊，监管套利带来业务非理性扩张。尽管还处于分业监管体制下，但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已经出现，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在信贷规模管制的背景下，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相互合作、互借通道，以非标融资为核心的业务和工具创新如雨后春笋，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创出天量。

借助银信合作，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今年中已达到9.45万亿元，超过保险业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而2008年末该规模仅为1.22万亿元，不到五年间规模膨胀了近8倍。在银信合作受到限制后，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又为银行资产出表开创新的渠道，短短一年内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也增长6倍至3.42万亿元，而其中80%以上源自于银证合作。

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分业监管的困难，这种隐含监管套利的创新合作在不断推高规模的同时，也拉长了金融风险链条，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积聚了一定的风险。

对银行而言，这种跨界合作实质都是信贷资产的表外运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充当通道作用，风险仍在表内。因为这些业务涉及的基础资产虽然未计入银行的贷款总额，也未纳入存贷比和风险资产的范围，但基础资产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与普通贷款并无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融资方式不受信贷政策管控，大量资金绕道流向了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等信贷政策限制的领域，潜在的金融风险更是不容忽视。

三是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潜在的风险不可小觑。

有些金融创新已经超出了现实的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助长了某些金融机构的不正当盈利模式。举例来说，在同业业务方面，与传统一般性存贷款业务相比，同业业务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资金期限错配，而银行流动性管理又对期限错配有严格约束，这使同业业务与流动性管理存在天然的“逆向性”。一些银行通过互借渠道、资金搬家、赚取利差，形成了主要的盈利模式，导致银行资金大量短借长用、期限错配严重，杠杆效应不断扩大，蕴含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将加速“去杠杆化”的进程，银行流动性管理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理财业务方面，一些银行在理财产品创设中，往往集发起人、发行人、服务商、保管人等角色于一身，为此不可避免承担责任，使得信用风险无法充分转移，理财产品实际上偏离了中间业务和受托管理的本源。

在票据业务方面，一些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存入保证金、开出承兑汇票、再贴现”这类方式虚增规模，如此循环往复只是资金在银行系统的内部空转，这样不仅会造成存款的不稳定，而且会导致信贷虚增，与实体经济脱节。

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一些金融衍生品工具如使用不当，可能会以几何级数放大市场风险，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形成了天文数据的衍生品总值。

总体来看，在业务定位、发展模式、基础制度建设等不完备的前提下，依赖虚拟性极强的大额逐利资金和急剧放大的期限错配方式来博取超额收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可能在瞬间发生逆转，造成连锁反应和巨幅振荡，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坚持稳健保守理念 世界银行业300多年来历经多次兴衰沉浮，才逐渐积累出一些银行经营管理层面不可忽视的智慧，成长出诸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富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百年银行。但同时，也有巴林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一大批久负盛名的银行陷入破产倒闭与被收购的境地。

从中国银行业来看，我们的商业银行史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从近代金融史来算，最早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至今只有110多年；从现代金融史来看，自1949年建国以来也才60多年；从正式法律的颁布来算，从1995年《商业银行法》的出台算起也仅仅18年。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短暂的历史决定了我们还处在学习摸索阶段，借鉴和吸收国际上百年银行的经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正确看待稳健与创新的关系

从银行特性来看，高负债经营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生存不是依靠创新而是依靠稳健保守，对盈利的追求不是“一炮而发”而是“薄利多销”、“细水长流”。银行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服务者，然后才是促进者。

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是经过银行业几百年的兴衰沉浮才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因此，中国的银行业要想打造出真正的百年老店，生存才是第一要义。这种从长计议的生存方式决定了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风险偏好是厌恶的，银行家的立场应该是保守的。创新必须避免短期经营行为，必须坚守经营底线。以监管套利为动机、以加剧期限错配的方式野蛮生长，实际上是以牺牲安全性和流动性为代价的，偏离了稳健保守的基本原则。

当然，保守稳健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强调传承，强调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知和遵守。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创新并不是突破规则，而是规则的广泛应用。坚持稳健保守的经营风格，即是在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承担边界内有秩序地推进创新，避免激进式变革带来的经营性风险。对目前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大多成功的银行也是在互联网技术和市场认知成熟，银行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包含的风险有准确的理解与全面管控的能力之时才大规模进入。

（二）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危险之路

当前，在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同质化经营格局下，拼规模、抢份额的发展方式盛行，不少银行将利润最大化作为银行经营的终极目标，并且这种对利润的追逐日趋痴迷而非理性。

利润是一种财务指标，反映的仅仅是过去，而非未来。利润指标本身是容易被操纵和调控的对象，美国的安达信事件、安然事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作为利润的减项成本来说，有些是过去消耗的，有些则要为未来积蓄力量，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分压缩成本支出和忽视风险控制，往往会助长银行迷失长期利益，被市场热点和短期利益所牵引追求不合理的利润。

稳健经营观念下的银行就必须努力寻求资本、风险、收益三者间的平衡，必须在风险可承受、资本可支撑的范围内赚取利润。利润当期性与风险滞后性使得决策者往往只看到利润而看不到风险，追求短期利润而错配风险其实只是构筑了一个危险的陷阱。由于实践的短暂性，银行的管理层往往容易看到现实的盈利而忽视了潜伏的风险。对于一家百年银行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谁跑的最快，而是看谁的耐力更好、跑的更远，切忌以远期的风险来换取短期虚假的繁荣，否则只是自掘坟墓。

（三）综合化经营不适合中国国情

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创新求变等因素推动下，纷纷开始涉足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更广泛的业务领域。但是，选择综合化经营还是专注于商业银行是当前银行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实际上，当前的综合化经营更多的是银行业融资功能衍生的产物。从中国银行发展历史来看，融资功能优先是一个历史范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决定了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庞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条件下，银行自然成为了资金的主要供给者，间接融资的占比曾经一度高达90%以上。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向消费型发展模式的靠拢，银行将逐步过渡到服务功能优先的发展模式，这将更为接近发达国家的银行模式，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发展优先阶段，社会的融资需求仍然庞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融资能力及支付能力所构成的预期信用，仍然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综合化经营更多的是银行融资功能衍生的产物，以融资服务为主体继续挖掘公司客户价值而衍生出信托、保险、租赁、基金等综合金融服务。实际上这都是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落后经营思想所派生出来的发展模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商业银行办子公司尚无成功案例，“父爱主义”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此外，在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尚不健全、信用环境和法律体系仍待完善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也是难以成功的，突出反映为银行综合经营的风险管控能力仍较为薄弱。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经营战略、业务属性、监管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银行集团层面对大客户和内部交易风险统一识别和有效控制存在困难，且业务交叉、风险传递更为便捷，跨领域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易于放大流动性风险、关联交易风险、声誉风险等。特别是在次贷危机期间，大量银行由于并购、参股、控股等形式发起和持有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在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基于此，美国出台了“沃尔克规则”，对银行参与高风险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进行了严格限制。相比而言，分业经营更适合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向。分业经营如同一道防火墙，降低了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交叉传递。在市场创新与政府监管不平衡的环境下，虚拟经济野马般脱离实体经济，更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本质来看，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场客户争夺战，取胜的关键在于能够提供便利、高效、精准的优质服务去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银行在坚守融资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客户渠道的边际效用，向支付、代理等金融服务中介功能拓展，这才是银行稳健经营和转变盈利模式的出路。因此，坚守经营边界,一心一意办好商业银行，仍是当前的正宗。

（四）妥善处理地方城商行的发展问题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垄断壁垒的消除，地方城商行所面临的风险将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成本上升和客户分流增加了吸储难度，失衡的资产负债结构更易遭遇流动性风险。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网络金融的冲击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客户的分流将使地方城商行持续面临资金瓶颈。

一般来看，对企业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高负债率；对投资银行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高杠杆率；对商业银行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错配的资产负债结构。回顾历史上银行破产案例，流动性通常扮演着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一旦遭遇“钱荒”，这类银行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而猝亡。

二是经营空间受限加剧贷款集中度过高，增大了经营风险。绝大多数地方城商行都是在单一城市或少数城市经营，这使其形成以地方国企、政府性平台公司、房地产为主的资金投放结构，贷款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高。一旦面临区域性或行业性风险，甚至是某一家大企业的倒闭，城商行都将首当其冲，资本的有限将不利于其吸收非预期损失、抵御经营风险。

三是经济中枢下移和追求效益的冲动使其面临资产质量下滑压力。在存款成本不断提高的影响下，中小城商行往往追逐利率更高的贷款客户，而这又会增加信用风险，资产质量堪忧。更为担心的是，在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行的叠加作用下，地方城商行经受不起经济周期的冲击，如果难以平衡利润与风险的压力，控制不好可能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是公司治理存在缺陷，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束缚和影响。城商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持股比重较大，在享有开办银行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较易忽视经营所隐含的风险。而且，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不明，难以达到有效制衡。因此，长期来看，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方式转变经营模式、化解经营风险，是地方城商行的可行出路。

回归“三性”原则

从本质来讲，保守稳健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三性”经营原则，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既要实现效益要求，又要实现安全要求，总是在保持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满足对利润的追求。商业银行回归“三性”经营原则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趋缓，银行信用风险明显增大。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最直接、最主要的风险还是信用风险。近年来，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所滋生的金融风险已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开始释放，银行业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双升已现。在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中，银行经营具有很强的亲周期性，往往会使其容易“集中吸纳”各类损失，甚至带来风险压力。

二是金融创新加快，对银行风险管控提出更高要求。随着投资领域的全面放开，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成了所有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风险的范围、性质和分布不断发生变化，复杂性和关联性提高，金融各行业的资金已经相互打通，风险高度关联，风险传染迅速，对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存款波动性加大，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大。当前，资本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电商平台的金融创新等都对银行资金产生了分流作用。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处理好“三性”关系异常重要，存款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能会给中小金融机构带来较大的冲击，银行极易陷入流动性过紧的局面，甚至影响到生存和发展。

四是市场竞争加剧，银行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过去，中国银行业长期享有“资本垄断、法定利差、客户需求庞大”等三大天然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动摇。未来客户、数据、渠道、智力等将构成银行新的经营资源，形成新的银行盈利模式。

回归“三性”办银行，就是要适应上述环境的变化，使银行的经营逐渐回到传统、规范、稳健的格局下。要克服功利笼罩下的浮躁和逐利冲动下的短视，扭转一味追求利润而淡漠责任的经营方式。

目前的难点在于，银行业既想获得今天的发展，又要确保明天的安全，而折中的方法就是找到大致满足今天而明天又能承受的风险边界。通过良好的发展战略、有效的组织治理结构、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全面准确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估、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合理的资产负债组合等等达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逆经济周期安排业务，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和低信贷杠杆控制规模应当成为新的银行经营策略的基础原理。

中信银行行长 朱小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