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借据”与“欠据”的区别（定稿）

第一篇：审判中“借据”与“欠据”的区别（定稿）

审判中“借据”与“欠据”的区别

民事诉讼中有两种主要债务：一是侵权损害之债，二是合同之债。借款纠纷和欠款纠纷均属合同之债范畴。

诉讼时效是指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主张权利就丧失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合法债权的权利的法律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侵权之诉，如身体受到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诉讼时效为一年，这是短期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合法债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这属于一般诉讼时效。合同之债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对于侵害身体要求赔偿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诉讼时效的起算之日是很好认定的。因为身体受到伤害的债权人要求赔偿，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日期，很明显就是其受到伤害之日。如果伤害是持续性的，就应是伤害停止、稳定之日起计算，这在审判实践中是很好理解和操作的。但对于合同之诉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是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根据大部分的学理解释，一般诉讼时效的起算之日，是债权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而这个“侵害”二字，实际上是一个来源于法学上“侵权”理论的概念。对侵权之诉如何理解，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在合同之诉中，如何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债权受到侵害之日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最典型、最具争议的是：“借据”和“欠据”。对于注明了还款日期的“借据”和“欠据”，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时效的起计日期，应是条据上注明的还款日期，因为债务人到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而没有或拒不偿还债务，债权人对其债权当然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了侵害，应不存在争议。

而长期争论不休的是，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据”和“欠据”，应如何计算时效的起计日。对于借据而言，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据，具明了借款日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有争议，但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应适用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即债权人在出借之日起二十年内均可向法院主张权利，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二十年是最长的诉讼时效。在借据出具后的二十年中的任何时候，债权人只有在向债务人索要借款，债务人拒不偿还的情况下，才会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如果债权人在出借后的二十年内，随时向债务人索要不果之后，在二年之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均未过时效；也就是说，二十年之内，随时可向法院主张权利，而不过时效，只要在诉前的两年以前没有向债务人主张过债权，否则，债权人就在诉致法院前已超过两年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没有在两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内向法院请求保护。但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注明了还款日期的借据，时效起计日是还款日期，那么未注明还款日期的，说明债权人（出借人）随时可向债务人（借款人）索要。即今天出借了，明天就可找债务人索要。因而出借之日，就是债权债务形成之日。债权债务形成之后，从出借之日起，出借人便可随时找借款人索要。相对于注明了还款日期的借据而言，反而却只能等到约定的还款日期到来之时，才形成了债权债务，之后才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那么就合同之债之言，“债权债务形成之日为诉讼时效起计之日”比“债权受到侵害之日起为诉讼时效起计日”更为确切。而且，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据的诉讼时效起计日，非但不是在二十年内随时可以起计，反而是应从出具借据之日起计算。出借人如果在出借之后两年内不向法院主张权利，即丧失了胜诉权。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偏重于对侵权之诉时效起算日的规定和操作。实际上对于合同之诉而言，不

宜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时效起计日。法律规定时效的目的和立法原意在于：如果国家法律无限期保护债权人早就享有的、但一直不行使的权利，现实生活中，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就会与社会的经济秩序处于不稳定和不协调状态，不利于经济生活现状，保护民事流转的安全和适应经济高效发展和循环的需要；只有规定诉讼时效，才能达到维护与现代生活节奏相适应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的顺利、有序进行的目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从各国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上看，诉讼时效也是一个从时效长向时效短演变的过程。诉讼权利的丧失，也并不是意味着实体权利的消灭，而只是丧失了受国家法制的强制力（即法律）保护的诉讼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在民法理论上，除了诉讼时效以外，还有取得时效制度，即占有时效，它是指财产所有权人以外的人善意占有或经所有权人同意以公开的、连续的方式占有所有权人财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就视同为占有人依法取得了财产所有权人的所有权。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欠据”与“借据”的不同之处。首先，理所当然的地，“欠”与“借”均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借款是当事人双方在借款之前没有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同意出借，双方达成了要约和承诺，才形成了借款的合同关系，出借人当然在出借之日并不知道借款人不会偿还而侵害自己的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出借人，即债权人在出借之日当然不会、也不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只有在注明了还款日期，而债务人逾期不归还的情况下，债权人才会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从这个角度上分析，笔者是偏向于认同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据在二十年的最长时效内均可向法院主张权利。而注明了还款日期的，应从还款日期到来之日起计算为两年。那么对于“欠据”而言，情况应与之不同。因为“欠”是基于债务人出具欠据之前双方有经济上的往来，债权人向债务人索要，或者经过清算以后，债务人需给付债权人款项，但在债务人当时没有给付能力或不愿意及时给付的情况下，双方才达成合意或妥协，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欠据，这种“欠”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是对双方过往经济往来的结算。在出具欠据之日，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之日；如果该欠据没有注明还欠日期，出具欠据之日就是双方债权债务形成之时，也是债权人知道自己权利受侵害之日。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出具欠据之日是债权人向债务人索要欠款、主张权利之时，债务人暂时无偿付能力，才没有及时清结而出具了欠据的，那么出具欠据之日，就是债权人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其应该在出具欠据之日起两年内向法院主张权利，否则就丧失了胜诉权。反之，如果欠据上注明了还款日期，因为债权债务关系，在出具欠据之日起已形成，即使没有到还欠日期，笔者认为，债权人既可在出具欠据之日起、还欠日期到来之前向法院主张权利，也可在还欠日期到来之日起，两年内向法院主张权利，而不超过诉讼时效，而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还借日期的“借据”与有还欠日期的“欠据”在诉讼时效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合同之债区别于侵权之债，合同之债的诉讼时效应从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之日起计算为两年。为此，最高法院于1994年3月6日作出法复（1994）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据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指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即二年）”。这正符合了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立法精神。而且，笔者还认为，相对于侵权之诉而言，也与笔者的观点不存

在矛盾。以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为例，笔者的理解是：因为原告（受害人）被被告（致害人）致伤身体，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但其诉至法院请求保护的并非是自己的生命健康权，而是要求保护其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要求获得物质或精神赔偿的权利。从法理上讲，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法律是无法去保护的，而只能救济，比如受伤致残失去了手或肾脏等肢体或脏器，法院是无法判决致害人去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的，而只能以判经济赔偿的方式来对受害者予以救济。这种请求实际上是一种要求法院保护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后应该得到的司法救济的权利。原告当然知道从身体受伤之日起，其生命健康权就受到了侵害，双方就因此而随之形成了因侵害生命健康权而产生的经济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如果不向致害人（被告）提出赔偿要求，却就无从知晓致害人不会向其支付赔偿款项，因而也无就无从知晓自己可获得赔偿救济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么，按此逻辑，身体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受害人也可以在二十年之内随时向法院主张权利，而不会超过诉讼时效；或者更具体地说受害人在受伤后的二十年内的任何时候向致害人要求赔偿而致害人拒不赔偿或不愿意按受害人的要求和方式赔偿之后，受害者再在两年时效之内向法院起诉都不会丧失胜诉权。这也与常理和逻辑不合，也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相违背。所以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立法原意不管对于侵权之诉，还是对于合同之诉而言，诉讼时效的起计日均应是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身体受到伤害，受害人应从知道自己受到伤害之日起，也即是在受害人与致害人之间形成了经济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以人身损害赔偿侵权纠纷为由起诉请求保护；对于借款或欠款合同之诉，也是从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以借款或欠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请求保护。这种理解，才不致于对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产生歧义和矛盾。同时，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于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据”或“欠据”而言，其诉讼时效均应是从出具或收到凭据之日或次日起计算为二年。

康权受到侵害后应该得到的司法救济的权利。原告当然知道从身体受伤之日起，其生命健康权就受到了侵害，双方就因此而随之形成了因侵害生命健康权而产生的经济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如果不向致害人（被告）提出赔偿要求，却就无从知晓致害人不会向其支付赔偿款项，因而也无就无从知晓自己可获得赔偿救济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么，按此逻辑，身体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受害人也可以在二十年之内随时向法院主张权利，而不会超过诉讼时效；或者更具体地说受害人在受伤后的二十年内的任何时候向致害人要求赔偿而致害人拒不赔偿或不愿意按受害人的要求和方式赔偿之后，受害者再在两年时效之内向法院起诉都不会丧失胜诉权。这也与常理和逻辑不合，也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相违背。所以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立法原意不管对于侵权之诉，还是对于合同之诉而言，诉讼时效的起计日均应是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身体受到伤害，受害人应从知道自己受到伤害之日起，也即是在受害人与致害人之间形成了经济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以人身损害赔偿侵权纠纷为由起诉请求保护；对于借款或欠款合同之诉，也是从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以借款或欠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请求保护。这种理解，才不致于对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产生歧义和矛盾。同时，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于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据”或“欠据”而言，其诉讼时效均应是从出具或收到凭据之日或次日起计算为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四）履行期限不

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与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此，借条是有效的，而且你随时可以要求欠款人归还欠款，但应当给他一定的准备期限，如果他在准备期限内仍不归还欠款，你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欠款人还款。

第二篇：借据与合同的关系

借据与合同的区别

借条借据不是合同，但可以作为合同有效的凭证。如果一个合同要订立那要符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基本条件。理论上概括为：

合同成立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1.存在双方或多方订约当事人。

所谓订约当事人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在合同成立以后，这些主体将成为合同的主体。订约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如合伙等。无论订约当事人的形态如何，合同必须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也就是说，合同必须具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是不能成立合同的。

2.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合同的主要条款一般包括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等。当事人即使仅就其中若干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其它条款尚未明确，一般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当事人可以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补正。例如一般的买卖合同，只要当事人就标的和价金达成合意，即使合同未对质量标准、履行期限、地点等条款作出规定，合同也可以成立。

3.合同成立应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

《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规则，也是合同成立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如果合同没有经过承诺，而只是停留在要约阶段，则合同不成立。

例如，甲向某编辑部乙去函，询问该编辑部是否出版了有关律师考试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乙立即向甲邮寄了律师考试资料五本，共120元，甲认为该书不符合其需要，拒绝接受，双方为此发生争议。从本案来看，甲向乙去函询问情况并表示愿意购买律师考试资料和书籍，属于一种要约邀请行为，而乙向甲邮寄书本行为属于现货要约行为。假如该书不符合甲的需要，甲拒绝收货实际上是未作出承诺，因此本案中合同并未成立，因为双方并未完成要约和承诺阶段。当然，合同的类型不同，成立的要求不同，这要看什么样的合同而定

法律后果也不一样！

第三篇：教学中重点难点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重点与难点既有区别又是密切相关的。如何正确识别教学重点与难点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教学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像刚才列举的那几种对教学重点与难点的错误认识，显然，是把教学重点与难点摆在同等的地位上了，混淆了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忽视了它们在教学中的地位和处理方法的不同。我认为，在教学上分清重点与难点的关系，并正确掌握处理它们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从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和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知识系统是一个网络状的立体结构，重点则是处在学科知识系统各个有机部分的结合点上，它往往起着承上启下、沟通左右的作用。因而从系统结构的角度说，重点是客观存在的，是具有确定性的；从信息论的观点看，由于重点是处在知识系统网络状结合点的特殊位置上，故它所储存的信息，一般具有容量大，并具多方向传导的特点。但 在知识的网络结构中，难点不一定是处在网络状结合点的位置上，因而从信息的观点看，难点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它所储存的信息可辨性一般较低。另外，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知识、技术的理解和掌握，有赖于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以及教师的妥善指导。缺乏这两个必要条件，学生对某个知识的理解就会产生困难。故从辩证的角度说，难与易是相对而言的问题，它们之间是可以转化的，由此说明，难点还具有一定的人为性。

如果从教学、学生、知识这三者所组成的教学系统来考察重点与难点的关系，我们认为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性关系，可呈现两种状态：一是 当难点也处在知识系统网络状结构的结合点上时，它和重点是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和难点是一致的，即重点本身也是难点；二是当难点不处在知识网络状结构的结合点上时，重点和难点是不一致的，即重点不等于难点。鉴于上述重点和难点关系的两种状态，以及重点的客观性、确定性的特点与难点的可辨性低、不确定性和人为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教学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故而处理方法也应有异，并不只存在着强求“使学生当堂理解”这样一种处理方法。

所谓重点是教材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中心内容，是知识网络中的连接点，是教师设计教学过程的主要线索。

所谓教学难点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学习上阻力较大或难度较高的某些关节点”，也就是“学生接受比较困难的知识点或问题不容易解决的地方。”

课堂教学要完成认知目标，就需要解决好“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这两个常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在讲课时必须做到：突出重点、讲清难点，帮助学生理清头绪，从而有效地学习教材。

第四篇：合同法中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合同法中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首先，“订金”在法律上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从文字的理解上来说，“订”的含义是订立、预订之意。

而“定金”在法律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定金依法律性质不同可以有多种分类，如证约定金、成约定金、违约定金、立约定金等。我国定金在《担保法》上是债的一种担保方式，在《合同法》上是承担违约责任形式之一，其基本法律性质是违约定金，并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性质。“定金”的作用有两种情形：

1、合同正常履行时，定金充作价款或由交付方收回；

2、合同不履行时，适用定金罚则：即交付方违约的，无权收回；接受方违约的，应双倍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此可见，买受方在签订“房屋认购书”时，要分清自己交纳的到底是“订金”还是“定金”，做到心中有数。

1、在“房屋认购书”中约定的为“订金”：《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方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所收费用应当抵作房价款；当事人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买受方返还所收费用；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此种情况下，买受人可与出卖人详细约定“订金”的性质，否则到时想要主张“定金”的权利的话,将不会被人民法院支持。

2、在“房屋认购书”中约定的为“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的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也就是说，买房人签订认购书、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如果因为买受人一方的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可以不退还定金。但是，如果因为买卖双方的原因，比如合同不能协商一致，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定金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合同的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形式。商品房交易中，买家履行合同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若买家不履行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发展商不履行合同的，应双倍返还定金。我国《担保法》还规定：定金应以书面形式约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准额的20%。当事人一旦以书面形式对定金作了约定并实际支付了定金，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另一方面，定金作为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担保法》中规定：担保合同(即定金条款)是主合同的从合同，若主合同无效，定金条款无效(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换言之，若合同无效，定金条款亦无效，收受定金的一方应返还定金。如一方过错造成主合同无效，过错方应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是没收或双倍返还定金了。

订金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它具有预付款的性质，是当事人的一种支付手段，并不具备担保性质。商品房交易中，如买家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不表示他丧失了请求返还订金的权利；反之，若发展商不履行义务亦不须双倍返还订金，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违约方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签订正式的房屋预售契约之前，买卖双方签订的有关认购书(或称意向书)并不是房屋买卖契约，不具备房屋预售契约的法律效力，只是一份广义的合同。若认购书中有定金条款，则若购房者在签订认购书后反悔，发展商有权没收购房者的定金；若发展商违约，不与购房者签订正式的预售合同，则购房者有权要求发展商双倍返还定金。如果认购书中约定的只是订金，那么就不具备定金的法律后果了。

由此可见，定金与订金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法律后果上都有明显不同，在签订购房

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专家目前提醒费者，购买商品房一定要注意“定金”与“订金”的不同，莫把“定金”当“订金”。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前，一定要看清交纳的款项究竟是“定金”还是“订金”。对于“定金”，依据《合同法》相关条文规定，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无约定，经营者违约时“定金”双倍返还，消费者违约时“定金”不返还。至于“订金”，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视为“预付款”，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无约定，经营者违约时应无条件退款，消费者违约时可以要求经营者退款。

订金和定金哪个受保护

所谓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的约定，由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订立时或者订立后履行前，按照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不超过20%），预先给付对方当事人的金钱或其替代物。定金合同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其成立的前提是主合同已经成立生效。

而订金只是预付款性质的一种支付，不具有定金的性质。因此，在购房者签订《预购临时协议》时，真正的预购房屋正式合同一主合同是否能够成立，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与定金合同有着重大差别。因此，预购订金不是定金，定金罚则也就当然不能适用。订金与定金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定金适用定金罚则，一方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或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而订金适用这样的罚则，只会存在返还或冲抵价款的作用。

订金与定金的具体区别

“订金”与“定金”的含义：

“定金”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概念：它既是履约的保证，又是一种支付，同时还是一种赔偿，即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来表明合同双方有意并要真诚履行签订的合同，如果购房者违约，定金不退，如果开发商违约，就要向购买方双们返还定金。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定金的灵敏额不能超过合同总价的20%.“订金”则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出现在房屋认购书中的“订金”，其业主或赔偿仅仅是单方的，是购房者对开发商的保证。在开发商如果违约是否双倍返还的问题上并不明确。如果开发商违约，只要退还订金即可。

第五篇：《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上曹操的区别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上曹操的区别

曹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提起曹操，人们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把他当作奸臣的代表。但艺术的形象与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分开来，这主要是千百年来人们从三国演义的描写中得来，历史上的曹操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曹操是有出入的。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曹操生在战乱时代，一生的大部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在三十五岁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大小近五十次的战役，征战地区几乎遍及到大半个中国。在战争中，他长于选将料敌，“运筹演谋”，不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还善于吸取部属的正确意见，因此常常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精通兵法，在汉末征战群雄的战争中，他用兵用计，胜人一筹，多次取得胜利，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操善于用人，招揽贤能之士，凡能治国用兵者，都尽力网罗，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人才济济。

曹操喜文学，其诗作慷慨悲凉，颇具感染力，不少名篇传留至今。他与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曹操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还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他始终以汉相自居，坚持不称帝。曹操晚年，已经占据了东汉十三州的九州，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仍然执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孙权写信劝他称帝，曹操说：“是儿欲著吾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曹操始终不称帝，并非他不愿意当皇帝，只是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以天下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个人的欲望。曹操始终奉行汉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乱，他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不称帝，虽然是一种政治谋略，但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主义。

他毕竟也犯下了不少罪过，除镇压黄巾，屠城杀降外，还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进行迫害，如对孔融、杨修、崔琰、祢衡、华佗，甚至连大有功于他的荀彧也不放过。加上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所以当时人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有一定根据的。正因如此，所以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他当作奸臣来看待。

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虽然有不少污点，但他的一生，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为吸引人才不遗余力；为发展文化，精心创作。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情怀。曹操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具有坚定的实践精神。

我们应该剥去对曹操的种种歪曲之词，还原真实的曹操。可以说，他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政治家，胸怀博大的理想主义者。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