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响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影响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几点思考

对影响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几点思考

尚柏仁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与合作的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代表着最广大公众利益的政府。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就是政府取得公民信任的能力。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没有公信力的政府终将失去生命力，被受众鄙弃。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国家就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指出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曾说过：“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从一定意义来讲，政府是否以人为本，是否依法从政，是否公开透明，是否言而有信、勇于负责，决定着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因此，政府的公信力不仅是政府的生命力，也是百姓的人心，它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和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让更广大的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政府有权威、伸张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政府，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府说了不算、言行不一，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就不想、不敢、不愿参与到政府的活动中来。因此，只有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才能激发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进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和谐社会建设。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期，社会矛盾也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这也是任何社会变革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但矛盾只有得到有效化解，才能避免激化，进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能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赢得公信力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较高的政府公信力又有助于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政府做事有人信，说话有人听，遇事有人干，有号召力、凝聚力，百姓就会相信政府，当社会矛盾出现时，民众就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托付给政府，并全力配合、帮助政府解决矛盾，从而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以达到和谐。

（三）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低迷的挑战，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发展。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将更加复杂。这场经济危机持续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特别是人们对金融体系信心的丧失。重塑民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信心是尽早摆脱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基础。有效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震荡，保障我国经济继续平稳向前发展，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进。只有负责的政府才能给民众以信心，才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危机，从而减少危机的不利影响，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及原因

（一）改革的不彻底及巩固改革成果政策的不配套导致人民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当前，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进程上的一座座大山，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顺利进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搬张桌子都需要流血。比照今天的改革的艰难，可谓举步维艰、步步艰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放不开、不彻底及已经实施的部分改革政策因种种原因而改弦更张，落不到实处，使得改革在一些方面仅仅让少数人受益，更广大的群众无法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要再去管哪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应该明确政府的职能，哪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而改革时至今天，仍然是政府既当教练，又当运动员，一切事情政府说了算，且一些决策不透明、不公开、不科学、不法治、不连贯，做出的一些决定，人民不理解、不认可，还有一些官员的行为偏离了公民的基本权益，过度扩张了公权。国进民退，与民争利，使公民对政府冷眼相对，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二）价值观念混乱，潜规则盛行，扭曲了公民的基本价值观，政府公信力下降

当前，正值信息保障、知识激荡、宣扬个性的非常时代，各种思潮、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特别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精神鸦片”政策，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模糊了视听，加之由于传统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特别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官员贪污腐败案件频频高发，且涉案数字越来越大，窝案人数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给党和政府抹了黑、丢了脸，离间了干部与群众、党和人民的血肉鱼水关系，造成社会上一些人为了名利物欲不择手段，惟上是从，曲意逢迎，极力迎合，甚至爆出“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的官场潜规则。政府的很多官员更是理想和信念缺失，灵魂和精神不存，血性和勇气匮乏。浮躁的工作态度，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言行不一的做事效果致使人们对政府的成见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公务人员的不检点行为，钓鱼执法，红顶商人，罚款经济，新官不理旧账，“一个领导一张牌”，官官相护，权钱经济等行为使很多人当领导并不是为了干事，而纯粹是为了“当官、被提拔，再当更大的官。”这些人所谓的做事，要么作秀，要么为了政绩，为当更大的官去捞资本，至于做的事是否“科学”、是否“可持续”、是否“为民”，不得而知。除此以外，一些基层和地方政府为了局部或区域利益，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钱，不惜代价地人为去截访、拦访、堵访，人为地把民众与政府对立起来。如此这般些现象，渐渐地让人民对官员失望，让群众对政府质疑，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来，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信息不对称，政府及一些官员只对政府形象和领导负责，而轻视人民的利益和损害公众的知情权，在第一时间和新闻发布会上的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政府信息公布迟滞，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下降。李刚事件也好，官员形象也好，官二代行为也好，各地的拆迁事件也罢，周老虎事件、瓮安事件等都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不少人偏激地将当前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政府的头上，质疑政府的一切行为。如吏制问题，司法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房改问题，企改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假酒，假烟，假药，假发票，假证，假学历，假论文，假新闻，毒大米，毒牛奶，地沟油，毒香蕉，瘦肉精等。“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最终是很多人宁可相信民间传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所谓的主流媒体。

（四）公众和政府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谣言四起，降低政府公信力

由于政府的公权力优势，掌握着大量的公权力而成为管理者。个别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本应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常常误导了社会公众，甚至有个别政府官员处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权力寻租而忽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别是个别政府决策的不透明、不公平、不科学、不法治，不以人为本，导致政府没能充分吸纳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失地农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城市建设扩张，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农民种地不挣钱等。上海交通大学舆情室在蓝皮书中指出：“当某些部门封锁消息的时候，谣言通常会走在真相的前面，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大道不通，小道消息作乱，谣言四起。最可怕的是很多所谓的“谣言”后来都被证明是事实，人们就怀疑到政府在说谎。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蝴蝶效应”也好，“雪崩效应”也好，一件小事、一个小环节处理不好，事态升级蔓延之快，常常会酿成大乱，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三、几点思考

（一）重塑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要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广泛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坚定全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和信心。紧紧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诚信建设摆上突出位置，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建立鼓励诚信、打击失信的长效机制，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见贤思齐，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二）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平台。在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表达意愿、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传播。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互联网舆论的力量，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平台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加大依法申请公开的力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拓展信息公开范围。通过电子政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实事求是地在网上公开公众关心的事务，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范围，为参与政务提供便捷渠道，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有效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和带来的矛盾；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让人民大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构建高效、廉洁、务实、法治政府。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做主”的观念，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做主”的理念，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服务来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把崇尚和信仰法治的精神融入血脉之中，教育广大政府公职人员学法、懂法、知法、守法，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监督的完善体系，推广问责机制，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四）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党纪及作风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作风，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观点，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大对公职人员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一旦发生违法、违规、违纪事件，不论职务多大，级别有多高，都要一视同仁，严加处罚，绝不姑息迁就。

（五）切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党委集体领导不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管干部。当前，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要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切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彻底打破党内一把手就是党委的化身，党委书记经营党委，党委一把手说了算的干部体制格局，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篇：短文-十大因素影响政府公信力

十大因素影响政府公信力

薄贵利在11月5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受到以下要素的直接影响：（1）人道：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爱惜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幸福，尊重人格和人的权利；（2）民主：政府按照民主原则和程序组成，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3）法治：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4）科学：政府管理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5）廉洁：政府清廉，坚决打击和有效遏制各种腐败现象；（6）文明：政府行为符合现代文明精神和现代文明规范；（7）服务：政府及时周到、优质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8）效能：政府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9）改革：政府勇于推进改革，切实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10）创新：政府积极推进自身管理的创新，同时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第三篇：应急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应急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不到2个政府治理周期内，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从一案三制的第二代应急管理体系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化的第三代发展。得益于此，此次新冠疫情与非典相比，政府采取的应急响应更加快速有序，中央到县乡村反应迅速，采取的措施更加有效，社会资源迅速在武汉集中，这一系列举措在最短的时间内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我国的高效防治体现了政府卓越的治理水平，总体来说政府的公信力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增长，然而在疫情爆发初期，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舆论，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侧面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了得到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稳定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办法，本文了阐述应急管理具体影响公信力的方面，并基于此给出改进的措施。

一、应急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在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公信力的概念。政府公信力，既体现在公，又体现在信上。公是指社会公众，可以认为是公信力的受众;信则指诚信，是指政策主体的处事准则，诚实为事而获信。公信结合，指政府履行对公众的承诺，则为公信力。从公信力的概念上也可以得知，分析公信力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即主体—政府，客体—社会，具体来说是主体的政策，客体的反应。应急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是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主体采取的政策则必然会引起客体一定的反应，会对公信力产生影响。之所以说应急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巨大，这是由于紧急时刻矛盾会被激化，此时任何政策上的失误都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大幅度下降。应急管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影响政府公信力，分别是准则，政策，和效率。这三者分别在总体规划，过程，和结果上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类似于政府管理的理论，其中准则是三者的根基，指导应急政策的产生;政策是三者的核心，是产生应对结果的直接因素;效率则是衡量政策的一个标准，是应急反应是否成功的一个尺度，三者共同影响着政府公信力。

（一）应急管理准则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准则是一切政策的基石，合法的准则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亦然。所谓合法即指合法理，法理即指符合人民的授权，这也就是说应急管理准则要着重于满足人民的需求，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当一个准则能够顺应人民的心声，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也是所谓有了政治的合法性，行政的资格性，显然此时公信力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同理不顺应民众呼声则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准则是指导政策产生的，如果说一开始的应急的准则就背离人民，自然采取的应急的政策就会产生错误，则自然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结果。

应急管理准则的贯彻程度也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强政府国家，应急准则能否从中央到地方得到全面一致的贯彻是一个关键问题，灾难发于地方，若地方的官本位思想大于应急管理准则则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例如非典发生时期，2003年4月20日前，某些官员存在迟报漏报的现象，导致了嚴重的后果，实际上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某些地方也是存在类似问题的，这也导致了在这段时间内政府的公信力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二）应急管理政策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应急管理的政策受应急准则的指导，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施的恰当的政策则能体现国家高超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应急管理政策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即时间的多少，政策的恰当与否。从时间这个维度来说，当灾难发生时，在越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那么社会的损失也会越小，政府的公信力也能得到增长;政策的恰当与否则是指政府是否能够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或者可以在法理的角度上进行判断，即是否符合法理，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符合人民根本的利益政策才是受民众拥护的，才是合法的，才是恰当的。显然恰当的政策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亦然。例如，相对与非典而言，可以看出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上中央政府采取的政策迅速果断，因此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疫情，受到国内外的一致赞扬，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而能否快速推行恰当的政策的关键是能否迅速得到科学判断的支持，简言之就是相关专业机构得到消息作出反应的时间，以及政府将其作为参考行使权力的时间，能够减少这一时间作出快速判断，则能够减少损失，否则则会引发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三）应急管理效率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对于应急突发情况而言，政策实施只是一个过程，而真正决定成败的则是应急管理的效率。这个效率并不仅指权力运转作出行政命令的时间，更确切的是指在有效的时间内为特定的群体提供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个效率不止体现在中央政府，重点更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并且关键在于地方能否确保政策“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是关乎能否成功的重要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疫情初期，武汉医院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窘况，但在以人民为本的应急准则下，政府高效的采取了一系列支援武汉的措施，给世界展现了火神山速度，这不仅提高了病人的救治速度，赢得了人民的赞誉，也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但如果推出政令而下级执行得并不严格，例如西方某些国家颁布的禁足令，实际上每个地区执行得并不好，这样就会造成应急能力下降因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二、改善措施

诚然中国政府在这次疫情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但关注到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情况，应当说在整个应急处理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地方。疫情初期，舆论多关注地方政府采取的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地方政府反应不及时。从表面上看貌似是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地方应急管理还有提升的空间。由上文我们可以得出应急管理的准则，政策与效率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分析解决措施时也将着重从以上几点来进行切入。

（一）针对应急准则的改善措施

提升应急准则的贯彻情况。应急准则是指导应急行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应急处置准则能否从上到下完全贯彻是重中之重。这个准则不仅指导应急后采取的政策，也应该决定事故发生后的决策，应让应急管理准则大于官本位的利益。只有做到这样，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应急措施才能准确快速的响应。针对此，政策上需要继续落实重大事故责任制度，政府应当做到敢追责，能追责，确实追责，采取措施以责任来压实责任。

（二）针对应急政策的改善措施

增加采取应急行为的主体，扩大应急政策的受众。例如这次新冠肺炎，是众多危险因素交杂引发的大风险，单靠国家的力量不足以做到面面俱到，因此采取应急行为的主体不应该只是国家。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中应当加入民间组织的力量，并完善使用这一部分资源，积极的动员民间力量，共同承担处理风险。积极的激发民间团体的生产力，更有利于社会资源地集中和调度。在社会发展中，私人部门作为涌现的群体也是无法忽视的突生现象，从这个方面讲也应该在应急政策上适配私人部门与社会组织。采取如上措施，能够提高应急管理政策与当前社会的契合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三）针对应急效率的改善措施

适当放权，提升应急效率。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中应当适当增加相关专业机构的权力，这样有利于减少权力运转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当前的政策来看，相关专业机构一般只有提供建议的功能，而真正根据咨询意见作出反应的主体是政府相关行政机构。若相关专业机构能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则能够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猫猫”“欺实马”“钓鱼执法”的再调查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无一例外出现了政府部门推翻初步结论的“再调查”环节。在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法定责任的今天，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躲猫猫”不啻鸵鸟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够保证不犯错，但一定要保证诚实。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而要破坏这种公信力，一件错事足矣。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

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较强的公信力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追求，因为在这里政府公信力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政府是否负责的确认。在民主社会，公众服从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且其产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论，政府公信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负责。

政府公信力属于制度体系的范畴，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着两大类：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公民对政府制度的认可和信任，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基本条件。同时，制度公信力是危机管理各项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的保证。危机管理的各项制度属于具体制度层面，其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其作用的发挥。危机管理制度公信力强，就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不能收到预期效用。制度的稳定性及刚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长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对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长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政府的公共权力属性使其在和公众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具有绝对的强势，首先体现在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上。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在把权力交由政府之初，实质上处于一种弱势形态，政府却获得了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的绝对强势。首先，政府的社会信息来源更为全面，公众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广泛多样的政府活动使政府可以凭借组织和技术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政府收集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比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据需求处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对社会公众隐瞒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虑，如公众知情后社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政府形象的损害等，经常会对某些信息进行隐瞒或封锁。如信息涉及到利益争夺时，官僚体制及政府官员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开的冲动，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蒙蔽公众视线。此外，公众由于自身局限导致信息短缺。公众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或产品时也会出现，指的是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某个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获取和提供过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之后，公众由于自身的局限产生了一定的惰性，不会对获得社会信息、政府信息产生强烈的欲望，由此，就会导致公众的信息短缺。

（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是社会公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并且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也不同，虽都可成为公众，但这种身份并不固定在某个个人身上，因此，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人民群众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部分群众相对剥离感的增强。实际上，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诸如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缺陷或失灵所在。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市场的缺陷及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效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只是在选择偏好上，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突出。在全社会坚持公平的原则、维护公平的价值观，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目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状态，0.3—0.4 表示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0.4—0.5 表明收入差距过大，0.6 以上则表明收入悬殊使社会处于危险状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处于不公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 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社会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现为机会不公平。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诸如身份特权等先赋因素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机会公平原则。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众和政府信任关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对公正的思考是从不公正开始的一样,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应从政府行为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入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四个方面的信任:第一,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影响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第二,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互相推诱,会影响政府信用。第三,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指出,目前我国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地方部门政务公开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细致,让群众如雾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公开内容避实就虚,形式主义严重,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浏览量低、公民旁听会市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信息一时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一次不准确将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权威的长期不信任。

一般来说，不信任主要针对政府行为。虽然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对政治体制不支持。但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也会使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2003年春节过后，源于广东的“非典”引发了全国几个省市抢购板兰根、醋、米和盐的风潮，一时引发社会恐慌，完全出自对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见，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前提，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还大量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2.2应急部门独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部门化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对于新的公共危机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面对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会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缺乏固定综合协调部门，要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委现象，要么不同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政策各异现象，必会导致面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态。面对危机的突发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准备，没有固定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直接导致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责任隐匿、不明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社会民众无所适从，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

3.2.3服务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诚地为百姓服务，取信于民，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它与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终将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影响下，比较多的考虑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现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故灾难等作为消极负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说、少说或在处理完毕后作简要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滞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对外国际形象，而且对于国内社会稳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披露有关信息，直接导致各种传言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让人们对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开始怀疑政府行为，从而形成各种谣言、流言。在近几年的事件处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结论则过于草率和简单。信息控制有许多负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决策滞后，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政府决策环节发生故障，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赖所产生的认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业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

许多学者和政治改革家认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绩效能力。从这一理念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 “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 76.4%，平均得分达 4.16；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仅 3.03 分，比对文革时期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得分还低。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学者们所推断的随着政府业绩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那就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长与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职能超载的影响。

2.政府公信力层级递减的趋势明显

在我国各个层级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一个总体趋势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减。对各级政府信用度作整体评价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别为：中央政府为84.4%，省级政府为 68.3%，市级政府为 31.7%，县级政府为 17.9%，乡镇级政府为 14.9%；从各级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来看，中央政府得分为 4.22 分，到县政府一级时已经下降为 2.74 分，到乡镇一级仅为 2.47 分。在宁乡县调查时，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实处。村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农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点，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点。反正一句话，越是往下，越是吃我们老百姓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仍然表达了人们对政府整体评价的大势。

3.群众对县级以下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也就构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 82.4%、66%，而市级、县级和乡镇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 29.9%、25%、19%；从平均分来看，也是明显呈从中央政府往下逐层下降的趋势。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政策措施、危机过程中的身体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危机管理制度等，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平复公众危机心理、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则有巨大影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与政府日常工作相关，更与危机处理密切相连。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87.1%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果表示满意，仅有 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但越往基层政府，群众对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效果的满意度越低，对县级政府表示满意者为 24.8%，对乡镇级政府表示满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层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现阶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趋势明显，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并且，政府公信力来源一部分是先赋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赋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各级政府逐步进行了以职能转变和运作机制调整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诸多痼疾和弊端，而这些正成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责任超载。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将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避免政府滥用信用资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并未实现，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极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角色错位，“越位”、“虚位”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职能与事权的不对称时引发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载，其信用能力与公众过高期望之间冲突严重。

其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取决于政府接受监督的自觉程度，更取决于政府行政权力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约机制，将政府权威凌驾于监督之外，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监督的动力，而外部监督又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极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门利益。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个别公安、检察机关的领导就是把维护和巩固部门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放弃了民意，这就必然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层面上的制约。其实，类似“躲猫猫”这些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方的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 “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强，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众人瞩目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不彻底会使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的运行状态，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达机制短缺。从理论上说，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甚多，但实际上主要只有两条途径：信访和司法。但由于信访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别是信访部门的事权与职能之间严重不对称，不少地方政府 “拦访、堵访”现象甚多，使群众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扰比较严重，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严重。

2.政府行为不当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在行政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声誉。社会公众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和声誉,作出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讲信用,重承诺,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难看出，政府能否赢得良好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政府本身。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最主要方面”时,占 45.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在回答 “造成当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时，占 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占 1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违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没有国家法律许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介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招致社会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本该由政府提供服务平台时，却出现了 “缺位”。特别是政策执行不力，存在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所说的“象征性合作”现象，口头表态执行，实际上却并未付诸行动”。

其二，政府行为不规范。首先，决策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发现问题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绩，决定议案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也不敢承担责任。其次，执法行为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众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加上公安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最终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资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行为不透明，报喜不报忧，隐瞒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环节暗箱操作，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政府不及时通报，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造成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滞后或回避不报，这就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一些公众也已形成习惯，即宁愿相信网络上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报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只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发，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3.公务员队伍中权力异化的影响

一是在公务员队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观念淡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百姓，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务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三是不少公务员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惟 GDP 是从的倾向，在工作中热衷于搞“门面工程”，搞短期行为，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当运用，致使“钓鱼执法”、强制拆迁事件等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