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的综合评价》提纲

第一篇：《对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的综合评价》提纲

《对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的综合评价》提纲

一、李鸿章的生平介绍

1李鸿章的教育

① 传统教育

② 西方留学教育

2李鸿章的生活作风

二、李鸿章的功绩简介

1作为地方官员的功绩

2作为中央大官德功绩

3作为外交大使的功绩

4作为“洋务派”主干的功绩

三、几个其他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

1梁启超的评价

2卓立凡的评价

3慈禧太后评价

四、关于李鸿章的几点传统错误评价

1片面的评价误区

2导致评价过激的历史原因

五、综合历史事实对李鸿章的客观评价

1李鸿章的重大过错

2李鸿章的真实伟绩

第二篇：广东近代历史人物

孙中山

香山－中山

革命先行者。

洪秀全

广州－花都

太平天国天父。

康有为

南海

维新变法领袖。

梁启超

新会

维新变法领袖。

梁思成新会

著名建筑学家

袁崇焕

东莞

明朝抗清爱国名将。

詹天佑

南海

中国铁路工程之父。

肖友梅

香山－中山

中国近代音乐之父。

冯 如

江门－恩平

中国航天之父。

冼星海

广州－番禺

人民音乐家。

吴大猷

广州－番禺

中国物理学之父。

苏曼殊

香山－珠海

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

邓世昌

广州－番禺

甲午战争爱国名将。

叶剑英

梅州－梅县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推翻四人帮，结束文革。

宋子文

海南－文昌

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

惠 能

肇庆－新兴

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唐朝人，著有《坛经》。

张九龄

韶关

唐朝著名诗人。

吴研人

南海－佛山

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屈大均

广州－番愚

清代著名诗人。

黄遵宪

梅州

近代著名诗人。

叶 挺

惠州－惠阳

革命家，抗日名将。

梁思成江门－新会

著名的建筑学家。廖仲恺

归善

革命家。

苏兆征

香山－珠海

革命家，1925年香港海员罢工领袖。

容国团

香山－珠海

乒乓球世界冠军。

彭 湃

陆丰

革命家，农民运动领袖。

蔡铤锴

罗定

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

蒋光鼐

东莞

十九陆军军长，抗日名将。

谢晋元

梅州－蕉岭

淞沪战役，抗日名将。

李小龙

顺德

武术大师，国际影星。

阮玲玉

香山（祖籍）30年代上海著名影星 伦文聚

南海

广东第一状元．

陈镜开，中国第一个破世界记录的运动员

李惠堂，中国第一位真正足球世界巨星

广东十虎： 无影脚黄麒英 铁桥三梁坤 九龙拳黄橙可 醉拳苏乞儿

软绵掌周泰 鹰爪王苏黑虎 七星拳黎仁超 侠家拳潭济均

铁指陈铁志 鹤阳拳王隐林

近代史上有关广东地区和岭南文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1）2007-02-04 10:02 两次鸦片战争对广东地区的影响

1840～1856年，广州多次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战场之一，试分析其原因。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请扼要说明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率先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原因何在？

原因：广东是当时对外通商区域，是外国商品及鸦片走私贸易的集散地。因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使广东成为主战场之一。

原因及影响：战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任务发生了变化。原因（6分）：地理上毗邻港澳（关贸组织成员，通向世界的窗口，港澳广大爱国同胞热心祖国建设），华侨众多。具有对外交往的传统。国家给与优厚宽松的政策，如最早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东特色

1．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林则徐：（祖籍：福建）

民族英雄——禁烟措施：整顿海防，缉拿烟贩，收缴鸦片，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意义

开眼第一人：设立译馆；出版介绍西方的在报刊书籍（《各国律例》和《四洲志》等）；购买及仿制西方战舰，提出建中国近代海军。

理论：师夷长技以制夷 意义：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2．民族资本主义最早产生地：上海、广东、天津

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特点：不在通商口岸；华侨投资； 3．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制度创新运动。（背景：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社会背景；康有为、梁启超。）

1895年春，康、梁领导发动“公车上书”，标志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

主要内容：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提倡和奖励士民投资设厂、开垦荒地、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裁汰绿营、军队改用西法训练；废八股、将各省大小书院、祠庙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创办各种专业学堂以及派人赴日本留学等。

孙中山辛亥革命：策动武装起义最多的省份；（1911年，黄花岗起义：影响最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

孙中山活动（1）为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

（2）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

注意：比较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4．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其目的是加快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特点：逐渐形成“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近代、现代广东经济发展原因：

近代：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市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林则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西方，广东成为新思潮的主要阵地。鸦片战争后被迫对外开放，受西方侵略深，自然经济瓦解；也受西方先进文明影响大，广东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最早地区之一。毗邻港澳，华侨众多。

现代：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享受国家对外开放的特殊优惠政策，如最早设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广东人具有敢为人先，大胆创新的精神。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862年1月太平天国答英国海军照会：照会敬悉意，不胜诧异。须知贵国敬奉耶酥，我朝崇奉上帝。贵我两国既以崇拜耶酥为宗教之本源，自当世代交好，犹如一家。„„自当各守天教，权衡双方之缓急，而不可损人以利己。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材料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伎所倡言，万国所同喻，首次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孙中山选集》上卷 材料三：宋教仁代草国民党大政见：吾国现势，非致力对外之时，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使之相承不变，而得专心一意于内政之整理。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太平天国对外愿望的思想根源是什么？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相信列强“中立”的思想根源又是什么？

（2）材料一与材料二表现出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存在的根本缺陷有哪些？（3）材料三中宋教仁对外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当时能否达到“专心”“内政”的目的？为什么？

（4）材料三与材料一、二对外国的认识相同吗？为什么？ 答案：

（1）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一致；孙中山：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列强不会干涉。

（2）两者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3）维护列强在华现状，承认列强在华取得的特权。不能。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反对帝国主义，无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读图答问

（1）根据图一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请指出图一所在的城市名称。

②图一是为了纪念哪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建？ ③这一历史事件的有何重大意义？（2）根据图二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请指出图二所在的城市名称。

②图二所示学校建立于哪一革命时期？第一任校长是谁？曾经担任过该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是谁？

③图二所示学校对当时的革命有何重要意义？

1、①孙中山 ②广州：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南京：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京：孙中山应邀北上，发表宣言，提出要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并最后病逝于北京。③这是56年来国民党首次以政党名义正式组团踏足祖国大陆。有利于缓解台海的紧张局势，增进海峡两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独立、富强、民主、统一，如今我们追求统一也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2、（1）①广州

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③广州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的进程。（2）①广州

②国民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周恩来。

③黄埔军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推动了国民革命进行。

近代史上有关广东地区和岭南文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2）2007-02-04 10:062、（1）①广州

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

③广州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的进程。（2）①广州

②国民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周恩来。

③黄埔军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推动了国民革命进行。

近代前期有关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实践及其经验教训（1）《资政新篇》、戊戌变法、《临时约法》、新旧三民主义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张。

（2）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贡献。

（3）联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清朝统治者和北洋军阀斗争的史实，说明革命派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探索。

结合史实分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

答：戊戌变法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的开始，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体现了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方向。

辛亥革命在近代化方面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为经济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获得了重大突破。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了改革，提倡资产阶级的公民道德等，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也有了发展，但未能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一任务后来由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完成。认识：（1）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只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全方位地变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2）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学习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提高综合国力。（3）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消除封建意识。（4）必须重视“科教兴国”。

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先行者洪仁玕、康有为、孙中山分别提出哪些政治民主化的主张，概括他们三人提出这些主张的共同原因。答案：

(1)主张：①洪仁玕：主张设立新闻官、投票；提倡以法治国。②康有为: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君主专制；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③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提出三民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2)原因：①在西方列强侵华，民族危机严重之际，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②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③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④“西学东渐”的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社会发展差异很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这影响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列举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能说明民主革命的中心在南方的四件重大事件。据此概括分析民主革命的中心在南方的原因。

（2）概括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北方的原因。（1）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中共在南方创建革命根据地。

原因：①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较早，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②中国近代企业、外国资本主义企业集中，冲击了封建生产方式，为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③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早。④远离中国封建统治中心、反动势力较为薄弱。⑤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2）①南方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反动势力较强。②中共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来到陕北，革命重心随之转移到北方。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集中力量侵略华北地区。中共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华北地区逐渐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1）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经过和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国民党、共产党是当时的两大政党。国共关系的变化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分立——合作——对峙——合作——对抗”的发展趋势。（每次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1927年后，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矛盾；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历史事实证明：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两党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和则兴，分则伤”。

（1）第一次容纳共产党并确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及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三民主义）

（2）蒋介石被迫放弃反共内战政策的政治事件及促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根本原因各是什么？（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成功。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3）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有什么结果？对中华民族有何意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2）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3）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事件及典型事例。

（4）台湾问题中的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5）2005年3至5月，台湾江炳坤、连战、宋楚瑜带领的国民党、亲民党大陆访问团在大陆访问的路线图，其行进路线与国共两党历史之间的关系。

2005年3月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这是56年来国民党首次以政党名义正式组团踏足祖国大陆。江丙坤表示其大陆之行是“缅怀之旅、经贸之旅”，有的媒体还将此行称之为“破冰之旅”。代表团先后参访了广州、南京、北京，所到之处，受到了大陆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请问：

①江丙坤所说的“缅怀之旅”主要是缅怀哪一位伟人？ ②请列举这位伟人在广州、南京、北京的主要事迹。③请简述江丙坤的大陆之行的意义。答案：①孙中山

②广州：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南京：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京：孙中山应邀北上，发表宣言，提出要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并最后病逝于北京。③这是56年来国民党首次以政党名义正式组团踏足祖国大陆。有利于缓解台海的紧张局势，增进海峡两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独立、富强、民主、统一，如今我们追求统一也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前言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进入新世纪以后，宁波大学根据整体推进教育与教学改革的思路制定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这个培养方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必修课程，是教育部规定必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等；第二部分为延伸课程，是从宁波大学的实际出发开设的与必修课程相配套的选修课程，其中包括当代西方思潮评析、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邓小平理论与宁波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世界大趋势与中国发展热点问题等；第三部分则是实践课程。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与之配套的选修课程，或者说延伸课程，从本意来讲，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有助于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强对能力，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培养。就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延伸课程而言，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无论是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留下的历史轨迹，深入了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环境，还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历史人物一一加以评析，毫无疑问都会大大深化对理论的理解。而且几乎是在同一过程中，运用理论的能力，也必然会大大加强。如同毛泽东指出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正是在更重要的学习过程中，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加强了对能力的培养，这就是当初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当然。对于本门课程来说，要真正起到延伸的作用还必须解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应该恰当选定历史人物；二是必须正确评析历史人物。

究竟应该如何选定历史人物?有人曾作过统计：毛泽东著作里提到过的历史人物有一千多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也不在少数。我想首先考虑的必须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反面的，但至少必须是某种类型的代表。本书作为初稿时只收集了10个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无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别是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征、政治观点和历史地位都作了既比较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与分析，我想只要认真研读就会从中受到启迪并引发各种思考。当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更多的、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收集进来。比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启蒙者、垦荒者，而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又比如曾经分别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至深且巨，被称为20世纪三位伟人的孙中山、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好在这次通过修订在正式出版时又增加了10个历史人物，从而使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

选定固然重要，但评析更加如此。能不能客观地、公正地、科学地评析选定的历史人物，这是作为延伸课程能否开设成功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想就究竟如何评析历史人物的问题，联系我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实践，从宏观上谈几点想法，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评析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研究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实事才能求是。评析历史人物同样如此，首先必须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方面曾经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曾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篡改历史，把一部中国共产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以及错误路线斗争中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并逐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说是从陈独秀到刘少奇一共经历了九次路线斗争。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所以都成了历史的罪人。陈独秀明明是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反孔英雄却成了尊孔派：瞿秋白成了铁证如山的叛徒；李立三则是老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成了大军阀；刘少奇则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且永世不得翻身。剩下的只有毛泽东才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最多再加上那个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副统帅林彪。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邓小平认为“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为什么不能算了呢?因为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两大冤案!刘少奇这一次冤案主要是毛泽东的认识错误，再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造成的。至于彭德怀那一次，彭德怀究竟何罪?无非就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即使这些意见百分之百的错了，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到会的其他成员交换意见，向政治局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又有何不可?他到底违反了哪一条党纪?哪一款国法呢?更何况，从内容上看，邓小平指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都是客观事实。采取算旧账的办法给予打击是不应该的，而这些旧账又大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彭德怀的功过是非暂且不去详细评述，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一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大军阀竟然与毛泽东合作共事三十多年。他带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后来又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并担任了副总指挥。而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独立发展的。因为中央本来就有让他组建红三方面军的指示。抗战期间，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建国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然彭德怀有较强的个性，而且对毛泽东也的确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通过实践，他逐步建立了对毛泽东的信任。这就是合作共事的思想基础。

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是指他反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当然反对王明上台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在组织上采取了分裂党的办法又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邓小平指出：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张国焘在“南下”与“北上”之争上有路线分歧，但后来另立中央乃至叛逃出走，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路线斗争的范畴。所以邓小平讲“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至于高岗，邓小平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2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这番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罗章龙的问题，张国焘的问题，乃至高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必要与路线斗争生拉硬扯在一起。

那么真正的路线斗争还剩下这样几次：陈独秀的右倾与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的“左”倾。对于这几次路线斗争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们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讲是党内问题，是非问题，是属于想要革命但不知如何革命的错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所以党的“八大”仍然选举王明当选中央委员。至于王明后来发生的变化则另当别论。而且，瞿秋白的路线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尽管都给当时的革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都有认识并且改正了错误。从瞿秋白与李立三身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的判断是与事实相悖的。

二、评析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往往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议论：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言外之意，很难有一个客观的公正的标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应该说确实有这种现象。在同一事实面前。对同一历史人物可能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当年的陈独秀，由于他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因此我们尊称他是反孔的英雄，但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却被视为大逆不道并咬牙切齿地咒骂他是“陈毒兽”。又例如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在我们看来肯定是历史的罪人，因为他亲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曾使多少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而且此后他处处与革命为敌，多次围剿、屠杀革命志士，可以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但是在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阶级看来，也许还是一个历史的伟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在阶级对抗特别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年代里，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必然会作出坚持本阶级立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尽管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并且以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但是在谋求解放的斗争中，它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从维护无产阶级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历史的人和事以及周围的人与事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仅仅是评价标准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内容。

我们经常在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橱历史人物，这肯定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界薏瓣理解为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评价历史人物曾经为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反正都是地主阶级的头子，都属于否定之列；什么清官、贪官反正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改良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因此鼓吹改良就是反对革命。按照这个荒唐逻辑，除了无产阶级自身，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值得肯定、值得歌颂的人物。这实际上与无产阶级的宽广的胸怀与历史的眼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可以说早已远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什么?应该是唯物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作阶级分析这自然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在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总是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不管其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但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如同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0页)。因此不管好皇帝、坏皇帝，就皇帝的阶级属性来讲，毫无疑问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之列。但是同样是皇帝，难道没有好坏之分?当然不是。如何区分其好坏。不是简单地甚至荒唐地按照对无产阶级是否有利这一点来作出价值判断。而应该放到历史的长河里，看他在当时是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还是与之相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改良派为例，在封建专制一统天下的年代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些维新派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鼓吹改良来否定封建专制的统治，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难道不应该予以肯定吗?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惟独谭嗣同坚决不走，他慷慨激昂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刑时，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后人们难道不应该为他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激励吗!当然，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后，康、梁及其信徒们继续在那里鼓吹改良，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逆革命潮流而动，可谓之反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之为保皇派的原因所在。

再以蒋介石为例，前面已经谈到他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革命为敌的一面。但综观其一生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本书在“惨淡经营渡难关”一文中对蒋氏父子在退居台湾之后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外，早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领导北伐战争；在国难当头之时，与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退居台湾后，孤悬海外几十年，台湾毕竟没有落人外人之手。这些我想都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应该坚持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标准。

由此可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是正确的。

三、评析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的。作为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不例外。所以在评析历史人物时切忌静止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就以收集在本书中的历史人物陈独秀为例，真的很难以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说从来就是好人还是从来就不是好人一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除了本书的介绍，我自己在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独秀的一生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早期有功，中期有错，晚期变坏。

早期有功，功在哪里?这里所说的早期主要是指陈独秀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到1926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之前这10余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清了道路，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二，积极投身并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且指出“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页)；其三。在三次论战中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斗士，而且还亲自领导了其中两次论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曾经指出“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 页)；其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为党的组织建设与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这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中期有错，错在何处?错在1926年12月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一条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运动乃至对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这条路线在全党贯彻半年后的结果是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并使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毫无疑问，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至于说到后期变坏，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参与了托派在国内的组织，而且还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 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页)当然后来，也是因为托派组织的出卖，而被捕，蹲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他完全脱离了与托派组织的关系。

那么能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坏人呢?我认为不能那么简单地断言。因为他参加托派组织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始终坚持抗日与反蒋的立场。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穷困潦倒，最后病死在四川江津。综观陈独秀的一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独秀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一点是不应该有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才有后来一系列的变化以至于最后导致了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局。

从陈独秀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所经历的曲折的一生，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另外一位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同样收集在本书里的“一位充满着文人气息的政治家--瞿秋白”身上再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瞿秋白的一生我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宣传马列有功，路线斗争有错，“多余的话”多余，最后壮烈牺牲。

何谓宣传马列有功?本书详细介绍了瞿秋白尽管短暂但不失辉煌的一生。早在1920年秋，他就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并写下了《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率先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回国后不仅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而且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章，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他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家之一，为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尽管受到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对待，但他仍然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并战斗在文化战线上。

至于说路线斗争有错，主要是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气愤，更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痛恨，党内普遍滋长了“左”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央由于错误分析革命形势。低估敌人的力量，提出了造成全国性暴动去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对于这一条 “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提出与推行，时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苏区。后来被捕并关押在福建长汀当时的宋希廉司令部的牢房里。就是在那里，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正是这个“多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叛徒的自白书，成了白纸黑字的铁证，并因此把他的墓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了出来。

“多余的话”是不是叛徒的自白书?当然不是!因为它：一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二字里行间并没有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信仰的丧失。何来叛变一说?那么，“多余的话”是不是像本书所介绍的应该给予那么高的评价? 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一篇出于内心的自白毕竟是在国民党牢房里写下的。很显然，首先看到它的不是党组织，而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国民党反动派。再加上由于种种原因，瞿秋白对自己作无情解剖的同时，似乎否定得过了头。由于缺乏一种辩证的分析。所以它不仅被国民党当作反共的宣传资料，而且后来在革命队伍内部留下了纷争的隐患，后来以致把他打成叛徒，这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始终认为“多余的话”总体来讲还是属于多余的，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就是如此。

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当局曾多次派员到长汀劝降，都遭到了瞿秋白的断然拒绝。瞿秋白对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人爱自己的名誉，就如同鸟爱自己的羽毛。也就是说鸟没有了羽毛就不成其为鸟，那么，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名誉，就称不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蒋介石在多次劝降未能成功的情况下给宋希廉下达了就地枪决的指令。当宋希廉向瞿秋白宣布这个指令时，瞿秋白只向宋希廉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前赴刑场的路上不要绑着他；二是临刑前必须让他坐在红地毯上，而且要求面对枪El。就这样瞿秋白一路高唱国际歌来到罗汉岭，面对敌人的枪口英勇就义。因此说，“最后壮烈牺牲”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评析历史人物，必须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曾就反右派斗争一事发表过非常深刻而又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 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段话之所以说深刻，之所以说中肯，归根到底是因为充分运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

什么是辩证分析的方法?通俗地讲，在对历史人物作出评析时，肯定应该是辩证的肯定，即肯定当中有否定；否定应该是辩证的否定，即否定当中有肯定。这一点，在从事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通过对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改造道路与建设道路的研究，我曾在我的著作《探索者的足迹》一书中对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首先，毛泽东不愧是历史的巨人。他为我们党、国家与各族人民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他对中国革命道路、改造道路的成功开拓，对建设道路的探索曾经有过的良好开端则是他历史性贡献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以革命道路为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改造道路亦是如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列宁曾经实践过的设想，这个设想由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在中国第一次成为现实，不仅在社会很少动荡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成功地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至于毛泽东1956年前后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尽管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而言，还是初步的，但却是相当丰富和辉煌的，而且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改造道路并取得探索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毛泽东是其中最光辉的典范、最杰出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

其次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他也有失足的时候。

„„ 大家知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两次被打倒的经历，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最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不计个人恩怨，竟然能够如此冷静，如此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且还主动承担责任，这不正体现了“ 实事求是”的最高思想境界吗?体现了“恰如其分”的最高认识水平吗? 本书的作者多为负责“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程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

他们为做好这项工作，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终于完成了初稿的撰写工作。又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对原来的初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在此基础上决定正式出版。我衷心祝愿本书在不断使用、反复实践过程中越来越走向成熟，并成为最受欢迎的一门延伸课程。

曹屯裕2005年8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康有为天资聪颖，深受族中长辈喜爱。6岁时，有人出“柳成絮”让他对下联，康有为脱口“鱼化龙”，家人赞叹，“此子非池中之物”。由于幼年丧父，康有为跟随祖父长大。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康有为以古代圣贤为榜样，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引经据典称“ 圣人”，以至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不仅不反对，而且欣然接受，以圣人自居。

1876年至1878年。康有为跟随朱次琦(南海九江人，号九江)在礼山草堂求学。期间康有为越发显得与众不同。他勤学好问，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对康有为的狂言，同学们惊骇不已，以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渐渐疏远了他。两年下来，康有为感觉气氛沉闷，他开始致力于追寻经世致用之道，而对考据辞章之学逐渐失去了兴趣。他沉思自己“安心立命”的所在，一时想不通，烦闷、焦虑郁结在胸，竟丧失心智，“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为学„„”这种白日里见异像、情绪失常、思维紊乱的情况，反映出康有为迷茫焦虑的心理，他空负救国救民的大志却找不到实践的途径。康有为“歌哭无常”，被师兄弟们认定得了“心疾”，事已至此，只能告别书院，回家自修去了。

内心孤独的康有为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如果不是遇到“聪明绝世”的张鼎华，他思想苦闷的日子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张鼎华。广东番禺人，13岁登科入仕，以“神童”闻名于岭南，时任翰林院编修，康有为隐居时他正回乡省亲，两人在西樵山相遇，交谈中观点相悖言语不和，康有为激动地大声苛责了张鼎华一顿，拂袖而去。张鼎华似乎没有把康有为的无礼言行放在心上，相反在与他人言谈间颇推崇康有为，由此，康有为的名声在广州传扬开来。事后，康有为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致歉信给张鼎华，张又大加赞许，评价说广东再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好信。两人惺惺相惜，订下八拜之交，经常一起讨论京城掌故，朝廷政事。张鼎华为康有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口，年轻的康有为不再感到心灵孤独。他济世救民的理想再次勃发，决意舍弃为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考据帖括之学”，专以“民生艰难”为念，认为天生我才正为此。从此，康有为确定了“经营天下”的大志向，将个人安心立命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出路联系在了一起。

康有为第一次接触西学是在1874年，通过阅读《瀛寰志略》、《地球图》，他知道地球是圆的，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他迫切想知道更多关于外国的知识。此后几年，康有为如饥似渴地搜寻西书，先后获得并阅读了《西国近世汇编》、《环游地球新录》、《海国图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人汇编和撰写的介绍西方风俗、政治、言论的书籍。书中描绘的盛况大大震撼了康有为的心灵，他十分向往西方社会。

读书人的志向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879年，康有为有了去一趟香港的机会，英人统治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改旧式文人轻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的态度，评价香港社会“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当时，康有为还没有“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他将现实中的中国与香港社会作了一番比较后，认可了后者，一幅以香港为榜样改造中国的蓝图在康有为的脑海中逐渐成形。这个志向终康有为一生没有改变。P2-3

第三篇：历史人物评价

问题：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原则、方法、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试举例说明之。

一、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原则、方法

“人物是历史的链条”，人物无疑是历史进程的主要载体。历史终究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而杰出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更是体现和标志了一种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经济趋向。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运用正确的观点，适当的原则，恰当的方法来对历史人物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注意的观点。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2.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3.每个人都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果违背规律就必将被历史遗弃；4.历史人物的阶级具有局限性；5.评价历史人物的行为要根据具体历史情况具体分析。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引下，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握如下基本原则：

1.历史原则。首先，应根据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衡量他的作用。要防止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标准苛求古。其次，要看历史人物的主流。我们应从历史人物的活动过程中找出主导方面，看他的主流，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客观上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延缓作用。这都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依据。

2.阶级原则。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归根结底，总是时代的产儿，总是和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联系着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出现，评价其历史地位，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从历史人物自身的阶级条件去评价他的所作所为。

3.两点原则。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防止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我们要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功大于过，基本肯定；过大于功，基本否定。

科学的方法对于合理全面的评价历史人物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两种，一是分类法，即把历史人物一生的重大事迹按类别归纳评述的方法；二是分期法，即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纳入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叙述、评价的方法。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1．功过评价法；2．阶段评价法；3.定性评价法。

二、用上述原则、方法、观点来评析毛泽东主席一生的功与过

分类法是指把历史人物一生的重大事迹按类别归纳评述的方法。毛泽东主席的一生重大事迹有很多，我选取建立新中国、创立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对历史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事迹加以评述。

1.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之时，毛泽东主席正确分析形势，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旧社会，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并巩固了世界上第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傲然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作家。“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些精彩言论；以及日本侵略中国时，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持久战”。这些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焕发其独特的光辉。毛泽东在政治、军事、诗文方面，都有独特而精妙的言论与见解。毛泽东主席闪光的智慧足以成为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3.发动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生的败笔

毛泽东主席晚年因为估计形势的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暗无天日的动荡10年，让中国的经济陷入极端困境。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一大败笔。

运用功过评价法，我们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时候，要看到功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他所犯的过错。而运用定性评价法，我们应该肯定毛泽东主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的。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主席地位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青史凭谁定是非？我们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一定的科学方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全面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

第四篇：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本站推荐）

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字数：2831 来源：中国教育发展研究 2008年11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 历史人物 标准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

一、毁誉参半。我想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层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又是忠君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时还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谋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清朝沉没的命运。

2.2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李鸿章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对内残酷剥削、对外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不可赦。

2.3 在经济上，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不仅在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躯体，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2.5 在外交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至在当时外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鉴于封建的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列强，李鸿章主张以“羁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从实际上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极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因此说他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当然李鸿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禄驱众”等独特的性格特征，决定他在建设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如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也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漩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和有严重的脸谱化倾向，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以偏概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为，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第五篇：近现代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晚清风云人物李鸿章》

目录

摘要···················································3 关键字·················································3 正文···················································3

一、生平与仕途········································3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4

三、历史评价··········································5 参考文献···············································6

【摘要】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字】 李鸿章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正文】

一、生平与仕途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2 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

李鸿章夫人，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三、历史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曾有大功于国家之举的功臣，一位那个时代的先驱，一位不齿于人的罪人”。---未明 “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

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行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其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有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参考文献

1.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3.《李文忠公全集》 4.《近现代史资料》 5.《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