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高速铁路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范文模版）

第一篇：从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高速铁路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范文模版）

从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高速铁路存在的安全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温州动车事故介绍

1.动车事故简介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左右，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1、2、3列车厢侧翻，从高架桥上坠落，毁坏严重，4车厢悬挂桥上，D3115次15、16车厢损毁严重。截至2011年7月29日，事故已造成40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40名遇难者身份确认，其中有3名外籍人士。D301次列车司机当场死亡，胸口被车闸刺穿，可以推论司机通过肉眼看到前面的列车时，做过刹车的处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1]

2.动车事故发生经过

2011年7月23日19时30分左右，雷击温州南站沿线铁路牵引供电接触网或附近大地，通过大地的阻性耦合或空间感性耦合在信号电缆上产生浪涌电压，在多次雷击浪涌电压和直流电流共同作用下，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的保险管F2（以下简称列控中心保险管F2，额定值250伏、5安培）熔断。熔断前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区间的轨道无车占用，因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的严重缺陷，导致后续时段实际有车占用时，列控中心设备仍按照熔断前无车占用状态进行控制输出，致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控制的区间信号机错误升级保持绿灯状态。

雷击还造成轨道电路与列控中心信号传输的CAN总线阻抗下降，使5829AG轨道电路与列控中心的通信出现故障，造成5829AG轨道电路发码异常，在无码、检测码、绿黄码间无规律变化，在温州南站计算机联锁终端显示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下行线三接近（以下简称下行三接近，即5829AG区段）“红光带”。

19时39分，温州南站车站值班员臧凯看到“红光带”故障后，立即通过电话向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列车调度员张华汇报了“红光带”故障情况，并通知电务、工务人员检查维修。瓯海信号工区温州南站电务应急值守人员滕安赐接到故障通知后，于19时40分赶到行车室，确认设备故障属实后，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统-46)上登记，并立即向杭州电务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进行了汇报。

19时45分左右，滕安赐进入机械室，发现6号移频柜有数个轨道电路出现报警红灯。

19时55分左右，接到通知的温州电务车间工程师陈旭军、车间党支部书记王晓、预备工班长丁良余3人到达温州南站机械室，陈旭军问滕安赐：“登记好了没有？”滕安赐说：“好了。”陈旭军要求滕安赐担任驻站联络，随即与王晓、丁良余进入机械室检查，发现移频柜内轨道电路大面积出现报警红灯（经调查，共15个轨道电路发送器、3个接收器及1个衰耗器指示灯出现报警红灯），陈旭军即用1个备用发送器及1个无故障的主备发送器中的备用发送器替代S1LQG及5829AG两个主备发送器均亮红灯的轨道电路的备用发送器，采用单套设备先行恢复。

20时15分左右，陈旭军通过询问在行车室内的滕安赐，得知“红光带”已消除，即叫滕安赐准备销记。滕安赐正准备销记，此时5829AG“红光带”再次出现，王晓立即通知滕安赐不要销记。陈旭军将5829AG发送器取下重新安装，工作灯点绿灯。随后，杭州电务段调度沈华庚来电话让陈旭军检查一下其他设备。陈旭军来到微机房，发现列控中心轨道电路接口单元右侧最后两块通信板工作指示灯亮红灯，便取下这两块板，同时取下右侧第三块的备用板插在第二块板位置，此时其工作指示灯仍亮红灯。陈旭军立即（20时34分左右）向DMIS（调度指挥管理信息系统）工区询问了可能的原因后，便回到机械室取下三个工作灯亮红灯的接收器。此时列控中心轨道电路接口单元右侧第二块通信板工作指示灯亮绿灯，陈旭军随即将拆下来的两块通信板恢复到两个空位置上，然后通信板工作指示灯亮绿灯。陈旭军在微机室继续观察。

至事故发生时，杭州电务段瓯海工区电务人员未对温州南站至瓯海站上行线和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下行线故障处理情况进行销记。

20时03分，温州南站线路工区工长袁建军在接到关于下行三接近“红光带”的通知后，带领6名职工打开杭深线下行584公里300米处的护网通道门并上道检查。

20时30分，经工务检查人员检查确认工务设备正常后，温州南工务工区驻站联络员孔繁荣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统-46)上进行了销记：“温州南～瓯海间上行线，永嘉～温州南下行线经工务人员徒步检查，工务设备良好，交付使用。” 19时51分，D3115次列车进永嘉站3道停车（正点应当19时47分到，晚点4分），正常办理客运业务。

19时54分，张华发现调度所调度集中终端（CTC）显示与现场实际状态不一致（温州南站下行三接近在温州南站计算机连锁终端显示“红光带”，但调度所CTC没有显示“红光带”），即按规定布置永嘉站、温州南站、瓯海站将分散自律控制模式转为非常站控模式。

20时09分，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助理调度员杨向明通知D3115次列车司机何枥：“温州南站下行三接近有‘红光带’，通过信号没办法开放，有可能机车信号接收白灯，停车后转目视行车模式继续行车。”司机又向张华进行了确认。

20时12分，D301次列车永嘉站1道停车等信号(正点应当19时36分通过，晚点36分)。

永嘉站至温州南站共15.563公里，其中永嘉站至5829AG长11.9公里，5829AG长750米，5829AG至温州南站长2.913公里。

20时14分58秒，D3115次列车从永嘉站开车。20时17分01秒，张华通知D3115次列车司机：“在区间遇红灯即转为目视行车模式后以低于20公里/小时速度前进。”

20时21分22秒，D3115次列车运行到583公里834米处（车头所在位置，下同）。因5829AG轨道电路故障，触发列车超速防护系统自动制动功能，列车制动滑行，于20时21分46秒停于584公里115米处。

20时21分46秒至20时28分49秒，因轨道电路发码异常，D3115次列车司机三次转目视行车模式起车没有成功。

20时22分22秒至20时27分57秒，D3115次列车司机6次呼叫列车调度员、温州南站值班员3次呼叫D3115次列车司机，均未成功（经调查，20时17分至20时24分，张华在D3115次列车发出之后至D301次列车发出之前，确认了沿线其他车站设备情况，再次确认了温州南站设备情况，了解了上行D3212次列车运行情况，接发了8趟列车）。

20时24分25秒，在永嘉站到温州南站间自动闭塞行车方式未改变、永嘉站信号正常、符合自动闭塞区间列车追踪放行条件的情况下，张华按规定命令D301次列车从永嘉站出发，驶向温州南站。

20时26分12秒，张华问臧凯D3115次列车运行情况，臧凯回答说：“D3115次列车走到三接近区段了，但联系不上D3115次列车司机，再继续联系。” 0时27分57秒，臧凯呼叫D3115次列车司机并通话，司机报告：“已行至距温州南站两个闭塞分区前面的区段，因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没有信号，跟列车调度员一直联系不上，加之轨道电路信号异常跳变，转目视行车模式不成功，将再次向列车调度员联系报告。”臧凯回答：“知道了。”20时28分42秒通话结束。

20时28分43秒至28分51秒、28分54秒至29分02秒，D3115次列车司机两次呼叫列车调度员不成功。20时29分26秒，在停留7分40秒后，D3115次列车成功转为目视行车模式启动运行。

20时29分32秒，D301次列车运行到582公里497米处，温州南站技教员幺晓强呼叫D301次列车司机并通话：“动车301你注意运行，区间有车啊，区间有3115啊，你现在注意运行啊，好不好啊？现在设备（通话未完即中断）。”

此时，D301次列车进入轨道电路发生故障的5829AG轨道区段（经调查确认，司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20时30分05秒，D301次列车在583公里831米处以99公里/小时的速度与以16公里/小时速度前行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

事故造成D3115次列车第15、16位车辆脱轨，D301次列车第1至5位车辆脱轨（其中第2、3位车辆坠落瓯江特大桥下，第4位车辆悬空，第1位车辆除走行部之外车头及车体散落桥下；第1位车辆走行部压在D3115次列车第16位车辆前半部，第5位车辆部分压在D3115次列车第16位车辆后半部），动车组车辆报废7辆、大破2辆、中破5辆、轻微小破15辆，事故路段接触网塌网损坏、中断上下行线行车32小时35分，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2]

铁路部门内部网友提供的事发前的调度资料

二、温州动车事故基本情况

1.事故线路情况

甬温线北起浙江省宁波市，南至温州市，全长282.38公里，为双线电气化铁路，其设计时旅客列车速度目标值为250公里/小时。该条铁路于2006年2月28日开工建设，2009年9月28日投入使用，较批准工期提前4个月。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下行线583公里831米处（瓯江特大桥上）。事故发生后对事故地段前后的线路检查测量结果合格。

2.事故相关设备情况

1.中国列车控制系统：甬温线采用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该系统应用于200～250公里/小时提速干线和高速铁路上。该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即地面子系统和车载子系统。地面子系统由车站列控中心、轨道电路等设备组成。车载子系统由列车超速防护系统等设备组成。

2.甬温线轨道电路：甬温线采用ZPW-2000A无绝缘轨道电路实现列车占用及完整性检查，并连续向列车传送行车许可等信息。由于当天该区段属于雷暴天气，在多次雷击浪涌电压和直流电流共同作用下，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的保险管F2（以下简称列控中心保险管F2，额定值250伏、5安培）熔断。3.列车超速防护系统（ATP）。D3115次、D301次列车均安装有ATP。ATP根据地面设备提供的信号信息控制列车运行。当因轨道电路故障等原因，ATP接收不到信号或接收到非正常的检测信号时，ATP将采取自动制动措施控制列车停车。列车停车后如需继续前行，需要等待2分钟后将ATP从完全监控模式转为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目视行车模式期间，如接收到正常信号，ATP将自动转为完全监控模式。[2] 4.列车通信设备：列车司机与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使用包括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和手持终端设备，两种设备使用同一频段。由于当天雷雨天气使得通信设备出现故障，基本无法正常使用。

3.事故当天气象情况

事故发生当天甬温线温州段有大雨，并且有明显的雷暴天气。其中温州南站区间雷电活动异常强烈，雷击地闪次数超过340次，每次雷击包含多次回击过程，雷电流幅值超过100千安的雷击共出现11次。4.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情况

2006年9月，铁道部组织对合武线（合肥至武汉，含合肥站）、合宁线（合肥至南京，不含合肥站）进行四电集成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通号集团联合体中标合武线，选用通号设计院研发的K5B型列控中心设备，站间通信方式为125兆光纤；铁二院联合体中标合宁线，选用北京和利时公司研发的LKD2-H型列控中心设备，站间通信方式为100兆工业以太网。

由于合武线与合宁线通信要在两线交会的合肥站互联互通，但两线选用了不同型号的列控中心设备，无法实现相互通信。而合肥站又要与合宁线同时开通，铁道部运输局客专技术部于2007年6月2日组织召开了合宁铁路CTCS-2级列控系统集成方案研讨会，明确列控中心设备通信接口使用铁二院中标的合宁线选用的100兆工业以太网标准，要求合肥站的列控中心设备按照与合宁线同类型进行设计比选。此后，通号设计院决定开始研发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2007年10月，通号设计院将新研发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发往现场安装；2007年11月，铁道部科学技术司会同运输局客专技术部、基础部组织对北京和利时公司的LKD2-H型列控中心设备和通号设计院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进行了技术预审查；2007年12月26日下发了《客运专线列控中心（LKD2-T1、LKD2-H）技术预审查意见》（科技运〔2007〕224号），明确要求“在合宁、合武客运专线工程现场试验和上道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合武安徽公司、合肥枢纽指挥部与通号集团商定，按照铁道部科学技术司预审查意见在合肥站试验。2007年12月21日，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在合肥站上道使用；2008年4月，铁道部运输局（客专技术部、基础部等部门）对合武线改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进行了批复。2008年4月，通号集团联合体中标甬温铁路四电集成施工总承包项目，负责其中通信、信号系统集成施工总承包，投标文件中甬温铁路18个站采用了仅经过铁道部科学技术司技术预审查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2]

三、温州动车事故原因

1.列车

根据铁道部的说法，每列动车上都配备有列车超速防护系统（ATP），当因轨道电路故障等原因，ATP接收不到信号或接收到非正常的检测信号时，ATP将采取自动制动措施控制列车停车。列车停车后如需继续前行，需要等待2分钟后将ATP从完全监控模式转为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目视行车模式期间，如接收到正常信号，ATP将自动转为完全监控模式。而列车在相撞前，其车载的ATP系统很明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在前方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导致D301次列车以99公里/小时的速度追尾。

同时车上配备的铁路移动通信系统在恶略气象条件下并没有正常工作，导致调度人员无法与两列列车及时取得联系，并且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排除故障 2.列车司机

在D3115次列车开出后，列车司机发现区间运行信号不稳定，看到了“红光带闪烁”（红光带意思是在同一信号区间内有大于一部列车在运行，即火车距离过近），转为目视行车模式，以20公里/小时的时速慢速行驶。而稍后开出的Day01次列车的列车司机并没有注意到相关设备的异常，在收到调度员的多次提醒后，并没有主动转换目视行车方式，导致列车发生追尾。

通过铁道部公布的相关信息我们了解到D301次列车当时处于晚点状态，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D301次列车司机有没有为了减少晚点时间，才使列车车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仍然高速行驶。3.调度站

温州南站调度及永嘉站调度在收的相关天气警告，相关路段设备异常及D3115次列车司机的异常回报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阻止相关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在得不到D3115次列车的信息的情况下盲目调度，令D301次列车发车并正常行驶，导致追尾事故发生。4.天气

温州车务段当天天气情况恶劣，雷暴活动异常强烈，雷电导致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的保险管F2（列控中心保险管F2，额定值250伏、5安培）熔断，导致区间信号机故障。保险管F2熔断前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区间的轨道无车占用，所以列控中心设备仍按照熔断前无车占用状态进行控制输出，致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控制的区间信号机错误升级保持绿灯状态。导致D301次动车仍按照正常模式行驶，致使追尾事故发生。5.其他

通信设施：发码异常，导致其三次转目视行车模式行车受阻，7分40秒后才转为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温州南站缓慢行驶，未能及时驶出5829闭塞分区

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地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

四、温州动车事故责任方

1.铁路部门

铁路部门在执行国家有关铁路建设规定时，执行程序不规范，不认真，在铁路建设中盲目追求项目工程的建设速度，从而忽视了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导致在相关线路开通后，其运行的设备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铁路部门没有建立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在铁路设备发生故障后相关人员无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正确的处理问题。

铁路部门在项目招标，审核阶段监管不利，多次违规操作，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没有经过现场测试和试用、审查资料不完善等情况下，同意没有经过现场测试，仅经过技术预审查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上道使用，导致其运行的列控中心设备存在重大缺陷，并且不能和其他有关调度站的系统统一接口，实现数据共享几通信功能，从而酿成事故。2.调度中心

在D3115次列车开出后，温州南站发现“下行四接近红光带闪烁，与瓯海区间无红光带”，于是“温州南站联系D3115次司机，司机回答区间信号不稳定”。此时表明温州南站及D3115次列车司机已经发现了问题，且调度站显示设备故障，根据铁道部对“红光带”故障处理手册中规定：“在区间内一个闭塞分区出现红光带时，需在前次列车到达邻站后或前车发出后不少于10分钟时，方可发出续行列车。”

手册中还标明，如果区间内两个或两个以上闭塞分区出现红光带时，不得发出续行列车，必须在确认前车到达邻站之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发车操作。

但是在温州南站发现“红光带”故障，调度布置温州南站转为非常站控后，仍让D301次动车发车，明显是没有按照铁道部有关规定执行。

在永嘉站，调度于“20：14分布置D3115次永嘉站开车，通知司机区间遇红灯后转目视模式20km/h运行。” 说明此时调度清楚前方故障尚未排除，司机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减速慢行。于是在之后的运行期间，D3115司机遵守这一指示，在进入红灯区间后转目视模式运行。但是永嘉调度既然知道故障尚未排除，且当天为雷雨天气，为什么不能够等故障排除之后再发出站通知，而是在故障情况下让D3115，D301次列车发车，且并没有提醒D301次列车司机前方路段可能发生故障，应注意行驶违反了《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和《高速铁路调度暂行规则》的有关规定。3.维护、值班人员

设备维护人员在得知出现轨道电路故障后未遵守有关规定，擅自对轨道电路设备进行拔插更换，导致电路异常。

温州南站值班员在发现D3212发车时上行出站信号机故障关闭、发现CTC终端显示与现场轨道电路占用状态不符等设备故障情况后，虽然不知道信号升级的情况，但未严格执行《上海铁路局行车簿填记标准》和《车机联控作业》的有关规定，没有及时与D301次列车执行车机联控。[2] 4.通信设备公司

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研发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设备故障后未导向安全措施。从软件及系统设计看，温州南站使用的LKD2-T1型列控中心保险管F2熔断后，采集驱动单元检测到采集电路出现故障，向列控中心主机发送故障信息，但未按“故障导向安全”原则处理采集到的信息，导致传送给主机的状态信息一直保持为故障前采集到的信息；列控中心主机收到故障信息后，仅把故障信息转发至监测维护终端，也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继续接收采集驱动单元送来的故障前轨道占用信息，并依据故障前最后时刻的采集状态信息控制信号显示及轨道电路。从硬件设计看，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主要存在以下问题：PIO采集电源仅有一路独立电源，没有设备冗余，未按规定采用两路独立电源设计，一旦电源失效，PIO机柜中全部PIO板将失去采集电源，当列控中心保险管F2熔断后，造成采集驱动单元采集回路失去供电；两路输入采集来自一个源点，无法构成输入信息的安全比较。这两处硬件设计缺陷导致设备不符合安全防护要求。

五、温州动车事故暴露出我国高速铁路存在的问题

世界高速铁路虽然已有近50年的应用发展历程，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逐渐提升的速度控制技术仍然不能做到完全掌控。一方面，运营经验的积累为高铁技术的安全应用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高铁技术在不同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又使其运营安全具有自身的特点。不断提高的高速铁路速度很难通过有限的试验而保证其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可靠安全运营。[3]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作为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工程，是一种综合性技术，几乎囊括了材料科学、电子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动力控制技术等尖端高新技术领域，并有数万名工程技术、运营管理、信号系统、自动控制等方面，温州动车事故表明我国在相关技术方面还不够成熟，有关方面的实验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极端恶劣条件下我们的设备质量还不过关，导致在经历100多次雷击后设备就出现异常，并且不能做到故障导向安全。这说明我国在技术引进与内化的过程中与国外还与存在一定差距。

同时众所周知在对于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主要部件是要有足够的设备冗余的，而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我们发现PIO采集电源仅有一路独立电源，没有设备冗余，这说明在设计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出现偏差，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观念，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最求工程进度，急功近利，这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是不正确的。

从温州动车事故我们还可以看出铁道部有关部门在有关规定，预案制定方面存在缺陷。在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疏忽，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相关单位安全管理不利，对职工履行职责监督不到位；相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近几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成绩巨大，但是在追求高速的同时却忽略了安全问题的考量，犯了“大跃进”的错误，在高速铁路招标，建设，审核期间，铁道部及其相关部门多次违规操作，至乘客的生命安全与不顾，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致使相关规定如一纸空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关监察部门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监管不利，体现我国政府管理体系存在漏洞，政府部门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做到为人民服务。这也暴露出我国高速铁路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较为混乱，管理机制不够完善，责任意识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六、温州动车事故对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影响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使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高速铁路瞬间陷入低谷。在国内人们普遍开始怀疑乘坐高铁的安全性，动车事故打破了不少人之前对动车的狂热，很多动车都出现大量空座的现象。国务院下令对全国正在建设的高铁全面检查，确保其安全性。铁道部下令全国高速进行减速：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线提速到时速200公里的线路按时速160公里开行。在国外，国外高速铁路订单也开始由明朗陷入混沌状态，国外有关专家对中国高速铁路安全性的态度急转直下。

但是温州动车事故对中国高速铁路发展也有好的方面。事故是我国整高铁行业陷入整改与反思中，铁路部门加紧制定相关故障的应急预案，是相关人员在发现故障时能做到有据可依；相关科技部门加紧技术研究，争取尽早解决问题，为铁路部门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系统；相关高铁区务段积极开展自检工作，及时查出并解决了一批安全隐患，为我国高速铁路未来的发展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七、我国高速铁路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高铁的发展，我们既不可像以往一样只一味地追求“高速度”，亦不可因废食，止步不前。正确的态度是，客观总结经验与教训，对比自身历史和高铁发展史，不断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一种谦虚、谨慎、人性化的态度发展高铁。中国高速铁路的未来发展，应有以下几个趋势：

1.质量与安全是高铁技术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追求高速度的同时，不能忽略安全方面的考量，不能以人的生命作为儿戏。速度的提升必须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才是可取的。因此，中国高铁未来发展首先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都要严格把关，要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在前期科研攻关中加强安全方面的投入，加强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对设备的实验，确保技术及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关于“温州动车事故”的各种讨论中，责任意识匮乏被认定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铁路部门应增强高速铁路有关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加强管理，是人们始终牢记“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高于一切”，始终绷紧安全的神经，切忌麻痹大意。

3.我国高速铁路有关部门应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有关高速铁路建设发展的经验，在凡是涉及到安全运行的关键地方尽量排除人为干扰，在保障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给予电子系统足够的权限，避免人为失误造成事故；在铁路沿线安装配套的安全措施，如：安装“防止脱轨装置”、在靠近车站处安装安全栅栏，防止人们穿行；制定统一的标准，对我国的高速铁路要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增强铁路运营系统的兼容性，做的标准化建设，标准化运行。

4.在高速铁路建设，运营中树立“可持续化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铁路建设是对铁路周边环境的保护，关注乘客的安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且做好乘客的安全教育工作，确保乘客在发生危险时能够保障自身生命安全，正确的进行自救互救。

八、总结

平安能否不用鲜血来换？不少乘客还反映，这起事故也暴露了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如目前动车没有安全带；事故发生后安全锤砸不开玻璃；高架桥轨道两侧的逃生通路也未起到逃离作用；上车之后乘客没有接受最基本的安全培训，如遇险时如何逃生；医护人员表示，如果有安全带，伤亡可减半，很多受害者就是被甩离座位后被硬物撞击受伤„„这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惨剧，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不要一味埋怨管理混乱，要求政府迅速问责。责任是肯定要追究的，我们更要吸取教训，不能让遇难乘客的血白流，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多讲解安全知识，遇到突发状况时应该如何应对。只有每个人都具备安全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除，才能避免更多的灾难。

高铁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也确实为社会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与好处，曾深得国人的赞美和外国政要的推崇，从某种意义上，一度提升了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然而，高铁事故所引发的人们的深层次思考，为高铁未来发展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防范于未然，始终应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追求进步并为之不懈努力、自主创新的结果，但却并不是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而无限向着美好的一面发展下去的。在伦理原则的指引下理性发展高铁技术，关注民众安全和环境、文化生态，注重高铁技术对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的影响，合理调适政治、经济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求更好的伦理发展空间，既不一味推崇，也不全盘否定，恰如其分地审度问题，找出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安全、可控，应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期待未来的中国高铁，不仅仅是一条飞翔之路，更是一条安全之路、人文之路、幸福之路，不仅为国民出行提供方便，更为中国高铁技术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温州动车事故国务院报告

[3]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伦理审视——“7·23”中国高铁事故的反思及日、法、德高铁发展的启示 [4] 温州动车事故

大体就是这个样子了，你们选择一个部分自己进行扩充，完成自己的论文。这个只是个底稿，各种格式都不正确，还缺少摘要，关键字，绪论等部分你们自己添加。

第二篇：温州动车事故处理结果

温州动车事故54名责任人受到严肃追究

2011年12月28日21:14新华网 字号：T|T [导读]温州动车追尾事故54人受处分；刘志军、张曙光负主要领导责任；国务院责成铁道部作深刻检查；责成整顿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等；列控设备未经现场测试上道使用。

国务院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作出处理 54名责任人受到严肃追究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 国务院近日批复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副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武、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客运专线技术部主任（现任科技司司长、党总支书记）季学胜、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基础部主任徐啸明（现任广州铁路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科技司原司长耿志修（现任铁道部安全总监兼副总工程师），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号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缪伟忠，通号设计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张海丰，上海铁路局原局长龙京、原党委书记李嘉等54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通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通号股份公司董事长马骋，鉴于已因病去世，不再追究责任。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务必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组织好抢险救援工作，同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处理等工作。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于7月24日上午率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7月2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专程到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亲切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7月27日和8月10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65次、第167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事故调查处理和铁路安全工作，并决定对事故调查组进行充实、加强。事故调查组聘请了铁路运输、电力、自动化、通信、信号、安全管理、建筑等专业领域的12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其中全国人大代表2名、全国政协委员1名、“两院院士”2名。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检验测试、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查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研发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使其上道使用。当温州南站列控中心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保险管F2遭雷击熔断后，采集数据不再更新，错误地控制轨道电路发码及信号显示，使行车处于不安全状态。雷击也造成5829AG轨道电路发送器与列控中心通信故障，使从永嘉站出发驶向温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超速防护系统自动制动，在5829AG区段内停车。因轨道电路发码异常，司机三次转目视行车模式起车受阻，7分40秒后才转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温州南站缓慢行驶，未能及时驶出5829闭塞分区。因温州南站列控中心未能采集到前行D3115次列车在5829AG区段的占用状态信息，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的5829闭塞分区及后续两个闭塞分区防护信号错误地显示绿灯，向D301次列车发送无车占用码，导致D301次列车驶向D3115次列车并发生追尾。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

经调查认定，通号集团、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在这起事故中负有以下责任。通号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在列控产品研发和质量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通号集团履行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职责不力，对相关重点设备研发情况不跟踪、不过问，监督管理缺失。通号设计院在未全面了解LKD1－T型列控中心设备升级平台研发过程、进度的情况下，仅凭其所属的列车自动控制研究所（以下简称列控所）负责人口头汇报，即同意启动升级平台研发工作；对列控中心设备研发设计审查不严，未能保证提供的信号产品达到“故障导向安全”的根本要求。通号设计院列控所草率研发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未组织正式的研发设计团队，研发工作管理混乱；对设备研发设计过程管理控制不严格，未对列控中心设备开展全面评审，也未进行单板故障测试，未能查出列控中心设备在故障情况下不能实现导向安全的严重设计缺陷。

铁道部及其相关司局（机构）在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上把关不严。铁道部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不认真，片面追求工程建设速度，对安全重视不够，对客运专线系统集成工作管理不力；运输局、科学技术司等相关职能部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多个环节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进行无依据、不规范的技术预审查，同意没有经过现场测试和试用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上道使用。

上海铁路局及其下属单位应急处置不力。上海铁路局安全基础管理薄弱，执行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作业标准不严格，对职工履行岗位职责和遵章守规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有关负责人在事故抢险救援中指挥不妥当、处置不周全；车务、电务、工务系统相关作业人员在故障处理中存在违规作业行为。

同时，在应急救援过程中也暴露出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针对动车组重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不完善，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造成了不良影响。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了对“7·23”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给予54名责任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责成铁道部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责成通号集团向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国资委对通号集团公司、通号股份公司及下属通号设计院依法进行整顿，重新组建通号设计研究院列控所；对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责任人给予规定上限的行政处罚。

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建议。要求铁路主管部门、相关铁路运输企业和设备生产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加强高速铁路技术设备制造研发和管理，健全完善高速铁路安全运行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严把技术设备安全准入关，扎实做好运输安全管理和职工教育培训，强化铁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进一步加强高速铁路规划布局和统筹发展工作，促进高速铁路的安全健康持续发展

[导读]温州动车追尾事故54人受处分；刘志军、张曙光负主要领导责任；国务院责成铁道部作深刻检查；责成整顿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等；列控设备未经现场测试上道使用。

国务院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作出处理 54名责任人受到严肃追究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 国务院近日批复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副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武、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客运专线技术部主任（现任科技司司长、党总支书记）季学胜、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基础部主任徐啸明（现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科技司原司长耿志修（现任铁道部安全总监兼副总工程师），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号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缪伟忠，通号设计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张海丰，上海铁路局原局长龙京、原党委书记李嘉等54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通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通号股份公司董事长马骋，鉴于已因病去世，不再追究责任。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务必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组织好抢险救援工作，同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处理等工作。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于7月24日上午率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7月2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专程到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亲切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7月27日和8月10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65次、第167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事故调查处理和铁路安全工作，并决定对事故调查组进行充实、加强。事故调查组聘请了铁路运输、电力、自动化、通信、信号、安全管理、建筑等专业领域的12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其中全国人大代表2名、全国政协委员1名、“两院院士”2名。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工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检验测试、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查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研发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使其上道使用。当温州南站列控中心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保险管F2遭雷击熔断后，采集数据不再更新，错误地控制轨道电路发码及信号显示，使行车处于不安全状态。雷击也造成5829AG轨道电路发送器与列控中心通信故障，使从永嘉站出发驶向温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超速防护系统自动制动，在5829AG区段内停车。因轨道电路发码异常，司机三次转目视行车模式起车受阻，7分40秒后才转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温州南站缓慢行驶，未能及时驶出5829闭塞分区。因温州南站列控中心未能采集到前行D3115次列车在5829AG区段的占用状态信息，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的5829闭塞分区及后续两个闭塞分区防护信号错误地显示绿灯，向D301次列车发送无车占用码，导致D301次列车驶向D3115次列车并发生追尾。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

经调查认定，通号集团、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在这起事故中负有以下责任。通号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在列控产品研发和质量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通号集团履行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职责不力，对相关重点设备研发情况不跟踪、不过问，监督管理缺失。通号设计院在未全面了解LKD1－T型列控中心设备升级平台研发过程、进度的情况下，仅凭其所属的列车自动控制研究所（以下简称列控所）负责人口头汇报，即同意启动升级平台研发工作；对列控中心设备研发设计审查不严，未能保证提供的信号产品达到“故障导向安全”的根本要求。通号设计院列控所草率研发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未组织正式的研发设计团队，研发工作管理混乱；对设备研发设计过程管理控制不严格，未对列控中心设备开展全面评审，也未进行单板故障测试，未能查出列控中心设备在故障情况下不能实现导向安全的严重设计缺陷。

铁道部及其相关司局（机构）在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上把关不严。铁道部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不认真，片面追求工程建设速度，对安全重视不够，对客运专线系统集成工作管理不力；运输局、科学技术司等相关职能部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多个环节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进行无依据、不规范的技术预审查，同意没有经过现场测试和试用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上道使用。上海铁路局及其下属单位应急处置不力。上海铁路局安全基础管理薄弱，执行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作业标准不严格，对职工履行岗位职责和遵章守规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有关负责人在事故抢险救援中指挥不妥当、处置不周全；车务、电务、工务系统相关作业人员在故障处理中存在违规作业行为。

同时，在应急救援过程中也暴露出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针对动车组重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不完善，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了对“7·23”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给予54名责任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责成铁道部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责成通号集团向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国资委对通号集团公司、通号股份公司及下属通号设计院依法进行整顿，重新组建通号设计研究院列控所；对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责任人给予规定上限的行政处罚。

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建议。要求铁路主管部门、相关铁路运输企业和设备生产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加强高速铁路技术设备制造研发和管理，健全完善高速铁路安全运行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严把技术设备安全准入关，扎实做好运输安全管理和职工教育培训，强化铁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进一步加强高速铁路规划布局和统筹发展工作，促进高速铁路的安全健康持续发展。

第三篇：温州动车事故 法律思考2

温州动车事故 法律思考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使目前我国铁路法律体系的落后性暴露无遗，尤其是善后赔偿处理折射出严重的法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手拿奖金一手捧骨灰：情何以堪！

“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这则新闻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位中国老百姓的心。对于这样的“丑闻”不仅是道德上的无耻更是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有着重大的联系。2，同命不同价，赔偿限额低

生命本来无法用赔偿额度来衡量。但是责任事故的出现也是意外，为了保护死者及生者的利益，有了赔偿制度。立法之初设臵人身伤亡限额赔偿制度的基础是考虑到铁路运输是高风险行业，如果实际全部赔偿伤亡事故，将严重加重铁路企业的经济负担。对此不敢苟同，理由有三：首先，两利相权取其重，当企业（国企甚至是政府）经济利益与公民生命权益存在冲突时，毫无疑问应以公民权益为重，生命无价，这是我国宪法充分保护人权的直接体现之一。高铁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其盈亏应由市场来决定，而绝非依靠节约伤亡赔偿金来减轻负担；其次，设臵限额违法。2007年《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是依据《铁路法》制定的，但该法并未授权国务院规定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限额，事实上按照立法权限划分及国家机构职权分工，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也没有权力制定民事规范，民事制度应由法律规定。《侵权责任法》尚无赔偿限额的规定，铁道部依据行政法规给予伤亡限额赔偿违法；第三，如果强制实行限额赔偿将又一次造成“同命不同价”的局面，即同一个生命陨落于铁路运输事故、陨落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和陨落于航空事故将分别获得较大差异的赔偿，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值得立法者的深思。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

首先，旅客乘坐动车组列车，双方形成了一种运输合同关系，保障旅客的安全是铁路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铁路的首要义务。

其次，旅客在该起事故上并没有过错。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铁路部门的设备故障，有人说故障的原因是受雷电电击后造成，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因素。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推脱责任，把人祸说成天灾，京沪高铁的频频停电已经给铁路部门敲响了警钟，但其没有采取任何改进或者防范措施，放任事故隐患，最终酿成恶果。供电故障一定会造成列车追尾吗？答案是否定的，铁路行车有行车闭塞，通俗的讲，就是前边线路有车占着后边的车就不可能进去，但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发生，恰恰就是后边的车进去了。铁路不承担全部责任，将事故推给设备故障或者天灾，天理难容。

再次，《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其对铁路事故赔偿问题应当归属《侵权责任法》调整，不仅是因为新法优于旧法，而且法律效力明显高于行政法规。

因此，笔者认为对伤亡旅客的赔偿不应适用《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而应当适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最大程度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

对于受伤乘客的赔偿，最基本的数额应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如果致残，还要支付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当然这些费用都与乘客的受伤状况、本人的收入状况、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等而有所不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管辖问题

按照现行规定，地方法院无权管辖。依据有：

1、1992年7月14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及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侵权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2、2010年3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及违约责任，均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因此，对于该事故，温州地方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应由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在铁路系统，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建制分别设立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铁路运输法院。各铁路运输法院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上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高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一方面在行政、党务、人事关系等重大事项上要受铁道部、上级铁路局、同同级铁路（分）局的领导抑或牵制，办公经费、工资、福利待遇要受铁路系统经济效益的影响，可以说铁路运输法院是专为铁路系统而设立的审判机构。进一步说，铁路系统自己开设的法院审判自己作为被告的案件，如何确保裁判的公开、公平、公正？古老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前铁路运输法院的建制及审判实务显然值得社会公众的推敲与追问 4，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有伤人权

铁路强制保险违法2009年《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根据该法条，“必须保险”的险种必须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示规定，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属于行政规章，无权强制规定乘客必须购买铁路旅客意外伤害险，故此，铁路强制保险违法

铁道部“自收自保”模式违法《保险法》第六条规定：“保险业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铁道部持有自营保险业务的资质，其堂而皇之收取乘客保费且自行支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侵犯旅客知情权铁路部门违反关于火车票强制保险的告知义务，实质上已侵害旅客的知情同意权 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不能止于颠覆前论。这起事故，寄托了太多特别的意义，同时也承受了国人对于高铁安全的隐忧。高铁凶猛发展，乘客安全如何保障?速度重要还是生命重要?高铁要不要缓一缓，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再者，在信息化时代，民智开化，国人对于维护合法利益和权利诉求日益觉醒，僵化的铁路事故善后处理模式真的能够对得起灾难中的罹难者吗?如何适应人们对于铁路系统改革的期许?……一连串的拷问直指铁路部门的管理漏洞和运行体制，铁路系统能否挽回国人的信心，但愿并非遥遥无期。

话说回来，温州动车特大事故，无论是救援细节还是善后工作均乏善可陈，因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引发持续关注和评点。事故后，第一时间以通车为理由草率掩埋机头，事故现场有人粗鲁搜救遇难者，特警队长“抗命”才让小伊伊获救，铁道部发言人轻谈“生命奇迹”论，有奖签署死亡赔偿协议，调查报告迟迟未对外公布……这一系列的细节触发了公众脆弱的神经，尤其是遇难者的家属，国家高尚但是生命更无价，无论是公众还是遇难者家属，从来没想过刻意抹黑祖国，更不会恶意宣泄内心的愤激，只是不得不客观地质疑一下：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雨夜，仅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就能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吗?这起事故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是否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平心而论，人类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成熟度，不能光看GDP增长了多少，更不能只看一个国家如何崛起，而是要看它面对灾难的勇气和态度

第四篇：对温州动车事故的分析及感想

班级：车辆工程

姓名：毛哲骞

学号：20101310010107 温州动车事故分析及感想

事件回顾：

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D301次1、2、3列车厢侧翻，从高架桥上坠落，毁坏严重，4车厢悬挂桥上，D3115次15、16车厢损毁严重。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

事件分析：

（1）线路因素：事故发生后专家对事故地段前后的线路检查测量结果合格。所以排除线路因素。

（2）司机因素：经调查认定，D3115次列车司机何、D301次列车司机潘一恒在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的作业符合相关作业标准。并且D301次列车司机当场死亡，胸口被车闸刺穿，可以推论司机通过肉眼看到前面的列车时，做过刹车的处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点也说明了司机清醒的的操作意识。（3）环境因素（雷击）：根据事故调查组委托国家电网公司雷电监测与防护实验室利用中国电网雷电监测网对事故所在区域雷击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7月23日19时27分至19时34分温州南站信号设备相继出现故障时，温州南站至永嘉站、温州南站至瓯海站铁路沿线走廊内的雷电活动异常强烈，雷击地闪次数超过340次，每次雷击包含多次回击过程，雷电流幅值超过100千安的雷击共出现11次。8月29日至9月2日，事故调查组又委托中国气象局组成气象专家组，依据中国气象局雷电监测系统确认了上述温州南站雷电活动及雷击设备情况。我们先看一张图，关于列车运行系统的简图，由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列车运行过程中处处与电气设备相关，因此我们很难排除雷击造成电器设备指令异常或瘫痪的可能。然而网友则调侃道：如果你让我相信是雷击造成的，我们宁愿相信是奥特曼打小怪兽造成的。

（4）调度因素：在行车过程中，调度命令前面列车遇见红灯可以继续前行，但要保持低速（20公里/小时）目测驾驶。后面列车则看到的是一路绿灯（信号系统已经处于故障状态了），正常模式高速前行。追尾冲突前两分钟，调度发现距离过近，要求后车降弓滑行减速，然而为时已晚。（5）设备因素：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在温州南站上道使用。当温州南站列控中心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保险管F2遭雷击熔断后，采集数据不再更新，错误地控制轨道电路发码及信号显示，使行车处于不安全状态。雷击也造成5829AG轨道电路发送器与列控中心通信故障。使从永嘉站出发驶向温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超速防护系统自动制动，在5829AG区段内停车。由于轨道电路发码异常，导致其三次转目视行车模式起车受阻，7分40秒后才转为目视行车模式以低于2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温州南站缓慢行驶，未能及时驶出5829闭塞分区。因温州南站列控中心未能采集到前行D3115次列车在5829AG区段的占用状态信息，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的5829闭塞分区及后续两个闭塞分区防护信号错误地显示绿灯，向D301次列车发送无车占用码，导致D301次列车驶向D3115次列车并发生追尾。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地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6）事故最终定因：经调查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事故感想: 个人认为企业应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而且事故的发生往往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在我实习过程中我经常会看到，上一道检修工艺为下一道检修工艺带来安全隐患的场面。如果每一个在岗人员，尽职尽责，牢固安全意识，这样事故的发生率就会降到最低。就拿723温州动车事故来说，如果我们采用了可靠地通信设备，调度人员尽职尽责，临时应急措施妥当，那么就不会有这么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故发生。然而这些除了外界环境因素我们无法左右，其余的都是我们人为因素造成，我们的工作松懈、不负责，我们的安全意识淡薄，麻痹大意等等。所以人在生产、运营各个环节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

在整个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也暴露出铁道部对动车组列车运行中发生的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不完善、应急处置经验不足，信息发布不及时，对有关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引起社会质疑，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简单按照以往有关事故现场处置方式，在现场挖坑将受损车头和零散部件放入其中准备掩埋，虽被制止，但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2013/12/24

第五篇：我国投资银行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我国投资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投资银行业法制不健全，操作不规范。

证券法虽已出台，但是还比较笼统，还未涉及到许多具体的投资银行业，投资银行法还没有出台。中国的证券公司还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目前在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违规行为。同时，我国目前的一些管理条例还很不完善。例如，《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与投资银行本身的业务相矛盾。它规定：任何金融机构不得为股票交易提供贷款。而根据国际惯例，投资银行在从事并购时，可以为并购公司提供资金融通。不完善、不健全的法规体系将会助长投资银行的不规范操作。因此，要使投资者规范其行为，首先要有完善的法规体系，稳定的法律框架，让他们有法可依。

2、证券经营机构自有资本少，融资能力差。

我国投资银行资金规模普遍偏小，无法承担投资银行本应在金融市场上承担的相应责任，也难以承受投资银行业务所具有的风险，规模问题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我国企业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而国内投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对其按国际通行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处理。市场方面有很大的融资需求，而投资银行方面却没有能力满足这一需要，这一特殊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我国投资银行资本实力太弱，这已经成为我国投资银行然导致业发展的硬伤。而长期无法满足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必外资银行蜂拥而至，不仅抢走高端市场，也会进一步占领所有投行业务市场。因此，资金规模小是我国投资银行业的最大弱势

除大商业银行主办的少数几家证券公司以外，大多数证券机构资金均在1亿元以下，平均只有3000万元，而国外的一些投资银行，比如摩根斯坦利，它的资产总额高达3175亿美元，美林公司的资产总额也达到2998亿美元，分别是我国130家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的7.6倍和7.1倍。这样小的规模自然难以承受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不利于自身的发展。造成自有资本少的原因有多方面，分业经营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目前实行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这虽然能分散风险，稳定金融市场，但不能有效的聚集资本，无法扩大各金融行业的规模。另外，我国投资银行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够长，投资银行业自身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也是造成自有资本少的重要因素。自有资本少、融资能力差直接阻碍了我国投资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3、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狭窄。中国现行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主要承担三种角色，一级市场的承销商、二级市场的经纪商和交易商。其中，一级市场的承销商是证券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综合类证券公司收入中，全部收入80%以上来自于经纪自营承销收入，经纪业务更占到了50%。而对新型投资业务，如基金发起、项目融资、兼并和收购并没有广泛开展。对金融创新而带来的新型金融业务，如期权、掉期、资产证券化等也涉足很少，只有少数国内的大投资银行略有涉及，但因实力不济，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业务仍未能达到成熟。4.缺乏精通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人才

众所周知，投资银行业既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典型的智慧密集型产业，在投资银行里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具有很高专业素质，精通投资银行业务的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与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发展时间仅有短短的十几年，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十分缺乏专业人才，目前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人才基本上是半路出家，边干边学，缺乏系统，专业的训练。而且我国的投资银行本身并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储备，认为投资银行不需要专业人才，只需要有关系，有客户即可，急功近利思想浓厚。

5、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尽健全。

由于目前一些投行业务部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尽健全，往往丧失了引进大量高级人才的机会。特别是由于一些券商的领导意识淡薄，既忽视了投行人才素质的培育，又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投行业务的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6、大多数投资银行存在业务范围单一，业务品种雷同，缺乏特色，缺乏创新的问题。

以前除了个别大型投资银行尝试性地开展企业并购和资产管理等业务外，投资银行业务范围几乎只有一级市场承销和二级市场代理服务、自营业务。对于投资银行的新兴业务如企业兼并和收购、风险投资、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等很少涉及。

从收入上看，我国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手续费收入、自营业务收入和证券承销收入方面。一般大型证券公司的交易佣金及相关收入一般占营业收入的50%左右，自营业务和证券承销佣金占30%左右；小型证券公司由于主要以经纪业务为主，交易佣金及相关收入一般占营业收入的80%以上。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公司对交易手续费的依存度比较高，使我国证券公司的利润水平极大地受制于二级市场的繁荣，波动较大。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从当前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看，投资银行的业务主要呈现出专业化和多元化两个明显的趋势。美国证券业的收入构成体现出典型的均衡特征，收入来源超过10项，其中佣金和交易收入占比最高，但也只占20%多一点，而占比超过10%和接近10%的收入来源还有4项，显示出美国证券业收入的多元化特征。

7、研究能力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

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对行业、对公司的分析都非常薄弱。当然，有的公司、个别专家做得还不错，但是在市场上、社会上的影响都很小，没有形成足够权威性的地位。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投资银行难以形成价值投资的引导作用。对比看看国际投行，差不多是对现实经济最权威的研究机构，至少是可以和大学、政府的研究部门能够并驾齐驱的。比如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七国等，都是他们提出的概念。可是，我们的情况就差得比较远了，投行的研究水平比较低

8、生存的市场环境有碍于投资银行的规范运作

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相比，我国的投资银行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的产生与发展不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过程进行的，而是在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产生的。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之中，现有的经济体系中还保有许多传统体制的烙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这就决定了我国投资银行在其发展中有许多先天不足。如原有的投资银行属于国有，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由金融机构委派，没有完整的法人治理制度。在历经产权转换和体制变迁的过程中，证券公司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法人治理制度没有健全，委托一代理关系不清，造成资产管理、经营管理混乱和界限不清，其中滋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一切与我国投资经营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对投资银行业的高速发展显然不利，尤其不利于吸收新的投资主体。

9、基础薄弱，发育不足，竞争力弱

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时间短，资金基础相当薄弱。我国近百家证券公司中，注册资金大多数在一亿元以下，平均资金只有3000万元。一些信托投资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总资产虽已达数百亿元，但其业务分散，调配资金的能力有限。目前，各从业机构的资本规模已成为其拓展业务的重要制约因素，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境时常出现。而且我国对信贷资金有严格的限制，这大大制约了投资银行从业机构的融资能力。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投资银行必将进入我国的资本市场，各从业机构现有的规模和融资能力显然无法抵抗来自外国同行的竞争。

10、从业机构违规操作严重

我国现有的投资银行从业机构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难免鱼龙混杂。一些机构违规经营，在股票发行承销过程中，帮助企业进行过度的上市包装，甚至弄虚作假，进行上市伪装;在二级市场上与上市公司合伙操纵，欺骗公众投资者，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在企业购并中肆意侵蚀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由于运行机制与管理不规范，内部风险控制不严,违规自营、挪用客户保证金、透支和内部交易等现象大量存在，加之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部分人员职业道德低下、缺乏社会贵任感，为谋取一己私利，刻意钻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空子，甚至违法违规、铤而走险，严重危害着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

中国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

投资银行是从事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投资银行已发展成为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与交易代理，进行企业并购和重组、基金管理与投资，提供投融资咨询及财务顾问服务等一揽子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

现在，投资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近20年来，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投资银行业完全跳开了传统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狭窄的业务框架，并已形成多样化、国际化、专业化、集中化和合业经营的趋势。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这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投资银行业是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我国投资银行业必将向着规模化、全面化、专业化、国际化、混业型发展。

1.加速资本集中，向规模化转变

我国目前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主体主要有专业的证券公司、兼营的信托投资公司和一些财务公司等。这些公司数量多、规模小、资本不足，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差。国际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投资银行占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是投资银行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加速产业集中应该成为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混业经营大势所趋

无论从世界潮流还是从我国内在发展要求看，混业经营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但分业经营的实践证明了分业也有若干弊端：(1)分业经营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2)分业经营严重障碍我国金融业发展(3)中国加入WTO。大批的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将会以合资或独资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这些公司大多是“全能型”企业，其业务领域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信托投资等多个方面。这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塑造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与国际金融集团抗衡的全能型金融市场主体是必须的。目前，我国逐步推出一系列以市场深化和放松管制为基调的改革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已突破了有关严格分业经营的限制。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时代离我们已不再遥远。当然，混业经营也有诸多方面风险。但是，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加强监管、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提高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创造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经营环境和竞争环境。

3.在保持各自传统强项的同时，业务范围向多元化转变

目前国内投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于证券承销领域，生存空间小，竞争无序。现代投资银行早已不是单一承销商的角色，除传统的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业务以外，投资银行还深入到并购重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融资、研究开发、风险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等诸多领域，多种业务齐头并进，尤其是在并购领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国营企业通过并购进行资产重组、资金优化配置成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无不要求投资银行扩大业务领域、满足市场需求。

4.加快国际化进程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使得产业国际化成为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投资银行业同样也面临国际化问题。对我们而言，国际化不仅是扩大市场、增加盈利之举，而且是加强国际交流、获取国际信息，在国际竞争环境中锻炼打造自身、增强党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国家鼓励更多的优秀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并随着条件的成熟，允许外国符合标准的企业到中国发行上市。外国企业到中国上市，同样也为国内投资银行提供了市场机遇。大量的业务等待着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去开拓、竞争。

但要实现上述投资银行发展目标，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必须作好以下几件工作：

(1)加强法制建设，加快立法步伐，加大执法力度。(2)提高业内机构和人员自律性。(3)加速人才培养。(4)加速科技发展。

(5)继续改善政府行为，改变条块分割的局面。5.投资银行业务专业化的趋势。专业化分工协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在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过程中，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化也成为必然，各大投资银行在业务拓展多样化的同时也各有所长。例如，美林在基础设施融资和证券管理方面享有盛誉、高盛以研究能力及承销而闻名、所罗门兄弟以商业票据发行和公司购并见长、第一波士顿则在组织辛迪加和安排私募方面居于领先。

6.投资银行集中化的趋势。五、六十年代，随着战后经济和金融的复苏与成长，各大财团的竞争与合作使得金融资本越来越集中，投资银行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受到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如收益债券的运销、欧洲美元辛迪加等，更加剧了投资银行业的集中。在这种状况下，各大投资银行业纷纷通过购并、重组、上市等手段扩大规模。例如美林与怀特威尔德公司的合并、瑞士银行公司收购英国的华宝等。大规模的并购使得投资银行的业务高度集中，1987年美国25家较大的投资银行中，其中最大的3家、5家、10家公司分别占市场证券发行的百分比为41.82%、64.98%、87.96%。

总之，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投资银行业完全跳开了传统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狭窄的业务框架，跻身于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之中，努力开拓各种市场空间。这些变化不断改变着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形成鲜明而强大的发展趋势。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势必会迎来我国投资银行业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