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保证书案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强原则（范文模版）

第一篇：从死刑保证书案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强原则（范文模版）

从“死刑保证书”案浅谈刑事诉讼中补

强证据规则

摘要：补强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是法律对几类言词证据明确限制其证明力的法则。证据补强规则以自由心证原则、人权保障理论和证据裁判主义为理论基础,在保证实体真实,防止误判以及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死刑保证书”案，涉及了证据法律及刑事诉讼领域的很多方面，本文就以此案为切入点浅显地探讨正证据法律制度中的证据补强规则。

关键词：死刑保证书 证据补强规则 司法公正

案例回顾与分析

案件发生在2001年8月二日的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湾李村。当天晚上13岁小女孩郭晓红（化名）去村北沙河滩上挖蝉蛹，此后再也没有回家。郭晓红的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并于当晚报警。8月四日下午警方在沙河下游的庄头村发现了郭晓红的尸体，尸体身赤裸，警方认定其为遭他人杀害奸尸并抛下河。经调查后，因同村村民李怀亮曾到过案发地，警方将其拘留。

2003年九月十九日，叶县法院根据李怀亮的有罪供述与现场情形吻合、村民看到李怀亮曾到过案发地，以及李怀亮的两名狱友曾听到李怀亮自己承认杀人为依据，认为基本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对李怀亮判刑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此后，李怀亮先后历经有期徒刑15年、死刑、死缓三次判决，均因证据不足被撤销。2013年4月25日下午5时30分，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检察机关指控李怀亮杀人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李怀亮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

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怀亮曾在法庭上翻供，称其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完全是因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当时警察将他带到平顶山警犬基地，用链子锁打他，他扛不住了才承认杀人。而且他所说的情节，全部是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所讲述的。此外，从案发现场提取的多种证据也与李怀亮的特征不符，如现场提取的脚印以及血液，均与李怀亮的的特征有明显差距。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仅仅依靠李怀亮的有罪供述而做出其有罪的判决，而忽略其他证据，是不符合证据法律制度的规定的。具体而言，不符合证据补强规则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不能仅仅依靠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依靠证据补强规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告李怀亮无罪，既保障了李怀亮的人权，又有利于司法公正。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定的了解和探讨。

证据补强规则的涵义

证据补强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缺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介意证明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补强规则是一项限制证据证明力的规则，要求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否则就不能直接定案。证据补强规则的产生及发展

证据补强规则最早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在英国它被称为“佐证（corroboration）规则”。具体时间源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发生一起强盗

杀人案件，法官依据被告人自白判处其死刑。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被认为遭到杀害的被害人从国外回来。自此开始有人主张，凡杀人案件必须有被害人的尸体才能做出有罪判决。此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封建刑讯逼供和口供主义的反思，口供补强逐渐作为一项矫正口供缺陷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法律机制保留下来。

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诉讼观念到了近代，特别是十八世纪随着人权观念的逐渐兴起而越来越遭到驳斥。证据补强规则恰恰从客观上起到保护被告人权、克服“口供至上”错误观念的作用，这可以看做是证据补强规则在产生后获得的又一重要功能。再结合自由心证制度来看，防止误判这一证据补强规则目的是为了避免因虚假口供造成冤假错案，按照自由心证注意达到内心确认的程度，如果判处有罪，即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高度心证的程度，而如果光靠被告口供不能达到此基准又没有其他与此相符补强强化的证据，当然就不能判处被告有罪。随着证据补强规则的法定化、强制化和程序上对被告人权保障的加强，即便凭被告口供能达到内心确信其有罪的程度，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进行补强，仍然不能判处被告有罪。这是，证据补强规则的愚弄与自由心证的程度无关。由此证据补强规则形成了一条从实质上补强到形式上（强制性）补强的发展轨迹。

证据补强规则的作用及意义

正如上文案例所表明的，由于证据补强规则限制了部分有瑕疵证据的证明能力，从而避免了法官仅仅以靠瑕疵证据而认定事实，可以有效防止错误审判的做出。此外排除了仅仅依靠口供就认定案件事实，可以有效预防审讯过程中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对于尊重隔阂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和促进司法公正都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发展的现状及对其的建议

虽然我国法律对证据补强规则的相关内容有明确规定，但从“死刑保证证书”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来看，证据补强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并不乐观。

由于我国对证据补强的相关规定还比较粗略，没有具体细致的内容，具体到个别案件中，它的适用又是因时因地而异，构建细致的证据补强规则对完善我国的证据法规则体系理论和指导生动丰富的司法实践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不断完善对证据补强规则的相关规定，制定细致而可行的法律规范，从而保证“有法可依”。同时，执法机关也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共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而实现新刑诉法所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依法

治国”的方略。

结语

“死刑保证书”案不仅是当事人家庭的悲剧，并且也是社会法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立法者应当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执法者也应当严格执法，合理执法。此外，社会工总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监督之中。

只有这样，新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加入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才不是一纸空谈。

第二篇：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回顾：定罪证据疑点重重

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回顾：定罪证据疑点重重

2013年04月26日06:24来源：中国青年报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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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湾李村紧邻着沙河，每到夏季，河堤的树上到处爬着“爬叉”，“爬叉”又名蝉蛹，是一种药材，能卖钱。不少村民晚上没事，就带着矿灯去抓“爬叉”。

2001年8月2日晚上，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湾李村13岁的小蕊(化名)去沙河堤捉“爬叉”，谁想这一去竟是永别。当晚小蕊一直没回家，小蕊的家人也在沙河堤上寻找了一夜。次日，与湾李村西邻的邓李乡庄头村水域内发现了一具女尸，这正是小蕊的遗体。平静的村庄发生了命案。

接到报案后，叶县公安局的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小蕊的尸体检验结论显示，她“被扼压颈部窒息死亡，死后入水”。

2001年8月4日，小蕊被害当晚同样到河堤上捉蝉蛹的村民李怀亮被叶县公安局带走。同年的8月7日，李怀亮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9月3日被执行逮捕。

受害人家属和犯罪嫌疑人李怀亮两个家庭，一个为了讨说法，一个为了求清白，共同在这条漫漫长路上苦苦奔走了近12年之久。这起案件的背后，又隐藏了涉案双方当事人怎样的辛酸与血泪？

历时12年的“悬案”

李怀亮的三姐李爱梅记得很清楚：“李怀亮是农历六月十五被公安局带走的，被带走45天后，公安局向我们送达了逮捕证，上面写着‘故意杀人和强奸’。”

李爱梅称，李怀亮被带走不久，小蕊的家人便到李家哭闹，“到家里打砸，还打了李怀亮两个小闺女，见我们家的人就破口大骂”。

“当时想，要真是他干的，直接枪毙了就算了，那是他罪有应得。”李爱梅说，但李家人参加完第一次庭审后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一系列证据对不上我弟弟的号”。

叶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1年8月2日晚，被告人李怀亮去本村北沙河堤上摸“爬叉”，遇到本村幼女小蕊，见四周无人，欲对该女强奸。该女不从，李怀亮即卡住该女脖子，拖该女到附近花生地，将该女卡死，对该女尸体奸淫。后将该女尸体抛入沙河水中。

2003年3月，叶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李怀亮的众多家属旁听了此次庭审。据调查，此次开庭是该案唯一一次公开庭审，随后的一系列庭审均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李怀亮的家属也被拒绝旁听。

在这次庭审中，李怀亮称：“案发当晚到河堤上摸‘爬叉’了，见过小蕊，但我没有杀人。”

李怀亮一审的辩护律师刘昆明认为：“本案除被告人的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供述与其他证据不能印证，故应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但李怀亮及其辩护人的意见未被法庭采纳，叶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赔偿丧葬费3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害人家属、被告人均不服。被害人小蕊的父母郭松章、杜玉花以“原判量刑轻、民事赔偿少”为由，李怀亮以“原判证据不足，应该判无罪”为由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3年12月2日，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叶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并将此案发回叶县人民法院重审。

值得注意的是，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裁定后，此案并未发回到叶县人民法院重审，而改由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了解，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是于2004年7月8日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而该案起诉书的编号为“平检起诉（2002）4号”，也就是说，早在2002年，该案的起诉书就由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做好了，但没有起诉，而是由叶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2004年8月，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据后来的判决书记载：“李怀亮当庭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小蕊，并称自己曾作的有罪供述是因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才作出的。”

平顶山市中院未采纳李怀亮的辩护意见。2004年8月31日，平顶山市中院对此案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且赔偿丧葬费3000元。

此次宣判后，被告人李怀亮及原告郭松章、杜玉花均不服，分别以“没有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和“赔偿少”等为由提出上诉。

2005年1月22日，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05年8月25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不公开对此案进行了审理。2006年4月11日，对此案再次出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告人李怀亮赔偿原告丧葬费6057元、死亡赔偿金51000元。

此次判决后，原告郭松章、杜玉花不服，以“民事部分赔偿数额少，对被告人李怀亮量刑不当，应判死刑，立即执行”为由再次提起上诉。

2006年9月2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2005）平刑初字第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但直到这次判决前，平顶山市中院也未对此案进行重审。这些年来，李怀亮一直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关押在看守所。

疑点重重的定罪证据

叶县人民检察院和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均指控，李怀亮为达到奸淫的目的，故意杀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为证实上述指控，两级检察院提供了被告人李怀亮的供述，证人杨建新、白海涛等的证言，现场勘察记录、刑事技术鉴定结论，物证及物证照片等6项证据。

但李怀亮的辩护律师认为：“判决适用证据有失偏颇，对李怀亮的有力证据在判决中只字未提，而判决书中所采用的6项证据无一能证实李怀亮杀死了本案的被害人。”

据公安机关现场勘察笔录记载，在案发现场附近有一处范围面积40厘米×21厘米的血迹，但根据公安机关对小蕊做出的尸检报告和案发后对李怀亮的人身检查，发现被害人和李怀亮身上均无出血伤口。

卷宗材料显示，被害人小蕊是A型血，李怀亮也是A型血，而现场发现的上述血迹是O型血。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的一摊血不是被害人小蕊的，也不是李怀亮的，这地上的血迹是谁的？从何而来？与本案是否有关？上述疑点，卷宗材料和多次的判决书、裁定书中均无交代。

据调查，小蕊被害的中心现场为邓李乡湾李村三组治保主任赵木申家的花生地。案发后，侦办此案的叶县公安局到现场勘察，发现“距该块花生地南头95米处有一倒伏区，东西长

2.4米，南北长2.3米，区内有踩踏痕迹，在倒伏区向北1.5米后向北偏西27米至沙河水域有一趟拖拉痕迹，方向为自倒伏区至水域南岸”。

叶县公安局在事发现场测量了脚印，并用石灰膏刻有模子。公安机关现场勘测和提取的模子显示，现场留下的脚印是38号鞋码的凉鞋，据李爱梅称，事发当晚，李怀亮外出摸蝉蛹穿的是44码的平底拖鞋。

“李怀亮脚大，平时穿44码的鞋，现场发现的脚印是38码的，这肯定不是怀亮的。”李爱梅说。

但该项证据未在卷宗中记载，本案所有的判决书、裁定书也未体现这一细节。

据调查，公安机关到案发的花生地现场勘查时，身为村治保主任的赵木申曾跟随公安机关到自家的花生地现场，并亲自将公安机关从现场提取的脚印模子搬上车。在叶县人民法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时，赵木申曾出庭对上述情况作证，但法庭并未采纳。

李爱梅称，赵木申出庭作证回到村里的当晚，便遭到了郭家人的殴打，此后村里再无人去法庭为李怀亮作证。

此外，叶县人民检察院和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均指控李怀亮“将该女卡死，对该女尸体奸淫”。据李怀亮的家属介绍，案发后，公安机关提取了被害人的子宫送到外地进行检测，但在本案的多次审理中，检方从未提供被害人子宫内的精液是否就是李怀亮的这一核心证据。李爱梅称，警方提取的精液与李怀亮的不匹配。

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称，李怀亮供述的将该女扼死后抛入河中的情节，与尸检报告证实该女系死后入水的情况一致。

但李怀亮在开庭时多次称：“自己曾作的有罪供述是因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才作出的。”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时，李怀亮当庭称，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指挥人拿带链子的锁摔他，并现场展示了脚上的伤疤。

李怀亮的辩护律师在提交的上诉状中称，从卷宗材料中可以看出，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李怀亮讯问了10多次，虽然后来几次上诉人供述本案是自己实施的，但其供述内容与案发实际情况有多处不符。例如，李怀亮在公安机关供述时称“被害人下身穿的是裤子，上身穿的是短袖”，但实际上被害人穿的是裙子；李怀亮供述作案后，“把被害人穿的裤头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带到河边扔水里了”，但实际上被害人的裤头是在花生地里找到的。

上诉状还称，“从本案询问笔录的时间来看，本案是先有证后有供，即侦查机关在找到了被害人的物品后再询问的。”

检方提供的另一主要定罪证据是“李怀亮的同号在押人杨建新、白海涛证实，在与李怀亮同号关押期间，被告人曾说自己溺死女孩并强奸该女”。

但李怀亮在庭审中否认了杨建新、白海涛两人的证言，称同监号无此两人，也根本不认识这两人，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旁听了第一次庭审的李怀亮家属称，李怀亮当庭要求法庭传唤杨、白两人当庭作证，但法庭“以两人服刑去了，无法当庭作证”为由予以拒绝。

办案机关一度进退两难，“死刑保证书”引发巨大争议

李怀亮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关押在看守所10多年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原本完整的家庭也已分崩离析。

李爱梅哭着说，李怀亮被逮捕后，被害者的家人一度每天堵着李家门，李怀亮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出门就被打被骂，被逼无奈只能辍学，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早早嫁人。李怀亮的爱人则常年在外打工不回，李怀亮家的围墙和门楼都已倒塌，墙基上长满了荒草，原先的大门已不知去向，进门处用一个横放的旧架子车挡着。李怀亮的母亲整日“跪着求祖求神，头上都磕出疙瘩了”，2011年，李母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也未能如愿。

多年来，李爱梅曾多次到郑州、北京上访，“跟踢皮球一样，根本没人管”。一些接待她上访的人提出，“你这个案子给你办个取保候审吧？”遭到了李爱梅的拒绝，这位刚强的农村妇女说：“凭啥给我办取保候审，如果李怀亮真的犯罪了你们就枪毙他，没犯罪的话就放人。”

据媒体报道，叶县公安局副政委杜干勇曾表示，这个案件确实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省市县相关领导也都知道，政法委也协调多次，却一直没有人拍板。因为被害人家属情绪激烈，所以这个案件没人敢说判，也没人敢说放，现在是一言难尽，进退两难。

杜干勇说，对这个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穷尽了力量。美国技术那么先进，不也有很多案件破不了？既然省市法院都认为证据不足，为什么不直接改判无罪？现在上面领导老是说让继续补充侦查，如果现在还能够侦查出真相，找到直接证据，我们不早就结案了？其实领导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不说破，不下决心。说白了，就是害怕承担责任。

进退两难中，2012年，一份流传到网络上的“死刑保证书”，让此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份“死刑保证书”写道：“我们要求本案由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怀亮判处无期徒刑，最好判死刑。如果平顶山中院按此处理，我们保证，不管将来省高院处理结果如何，我们都将服从，包括因发回重审导致的平顶山法院的最终处理结果。无论案件处理到任何程度，我决不再跑，听从平顶山中级法院的处理。”

落款处，写有小蕊父亲郭松章和母亲杜玉花的签名，且按了手印，时间为2004年5月17日。

“死刑保证书”被媒体披露出来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将这份页眉上写着“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死亡保证书”与平顶山中院的死刑判决联系到一起，质疑这是地方息访的交换条件。

2012年2月28日，被害者的母亲杜玉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保证书’是在法院写的，当时肯定有法院的人在场，没有的话我（怎么）用他们的东西写，在场的人是谁我记不清了。”

“他们事先就威胁我不要上访，让我写这个保证书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再去上访，当时我说不上访可以，但你们要给我判公平，中院的人说判公判不公是我们的权力，我们要看案卷里的东西，我们不能给你保证这个（判死刑——记者注），只能保证给你找个很有知识很有能力的法官断我闺女这个案子。”杜玉花说。

针对“死刑保证书”一事，平顶山法院回应称：所提的“保证书”，经核对与卷宗中的原件一致。该“保证书”是被害人家属请求将李怀亮案件提高审级的申请书。是被害人家属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李怀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最好判死刑”的单方诉求表达，不是平顶山中院与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上面也没有任何法院人员的签名，但确系平顶山中级法院信笺，且在卷宗中存档。不是法院依法判决的任何条件。平顶山中级法院强调，此案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阶段，待该案进入审判环节后，法院将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2012年当地司法机关一知情人也对本报记者称，李怀亮一案已经在公检法机关转了几个来回，均因证据不足而难以定案，李怀亮本人也被关了10多年，已经成了一个“炸弹”，一旦无罪放人，肯定要有一批人受到责任追究。作为主管领导，谁也不想让炸弹在自己手上爆炸。所谓的补充侦查，所谓的担心被害人家属上访，实际上都是借口，一个把案件继续拖

下去、不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爆炸的借口。

又是一年过去了，李怀亮终于等到了宣布自己无罪的时刻。不过，“疑罪从无”已经迟到了12年。

第三篇：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时间：2012-08-200作者：杨维立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款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上述条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从字面意义上看,列举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为“列举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举未完”。有观点认为:在本条本款中,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仅包括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证据,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中列举的其他证据种类。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在理论和实务界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此处虽然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证据,但仍未列举穷尽。另外,修改后刑诉法多处使用了列举后加“等”字的模式。这些“等”字只能理解为“列举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讲,倘若立法本意为“列举后煞尾”,这个“等”字就没意义,应当删除。

事实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至少,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如果统一由司法机关重新制作,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机关的负担,而且实际上因为时过境迁,重新收集此类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当然,并非任何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制作笔录后才能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所作的特别规定,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完全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如,有的证人作证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证能力、死亡等,无法再找其当面核实。侦查机关应对行政机关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注意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类证据经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严格审查,再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也应该作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规则和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义务。对照来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要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等、提供证据的人或证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有利害关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

第四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精选）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调查报告《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如果仅从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处理，在诉讼法上却承认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则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证，侵害公民人权的现象。

2、真实肯定说，即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若与案情相关，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法追究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放纵犯罪。

3、线索转化说，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证据线索”并以此为线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从而将非法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其理由是：（1）、我国目前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2）、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实体；（3）、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区别证据种类说，主张将非法取得的口供与物证材料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应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此应以采信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无异于承认或允许刑讯逼供。而物证不同于口供，实物证据不会因为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

5、例外排除说，即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法律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单独或综合之中设定若干个例外情形。

五、非法证据效力认定的价值冲突以上各种学说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

（一）、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冲突的集中体现。所谓实体真实也被称作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中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处理是真实的。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对于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明能力优先于证据的证据能力，就是证据的证明性优先于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发现实体的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排除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性，将有助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种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国家还须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的、无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却难以保证完全一致。体现在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对于非法证据的舍弃，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的排除，尽管因非法取证的行为使证据材料丧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弃其证明性与相关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结果。而采信非法证据，则可能鼓励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只在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造成公民权利被侵犯的后果。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的统一，应当树立刑事非法证据运用中价值冲突时各种利益的均衡观念和均衡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应当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六、关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绝对排除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受到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联系较大，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是以损害人权为代价的，其真实性也会受到破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此类刑事非法证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规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权利；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赋于律师刑事侦查在场权等。

（二）、相对排除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实物证据是以物品的性质或者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以及内容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非法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相当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证并不因为非法取证行为而会破坏其真实性，因此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上应加以区别：对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证，且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真实的证据应予采信；对于在案件中虽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的应予排除；对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的用其他证据代替或者将其转化为合法证据。

（三）、加强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更新执法观念建立并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必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排除非法证据。要求检察人员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批捕和起诉的证据使用。要求审判人员坚持司法独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实行自由裁量权。

第五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