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五篇]

第一篇：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

摘 要：“司法鉴定”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司法鉴定应当在审判活动中由法庭启动；侦查机关的刑事技术鉴定属于侦查措施——只能从广义上理解成司法鉴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建议通过立法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并建立“三级鉴定” 制和“存疑举证”制。

关键词：司法，鉴定，改革

2000年司法部颁布《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一律要到各地司法行政机构审查、登记，“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各地在理解执行中，产生一些分歧，有的地方还行文把公安、检察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统一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引起了一些误解和**。由此引起社会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更深入思考，使关于司法鉴定改革的讨论更趋热烈，这场讨论延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根据自己多年工作和学习体会，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我国司法鉴定存在问题之归纳

关于我国现阶段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综合各地讨论所列举，大致归纳有如下几点：

1、司法鉴定机构多元化，没有形成具有相对公信力的体系，既导致管理不统一，也造成案件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诉讼成本。

目前我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普遍认为有四类：一是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三是卫生部门设立的卫生、医疗鉴定机构；四是面向社会市场的其他鉴定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等。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鉴定机构重复、繁多，权威性下降；一个案件可能要经过几家鉴定，结论不尽相同，既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导致相互扯皮，影响诉讼效率。

2、我国司法鉴定基本上实行鉴定权主义，即将鉴定权授予特定的机构，司法机关一般只承认有权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对于该机构中鉴定人的资格不予过问。从而形成鉴定人资格、水平的参差不齐和鉴定人资格的混乱。常常是鉴定机构之外的专家没有资格鉴定，而鉴定机构内无论谁做鉴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许多错误的鉴定结论就是因鉴定人欠缺必要的专业知识造成的。鉴定人资格的混乱直接影响鉴定的科学性。

3、司法鉴定体制不顺，有权机关各自为政，司法鉴定运行混乱无序。

司法部2000年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并于200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履行对司法鉴定机构实施年度检验、行政处罚等职责。”[!--empirenews.page--]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6日发布并实行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分支机构。”而且明确：“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 继而法院进一步推行 “鉴定人名册制”，要求社会鉴定机构到各地中级以上法院登记，经法院审查合格方可列入名册。凡未被列入名册的，法院不承认其鉴定资格。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司法部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4、认为公、检、法部门内设鉴定机构与侦查、审判工作 “一锅煮”，使得鉴定与侦查、审判职能难以区分，无法保证客观公正。特别提到公安机关“侦鉴一体”，尤其是基层侦破任务重，办案人员少，办案人员往往集犯罪侦查与鉴定于一身，鉴定难免受侦查的干扰，带有主观色彩，导致鉴定结论偏颇。检察院系统从1991年开始筹划省、地、县三级技术点；法院系统近几年也开始设立技术鉴定机构，都一味追求设置完整的四级技术鉴定体制，“良莠不分、参差不齐”，而且同样属于司法机关与鉴定机关合一，容易干预鉴定。

5、现行鉴定立法滞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虽在三大诉讼法中均有涉及（总共七条），但过于原则，操作性差，不能适应法治需要。后来各部门有一些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出台，但权威性不高、适用范围受局限，甚至各行其是、互相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是司法鉴定现存诸多问题的根源。

纵观以上所列，我发现，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争论的最主要焦点是体制问题：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司法鉴定管理同律师管理并列，从资格审查、机构的建立与撤销、制度建设、年审乃至于培训都统统管起来。法院系统则有人主张由人民法院“主导司法鉴定”，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一个从事司法鉴定资格的登记手续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法院 “最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审查”，不仅主张“人民法院应该有鉴定权”，而且“司法鉴定的改革，应该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进行”，这是法院大一统思想。（见“中国司法鉴定网”2003/11/1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经伟：《走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鉴定道路》）公安机关也强烈抵制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的司法鉴定体制，认为：“刑事技术是公安工作的重要侦查破案手段，也是支持刑事诉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那种要把刑事技术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组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又脱离客观实际情况，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悖论。”（引自“第三届全国刑事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通讯2004/06/20）检察院系统正在加紧组建自己独立的司法鉴定四级体系，并积极扩大宣传舆论，分享一席之地；各个研究院所、高校学者主张司法鉴定脱离司法系统，独立存在于社会，体现公正。应当如何办，各说其道，莫衷一是。

二、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鉴定的内涵[!--empirenews.page--] 我认为，当前对司法鉴定的解释有广义、狭义两种。在一般的教科书中所定义的司法鉴定，通常指广义的概念。如《法学词典》的定义：“根据侦查、审判的需要，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对案件的有关事实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2002年12月征求意见稿）中也是从广义上界定司法鉴定：“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结论的活动。”

而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把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是典型的狭义司法鉴定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规定》的人解释，认定司法鉴定有三个要件：1.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2.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3.鉴定对象须是诉讼中涉及到的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全国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司法鉴定是应案件审理需要而启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因核实、审理案件需要而作出的任何鉴定，都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特指受法院委托或指派对案件中专门性问[1][2][3]下一页 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些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委托或指派、从事各行业的工作时则不能以司法鉴定人称谓。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突出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指派或委托），即司法鉴定由启动人民法院决定，显然这里指狭义的司法鉴定，通常发生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因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当然也包括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鉴别、检验等，是公安机关的职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监狱管辖），不须经法院启动或批准；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鉴定 ——形事技术鉴定，是在侦查阶段而不是在案件审理阶段发生，不须人民法院指派或委托鉴定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不属司法鉴定之列。但是，在公诉刑事案件中，法庭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复核鉴定当属司法鉴定之列。

司法鉴定（Judicial expertise）一词中的“Judicial”，英文解释为“法庭的、法院的、评判的”。通常人们对“司法”一词的狭义理解，也专指法院的审判活动。例如“司法警察”特指“法警”：“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认知”（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我认为，当前正在讨论的“司法鉴定”，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界定的概念，专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决定“指派或委托”专家进行的鉴定活动。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应属司法鉴定。[!--empirenews.page--] 而刑事侦查机关在办案中所进行的刑事技术鉴定，是为了发现和固定证据资料而进行的鉴别活动，从狭义上讲同司法鉴定不同。在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技术鉴定称为“鉴别”或“鉴识”。“所谓鉴别，是指侦查机关进行的识别鉴定而言，与法院下命令的正式鉴定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鉴别是一种侦查手段，它的主要目的是应用自然科学法则来发现和保全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包括犯罪结果）的证据资料。”“鉴定制度是以法院为主体，犯罪鉴别是以侦查机关为主体”。[注：引自《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日本上野正吉等编著，徐益初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侦查机关内设的技术鉴定部门所做各类技术鉴定，在提交法庭成为诉讼证据前，是依据诉讼制度规定的举证责任，为提起诉讼收集、鉴别、认定证据的活动，确切地说这是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之一；只有在将这些鉴定提交法庭，并经法官确认后，从广义的解释上等同司法鉴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把公安机关的鉴定明确地列入侦查措施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二章“侦查”总共10节，包括：“一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很明确，侦查措施中包括鉴定。

所以，我认为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是指狭义的司法鉴定，即在案件审理中，由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或查明案件的需要而决定启动的鉴定活动。

三、我对司法鉴定规范管理的意见

世界各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并不一样。现在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类：①当事人主义，也称鉴定人主义，司法机关认可某些鉴定人，列入“鉴定专家名册”，根据法院的指定或当事人双方认可委托进行鉴定活动；（如英法等国）②职权主义，也称鉴定权主义，授权于专门的鉴定机关，其他机构和个人无权鉴定，除非由司法机关委托或指定；（如俄罗斯）③结合主义，鉴定人主义与鉴定权主义兼而用之。我认为，我国不可机械套用，应当结合我国历史、现状和诉讼制度，实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

确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方向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

我认为：

1、法院大一统的想法首先应当淘汰。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的职权。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由己所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作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权威性。不到万不得已，法院不可介入鉴定具体事务，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决定是否进行鉴定；至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选择，首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可由法院建议或当事人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北京市各级法院推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行审鉴分立，并建立司法鉴定委托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院对外委托和组织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法院的公正地位相称的。至于有人提出，法院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同审判机构分离，实行两条线管理，不会发生“审鉴一体”的问题；然而，法院本身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同审判分离、不相干的业务和机构又为什麽非要设在法院内部不可呢？[!--empirenews.page--]

2、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

最高法院关于司法鉴定的两个《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这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的一大创新与进步。但是，这个制度无法替代对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行政考核。法院应当回避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批、领导或变相的领导权，也是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机构对法院的依赖，确保法院的中立、公正形象。根据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解释，现在的《司法鉴定人名册》要求申请入册的社会鉴定、检测、评估机构和个人，在当地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登记，并向法院提交资质证明、主要业绩等一些文件、资料，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审核批准。这在某些方面同司法部的规定冲突，这个问题应当由国家立法机关调查、协调，最后通过国家立法予以理顺。

3、公安系统的刑事技术机构应当保留。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着最大量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责。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拘捕犯罪人归案。刑事技术机构为刑事侦查承担发现、提取、保全各种犯罪痕迹物证的职能。鉴定是鉴别证据、认定证据、揭示证据意义的手段。所以，刑事技术鉴定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侦查措施之一，刑事技术机构是侦查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了必要的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就根本无法履行职能。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制，举证的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公诉机关的证据来源于侦查机关；鉴定结论作为重要的诉讼证据，必须由侦查机关首先提供。而侦查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由发现线索到认定证据，要进行大量的甄别检验，这些工作有时间的紧迫性和内容的保密性——这是打击刑事犯罪、维护上一页[1][2][3]& nbsp;下一页 社会法律秩序的国家利益要求。所以，无论从诉讼法的要求，还是从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要求，公安刑事侦查机关都必须有自己的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力量。有些学者说“鉴定是一种取证手段而非侦查手段。刑事诉讼法典将鉴定放在侦查程序里规定是不合适的”（见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 2000/08/12）——这句“专家语言”把“取证”同“侦查”割裂就是错的，侦查的职能或曰任务就是发现证据，获取证据，取证是侦查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取证”同“侦查”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去取证，侦查何以破案？鉴定作为重要的侦查措施列在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一节内，无可非议。（注：“侦查”一节列举的是法定侦查措施，而非侦查程序。）[!--empirenews.page--] 至于“侦技不分”、“侦鉴不分”的问题，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完全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工解决。此外，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是为了打击刑事犯罪设立的，他的职责是为侦查服务，它是刑侦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原本不应当参与民事、行政等案件事务；但是，从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上说，他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利用这些资源为司法工作服务，当然对社会是有利的。倘若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愿意利用自己雄厚的技术力量为社会服务，那末应当到司法行政部门或法院登记备案，承担有偿司法鉴定工作，这部分业务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或法院相关部门的管理与年审。

4、至于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也都承担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也要涉及到一些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的检验、鉴定问题，由于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可以不必逐级设置庞大的技术鉴定机构，投入庞大的经费开支。我以为中央和省级检察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设置必须、常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省以下机关可以委托同级公安机关代为检验鉴定或送上级机关鉴定。

（※：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除了刑事物证发现、提取、检验技术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的、秘密的手段，必备的、完整配套的侦查手段侦查措施，在严格的行政法规、命令的制约下实施。这是对付隐蔽、狡猾的犯罪不可缺少的，也是世界各国家都必须具有的手段。这些不能用学究式的诉讼理论解释与评价，它应用维护国家、人民安全需要的高效理论解释。当然，这些手段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得用于非法活动。有些学者，律师借口侦查阶段介入和监督，向公开或取消这些侦查手段，或使之同侦查工作割裂，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秘密侦查手段属于国家机密（甚至绝密），受国家保密法规的保护。）

5、关于立法问题：

⑴有人提案建议制定《司法鉴定法》，我以为其实不必要；倒是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

⑵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理顺，可以根据我国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结合我国现状，并参考国际一些做法。

⑶鉴定的启动与“鉴级”问题：

我认为司法鉴定的启动要根据案情需要，由法院决定。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⑴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启动鉴定；至于由谁鉴定，当事人双方一致的尊重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双方不一致的，由法院指派。⑵刑事公诉案件，在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鉴定结论的，经法庭审核符合证据要素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方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否定或疑问的根据，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决定鉴定人出庭或启动复核鉴定程序；被告人只是提出异议，而不能提供理由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至于“鉴级”问题，应当在法律上明确，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我以为实行“三级鉴定”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应当说明怀疑的理由，法院认为怀疑有据应当复核的，启动复核鉴定程序；复核鉴定后仍存在争议的，同样当由法院审查争议的合理性，由法院邀请专家“会鉴”，专家会鉴结论应当作为终极鉴定意见。

第二篇：也谈司法鉴定改革

内容提要：司法鉴定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点，改革须实行“大手术”。应将鉴定机构全部成为社会服务性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实行严格的鉴定人资格考试考核制度，明确鉴定是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鉴定人应当保持中立，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应当增强控辩双方参与鉴定的权利，双方均可以聘请“专家顾问”当庭质询鉴定人；法官采信鉴定结论必须充分说明理由等。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司法鉴定，鉴定人，中立性，出庭作证

一、基本理论问题

（一）司法鉴定的概念

关于司法鉴定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鉴定就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注解1]还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注解2]另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经当事人的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注解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指诉讼中人民法院依其职权，或应人民检察院或被告人的请求，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委派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的人，对案件涉及的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别、判断的诉讼活动。”这一定义包含下列内容：

1、表明鉴定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法院手里；

2、鉴定人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能够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作出科学、权威的结论或提供分析意见的人。[注解4]

前两种概念连司法鉴定启动的决定权在哪个机关手里都没有指出，过于原则笼统；第三种概念仅仅是说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也没有具体点明；第四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就是明确指出了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只属法院独家所有。

要考察司法鉴定的内涵，不能将其仅作为一种侦查技术手段，而应当从司法理念入手进行探究。司法者，应该是居于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上运用法律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解决诉讼争议的活动。即司法必须具备一种超然性、被动性、中立性，才能保证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那么，司法鉴定也必须体现司法的这一特点，否则，只能称之为“技术鉴定”。

司法鉴定概念的混乱只是表层现象，根源于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缺陷。首先，现阶段在我国关于“司法机关”的内涵和外延就颇有争议，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本身；而广义的司法机关还包括了起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即将刑事诉讼中的控方也列入了司法机关。笔者认为，广义的司法机关显然违背了司法本身的特有属性，起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属于控方，代表国家执行公诉职能，不可能具备超然性、被动性和中立性，所以，这种广义概念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鉴定，乃使有特别知识经验者，就某事项陈述其判断之意见，亦证据方法之一种。任鉴定之职务者，有为自然人，有为机关。其性质基本与证人相似，我刑事诉讼法虽不采取英美法之例，认鉴定人为专家证人，但依第197条之规定，除本节有特别规定外，亦准用前节关于证人之规定。证人与鉴定人均系协助法院认定事实之第三人，从其为人的证据方法，固具有共通性；但其协助法院认定何部分之事实，二者则不相同。唯证人，系报告其自己体验所得，可为推理基础之资料；而鉴定人，则系报告判断过程中应适用之法则或其如何运用。故证人，系提供法院所缺乏之经验，而协助法院获得可为推理要证事实之基础资料；而鉴定人，系依其学识经验，报告特别法则之人，以提供法院所缺乏之法则的知识，协助其为资料价值之判断。”[注解5]

（二）司法鉴定的性质

关于司法鉴定的性质，有学者作出如下归纳：

（1）准司法性。所谓准司法性，是指司法鉴定活动具有下列特点：其

一、现有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是由公、检、法、司、安等政法部门批准设立的，上述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其

二、从司法鉴定的启动上看，现行的司法鉴定主要是由政法部门指定或委派；其

三、从司法鉴定的程序上讲，它不同于市场行为。不能因个人意愿随时启动和实施，而是按照司法机关的规定开展工作，严格遵循合法性的原则。

（2）中立性。主要指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相对的超脱性，不能直接隶属于利害关系部门（如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这也是实现司法公证的基本保证之一。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具有终结性、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消极性、个别性、专属性等特征。

（3）客观性。是要求司法鉴定结论必须客观真实。司法鉴定是科学技术与法律规则的结合，因此具有双重属性，既要遵守法定原则、程序，又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解6]

也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应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鉴定程序必须严格遵照诉讼法的规定，鉴定只能在诉讼过程中提起并由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决定和指聘；（2）鉴定对象（或客体）仅限于案件中经过法律确认的某些专门性问题；（3）鉴定主体必须是具有鉴定人资格的自然人，而不是鉴定组织或业务部门；（4）鉴定活动的性质属于以科技手段核实证据的诉讼活动；（5）鉴定结论为法定证据之一。[注解7]

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司法鉴定的性质。如前所述，司法鉴定不应成为一种控方采用的侦查技术手段，而应将其定位为法院或曰法官[注解8]依法委托的一种取证和验证措施。鉴定结论只是一种有待当庭质证的证据，而非最后的结论或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鉴定结论只是结论的一种，其证明力同样要接受裁判者的判断。原因在于：首先，事实认定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只能由依据宪法享有司法权的主体作出，而鉴定人并非合法的司法权主体；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科技含量较高的鉴定结论也面临挑战，并非无懈可击；再次，鉴定结论往往只涉及案件的一部分内容，而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大量其他形式的证据；最后，鉴定结论是一种意见证据，其中加入了鉴定人的主观判断，很可能由于鉴定结论的主观因素而使鉴定结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注解9]

二、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缺陷

（一）关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

司法鉴定制度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实施制度、采信制度、鉴定程序等。诉讼制度、证据制度、鉴定制度三者紧密相关，构成一种层次性的结构关系。鉴定制度是由证据制度、诉讼制度决定的，是服从和服务于它们，并受其制约的。因此，鉴定制度的改革也必须随着后二者的改革同步进行。

西方学者认为，鉴定的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在启动程序的最大特点是控辩双方的严重不对等性，控方可以完全操纵鉴定结论，而辩方则没有任何启动鉴定的权利，只有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作为侦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表明侦查机关有权启动司法鉴定；检察机关机关同样具有这种权力，进入审判阶段，法院还有进行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力。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公正、控辩平衡的原则。造成的后果是-其

一、侦控机关的权力过大，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其

二、辩方程序参与权利太小，有损程序公正；其

三、重复鉴定，诉讼效率低下。因此，改革现行鉴定体制，提高辩方的启动能力已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有学者提出了“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以当事人主义为补充”的目标模式。[注解10]

（二）关于司法鉴定的主体

1、鉴定人的选任

鉴定人在诉讼中究竟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将鉴定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但同时又存在很多问题。司法鉴定的主体究竟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呢？目前，我国的鉴定人选任、机制十分混乱，机构庞杂，重复设置。

现阶段鉴定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1）人员数量虽然多，但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完全符合鉴定人条件的比例较小；

（2）多数鉴定人没有鉴定资格证书，没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专业技术职称过低；

（3）对于鉴定人缺乏统一管理和监督机制。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一般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司法职能，鉴定活动也被看作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在德国，鉴定人被称为“事实发现上的当然辅助者”。因此，如同法官必须具备法定条件一样，鉴定人也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考试。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专业分别登记造册，注明各自的教育程度、学术成果、专业履历等内容，以供法官根据需要从中遴选。

2、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

目前，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科学合理。独立鉴定权得不到保障，人身受保护权因不出庭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出庭作证的义务、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等也被忽视。鉴定人几乎都不出庭接受质证，更不公开鉴定过程，只是由法院宣读鉴定结论，极易产生“暗箱操作”。根据世界各国通行的惯例，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质证。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源于司法体制的弊端。

鉴定人作为在某一领域内的专家，研究专门问题，并接受司法委托，理应对自己的鉴定结论负责。而且，还应公开鉴定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监督和质证。需要明确的是，鉴定乃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即使是法人作为鉴定人，但其内部人员的选任亦须经过法院批准，并由具体鉴定人亲自鉴定后签名并出庭作证。鉴定人产生的混乱性，表明我国现阶段还远未形成鉴定人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三）在鉴定行业管理方面

司法鉴定涉及多个方面，比较复杂，国家应当进行统一管理。我国现阶段是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方式，不利于全面性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司法鉴定制度本身的完善与发展。

国外有些鉴定机构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前世界知名的鉴定机构如下：

1、鉴识科学（forensicsciences），亦称“刑事科学”。美国鉴识科学学会（AmericanAcademyofForansicSciences），是现今最权威的鉴识机构，FBI为联邦调查局，隶属于司法部。首任局长胡佛设立了鉴识实验室。英国鉴识科学学会也是世界公认的权威鉴定机构之一，拥有《司法科学》期刊，内政部设鉴定中心（FSS）。

2、德国的鉴定机关则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日本在警视厅下设立科学警察研究所，称鉴定学为“裁判科学”或“法科学”。台湾则称为“刑事鉴定”或“刑事鉴识”，其鉴定中心设于内政部警政暑。

3、除英美德日等国外，奥地利、芬兰、法国、荷兰、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在此方面实力颇强。以色列设“国家警察局鉴识科学部”，澳大利亚设“政府分析实验室”，新西兰设“环境科学研究中心鉴识部”。在维也纳还设有“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计划专属实验室”。[注解11]

（四）在其它方面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规定均比较原则笼统，不够具体详尽，加之，又没有相配套的法规，所以，与现代法治要求极不适应。在鉴定立法、鉴定对象、鉴定标准、鉴定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不少急需改革之处。

三、司法鉴定的改革方向

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错案，并非适用法律不当所致，而是认定事实有误，主要是证据的问题。其根源于计划经济所致，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形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效率低下，甚至于钱、权决定了鉴定的结论。立法之欠缺也是重要原因。

司法改革以公正、效率为核心，司法公开为重点。在研究司法鉴定改革时，必然要面临价值追求的问题，兼顾公正和效率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关系案件的正确认定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系关法律适用是否及时和社会资源对诉讼的投入问题，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注解12]

我国的司法体制类似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内部关于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选任权又有不同模式。有学者归纳为三种模式，即法德模式、意大利模式和俄罗斯模式。[注解13]

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国家实行的“限权的平等模式”，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实行“放权的平等模式”，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是控辩双方不平等的模式。前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均掌握在法官手中，而区别在于：“限权的平等模式”是通过严格限制控辩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没有特殊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基本对等：“放权的平等模式”是通过使双方同样享有相当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基本对等，如控辩双方均有权聘请自己的技术顾问参与鉴定工作等。而俄罗斯模式是一种控辩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平等的模式，即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不但掌握在法院手中，而且也掌握在控方手中，而且，侦查和起诉机关在诉讼程序上还先于法院，导致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严重失衡。我国现行的鉴定模式即属于这一种。

有鉴于此，我国的司法鉴定模式的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宜采取“限权式改革”，即严格限制控方-侦查、起诉机关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辩方的权利，使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相对平衡。即将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统归于法院，控辩双方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申请、建议的权利。同时，还应转变一种观念，即鉴定并非一种侦查手段，而是一种取证、验证手段，否则，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是难以通行的。

有学者具体提出了司法鉴定改革的“四步曲”：

1、应是与改造中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相适应，将司法鉴定事项的决定权一律赋予法院形式，而不再由“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独立享有；

2、建立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和登记注册制度；

3、全面实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4、适应对抗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赋予当事人一定的自行委任鉴定人的权利。[注解14]

笔者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必须“动大手术”，进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其一、将“公、检、法”机关与其内部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全部脱钩，使鉴定机构完全成为社会服务性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宏观业务管理。

其二、将司法鉴定的启动权统一归于法院，由法院决定是否委托、聘请鉴定人。在诉讼中可采取“一事二躬”，即聘请两个以上的鉴定人分别进行鉴定；法官对鉴定结论必须充分说明理由，而不是简单采信。

其三、实行“资格型”鉴定人制度，实行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对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实行统一管理。

其四、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控辩双方拥有请求鉴定权，并可以聘请自己的专家顾问当庭质询鉴定人。还有对鉴定程序表示置疑的权利，参与鉴定过程的权利，及时获知鉴定结论的权利等。

其五、实行鉴定人个人负责制，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及获得报酬权等。同样，鉴定人应承担拒绝鉴定的责任、超期鉴定的责任、错误鉴定的责任、拒绝出庭作证的责任等。

其六、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和规则。如：明确鉴定期限，完善鉴定人回避制度，确立非法鉴定无效规则等。

注解：

1、巫宇生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2、金光正主编：《司法鉴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邹明理主编：《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参见张玉镶：《对司法鉴定学几个概念的再思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3期。

5、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

6、霍宪丹：《关于司法鉴定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1年4月版。

7、参见邹明理：《司法鉴定》（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8、从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考察，法官与法院的关系也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法院不能独立，法官更不可能独立，法官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法官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法官要服从法律，更要服从法院，当法院的长官意志与法律精神相矛盾时，大多数法官为了保全自身的前途命运只得舍弃法律而屈从法院（长官意志）。

9、汪建成、孙远：《刑事鉴定结论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10、樊崇义、陈永生：《论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以下。

11、参见骆宜安主编：《警察百科全书—刑事鉴识》，（台）中央警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刘之雄、唐金波：《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之构想》，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3、汪建成、孙远：《刑事鉴定结论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14、陈瑞华：《司法鉴定改革的主要课题》，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五卷），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

第三篇：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

个人所得税是现代政府组织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较晚，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税制模式，费用扣除，税收优惠和税收征管存在问题，加上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居民收入多元化的出现，使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日益暴露出功能缺陷，及时予以改革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我国目前已着手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一是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二是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对此两项内容，笔者作为一个单位的会计，也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实际操作者，阐述一下个人观点。

一，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提高此数字标准，不作其他相应改革，国家税收势必因此减少很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后，近七成工薪阶层将不纳税，一年国家将减少税收收入280亿。这是因为目前税制只管住了工薪阶层而真正的高收入者交税的却不多，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中45%档的税收接近为零，而一般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的主要群体，占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额的70%以上。该数字标准改革仅对工薪所得部分改革，效果应为从绝对数上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

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情况下，采用国际上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综合税制较困难，可以采用一种过渡形式，即先将现行税目中的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合并为一种综合所得，统一征税。综上所述三点，笔者认为，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的同时，将劳务报酬所得税目取消，并入工资，薪金所得，即可方便扣缴义务人实际操作，又可使税收真正调节社会贫富，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减少国家税源流失。

二，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

如果你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他就自行申报，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什么是高收入者？我认为这一点必须是由法律给予明确定义的。要想明确这一点，什么是收入得先确定。收入应该是包括所有渠道得到的利益，除了正常的工资，薪金所得，还应包括地位或职位带来的一切经常所得金钱，物质，股票，甚至期权。如A，B两人月工资均为3000元，A可利用其职位每月报销一些费用，B则除工资外没任何收入，若A，B两人算成同样收入肯定不合理。若单从雇佣者的工资收入，我看已很难定义高收入者。如果主体不能明确，该条又如何执行？一定要让高收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高收入者。故法律必须明确规定一个标准。目前，有人认为在目前社会贫富不均衡，各地区收入水平有差异的情况下，统一确定高收入者的标准，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目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不是也已统一调至1600元/人月，之前不是也有人认为统一一个标准不合理吗？个人所得税改革既然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就可暂时采用一个相对易于操作的方法，即统一一个标准，圈定一个“富人”圈，征收才有对象可言。

其次，如何让高收入者自行纳税。目前现行社会，真正认为“纳税光荣”的，我看没有几个。相当部分的人，自己的所得没达到征税范围时，认为别人“纳税光荣”，一旦自己的收入真正要纳税时，心里多少有些不快，这种不快必然导致想方设法去逃税。目前收入越高者，逃税的越多，相反只有工资收入者反而没法逃税因为收入来源单一，且单位都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故有前面提到的说法：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只管住了收入不是很高的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则纳税的不多。交了税的心里不甘，不交税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这样势必有更多的人不愿意交税，又何谈自行申报。总之，高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让个人所得税真正起到调节社会贫富的作用，同时又兼顾公平合理和可操作性，保证国家稳定的税源收入，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大方向。

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责任编辑：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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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货运改革之我见

深化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推进铁路走向市场

赵志义

摘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断地深化，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心也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其中，货运体制改革关注度颇高，本文就货运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经济

体制

改革

一帆风顺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只有揉合了成功与失败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完美无缺。以小见大，铁路的改革同样也是如此，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从铁路货运运输的现状来看,还不能够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因此，铁路货运改革以及铁路行业所面临的将是一场持久而深入的改革.1.建议

1.1、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货运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其主要以计划内安排、计划外补充的货运计划管理模式，从事大宗货物的运输，现今将货运系统从车务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有独立经营决策权的市场营销实体与投资经营主体，实现内部上下分离，明确各自分工，“前店”为货运办理提供最大的方便，“后厂”按市场市场需求和客户要求组织生产。

1.2、将货运系统与铁路物流企业合并与重组，由铁路物流企业代管货运业务，实现货运服务、货运调度、货场投资、装卸仓储、接取送达、全程代理一体化运作。目前，铁路运输业的顾客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市场顾客需求已从“少品种、大批量、少批次、长周期”转变为“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短周期”。为了适应顾客需求的这一重大变化，在物流领域出现了为顾客提供物流、配送服务的物流中心，为此，铁路运输业非常有必要进行调整，以满足顾客需求的变化。继续巩固“黑货”市场，提升服务质量争取更多市场份额，不断拓展“白货”市场推行联运。从目前国内物流行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公路在中短途运输中占有优势，铁路在长大货物运输中有优势，两者实行联运，铁路干线运输和公路区域配送相配合，竞争合作，提高国内物流效率，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1.3、将铁路货场投资经营权下放给铁路物流企业，彻底改变铁路货场年久失修、长期缺乏投入、破烂不堪的体制弊端，由铁路物流公司承担起货场资产折旧、投资改造、扩建仓库、整修场地的投资经营责任，大力提升铁路货运和物流经营的市场竞争力、上门接送服务能力、货场仓储能力、场地进货能力。我认为铁路货运转向现代物流是铁路货运体制改革的最终发展方向，这又将是对铁路货运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同样也是机遇。

1.4、货运改革以培育铁路物流企业经营发展为目标，以形成货运服务、货场投资、装卸仓储、接取送达、全程代理一体化运作为核心的市场竞争性现代物流企业。

1.5、将货物转移过程中的装卸收入、仓储收入用在货场改造、仓库扩建、场地整修、购买汽车开展接送等用途上，这样能进一步提高货运管理部门和运输部门的后场组织协调，方便快捷的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

1.6、货运收费 “一口价”收费模式，应该是全程综合服务“一口价”运作。铁路物流全程综合服务“一口价”收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准为合法依据，以收取费用的物流用途作为评判标准，货运管理部门无权以货运“一口价”为理由取消物流企业任何经营服务收费项目。

1.7、货运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货运业务与货运服务的分离，货运服务属于物流经营全程运输范畴，货运业务、货运安全、货运收费属于运输部门范围，运输

部门与物流经营服务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管理主体，货运管理部门的职责抓好货运安全、货运收费管理工作，货运服务、货场投资、装卸仓储、接取送达、全程代理完全是铁路物流企业的经营权利，货运管理部门不易干预，更不易收走本属于铁路物流企业的装卸、仓储核心项目。

2.铁路运输企业市场化的建议

2.1、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各个铁路局、集团公司要组建战略研究中心、重大决策专家委员会、战略企划司处。

2.2、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各个铁路局、集团公司要设立主管战略常务副总、副经理助理、战略企划总监、首席战略企划专家、铁路战略管理顾问、铁路改革企划专家顾问等高层战略管理职位

2.3、面向全国铁路职工、干部公开招聘具有丰富运输管理经验，对铁路改革、战略管理、运输组织、客货营销、现代物流、人才重组、流程再造、企业重组等核心领域有深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和改革创新方案，有成功案例和为铁路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专家人才选拔到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各路局、集团公司的战略管理各个高级管理岗位上，在铁路改革、重大决策、企业经营中发挥出核心性、关键性、实质性作用。

2.4、每次各路局出台重大改革实施方案一定要经过征求方案、听取建议、专家论证、先行试点、全面推开这个过程，不经过充分论证就仓促出台实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

2.5、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各路局、集团公司应建立高层次专家人才综合测评制度，按战略管理专家、铁路改革专家、企业策划专家、人力资源专家进行分类测评，将测评标准向全路员工公开，只要达到规定测评标准，普通干部职工也可评选为高层次的专家人才，并提拔到最合适的领导决策岗位发挥作用，进一步作出重大而突出的贡献。

2.6、要改变路局以业务处室为决策职能部门的组织模式，要建立职能中心制，将业务处改组为职能中心下属的业务科室。

2.7、铁路企业决策专家团队结构不能以教授为主，应以长期在铁路运输企业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具有丰富企业运作经营经验，并取得了大批理论成果和改革方案的战略管理专家、企业策划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改革企划专家为主。

2.8、每隔三年可面向全国铁路员工开展评选“有突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人才”活动，对为铁路改革、企业发展、经营决策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人才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将其选拔到合适的领导决策岗位上施展才华、发挥出更大作用。

第五篇：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我见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国家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和谐社会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工作中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协调发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公平。2005年10月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案修正案的决定，就是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之法律规定的政策取向。但是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和完善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免征税额的调整只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尚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

税收职能由税收的本质所决定，是税收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内在功能，具体表现在税收的作用。税收的功能具有内在性、客观性和稳定性特征。税收的基本功能具体为组织财政收入功能、收入分配功能、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功能。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收范畴，其基本功能同样为组织财政收入功能、收入分配功能、经济调节功能（或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功能）.1.个人所得税的组织财政收入功能。个人所得税以个人所获取的各项所得为课税对象，只要有所得就可以课税，税基广阔，因此个人所得税便成为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由于在分配上是按照要素的质量和多少进行分配，往往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从而影响社会协调和稳定，进而损害效率。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重要工具。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累进税率进行的，在累进税率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适用的边际税率不断提高，从而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征税，而对高收入者则按较高的税率征税。这有利于改变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3.个人所得税的经济调节功能。微观上，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的劳动与闲暇、储蓄与投资、消费等的选择都会产生影响。宏观上，个人所得税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其一，自动稳定功能或“内在稳定器”功能，指个人所得税可以不经过税率的调整，即可与经济运行自行配合，并借这种作用对经济发生调节作用；其二，相机选择调节，在经济萧条或高涨时，采取与经济风向相逆的税收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扣除、优惠等进行调整，实行减税或增税的政策，从而使经济走出萧条或平抑经济的过度繁荣，保持经济的稳定。

由上述分析可知，个人所得税具有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状况和调节经济的功能。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施行20多年以来，在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体制，提高其调节个人收入的能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的主要问题

1.税制模式存在弊端。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征税额与纳税人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保证各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均衡。分类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各种所得按照收入性质划分为若干类，对不同类别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收。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个人收入划分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11类。这种税收制度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缺点是各类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不同、免征税额不同，导致不同类别收入的税负不同，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容易产生综合收入高、应税所得来源多的人税负轻，综合收入低、应税来源少的人税负重的现象.2.征收范围不全面。个人所得税在课税范围的设计上，分为概括法和列举法。列举法又分为正列举方式和反列举方式。正列举方式就是对税法中明确规定的项目予以课税，没有出现在税目中的项目不用纳税。反列举方式则是明确规定出不在纳税范围的项目，除此之外所有项目都要纳税。一般来说，正列举方式的范围相对于税源来说是有限的，反列举方式的范围往往是接近税源的。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正列举方式加概括法，列举法规定了10个应税项目，并运用概括法规定了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收的其他所得。主要采用正列举方式确定税基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征税范围的扩大，虽然用概括法规定了其他认定的应税项目，避免税基流失，但是因其规定的模糊性，易在征纳过程中引起征纳双方的纠纷和纳税人逃避税行为的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技术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我国居民的收入已由工资收入为主向收入形式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目前在我国居民所得中，不仅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入成为个人的重要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劳保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免费午餐

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变化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下都无法自动地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项目，使得所得税的税基过于狭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地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健身俱乐部会员卡、用餐券、假期旅游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金额，侵蚀税基.3.个人免征额标准缺乏科学性，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设立个人免征额的目的之一是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基本生活资料及教育培训费用，家庭成员所需生活资料的费用等。我国目前的个人的所得税制度实行收入减去固定标准的免征额作为应税所得额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不同的纳税人的赡养费用、子女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情况不同，各纳税人的生活必要支出就不同，实行固定免征额的方法不科学.4.税率设计不尽合理。目前我国对工资薪金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这一税率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5.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1）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侧重点不同，我国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源泉扣缴执行力度的不同使得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有管住高收入阶层。自行申报目前尚未全面铺开，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只有5种情形下的个人收入应自行申报。由于没有实行全面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税收流失难以避免。

（2）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工作的要求，是削弱征管力量，影响征管效率的重要因素；以人工为主的落后征管手段，不能使税务部门及时取得纳税人的收入资料，并对其纳税资料进行处理与稽核；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加之与个人所得税征收相联系的诸如财产申报制度、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没有建立，使得征管效率和监督作用很难提高。

（3）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不能对纳税人起到震慑作用。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法》对偷、漏税等违法行为的界定模糊（例如对纳税人取得收入后挂在往来账户不结转的行为，很难明确界定是纳税人有意行为还是无意行为），使税务执法机关难以把握，往往避重就轻。这样，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接受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违法现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三、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建议和对策

1.建立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大体上可分为3种：1）分类所得税制，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它是对同一纳税人不同类别的所得按不同的税率分别课征。2）综合所得税制，它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扣除法定减免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不分类别、统一课税。这种税制的优点是税负公平、扣除合理，能够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能考虑到纳税人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等因素并给予减免。但它的课征手续复杂，征收费用较高，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且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3）分类综合税制，它是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结合。

根据目前我国对税源控管难度大、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应按循序渐进，由分类税制→分类综合税制→综合税制的过程，将现行的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分类税制模式，即对个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先按不同税率征税，年终再汇算清缴。具体界定时可对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所得、股票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应税项目，实行分项征收；对属于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动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等应税项目，先以源泉预扣方法分别采用不同税率征收，在纳税结束后，由税务部门核定纳税人全年应税所得，对内已纳税额做出调整结算，再实行综合征收。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现阶段目标为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制.2.扩大征收范围。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11个应税项目没有涵盖个人所得的全部内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应税项目。一些不断出现的应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应该列入应税项目。因此，我国应当改变目前采取的正列举法，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凡是能够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所得都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 特殊的个人所得可以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3.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家庭课税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将夫妻的所得综合起来联合申报纳税；个人所得课税是以个人为单位，就个人所得申报纳税。家庭课税在理论上较个人课税具有明显的优势：家庭课税能更好地体现公平这一税收基本原则，因为一般情况下，凡是税制建设比较完善、治税思想体现公平观念比较充分的政府，多在税前规定了不同数额不同名目的扣除额，如子女赡养费及教育费扣除、父母及祖父母赡养费扣除、贫困亲属资助的扣除等。而选择家庭课税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能使税后结果尽量公平。比如：抚养一个子女与抚养两个子女的扣除区别；抚养一个健康子女与抚养一个残疾子女的扣除区别等.4.规范个人免征额标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调至1 600元，大大减轻了低收入人员的税收负担。但是笔者认为，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额高低，而在于有没有考虑纳税人具体情况并区别对待。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个人所得税免征税额可分为4个部分：1）个人基本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扣除。2）抚养子女、赡养老人费用扣除。3）特殊扣除，针对残疾人、慢性病患者。4）子女教育费用扣除。目前，教育费用占家庭开支的比重较大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因此应额外扣除.5.简化税率级次，应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基础上，提高最低税率

至10%，将高税率部分的45%向下调降至35%，则可构建一组由10%~35%的累进税率。累进税的级次定在5级比较适中。

6.加强税收征管。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完全电子化，进一步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通过银行和税务机关联网工程的建立，逐步缩小现金交易的范围，使所有的收支状况尽可能地置于税银联网的监控下，现金交易减少了，政府便可以通过账户对纳税人的税源实行有效控制；其次，采用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所得时必须同时向税务机关申报，对扣缴义务人不按规定扣缴和申报缴纳税款以及不按规定报送有关信息资料的，要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和相应的惩处办法。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