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当前政坛“旋转门”看中国政商关系
从当前政坛“旋转门”看中国政商关系
王振耀。2010年，曾三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在民政部有20年工作经验的王振耀宣布辞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从“政府”到“民间”，从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王振耀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但公益事业仍是他不变的追求。
蔡定剑。被誉为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的蔡定剑教授，近日溘然与世长辞，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哀思。我们熟悉的蔡教授是为中国改革奔走疾呼的宪法学学者，但他也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长达十多年，最后官至副局长。2004年，蔡教授弃官从学。
叶澄海。1985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叶澄海弃官从商。他先后从事过纺织丝绸业，生产过电子印钞机，最后，选择医药行业为最终发展方向，并创立了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该公司成功上市，上市首日即成“最贵”医药类股票，而叶澄海本人也由此成了亿万富翁。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1992年下海之前，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副局级)。随后他辞职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从学者到商人，从创办嘉德国际拍卖到建立泰康人寿，前后十余载，陈东升完成了多重角色的转换。而今，泰康被评为国内资产质量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
近年来不断有官员进行华丽转身，可以说，当前，官、产、学三者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官员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
官产学流动机制正在形成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在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商界名流通过一扇看不见的“旋转门”，不断进进出出转换着自己的角色，比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宣布离职后随即加盟华尔街上的高盛公司。实际上佐利克到国务院上任以前，就曾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
实际上，“旋转门”现象也正在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景象。2010年，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任职北师大引起广泛关注，而两年前，万钢、陈竺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分别出任了科技部和卫生部部长，正在开启一个学者从政的新时代。“旋转门现象”已成了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在中国，“旋转门现象”也已成了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中国政府的官员以各种形式任职高校，同时，很多高校的教授任职政府官员。
从宏观层面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环境变化的结果，具有某种必然性。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表明中国传统、封闭的官僚体制已经被打破，公务员职业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传统被打破，官、产、学三者之间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社会发展与干部制度改革对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承受的工作和心理压力较过去增强;另一方面由于腐败和制度的不完善使从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官员离开官场，进入学界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渠道。从文化上说，由于社会提供了发挥个人天赋和成长的各种环境和空间，“官本位”的行政文化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此外，大学也因这些有着管理经验的干部的加入而融入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其管理方式、学术环境以及整体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微观层面而言，官员到大学任职，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开始走向多元，更多地从自己的兴趣和个性出发来重新选择和定位自己，同时愿意经历不同的人生历程。当前的中国政府官员大多有比较好的教育和知识背景，很大一部分官员拥有博士学位，具有较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所以可以直接参与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特别是在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具有较强的经验优势。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进步，也是官员选择进入高校的基础和资本。另一方面，到学校任职的官员，特别是一些高官，通常都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见多识广，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具有一般教师所没有的实际经验。他们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还可以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官员到高校任职，在学界与政界之间以某种形式形成良性的人才互动机制，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些官员多年的从政经历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出色的管理能力，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可以使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官员通常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政府管理经验，很强的学习能力。通常他们通过短期的学习、培训和提升，就可以很快适应高校的工作。从这一角度来说，官员高校任职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
官员与高校之间的“利益交换”不可避免
当然，官员任职高校并非没有争议，影响也相当复杂。官员到大学任职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官员到高校做兼职教授;二是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三是政府委派官员到高校任行政领导职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官员与高校之间的“利益交换”问题的确不可避免，这一问题通常存在于官员兼职或退休后到高校任职的现象中。通常，高校欢迎在职官员到高校兼职或者退休、离职官员到高校任职，除了看重其社会实践经验之外，还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影响力。在任党政官员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他们会运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在行政资源分配方面向所兼职的高校倾斜。退休或离职的官员会以其知名度扩大所任职高校的影响力，会利用其在任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为所任职高校带来实际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交互是双向的，在职官员到高校兼职，可以获得学者型官员的美誉，还可以以兼职授课的名义，或搞课题，或担任硕导博导，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取丰厚报酬;退休或离职到高校任职官员可以延长其职业寿命，既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又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
官员“转身”会成为潮流吗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官员转身当教员这件事，除了这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之外，还要做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不是从体制内传导出的某种信息? 弃官从学，究竟是“事业之选”，还是“利益之选”，抑或是“无奈之选” 根据我的分析和了解，其实很难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告别官场去大学从教的人的想法和缘由。大体可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来考虑：
公务员相对狭窄的发展空间与大学较宽阔的事业平台之间的关系。公务员是属于岗位管理范畴的专业性工作，一旦确定了岗位，就需要在一个比较单一的环境中工作相当长时间;大学教师则属于事业管理型的工作，时间上的弹性、工作性质的灵活性和工作内容的自主性都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公务员拥有了高学历，他们在接受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教育的同时，也悄然在心灵深处营造了一片独立的园地。而这种人生意义理解的丰富性与机关比较枯燥刻板的工作有时会演化成为理性的冲突，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思索，有些官员就会作出大胆的决定。这可以看作是“事业”之选。
市场经济对人的观念产生的冲击与泛行政化回潮、“官本位”意识强化之间的关系。市场的本质是一切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面前难以保持其特殊的性质，社会多元的评价机制显得苍白无力，体制内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也容易“归零”。即使客观上在一些利益调整方面采取了事实上的强化体制作用，也难于抵抗市场的消解，部分人对泛行政化回潮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试图挣脱体制束缚，展示经济的张力。这可以看作是“利益”之选。
未来的理想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士年轻时都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无限憧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理想化的东西开始减少，考虑现实的需要成为主流，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往往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于是理想开始分化，理性开始回归，自我意识更加清醒。到国有企业去，取得高工资，固然好，但未必能圆此梦，毕竟自己的去向还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不一定想去就能去。那么，就选择自己可以做主的地方吧，大学便成为不错的选项。这可以看作是“无奈”之选。
期待官员转身成为常态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或一种价值体系来看这件本身就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象。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对待职业的开放心态和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官员，首先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和教员、医护人员、勤杂人员一样，都是社会上五花八门职业中的一种。现代社会的“官”，与封建时代是全然不一样的。古代的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群体，现代的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因此，把公务员选择的自由交还给他们自己，是历史的必然，而公务员也有了重新选择的勇气，这是时代的进步。就客观现实而言，大学很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去从教，特别是中文、文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就是官员到大学工作的广泛社会基础。只要有社会基础，就会有市场需求;有了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铁律。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化，就使官员的转身在一定意义上合乎逻辑——不是说一定会演化成为潮流，也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样做，但出现一些人这样选择绝对是不足为奇的。
从克服“官本位”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意义上说，我们宁肯希望官员转换身份这件事情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促进其积极层面作用的发挥，减少其负面影响，则需要从多方面下力气。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政府应把可以取消或减轻的管制尽量取消或减轻管制力度，把可以放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己管理的权限尽量放出去，使之与逐步实现的管理层级压缩减少和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同时推进，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
严格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并开启“出口门”。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公务员分类管理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这对于拓展不同类别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公务员的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职务序列中，还可以引进大学等机构中的专业人才，有的可用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有的具备条件就可以直接转为公务员。由此，逐步形成国家机构中的公务员与其他身份人才的双向互动机制，实现增强专业身份意识与淡化“官职”身份色彩的统一。
要为官员适度合理转换工作岗位确定相应的具体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国家机构是一台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其中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有其固定的位置，每个齿轮都要按一定之规来运转，才能发挥其整体作用，也才有其个体存在的价值。所以，不是谁想离开谁就可以甩甩胳膊随便离开的，需要对离开国家机关的人实行准许制度、审查制度。比如很多公务员接触国家机密，需要规定一定的解密期限，在此期限内不得调离，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基辛格被拒与国外“旋转门”
卸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受聘于大学在国际上屡见不鲜，尤以美国最为活跃。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哈佛大学第二十七任校长，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美国多所大学中出任访问教授，曾在多届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莱斯利·伦科夫斯基在印第安纳大学重新拾起了教鞭，曾任小布什政府环境保护署副署长的吉姆·巴恩斯回到了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环境法课程。
乍一看，美国的大学与政府官员之间似乎有着频繁而又紧密的互动关系，根据“仕而优则学”的道理，卸任官员可以轻易地在大学里获得教职(即使不是正式的，起码也是访问教授或兼职教授)，越是大牌的官员就越容易获得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职位，甚至是一校之长。然而，当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向哈佛大学提出教授申请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母校拒之门外。作为一所世界级名校，哈佛大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拒绝高官，甚至可以通过不信任案将校长萨默斯赶下台，而其勇气的来源，在于美国成熟而完备的教授聘任与高等教育体系。
国外大学独立的教授聘任与评级过程 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学校的经营管理与对外事宜(包括聘用校长)都是由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处理，董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来自校外，完全不会干涉校内的学术活动，而校内的学术研究则由教授具体负责。虽然终身教授的选拔与聘任最后要经过校长和董事会的同意，但他们很少会反对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了这一过程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反过来，由于院系和专家委员会的存在，掌握校务管理大权的董事会也无法轻易地插足教授的人事管理和变动。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一种涉及内部人管理的制度都无法抵御金钱的腐蚀，大学的董事会亦是如此。董事会中有大学的主要捐资人，他们会将大学看成自己的私人财产而肆意干涉其学术自由。面对这种情况，以杜威等人牵头，美国的大学教授们于1914年联合成立了大学教师协会(AAUP)，以保障大学教授和教师的工作与学术自由。该协会发表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宣言》，旨在“促进公众对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公益，而非教师个人或该制度自身的利益。公益依赖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展示”。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颁布过一系列保证学术自由的具体办法，并通过法律和舆论手段，有效地保护着自由学术免于国家或校董事会的侵害。
在美国，与卸任官员可以自由申请大学任职一样，独立的教授聘任与评级过程作为一项自由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但却为全社会所认同，社会上下对学术自由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警惕国家与政府滥用权力的传统，从而拒绝官员过多地涉足学术自由领域。但如果我们考察国家——社会关系更为紧密、官僚体系更为发达的国家，比如法国，就会发现，那里的学术自由比美国有增无减。巴黎政治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公务员和政治家，却没有哪位非学者出身的官员能回到那里成为教授。与美国一样，只有当一名学者型的法国官员卸任以后，他才有可能返回曾经授课的大学，重新拾起教鞭。更有甚者，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在卸任之后，只能去加拿大魁北克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由此可见，以学术而非官职为准绳的学术自由能超越具体的政治或社会环境，成为推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外“官员教授”的任职特点
当我们从美国等西方国家特殊的教授聘任和高等教育体系出发，重新审视本文开头的各色“官员教授”时，可以发现他们任职任教的一些特点：
除绝少数确有大学治理能力的官员出任大学校长、院长等领导职务外，一般卸任官员都只能当大学普通教师。
教授级别的高低，依据的是学术成就与能力，而不是官职大小。萨默斯在出任政府官员之前早已是闻名全美的经济学家，年纪轻轻就评上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在辞去校长职务之后，他目前仍是该校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讲座教授。同样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在卸任之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一职。官职明显低于以上二人的伦科夫斯基，也因其在慈善政策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受聘成为讲座教授。与他们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基辛格，他的学术造诣早已为世人熟知，并曾担任过哈佛的教授，只是这次耍了大牌，想白拿一个教授头衔而不上课，遂遭校风严谨的母校拒绝。
所担任的教职与其政府任职时的工作密切相关。卸任政府官员获聘于大学，除了学术能力的优势之外，还能为研究和学习带来更具体切实的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无论是从学界通往政界，还是从政界回到学界，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熟稔环境法律与政策的巴恩斯，重新回到了他曾担任院长的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并在这一职位上继续为美国的环境管理与保护献计献策。专业出身的赫德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兽医医学学院继续他在动物诊断和药物开发方面的研究。
多为学者型官员，而非纯粹的官僚。非学者出身的一般只能获得荣誉教职，很少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授。但戈尔是一个特例。他能在同一年里在四所不同的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足以证明其学术能力和资源得到了美国学界某种程度的认可。当然，他本身也无意成为老师，传播理念与宣传造势才是作为一名政客的他想通过访问教授的身份所获取的东西。
此外，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虽然对其学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相对较低，但不能是一个毫无研究能力，只有一点实践经验的前官员。因为他(她)需要在所兼职或访问的大学完成合同约定的上课或研究义务，而不是空挂一个头衔。除了校长的人选多由校董事会决定外，任何级别的教授聘任或评级权力都掌握在由不同学科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手上，这是一项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另外，在任官员严禁在大学兼职或受聘访问教授。
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官员任职的正面作用
近年来的中国，虽然学者进入党政系统出任官员的事例不少，但也有不少在职或刚退休的官员进入大学任职或任教，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越演越烈。借鉴国外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某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下列有力措施，就有可能充分发挥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正向作用，尽力克服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负向影响。
除了原先就是高校的专家学者，之后才去党政机关任职的部分官员可以出任高校的校院领导外，应从制度上禁止没有多少学术经历和学术水平，不了解、不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纯粹的党政官员在职期间或离退休后出任高校领导;对于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某些领域的业务工作能力，但专业理论和知识不够，学术水平较低的官员可以允许其在大学作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但不能让其担任专任教师。
党政机关任职的部分官员在职期间或离退休后可以自愿到高校任教，但不能随意和无条件，要经过高校的相关学术组织对其进行严格的学术水平测试和教学资格认定，不能降低条件，不合格者绝对不能任教;不能以官员的官职大小、级别高低来聘任相应的教职，而应该从官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来认定、聘任其相应的教职;最后，要有更加严格、透明的制度规范来克服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教师后对行政和学术资源的不公平的占有和浪费。
第二篇：从世界看中国教案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了解中国国情概况的基础上,了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特点。通过对不同区域地理特点的了解,加深对我国“地域辽阔,内部差异明显”特点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学生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2.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正确理解区域差异大,人口众多对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点难点: 通过对不同区域地理特点的了解,加深对我国“地域辽阔,内部差异明显”特点的理解。
教学准备: 1.东西半球图、地球仪。
2.中国地形图、中国行政区划地图挂图。3.录音:《请到天涯海角来》、《黄河颂》、《康定情歌》、《青藏高原》等。
各地区风光的景观图。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出示中国长城、故宫、兵马俑、云冈石窟等图片。
2.请两位学生分别扮演迈克和袁小光,相互自我介绍,说明目的,各自介绍自己的国家所在的大洲位置。由迈克提出“中国在哪里”导入新课。
二、教学互动
1.出示世界地图,找出瑞典和中国的地理位置。
小结:从南北半球看,中国在北半球;从东西半球看,中国在东半球;从世界大洲大洋的位置看,中国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
2.迈克提出新问题:中国与他的国家谁大? 指导看图:中国陆地面积与欧洲面积的比较图。
学习阅读方格统计图,分小组计算面积数,得出结论:中国的面积很大,与整个欧洲的面积相差无几。
3.学生分小组朗读中国小档案。
以小组为单位,各自介绍“我所知道的中国档案资料”。
读图练习: 在中国行政区图上找出中国的首都、主要岛屿台湾岛和海南岛,认识中国濒临的海洋。4.介绍中国的行政区划。
三、小导游活动
根据中国地形图,设计几条迈克的旅游路线,选择其中一条。
1.将旅游路线按东北地区、海南岛、黄土高原和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顺序设计。2.确定在各个地区想了解什么,让学生各抒己见。(1)播放《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学习东北地区内容。
了解:吉林雾凇、长白山天池、朝鲜族。
师讲解:东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也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播放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转入海南岛的学习。
出示椰子林、橡胶林的图片,介绍海南岛特有的热带海洋风光。(3)播放《黄河颂》,揭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介绍黄河流域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讨论黄河的功过。(1)播放《洪湖水,浪打浪》,介绍我国五大淡水湖。展示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业、商业、城市建设的图片。
欣赏古人对江南的赞誉——《忆江南》。
四、总结
播放《康定情歌》,指名朗诵“溜溜的跑马山”。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地球村的普通一员,左邻右舍的关系是涉及地区和谐、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认识邻国关系是理解“世界中的中国”的关键。在学习中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地图的能力,提高利用地图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在地图阅读、资料收集、分类整理、系统分析的过程中,学生能学会如何查询资料,如何有效的进行信息提炼,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本领,也强化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并让这种情感有机地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重点难点: 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地球村的普通一员,左邻右舍的关系是涉及地区和谐、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学准备: 1.中国行政区地图,地球仪。
2.收集邻国和隔海相望的国家的景观图片、民族服饰图片等。3.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讲故事《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2.看中国行政区地图,找出日本的位置,导入新课。
二、教学互动
1.中国的邻居有多少?中国的邻居可分哪几类?(1)指导学生按顺序在地图上把14个邻国一一找出来。
(2)让学生在地图上找出我国的主要海上邻国,并说说它们分别与我国相隔哪些海洋。2.根据自己的课外知识,向同学们介绍其中自己比较熟悉的邻国与它们的首都。
看世界地图,比一比,日本和美国距我国的距离哪个更远。3.什么是比例尺?阅读“小百科”。4.自古到今,人们交往的方式有何变化? 提出观点:有人说,世界变小了,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5.介绍中国的睦邻友好“三邻”政策和我国和平外交的五项基本原则。
三、布置作业。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以世界和平、世界人民大团结为主题的创作画。
第三篇：从饮食文化看中国社会变迁
从饮食文化看中国社会变迁
自小我就是一个吃货，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吃遍世界上的美食，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很是单纯，可爱。上了周老师您的课以后我知道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老师的课很生动有趣，我们从不会感到无聊，今天我想用这次期末作业来表达我对饮食的热爱，希望可以用自己浅显的观点来看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接下来我会从以下几方面来介绍饮食文化和中国社会变迁的联系。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众所周知的。古人也云：民以食为天，所以“吃”真的很重要，我从小就立志于做一个资深的“吃货”。近几年来，有个很火的节目是关于吃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它的节目制作人说：“该节目是美食和历史的交织参拌，《舌尖上的中国》在呈现各色美食之外，展示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也在发生变化。通过饮食的故事，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有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感。”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的，不同地区的人吃什么，这其中涵盖着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的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饮食文化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中华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所以，就请跟着我的脚步让我们在饮食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去感受一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吧。
还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国人吃的像个人样，中国饮食文化经历了从吃粗粮到吃细粮的变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萝卜、大白菜一度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并代替了粮食。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似乎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几近无限量”地包顿饺子。偶尔有重要的客人，也会安排杀鸡杀鸭招待。一般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没有习惯上桌同客人一道吃饭。尤其是中小型城市，餐桌上只有家里的长辈和男人们。在二十世纪50年代前，健康的标准是“只要求不生病”。二十年后，这个标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最甜的烤红薯和爆米花也只是孩子们偶尔才能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符号很相似：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他们的理想很简单：吃的像个人样。
到了八十年代，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餐桌上“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盛。尤其到了中后期，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中，一年四季都可以装满各种各样时令蔬菜水果。从初期的粮油、副食品敞开供应开始，所有的票证都被逐出历史舞台时，也预示着一个新“饮食”时代的到来：以往逢年过节才端上餐桌的红烧肉，已经慢慢开始增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三文鱼和鲈鱼，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但虽然如此，能够明显提高身体素质的牛奶，依然还是没有在这个时代中普及。直到中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把禽、蛋、奶、水果、蔬菜等等包括在菜篮子工程里统筹解决。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粗粮成了配角。一些粗粮已经被淘汰，与此同时，野味和海鲜也逐渐开始出现在人们饭桌上。从这些“新鲜”的菜肴中人们依稀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已经到来。
来到了九十年代，从这个时代初期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吃风大长，一年在餐桌上甚至能吃掉上千亿元人民币。鲍鱼、海参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菜肴的品类和档次也开始步入历史顶峰期。在这个时代的餐桌上，尤以鲍鱼为吸引眼球。自古以来，这道菜就是尊贵生活的象征。在各个朝代，吃鲍鱼往往是豪门贵族、帝王将相才能拥有的幸福享受。尽管它的营养成分并不是最齐全的，但它给人的心理满足却非同一般。已经消失的粗粮意外地受到食客青睐，再次回到餐桌，重新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新宠。与此同时，国人把牛奶从特种营养品的位置摆上了普通的餐桌，中国乳业于是开始高歌猛进，进入一个超常发展时期。随着生活的富裕，中国菜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口味。俄罗斯西餐、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国麦当劳等纷纷进军中国，中国人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这个时代的你无论走到何方，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厅与酒肆都随处可见。但是随之而来的健康恶果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心血管、肿瘤、糖尿病、肥胖症持续攀升，已成为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于是，人们就得开始大规模地减肥
如今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吃并选择着；麻辣小龙虾、香辣蟹、水煮鱼，都是这个时代的餐桌文化。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突如其来的一场SARS病毒，以及层出不穷的诸多“黑幕”曝光，让很多都市人群的腹中馋虫都被杀死。人们开始呼应健康主题，对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重新重视。调查显示，当今一半以上的都市人都把水果纳入每日健康必备品。大批商家针对市场，及时推出各种“自然绿色系列食品”，理由是清新健康。牛奶的发展进入颠峰时期，纯牛奶、脱脂牛奶、加钙牛奶应有尽有，数不胜数。人们在市场上挑剔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鲜货上，而不是价格上。什么食品有营养，什么食品能防衰老，什么食品搭配能够保持身体的酸碱度平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清醒而及时地”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民以食为天”，随着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我相信在将来会演绎出越来越多的饮食新文化，国家也会越来越强大，成为真的的大国、强国！有一句话说得好：民富则国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才能称之“强国”。我们已经有了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经济、军事实力也在稳步加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美好。
第四篇：从政商关系看李嘉诚帝国重组
从政商关系看李嘉诚帝国重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范博宏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5年1月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香港富豪李嘉诚发布其商业帝国史上最大手笔的资产重组计划，将市值超过6600亿港元的长江实业以及和记黄埔合并后再分拆成两家新的上市公司：长江和记实业（下称长和）和长江实业地产（下称长地）。1月12日周一开市后，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股票盘中一度分别上涨20%和17%，最后收盘分别上涨14.74%和12.53%。另外，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新成立的这两家公司，长地及长和，全是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重组后变相迁册海外。
李嘉诚曾经是香港梦的代表，靠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如果在十几年前，香港民众会赞美他为“李超人”，可是时过境迁，民众对李嘉诚家族的态度转趋负面，甚至有“官商勾结”、“红顶商人”、“奸商”的极端评价。
对于李嘉诚或者地产富豪的态度，也与香港大环境变化有关。2012年的香港基尼系数达到了0.537，创40年新高；香港特区政府扶贫委员会在2013年9月公布了香港家庭的“贫穷线”——三口之家每月收入11500港元，近两成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同时《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布了“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香港排名第一，财富集中度接近80%。这些数据反应了香港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仇富”的心态隐藏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角落里，香港也不例外。
2013年，出现了两个针对李嘉诚的社会团体事件。先是在长和系年报记者会前，一些社会团体挂横幅贴标语在长实集团大楼内抗议李嘉诚年赚67亿港元，却通过避税缴纳零所得税，并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困境。李嘉诚对此一笑置之，“这正是我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我垄断香港，那我就去欧洲、去北美、去内地投资。”同年4月，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码头工人用漫画讽刺李嘉诚，在李嘉诚旗下商铺发起“罢买行为”，五一劳动节时，甚至在门前举行为李嘉诚“招魂”的仪式。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回应，这是“文革”的搞法。
如果从李氏家族商业帝国未来传承规划的角度去看待李嘉诚此次重组迁册的行为，可能他有以下的考虑。李嘉诚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以此构建的政商关系网。在中国内地，李嘉诚在政治圈可谓长袖善舞，关系网直通高层。在香港地区，他曾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前，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中，有6名是李嘉诚私人“幕僚”，获聘为长实集团的董事。李嘉诚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曾任汇丰控股董事会非执行副主席达7年之久。这些人脉为李嘉诚带来诸多商业上的便利。这确实是李嘉诚的特殊资产，是其商业帝国建立的基石，然而这个无形资产如何传承却是接班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另一角度看，李嘉诚的政商关系也不是坚不可摧，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一切都是未知数。接班人长子李泽钜相比则非常低调，不为人知，他作为接班人淬炼的主战场从来都是欧美市场，一旦离开父亲的庇护，李泽钜能否玩转香港和内地的政商圈是一个疑问。这可能是李嘉诚逐步将资产转移到低估值的欧洲市场的一个原因，此次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到开曼群岛，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排，这也是李嘉诚一向的经商哲学。
另外，香港2014年10月爆发了“占中”行为，经商环境遭到很大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对未来香港前景的不明朗。一方面，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断干涉香港事务，香港的经商环境前景未可知，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李嘉诚必然想要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占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中央政府加速确立上海作为更加重要的金融中心的目标，如果这样，香港的地位进一步弱化，那么香港的发展空间将会遇到瓶颈，毕竟香港的发展速度这几年远远落后于大陆的很多城市。最后，大陆反腐之风剧烈，港商与过去大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的暧昧关系变成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以李嘉诚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理应做出安排，因为这些制度路障，可能会成为阻碍李嘉诚商业帝国的永续传承的障碍。
另外此次重组也是为了将来李泽钜接班铺路的准备。李泽钜和李嘉诚麾下元老霍建宁领导的团队，分别管理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但如今元老霍建宁年事已高，如果退休会出现一部分业务群龙无首的状况，此次重组之后，集团业务重新归类，简化了结构，降低了管理层元老退休带来的风险。重组之后如何安排职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对于商业帝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大多依靠着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李嘉诚受惠于政治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割断这层联系。李嘉诚说自己“树大招风”才招致香港民众的仇富，可是深层次原因却是，民众认为向政府寻租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为富者必不仁”的观念深入文化，任何一次李嘉诚与中央官员的会晤都被公众密切关注解读。然而依靠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抑制自身的创造力和潜力，资本集中于地产、电力、通讯等，再渗透各行各业，形成权贵垄断，李嘉诚确实是创造了商业帝国，可是他没有创造出伟大如苹果微软等企业。李嘉诚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和很失望，他热衷于慈善事业，主张做“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爱国公益慈善家，他通过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等项目，已经捐赠了过百亿给慈善基金。可是民众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宽待李嘉诚家族，政府也不一定会长期庇护，在历来缺乏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中国文化中，企业家的命运总是如履薄冰。
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是西方与东方交汇的香港政治与商业时代的产物。作为华人家族企业的标杆，他的家族与企业传承与后果必然有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第五篇：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摘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科学的理性的文化、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指明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 文化建设
面向新世纪，文化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与国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和融合、文明的碰撞与交辉。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潮流，不能主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那么，它最终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重振中华灿烂文化，建设发展中华文化。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民族的振兴取决于文化的力量。文化建设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次全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文化繁荣发展从来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事业，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支柱之一，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的重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系统。既要有经济发展，又要有政治发展，也要有文化发展，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同步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未必有高度的文化发展水平。当然，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 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最主要经验的总 结。
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又应该必须遵循什么呢? 十七届六中全会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2．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3．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4．
坚持把社会公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 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科学的理性的文化、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倡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面临新形势，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怎样深入开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远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际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职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170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于此同时，我们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其次提到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 进传播手段创新。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同时，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和落实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陈策措施，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对外文化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努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的服务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为此，既要树立现代营销理念，掌握国际市场规则，抓紧构建营销网络，充分利用各类国际性文化博览会、影视节、出版物展销活动等平台，做好文化产品的推介和营销，又要培养一批了解世界文化需求、懂得文化营销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研究东方文化、了解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强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作，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传播的范围。
第三要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力推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还要考虑让我们的文化能够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的认同，并为他们接受和 喜欢。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最前沿，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另一方面要在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特点的同时，充分挖掘我国历史文化宝库。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并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之以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新的文化样式展现在当代人面前。在看到我们文化大发展的同时，更要看到我们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在带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去引导文化的发展，消除杂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新中国出版50年》 《中国共产党党史大讲堂》 《社会主义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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