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醉死案代理词

第一篇：喝酒醉死案代理词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本人接受本案原告的委托，受广正大律师事务所指派，出庭参与本案诉讼。经过庭审中证据的举证、质证，案件事实已经了然于胸。本人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参考，并希望得到采纳。

一、被告的行为与原告近亲属廖某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受害人廖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酒精及氯胺酮中毒，但酒精及氯胺酮中毒并不必然导致受害人廖某死亡。受害人廖某死亡与被告的以下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一是怠于救助的行为。根据某司法鉴定中心[2010]病检鉴字第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受害人廖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06mg/100ml，未达致死量（常人致死量为250mg/100ml至500mg/100ml），氯胺酮含量为3.25ug/ml，也未达致死量，受害人廖某致死是由于被告未能及时正确处置，即怠于救助的行为。

二是怠于劝阻的行为。受害人廖某喝酒致醉，其间被告有没有强行劝酒行为，由于受害人不在人世，已经无法对质还原事实真相，但从公安机关对易某等几位女性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知，在某酒吧（简称）203号包厢消费时，受害人廖某出现发脾气、摔杯子等行为时，被告彭某、吴某并没有劝阻受害人廖某继续喝酒，反而和其他人一起先后与受害人廖某碰杯喝酒。退一步说，即使被告没有强行劝酒，只能说明被告对受害人醉酒主观上没有直接故意，但并不能否定间接故意，更不能否定受害人醉酒是由于被告与其共同饮酒行为导致的事实。

三是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受害人廖某血液中检测出氯胺酮，但被告彭某、吴某供认受害人廖某之前根本没有吸毒恶习，这氯胺酮是 1 怎么进入受害人廖某体内的呢？也由于受害人不在人世，已经无法对质还原事实真相，但从公安机关对被告彭某、吴某等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确定，被告何某没有及时发现有人在其经营的娱乐场所贩毒吸毒，被告彭某唆使被告吴某将氯胺酮带进当晚聚会的包厢，后两人又将氯胺酮放入两个杯子中并倒入啤酒企图让聚会女性饮用，这一行为会导致受害人廖某误饮致氯胺酮中毒的危险结果发生。

通过以上，本律师认为，被告的行为与受害人廖某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

二、被告对受害人廖某的死亡具有过错

本案中，被告对受害人廖某的死亡具有过错，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人何某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受害人廖某延误救治时间而死亡。

根据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二十八条规定：“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但被告人何某允许被告彭某等人超时消费，收了两次超时费，如果不是被告彭某等人于近凌晨三时左右主动离开，被告人何某还要超时营业下去。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安排保安人员负责安全巡查，营业时间内每2小时巡查一次，巡查区域应当涵盖整个娱乐场所，巡查情况应当写入营业日志。”第三十一条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发现娱乐场所内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告”。但被告人何某根本没有聘用保安，连聘用的当晚为被告彭某等人服务的包厢服务员韦某都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更谈不上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总之，被告人何某超时营业且没有建立安全巡查制度，没有及时发现相关安全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受害人廖某延误救治时间而 2 死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承担责任。

其次，被告人彭某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其过错有二：一是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被告人彭某唆使被告人吴某将氯胺酮带进当晚聚会的包厢并将氯胺酮混入杯中啤酒企图让他人饮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行为会导致受害人廖某误饮而中毒。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告人彭某曾经履行过及时正确的救助义务，却有充足证据表明被告人彭某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二是没有采取及时正确的救助措施。根据彭某、易某等人向公安机关的供述，发现受害人廖某醉酒呕吐后，被告彭某、吴某只简单处理（擦、扫呕吐物，扶在包厢沙发上睡）后便无节制地继续娱乐，直至凌晨3时左右方离开。离开时，发现受害人廖某已完全瘫软不醒人事却不直接送离某酒吧尺尺之遥的某县中医院而直奔被告吴某家，直到发现受害人廖某面色死灰全无呼吸才拨打120急救，这在某县中医院的出诊记录也得到了印证。

总之，被告人彭某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之规定承担责任。对聚会参加人廖某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承担责任。

第三，被告人吴某是聚会的参加人，其过错有二：一是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被告人吴某将氯胺酮带进当晚聚会的包厢 3 并与被告人彭某将氯胺酮混入杯中啤酒企图让他人饮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行为会导致受害人廖某误饮而中毒。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告人吴某曾经履行过及时正确的救助义务，却有充足证据表明被告人吴某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二是发现受害人廖某醉酒后不及时正确施救。根据吴某、易某等人向公安机关的供述，发现受害人廖某醉酒呕吐后，被告吴某只简单处理（擦、扫呕吐物，扶在包厢沙发上睡）后便无节制地继续娱乐，直至凌晨3时左右方离开。离开时，发现受害人廖某已完全瘫软不醒人事却不直接送离某酒吧尺尺之遥的某县中医院而直奔自己家，直到发现受害人廖某面色死灰全无呼吸才拨打120急救，这在某县中医院的出诊记录也得到了印证。

总之，被告人吴某实施了一系列涉毒的共同危险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之规定承担责任。未尽及时正确的施救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承担责任。

三、关于被告责任如何固定的问题

综观本案，三被告虽无共同故意，但每一个人的行为都针对同一个侵害目标，造成同一损害结果，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且其损害结果无法分割的，属客观的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本代理人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三被告的责任。

四、其它相关问题 第一，关于原告的农户身份问题。原告户口本中虽注明原告为农户，但原告一直居住的某县某镇桥头街49号属城镇范围，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原告应属城镇居民，相关赔偿标准应以此相应。

第二，关于追加的被告问题。被告何某申请将梁某、易某等人追加为被告，对此，原告表示由法庭具体定夺。

第三，关于证人证言问题。被告彭某、吴某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中，廖某智未参加某酒吧的聚会，另一证人是本案被告韦某伟的现任女友及聚会参加人，与本案被告有利害关系。故两位证人的证言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第四，关于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问题。赔偿范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确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告虽未满60周岁，但受害人廖某属原告独子，原告体弱多病而几乎散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任何收入来源，故特请法庭注意扶养费问题。至于计算标准，本案宣判前新标准开始实施，则恳请法庭适用新标准计算本案赔偿数额。

以上建议，请法庭予以采纳。

代理律师：乔耀聪

二0一一年 月 日

第二篇：离婚返还彩礼案代理词

代 理 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 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XX诉赵X离婚纠纷案一审的诉讼代理人，经过调查取证、质证和法庭辩论，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原、被告双方感情基础薄弱，经人介绍后，在相互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草率登记结婚，婚后也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现双方已不在联系，感情淡漠到了极点，形同陌路，且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一致同意解除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

二、原告XX为结婚而给付给被告赵X家的彩礼50000余元，被告应当返还。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当事人请求按照习俗返还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进行婚姻登记，但并没有共同生活，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彩礼钱。对于该事实，被告方辨称，原、被告之间发生过性关系，已共同生活，不应返还彩礼。对此代理人认为，被告所称并不属于共同生活的范畴，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应当是指为双方为共同生活做准备，履行夫妻义务、享受夫妻权益的过程，该过程应当是长期性的，稳定性的，而非短期的，偶尔的、间断性的。如果简单的以婚姻登记后有过性关系，即认定为共同生活，是不符合《婚姻法》关于婚姻的真谛，也不符合民众对夫妻生活的正确认定。故对于被告该主张，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在法庭质证及辩论的整个庭审过程中，以及结合案外证人的证明，已充分证实了原告已按照习俗给付被告彩礼人民币50000余元(其中包括现金31800元和18790元的黄金戒指、项链等佩戴饰品)，对于该事实，被告对现金数目以及收到过戒指、项链等饰品予以认可，但辩称31800元现金中包括改口费用以及虽然收到过戒指等饰品，但并不清楚这些饰品的价格，对此本代理人认为，第一、改口费用是基于双方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的，而现在这种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改口费用也应返还，况且改口费是双方相互给予对方的，根据本市相关风俗，双方收到的改口费用也是相同的;第二、原告主张返还的戒指等首饰，都有相关的购物票据一一对应，完全能够证明其购买时的价格。另外，被告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被告曾经给原告买过一个戒指，要求原告返还戒指和被告父母给予原告的改口费。对此，可以看出，被告对于这种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的赠与，当这种前提不存在时，被告也是认为一方应当返还结婚之前赠与对方的财物的，这其实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请是一致的。综上所述，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50000余元彩礼钱，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法律引导，消除彩礼这种封建社会陋习，使婚姻真在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也使社会风气更加和谐良好发展。代理人年月日

第三篇：劳动案代理词

代理词

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申请人安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的代理人。今天依法出庭履行代理职责，现结合本案的事实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一、被申请人与****没有事实劳动关系，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曾经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其提起的所谓劳动争议更是无从谈起，无须对其承担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的各项义务，应依法驳回其仲裁请求。

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称，其于2013年11月28日进入被申请人的公司工作，从事补漆工作。但申请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被申请人从来都没有委托或者聘用申请人从事过任何工作，也从来没有直接支付过工资或任何形式的报酬给申请人，被申请人甚至根本不认识申请人。

二、申请人诉称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其应承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现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曾经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的证据。

申请人提供的所谓对账单和家具采购安装合同，也并不符合劳动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要件。主要表现为：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并无书面的劳动合同。

2、申请人没有任何被申请人与之直接发生工资关系的凭证。

3、申请人也没有“工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申请人提供的采购安装合同本身并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证据，另外申请人称***出具的所谓对账单，由于***没有出庭作证，单凭一张单据的真实性无法予以证实，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权代表公司出具任何劳务结算单。

由此可见，本案中申请人从法律上并未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合同，也未建立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没有构成劳动关系，则其根据劳动法律法规所提供的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

三、被申请人在外承揽的业务有需要雇佣劳务的，均与具体施工人签订劳务合同，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劳务合同。另外，公司只是委托****去签订《家具采购安装合同》并没有授权***可以代替公司聘用劳动者。另外，淮南古阳国际酒店的项目负责人另有其人并不是***，其只是签订采购安装合同的代理人。***个人写的所谓对账单，并没有加盖单位公章是不被单位认可的。退一步讲，即使，***真实的雇佣了****也仅存在了劳务行为成立劳务关系，也是由***个人雇佣，应由***个人来支付劳务费用，与被申请人无关。

以上代理意见请仲裁委充分考虑，驳回***的仲裁请求。

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

2015年3月6日

第四篇：李小宁案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受本案原告李小宁丈夫高延林先生的委托，特派我担任李小宁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延安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一审的委托代理人。受理本案后，我进行了必要地调查取证，特别是通过刚才法庭庭审，对本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下面，我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发表代理词如下，请合议庭充分考虑。

通过本案的庭审，本案争论的焦点有以下六点：

一、康复治疗的相关费用延安公司是否承担。

被告延安公司应承担原告李小宁包括康复治疗费在内的一切合理费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的，其增加生活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地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可见。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最基本、适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方式。是指行为人以财产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使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未曾侵害的状态。

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一方面，本案侵权人延安公司与受害人李小宁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受害人要求赔偿损失，必然包括康复治疗的费用；另一方面，受害人享有医疗保险是基于受害人与社会保险机构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受害人李小宁是否利用医保支付医疗费，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无关联。也就是说，受害人李小宁享有医疗保险待遇是否合理、是否合法都不是处理本案侵权法律关系所要考虑的范畴。

北京博爱医院隶属康复中心，是“设施先进，收费低廉”的康复医院，本案中，李小宁到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是正当的行为，至于该康复治疗行为是否违反延安市相关医疗保险规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因此，被告延安公司提交法庭《延安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陕西省工伤康复费用结算暂行办法》、《陕西省工伤康复管理试行办法》等八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应采纳。

二、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以下

简称交警中队）出具鉴定委托书程序是否合法。

交警中队对事故进行调解，完全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章《损害赔偿调解》规定进行的。确认伤残等级是进行调解前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调解无从谈起，为此，交警中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四条规定委托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对李小宁的伤残程度进行伤残评定。而且，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第二款留置送达规定。交警中队进行伤残评定委托程序以及送达程序完全合法。

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有效问题。

当然有效。

首先，鉴定主体合法。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具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证号110006008）；

其次，鉴定程序合法，其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基于交警中队的委托，而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和鉴定意见完全是按照交警中队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托书》对伤残评定等级、后续治疗费用预算、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残疾护理人

数及护理期限等四项进行评定。

作为代理人，我充分注意到被告延安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同样一份《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托书》，该委托书委托鉴定的项目也是伤残评定等级、后续治疗费用预算、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残疾护理人数及护理期限四项。只不过这份委托书是2008年2月18日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我们网上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鉴定中心的服务项目，其服务项目七：“本中心承担死因、伤情、伤残等级鉴定”，没有后续治疗费、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和残疾护理人数及护理期限等法医临床鉴定项目。

另外，北京市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由延安市公安局交通支队一大队民警杨勇，常志刚在冯丽和魏权贵的见证下，向郭志宏送达了。

以上充分说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基于原告与被告共同委托，且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送达给被告及郭志宏，其鉴定结论当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交警事故处理中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有效问题

当然有效。该责任认定书市公安交警部门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出具的。关于被告延安公司称其驾驶员“郭志宏驾车三档上坡30码以内缓行，没有超

速的法律事实及其他违章行为，不存在认定郭志宏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法律事实”。对上述主张被告延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和“法律事实”予以证实。相反，按照被告延安公司的主张，郭志宏驾车三档上坡30码以内缓行可能吗？！码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0.9144米，30码就是27.432米，这个程度基本上是蜗牛速度，这个速度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吗？显然易见，被告延安公司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交警中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有效的。

五、李小宁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否合理问题

李小宁的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偿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营养费、住宿费、护理依赖和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损失是原告的损失，护理依赖和后续治疗费、护理费是经过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中心鉴定结论所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须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关于被告延安公司提出原告人为扩大损失，“擅自去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全部费用由其承担”的观点不成立。康复治疗是法律允许的，法律也未禁止到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因此，不存在扩大损失问题。

六、关于被告追加延安广通广电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中心为本被告问题。

被告的追加申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肇事车辆为陕J18258号轻型普通货车，而非陕J18257号。

其次，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1）宝民初字第0076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肇事车辆陕J18258号车为被告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 为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公司为本案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再次，作为被追加人延安广通广电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中心在追加申请上盖章，我认为这堪称我国民商事审判史上的奇迹。

综上所述，请贵院排除干扰，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孙海涛

2011年11月16日

第五篇：蒋晓娟案代理词

蒋晓娟案代理词

大丰市人民法院：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蒋晓娟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诉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代理人，今天依法出庭履行代理职责，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现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与蒋晓娟之间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

二、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没有将原告安全运达目的地，应该对原告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1、本案中，原告蒋晓娟是在下车的过程中跌倒受伤的，原告蒋晓娟的下车过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且是换乘过程中的下车。在此过程中，蒋晓娟与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之间的客运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原告的下车过程是运输过程的组成部分，自然不可排除在运输过程之外。因此原告的受伤应该认定为运输过程中的受伤，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没有将原告安全运达目的地，应该对原告的受伤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2、原告蒋晓娟对自己在换乘过程中受伤，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本案中，原告下车以及下车过程中受伤都是是被告违规倒客、违规上下客，违规停靠所造成的后果。原告本人并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的受伤系其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体现了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的旅客人

身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原则。更何况本案中的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的客运班车，在营运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其中途违规停车、违规上下客、违规更换车辆的倒客行为，是造成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

1、《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除因车辆故障无法安全行驶外，客运经营者不得在途中更换车辆或者将旅客移交他人运送。本案中，正是由于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存在管理漏洞、其经营的客运班车违规倒客，才造成包括原告在内的旅客频繁忙于上下车，最终导致原告在换乘车过程中受伤。

2、《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第16条明确规定，客运车辆应当按照批准的线路、站点、或者经营区域运行和停靠。《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客运班车在城区内不得在站外上下客；在普通公路上图中上下客，不得妨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并保证旅客和行人的安全。本案中，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的客运班车，是停靠在大丰市区花炮厂桥面上未修建完毕的花池旁边，原告被迫下车时，脚无法踩到平整的地面，只能踩到花池边，这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的根本原因。

四、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的客运班车，在营运过程中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安全提示义务。

1、在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就是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承运人须保证旅客在运输过程中免遭各种损害，这既由承运人的营业性质所决定，也是充分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要求。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时，车辆在承运人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的掌管、操作下运行，相对于原告蒋晓娟而言，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对运输过程中的行车、停

车等情况更为了解和掌握。其所属的中巴车驾驶员与售票员系从事客运业务的专门人员，相对乘客而言，其在安全运输方面具有更专业的认识及更强的保障义务。可就是这样的专业公司的专业人员，在违章停车的情况下要求原告下车，实际上就是置原告蒋晓娟的安全于不顾。其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2、作为专业的客运服务提供者，承运人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具备乘客无法比拟的注意能力，也承担着较强的注意义务。《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本案中，驾驶员把车停靠桥上的花池边，显然违反规定，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客运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已及时告知乘客此时下车的不安全性，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五、原告跌伤后，被告的营运车辆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是驾车逃离现场。被告的行为不严重仅违反了合同法第301条关于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遇险旅客的法定义务，也已经谈不上什么职业道德，而且就连最起码的做人准则都已丧失殆尽。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作为承运人的大丰汽车运输公司应当在约定时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安全地从始发地运送到约定地点，这是承运人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对遇险中的旅客应当尽力采取救助措施；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大丰市汽车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没有将原告安全运达目的地，而且其在营运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中途违规停车、违规上下客、违规更换车辆的倒客行为，是造成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原告受伤后被告也没有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原告蒋晓娟对自己在换乘过程中受伤，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不应该承担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代理人：任进勇

2013年2月5日