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思想史[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中国教育思想史

中国教育思想史

一、孔丘的教育思想

1.重视教育作用

孔丘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和教育对人的作用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问题。（1）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庶、富、教

孔子阐述了他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他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以下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其次，要发展生产，解决人们吃、喝、穿、住的问题；最后，只有在先庶、先富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效的进行教化，发展教育事业。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论述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教育家。（2）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最早论述教育与人的关系。性，是指天生素质；习，是指后天习染，包括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孔子认为人天生素质是很接近的，之所以成长中有千差万别，是后天“习染”的结果。这一观点肯定了人不论等级贵贱，生来天生素质是平等的，这就说明了教育是人们成长中的一种特殊的环境，要承认教育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孔子认为人的一生都应该接受教育，并且要重视生活环境的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选择。“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孔子人性论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人都可能接受教育和应该接受教育的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有教无类”的思想

孔子对教育对象的基本主张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无论贫富贵贱与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孔子“有教无类”的提出是针对奴隶主垄断学校教育而言的，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将受教育对象扩大到了平民，具有历史性的进步。

孔子躬亲实践这一办学方针，广收弟子。“自行束脩而上，吾未尝无悔焉”最能表现出孔子的收徒思想。即只要学生有学习的意愿，奉送10条干肉行师生见面礼，便可以成为弟子。

开放性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扩大了教育对象，打破了努力贵族的教育垄断，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文化下移，对战国时期文化学术的繁荣和百家争鸣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

3.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教育目的）

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一培育人才的路线概括为“学而优则仕。”这话由子夏所说，也代表了孔子的观点。

“学而优则仕”包含了多方面的意思：读书是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学而优则仕”和“任人唯贤”的路线配合一致，将读书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和笼络人才的手段。

意义：它反映了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求，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学习动力，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直到现在在我国还有重要的影响。

4.教学方法

孔子发现了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生学的过程，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方法：

（1）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别差异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解决统一要求和个别差异的矛盾。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主张只有了解学生，才能对学生进行准确的评价，并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

（2）启发诱导。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他认为不论是培养道德还是学习知识，都应该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反对机械学习，提倡启发式教学。孔子还提出了“由博返约，叩其两端”训练学生的思考方法。

（3）学思行并重。“学而知之”是孔子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学是求知的途径，也是唯一方法。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行才是终极目的，行比学更重要。由学到思到行，是孔子探索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基本符合人的一般认识过程。

（4）好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认为教学需要师生配合协作，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是教学成功的重要条件。要求学生具有好学、乐学的态度，不耻下问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5.教学内容与特点

《诗》、《书》、《礼》、《乐》、《易》、《春秋》 特点：（1）重视文事，虽然要求从政需要文武兼备，但整体偏向文事。

（2）重视社会人事，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3）轻视科技和生产劳动。他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而非从事农、工业的劳动者，因此不强调学习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

6.德育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道德教育有深刻的论证。“仁”与“礼”是他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主张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仁”也是他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仁”的实行最重要的两项就是“孝”与“忠”。孔子还特别提出了一些道德教育原则，主要有：

（1）立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向的确立与坚持，取决于个人的信仰与自觉努力，孔子教育学生要有志向，并坚持自己的志向。

（2）克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3）力行。“言必行，行必果”，孔子提倡言行一致，孔子重视行，就是重视道德实践。“力行近乎仁”，孔子认为努力按照规范实践的人接近于仁德，行动表现人的道德水平。

（4）中庸。孔子认为待人处事都要中庸，防止发生偏向，一切行动都要中道而行，做到恰到好处，正如子曰：“过犹不及”。

（5）内省。内省是修养的方法之一，内省是将日常所做的事，依靠自觉进行反思。（6）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改正错误需要得到别人的指点，别人的忠告和批评，能够帮助自己提高修养。

7.对教师的要求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爱护学生，教学相长。

8.论述孔子的思想（列举以上的教育思想）

综上所述，孔子将一生的教育经验积累成丰富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教育的社会作用和个人作用的肯定，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关，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独到见解，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他还为人们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原则，成为教育史上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时代的限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能超过封建思想的界限，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可能具有完全的民主性。而且，在他的思想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对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鄙视，这从他的教育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因此，我们在宣传孔子积极思想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思想的局限性，扬长避短。9.评析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论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提出来的，但他在理论上集中的概括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其基本含义是主张将学习和官职紧密联系起来，有官职的人应当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学习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应当得到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能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

“学而优则仕”教育目的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1）反对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

（2）将学优和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治邦，改良社会政治。但这一教育目的论也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过分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强化了中国“官本位”的传统观念。

（2）以名利为诱饵，使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一入学读书开始，就产生了严重的功名意识，形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观念。

二、孟轲的教育思想

1.性善论

性善论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战国时期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善的道德价值，每个人天生都有向善的潜能。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宋明学者予以改造后，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正统理论。

2.简述孟子的人格理想

（1）孟子认为的理想人格的特点是：“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孟子对“大丈夫”理想人格的描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首先，“大丈夫”应当具有高尚的气节，他们绝不会向权势低头，绝不会无原则的顺从。其次，“大丈夫”应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可以理解为，由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具有高度自觉性。

（2）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培养“大丈夫”的理想人格的途径主要是靠内心修养，大致有以下几条：

①持志养气。孟子所说的“持志”，就是指坚持崇高的志向，一个人只要有了志向和追求，就会相应的气——精神状态。志、气是互为因果的。

②动心忍性。就是指意志锻炼，尤其是在逆境中的磨练。

③存心养性。孟子认为虽然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但要将这善端形成实实在在的善性善行要靠存养和扩充。存养的障碍在于人的耳目之欲，扩充善端就要寡欲，发挥理性的作用。

④反求诸己。当你的行为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就应当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凡是要做到严于律己，时时反省自己。

3.简述孟子深造自得的教育思想（论教学）

孟子扩充善端的思想中蕴含了他对教学过程的基本要求，要体现人的理性特点，要遵循和发展人的内在能力，他特别强调个体认知中的自觉性，将其归结为深造自得。

孟子认为知识的学习不是从外而来，而是要通过自己主动自觉的学习和钻研，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才能形成稳固而深刻的智慧，遇事才能左右逢源，挥洒自如。

孟子认为要达到深造自得的基本要求要用正确的方法，深入学习和钻研，特别强调独立思考，独自见解，不轻信，不盲从，要求读书不能拘于文字表面意思，而要经过思考，去体会深层意蕴。总之，学习特别重要的是从感性学习到理性思维的转化。

4.简述孟子关于教育作用的观点。

孟子从“施人证”的政治主张和“性善论”出发，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孟子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得民心”，“得民心”是“仁政”的关键，而教育是“得民心”最有效的措施。孟子认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求放心”，孟子认为人天生虽然都具有四个善端，但在后天中，由于外物的诱惑或自身努力的不足，可能会失掉或摒弃这些善端，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

三、荀况的教育思想

1.简析荀子的人性论和相应的教育观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人性论上，他主张性恶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他以“化性起伪”的教育作用观著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的学说中最突出的就是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调“性相近”，后发展为性善论，荀子强调“习相远”，而发展为性恶论。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能为善，完全是靠后天的努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2）荀子的教育观

基于“性本恶”的人性观，荀子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他高度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包括教育对人的作用，也包括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荀子认为，教育对人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荀子也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教育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兵劲城固、国富民强。

2.简述荀子对教师的地位、作用、条件的论述。

（1）荀子特别强调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极力倡导尊师。在荀子看来，“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而教师是传授“礼”，实行“礼”的榜样，是“礼”的化身，因此，学生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教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2）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关系到国之兴衰、法之存亡，他将教师提高到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

（3）荀子对教师也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他认为教师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要有尊严，要使人敬服。第二，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经验；第三，要有传授知识的能力；第四，要能够体会“礼法”的经纬道理，且能加以阐发。

3.荀子关于学习过程的思想是什么？

荀子是我国战国后期主张性恶论的教育家。

他提出的学习过程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这句话表达了在教学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必然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高级阶段必须依赖初级阶段的思想。荀子认为，闻、见、知、行四个阶段都有充分的意义，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和知识的来源；知是善于运用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能从容应对事物的变化；行就是对知识的实践，这是学习必须的，也是最高的阶段。荀子的行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验证，也指社会实践，如个人修养、教人、从政治国等。

荀子的学习过程是以行为目的和归宿的完整步骤序列，并对此加以明确系统的表述，这是荀子的贡献。

四、墨翟的教育思想

1.素丝说

墨子的贡献是“素丝说”，他以染丝为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来说明人性在教育下的改变和形成。他认为人性不是先天所成的，天生的人性就如同待染的素丝，入什么色的染缸，就成什么样的颜色，以此来比喻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墨子的素丝说从人性平等的立场上去阐述教育的作用，较孔子的人性观有明显的进步。

2.简述墨子的教育作用观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教育的作用，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墨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推行教育，通过教育可以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墨子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天下人知“义”，从而实现社会的完善。

（2）教育对个人的作用：墨子的一大贡献是“素丝说”，他以染丝为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来说明在教育下人性的改变和形成。他认为任性不是先天所成，天生的人性就如同待染的素丝，入什么色的染缸，就成什么样的颜色，以此来比喻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墨子的素丝说从人性平等的立场上去阐述教育的作用，较孔子的人性观有明显的进步。

3.墨家教育思想的特色是什么？

墨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学派，韩非将其并称为当世之“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自称其学说是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重视实用，强调下层人民的利益。

（1）在教育作用上，墨家主张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是通过教育来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提出“素丝说”，来比喻有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就造就什么样的人，以此来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在教育目标上，主张培养“兼士”，“兼士”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要具备道德的要求，要具备思维论辩的要求，要具备知识技能的要求。（3）在教育内容上，墨家主张以科技知识和思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科学与技术教育包括农业与军事科技知识教育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的在于使“兼士”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包括认识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和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与人论辩，用雄辩的逻辑力量去说服他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4）在教育方法上，墨家主张主动和创造的教育方法。主动就是即使别人不来请教，也要积极的去施教，“兼士”的职责就是要积极主动的去“上说下教”，向别人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创造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东西，这既反映了墨子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反映了他重创造的教育方法。墨家还重视实践和量力的方法，墨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力”方法的人。

4.墨家与儒家在教育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墨家与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学派，被人称作当世之“显学”，在教育方法上，墨家与儒家最大的不同是：

（1）墨家主张主动，儒家主张学生积极求教，教师讲解应当注重启发。墨家不赞成儒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被动的施教态度，主张“虽不扣必鸣者也”的“强说人”精神。作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士”，其职责就是要积极的“上说下教”，向别人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

（2）孔子主张“述而不著”，墨子主张创造。墨子认为，对于古代好的东西应当继承，但是在今天也应当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反映了墨子认识到了继承和创造的关系，也反映了他重创造的教育方法。

五、《学记》

1.名词解释：《学记》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是思孟学派孟轲的学生乐正克所著。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因此有人称之为“教育学的雏形”。《学记》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语言精练、见解精辟、内容丰富（包括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等），是我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2.《学记》中的教学原则

《学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教育专著，是我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其中提到的教学原则主要有：

（1）预防性原则。“禁于未发之谓预”，即要事先估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倾向，预先采取防治措施。

（2）及时性原则。“当其可之谓时”，即教学要抓住最佳时机，学生适时而学，教师适时而教。

（3）循序渐进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即教学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杂施而不孙”，杂乱无章的施教而不遵循合理的顺序，其效果将适得其反。

（4）学习观摩原则。“相观而善之谓摩”即学习要相互观摩，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集体中学习，利用集体的力量进行学习。

（5）长善救失原则。即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个别差异，发扬学生的优点，克服学生的缺点。

（6）启发诱导原则。“君子之教，喻也”，即教学要注重启发。“道而弗牵”，引导学生，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强而弗抑”，督促勉励，但又不牵强、压抑；“开而弗达”，打开学生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

（7）藏息相辅原则。即是说既要有计划的正课学习，又要有课外活动和自习，有张有弛，让学生感到学习的乐趣，感受到老师、同学的可亲可爱，使学习成为学生的一种内在需要。

六、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1.《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为汉武帝提出了三大建议，如下：

（1）“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初宽松的文教政策，虽然为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会影响政治思想的稳定。这被董仲舒等有识之士所察觉，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思想出发，论证了儒家思想应当在封建政治中占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

（2）“兴太学以养士”。为了保证封建统治思想的高度统一，也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现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兴办太学，政府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术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为了解决汉初选拔和使用人才中的弊病，董仲舒主张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并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

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做出了如下措施：（1）设置五经博士（2）兴办太学

（3）察举制度的完全确立。

2.董仲舒的“性三品”学说以及教育作用思想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也相应的具有性和情两种成分，性属阳，为仁、为善；情属阴，为贪、为恶。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人的善性，而应当通过教育，使其发展成为人的善性。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两种因素，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是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的，由此可见，他认为教育是王者的权利，以此来确立君王的绝对权威。他还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就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是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通过刑法来处置他们。“中民之性”即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需要通过帝王的教化才能使之成为“善”。

董仲舒关于人性和教育作用的学说，立足于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的，也是其“任德教而不任刑法”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惩罚所谓恶人的余地，因此他的思想有时代局限性。

3.董仲舒的德育原则与方法。

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德育内容，其中德育的原则与方法有：

（1）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是董仲舒对这一原则的总概括。董仲舒要求人们要心正意诚，对封建国家的利益原则的追求要高于个人对利益的追求。

（2）“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珍惜和热爱的基础之上的，体现出对个人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义是为了封建国家的利益而确立的准则，凸显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对他人价值和权利的尊重，这实际上是对儒家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3）“必仁且智”，道德教育必须要做到“仁”与“智”的统一，特别强调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

（4）“强勉行道”，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行就会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强调品行的积累。

4.董仲舒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内容，因为这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也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的作用：德教是立政之本。董仲舒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与刑罚并重，但他又强调应当以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以教化作为实现仁政德治的手段，也是儒家思想的传统。

（2）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先秦儒家提出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董仲舒又特别强调“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将其提升为“五常之道”，并做了新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3）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①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原则的总概括。董仲舒要求人们要心正意诚，对封建国家利益原则的追求应当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②“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珍惜和热爱的基础上的，体现了对个人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义是为封建国家的利益而确立的准则，凸显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尊重他人的价值和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儒家强调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③“必仁且智”：道德教育必须要做到“仁”与“智”的统一，特别强调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

④“强勉行道”：只要努力的进行道德修养，德行就会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强调品行的积累。

七、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1.《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我国南朝梁时期的教育家颜之推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所作，用以训诫其子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也是我们了解颜之推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这部著作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颜之推在儿童教育、学习方法等方面的某些真知灼见，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封建士族教育腐败的漫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儿童教育，提出了如及早施教，严慈相济，均爱原则，重视语言教育和重视品德教育等教育思想。

2.简述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颜之推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儿童教育的关注。

（1）颜之推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尤其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长辈应当抓住教育的关键时期及早对幼儿进行教育，而且越早越好。

（2）儿童教育的原则：①及早施教：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关键阶段，父母应当及早对幼儿进行教育，早期教育甚至可以从胎教开始。②严慈相济：善于教育自己子女的父母，通常能把慈爱与严格的要求结合起来，并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③均爱原则：在家庭教育中切记偏宠，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当以同等的关爱和教育标准来对待。④注重语言教育：语言的学习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儿童进行的语言教育应当注意规范，重视通用语言，而不应强调方言。⑤注重品德教育：道德教育应当包括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两个方面。

（3）颜之推还提出了家庭对儿童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家长应当注意环境习染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审慎地观察子女左右的人，以防误入歧途，慎重选择师友，发挥教育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一环。3.简述颜之推士大夫教育的思想

颜之推对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教育的没落深为忧虑，如何改良已经衰微了的士大夫教育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全部内涵。颜之推教育思想是以加强士大夫教育为中心的。

（1）士大夫应当重视教育。在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虽垄断了教育，但是也轻视教育。他们的子弟庸碌无为，不学无术，他们的教育程度和精神面貌十分糟糕。因此，颜之推要求整个士大夫阶层应当注重教育。首先，他认为人性分三品，性的品级与教育有直接联系，这成为他强调士大夫受教育的理论依据；其次，他从受教育与否与个人前途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明了士大夫受特殊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受教育是士大夫保持其原有社会地位的途径；再则，他从“利”的角度，从知识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等方面论证了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士大夫应当重视教育。

（2）教育的目标在培养治国人才。抓好士大夫教育，培养对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人才。对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依赖对各种专才的教育，使各人专精一职才能实现。

（3）以德与艺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在“德”方面，颜之推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则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艺”方面，颜之推主张以广博的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的教育途径。“艺”的内容不仅要包括经史百家的书本知识，还应当包括处身士大夫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是有实际意义的。道德教育是根本，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为道德教育服务。值得一提的是，颜之推要求士大夫重视农业生产知识，但仅是重视这一知识，并不要求亲自耕作。

八、韩愈的教育思想

1.韩愈《师说》中的教育思想

《师说》是韩愈论师道的重要教育论著，《师说》中提出的新观点，对当时士大夫的旧思想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从教育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师说》从理论上来说是具有新意的，主要表现在：

（1）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学者必有师”。

韩愈提出“人非生而知之者”直接否定了“生而知之”的观点，与儒家的传统思想有出入。孔丘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这种思想曾遭到东汉王符的批判，韩愈受到王符等人思想的影响，并结合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提出“人非生而知之者”的论点，并使其成为“学者必有师”充分牢靠的理论依据。

（2）“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基本任务

自古以来对教师的工作任务有不少的言论和事例，韩愈通过对以往教师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就是指儒家的仁义之道，以达到治国平天下为目的；所谓“授业”，是指儒学的“六艺经传”与古文；所谓“解惑”，就是解决“道”与“业”过程中的疑问。三项之中最重要的是“传道”，“授业”和“解惑”都要贯穿传道，为传道服务。

（3）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

韩愈认为，人们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道”，其方法是“学无常师。”这种教育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孔丘曾说“就有道而正焉”，主张学无常师。而学无常师这种思想在科举盛行，文学风靡的唐朝被人们所抛弃，“道”不再是求师的标准。韩愈针对时风，指出教师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道”，学生学习的任务是“学道”，是否能为师，应当以“道”为标准来衡量，“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社会上懂得“道”的人很多，皆可为师，求学的范围不应当收到限制，而应当学无常师。

（4）提倡“相师”，确立民主性的师生关系

韩愈观察社会上的各种职业，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认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比士大夫更明智，士大夫应当矫正“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形成相互学习的新风气。另外，韩愈还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与弟子”，他将师生关系视为相对的，可以转化的，这种含有辩证法因素的民主性教育思想，确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韩愈关于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思想

（1）人才的培养：韩愈认为要治国兴邦，统治者应当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巩固封建统治，培养合格的官员，教育天下英才。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治国兴邦培养人才。为了培养人才，韩愈要求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否则势必会导致人才匮乏，统治就会出现危机。韩愈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为此，他在担任国子监祭酒之后，严格选拔学官，整顿教师队伍，整顿教学，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2）人才的选拔：韩愈不仅重视人才的培养，还很注重人才的选拔，他认为不合理的考试内容和选拔方法，都会埋没真才实学者。因此，他要求统治者要爱惜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他用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来比喻人才的难得。他这种爱才，选才，用才的思想，与封建社会选人唯贵、唯亲的腐朽思想相对立，直到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韩愈的“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观

（1）“性三品”说：韩愈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出发，认为人是受命于天的，人性也是秉天命而成的，他的人性论的观点有：

第一，他提出了性与情的问题，认为人有性和情，性是天生具有的，情是后天习染的，性和情两者是相应的，有什么样的性就会有什么样的情。

第二，性和情都分为三品，性有五德，情有七情，性的主要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主要内容则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第三，性可移，性的品级不可移。韩愈认为，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只能以刑罚制之，但是三品之人，都应当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

（2）教育作用

第一，从“性三品”说出发，韩愈认为上、中品之人可以受教育，下品之人，虽也具有无常之性，但气质太坏，总是违背封建伦理道德标准，只能以刑罚制之。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不同的人性，其作用也不尽一致。对于上品之人，教育可以使他们天生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对于可善可恶的中品之人，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当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来改造他们；至于下品之人，他们天生随性而行，言行举止、行为规范总是与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格格不入，教育对他们人性的改变起不了作用。

第二，教育只能在已定的品位内起作用，不同等级的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同。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受教育的权利，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制，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这与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相比，是倒退的。

第三，人性决定教育内容。由于人性中存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因此，教育应当将这些道德发扬开来，儒家经典是最好的教育内容。

可见，韩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他认为，人性品级不可移，教育只能在已定的品位之内起作用。这种人性论不仅为封建制的等级性进行了合理的论证，而且为绝大多数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九、私塾与蒙学教材

1.私塾

私塾是民间私人所办蒙学的统称，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认字、阅读、作文和伦理道德教育。私塾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私塾的种类主要有家塾、义塾和专馆等。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教学水平都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私塾的学生大都六岁启蒙。就私塾的教材而言，主要是用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也重视学诗作对。

2.蒙学

在我国封建社会，一般将8到15岁的儿童“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就称为“蒙学”。在封建社会，有官办的蒙学，但数量少，面向贵族。我国古代的蒙学大都是由民间私人自由创办，私塾是最主要的蒙学教育场所，所用的教材就是蒙学教材。在宋明时期，蒙学教材发展很快，出现了按专题分类编写的蒙学教材。

3.宋明时期我国蒙学教材的种类和特点。

（1）蒙学教材的种类：

第一类，识字教学类，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第二类，伦理道德类，如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主要是传授封建伦理道德知识和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

第三类，历史教材类，如宋朝王玲编写的《十七史蒙求》等，既传授历史知识，又进行思想教育。

第四类，诗歌类，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主要是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 第五类，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如宋朝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等。（2）蒙学教材的特点：

第一，宋明时期，蒙学教材出现了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其内容和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第二，注重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多用故事，配有插图，穿插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力求将识字教育、基础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许多学者亲自编写教材，提高了蒙学教材的质量； 第四，注重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重视汉字的特点。传统蒙学教材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儿童青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文字浅显通俗，字句讲究韵律，内容生动丰富，包含多种教育功能，儿童易读、易诵、易记。我国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十、朱熹的教育思想

1.简单介绍“朱子读书法”的主要内容。

“朱子读书法”的六条在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

（1）循序渐进。朱熹对循序渐进的表述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读书要遵循篇章的顺序，不可颠倒；其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量力而行，安排读书计划；最后，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

（2）熟读精思。读书要反复阅读，不仅要能够背熟，还要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熟读是精思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刻体会文章的精义和思想真谛。

（3）虚心涵养。读书要以虚心的心态去领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和随意发挥。

（4）切己体察。读书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还要落实到自我修养的提高，这也是儒家“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

（5）着紧用力。读书学习要抓紧，要努力。一旦进入学习阶段，绝不可放松，要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

（6）居敬持志。读书的关键还在于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敬”，就是端正态度，兢兢业业地做，可以说这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读书也不例外；“持志”就是要有坚定的志向。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读书方法论。

2.《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主要内容

南宋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重新招生，将白鹿洞书院又发展起来，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明确了教育目的，阐明了教育过程，提出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并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将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学习修身的途径结合起来，主要的内容如下：

（1）“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亲”为教育目的；（2）“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3）“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4）“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思想，都曾在儒家典籍中出现过，朱熹将这些思想汇集起来，以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较完整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后世一般学校的学规范本和办学准则，使书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轨道。《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反映了书院的精神，对当时和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官学教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贡献不可低估。

3.朱熹的教育作用观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表述了自己的教育作用观。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结合而成。“理”是精神性的范畴，属于第一性，“气”是物质性的范畴，属于第二性。

（1）朱熹认为，人和宇宙万物一样，都是由理和气结合而成，人性的主流，禀受于“理”的部分，也就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将气质之性中的善性发扬开来。为了论证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朱熹认为天理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人欲就是违背封建道德的言行，必须禁止和根除。“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朱熹对教育目的、作用的表述，而且是他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2）朱熹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学说。圣人之性是清明至善的，没有丝毫混浊，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但经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善恶混杂，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3）朱熹还认为人心和人性也相关，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道心”和“人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道心”被包含在“人心”之内，是隐性的，教育的作用就是要把“道心”显现出来，也就是把“天理”凸现出来，隐藏人的私欲，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是“明人伦”的过程，所以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伦”。4.朱熹对小学和大学教育的思想

朱熹在总结前人的教育经验和自己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了解，将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1）小学：学生8岁入小学。在教育任务上，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圣贤坯璞”，是打基础的阶段，必须要抓紧，抓好。在教育内容上，以“学事”为主，知识力求浅近、具体，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到基础的文化知识技能，教育和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教育方法上，一来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二来要求形象生动，激发兴趣；三来首创《须知》《学规》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

（2）大学：学生15岁入大学，主要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在教育内容上，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提出要“明理”，要在“坯璞”的基础之上“加光饰”，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注重自学，并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

5.朱熹的教育思想及其地位

（列举上述思想）

综上所述，虽然朱熹的教育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客观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但是其对教育作用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对小学和大学的划分，是对教育史的重要贡献，并为各个阶段整理了相应的教材，可以说是教育史上一个极大的贡献，《四书章句集注》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这也反映了朱熹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另外，他的“朱子读书法”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启示，在教育史上流传甚广。

十一、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1.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

明代教育家王守仁特别重视儿童教育，并且对于儿童教育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1）揭露和批判了传统儿童教育不顾及儿童的身心特点，将儿童视为“小大人”是致命的弱点。传统儿童教育抑制了儿童的个性发展，视儿童为囚犯，学校为监狱。

（2）主张儿童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性情。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尊重儿童的兴趣，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小树苗一样，给予他们春风细雨般的呵护，趋向鼓舞学生。（3）教育方法：主张采用“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即以“启发、诱导、讽劝”的教育方法代替传统的“督”、“责”、“罚”的教育方法。

（4）教育内容：发挥各门课程多方面的作用。诗歌、读书、习礼等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应当加以综合运用。

（5）程序：主张动静搭配，体脑并用，精心安排课程，使学生既能受到道德熏陶，而且能学到知识，锻炼身体。

（6）教学原则：提出“随人分限所及”，教学要量力而行，盈科而进，因材施教。尽管王守仁进行儿童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但是他开始主张教育应当顺应儿童的性情，依照儿童的实际接受能力，使儿童在德智体美多方面都得到发展，反应了他教育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

2.简述王守仁“随人分限所及”的思想。

（1）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认为儿童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并且“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教学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特点，学生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就对这种程度进行教学。他将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称为“随人分限所及”。

（2）“分限”即人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界限。首先，不顾及儿童的实际接受能力，灌输高深的知识给他们，就如同将一桶水浇在幼苗上，毫无益处；其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最后，教学要留有余地，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持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不会因为学习艰苦而厌学。

（3）“随人分限所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要因材施教，施教分量内容以及方法，都要因人而异；第二，对于每个人来说，要循序渐进，施教分量和内容要照顾到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基础，在“分限”内恰到好处地施教。

可见，王守仁的这一思想承认个人的差异，承认教育的作用，并将教育同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结合了起来。

3.王守仁的教育作用观

（1）王守仁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出“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并用“心学”的观点阐明了这一思想。王守仁的思想都是以他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的，万事万物都不存在于心之外，而在心中，因此，他并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

（2）另外，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良知”说，认为“良知即是天理”。作为伦理道德观点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自学，不教自会，它是人人都具有的，不分圣愚，而且不会泯灭。但是良知在于外物接触的过程中，由于物欲的引诱，会受昏蔽，即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就像明镜常为尘埃所蒙蔽而失去明亮一样。因此，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去掉物欲对良知的昏蔽，去“明其心”。这就是说，教育就是“致良知”或是“学以去其昏蔽”的过程。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良知的思想，说明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赋条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的去恶为善。

4.王守仁的教学思想

明代王守仁有着独特的教学思想。

（1）教育内容：王守仁认为凡是能“明其心”者皆可以作为教育内容，读经、习礼、写字、弹琴、习射等都要学习。其中写字、弹琴、习射有助于陶冶人的本心。在教育内容上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蒙教约”，训练的标准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王守仁认为，读书不能迷信书中的内容，认为“六经皆史”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守仁反对读书学习，他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

（2）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方面，强调“事上磨练”，也就是结合具体的事物，在实际中锻炼自己的修养。“事”是指“人事”。

十二、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启蒙思想）

1.批判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内容。

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主要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启蒙思想的一般特征主要有：

（1）批评理学，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空谈义理和呆板的教学方法；（2）主张个性自由发展，教育要顺应人的本能要求；

（3）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提出“实德实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

（4）批评传统的政治和专制主义将学校作为宣传其教育思想的工具，提出科举束缚人性；

（5）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艺；（6）在教育方法上，提倡积极实践，反对理学家主张静坐、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十三、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1.“公其非是于学校”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具有民主教育色彩的教育家，“公其是非于学校”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他认为学校不仅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气的职能，而且还要议论国家政事，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在学校大家共同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在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步养成普遍议政的风气，而不是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2.简述黄宗羲关于学校职能的思想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具有民主教育色彩的教育家，“公其非是于学校”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他认为学校不仅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气的职能，而且要议论国家政事。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

（1）“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要内容：在学校大家共同议论国家政事，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形成普遍议政的风气，而不是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基于以上思想，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全国城乡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人人尽其才的理想。而且他还强调，学校必须把讲学和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为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

（2）“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是非由君主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十四、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1.简述王夫之的人性论和教育作用观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由此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著名论断。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个思想出发，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善成性，使之为善；二是可以改变青少年时期由于“失教”而形成的恶习。教育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或使人继善成性，或使人改恶为善。

十五、颜元的教育思想

1.漳南书院

颜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他创办了漳南书院，漳南书院的教学体现了他实学的教育思想体系。颜元深刻的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漳南书院实行“六斋教学”，六斋包括：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颜元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忘而虚”的办学宗旨，提倡培养“实德实才之士”，以“真学”、“实学”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习行”为教学方法。颜元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试评价颜元“习行”的教学法

颜元在漳南书院中重视“习行”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与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主张“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反对理学家主张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治学方法。

颜元的“习行”教学法，虽然是指个人行动，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看轻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联系，认为只有躬行实践才能获得有用的知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学法上又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他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在当时以读书为穷理功夫，讲说著述为穷理事业，脱离实际的“文墨世界”中，无疑是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人耳目一新。

3.简述颜元的义利合一教育价值观

颜元针对传统教育的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记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和“利”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利”是“义”的基础，“正义”、“明道”的目的就在于“谋利”和“记功”。当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必须要符合“义”。这种见解冲击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新趋势。

4.阐述颜元实学的教育思想。

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颜元创办了漳南书院，在漳南书院中实践了自己的实学教育思想。（1）“实德实才”的教育目标：颜元认为学校应当培养“实德实才之士”，就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这种教育1目标明显冲破了封建理学的桎梏，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当时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级对人才的新要求，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2）“习行”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是颜元关于教学方法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主张。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就要通过自己亲身的“习行”，“躬行而实践”，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因而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提倡教学过程要联系实际，坚持观察，练习和躬行实践。

（3）“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颜元认为，要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仅仅靠改变方法自然是行不通的，在教育内容中注入新的思想才是变革的根本。颜元提倡将以“六艺”为中心的六府、三事、三物作为教育内容。

（4）实学教育思想的实践：颜元曾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来规划漳南书院，在漳南书院设置六斋，并规定各斋具体的教育内容。这是颜元“真学”、“实学”最明确、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主要是，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漳南书院之所以还暂设理学斋和帖括斋，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实际，时机一到便关闭这两斋。因此，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和理学教育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不仅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的超越了“六艺”教育。不仅有经史礼乐的内容，而且将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都正式列入教育内容，并且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值得人们重视。

综上所述，颜元是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士。他提倡培养“实德实才之士”，冲破了封建理学的桎梏，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倡“习行”的教学方法，带来了中国古代教学法上又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反对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儒学教育，设置了文武兼备，广博实用的教育内容，为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设漳南书院，将自己的实学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为中国古代教育开创了新的局面，引领了时代的潮流。颜元这一系列的创举对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十六、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1.“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指导思想。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非都是洋务派人物，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后来也指导了“新政”时期的改革。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主张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主导和导向作用，学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中体西用”最大的作用在于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可能，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兴办新式学堂，新增了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育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而最大的缺陷在于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是在没有克服中西文化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2.《劝学篇》

晚晴重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试图为中国近代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以封建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为根本，同时，要积极地学习西政、西艺、西史。《劝学篇》还论证了中西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学着重人品行的修养，具有德育的功能，西学是适用的，学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劝学篇》成为晚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也是改革的理论依据。并为20世纪初“新政”时期的改革确定了基调，奠定了理论依据。但后来遭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痛批。

3.述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移植的过程，这就必须引出一个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洋务派和守旧派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着重于人品德的修养，具有德育的作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由此一来，西学便成了中学的补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一直支配着晚清的教育。从整体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并予以认可，在僵化的封建文化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得以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推动了近代化的步伐。在教育方面，“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纲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促进，又有阻挠：

（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兴办新式学堂，新增了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学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2）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及制度，对晚清教育的变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3）极大的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为新式教育的进一步推广扫清了障碍。（4）“中体西用”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又在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抑制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5）“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之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文化的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他又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文化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直接嫁接的，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十七、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根除愚昧无知，教育昌盛，文化繁荣，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家庭的社会，在大同社会中，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都由社会承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实行“公养”“公教”的制度，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并且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要求对儿童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但是《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具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

2.简述《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84年写了《人类公理》，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才将其改名为《大同书》发表。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描述了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根除愚昧无知，教育昌盛，文化繁荣，经济高度发达，政治极端民主，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家庭的极乐世界。在大同社会中，实行“公养”“公教”的制度，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享受“二十年齐等之教育”的权利，并且皆为公费。在康有为设想的教育蓝图中：

（1）儿童未出生，其母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

（2）婴儿六个月后，进入育婴院，三岁后，进入慈幼院，接受学前教育；（3）儿童六岁到十一岁，进入小学院，接受初等教育；（4）十一岁到十五岁，进入中学院，接受中等教育；（5）十六岁到二十岁，进入大学院，接受高等教育；

康有为对每个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点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对儿童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见解，但是，这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空想。

3.以康有为为代表，分析维新派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贡献。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迅速演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希望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基础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革，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以抵御外国侵略，发展资本主义。

要知道维新派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就必须要了解康有为的思想，他是维新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教育贡献主要有：

（1）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根据他的“三世说”，认为中国应该由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转化，转化的关键是变法，变法的第一步在于教育。他强调教育在富国强民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善恶，这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

（2）主张废除八股，变革科举。他认为当时的科举制度立法过严，束缚了士子的思想，闭塞了民众的心智。认为文试应当以中国的文学、策论、西方科学来代替章法古训，武试则应当以武备学校来培养人才。为了打破以科举和八股为中心的旧教育体制，他还提倡派留学生、译西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3）主张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康有为认为，只有遍设各学，才能才艺足用，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曾介绍欧美日的兴学情况，认为具体的措施是由皇帝下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还主张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

（4）撰写了《大同书》，攻击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提出去国、去家，实行男女平等的主张。他还在书中论述了他设想的理想学制，并强调这一制度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的，而且皆为公费。

维新派的基本观点和贡献有：

（1）维新派要求打破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要求参与政权，实现君主立宪。为此，他们努力注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用一些民主的思想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尤其是君权思想。

（2）主张学习西学，包括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批评“宋学议理”，“汉学考据”和“词章之学”，认为这些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中学”无实无用，只能培养“俗儒”和“鄙夫”。

（3）维新派认为，欲救中国，必先开民智，培养人才，这就要求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建立资本主义教育体系。维新派根据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出在中国建立学校体系的主张，对于变革封建官学、私学和书院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十八、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梁启超关于教育目的有哪些论述？

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目的，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主要的观点有：（1）教育一定要有目的，否则将一事无成；

（2）教育目的的正确与否，事关重要，封建教育之所以腐朽，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就是因为教育目的上的错误。

（3）正确的教育目的，应当是“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这种是指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以及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梁启超认为，教育要造就出这样的人才，才能救国之危亡，振兴中华民族。

2.试评述梁启超的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的思想

梁启超是近代维新变法运动极为重要的领导人，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做了改革工作，并发表了许多文章来宣传变法的思想，还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

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梁启超认为国势之强弱会随着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变，明确地将“开民智”和“伸民权”联系起来，为“伸民权”而“开民智”，权生于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蕴含着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但是后来梁启超察觉到不能讲“民智”和“民权”等同起来，教育可以使人们有“权利意识”，也可以使人们有奴隶性，因此，梁启超提出，教育必须要有宗旨。可见，梁启超对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剖析较为深刻，而且十分注重教育的作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他对“新民”的定义是，必须要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功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以及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因此，梁启超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具有资产阶级品质的新型国民，这与洋务派、改良派等以培养效忠封建统治的人为目的的教育目标相比，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一种方向，他认识到了封建统治的弊端，力图通过教育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开民智”进而“兴民权”这一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应了他自身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本性，梁启超无法找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企图依靠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来改良救国是不行不通的，因此他的许多主张都无法真正彻底的实现。但是梁启超的意识和趋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特别是他在教育公正，男女平等以及向西方学习等方面，有许多思想是值得褒奖的。

十九、严复的教育思想

1.严复“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

严复“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进行一体学习，此时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称体用的倾向。

（2）对西学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认识。严复将近代科学按从基础到应用分成了三类，认为这三类学科连成一体，相资相通，交叉发明。他又认识到西学是一个发展的体系，通过考察、实验和归纳来创造新知和炎症学理，并不断地更新改进和发展。

（3）后来严复又改变了他“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建立一种融合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的设想。

2.简述严复的三育论

严复是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来构建教育目的模式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第一次全面阐发了他的“三育论”思想，认为一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取决于国民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水平。中国要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就要从提高国民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着手，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才可谓是真国民。

（1）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包括禁止吸食鸦片和女子裹足的陋习，使国民拥有强健的身体；

（2）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国民的智力，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具体涉及到改变传统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学风和教学方法等，核心是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词章之学。

（3）所谓“兴民德”，就是要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来取代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思想观念，改变人民的奴隶地位。严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兴民德”最难。

这三育教育实际上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德智体来武装国民，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这三育是统一的，相互联系，不可偏废。三育论实际上是教育救国论，体现出严复对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基本形成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模式。

3.论述张之洞和严复的教育思想及其异同

（1）张之洞主要的教育思想：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在《劝学篇》中，他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主张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主导和导向作用，学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中体西用”的思想最大的作用在于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可能，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兴办新式学堂，新增了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育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最大的缺陷在于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且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前提下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2）严复主要的教育思想：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严复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认为洋务派提倡的西学只是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孤立的学习西方的某些技术，或仅是抄袭西学的现成结论，忽视了西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真正的西学包括民主、政体、科学等，主张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进行一体学习，此时他“体用一致”的思想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后来严复改变了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建立一种融合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的设想。

（3）他们教育的相同点：面对中国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他们都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他们都重视教育的作用，主张广泛的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学，翻译西书，以此来实现求富和自强的目的。

（4）他们教育的不同点：第一，他们主要的立场不同。张之洞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辅修落寞的统治；严复主张清政府自上而下的进行资产阶级改革，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第二，他们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主张不同。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西学只是学习器物的层面，主张通过技术、实业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严复主张“体用一致”，认为应当全面学习西学，政治层面的也要学习，还要建立君主立宪制，提倡通过改造国民改革中国。第三，他们的教育主张不同。张之洞认为教育的主体是忠君尊孔；严复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育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

二十、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中，从“养成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强调五育不可偏废，前三者偏向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主义世界之观念为目的，是超轶政治之教育。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五育中也有重点，即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民国初期，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2.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的思想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意义？（1）蔡元培的教育方针思想

关于教育方针，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和德、智、体、美平均发展的教育方针。在哲学思想上，蔡元培受到了康德二元论的影响，将世界分割成现象世界和实质世界，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他把教育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现象世界，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国民道德教育；一部分属于实质世界，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此后，他又指出，普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包括了德、智、体、美四育。蔡元培认为要完成普通教育，就需要“德智体美”四育平均发展。

军国民教育就属于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属于智育，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和思维训练；公民道德教育属于德育，蔡元培希望以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来培养学生；美育是蔡元培特别强调的，他认为进行美育的课程有多种，音乐、手工、美术等都是美育教育，另外如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也都含有美育的因素。

（2）重要意义

德、智、体、美平均发展的教育方针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在教育上具有进步意义，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宗旨的否定。这几种教育内容也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只是不同的阶级对各方面的要求不一致而已。

但是，由于蔡元培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具体阐述某些教育如美育和德育时，不免会掺杂一些唯心主义的色彩。

3.简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确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作为改革旧大学的指导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的场所，应当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各学派的主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都任其自由发展，兼容并包。依据这一方针，蔡元培聘用教师坚持以“学诣为主”的原则，凡是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人，无论国籍、资格、年龄以及思想倾向如何，都予以聘任，他允许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同时在大学里任教，使北大教师队伍人才济济，面貌一新。他的这一方针反应了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具有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为各种新思想在大学讲坛上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4.试分析蔡元培先生改革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给我们的启发。

蔡元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在五四期间，蔡元培接受了当时学风低下，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思想，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1）“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也是改革旧大学的指导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场所，应当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于各派不同的主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可以任其发展，兼容并包。依据这一办学方针，蔡元培在聘任教师时，坚持“学诣为主”的原则，凡是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论国籍、年龄、资格、或是思想倾向如何，都予以聘任。他的这一方针反应了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为各种新思想在大学讲坛上的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2）改革北大的具体措施 第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这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第一步，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的场所，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学风低下、自由散漫，学生对学术研究毫无兴趣，读书只为了做官。因此，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的宗旨，为师生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在此期间，蔡元培做了如下努力：

①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放在首位，是要求学生从此之后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并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②整顿教师队伍，延用积学热心的教员。在教师聘任上，蔡元培坚持“学诣为主”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无论国籍、资格、年龄或者思想倾向如何，都予以聘任。

③发展研究，广积图书，激发师生的研究兴趣。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构，而且是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因此，蔡元培率先在国内大学设立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为学术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蔡元培积极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要求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同时建立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对于那些私生活糜烂，甚至引诱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予以解聘。

第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对教师的聘任上，他坚持以“学诣为主”的原则，网罗学术人才，使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一时呈现学派纷呈的局面。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具有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第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为了贯彻“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原则，蔡元培在大学内设立了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全校教务传导机构等，把治理学校的任务，交给了教育家们。

第四，学科和教学制度改革

在学科和教学制度改革方面，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课制（学分制）。

（3）蔡元培先生对改革北大的教育启示

第一，大学要以学术研究为第一要义。大学不是灌输知识的场所，教师和学生都要热爱知识，培养自己的学者风范。

第二，大学以引领社会和服务社会为职责，应当担任起带领社会风向的任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大学代表着一个社会最高层次群体的精神面貌，也标志着国家的精神面貌，因此，要有极高的责任感，维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

第三，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育人而不是制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为目的，帮助学生发展能力，完善人格，为人类社会尽一份责任。同时要兼顾学生的技能和道德的教育。

第四，对于大学的管理者和办学者，要清楚的认识到大学的意义、角色，只有真正掌握了大学应有的特点，应做的事情，才可能把教育办好，把学校办活。

5.简述教育独立思想的主要内涵和意义

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阐述了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成为教育独立思潮的重要篇章。蔡元培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主要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1）教育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教育经费，不能移用。（2）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可以自由编辑、出版、采用教科书。

（3）教育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应当由懂教育的人来担任，不随着政局的变动而变化。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教育要求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而政党要求抹杀人的个性，服从政党；二是教育求远效，政党求近功；三是当时的政党更迭频繁，不利于教育的稳定发展。

（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教育求进步，而宗教较为保守；第二，教育是共同的，要求相互交流，而宗教妨碍文化交流；第三，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意义：

面对当时衰落的国情，维持教育的基本生存状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要求教育完全脱离政治，脱离政党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教育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这只是蔡元培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所作的无奈反抗，反映了他反对军阀控制教育，希望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的美好愿望。主张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思想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革命意义。

二十一、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思潮

1.简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蔡元培、黄炎培、胡适、陶行知等人的宣传下，在中国流行起来。人们对实用主义教育产生兴趣。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杜威来华讲学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他们主张教育要同儿童生活实际相联系，宣传教育救国。

（1）实用主义的思潮的内涵：杜威的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革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教育信条“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在中国国内传播开来，其中“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是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要求。

（2）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运动的意义：实用主义教育是中国近代从五四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传播极广，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教育思潮。这既与新文化运动后我国引进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势有关，更与当时的教育状况有关。实用主义教育的兴起反映了我国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教育思想与理论上都有十分显著的反映。

2.职业教育思潮的内涵及意义

（1）职业教育思潮是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演变而来的。民初，蔡元培将实利主义教育列入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几乎同时，陆费逵指出，中国教育在三方面亟待改进，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又以职业教育和人才教育为急。他提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使中等资质的学生尽其所长，使国富民裕，这是中国对“职业教育”概念最早的阐述，包含了职业教育思潮“受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两个最基本的内涵。

（2）实践：1915年起，全国教育联合会多次提出推行职业教育的议案。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都转而提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潮逐渐兴起；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行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行职业教育，从而使职业教育思潮达到高潮；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通过学校教育的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实验。

（3）意义：职业教育思潮和运动不仅产生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而且大大的推动了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职业教育思潮对1922年的新学制影响甚大，三十年代中期，职业教育思潮趋于消沉。

3.教育思潮的内涵及意义

（1）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并盛极一时。1914年，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留美学者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倡导科学教育，主张将科学内容及方法渗入各项社会事业。任鸿隽认为“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这反应了科学教育的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二是将科学方法用于教育研究以及对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2）科学教育思潮的主要流派：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教育；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3）意义：科学教育思潮和运动对中国现代教育进步的促进，具体表现在，第一，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蔚然成风，教育及心理测量，智力测验，教育统计，学务调查等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流行的研究手段；第二，各种新的教学方法的实验广泛开展，如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自学辅导主义等方法，为人们耳熟能详；第三，各高校培养教育学人才的课程和专业开始设置。

二十二、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1.“全人生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重视和关注青年问题，主张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所谓“全人生指导”，就是对青年进行全面的关心、教育和引导，即不仅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更要对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指点和疏导，使其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改进之所用。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上革命的道路。“全人生指导”思想最重要的原则是自动自律，培养青年的主动精神，让青年做自己的主人。教育只是处于指导的地位，不能包办和强制，对青年具有深远影响。

2.简述杨贤江对教育本质的论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论述教育的本质，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当代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他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论述。

（1）教育起源于生活实际。杨贤江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的需要，其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并发展起来，是帮助人营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

（2）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单纯的劳动力转变为特殊的劳动力；第二，教育以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第三，阶级社会中的教育是“变质”的，表现为五大特征，“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两种教育制度的对立”，“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男女教育不平等”。

（3）在未来社会，消除阶级之后，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4）教育由政治、经济决定，并对政治、经济产生影响。教育以实现社会经济为基础，并随之发展，教育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教育不仅由经济决定，也由政治决定，并对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教育甚至可以率先领导革命并促进革命发展。

3.简述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

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是基于社会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1）对青年问题的分析。杨贤江认为产生青年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青年期是发生显著和重要变化的时期，身心的巨变会导致各种身心问题的出现；二是社会动荡剧变也容易导致青年问题的产生。所谓青年问题，就是青年生活上发生的困难或变态，主要有人生观，政治见解，求学，生活态度，职业，社交，家庭，经济，婚姻，生理和常识等方面的问题。

（2）“全人生指导”

所谓全人生指导，就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关心，教育和引导，即不仅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对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指点和疏导，使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改进之所用。

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核心，提出通过对人类有所贡献来促进人生幸福的人生目的。主张青年要主动干预政治，投身革命。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出路也是青年的出路。强调青年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是青年的权利和义务。

杨贤江认为完满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健康生活（体育生活），是个人生活的资本。第二，劳动生活（职业生活），维持生命和促进文明的要素，是幸福的源泉；第三，公民生活（社会生活），懂得人不能脱离社会和群体而存在，要正确处理好团体纪律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第四，文化生活（学艺生活），可增添人生情趣，促进社会进步。

最后，杨贤江强调生活的宗旨是：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要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要有丰富的风尚和习惯。这就是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二篇：《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业

《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业

一、名词解释 1.“有教无类” 2.“六艺” 3.“六经” 4.“四教” 5.“教学相长” 6.京师大学堂

7.“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8.“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9.“小先生制” 10.“生活教育” 11.“艺友制”

二、简答题

1.简述孔子提出的教学原则和方法。2.简述孔子的教师理论。

3.简述《学记》中提出的教学原则。4.中国古代对教师素质提出哪些要求？ 5.简述朱子读书法。

6.简述中国古代读书法的精华。7.简述早期维新派的教育主张。

8.“百日维新”中提出哪些教育改革的主张？ 9.简述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10.简述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

11.简述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培养目标。12.在陶行知看来，自由平等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13.简述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的六大主张。

三、论述题

1.论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原则与方法。2.论述孔子关于教学的原则与方法。3.论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4.论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七大原则。

四、材料分析题

1.“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坚强的意志）而不反，谓之大成。”

问题：这段话出自中国古代哪部教育著作？讲的是什么意思？ 2.“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问题：这段话出自中国古代哪部教育著作？讲的是什么意思？ 3.“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于天也，如此其贤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 为众人而已耶！”

问题：这段话出自中国古代哪部著作？讲了一个什么道理？ 4.“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 问题：这段话是谁讲的？讲的是什么意思？

5.“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问题：这段话是谁说的？讲的是什么道理？

6.“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问题：这段话是谁讲的?反映了他什么样的思想？

7.“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问题：此话出自谁之口？讲的是什么意思？

8.“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过糊里糊涂的生活，便是受 糊里糊涂的教育。” “过的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演讲，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教育。”

问题：此话是谁讲的？讲的是什么样的教育道理？

9.“教育必须科学„„教育的内容也必须包含并着重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否则不能前进。”“任何教师必须擅长一门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训练的，不配做现代的教师。”“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

问题：这段话出自谁之口？讲的是什么样的教育道理？

10.“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培养。凡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儿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儿教育更应当普及。” 问题：这段话出自谁之口？讲的是什么样的教育道理？

第三篇：宪法思想史

三、宪法学的历史发展宪法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晰的历史轨道，因此，对宪法学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这一学科发展的脉络。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宪法学更加繁荣。

（一）宪法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1．萌芽时期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从思想渊源来说，思想家们就宪法中有关问题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古希腊、罗马到封建社会末期，就是宪法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福德斯库、博丹和科克等。在他们的思想中，与宪法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主要有政体问题、法治问题、关于基本法的问题、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唤，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近代宪法的颁布实施，宪法学也开始进入初创阶段，并随着资产阶级宪政实践的不断推进，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的不断探索，而日益完善，从而在19世纪末最终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宪法学。因此，从资本主义形成到19世纪末是宪法学的创立时期，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埃斯曼、戴雪、狄骥等。尽管格老秀斯等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家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宪法学说，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宪法与宪政问题所作的阐述不仅深刻、独到，而且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除继续讨论政体、法治、主权等问题，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外，还涉及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分权、政治法等问题。

2．创立时期在创立时期，以政治家和政论家身份阐述宪法问题的主要有美国建国前后的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马歇尔等人。当然，在这一时期真正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宪法学的创立和成熟做出更为直接贡献的还是以宪法作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宪法学家。主要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宪法学家。在德国，盖尔伯为适应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立宪君主制的现实，构思了德国国法学体系，提出了国法学的基本原则。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后，拉班德奠定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石，叶林涅克作为19世纪德国宪法学理论的完成者，也致力于法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在法国，由于其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大革命中奠定的，因而其一开始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一方面法国的宪法学通常不包括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宪法学不包括的内容，如政治制度、比较宪法制度、政党、舆论、压力集团等，法国宪法学则都予以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推动法国宪法学发展的学者，主要是埃斯曼等人。埃斯曼是法国古典宪法管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国宪法和比较法纲要》中。在英国，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宪法学家是戴雪，其宪法学理论核心是两个部分，即议会主权原则和法的统治原则。在日本，宪法学诞生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其主要标志是1889年6月伊藤博文出版的《宪法义解》一书。1897年前后，日本宪法学进入了形成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首先是一木喜德郎的《国法学讲义》。

3．发展时期在20世纪，尽管有些国家宪法学理论尚未全面展开，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宪法学毫无疑问处于繁荣和发展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宪法学，以及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又出现了虽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宪法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愿望的宪法学，从而使宪法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围绕宪法本质问题出现了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派和以鲁道夫•斯蒙特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学派，在宪法学基本理论方面出现了规范主义宪法观、决断主义宪法观和综合过程论的宪法观三大派别。在法国，狄骥和马尔佩是20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宪法学家，狄骥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引入宪法学领域，创立了法国社会连带主义宪法学理论。马尔佩受欧洲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法的一般理论必须在分析法之后得出的观点，从而变革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随着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国宪法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其主要特点仍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合为一体，许多宪法学原理融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在英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围绕坚持、补充、批判戴雪的宪法学理论而展开，其代表人物是詹宁斯。除围绕对戴雪学说的评价之外，现代英国宪法学还涉及一些其他重要课题，主要包括英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英国宪法的渊源，宪法的概念、范围和性质，国王、内阁、议会、法院及相互关系，地方政府、政党、文官制度，法的统治，英联邦组织，英国与欧共体、公民身份、移民和引渡，各种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在美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们日益强调宪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宪法学重点研究了司法行为和最高法院判决的决定过程。70年代以后，围绕宪法解释的基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解释派和非解释派。此后，批判法学研究也推进了美国宪法学的发展。日本在1910年前后，宪法学进入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美浓部达吉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宪法学初步形成，以及与此唱反调的以穗积八重为代表的保守宪法学理论的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学既继承了战前宪法学的合理因素，又根据宪法的价值发展了宪法学理论，最突出的表现在：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强调比较宪法学的必要性；重视“宪法解释学的实践性”等。

（二）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1页。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法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两大阶段。为了便于从宏观上科学地把握宪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可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萌芽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宪法学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和中国应进行立宪思想的提出，人们对民主宪法、共和、议会等问题的认识开始从直观走向理性并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即是宪法学在中国产生的萌芽状态。日本宪法学在中国早期宪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萌芽形态的中国宪法学是在中西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鸿年等，代表著作是王鸿年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学著作——《宪法法理要义》（1902年版）。2．形成时期从1991年到1930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已从分散的理论与知识，形成为初步容纳各种宪法学知识的体系。随着宪法学说的发展，宪法学教育也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研究宪法学的组织机构；此外，对外国宪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从单纯介绍日本宪法转向介绍研究欧美国家宪法的状况，还开始出现采取比较方法研究宪法和宪政的比较宪法学著作，从而使宪法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3．发展时期从1930年到1949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宪法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宪法学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宪法学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的产生。就宪法学的专题研究而言，五权宪法理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就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来说，一些进步学者既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又对苏联宪法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这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发展，也为在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4．新中国宪法学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学者们根据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探讨了宪法学的理论问题，试图建立系统的宪法学理论。1957年到1965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宪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缺乏，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属于宣传性、注释性的内容。1966年到1976年，由于宪法实际上名存实亡，宪法学者们也失去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1982年宪法制定和颁布以后是新中国宪法学走向恢复和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宪法思想

一、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种政治制度，分别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图对这四种政体分别给以了批判。第一个是斯巴达政体，这是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他们争强好胜，贪慕虚荣。第二种是寡头政体，从荣誉政治中产生，在社会采取财产私有制后出现，是一种根据财产标准确定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穷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崇拜财富，贪欲之心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争、内战很容易爆发。第三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他们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加区别的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者。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是僭主政体，这个应该说是从民主政体发展而来，民主制下极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约束，不管是个人还是法律，最终走向了极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利用民众的力量获得政权后便开始鱼肉人民，当人民发现他们培养和拥护的人的真实面目时，“他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了”。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图详细的评述了四种政体，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并没有接着给我们一个可以替换这四种政体的理想政体。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体形式均由此演绎而来。“一切其他政制实际上都是这两种母制的变种”。因此，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在一个国家中就要有具备这两种因素的政体。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制”。这是一种在节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只有在在这种“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长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他曾经批判的四种政体都不是一种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些体制的主导性成分, 只有这种“ 混合政治”才是现实的最优体制,才是各种善理念的现实的体制根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图曾说“一个是极端的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揭示了极端君主制的极权法则与极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这两类权力原则由于违反权力的制约

原则而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柏拉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混合政体, 在法律统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二、亚里士多德

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第二章

古罗马的宪法思想

一、波里比阿

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罗马共和国政体做专门分析。[3]在《通史》的开头，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狭、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寻找罗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如此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4]在第3卷有关全书计划的说明中，他再次声明要对罗马共和国政体进行专门研究；第6卷称“我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我一直认为这一分析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5]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当罗马于坎奈遭遇惨败后的关键时刻，中断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专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罗马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所具有的优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复兴。[6]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过6种基本政体，其中3种为正常形态，分别是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种则是正常政体的变态，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形态，分别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对政治社会的产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因为时常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人类的大部分被消灭，知识和社会制度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长，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然的弱点，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着其他的人。” [7]因体力和勇气而树立的统治，被称为君主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类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王政观念开始诞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所以，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而它们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8]王政时代，统治者虽仍是一人，统治方式却与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统治“被他的臣民们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诉之于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 [9]国王们修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

二、西塞罗

第三章

中世纪的宪法思想

一、教会法学派

二、人文主义法学派

三、马基雅弗利

四、布丹

中篇

近代宪法思想

第四章

宪法与启蒙运动

一、科克

二、孟德斯鸠

三、卢梭

四、休漠

五、康德

六、黑格尔

第五章

宪法与近代革命

一、洛克

二、潘恩

第四篇：管理思想史

科目：管理思想史

学院：

班级：2008

姓名：

学号：20080511404

历史与社会*历史学 级（1)班 郎治伦

浅析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及对中学课堂管理的影响

作为一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类本科生，在本学期选修了“管理思想史”这门课程后，受益良多。其实，在以后的中学课堂生活中，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运用到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伟人提出了纯理论的或者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理论，但是在这其中，我最为推崇的是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他被人们尊称为“管理过程之父”！代表作是《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同泰勒的科学管理主张不同的是，法约尔从总经理的办公桌旁，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管理理论体系；这不仅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是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础所在。他第一次从经营职能中独立出了管理活动；提出管理活动所需的五大职能和14条管理原则。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一般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一般管理理论的内容简介：

（一）、独立管理活动和分析管理五大职能

法约尔首先从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管理这6中基本的企业活动中把管理和其他活动加以区分，这成为了以后的管理过程学派和组织理论的重要基础。

法约尔把管理活动划分了五大职能，分别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就如同在课堂上，现实按照课前设想进行教学，再在课中组织学生学习，并调整好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个时候的班级就好比一个有了良好的管理系统的企业。

1、计划是否具有统一、连续、灵活和精确的特性，对管理工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整个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

2、组织职能则是进行管理活动的基础，组织职能就是要建立企业的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

3、指挥职能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促使其人员发挥作用、减少无效耗费的过程，使组织成员的活动得到保证。要进行有效的指挥的话，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a.对职工有深入地了解；b.对组织和职工之间的协定要很了解；c.对组织要进行定期检查，并使用概括的图表来促进这项工作；d.召集主要助手开会，以便统一指挥和集中精力;e.力争使组织成员团结、主动、积极和忠诚；

4、协调职能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和力量，即要分清主次，就是使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从而良好的协调好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进度。在课堂上也应当协调好学生之间的学习进度，立秋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5、控制职能是管理活动的最终手段，是用来防止和改正在执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没有控制，其他四种要素活动的效果既得不到验证，也得不到保证。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有 ：首先是要及时采取行动；其次是要检查人员应具备必要的条件；最后则是应注意控制的度，避免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这也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能够良好的把握住学生的心理变

化，控制好课堂教学的方向！

统观以上管理的五大职能，这五大职能互不干涉，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基本概括了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全面性；管理活动浓缩为五大职能，简洁易懂，具有很强的简洁性。法约尔提出的这五大职能的三种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后人难以取代。管理是以计划为中心的各个管理职能交替发挥作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法约尔被人们称为“管理过程之父”。其实，当课堂上能够良好的运用这五大职能过后，课堂也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管理的十四大原则

1、劳动分工：这是合理的利用个人力量和集体量的最好的方法，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了可能；

2、权力与责任：权力指挥与要求别人服从的力量，权力与责任二者互为因果，有权必有责；

3、纪律：纪律对于企业取得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几率是企业同雇员之间关于服从、勉励、积极、规矩、尊重的契约；

4、统一指挥 ：一个下属都应该接收而且只应接收一个上司的命令；

5、统一领导 ：凡是具有同一目标的全部活动，仅有一个领导和一套计划；

6、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要考虑的首要目标，获得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

7、合理的报酬：薪给制度应当公平，对工作成绩与工作效率优良者应有奖励，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既能够奖励有益的努力和激情，又不超过合理限度，达到双方的满意；

8、适当的集权和分权:要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应改变集权与分权的程度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

9、等级制度:在取得授权的情形下,不同部门的低层级管理人员越过上级权力与信息链直接进行沟通与交流,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同时也是执行权力的路线;

10、秩序: “凡事各有其位”(各有其位，各称其位)，即保证一切工作都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11、公平:善意和公道.公道是执行已订立的协定,善意地对待员工,关注平等.12、保持人员稳定:任何组织都有必要鼓励职工做长期的服务，因为这是组织相对稳定的基础所在；

13、首创精神:是创立和推行计划的动力，也是企业发明和建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的大小的关键点；

14、人员的团结:全体成员的和谐与团结是企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的力量，努力地实现组织内部的和谐，避免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分裂！

对于这是四点原则来言，课堂中老师应当尽量的保持在教学事务中的公平、有序、团结、积极向上，并且老师也应当合适的估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以求学生的主动积极的学习！

二、对法约尔管理思想的分析与评价：

（一）、法约尔的贡献

法约尔是“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他对于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理论的开创性

研究，其中特别是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以及管理原则的描述，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以后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历程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法约尔系统性、理论性的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理论构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适用于各行各业，给实际管理人员带去了很大的帮助。法约尔还强调要使管理真正有效，还必须积累自己的经验，并适宜地掌握合理运用这些原则的尺度。

（二）、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管理原则缺乏弹性，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完全遵守；

2、有些概念关系还有些混乱：如管理与领导之关系，领导之于指挥、协调、沟通等。

三、法约尔的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约尔指出管理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通过进行管理教育来培养所需的管理人才。因此，法约尔的管理思想还具有计划的重要性；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管理的实践性。如果一个老师良好的理解的法约尔的主张过后，又能够很好的运用到中学课堂上的话，那么法约尔的主张就是一份很好的课堂管理守则！遵从这些守则，有助于良好的进行中学的课堂管理！

第五篇：思想史意义

试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史意义

2006-1-2 阅读2816次 本站网友 青青草 发表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文学价值观念逆转并引起接受对象的迁徙，文学性质由此发生根本转变，文学创作立足点也发生根本转移，文艺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从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史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导延安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后，更是直接制约和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面貌。一般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文本时，多着眼于《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意义及其在解放后对中国大陆文艺界所产生的影响，鲜有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反思和定位《讲话》的作用和影响。《讲话》从发表至今已逾60多年的历史，从当下社会语境来看自有其局限性所在，但若放在整个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讲话》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讲话》的出现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言路发生了转变，引起文学研究中价值论、作家论、读者论等方面研究的彻底变化。从文学理论史的角度来说，研究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以及未来的中国文论发展，《讲话》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一

《讲话》在思想史上的首要贡献就是它彻底颠覆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文学的价值取向是文学价值构成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价值取向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的接受目标或曰文学的归宿问题，亦即一个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这一问题成为各种流派和立场的理论家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就连自由主义文学家也说这一问题“实在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1]。

在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上，中国历代主流文学，其创作目标或者说接受对象，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文学不过是统治者精神消遣的对象，有时也可以充当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无论是“载道”的文学还是“缘情”的文学，都是统治阶级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因子，无论它们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多大程度的同情，充其量不过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文学，而不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载”之“道”，是统治阶级的驭人之“道”，所“缘”之“情”，是封建贵族和士大夫官场失意的牢骚之“情”或恣情山水时的娱乐之“情”。广大穷苦的劳动者是无法进入文学创造和表现的领域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大都离劳动者的生活太远，再加上，广大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学只能是游离于他们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在它引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问题。《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亦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2]《讲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尽管“文艺为工农”的发明权并不在于延安《讲话》，但《讲话》无疑把这种观点和精神系统化了。

《讲话》还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新方向，给文艺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并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

观念和审美原则，使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学发展的历史要从此改变和重写。

文学价值论牵涉到话语领导权问题，在文学活动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作品由谁来写、写给谁看、怎样来写？站在社会上层人、知识精英的立场还是站在底层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写，最终又是为谁来服务，其结果和面貌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与创作过程中主体与接受客体即读者问题的解决是密切相关的。

二

文学创作主体论问题与价值论关联最为紧密，这一问题在《讲话》之前始终悬而未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文学主体论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为谁写作、怎样写作的问题。这一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文学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只是由于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始终没有结果。

从历史上看，自“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从创作实践上看，“五四”新文学革命，其作用和影响基本上止于知识分子圈子内，与底层民众关涉基本不大。这一情形虽经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冲击，亦未见大的改变。沦陷区一位评论家在探讨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道：“左翼作家联盟号称以工农大众为读者对象，写描写工农痛苦的文章”，这样一来，“虽然题材是广泛了，而文学的实际并没有像那些题材一样的属于民众。即使描写工农的作品，也是出于文人所想像，至多不过是观察了的。因此，文学还不真正是一般民众的。”[4]这种认识明显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即文学不属于人民大众的原因在于作家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生活，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想大众之所想，再进一步说，就是没能够真正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表达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5］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6］。解放区在延安整风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说到底，文艺创作上的“大众化”或“化大众”问题不是“普及”与“提高”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即带有实质性的立场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价值论方面的目标才能开始实行。

当然，创作主体思想的变化离不开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发展，毕竟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此外，接受主体的文化水平及审美趣味，也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传播。仅仅从创作主体因素着手，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对此，冯雪峰做过精辟的概括：“人民大众之文化的要求，谁都明白是和政治的及生活的要求和斗争相一致的，而首先„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是民主的政治，是他们从重重的压迫与剥削下解放出来，是他们生活和地位的真实的改善，以及反映和协助这种要求与斗争的文化和

文化生活。”[7]这一看法可谓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决定文学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经济、政治如果在实质上根本不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仅凭文学家们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根本上无济于事。杨晦所说的国统区文学虽然“一直沿袭着„五四‟的，或者是说再加上大众文学的传统”，对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有过深入和热烈的讨论，却因为远离劳动大众的翻身解放这一主题，“不能正确地了解这个问题的发展来由，所以，争来争去，始终不曾捉住要领”[8]，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后来，文学家们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作家臧云远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大众化”问题虽经长期探讨终无结果，过后“批评家们提出„要向生活的密林突进‟，但没有把问题解决，延安方面可把这问题解决了——请看《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批评家也无话可说”[9]。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相应的经济、政治条件缺乏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为大众”的文艺。“革命文学”难以达至自身的目标，国统区文学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解放区文艺界得到解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她所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建立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具备了解决文艺服务目标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政治利益上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共产党，必然也要制定出相应的服务人民的文艺政策。从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发展情况而言，《讲话》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学大众化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延安讲话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合理延伸的结果。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经过文艺整风、各种形式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经由政策化的引导，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权威观念。在此观念之下，广大解放区还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学思潮，涌现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工农兵作家，创造出了一系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清新的气息和健康的情调的作品，满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三

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关注也是《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文学接受方面的问题在《讲话》具体表现为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创作主体论紧紧连在一起。因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但写给谁看完全取决于创作者抱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创作完成以后，作品需要投入到接受主体即读者的接受教程中才能产生作用、发生影响，但影响的效果，即作品思想内容的好坏和艺术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接受者的评价，因此文学评价的标准顺理成章的成为文学接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读者地位的确立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接受美学的焦点所在，《讲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分析与接受美学有着质的区别。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者对象是模糊、不具体、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明确的身分限制。

《讲话》在文学思想史甚至社会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讲话》发表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的文学家们能够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作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要说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文学，就是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比，《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方向转折。因为，“如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10]。“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得文学活动中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对象发生迁徙，从而使文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和转折，文艺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成为人民自己需要而且从此也能得到满足的精神工

具。1949年7月，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观念下，文学家们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目标。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11]，“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12]“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3]。在这种情形下，“五四”以来进步文艺界久争未决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正确解决的途径”[14]。

新的接受之维确立以后，文学创作的要求及文学评价的标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工农大众既然成为文学接受的中心目标，则以表现工农大众这一目标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邵荃麟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今天的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更主要的是从我们周围比较熟稔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面貌，去感觉他们的爱与憎、愤怒与欣悦，从琐屑与平凡中间去窥察他们的新生与没落的过程，从各阶层的生活细节中去看到他们意识的矛盾、变化与孕育状态，从这种方向上以达到典型创造的境界”[15]。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能否满足工农大众的精神需要，既是衡量作家创作目标的政治尺度，也是判断作品艺术性的一个标准。从能否满足大众精神需要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理论家往往把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具体化为“为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黄药眠谈及文学的政治性特征时说：“今天，把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当作为考验作家生活态度的基本前提是非常适当的。把文艺之政治倾向性更加强调，把现实主义，更具体化为：„写广大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写广大人民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是非常之正确的”[16]。对于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艺术评价标准也仍然无法脱离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和要求。理论家们在探讨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等问题时，也首先强调这一点。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何其芳提出：“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上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17]。邵荃麟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艺术评价的标准与文学接受目标的关系，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是不能和它的社会的历史性独立开来的”，“我们总喜欢以能使知识分子同自己起共鸣的思想感情作为决定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这多少是知识阶级独霸文化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站在大众以外的立场“去衡量艺术”是一种“旧的美学观点”，“只有属于大众的，能使广大群众起共鸣的，富于现实斗争功利性的艺术，它的真实性才更广大，它的艺术力量也更强”。以服务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作为文学批评艺术标准的重要尺度，邵荃麟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其实也是艺术本身的要求”[18]。

尤其是40年代后期，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功利主义的文学要求成为普适性的新的美学原则，延安“讲话”所确立的文学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思想已成为批评界的共识，“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其中的最大多数是工农——服务，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些模糊的„为文艺而文艺‟或„超阶级‟、„超斗争‟的文艺思想，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19]。在此情形下，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主流方法，既是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发展的产物，也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文学自身选择的结果。

文学及其理论要随时代而变化，但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最终服务目标必须是从广大的普通民众，这一立场和宗旨不能变。这一文学理念，是《讲话》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讲话》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