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领导力是道德领导力

第一篇：真正的领导力是道德领导力

真正的领导力是道德领导力

在21世曾子接下来说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人是社会性动物，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会被外人知晓，所以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为人处世，不要以为没人看到就是没人知道了，外界环境时刻存在着，会监视着你的举动，发挥着作用。如果对于一个人自身来说，关键还是要从自我品德提升做起，“富润屋，德润身”，好的品德就像财富一样，可以由内而外散发道德光辉。

虽然各位企业领导者都知道应该提升自我道德修养，但要实施起来还是存在一定难度，道德修养的建立要从日常小事、日常行为做起，才能逐渐登堂入室。卫武公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卫武公的王位并非正常途径得来的，而是杀兄篡位。不过，他逐渐认知到年少时的鲁莽与罪恶，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善于纳谏，礼贤下士，后来又拥护周王，带兵击退戎狄，入周朝为官。卫武公以高尚的品德，以功业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成为百官敬服的名臣。

“无德而官，则官不足以劝有德。”道德品质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更是尤为重要。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杰出的领导人和危险的能人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在于道德品质的重要构造上的不同。如果以为领导没有道德品质，他既毫无价值又很危险。正如毛主席和希特勒一样，他们的道德品质构造不同得到的结果也自然不同。一个是心忧国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所以赢得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敬仰。而另一个则是野心勃勃，为了自己的疯狂想法而战，所以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唾骂。

“道德领导”(ethicalleadership)——领导者既是群体、组织活动的指挥者，同时也在接受下属的道德审视和心理评判，是下属观念、行为的引导者、示范者。近些年来，西方一些曾经的知名企业如安然、安达信、世通、ClobalCrossings、Adelphia等公司因领导者的道德问题而倒闭或严重衰落，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企业领导的道德因素的关注，并提出了企业伦理领导的概念。在我国，尽管企业强调以产品、服务质量取胜，但企业领导者的道德同样也关系到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声誉、存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趋向日益多元化，一些领导者受各种利益和机会的诱惑，道德出现了缺失、异化，领导者道德的现代转换和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整合即重塑，已不仅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作为领导者应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以角色定位为基准，以古史为鉴，以道德信仰为依托，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意大利的犹太经济学家帕累托有一个著名的洛伦兹曲线，结合到企业管理方面的大意是：20%的骨干为公司创造80%的绩效，5%的中高层直接影响51%的收入。如果进行一次大胆假设，假设公司的骨干和中高层变心了、落伍了，假设公司即将被一群自己的人给毁了。这时候老板该怎么做？谁的饭碗该砸？看上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存在于企业领导者正直道德上。

领导力就是道德魅力！影响力的基础来源于领导者本身的道德和素质。强调领导者的道德魅力实际上强调的是：要做事，先做人。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领导者缺乏正直的道德，那么，无论他是多么有知识、有才华、有成就，也会造成重大损失——因为他破坏了企业中最宝贵的资源——人，破坏组织的精神，破坏工作成就。”常言说“做人要直”，“做事之前先做人”，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作为领导者，道德很重要。

德鲁克认为正直的道德是领导者应具备的唯一的绝对条件，但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到的——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品质和涵养，必须通过个人的内向修炼，通过持续的自我省察和反馈改进的方式获得改善。但是，这并不妨碍领导者在管理实务中通过榜样和避免犯错误来塑造正直的道德。

西点军校领导力的经验说明——追求真理、评判是非、自我约束、坚强果断是卓越领导者产生影响力的源泉，也是他们激励人心、使众人行的基础。勇气（courage）、尽职尽责、决策能力（abilitytomakedecisions）、诚信(integrity)、坚忍不拔的意志（hardiness）、换位思维（empathy）、适应性（adaptability）,、高恢复力(highresilience）等等是西点军人四年中坚持的理念和行为。卓越领导力可以说是领导者综合素质提炼的过程，也是人品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国老祖宗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领军人物的道德视为衡量领导的重要条件——智、信、仁、勇、严：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德蕾莎修女，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管理着上亿美元善款资产，而她全部的家当就只有一部电话和三套衣服。

德蕾莎修女的一生“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2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有道德和素质的人，不论有权无权，领导还是非领导，他们的影响力是永恒的，是不可磨灭的。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领导力，道德都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力就是道德。能够支撑领导力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抱负、能力和诚信。如果三个要素失去平衡，出现了抱负与能力的可怕结合，就会出现个人权力高于组织愿景、把个人利益摆在整体利益前面——自私的领导者。而如果没有能力、诚信与抱负的结合，会制造出一个善良却没有实现能力的领导者。诚信与能力的结合可以促成善举，但却不会开辟新的天地。只有这三者平衡，才能让领导者忠于一个合乎道德的抱负，并为他人实现那个抱负。

黄光裕曾说过，“我是要求速度的，我不会花三个月来谋划，把规划书连标点符号都改清楚了，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边实施、边做、边修正。一旦方向明确，有三分把握，我就敢去做”。然而，无论从黄光裕入狱，还是前段时间的国美争端，都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国美管理团队在领导力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与危机。显然，黄光裕属于抱负与能力的结合，由个人利益摆在整体利益之前而产生信任危机，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谭小芳老师表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单位并不缺乏人才，有的甚至人才济济，但却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乃至被淘汰的结局。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公司的管理者普遍缺乏诸如忠诚、敬业、诚实、积极主动等等的优良道德，而这些正是一名管理者道德优劣的重要体现。

在职场中，道德好是本。能力弱，可以通过实践、师傅传帮带、培训来逐步提高，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磨练自己，先“修身”“齐家”后“治国”“平天下”。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道德差的人，能力强，所做的事不一定对，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道德好的人，无论在职场还是商场都会有好的人缘，好的机会。道德好，同事和主管愿意与你相处，与你打交道，也会帮你，会有好的工作“风水”，相应会有好的结果。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必须“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道德修养是为官立业之本，尤其是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加强道德修养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某知名媒体一次关于“单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位最忌讳员工哪一点？”的访谈会上，许多著名企业家都旗帜鲜明地把“人才观”中的“道德”排在了第一位，可见，员工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错误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同样，对于每一家企业的高管来说，道德也容不得打折扣。

对于企业领导来说，道德就像火车的方向、路轨，而才能就像发动机。如果方向、路轨偏了，发动机的功率越大，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良好的道德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价值。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有什么样的道德，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业绩与生命质量。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不同，成功者与失败者、卓越与平庸之间的迥异之处正在于道德的高下。优秀的道德是个人成功最重要的资本，是人最核心的竞争力。具有优秀道德的人，总是会时常从内心爆发出自我积极的力量，可以说，好的道德是推动一个人人生不断前进的动力。

不少企业管理者在目睹别人的成功时，总会慨叹自己的“时运不济”——不是没有遇到好的机会，就是没有碰到好的老板，再不然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从自己身上去找根源，去思考自己的做道德质是否过硬、是否令人赞赏。道德操守是事业成功最忠实的资本，很多人对于这一点缺乏深刻的认识：有的人过分地注重技巧、权谋和手段，却忽视对良好道德的培养。有些人虽然很有才干，但他们存在投机心理，像这样的人即使再专业、再有才干也会被众多单位拒之门外——事实上，哪怕是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倘若轻视道德的自我修养和塑造，他也绝对成不了真正的“人才”。

如何来具体界定管理人员的好道德呢？首先应该具有忠诚、敬业、诚实、节俭、富有责任心等等优良道德，他们关心集体，关心组织的发展；对待工作积极、热情、勤奋，具有团队精神，他们以一种感恩的心态积极主动地为组织的发展、生产与管理出谋划策„„这些都无不透射出好道德的影子。

道德也是资源。道德好的领导者呢，胸怀宽广。他们很关心部下，很关心客户，很关心同志，很关心社会。结果，他们必将受到部下的拥护、客户的爱戴、同志的信任和社会的尊敬——可以想象，由这样一些人构成的企业一定是力大无比，战无不胜，基业长青——那么，具体来说，我们领导者如何到道德领导力呢？

1、用人所长，而不是用人之短。一个人如果若是看到别人不能做什么，盯着别人弱点和不足不放，“哪壶不开提那壶”，而从来没有看到别人能够做什么，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那他就会破坏组织的精神。当然，一个管理人员必须清楚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了解他的下属的局限性，但是他应该把这些看成是他的下属能够做的事的一种约束条件，是促使他们做得更好的一种挑战。领导者必须要把眼光放长远，要学会把适当的人调配到适当的岗位，让人尽其才，才能使员工卓有成就。

2、对事不对人，而不是对人不对事。领导者如果老是问“谁正确？”而不问“什么事正确？”，把人事置于工作要求之上势必造成公司文化的腐蚀和破坏。如果老是问“谁对谁错”就会促使下属但求无过，阳奉阴违，甚至玩弄权术。尤其糟糕的是，它会促使下属在发现错误后掩盖错误而不是采取积极的补救和改正措施，这对组织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3、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温总理在寄语中国铁路事业时说，安全和质量离不开人，产品如道德，什么样的道德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而道德中最关键的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一语道破发展的本质。反之，领导者道德不好，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会轻易弃守。那么，再好的制度、技术、措施，都会大打折扣，导致问题成堆。此前一些食品安全事件，领导者明明知道瘦肉精是不能添加的，明明知道地沟油是有毒有害的，自己也是绝对不去吃的，但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堂而皇之地干了起来。

4、敬业是成就事业的基石。谭小芳老师建议我们的领导者将自己的职业视为自己的生命信仰，那才是真正掌握了敬业的本质。当敬业意识深植于我们脑海里，做起事来就会积极主动，并从中体会到快乐，从而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取得更大的成就。懂得敬业、能够敬业是一个人在职场中提升自己、发展事业的前提，敬业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职场人士所应当而且必须具备的品质，它是创立最佳工作业绩的有力保障。

5、道德优先，而不是有才无德。把才凌驾于德之上，这是人事决策中的不成熟的表现。实践证明，有才无德的人对组织的破坏远甚于有德无才的人。每个人的道德要靠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的涵养。在这样一个深刻变动的时代，什么样的文化能够让人们学会去呵护自己的良心，不因一切外在的因素而改变自己的良知，迫切需要每个人思考。

总之，未来是领导者的时代，而非管理者的时代。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领导者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作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有三个敬畏，即敬畏法纪、敬畏人格、敬畏口碑。最后，希望每一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位领导者都能重视、提高道德修养！

纪，当社会变革、国际交流、信息技术、个性发展等诸多挑战与机遇降临到社会分工的每一位参与者面前时，无论我们是否身处领导者的职位，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具备某些领导力。下面，与您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

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店主说：不。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 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笔者曾经接触过不少企业老总，他们大都对功高盖主的职业经理人一筹莫展，一方面无比依赖职业经理人，一方面却十分担心职业经理人跳槽。

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

而国内一些企业的领导却不是这样。比如，老板可以名气很大，万众瞩目，万人追捧，但员工则必须要低调内敛；老板可以有广阔的社会交往，但员工则必须要表现得对外界“清心寡欲”；老板如果开的是宝马5系，那么员工就决不能买宝马7系；或者即便老板和员工都开奥迪A6，那么员工的车的排量也必须要比老板的小。

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公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优秀的领导一定是懂得如何充分授权的领导：只有给内部中层充分的授权，才能不断提升自己团队的整体能力，才能不断的提升自己所在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做人难,做领导更难,做成功的领导最难,成功的领导是创造培养领导一个优秀的团队,优秀的领导,不是自身有多优秀,而是自己所领导的团队的优秀程度,优秀找讲师、公开课，上诺达名师网，中国最大的培训平台 http://qy.thea.cn/ 的领导不是指手画脚直接指挥下属,而是创造一个和谐向上的氛围以及施行锦上添花的技巧去领导影响团队，善用组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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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道德领导力

道德领导力

道德领导力——而不是完美的道德，是赢得船票的一个方式。谁将赢得诺亚方舟的船票呢？根据《创世记》(第6-9章)，诺亚被上帝选中来建立新的文明，因为他“是同辈中主张正义而无可责备的人”。“正义”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动来判断—包括其对待他人的方式，是否将自己的财富与他人分享以及如何分享。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和庞大的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挑战世界上的富人、劝说他们捐出大量财富时，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与此类似，沃伦?巴菲特号召富人将相当部分的财富捐给公益事业，这也是正确的事。即便我们无法知晓他们发起这些倡议的真正动机，即便我们可能对具体的提案心存异议，即便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为将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必须对这些领袖们给予正面的评价。然而，在我们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对“无可责备”的判断却要困难得多。毕竟，当我们消费时，我们破坏了地球，有时也影响了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工人的健康。但是，倘若我们减少消费，又可能影响那些倚靠我们的消费来维持生计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命运。对商业领袖来说，尤其难以用“无可责备”加以评价。马克?穆迪-斯图亚特爵士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倡导者，然而，我们是否会因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这里有壳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石油开采点)造成的环境与人权灾难而责备作为该公司董事长的他呢？花旗银行卷入了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我们如何看待当时任该银行首席执行官的查尔斯?普林斯？在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距离他被迫辞职仅几个月)，普林斯先生曾宣称“它(即花旗银行)将继续跳舞，直至音乐停止”，我们究竟又该如何评价彼时的他呢？但是，诺亚的故事为领导力的判断提供了另一个思路——本人认为，这正是决定谁将赢得方舟船票的重要依据。我们知道，在建造方舟时，“诺亚曾反复提醒他的邻居洪水即将来临，然而却总被忽视或嘲笑”。对领导力的评价并不像选美比赛。最近去世的雷?安德森是他同辈中最为重要的商业领袖之一。安德森创立了美国的英特飞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他引领了推动环境持续发展的实践，尽管多年来总被他的同辈、员工和合作伙伴嘲笑。英特飞公司生产环境友好的方形地毯，这并不是个特别重要的公司，其产品也不被公认为对人类至关重要。然而，英特飞却将名垂青史，因为安德森通过成功地重新打造公司产品与生产流程而实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双赢，激励了一代商业领袖。拥有道德领导力——而不是完美的道德——是赢得船票的一个方式。美体小铺(Body Shop)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妮塔?罗迪克远非完美，她和许多其他公司领导人一样，表现出自负、虚荣、野心勃勃。但是，她却以自己的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1996年初，她的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由外部审计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当时的商界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市场推广策略。而如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成立验证了她的远见。该委员会由一批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和审计监管者组成，他们致力于开发出一种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方式，以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法定的企业报告。同样，当美体小铺在1997年成为世界上最早采纳人权保护政策的上市公司时，没有人预料到这一举措能够在14年后催生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框架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中国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发挥领导力并不意味着总能把事情做对。石油业巨头英国石油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因该公司在阿拉斯加的事故造成的环境灾难、在德克萨斯州的爆炸事件导致的悲剧而备受责难。然而，他给后人留下更加深远影响力的东西一定是他1997年5月19日在斯坦福商学院那场不太知名的演讲所带来的后续效应。此前，全球能源、化工、汽车业在通过媒体大力游说，称人类引起气候变化这一说法荒诞不经。而在那一天，约翰?布朗宣布了他和英国石油公司审慎得出的结论：气候变化确实与我们的行为相关，像英国石油这样的公司应该积极带领我们超越目前这种建立在碳排放基础上的文明。今天，在他发表那次演讲后不到二十年，已难以估量这些话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当然，如果约翰?布朗没有那次演讲，或许其他人也会说这样的话，带来相同的效应。但事实上是，他这样做了，违背了他同行中所有人的意愿，在当时的国际商业社会中逆流而行。如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主流词汇，在表象上也是一种主流实践。数以万计的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纳自愿性标准或者遵守新制定的国家法规、公司治理守则或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业已形成成百上千种(如果还不是成千上万种的话)行为导则，涉及面之广，涵盖了从童工雇佣到腐败问题，到纳米科技的使用，再到获得水和能源的权力以及保护隐私的权力。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基于“清洁技术”的发展范式的形成，它正推动着每年超过1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这种范式已融入对“闭环”(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零)价值链愿景的打造中，其促进着农业与采矿行为的改进，低碳的能源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新材料使用、有机生产系统的推广、消费后的回收再利用等等，影响极为广泛。此外，领导力之杖已从北美公司传递到新兴国家的新一代企业手中。例如：巴西颇具创造力的护肤品公司Natura，在其创始人古伊列梅?皮耶罗?莱亚尔——如今已成为一个绿色政治活动家——的带领下赢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印度的多元化巨型企业塔塔也是一个范例，该集团由贾姆谢特吉?塔塔创立，至今仍是家族企业，目前由拉丹?塔塔担任董事长；还有诞生于非洲的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都是新兴市场日益涌现的标志性企业中的杰出代表，它们匹敌并超越西方同行所设定的可持续发展标准。享有很高声望的“全球百强”榜单每年评出世界上100个最可持续的上市企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在2005还榜上无名，而2010年便占据了12个席位。巴西的“道德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全国性工商业协会。在非洲，以通信业起家的亿万富翁莫?易卜拉欣，展示了何为下一代“洛克菲勒”式白手起家的慈善家。虽然中国在建立根植于本土推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步相对较晚，而今已充满热情地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将环境可持续发展放在了优先位置，该国越来越多的领袖级企业——民企和国企皆有——正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中，将政策指导转化为盈利颇丰的实践。看到如此振奋人心的发展，我们当然可以宣告革命已成功，背起背包，将子孙的未来留给市场去解决，或许偶尔也由政策制定者适当推动一下。很遗憾，这与现实差距甚远。全球经济的阴暗面依旧相当显著，一些数据让人读起来黯然神伤。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每天仍有22000名儿童因为贫穷而死亡，即每秒钟约死亡4名。进入21世纪，仍有10亿人是文盲，无法读书或签自己的名字。世界上12%的人口使用了85%的可消费水资源，但有11亿人缺乏获得充足水源的途径，有26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的卫生条件。全球消费量的75%来自于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群，而最贫穷的20%的人群消费量却只占1.5%。世界上80%的人口依靠每天不到10美元的收入生活。在环境方面，一个简单事实是，我们的地球所提供的生态服务趋于耗竭并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算，2008年，由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成本已达6.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1%；若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比例将在2050年上升到18%左右。挑战层出不穷，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转化成了不同的形式。对领导力的需求始终存在，变化的只是具体的目标以及实现进步的途径。那么，若要赢得诺亚方舟的船票，今天的商业领袖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辨识下一代的雷?安德森、约翰?布朗、马克?穆迪?斯图亚特，或安妮塔?罗迪克？本人认为他们需要具备四条特质(尽管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大不相同)：第一，他们凭借直觉把握历史时刻的关键要素并采取务实的措施，推动探索事关社会最大困境与机遇的典型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二，他们为自己设下高远的目标，尽管还并不知道如何成功。他们相信的原则是，下定目标做正确的事远比是否知道如何做更重要。第三，他们积极不懈地向他人宣传那些雄心壮志。他们相信，谦虚地宣扬成功，与要求每个人都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两者并行不悖。第四，他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以实现变革。他们相信，个人领导力对于实现可持续的个人成功(不管如何定义)和商业成功而言，必须与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集体努力相一致。没有任何国家、宗教或性别能够垄断这种领导力潜能。人们总是作为旁观者，期待某一天能成为领导者——他们往往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每个群体都在某个历史时期显示了自身孕育、鼓励和颂扬这种领导力的能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效的领导力就会自然出现，也不意味着那些领导者的措施总能成功。若要有效地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需要每个群体(包括商业群体)培养必要的领导力，认可这些领导者的重要性，接受他们常常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力，并支持他们的目标与努力。若能如愿推动这样的领导力，并由此带来他们的成功，则很可能意味着洪水将消退，方舟不必建造，对船票的争夺也不复存在。

第三篇：马云：管理真正领导力是道家哲学

马云：管理真正领导力是道家哲学

3月31日在IT领袖峰会现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和与会嘉宾交流

31日，IT领袖峰会的重头戏“两马一李”高端对话并未出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上演“独角戏”，最后还回答了场下百度李彦宏和腾讯马化腾的两个问题。身着黄色上衣的马云再次展现其非凡的演讲功力，从退休，到员工招聘，再到企业文化，马云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令全场气氛一度达到最高潮。退休已经想了九年

马云将于5月10日正式卸任CEO一职，接班人是陆兆禧。在此之前，有不少人猜测马云退休是不是“来真的”。马云昨日在峰会上强调，退休一事想了九年，计划了六年，实施了三年。

马云说：“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来工作的，我们是享受人生的，我们是来做人的，不是做事的。一辈子做事，忘了做人，将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觉得48岁以前，工作是我的生活，48岁以后，希望生活是我的工作。”他笑称，“不希望自己七十岁、八十岁还在公司里开早会，我同事很生气还不好意思说”。

企业不缺创新缺管理思想 马云认为，今天的IT界、互联网界存在最大的问题是“动不动就讲大产业、大行业的发展，好像不了解行业情况就成不了事”，他认为，很多企业倒下去不是缺乏创新、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少管理思想。

马云说，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往往是一个瞬间的小动作影响了这个企业未来发展，就如腾讯的微信和阿里的支付宝。今天IT发展不缺技术、不缺理想，缺的是把这些变成现实。“有梦想很可贵，但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正确方法更可贵”。马云认为，人是管理出来的，决定公司最好的要素是员工的招聘，“所有的IT企业要记住，要把普通人变成不平凡，只有这样才能从梦想回到现实。”至于如何管理好企业文化，他说，“中国管理中真正领导力是道家哲学，儒家思想是我们加强管理最好的东西，佛家思想是让你学会做人”。

马云表示，今天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还在“拼价格”，是管理水平和思想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表现，是活不下去的。他说，技术十年前可以免费，但今天却不能免费。“十年前腾讯、百度、阿里巴巴都非常小，那个时候做免费，所有人说这是想找死。今天你再想免费，你想死，腾讯、百度、阿里会帮你死”。

让银行“紧张”是互联网的贡献

虽然马云没有参加高端对话，但在他发言结束时，主持人吴鹰将最先提问的权利留给了李彦宏和马化腾。马云的发言大部分围绕企业管理展开，由于他创办阿里巴巴之前做过老师，李彦宏抛出的问题是，“没有做过老师的人如何管好企业”。马云以师生关系为比喻作答。他说，好学生是发现、训练出来的，优秀的管理者就如同优秀的老师一样，要发掘员工自己都不知道的才华。

马化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互联网企业和垄断行业的关系。他问，“阿里做金融让许多银行紧张，阿里如何有底气去挑战银行业？不像我们，我们对运营商都很老实，从不敢说过分的话。”

对此，马云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发展13年来从没想过要“挑战谁”，而是“创造谁”。“帮助客户是我的责任，帮助无数淘宝卖家是我的责任，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方法我就一直走下去。”他说，银行业如果紧张是好事，金融行业不紧张，我们的小微企业就很紧张，“假如阿里巴巴集团能够让现有金融体系紧张一下，也是互联网企业对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记者留意到，马云发言的时候，会场过道站着的听众增加了至少一倍，气氛一度达到最高潮。天使投资人薛蛮子也不禁感叹，马云妙语如珠，全场轰动，是因为“他懂得人性”。

第四篇：领导力

重塑管理者提升领导力

-----浅谈经理人的领导力

汪大正

（本文刊登于《中国新时代》杂志2004年3月号总第74期）

评价和衡量一个经理人是否符合其角色要求的标准，可以有方方面面。比如说：专业知识，学历背景等。然而，对承担着团队管理责任的经理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核心能力，应该是领导力。因为，管理是通过团队成员的分工协作，实现其目标的过程。而管理者的作用体现，就是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指导和协调，使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实现最大化。

我们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同样的管理体系，在不同的团队中产生的效果会相距甚远？为什么同一个团队，由于经理人的变更而使面貌大为改观？为什么有的员工在这个经理人手下情绪高涨而换了另一个经理就判若两人？为什么有的经理人，在学不少管理的知识技能之后其管理风格和人际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所有这些现象的产生当然有着众多的客观因素，然而从管理者素质评价的角度看，经理人领导力的不足，应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重要主观因素。何谓领导力

根据东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领导”不是组织中的某一职位，而是一种积极的有影响的力量。领导地位的获得，不是基于职务和权力，而在于领导者的威信和声望。著名管理学者雷莫.纽尔密在《国际管理与领导》一书中写道：“经理人可以通过任命的方式产生，但他的领导地位必须由自己在工作中树立。经理人的领导地位，是由其个人的热情，权威，可信度，知识技能和超凡的个人魅力决定的。简而言之，它来自于经理人对其下属的影响力。”中国学者陈惠湘在其《企

业团队修炼》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管理者“非职务影响力”的概念。他认为，“非职务影响力”，是职务影响力的基础，对于管理者领导地位的作用和保证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凝聚人心，使别人乐意服从他的调动。哈佛商学院著名的领导学教授约翰-科特在《变革的力量》一书中则进一步强调指出：“优秀的领导行为，是通过唤起人们非常基本，但又常被忽略的需求，价值和情感，来确保人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理人的领导力，应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而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众所周知，联想集团的杨元庆，郭为之所以能够在联想最困难的时期，不为外界诱惑所动而勇挑重担，并成长为联想新一代的领军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柳传志是一位值得他们追随的领导者，而这几乎成为他们十几年来始终不渝的精神支柱之一。这不禁使我们想到，许多企业老总们在抱怨人才难得人才难留的同时，是否反思过在使下级成为追随者的过程当中，自己做了什么和能做什么；你究竟是一个有追随者的管理者，还是虽走在前面却仍只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而已呢？

走出领导力的误区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经理人在对“领导力”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主要表现在：

一，认为领导力与权利相伴而生。一朝权在手，其领导力则不言而喻。

二，认为领导力只是对高层经理的要求，作为执行层面的中层管理者，似乎不存

在领导力的问题。

三，领导力是经理人个人的本事和能力。

四，领导力无非是掌握一些管理的工具和技巧而已。

凡此种种，反映出各级管理者在领导力问题上认识的模糊。事实上，经理人的权利和职位，就像一个台阶一样，站在上面的人并不代表他的真正高度。经理人的权力职位与其修养品格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听到许许多多有关经理人职位和品位不匹配的事实，已经很现实地告诉我们，权力与魅力，职位和品位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回事。

另外，尽管由于经理人在组织所处的位臵和职责不同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重点侧重于决策层面或执行层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处于中层的经理人，只是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的被动执行者而没有领导和影响下属的责任。来自著名的盖洛普公司的调查则进一步显示：如果把员工看作是企业的“分子”，那么负责把他们排列整齐继而把组织竞争力提高到“金刚钻”级别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而是一线经理。据说美国GE公司对于其经理人的考试晋升制度与其他公司仅按部门业绩和个人专业能力等依据进行晋升考核的方式有很大得到不同。他们晋级考试的命题既不是来自经济的典籍，也不是来自那些晦涩难懂的经营理论专著，而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一部，试卷则是写一篇我们通常所说的“读后感”而已。开始的时候经理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提出意见。后经管理专家解释其用意后才恍然大悟：这是GE公司对经理人员基本心理素质要求。试想如果连一部世人皆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尚不得而知的话，又怎么去你理解你所领导的团队成员的心理和情感呢？而一个不懂得下级心理的经理人又如何激发和影响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激情？这样的经理人其领导作用又如何体现出来？这匠心独具的考试题，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折射出GE公司对经理人领导素质要求的内涵。

其次，领导力应表现为经理人激发下属能力的能力而不是个人具体的办事能

力，它体现在领导者与追随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能力。领导力作用的产生就像化学反应，经理人好比媒介物，通过一连串的化学变化，引发和激活团队成员潜在的各种能量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推动组团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而把领导力理解为雕虫小技的想法，则是忽略了“管理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活动”这一重要概念。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组织中，主管人员的率先垂泛和以身作则，其无声的影响作用往往超过任何规章制度的约束。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每个层面的经理人来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从”，永远是带兵的永恒真理。

领导力的培养与构成经理人在学习提升其领导力的过程中应首先懂得：在现代开放和给予社会成员更充分自由选择的大环境中，人们不再盲目地崇拜权威；在企业组织中，各级团队成员心目中追随的也并不是某个计划和项目，而是能够被他们信服并能够鼓舞和带领他们成长的领导人物。正像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指出的：“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要使员工有成就，经理人就要把他们看成是一种资源，经理人承担的就是使人发挥作用的责任。”经理人能否成为员工心目中的追随者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关键取决于经理人自己是否具备以下素质：

1．令人信服的正直品格。这些品格包括道德，品行和高尚的人格，它们是经理人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并能够使被领导者产生敬佩感和信赖感，从而诱导他们去认同和效仿，以达到上行下效润物无声的效果。相反，即便你的级别再高，招数技巧怎样翻新，而你在别人心目中只是个道德低下的势利

小人的话，那么你从下属中得到的只能是蔑视而不是敬佩和尊重。如果真如此，那么你的管理效果和团队氛围就可想而知了。

2．良好的职业操守。在以诚信原则为商业往来中的道德底线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理人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无论你的职位高低，在履行职责赋予你的权力时，你必须遵守法律和尊重规则，决不能为取悦于人（无论上级还是下级）而以放弃原则为代价。据前段时间媒体披露的消息说，某些企业高层领导在徇私枉法偷税漏税的过程中，一些负有财务或劳动人事资部门的中层管理者不仅没有坚持原则申明大义，反而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经理人的职业操守不仅体现在为下级树立榜样的层面，它还是优秀经理人抵御来自上级的压力捍卫原则与正义的精神支柱。

3．正确的角色意识。经理人的角色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感。在这种潜意识的驱使下，他们会自觉地放弃“本我”而使自己的管理行为向自己的管理者角色靠拢。他们不会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对部下的远近亲疏，因为他们懂得：团队的形成是工作目标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情投意合的结果。做为团队核心的经理人必须团结协调不同年龄，性格，经历和教育背景的人形成凝聚力一道工作。经理人要向像球场上知人善任，宽严有度的教练员而不是只判犯规和出示红牌的裁判员。

4．鲜明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就是要妥善地处理附着在工作中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经理人应该具有与上级，下级，同级和贸易伙伴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并使人际关系成为经理人获得支持与合作，减少摩擦于避免冲突的“人力场”。为此，经理人在人际交往中，要注意抑制

自己的某些个性培养自己某些不具备的个性。比如：善解人意的亲和力，积极乐观的情绪，幽默感，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宽容大度的胸怀等。正像美国学者哈维-琼斯在他的《管理箴言录》中指出的：“单纯从技术上掌握技巧并不能造就卓越的管理者。管理工作是靠思想和性格决定的。”而生活曾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和深刻的道理是：当人们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一定更不喜欢被这个人所领导。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完善的性格不是仅靠课程和培训完成的，要靠经理人自己的反思，感悟，修炼与升华。

综上所述，我们应把各级管理层领导力的提升建立在其领导意识和品格修养的精神境界的层面上，促使其从理性与悟性，科学与艺术的角度深刻领会“领导力”的真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领导素质”且能够影响下级的经理人。这既是企业组织在变革过程中必然提出的新课题，也是职业经理人阶层成长发展的需求使然。

第五篇：领导力

《习近平时代》选载:什么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层

中共的领导力从哪里来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2015年3月23日，91岁高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这位小国的大政治家曾有一个判断：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问责，但是无法保证选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李光耀的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从其设计初衷来讲就不是用来遴选优秀的领导团队。西方的政党和中共不一样，政党只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组织，没有哪个政党比其他的政党更优秀。选举的基本假设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更好，谁更能准确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谁就能通过选举获得胜利，取得政权。这种逻辑，在中国可能就是一种典型的“尾巴主义”。董必武对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承担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能最充分地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部分利益，用中共 1 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逻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逻辑有某种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要由一个优秀的团队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民众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秩序。这个优秀的团队既要能洞悉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前者是先锋队逻辑的必然要求，后者则是一种民主或民本主义的要求。中共相信，这二者是能够有机统一起来的。在具体行动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要保持先进性，不能搞“尾巴主义”，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脱离群众。因此，中共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以保证其党员在德和才两个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又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对国家的领导，通过群众路线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这就是中共领导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过选拔产生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并使领导集体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

党纪为什么严于国法

2014年11月26日，中纪委一天之内通报了4名山西贪官的立案调查结果，其中两名女官员的通报用词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消息一出，马上引发舆论热议。“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并不是犯罪，但违反了道德。2 在中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中共的党纪中则有对此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为什么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员是先锋队的一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党领导的事业中去。

“特殊材料”意味着党员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自我要求，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党员必须比普通公民更优秀才能无愧于党员的称号，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的逻辑。国法是对一个公民的要求，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党纪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它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的要求。

那么，怎样才是合格的党员呢？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来兰考。2009年3月底习近平就专程赴兰考拜谒焦裕禄陵墓。在习近平心中，焦裕禄是一座丰碑，是一名合格党员的典范。3 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曾填词一首，以表达他对焦裕禄的敬仰之情：“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尽显这位“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

这何尝不是习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当年，习近平选择离开北京，心中装的就是这份理想；今天，习近平来到兰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禄为榜样，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焦裕禄在兰考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半个世纪仍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3个月后，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这五个方面中，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信念和担当。习近平认为，理 4 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他有个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针对党员干部中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事平生耻”，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保持党的先进性，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30多年后，习近平也一再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14年1月14日，中共对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1969年1月，习近平和两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到延安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真正接触到中国最基层也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非常贫穷，尤其是老区，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住的是土窑，睡的是土炕，吃 5 的是玉米团子（窝窝头），生活非常艰苦。习近平每天要挑粪、拉煤、打坝、种地，经历过最穷苦的生活，却被他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这一段时间（陕北插队7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习近平在延安一直待到1975年10月，差两个月就满7年，这是他第一次下基层。

7年后的1982年，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条件，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工作，再次从北京出发下基层，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33年后的2015年，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谈及他在正定当书记时下乡调研的往事。“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从198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基层干了25年再次回到北京。正是从正定这个小县城起步，习近平一步步成长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我们只要简单浏览一下中共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简历就会发现，“丰富的基层经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中共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是否有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是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艰苦地方的工作经历。为此，中共有专门的制度安排——干部挂职锻炼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层锻炼，希望他们通过基层历练，将根扎得深一些、实一些。这一制度的雏形是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政府曾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干部和学生下乡，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其正式建立则是1991年，当时中共颁布《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提出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这个决定还规定地（市）以上党和国家机关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

在中共看来，只有那些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的人，才会了解人民，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对此，习近平就深有体会：“参加工作后，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国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也只有经过基层历练，一个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锻炼。

基层历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迅速提升年轻干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新旧矛盾 7 交织，处理起来仅靠书本上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实践经验。“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做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是要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中共正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选拔上来的干部既接地气，又具备应对复杂问题的实践经验，这是中共领导力的重要源泉。

学习型政党：自我革新的发动机

2006年，狄忠蒲在评估中共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由于内部衰败或外部压力而出现即将崩溃的危险。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它一再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那么，这种适应性从哪里来呢？丹麦学者柏思德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共的适应性关键在于中共的组织调适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学习。他们还专门讨论了中央党校，认为中央党校是一个独特的制度调适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就将学习型政党建设作为基本战略。尽管学习是中共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党内培训和学习机制——各级党校。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共“学习”的含义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学习”主要是政治教化意义上的，是组织成员政治进步的标志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学习”则加入了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1978年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反复强调向他国学习，向现代科技与管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最高层的学习还不是在中央党校，而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最高领导人开展集体学习是中共传统的学习系统所缺乏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共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

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截至2015年3月底，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21次集体学习，平均1.3个月就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法治、军事、国防、历史经验均有涉及。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集体学习回应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贴近民众的需求。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在某 9 种意义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学习的主题往往是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奏。

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人大、政协以及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党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学习，中共不仅保持了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且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很强的适应能力。

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体系，已经有能力培训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行业的所有干部。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共还有三个层次的学习机制。第一个层次是，全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普遍建立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各级主要领导的日常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党委版”，是中共核心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

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主要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规轮训。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 10 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组织管理机制与方法；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国际政治、哲学等基本知识。

十六大以后，为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需要，中共又成立了三所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所开设的主体班次不同于党校系统所要完成的轮训任务，而是设置专题班。比如，浦东干部学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厅局级专题培训班，主要按照三大专题开设：一是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管理；三是学习借鉴长三角改革发展经验，促进中西部科学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高校系统。为了更好满足各级党员干部对现代化知识的需求，2000年以来，中共加大了与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通过专项培训，让各级党员干部尽快掌握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为了开阔各级党员干部的视野，中共各级组织部门还与很多国外的院校建立合作培训机制，定期将他们送到国外进行专项培训。现在，很多地方的处级干部都有海外学习经历。

正是通过常规而系统的学习，中共才得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习近平在2015年2月底专门为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要勤于学、敏于思，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学习，已经成为中共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动机。

制度红利：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秘密

中共能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之外，还需要制度化的机制来将党和国家连接起来，使党的意志能有效变成国家的政策，并保证各部门有效执行这些政策。在众多的机制中，有三个机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

第一个机制就是领导小组机制。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对于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要由总书记来担任，而且整个小组的规格如此之高，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在其中任职。

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议事、协调等功能，极为重要，也极为特殊。这些领导小组数量很多，既有常设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它们是党政系统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小组负责人的级别越高，“小组”协调和执行能力也更强。例如，2006年，国家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级协调工作小组”。由于涉及部门繁多，医改方案久拖不决。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提升了小组的规格，批准医改协调小组升格为医改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挂帅。消息一出，媒体纷纷用“新医改驶入快车道”来形容紧接而来的医改新进展。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有如此高的规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经中枢”，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11次会议，先后共审议了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内的至少50个文件，通过了不少“重量级”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司法体制改革是目前深改组关注最多的议题。11次会议中有7次会议均涉及这一改革的相关内容，先后通过的相关方案和意见多达12个。

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运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要决策均是先在专门的小组中拟订方案，然后再提交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中央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作为相关职能领域顶层的每一个领导小组，都领导着一批党、政、军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归口管理”一般都是通过党的领导小组制度来实现的。

第二个机制是党组制度。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在这些机构成立党组。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党组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在非党组织中的派出机关。作为派出机构，党组和党委不同，党委是选举产生，党组则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同级党委指派，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正是通过党组，党能有效地实现对各种非党组织的领导。以人大为例，在人民代表大 14 会闭会期间，由设立在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党组来贯彻党的意志，党组成员一般由委员长、党员副委员长（地方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党员副主任）加秘书长组成。在实际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党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尽管党组和同级党委分属于人大和党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从党内关系来说，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个机制是中共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任职。例如，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但同时他也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则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

通过这三种机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权体制下可能出现的相互否决、治理低效的弊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的两党制使美国政治周期性地陷入两极分化，而其分权制衡机制使得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从而形成“否决政体”，整个体制都受制于否决权。在分立性政府的情况下，政党无法有效地协调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政治僵局，甚至 15 导致联邦政府有时不得不“关门歇业”。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当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杰斐逊，快醒醒！他们已经变成了白痴！》。相比而言，中共的党政体制不仅能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可以通过党的系统有效协调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流畅。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3年5月9日，中共下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想将密集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除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外，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强化整个社会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改革计划之一，而且是一个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执政根基，是“三大法宝”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1979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困难重重，邓小平重提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习近平再次运用起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他用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阐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自我净化，这是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只有自我完善了，党才能通过精神感召，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在中国，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面对重大的利益调整，“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净化，修复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在中共看来，群众路线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政治含义，即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其二是方法论含义，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其三是作风含义，即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作风含义上展开的，作为政治含义和方法论含义的群众路线则体现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其他战略部署之中。

群众路线作为组织路线，除了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之外，还需要有具体的组织机制，使党能够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这些组织机制既有直接的，如基层党组织，也有间接的，如人民团体。对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强化其组织体系，不仅着眼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而且努力实现对社会的全覆盖，用中共组织部门的话来说，就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让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近些年中共组织部门大力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民营企业党建”“社区党建”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人民团体则更为灵活，它们是中共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抓手。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人民团体，常常将其与一般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社会组织是由国务院系统的民政部门管理的，18 而人民团体则归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归口管理原则，一个是政府口的，一个是党口的。从本质上讲，人民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共十分重视人民团体的作用，2015年2月3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为代表的人民团体自新中国成立时即已成立，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在基层，这些组织体系和党的基层组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组织网络，为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手段。近年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积极谋求转型，努力承担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务的群体，孵化、培育和扶持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在广东省，广东共青团有30家“培育孵化基地”，创建了超过366家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成为人民团体的延伸手臂，使其能更加自如地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