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第一篇：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鲁义

2013-1-29 14:21:32 来源：《日本学刊》(京)2008年3期

作者简介：鲁义，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内容提要：日本战时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伤害和影响。日方在销毁化武问题上一直持消极、拖延立场，并拒绝对中方受害者给予赔偿。在日本国内，一些人否认历史事实，企图推卸日本应承担的销毁责任。现在，日方将销毁化武的最后时限推迟到2012年4月。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如何敦促日方恪守承诺、切实履约，中方应加强对后续工作的研究和对应。

关 键 词：日遗化武 处理现状 伤害赔偿 应对措施

近年来，日本战时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以下称“日遗化武”）以及由此对当地居民造成的伤害事件，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引起各界民众的高度关注。按照原来的规定，2007年4月是日本承诺彻底销毁日遗化武的最后时间。现在，日遗化武处理进展如何？日本国内有何动向？日遗化武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如何解决？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 日遗化武的分布及处理现状

日本投降前夕，在中国内地到底遗弃了多少化学武器？目前尚不清楚。根据中方统计，截至2006年9月，在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个地点相继发现了日遗化武，而且数量巨大。①这些日遗化武发现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1)中方早期发现并已销毁了的化武。此类化武涉及17个地点，数量最多的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和富锦县，分别为20余万发和10余万发，早在1959年和1960年中方就将其销毁了。(2)当地发现后逐级上报但尚未最后确认的埋藏点。此种类型多达43个地点，其中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境内最多，分别为12处和9处。(3)中方已经调查确认、但尚未向日方通报的发现点。此种类型涉及南自广东省北到黑龙江省的23个地点，大部分为化学炮弹，目前在托管处封存。(4)中日双方共同调查后已经确认的发现点。此类涉及14个省（自治区）的55个地点。其中最多的是黑龙江省，有18处之多。而在同一地点埋藏量最多的是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该处埋有各类化学炮弹和毒剂筒约30余万发（件）②。目前日方发布的有关日遗化武的数量及挖掘信息，指的是第四种类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方就向日方发出照会，通报了中国境内的日遗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负起责任，采取妥善处理措施。但是，日本方面反应消极，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遗弃过化学弹剂。1997年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及1999年中日双方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后，日方态度才有所改变。按其规定，日方应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和其他资源，诚实履行作为遗弃国应承担的义务，在2007年4月前销毁遗弃在华的全部化学武器。

一般说来，销毁日遗化武要经过这样几道程序，即挖掘回收、辨认分类、临时封存、解体和无害化处理。其中，无害化处理是销毁日遗化武最终所要达到的结果。它不仅仅是销毁日遗化武弹体本身，还要对销毁过程中的排烟、排水、排气和由此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在挖掘回收过程中被弹体污染的土壤等进行处理，全部实现无害化。只有这些程序全都完成，销毁工作才算结束。现在，《公约》和《备忘录》规定的销毁期限早已经超过，日方是否信守承诺，给中方特别是在日遗化武埋藏地周边生活和工作的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呢？答案令人失望。目前的状况是：(1)由于日方拒绝向中方提供日遗化武遗弃地点及数量的相关信息，日遗化武的总体情况难以把握。目前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对已知和可疑地点的掌控，而其他地点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情况可能会随时发生。日方对此从未提出过有效的防范建议和措施。(2)从1995年3月日方首次派员到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现场调查开始，到2007年2月止，日方来华作业60余次，共挖掘回收日遗化武37499件，清理出被污染土壤等近200余吨，并对其实行了封存处理。③但是，对于日遗化武数量最多的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和另外三个发现点的挖掘回收工作尚未开始。(3)经过长时间的国内外考察和试验，2004年日方最终决定采用“高温燃烧”技术来销毁日遗化武，并计划在敦化建设大型销毁工厂，以便集中处理该地数量巨大的日遗化武。目前建设工程刚刚开工，何时竣工并开始无害化处理，还是个未知数。外交部处理日遗化武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称：“目前，所有已经发现并被临时安全化处理的化学武器没有一枚被销毁。”④(4)《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化学武器的遗弃国在各阶段的销毁时限及数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依据该规定，日本应在1999年建成必要的销毁设施并完成相关试验，2000年销毁日遗化武总量的10%以上，2002年销毁20%，2004年销毁45%，十年内即2007年4月全部销毁完毕。如果销毁不完，经与当事国协商获得同意后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实际上，日方在一开始就对履约工作消极拖延，做好了延长销毁期限的打算，并为此大造舆论。⑤2006年4月，日本向国际禁化组织提交申请，同年7月该组织同意日本将其销毁时限延长五年至2012年。日方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别说无害化处理，就连对已知的日遗化武埋藏点的最基础的挖掘工作还没做完，足见其销毁工作的缓慢程度。

中国政府对日遗化武问题极为重视。鉴于日方动作迟缓，未能切实履约的实际，中方在国际禁化组织大会等多种场合表示不满，敦促日方“全面履行公约义务，尽早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两国有关部门的具体交涉外，在中日首脑会谈时，日遗化武问题也多次被提上日程。1998年11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在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方重申，“诚恳对待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承担责任并尽快采取实际步骤销毁这些遗弃化学武器”⑥。2003年10月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敦促日方快速、妥善处理日遗化武问题。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双方对设立“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日中联合机构”表示欢迎。为加快销毁进程，日方表示将根据中方提议引进移动式处理设备进行作业，中方对此表示欢迎。⑦

二 日遗化武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及其赔偿问题

日遗化武地点分布广泛，而且经过战后60多年的泥土掩埋，大部分已经严重锈蚀，有的已经泄露，对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和极大伤害。最令人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方从未向中方提供任何相关信息，已知的日遗化武都是在当地城市建设或者居民日常生活中被偶然发现的，这给中方在采取防范和对应措施时增加了难度。

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有居民80余户，200多口人。据当地居民说，由于地下埋有日遗化武，该区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寸草不生，近些年才长出些杂草，但庄稼仍无法生长。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大豆和玉米等农作物只能种在远处山上，那里“也是受过污染的”。1961年至今，该地已有80余人死于化学武器污染，其中70余人死因为骨癌或肺癌，7人直接受到日遗化武伤害。⑧另据吉林省有关方面的统计，从日本投降至1997年，敦化当地居民因化学武器致伤致残者众多，仅可以列举出姓名的致死者就多达747人。⑨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受到日遗化武伤害者超过2000人。⑩

近年来，日遗化武伤人事件仍在发生。2003年8月，齐齐哈尔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毒剂泄漏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43人受伤的人间惨剧。2004年7月，吉林省敦化市两名儿童在河水中玩耍时触摸到日遗化武泄漏的毒液，手脚等部位出现红肿溃烂。2005年6月，广州番禺三位居民在河岸搬运泥沙时受到日遗化武的伤害。

2006年3月，黑龙江省对51名日遗化武受害者进行了包括呼吸、皮肤、眼科等九个项目的体检，结果令人震惊。所有受害者的眼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视力逐年下降，多数人的皮肤已经受损，一些人呼吸道损伤严重，免疫力呈下降趋势。在场的日方医师也认为，受害者的病情已经从急性转成了慢性，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1)

对于日遗化武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受害人提出的极为正常的赔偿要求，日本方面要么置之不理，不承担责任，要么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中国原告在经过几年的苦苦等待之后，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在2003年5月作出判决，承认“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是违法的”，但是以“日本要在主权之外的中国回收化学武器是困难的”为由，驳回中方受害者的赔偿请求，判其败诉。同年9月，在另一起诉讼案的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政府未能积极向中方提供化学武器的遗弃地点和处理方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也未履行其义务，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判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1.9亿日元。日本政府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得知判决结果后表示，相似的案件竟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希望法务省和外务省就此事进行协调。(12)在此后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了日军遗弃和隐瞒毒气弹的事实，但还是驳回了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

齐齐哈尔事件发生后，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向受害人支付了“医疗费和慰问金”，但不承认是赔偿。

日方为什么拒绝对中方受害者进行赔偿？表面上看，所谓异地管辖权是其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而实际上，日方最为担心的是因某一赔偿判例引起连锁反应。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现在，中国民众对日索赔诉讼案件几十起，日方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中方无一例胜诉。拒绝赔偿是日方坚守的底线。它可以承认“遗弃化武”，承认化学武器“对中国人造成了伤害”，甚至可以承认“侵略”，但就是拒绝赔偿，不愿为历史承担责任。对日方来说，如果只对某一案件的受害人给以赔偿或许并不难，但该判决一旦确立，就犹如其堤坝被豁开了一道口子，整个大坝将有全面决堤的危险，这是日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况且，赔偿还直接涉及对侵略历史事实的认定等问题，日方当然不希望将原本就比较复杂、他们一直不愿直面的历史问题因此搞得更加复杂，当然更不希望使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更加被动。

三 日本国内的另类声音及其主张

为了尽快销毁日遗化武，中方对日方的工作始终给以大力支持和积极协助。在每次的挖掘回收作业现场，中方都派出专家协助日方工作，还派出保卫、医护等相关人员予以配合，有时人数多达几百人。日方对此非常满意，称如果没有中方的支持和配合，完成现场作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3)对于已经挖掘回收但尚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大量日遗化武，中方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专门建立了七个日遗化武托管库，而在尚未建库的其他地区临时租用了十个设施作为临时托管所，进行集中保管，并安排专业警卫人员对上述库房进行24小时值守，以确保万无一失。应该说，中方在协助日方处理日遗化武方面尽职尽责，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但是，日本一些媒体对中方的工作却视而不见，反倒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或者发布不实消息，称中方利用销毁日遗化武之机另有所图，极力诋毁中方的善意和所做的工作。例如，有报道说，中方提出除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外，“还要在其他地方建销毁工厂”。这样，日方的整个“预算要超过1万亿日元”。与销毁工厂配套建设的发电站，实际上“几千千瓦就足够了”，但中方却坚持“要建几万千瓦的发电站，还要有一个直升机场”，以便日后“转为军用”。另外，修建的作业用道路“宽阔”且“相当坚实，可以跑坦克和装甲车”，因为该地距俄罗斯和朝鲜近，战略位置重要，中方有“军事上的考虑”，等等。这些报道实在是太离谱，妨碍了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日本销毁日遗化武真实情况的了解，对销毁工作构成严重干扰，而且在日本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鉴此，2006年1月，日本政府负责处理该项工作的“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破例发表声明，对一些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有关问题逐一订正，称报道内容“不符合事实”、“中方从未提出过”、“转为军用纯属猜想”，等等。(14)于是，媒体报道中喧嚣一时的不实之词才被澄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有人在日本山形县“西伯利亚史料馆”发现了一批“重要史料”，即日本投降时被解除武装的记录——手写的“武器交接书”。该文书共600余份，详细记载了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向所在地山西的国民党军上缴武器的情况。其中记录了各种枪支弹药的种类及数量，日军上缴者和中方接收军官的签名及手印，涉及人员达几十人。日本《正论》杂志以此为题，从当年的6月号起连续发表关于日遗化武的相关文章和当事者证言，对该文书进行分析和推论。文章称，日本战败时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指中国东北）则上缴给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了，这其中自然包括化学武器，因此日方不存在遗弃行为。如果说遗弃的话，也不是日本遗弃的，而是中国和苏联军队接收之后由他们遗弃的。还有一日本老兵出来作证说，当年在敦化日军将化学武器上缴给了苏军。当有人质疑“武器交接书”中并没有化学武器的记录因而不足为凭时，作者称，鉴于当时的情况，不可能直接写化学武器，只能用片假名的“隐语”来表示。(15)

上述文章发表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有人为之欢呼，称新发现的文书“具有极其珍贵的意义”，它将会使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说法“有180度的改变”，日本也就“不用再承担销毁的责任”了。也有人痛骂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和外相河野洋平是“卖国贼”，对中国的主张“忍气吞声”、“全盘接受”。还有人提出要国际社会和中国给日本“恢复名誉”，使其“摆脱罪恶感和自责的痛苦”。当然，也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要作者尊重历史事实，不要给读者造成“认识混乱”。(16)日本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但因为事关重大，官方的表态则比较慎重。2006年5月，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表示，政府将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调查。2007年2月，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室长高松明在众议院回答质询时说：“如果能够发现将化学武器上缴给中国或苏联的正式文书的话，日本负责销毁日遗化武的基本结构就会发生变化。”(17)

上述文书的发现，虽然令日本一些人士一时为之高兴，但根本改变不了日本侵略者当年遗弃化学武器的历史事实。近年来不断有日本老兵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日军当年为销毁罪证遗弃化学武器的行径。2005年7月，日本老兵木村和律师一起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为日军当年遗弃毒弹作证。木村说，当年“曾亲手在兴隆镇埋下了毒气弹和炸弹”。毒气弹被投进水井里，井口距水面十多米深。当时为了多处理一些毒弹，就将弹箱拆毁，将毒气弹直接扔入水中。(18)这是时隔一年后木村第二次专程到该地指认遗弃化武现场。2006年3月，81岁的吉田勇雄来到哈尔滨市郊周家镇，寻找他当年在这里遗弃的化学炮弹。吉田回忆说，1945年他在关东军独立辎重兵第57大队任二等兵。在苏联红军进攻哈尔滨时，上司命令他们将200多枚毒气弹投进距离周家火车站不远的一口水井里。(19)在日本国内，86岁的小林利男和79岁的兴梠治照得知在中国发生的毒气伤人事件后，亲自到法庭作证，揭露当年在上司的命令下参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称这是日军有组织的遗弃行为。(20)日军当年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日本新发现的交接文书能说明什么呢？文章的作者也承认，文书的真伪还需要验证。即便该文书是真的，也只是当年山西日军被解除武器及其数量的记录，并不能代表日军在中国其他地方解除武装的情况。况且，文书中并没有化学武器方面的内容。此其一。经日本防卫省军事专家对其验证，“用片假名的隐语来表示”化学武器的推论“不能成立”。文中的片假名标记属于当时日军的正常记录，并非“隐语”，不代表化学武器。此其二。其三，在上述的所谓“重要发现”之后，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后续调查结果未能对其提供佐证和支持。就连日本外务省委托智囊机构进行调查过程中提交的“中期报告”也承认，“还不能得出化学武器上缴给中方的结论”(21)。既然如此，日本一些人精心编织的妄图否认历史事实、推卸日本销毁化学武器责任的一切不实之词也就不值得一驳了。

四 关于销毁日遗化武的建议与对策

鉴于日本政府对日遗化武给中国环境和周边民众造成的严重影响和伤害的现实一直采取的消极对应、能拖则拖的态度，以及日本社会中始终有人歪曲、否认历史事实的做法，笔者呼吁我国有关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日遗化武问题的研究，结合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对应措施，推动日方加快工作，早日彻底销毁日遗化武，使当地民众能过上安全、安心、安定的生活。为此，笔者建议：

（一）加强对日遗化武危害性的宣传

根据对已经发生的多起日遗化武伤人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日遗化武的遗弃地点散乱，其挖掘与找寻工作无规律可循，大多是在城建施工或者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被偶然发现的。而当事人是在对其没有任何警觉、甚至完全无知的状态下受到伤害的。因此，加强对日遗化武危害性的宣传就显得格外重要。关于日遗化武的宣传，应包括日遗化武的种类、危害性、简单的识别方法、发现可疑之物的报警办法，以及一旦受到伤害后的自救措施等等。由于日遗化武分布广泛，而且各地遗弃数量不同，除在全国性媒体宣传外，各重点地区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加强宣传，切实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避免受到伤害。

（二）及时公开必要的信息

日遗化武对生态环境和居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中国民众对日遗化武的分布情况、中日双方围绕该问题的交涉、日方应承担的责任、特别是日方处理的最新进展状况等信息知之甚少。近年来有媒体对此作过一些报道，但主要是以突发性事件为中心，而且内容极为有限。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信息源，相关信息不公开。如果是因为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情绪，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有关方面对日方挖掘现场和作业进展采取一定程度的保密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措施。一旦作业完成，便应向民众公开结果和安全状况。及时公开必要的信息，可以提高公众的认知程度，减少当地民众的担心和不必要的恐慌，还可以减少政府压力，有利于从民众层面敦促日方加快履约，可谓好处多多。

（三）对日遗化武的受害者给以援助

长期以来，日遗化武的受害者忍受着伤痛和精神上的折磨，严重者年纪轻轻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人因此家庭破裂，生活极度困苦，成为和平时期因战争遗留问题而受害、需要援助和关照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群体要采取特殊的有针对性的援助方式，例如建立受害者援护制度，依其伤害程度发放生活或医疗补助金；组织有关部门定期为其做免费体检，提供法律援助和司法服务。在政府层面，可否考虑要求日方设立“日遗化武受害者基金”，在财力上为其提供帮助。

（四）加强对后续工作的研究和对应

依据双方协商结果，日方将销毁日遗化武的最后时限推迟了五年。对日方来说，这是处心积虑得到的满意结果。但对中方来说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么，到2012年4月日方能完成销毁日遗化武吗？根据对目前日方的态度和作业进程的分析，笔者认为，其可能性令人怀疑。严酷的现实逼迫中方现在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在未来的四年时间内，采取怎样的措施能够促使日本恪守承诺、切实履约？如果日方在推迟后的时间段依然不能完成销毁工作，中方有怎样的对应措施？在2012年规定的期限之后，如果新发现了日遗化武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尽早考虑应对措施。

注释：

①参见石建华主编：《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回收技术规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数字为笔者统计。

②对该数字中日双方有争论，日方认定的数字也前后不一。30余万发（件）为日方最后认定的数字。

③参见《中国强烈要求日本尽快处理遗弃在华化学武器》，http://www.xiexiebang.com，2006年11月23日。

(21)http://www.iza.ne.jp/news/newsartics/diplomacy/96804/.

第二篇：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国家标准

环保网 >> 全站文章索引 >> 第157页: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空气中苯氯乙酮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44-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土壤中路易氏剂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46-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土壤中二苯氰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48-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固体废物中路易氏剂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50-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固体废物中二苯氰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52-2003)[未知] 

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HJ/T154-2004)[未知] 

道路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90-2004)[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空气中氧联双二苯胂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57-2004)[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苯氯乙酮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59-2004)[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空气中二苯氰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61-2005)[未知] 

总有机碳（TOC）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4—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废气中路易氏剂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06—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土壤中芥子气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08-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路易氏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10-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二苯氯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12-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芥子亚砜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14-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三苯胂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HJ/T116-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土壤中苯氯乙酮的测定-气相色谱法（试行）(HJ/T118-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土壤中氯乙烯氧胂的测定-乙炔铜分光光度法（试行）(HJ/T120-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水中氯乙烯氧胂的测定-乙炔铜分光光度法（试行）(HJ/T122-2003)[未知]



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废气中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毛细管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试行）(HJ/T124-2003)[未知]

第三篇：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日期：2008-02-26来源：

日本在60年代以前提倡增产，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中心的农业观居主导地位。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与经济高速增长伴生的公害问题严重，国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逐步提高，随之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价值；1975年以后，人们普遍转向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开始追求生活价值，强调发挥农业、农村的社会、文化作用。日本的都市农业伴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增

长及发展观的变化而成长起来了。

一、日本都市农业的现状

日本具有三大都市圈首都圈、中京圈和近畿圈，都市农业主要是指这三大

圈内的农业。其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一）耕地零碎，农业集约化程度高

在日本，由于城市无序发展，土地变得狭窄细小，耕地十分零碎，常呈“格子田”、“箱子田”，伴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都市内的生产者愈来愈认识到农地所内含的价值。与日本国其它农地相比，都市内不少农家十分注重引进先进科技、引进新品种，增加物质的劳力投入，农业专业化、集约化程度明显高于其它农区。据统计，各大都市内农业技术骨干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一些农区。如在专业农家中，有1人以上专职从事农业的，日本全国占24.5%，而东京都则达40.2%，神奈川县为30.1%。有2人以上专职从事农业的，东京都达7.7%，神奈川县和爱知县分别达8.3%和5.6%，都高于日本全国的4.2%的平

均数。

（二）兼业性强，农民收入以不动产收入为主

由于大批劳动力向非农转移，三大都市圈内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化程度很高。同时，这些地方具有紧靠大城市、农地价格上涨的优势，不少农家充分利用现存的零星土地建造停车场、仓库，出租房屋、店铺，以此增加收入。1991年日本三大都市圈内农家收入中，平均有69.3%的农家有不动产收入，局部地区83.5%的农家其收入中都有不动产收入。从总体来看，以出租房屋为主的不动产收入已成为都市中农家收入的重要支柱。这样，在都市化进展较快的大都市，已蜕化成依靠租贷收入生活的新型农民。

（三）与城市相适应的观光农业盛行

观光农业的发展，已渐渐成为农民的主要业务。这其中主要又有两种形式：

（1）市民农园。不少农家的土地除少量自己耕作外，还有一大部分出租给城市市民业余耕种。（2）农业公园（观光农园）。从总体来看，日本的农业公园有三个特点：一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实际，发展特色农产品。二是广泛采用先进的玻璃温室、营养液栽培等技术，不少农业公园新奇独特。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少地方的农业公园把生产的农产品加工成食品、饮料、化妆品等，供市民选购。此外，还有民宿农庄、农村留学、自然休养等多种形式。

（四）以批发市场为主，流通渠道多样化

在日本，大城市的农产品供应时令性强、市场需求大、涉及而广、流通速度很快。大、中城市都相继成立了中央批发市场，一部分农产品通过农协的中介作用直接输送给批发商或加工企业，一部分由农协组织进入批发市场，经过检疫合格后，拍卖销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将其批发给零售商，再经零售商通过大、中、小型超市出售给消费者。也还有部分农民自产自销，不少地方开办了

农民直销所、农协共同销售所、无人销售所，还有一些地方则采取生产者与工厂、学校以及各类消费团体签订合同，建立稳固的产销关系的方式，不少农家还将自行栽培的农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日本大都市内各类农产品的流通形

式日渐多元化。

二、日本都市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日本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难题。由于都市农业往往在大城市内的一个特定区域，正日益受到城市的多重影响，离城市越近，影响

就越大。

（一）对农田的侵占和农业的不稳定性

城市的发展必须依托土地，而市民将农村特别是被划为市街化区域的农地作为未来所需土地储备处的首选，这样，征得的土地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给城市规划带来了不少麻烦。修建主干道、环形道路、铁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也会引起多种麻烦。农地被建筑物包围以后，设施遭破坏，采光不足，交通不便，流通不畅，更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农业经营活动还因同居一处的市民对农业带来的种种不便而难以开展。由于非农业项目对农田的持续侵占，农业的不稳定性已成为阻碍都市农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二）农业的污染和城市对农业的干扰

由于都市农业经营日趋集约化，在生产过程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加之畜牧业集约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尿处理不当，由此对土地、湖泊和地下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少市民对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养

殖场的指责有增无减，纷纷要求采取措施予以搬迁解决。据大阪府调查，各类干扰影响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依为：水质恶化、偷窃破坏、猫狗破坏作物、日照通风不良、城市灰尘污染、工厂散发浓烟危害、夜间光照过长危害、农业

设施损坏等等。

（三）农村劳力老龄化、女性化和农业高度兼业化

大城市的急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三大都市圈内大城市农村劳力特别是年轻男劳力都显著减少，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老龄化、女性化，农业后继乏人已成为日本都市农业面临的又一大难题。都市农业劳动力锐减，使农业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大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兼业，农业就业劳动力严重老化，质量相对降低，从而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兼业农户越来越依赖非农收入，农业收入的比重显著降低，结果造成农业经营

日益粗放，土地生产率和利用率相对较低。

三、日本发展都市农业所采取的对策

对都市农业出现的一些困难及危机，日本政府和农业界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建议对策，不少地方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对策是：

（一）制定政策，确保都市与农业长期共存

日本不少专家学者指出，要把农业规划放到城市规划中统一考虑，通过立法和规划，让农业作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长期存在。着重抓好几点：一是贯彻执行《改正生产绿地法》，对已划入保护范围的土地依法固定下来，30

年不变；对从事农业生产的给予倾斜、支持。二是在土地利用上，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未经政府批准不许出售和占用耕地。三是严禁在良田上从事建筑业，加强土地规划和整治。四是加强土壤改良，搞好灌溉和排水工程。

（二）创建新型都市农业，加强市民与农民的交流与合作

都市农业分布在大城市内，与消费者联系紧密，在地理上、技术上有不少优势，因此可充分利用都市农业特有的位置，依托先进的科技和工业技术，创造农业的新附加值。此外，还应对文化、历史、地区间固有的资源和技术重新评价，积极探索新路，创建新型都市农业，以增强都市农业的活力。同时还应十分注重促进都市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继续发展以体验农业、亲近农业为宗旨的观光农园与市民公园。此外还可通过采用举办农产品品评会、讲习会、农业节等多种形式，增强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进而引起广大

市民对农业兴趣，共同提高和增强都市农业的活力。

（三）增加投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加强农业对环境的保护作用

农业的发展日益需要更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需要水利、电力、交通、设施予以配套。因此，要维持和发展都市农业，必须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除稳定政府补贴、贷款投入政策外，还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同时，今后都市农业要进一步向专业化、区域化、社会化发展。日本农业专家与学者普遍认为，都市农业具有保护国土和环境的功能，不仅对农民，而且对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都十分有利有益，因此，要教育全体国民理

解其重要性。

（四）培养和造就与都市农业现状相适应的接班人

在确保都市农业发展的生产基础设施的同时，多层次、多元化地培养下一代年轻农业骨干是至关重要的。鉴于此，日本不少农业专家与学者提出应拓展视野，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寻找出路：一是设定确保都市农业继承者的专业基金会，多方筹集资金，以培育农业骨干、提高务农者劳动素质、吸引农业外人员从事农业等。二是针对都市农业劳动的实际情况，为女性充分发挥能力和开展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三是通过推进研修教育、低利资金的融通、优惠提供土地和信息的网络化等，使本来是农家出身，但在农业外行业就业的劳动力能又回到农业上来，同时吸引非农家出身的劳动力能加入从事农业的行列。

第四篇：环保问题现状与对策

问：伴随着国际环境与发展事业，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

答：我国环境保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保工作32字方针。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提出环境管理八项制度。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制定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大力推进污染防治。

第四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十一五”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14%提高到90%。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环境保护部拒批332个、总投资超过1.1万亿元的“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项目。三是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重金属、化学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所缓解。四是深化污染防治。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Ⅴ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2.3%。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五是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中央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35亿元，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57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六是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环保的氛围更加浓郁。

问：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准确加以判断和把握？

答：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PM2.5问题引起公众普遍关注。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70%左右的城市不达标。今年年初，受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雾霾天气。

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12年，十大流域中劣Ⅴ类水质比例占10.2%，61个重点湖（库）

中24个劣于Ⅲ类标准。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不达标，农村仍有2.98亿人饮水不安全。

生态保护和农村环保亟待加强。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

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全国排查的4万多家化学品企业中，12%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1公里。电子废物、工业废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量持续增加。

问：造成我国目前环境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我国环境形势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唯GDP的政绩观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二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环境压力日趋强化。我国粗放工业模式尚未根本改变，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能源、钢铁、水泥等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日益盛行。如果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势必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和生态风险。

三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压力日益加大。我国对外产品出口承担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逆差。

四是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和法制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制约环保事业发展的体制问题依然存在，环保队伍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越来越不适应。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需加修订，“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篇：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更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合作是符合中非双方人民的利益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非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分析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加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非 经贸关系 问题与对策

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但中非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非洲各国独立后，中非交流更加密切。该时期中国本身的经济基础薄弱，中非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多是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层面的合作极少，合作方式也主要是中国对非洲单方面的援助。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突飞猛进，中非之间的合作已更多地涉及到经济领域。2000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成功举行，拉开了中非全面经济合作的序幕。中非关系稳步发展，合作不断深化，其合作范围也逐步扩大。

一、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

中非经贸交往主要体现为中非贸易、中国对非的直接投资、中国对非援助以及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

(一)中非双边贸易

中非双边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很好地反映了中非经贸关系近年来的深入发展。据统计，中非贸易额1950年为0.1214亿美元，1990年为1.6645亿美元；9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到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为64.84亿美元，五十年内增长了533倍。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200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106.01亿美元，2006年达到554.64亿美元，2007年为733.11亿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68.42亿美元。2000到2007年间，中非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2008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45.7％。

从商品贸易结构来看，中非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二者在各自参与贸易的行业中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从非洲主要进口5类产品(原油、铁矿石、木材、钻石和棉花)，以2007年为例，原油占整个进口额的72％，各类矿产为7％，棉花为1％，铜制品、钻石、钢铁制品、木材均为2％，其他产品为12％；与从非洲进口相比，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更为多样化，其中机器设备和电子产品占比例较高，其次是纺织品和衣服，另外还包括高科技产品、塑料制品、钢铁制品等，由于非洲独立前长期受西方剥削，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所有的轻工产品都依赖进口。中国对非洲出口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中非贸易的发展，非洲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中国对非洲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中非经贸连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非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是双方都愿意积极推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代，中国仅仅同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60年代这一数字增加到13个，1987年达到了46个，到1999年中国已经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50个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2006年第三次中非经济合作论坛53个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同年底，中国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之后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FDI)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也需要足够的市场支撑。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非洲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土地”无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了空间。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非投资增长势头迅猛，2006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为5.2亿美元，2007年迅速提高到15.743亿美元。截止2007年中国累计对非洲的非金融类投资达到44.618亿美元。

中非投资合作机制日臻完善。目前，中国已同3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与10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4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联(混)委会机制。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加速下滑，但中国对非投资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釜底抽薪、大量抽逃，而是迎难而上保持快速增长。1—6月，中国对非直接投资5.52亿美元，同比增长81％。目前，经商务部核准或备案的在非中资企业超过1000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实现自身良好发展的同时，也带去了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为当地培养了经营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